疫情公共外交的民间创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多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友好人士迅速向我国伸出援手，其中包括一些活跃在中国社交网站上的外国“网红”博主，他们以捐资助物、表达祝福、传递经验等形式构建起一座座休戚与共的连心桥梁。以色列博主高佑思与其拥有400多万粉丝的“歪果仁研究协会”团队在第一时间从以色列向湖北运送了1吨当地紧缺的医疗物资，并将过程故事写成《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一书，成为此次疫情中一个真实动人的公共外交缩影和写照。
在中国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1月底至2月初，新浪微博“歪果仁研究协会”会长、以色列“大V”高佑思（Raz Gal Or）和他的团队一起从耶路撒冷募集了10万多个医用口罩、5万双医用手套、7千件医用手术衣，共计229箱医疗物资，经过多次转运送达中国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成为本次疫情中最早为中国募捐医疗物资的以色列人。随后，他将这段经历出版成《站在你身后！从特拉维夫到黄冈的384小时》（以下简称《站在你身后》）一书， 并将图书所有发行收入捐赠给湖北省医疗学生助学项目，以个人倡议成功转化为集体行动，书写了当代中以两国公共外交和民间情谊的一次创举。
“患难见真情”的人文关怀
《站在你身后》扉页以中文、希伯来语两种语言写下“只有你陷入危难时，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这正如中以两国民间友好渊源的写照。二战期间，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其免遭纳粹杀害，2001年、2007年，以色列政府先后两次授予何凤山“国际正义人士”及“荣誉公民”称号，以表彰他们在保护犹太人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出于对这段历史的感念，以高佑思为代表的许多以色列家庭始终对中国有着别样的情怀。高佑思的父亲高哲铭（Amir Gal Or）从空军退役后创办了英飞尼迪投资集团，随后创办了中以跨境创新平台“INNONATION创新国度”，每年筹办中以创新投资大会，为推进中国和以色列公司在对方国家融合发展做出巨大努力。因在创新和连接中以两国合作方面的突出成就， 高哲铭于2017年获得中国政府授予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于2019年获得以色列最高奖项之一——耶路撒冷奖，并于2020年1月受聘成为中国以色列商会荣誉主席。疫情发生后，高哲铭很快对儿子帮助中国的意愿表示支持，召集一批以色列企业家、公司高管讨论捐赠事宜和具体细节，与会者包括“21世纪全球十佳顶尖医院”舍巴医疗中心国际合作部总经理Ofra Gordon、中医医疗合作机构“创新医疗”负责人Yuval Bloch、特拉维夫医院CEO Roni Gamzo等。这些以色列医学界、政商界顶尖人物不仅以提供医疗物资或采购渠道等方式予以支援，还现场录制了对中国的鼓励和祝福，表达在挑战面前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共渡难关的精神。
“有危必有机”的行动策略
在本次针对疫情的捐助行动中，高佑思与“歪果仁研究协会”团队体现出了极强的反应速度、响应能力和信息敏感性。1月20日，高佑思和阿根廷朋友夏波波（Brain）搭乘飞机从北京回特拉维夫，发现首都机场已经有许多人带上了口罩。1月25日大年初一，面对逐日递增的确诊病例数和湖北省医院纷纷发布的求助信息，高佑思与国内外朋友火速组建微信群“Help Hubei Help China（帮助湖北，帮助中国）”，开始探讨在海外为中国提供援助的可能。高佑思对于中国相关信息的高度敏锐不止出于家族对中国事务的深耕，更是因其作为中国“网红”平日每天刷微博、朋友圈、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的经验积累，这为他们在确定物资线索后与中国国内医院、慈善总会、海关、航空公司、物流公司等机构多方对接奠定了扎实基础。1月29 日，“歪果仁研究协会”发布视频《从以色列找到10万只口罩直接送到湖北，湖北加油！》，宣布要对湖北医疗机构提供援助的消息，该视频在短短时间内获得24万个赞、3.2万条评论、4.5万次转发。2月5日，该号更新了第二段视频《10万口罩从海外送到中国有多难？1吨医疗物资送往黄冈全记录》，向网友公布229箱医疗物资已从特拉维夫运达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该微博获得17万个赞。在书中，作者对物资转运的重重波折进行了详细记述，既有疫情科普、媒体报道、对话截图等外部资料，也有许多富含人情味的细节故事：高哲铭见到当地一名理发师手里拿着口罩，便与他攀谈起中国发生的情况，理发师立刻将仅有的5只口罩捐出以表心意；高佑思在耶路撒冷的大型仓库中发现数箱从湖北仙桃制造出口而来的医用口罩，感叹“这只是以中贸易的九牛一毛”，如今更要用这些商品“反哺”需要帮助的中国。官方背书与自发行动相辅相成，客观援引与个人心路交相辉映，造就了本次活动效果上的成功，也为《站在你身后》一书增添了别样动人的情感。
“润物细无声”的社会效益
在本书尾声，高佑思抒发了自己2012年以来在北京求学、生活的经历。他感慨，很多在华留学生都因语言隔阂和文化差异而像是中国社会的“局外人”“边缘人”，而中国人实际上同样对这些文化上的“他者”存在许多不解与求知欲。以此为出发点，高佑思和中外友人联合策划了一系列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广泛影响的项目：2016年以来，他们采访了超过5000个来自100 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呈现当代中国的“外国人2.0时代”；亲身体验外卖员、快递员、淘宝店主等职业，制作成《别见外》系列纪录片，展现各个群体为中国社会构建的坚韧支撑；2020年3月，新冠疫情也在以色列发生扩散，高佑思在中国网友的引导下得知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联合浙大一院为海外各国抗疫推出的多语种版新冠肺炎防治手册，随后他自费打印了300本附有微博网友祝福评论的该手册，将其送往以色列舍巴医疗中心和阿斯塔医院，为当地医生解决医疗应对举措上的燃眉之急。在高佑思“会长”的带动下，“歪果仁研究协会”其他“会员”也为促进中外友谊做出大量努力，例如博主夏波波与来自澳洲的贝乐泰于2月26日发布了“小伙体验女性月经”的视频，呼吁广大网友对女性医护群体提高关注，并向湖北仙桃第一人民医院捐赠一批卫生巾和安心裤，中国妇女报等官方微博参与转载，引发广泛议论。
将高佑思与“歪果仁研究协会”的系列行动作为案例剖析可发现，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行动不仅需要多主体共同调动资源形成密切配合，需要对时事热点的高度关注和快速响应，归根结底更需要破除国界藩篱，拥有“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的普世关怀与同理心。正如作者在《站在你身后》中写道：“‘全球化’这个词要被人们说烂了，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我们生活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趋于活在自己的世界，不愿意真正去了解那些远方的人与事。……如果未来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了灾难，我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捐助。”又如本书的主旨：“无论你是谁，所有人都能帮上忙，所有事情都有意义。”这句话不仅是在疫情这段特殊历史时刻发出的呼吁，更适用于人类普遍、恒常的公共外交实践。
鲍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智库如何影响内政和外交政策议题？
《第五阶层：智库·公共政策·治理》（詹姆斯·麦甘著，李海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一书概括性地界定了智库，并关注到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现象，通过分析克林顿至奥巴马执政时期国内外重要政治议题的大量案例，阐明智库在市民社会中作为第五阶层，是如何连结知识和权力、民众和政府，并将研究成果和政治思想融入政府政策决策之中的。
目前就全球范围来说，智库在各个国家内部及外交政策的决策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的作者詹姆斯·麦甘，是美国最早研究智库并提 出完整定义的学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建立了美国智库的数据库并继续从事智库和公共政策的研究，目前仍在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研究员、“智库与外交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
书名中的“第五阶层（The Fifth Estate）”指清晰界定的、解决公众利益的组织构成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分工类型早已有之。学者克劳福德·古 德温（1995）认为其中包含政策研究所、学术网络、政党、大众组织和政策分析家，本书借用了古德温对“第五阶层”的界定和划分，同时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智库发挥着这一阶层的功能，因此提出智库本身即独立的“第五阶层”。
什么是智库？本书在第一章“智库与美国的治理”中首先对已有的学界定义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发现传统定义不是过于宽泛就是过于狭隘，无法将领域广泛、差别众多的智库完全概括其中。麦甘在“常设组织、相对自主、 以研究为基础为公共政策决策发挥作用”的基本观点上，提出了相对灵活的定义：“智库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交流的机构，它们针对国内和国际议题产出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议题做出明智决定。智库可以与政党、大学或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是作为常设组织的独立机构，而非临时性的委员会。”
在第一章，本书梳理了智库的类型、发展类型、议题变化以及美欧两地智库的特点差异。在经历了三次智库浪潮后，智库在全球数量和影响力急剧上升，当前北美和欧洲地区拥有超过一半的智库，同时亚非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也在快速扩展中。
本书还特别提到，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智库发展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到该社会环境的影响。美国的智库之所以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充分全面地成长，得益于充裕的资金支持、政府与智库之间较高的自由流动程度高、透明的财政管理以及不信任政府但信任私营部门帮助政府的传统。而随着自身的发展，智库开始反哺社会，高效、专业、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相比于一般 公共部门，智库受政治影响小、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决策资源广泛、信息的传递和解释更有力。随着对智库利用的增多，智库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越来越多，不仅为公共部门提供分析及决策建议，同时，出于保持组织自身关注度的目的或者政府部门公关的要求，智库的学者主动著书立说、接受媒体曝光，向公众传播思想并改善公众教育和游说工作。
基于对美国政府及其决策进程的案例研究，本书在第二章专门引入“旋转门”（理查德·哈斯，2002）的概念并解释了这一美国特有的现象，即政府和智库之间人才大幅度循环性流动：总统选举结束后，智库的专家和管理者有机会进入或者被挑选进入新政府任职，成为新晋官僚；而离开白宫的政府班子或者落选的候选人团队则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影响力进入智库，回归研究同时继续参与政治决策。“旋转门”为智库和政府的人员提供了过渡的桥梁并将两方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一效应强调了智库对选举时期形成所谓的“候任政府”的助益，以及对新政府提供新鲜血液的重要性。
那么智库是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塑造与走向的呢？作者在第三章中纵向挑选了从克林顿至奥巴马政府时期一些重要的政策议题，以揭示智库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方法。书中介绍的一个案例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1935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建立了以向雇主和雇员征税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养老金制度，此后经过多次修正和其他法案的补充，形成了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国内经济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等情况出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出现短期短缺的危机以及未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问题。政府对于社会保障问题相当重视，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均有提出过缓解社会保障制度资金压力的建议或方案，但最终未能有效实施或未被国会通过。而民间智库在竞选主张、政府执政、国会听证中均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保守派智库和自由派智库对社保改革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保守派智库主张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比如克林顿政府授意组建的“1994-1996年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就一直有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积极活动的身影，该智库的常驻学者卡罗琳·L·维沃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社会保障资金通过公民向个人所有和控制的有担保的退休账户提供资金 获得。社保改革本身就是历届总统竞选中都十分关注的议题，美国企业研究 所、新美国基金会、卡托研究所等智库在小布什竞选总统时期向其提出“建 立私人退休账户”的建议也被其采纳进大选核心议题的主张之中，而成功当选后，小布什也创设了“加强社会保障总统委员会”以推进私有化改革，允许个人将部分社保税款投入市场投资，待其退休后将投资所得折算成退休补助金发还本人，后来由于该改革提议争议过大，小布什还提出了渐进价格指数提案作为补充，但最终迫于党派和公众的压力在任期内未能成功实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就包括维沃和上述三个智库中倡导私有化 改革的学者们（但该委员会中亦有反对私有化改革的成员），从智库助益竞选团队到竞选成功后智库成员被挑选进入新政府任职，智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智库人员的流动印证了“旋转门”的观点。
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学界中反对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的声音也渐长，自由派智库认为社保制度私有化对普通工薪阶层负担过重，更倾向于调整工薪税的改革方向。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研究中心（CBPP）批评小布什政府推进渐进价格指数会对中等收入人群带来负面影响。曾任职于该智库、 后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主席的杰森·弗尔曼提出少量减少总退休补助金，同时累进增加工薪税。美国进步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EPI）也提议提高或取消工薪税的收入上限，该措施可在中短期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对收入群体的负面影响范围较小。另外，布鲁金斯学会也提出政府渐进削减退休补助金、渐进提升工薪税税率、上调纳税收入最高限额、提高纳税者数量等建议。奥巴马时期政府更青睐自由派智库的主张，支持提升工薪税上限，并考虑制定一种名为“圈饼洞”的区别税收政策，但他反对削减退休补助金。
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在第四章中同样举数例说明智库是如何服务于外交政策的。从20世纪90年代始，朝鲜核问题一直是美国外交乃至国际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冷战对抗的延续，美朝始终在“相互威慑平衡”和“半岛无核化”之间博弈。作者选取朝鲜核问题这一较为突出、历时完整的案例，对克林顿至奥巴马时期智库如何提供外交政策选项和推动政策议题持续辩论作了解释与说明。
在对朝立场上，智库分为强硬派和稳健派，强硬派的代表有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等，稳健派的代表则有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1994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与朝鲜谈判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协议内容以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援朝鲜建立轻水反应堆核电站为交换条件，敦促朝鲜冻结并最终废止核武器开发。该协议遭到了强硬派的抨击，其中传统基金会主张对朝核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倡导多边会谈，争取全面废除朝鲜核武器计划。
小布什上台后没有延续克林顿的行动方向，而是选择结束美朝双边对话，转而争取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小布什倾向强硬派主张的重要原因就是其不少政府成员来自传统基金会，比如提出“邪恶轴心”的发言稿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就是该组织的资深政策顾问。尽管朝鲜曾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对话，但小布什政府从不予理睬，而是坚持传统基金会的策 略路线。在奥巴马上任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则不断向其强调军事硬实力的重要性，批评奥巴马政府削减防务开支的举措，认为美国必须在亚太地区与日韩紧密合作，争取盟友，获得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话语权和主导权，以确保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另一方面，奥巴马致力于提升美国软实力的外交政策则得到了稳健派如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会提出的观点如“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机制”“争取国际社会对朝鲜问题的共识”“美朝应直接开展双边对话以推进朝鲜问题实质性解决”等也相应地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认可与执行。
作者还特别提到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就是当执政政府不采用智库提出的意见时，智库会通过媒体等渠道公开批评、敦促总统及其政府吸引民众对他们意见的关注，以对执政政府施压。比如传统基金会成员先后公开指责小布什政府在六方会谈期间没有对朝鲜采取强硬的手段、牺牲美日韩关系和利益以换取朝鲜的核实协议（verification protocol）。又如在朝鲜2009 年发射导弹后，传统基金会的博客“铸造厂（TheFoundry）”就批评了奥马巴政府在此事上的应对不力，后又游说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应对金正日离世和朝鲜政权变更中可能出现的危机。
从智库影响国内外政策制定的案例中可以看出，首先，智库是政策制定的研究者、评估者、倡议者，其独立思考与发声使得竞选团体和政府主动或被动听取多方意见，利用充分的信息制定出政治主张或政策。当然，智库和政府由于思考角度和利益背景不同，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和主张，当智库的政策意见与政府相左时，智库也会通过媒体宣传、会议研讨、游说等不同的方式进行建议和辩论，由此影响竞选观点或政策方向。
其次，智库的意见即使未被时任政府采纳或者未得到国会的支持，也能为未来政策走向或下一任政府改变政策主张积累民意，得益于智库运作的独立性、连续性以及“旋转门”特点，某些政治议题可以长久置于不同执政政府的桌面上，某些观点和方案也有机会留在未来政策辩论的议程中。还有一种，是由非正式议题网络促进下成立的针对某一事件的意见群体，比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多曾就职于政府部门或智库（也体现 了“旋转门”的作用），因此使得该委员会的辩论在民众间拥有巨大话语影响力，迫使政府在之后的决策中考虑并采纳委员会提出的意见。
再来，政府通过肯定智库的作用提升了白宫（行政权力）的地位，使其在政策制定进程中能较独立于两党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会对政府的施压和影响。相辅相成地，智库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提升了其社会话语权， 他们不仅能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也能利用民众对私营部门的信任以及向公众有效传播信息的能力向民众解读政策，可以说智库亦是影响美国政治形势的重要角色。
当前，智库的发展与转型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作者尤其关注到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行为模式的变化。一方面，智库从全世界吸收优秀的知识和顶尖学术人才，加剧了智库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打破了文化交流的障碍，创造了更平等的竞争环境。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输出“美式”智库，从全球各地建立起的智库又构成了知识网络， 有利于跨国交流合作和政策传播。此外，作者也提到了世界范围内民主化运动、技术革命、“黑客”、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运动等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对于智库发展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
美国智库突出的问题在于资助模式由长期的、制度性的基金会支持改为短期的、特定项目的有限私人和公共资金支持，这威胁到了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效果，即“研究政治化”，但有限的资金也使智库的专业化增强，聚焦重要议题，完成重点问题的研究。而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多，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加剧，未来也会出现合并、收购、协作等发展模式，这有助 于优质智库不断提高话语权和竞争力。此外，不同的性质的智库在发挥着各种功能的同时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偏见，需要政府和民众将“游说需求”和研究成果加以辨别区分。
时代日新月异，智库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智库的发展使得人才、知识、思想得到延续与交替，为政府政策制定持续提供前沿、实用的建议，得以预见在未来依然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作出持续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面对新形势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智库既是国内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增强国际交流、实施战略传播的专业力量。我们应正确认识国内外智库在运作模式上的差异，取其精华、改革创新，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黄琳：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从战略传播看我国海外利益保护
2020年1月8日，昆明海外利益保护高端论坛顺利召开。应昆明新时代海外利益保护与安全问题研究院院长梅建明教授邀请，笔者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从战略传播看海外利益保护”的汇报发言，本文是该发言稿的修订扩充版。
什么决定意义的生成
任何符号只有置于特定语境中才能产生具体意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好！”。如果脱离了具体语境，就没有办法确定其意义。譬如，当听说亲友金榜题名时，你说“好！”就表示高兴；当你听说你不认同的人没能如愿高升时，你说“好！”也是表达高兴，但从深层看，两个“好！”的功能恰恰相反。再举一例，学校里上课和下课的铃声，在音质、音调、音强、音长上一般没有区别，那么听到铃声后怎样判断其意义呢？这要看语境：如正在上课，铃声就代表下课；如孩子们正在室外玩耍，那铃声就代表着上课。总之，语境决定符号的意义。我国海外项目、主张和活动就是一系列符号，对其认知取决于语境的优劣。
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贺尔（Stuart Hall）说，对一个文本的解读存在三种倾向：理想式解读，即全盘接受；对抗式解读，即全面质疑与否定； 商榷式解读，即接受一部分而否定其余部分。换言之，对同一个文本，编码者和解码者的赋值往往不同。那么，哪些因素决定解读倾向呢？新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一个黑箱，这个黑箱决定了同一个刺激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反应。这个黑箱是什么呢？就是上文所说的语境。所谓语境，狭义地讲是指语言的使用环境，广义地讲是指制约符号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和。语境是个动态的层级装置，只有谙熟语境的构成和特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的传播目标。
台湾大学张锦华教授设计了一个事实建构模型，简言之，对“事实”的解释受制于人和社会，前者包括人的意识与实践，后者包括语言、制度、价值观与社会共识。事实上，传播双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会在较高层级制约着文本的意义生成。随着认识的深化，现在看来张教授设计的这个模型还应包含传播关系、利益关系、历史因素、竞争因素、外部干预等等。有必要指出，有些语境要素是内隐性的，解码者自己未必察觉，而有些语境要素，解码者有时不愿承认受其影响。观察者需尽量识别出所有重要影响因子，才能理解、预测和控制传播效果。
上文讨论的是符号（文本）在一定的情况下的意义生成，但在实践中， 传播者为了塑造有利的环境总会精心创造、选择和组合符号，并努力铺陈语境——设定语境的的中心与边界——以影响对文本的解读方向和大小。也就是说，意义的生产并非解码者单方面能够完成的，而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共同（各自）努力的结果。当然，如果编码者不具备所需的传播素养，对解码者和传播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预期的传播目标就很难达成。有时候，甚至你提供的信息越多，双方的歧见会越大。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不可沟通性”和“冲突的螺旋”这两个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战略传播是首选工具
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Norman Fairkra）强调，解码的中心工作是在语言之外，而非语言之内。与此同理，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言外语境”。譬如，如果对中国政府（西方不友好的舆论称之为“中共政权”）的认知是负面的，那北京提出的任何倡议都会被理解为自私的甚至是邪恶的，都应当被抵制。所以美国第42任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曾说，今后控制世界的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实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为何？因为认知的改变是无法单纯靠暴力实现的。至此我们不难理解，要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就必须改善国际社会（尤其是目标区域）对中国政府的社会认知，改善我国国际项目、政策、行动和倡议的运行环境（即语境）。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无指导改善国际形象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成熟的作业模式），目前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落后状态。但笔者相信，9·11事件后美国人开发的战略传播理论是当下中国亟需的非动力核武器。所谓战略传播，是英文strategic communications的汉译，这个译名具有歧义性，而更精确的译名是“战略性传播”。国内有人认为，战略传播就是关于战略的传播，这是汉译名“战略传播”引发的误解。众所周知，动力性武器，如战斗机，具有代差；其实非动力性武器，如信息战武器，同样存在代差。为尽快缩小代差，无论动力性还是非动力性武器的研发，笔者都坚决支持“拿来主义”。
9·11事件后，美国部分朝野精英开始反思，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仇恨美国？是美国的对外传播出了问题吗？由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资助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应向民间学习营销、广告、公关理念和手段，把战略传播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美国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把战略传播列为八大国家实力之一。那么什么是战略传播？美国《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之战略传播执行路线图》的界定如下：“美国政府理解及接触关键受众的聚焦式过程与努力，通过信息、主题、计划、行动与国家其它力量的协调同步，来创造、强化和维持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和目标的环境。”《美国国防部军事术语词典》（JP 1-02）对“战略传播”定义也强调战略传播要“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VOA前执行主任Hans N. Tuch曾呼吁，政府要重塑海外传播环境以减少对美国政策的误解，误读会复杂化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尚未被我国精英们充分理解。
所谓战略性，是指服务于组织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从海外利益保护视角看，战略传播的核心功能或使命是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海外项目、政策、行动和倡议的解读语境。具言之，就是要催生更多理想式解读，减少对抗式解读。当然，美国开展战略传播的目的是控制世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我们借鉴战略传播的目的不是损人利己，而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换言之，中美两国赋予战略传播的使命迥异。
以战略传播塑造利我语境
关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社会的认知不尽相同，仅对抗性解读就有多种：过剩产能输出、中国模式输出、地缘政治野心、重塑国际秩序（挑战美国全球领导权）、制造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等。从应对角度看，笔者建议将相关认知分成两大类：内生型和外生型，前者是指目标地区（群体）内部生成的看法，后者是指在外部影响下生成的观点。一般而言，这些舆论的产生过程不难监控。无论具体指向如何，一个成熟高效的应对机制会在负面看法酝酿之初就及时回应以粉碎抹黑的企图，若待负面看法诞生流传之后再反击，一般而言成本将增加很多甚至无法彻底扭转或根除。
从战略传播视角，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的上上策是提升我国政策、倡议和项目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并非法律概念，而是指被目标社会接受的程度。合法性有两个层面：一是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二是我国海外项目及倡议的合法性，其中前者是上位概念，后者是下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上位安全影响甚至决定着下位安全，汉语中“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唇亡齿寒”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性的战术传播，成本高、效益低，我国为此已经付出了较高的代价。
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战略传播报告》，列举了战略传播的四大使命：提升美国的可信度与合法性；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与合法性；促使特定目标采取具体行动支持美国（或国际）目标； 促使竞争者或对手采取（或不采取）特定行动。一旦在国际社会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再在较低维度上维护行动、政策和项目的合法性，那将是难于上青天。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可信度与合法性是“将”，具体项目、行动、政策和倡议是“兵”。所以，当我国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要甄别是否与合法性有关。
按照美国军方的指南，战略传播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转换成符号学和传播学的术语，就是创造利我语境以争取对我方传播文本的肯定性解读。罗兰·巴特尔曾提出过一条原理，只有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这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异曲同工。在大多数情形下，系统本身不能解释自己，需借助垂直运动来理解水平延展的现象。从根本上，创造利我环境的过程就是引导目标受众从更高维度重新观察认知客体的过程。在实战中，具体目标（实施路径）之一就是提升我方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手段之一是削弱对手和敌人的可信度与合法性。总之，改善我方战略的运行环境（语境）是战略传播的一级评估指标，提升我方可信度和合法性是战略传播的二级评估指标之一。
具体到“一带一路”倡议和项目，我们至少要掌握如下基本信息：一是意义，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二是态度，谁支持？谁反对？为什么？三是利益，谁受益？谁受损？为什么？四是情感，当地人希望什么？担忧什么？ 为什么？五是身份，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身份；六是认知，当地人的既有认知和认知特征；七是接受，当地人接受什么方式和力度；八是网络，目标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类型与特点；九是外力，区域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等等。从跨文明对话视角，我们要全面掌握相关文明的基础、结构和内涵。厘清上述问题至少能够提高我方的跨文化意识或文化敏感度。为此，笔者建议我国跨界沟通者忠实记录所见、所闻、所想，在记录过程中要区分事实和观点，避免夹叙夹议，尤其不要忽略自己不理解和不认同的情况；要尽量多渠道采集并核实信息，并本着先内部后公开的原则分享相关资料。
那么，战略传播又是怎样创造和维持有利于美国的环境的呢？具言之， 是怎样提升美国的可信度与合法性而削弱对手的可信度与合法性呢？基本原则之一是保持信息的一致性，语言、图像和行动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都要传达一致的信息。这里的一致性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挑战是如何保持内外一致性，不给对手留下口实。美国共和党政治顾问惠特·艾尔斯（Whit Ayres）曾提出“可信度三要素”：第一，绝不为无可辩护的事情辩护；第二，绝不否认无可否认的事情；第三，绝不撒谎。根据西蒙·安浩（Simon Anholt）的研究，传播对改善国家和地区形象的贡献率只有5%。笔者曾多次指出，任何代言人，只要违背常识、人性、公义， 越是善于狡辩，越是让人难以或不敢反驳，对代言人及其所维护的组织的伤害就越大。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普遍感到自由和幸福，对外传播才会发挥作用。换言之，国家的真实状况是最具权威的文本，该国制造的符号文本必须与此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会伤害自身可信度与合法性。
改善全球传播任重道远
我国学者朱跃等指出，“人的大脑具有拒绝语义真空的自然属性或倾向，对任何无意义的东西，大脑都会努力从‘无意义’中得出‘有意义’的东西来。”又因为虚拟伤害具有转换成物理伤害的倾向，所以美国战略专家建议，应将战略传播置于决策的核心位置，也就是在规划阶段之初就注意争取理想的传播效果。笔者要强调的是，专业传播者必须是决策程序的一环。所谓“专业传播者”，是指具备扎实的传播学素养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熟知国际传播生态的专业人士。在真相坍塌时代，大多数文本的意义主要是由开放性语境决定的，这使得文本重心偏移到了读者一边。正因为如此，透彻了解目标社会和群体，与之建立信任，才比传播观点更加重要。而要达此目的，提升我国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战略理解能力就是重中之重。所谓战略理解，就是理解作业环境的人文系统和社会动力系统。虽然我国自古就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警示，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这方面的实力依然相对落后，已经阻碍了我国战略目标的实现。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已在《隐情不报猛于虎》和《我国情报系统亟待升级》两篇短评中有所阐述，此文不再赘述。
在当前我国面临的全球传播生态中，意识形态对立需要引起格外警惕，笔者认为有效的破解之策是整合民间力量，而这恰是阻碍我国提升可信度和合法性的一大瓶颈。调动和整合民间资源首先要革新理念，客观对待舆论不一律，充分认识到国际化的跨界沟通者是目前我国的珍稀“国宝”，但遗憾的是他们正被目前僵硬陈旧的“传播”制度所束缚，甚至被误解、误伤，所以有人称之为“夹居者”（足见其尴尬甚至危险之处境）。笔者一直相信： 外部遏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遏制。中国精英尚未充分意识到，我们需要向全球提供有效的信息供给，而只有专业人士和组织才能担此重任。为此，充分的制度性授权是基本前提。舍此，提升对外传播力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说，能否有效调动民间资源已成为衡量我国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要有效维护海外利益，我国的全球传播必须是效果导向而非立场导向的。我国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必须认识到，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所以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旗帜鲜明地喝止“越左越安全”的歪风，必须高度警惕不同包装之下的“伪学者”和“伪成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邓建国教授警告说，在危机面前，我们迫切需要基于专业知识的立场，而不是基于立场的“专业知识”。笔者甚至认为，基于立场的“专业知识”数不尽数，在有些特殊场景下甚至淹没了专业知识。早在2007年笔者就曾公开呼吁，有人打着爱党爱国的旗号害党误国。错误的理念和做法时刻都在塑造着中国的负面形象，抵消我国提升国家形象的努力。习近平主席指出：“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而笔者认为，我国的传播体制亟需识变、应变、求变。
毕研韬：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南三略传播研究院（有限合伙）执行院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研究：概念、理论与议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通过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大循环，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开放经济同时也意味着更多内在与外来的风险与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安全开始进入中国政经与学术界的视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发展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安全的概念、理论与研究议程急需加以梳理、澄清和发展。
开放型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中国的主动选择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市场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经济的开放。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开放扩大了资源配置的范围，商品、资本、技术乃至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开放扩大了市场竞争的规模，基于比较优势的跨国竞争倒逼着经济效率的提升。
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开放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形态和各国的主动选择。
扩大开放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之一，也是中国经济面向未来的坚定选择。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概念及理论悖论
著名国际安全学者巴里·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议程》一书中指出：“‘经济安全’代表了一种可广泛应用的绝对价值，他是一个虚幻的观点、一个妄想。真的‘经济安全’是由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起来的奇怪而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概念。”作为一个主体多元、指向模糊的概念，经济安全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经济安全通常是指个人和家庭生存需求的就业、收入、福利问题，例如耶鲁大学2017年发布的“经济安全指数（Economic Security Index，ESI）”衡量的是美国家庭的经济福利状况。此外，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指向公司、阶级和国家。
在中国学术界，经济安全一般都指向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包括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把经济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国家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经济化，它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以及带来的相应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樊莹，1998）。2005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一书中从广义的理解角度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休戚相关，因为发展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弱国无安全。”2014 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也是从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
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最权威、最具实力的行为体，将国家作为经济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个角度毋庸置疑。但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角度极有可能带来三个局限性：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经济体的安全往往超越一国的范围，需要从全球、区域等更大的视角加以关注； 第二，国家安全通常遵循零和博弈的逻辑，而基于市场的跨国经济关系往往是“非零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逻辑有可能诱导经济安全的极端化；第三， 从国家角度考察经济安全容易局限于国家安全需求的满足，从而忽视经济及经济安全本身的运行特征和规律。
因此，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研究，必须以经济社会自身的运行为主体，回到安全的初始概念。鉴于安全指的是不受威胁且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那么经济安全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免于威胁、危险与损害，保持资源最优化配置运行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措施和行动。在这个定义中，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体”，这既指向国家，也可以指向更大范围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体，以及非国家、次国家的经济单元。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经济运行的效率，即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排除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负面干扰。
这个定义排除了现有的经济安全研究内在的局限性，但研究者还无法摆脱社会科学既有理论的陷阱。自由主义理论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无法解决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和市场失灵问题。重商主义理论重视战争、军事、安全和市场公平问题，很容易落入“国家中心主义”的巢窟。依附理论揭示了世界经济的剥削性，却无法解释全球化时代“中心—外围”的流动性以及中国的成功案例。
即便摆脱了社会科学几大主流理论的桎梏，经济安全研究依然无法摆脱巴里·布赞指出的“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出来的逻辑悖论。相互冲突的现实利益和理论逻辑，使得研究者很难在效率、公平与安全三个价值维度当中求得完美的均衡状态。与此相反，研究者更应该在以下各种悖论关系当中小心推理，避免绝对化和极端化。
效率—安全悖论：开放经济的效率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竞争则意味着市场的所有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永远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状态，如果经济安全意味着给所有行为体绝对的安全环境，那就必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
市场—国家悖论：开放经济要求整合全球经济资源展开最优化的配置， 意味着世界经济融合成单一的大市场，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依然处于列国分治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与政治权威的分散性，是当前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竞争—保护悖论：竞争是市场的强心剂，但竞争过于激烈时候，竞争的成本就会增加，从而降低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律的推动下，跨国的竞争导致一国的收益和福利下降，催生了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从而阻碍全球市场的自由运行。
实力—安全悖论：实力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实力就意味着不安全，然而一国实力的增长则意味着他国的不安全，于是刺激他国加速发展实力，反过来又造成了本国的不安全。这一螺旋循环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安全困境”。
相互依赖悖论：开放经济加速世界经济融合，各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实现资源禀赋的最优化配置，这一理想和现实的状态推动了经济和产业链的相互依赖。2011年罗伯特·欧基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指出，相互依赖意味着一国经济和产业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平等的相互依赖还会成为权力的工具。
发展—环境悖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以攫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资源的稀缺性、污染的外部性、物种多样性、气候和生物圈的成本不在市场成本的计算之内，而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的重大不安全因素。
集体行动悖论：面对资源、环境、安全等公共性问题，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唯一有效的途径，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存在收益分配和成本负担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集体行动的公共物品缺失，相对收益的不平衡导致实力对比的变化，由此还会带来霸权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
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特性与议程设置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受种种因素影响， 多边贸易体制徘徊不前，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特别是发生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都构成了严重的打击，破坏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其负面效应还在持续扩散。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与开放的决心和趋势没有改变，而随着各类风险的急剧上升，经济安全日益成为理论和现实的迫切需求。
维护经济安全应更加深入地探究经济运行规律，把握世界经济的脉动周期，查找经济发展的薄弱点和脆弱性环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内外风险和挑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开放性。尽管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负面的影响，但从主观上看，不能否定全球化下开放经济带来的效率与福利普遍提升；从客观上看，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推动了“地球村”的出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也很难被个别国家、个别群体和个别政客改变。因此，维护一个不断开放的世界经济安全必须坚持开放性，不能简单地“闭关锁国”，倒退回封闭经济时代。
动态性。经济运行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其内在的波动、周期和规律，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究这些规律，已经取得了很多认识成果。经济安全也不能采取静态的态度，要在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周期律中化解风险、把握机遇。
相对性。从哲学上讲，安全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包括时空的相对性，又包括互动的相对性。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任何单一经济体都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与其他经济体和行为体的互动均衡中取得相对的安全。绝对的经济安全意味着巨大的效率代价，同时也意味着他者乃至整体的不安全。
在安全研究领域，正如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在《新安全论》一书中指出，存在“安全化”的倾向：某些问题一旦被定义为安全事务，就会使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地位，甚至取得非常规方式处理问题的权力，打破常规的政治规则，调集整个社会力量和资源加以处理。类似的现象在经济安全领域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设定经济安全研究议程时应特别加以注意。
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安全研究，从“经济体免于威胁、危险与损害，保持资源最优化配置运行的状态”的定义出发，兼顾经济安全的开放性、动态性和相对性，应从以下几个概念化的角度设置研究议程。
一是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开放条件下，经济要素的跨国乃至全球性的自由流动是资源最优化配置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这其中可以包括能源、资源、原材料通过合理市场价格的便利取得问题；交通、物流、运输的通道安全问题；资金、技术、人员的相对自由流动问题等。
二是生产体系的平稳运行问题。开放型经济的生产组织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垂直分工，或者国际产业界的横向分工合作，多层级的技术转让、跨国或跨区域的生产组织以及全产业的相互依赖性。由此，带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问题，一旦受到人为或自然力的中断，就会造成连锁性的损失。
三是分配体系的公平运行问题。市场竞争的天然后果是分配的不平等， 如果不加干预，就会带来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与安全。分配的公平目前主要通过国家力量实现国内的相对公平。然而开放型经济还要注意跨国的相对剥夺问题， 如不公平贸易条件造成的“中心剥削外围”现象、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化带来的福利下降问题等。
四是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问题。任何经济体都是在特定政治、法律等相关制度环境下运行的，制度左右着市场交易的成本。当今的全球开放型经济运行在一个缺少国际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当中，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和国际制度的薄弱性始终干扰着这一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如何保持各国相关制度的透明、稳定、可预期，如何发展完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功能，以及如何推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机制，是保障经济安全不可或缺的环节。
五是经济体系的环境安全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自然资源的短缺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显著因素。在不影响发展效率的同时，纳入环境外部性成本，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开放条件下还需要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和协调行动。此外，新冠疫情也再次提醒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人类依然渺小，传染病、地震、海啸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也会对经济安全构成重大的冲击。
经济作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物质精神资料活动的总称，构成了人类及社会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国家是上层建筑；国家会消亡，经济亘古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安全的研究不仅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开放型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寻找真问题、避免伪命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余万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前景与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构建一个以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改变公共外交信息传播的法则与模式。在这一新的生态系统中，公共外交的成效将取决于能否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数据或信息的交换与传递，公共外交将从数字公交外交、数据公共外交迈向智能公共外交的发展阶段。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最有可能的应用前景包括：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政治机器人的计算传播、人工智能驱动的沉浸式体验传播应用。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也存在挑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了社会信息系统和决策系统的脆弱性及风险性，大型技术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权力结构中的上升，以及技术水准与实际应用的不匹配。
人工智能技术是21世纪的核心技术。尽管这一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未引发显著的连锁式革命，但国内外学者均指出，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推动国际技术格局与生产力格局的重塑，引发国际关系模式及结构的调整，重塑国家间权力斗争的疆域与规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子领域，公共外交也必然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变革。如果将公共外交从广义上理解为一个国家与外国公众的接触和沟通，并将“信息和观念的跨国流动”视为“公共外交的中心”，人工智能技术也必将对公共外交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回顾公共外交的发展历史，信息技术的进步是推动公共外交演进的基本动力要素。从传单、海报、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到短波收音机、卫星电视等电子媒体，再到网站、社交媒体等网络媒体，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都提升了跨国界的信息传播速度、规模与效率，改变着公共外交主体与目标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的边界与面向，也改变着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获取与行使权力的方式与途径。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发展及其应用也同样为公共外交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公共外交运行模式与法则的根本变革。
自1956年美国学者在达特茅斯“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能”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经过60余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整合和转化了计算机科学、统计/机器学习、心理学、神经科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硬件设计思想”的跨学科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专家系统、“深蓝”等推动人工智能从理论走向实用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但由于计算水平和算法的不足，以及有限的智能化实现程度，人工智能始终没有突破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 实现普遍的社会应用。近十几年来，在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算法的突破与进步、互联网和物联网提供的海量数据积累、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GPU）和云计算平台对计算能力的提升这三个新因素的推动及相互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提高在语音识别、图像分类、视觉理解等方面的效率和准确性，并在安防、医疗、金融、教育等垂直行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目前应用层面的人工智能仍然局限于专门人工智能，在概念抽象、推理决策、联想创造等认知智能方面还有所欠缺，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弱人工智能也已经突破了人类在数据处理、计算强度甚至创造力方面的限制，在特定场景、规则明确和既定输出条件下，机器的任务执行能力已经超过了人类。据德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白皮书》的报告，2020年接入物联网的设备将增加到500亿台，5G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最快1Gbps的信息传输速度，加上Capsule概念、迁移学习及其学习模型和算法新思路的提出，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新高潮。
人工智能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从根本上指向技术进步对社会信息系统的重构。喻国明、杨雅等学者提出，基于5G和物联网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渠道、虚拟和增强现实以及算法决策，将万物映射为数据， 打通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网络，信息系统、物理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进一步融合贯通，构成融人、机器、信息为一体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社会传播将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跨越现实与虚拟、基于“人在系统之中”的场景构建与场景传播，通过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与定位系统“框定”场景，确定传播对象在“此时此地”的物理空间和情感心理需求，并匹配传播对象的身份、个性、偏好、兴趣、情绪和需求进行定制，实现智能化的个性传播与沉浸式体验传播。
在这样的数字生态系统内，公共外交的信息、话语及叙事竞争，首先要取决于谁能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数据或信息的交换与传递。康涅·比约拉（Conerlie Bjola）等学者指出，随着数据驱动的交互行为以指数速度继续增加，公共外交要借助机器学习从超载的信息环境中识别目标受众及其关注的议题，更好地理解目标受众接收信息的认知框架与情感内涵，并采用从文本过渡到视觉或听觉的现实增强技术提供个性化、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外交场景。换言之，对公共外交目标受众交流模式的洞察、传播场景的感知与框定、信息内容的生产与分发都日益受到计算和自动化的驱动。公共外交从数字公共外交、数据公共外交进一步演进到智能公共外交阶段，只是时间早晚以及智能化实现程度高低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前景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针对特定的目标问题提供基于算法的解决方案。就公共外交领域“对谁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并且日益展现出以下丰富的应用前景。
第一，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按照尼古拉斯· 卡尔（Nicolas Cull）的分类，“倾听”是公共外交的五个基本类型之一。倾听， 即是通过调查国际公众对本国有关的外交议题、政策、话语的舆论意见，以为（公共）外交决策提供行动指针。倾听被视为公共外交的起点。传统上， 国际舆情分析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媒介内容分析等定量手段，结合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的办法。但在现实中，因为国际舆情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以及调查成本的高投入，国际舆情分析往往简化为对国际媒体报道或社会精英意见的研判，难以充分反映国际公众的态度与意见。近年来，针对网络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网络舆情分析成为国际舆情研判的前沿研究方向，在网络舆情的信息采集、热点发现与评估、议题跟踪和分析处理方面提出了多种算法和技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特定时间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情绪、行为或扩散的指标进行实时分析。2012年法国大选和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对社交媒体平台网民情绪与投票意向的研究及应用均验证了网络舆情分析技术的效度与信度。AI技术对网络舆情分析的介入将真正实现大数据舆情分析，如：在数据监测、产生与分析上，通过智能搜索和数据处理平台进行社交媒体平台数据、开源数据、传感器数据、产品智能及其他多种形式的数据采集，交叉验证多种来源信息，自动汇总和识别海量的结构化数据、多媒体文件和自然语言文档，抽取数据特征，提高数据生成的质量以及加快数据的精简、分析和转化速度；在舆情应用与决策层面，擅长相关性分析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挖掘舆情全样本中的相互关联和动态模式，进行突发事件的舆情预警，帮助决策者设计更为全面的舆情危机应对方案。
第二，通常被称为“政治机器人（Political Bot）”的人工智能系统应用。机器人是半自动或全自动的软件系统，通过事先编制的程序自动执行社交平台的工作任务，模拟真实用户进行信息传播、对话与辩论。在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印度选举期间，都有政治团队使用政治机器人来影响网络舆论，以增加支持度、打压反对派。据牛津大学计算宣传研究中心的统计，2019年政治机器人已被美国、俄罗斯、伊朗、埃及、以色列等39个国家用于影响特定议题的国际舆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政治机器人将在计算目标对象的可说服性、基于匹配目标对象的内容自动生产和推送、甚至在对话中满足对象的情感和社会归属感需求、建立情感联系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效力。政治机器人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运用，能够将政府支持的信息项目嵌入目标公众的社交网络，“隐蔽”地通过“控制”信息、影响渠道和有效接触受众的方式，更有针对性地施加影响、制造认同，营造有利于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沉浸式传播。5G时代的人工智能集成可穿戴设备、VR/AR技术使社会交流的手段从文字、视频升级为基于现实/虚拟场景的沉浸式传播。例如，用全视角摄像系统制作，再以电脑图形、仿真和显示技术生成的VR新闻，受众通过VR设备能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目击“再现”的新闻现场；以AR技术制作的3D立体图书，能够通过手机、ipad移动终端上的APP展现图书内容的三维立体影像并进行互动，丰富受众的知识获取体验。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公共外交，也同样能够增强跨文化传播的感染力。在更深层次的人机交互基础上，技术打破时空隔阂所创造的虚拟场景将越来越“真实”，通过植入式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与应用还能增加虚拟场景的个性化，并通过智能交互激发受众的情绪反应与心理感受，受众可以主动捕捉场景中的细节，实现高度智能化和实时互动的传播。这一应用将极大地增强公共外交文化传播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而在推进外交政策目标方面，外交机构使用同样的技术也能让目标国公众“亲身见证”全球危机事件的现场，这也可能改变他们对本国或他国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判断。
人工智能技术给公共外交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公共外交带来了挑战。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社会将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数据收集、交换、通信、分析和决策的网络。社会知识逐渐不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建构出来，而是通过算法运行得出，这造成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和社会风险的增加。对信息系统中某一节点的破坏就有可能引发链式反应，造成严重的后果。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被用于服务于特定的外交政策利益，通过建构扭曲的“替代现实”、操纵公众舆论来影响外交进程。美国兰德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虚假视频、图像和新闻网站以及被插入恶意信息的虚拟现实都会激起公众的恐惧、挫败感和对社会机构和制度的不信任。在极端情况中，抹去社交媒体数据库中少数群体用户的言论，基于不完整数据进行重复运算后的信息传播会进一步固化甚至激化社会偏见及矛盾。一国公共外交如果缺少在实时环境中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对特定情境下“真相”的解释能力以及对公众情感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将无力应对日趋复杂的外部信息环境中显现和潜在的危机。
其次，基于技术逻辑的技术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会越来越占据公共外交的中心舞台。谷歌、Facebook等技术巨头公司是各类图像识别、语言翻译等专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开发者，他们在利润驱动下不断地积累应用经验，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回报率，推动技术应用。这些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所拥有的资源和行动能力已经远超某些主权国家。2017年丹麦任命卡斯帕·克兰奇（Caspar Clanch）担任硅谷特使，还在北京和哥本哈根设立了技术大使办公室，以加强丹麦与全球重要科技公司的关系。丹麦外交部长曾表示，大公司对丹麦的影响与主权国家的影响不相上下。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巨头公司对公共外交领域权力结构的改变以及其对实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目标的影响，这需要外交部门从战略和政策两方面做好准备。
最后，从过去数字外交的实践来看，数字技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应用同整个社会的变革水平相比并不匹配，效果也是不均衡的。同样，人工智能技术同公共外交的融合也并非易事。有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进行人机互动需要公共外交实践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如果缺乏对算法决策模型应用于公共外交领域某些关键问题的了解，就难以探查相应的决策以及行动中可能存在的漏洞。此外，人类的智能是多元的，公共外交涉及情绪和情感交流，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关系的建构。目前人工智能在逻辑与数理智能方面超过了人类，但在情感计算方面仍需赖于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物学的交叉研究的发现与进展，才能实现有效的人机沟通，带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外交传播的质的飞跃。因此，公共外交人员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外交的局限性，理性设定发展目标与路径。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与公共外交的关联、应用前景、可能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理应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议题之一，也只有将公共外交实践嵌入新的社会信息和制度环境中，推动公共外交向智能化转型，才能在未来的信息战中占据国家战略竞争的高位。
本文系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项目《计算传播与公共外交传播范式的转型研究》（项目编号：3162019ZYKB06）的阶段性成果。
欧亚：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
刘星瑞：外交学院外交学系2019级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必须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软联通”与“硬联通”、全局和重点、“引进来”和“走出去”、精英与民众、投入和产出、内宣和外宣、与西方主要大国这八对主要关系，要在援外、外宣、汉语传播、教育培训、海外企业和员工管理、外事管理体制、文体产品、国别研究等八大领域整体发力，高质量推动民心相通建设。
“一带一路”提出六年多来，民心相通建设取得突出进展。沿线各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传媒、旅游、扶贫等各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各国政府、政党、议会、地方、企业、高校、智库、媒体、协会等各类组织紧密互动，各国民众往来更加频繁、人文交流更加深入，初步形成了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明共荣发展态势。未来随着“一带一路”由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转入精耕细作的“工笔画”，民心相通也必须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处理好八方面关系，完成好八大领域的重点任务。
要处理好八方面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民心相通关键在“民”字，要着重发挥好民间、社会的力量。政府在民心相通中要扮演好“引路人”角色，要善于用“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建设方向、舆论走向，协调沿线国家政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解决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社会要更多地承担“民心相通”建设中的具体工作，既可以缓解沿线国家的疑虑，也会发挥更好效果。
要处理好“软联通”和“硬联通”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软硬兼施”，推动“软联通”和“硬联通” 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硬联通”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但需要通过“软联通”把这些项目给东道国带来了哪些好处、如何让沿线民众获益清楚地表现出来，以更好地拉近民心。“软联通”也不能空口说白话、口惠而实不至，需要有“硬联通”实实在在的项目为支撑。既要干得好，也要说得好，还要让沿线民众理解得好。
要处理好全局和重点的关系
民心相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久发力、久久为功，当前民心相通建设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应铺开面、撒芝麻，需要聚焦重点、找准发力点、形成突破口。一方面，民心相通应聚焦重点国家。一些沿线国家与我国政治互信度高，地缘相近、文缘相通、血缘相亲，开展民心相通工作相对容易一些，有些国家与我国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有地缘冲突矛盾， 则需要逐步做工作。另一方面，民心相通也需聚焦重点领域。可着重在教育、文化、艺术、旅游、体育、科技、传媒、影视、卫生、民生等与各国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增进交流合作，增强民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要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
民心相通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双向交往、交流、交融过程，既不能一味地强调以“洋”为师、以“洋”为重，而忽视我国民众的利益关切、情感关切，也不能一味地强调中华文化输出。文化文明没有高下、从属之分，民心相通是相互平等的。既要注意引进沿线国家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要推动我国优质文化产品向国外传播，让世界认识中国，从而形成双向对流的信息流、文化流、情感流，发掘各国民众在文化情感方面的共同点、结合点，找寻民心领域的最大公约数。
要处理好精英和民众的关系
在一个有效治理的国家，精英阶层都是决定国家发展方向、政策制定、经济建设、舆论走向的关键阶层，做好沿线国家精英阶层的工作，推进与精英阶层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对于推动民心相通建设至关重要，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沿线国家中下层民众的作用。当今世界民粹主义正呈蔓延之势，中下层民众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过去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较为重视与精英阶层的接触，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影响力，不乏一些深刻的教训。在推动民心相通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沿线国家精英和民众的全方位交流，不能顾此失彼，特别要多注意倾听中下层民众的声音，引导资源项目向民生倾斜，既要走“上层路线”，更要走“群众路线”。
要处理好投入和产出的关系
民心相通并非经济项目，具有完全不同的投入和产出特点。其投入并非越大越好，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难以争取民心，反倒是贴近民生的“小而精”“小而美”项目更有可能收获较好效果。其产出也不是体现为投产即见效的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多地体现为长期的社会效益、间接效益， 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经济评价方法来评估民心相通的建设工作。推进民心相通要着眼长远、立足基层，不片面追求投入规模，应更多地研究如何用好小规模、分散化资金，精心设计和组织好能够贴近沿线民众需求、对方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民心项目。
要处理好内宣和外宣的关系
我国基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政治特点，在内宣中较为强调统一的宣传口径，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识形态、文化特点与我们大不相同，简单地把内宣方式复制到国外，难免让沿线国家民众觉得“一带一路”的宣传格式化、“脸谱化”，难以打动人心。外宣与内宣工作特点不同，要注意宣传方式的灵活多样，要内外有别。我们还面临着与一些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博弈，必须创造更加为沿线民众所喜闻乐见、更具活力和生命力的外宣方式。
要处理好与主要西方大国的关系
“一带一路”提出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提出质疑，表现出焦虑态度，这根本上是担心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可能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权和既得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强我弱、美攻我守是基本态势，因此推动民心相通必须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对沿线国家开展外宣时要强调开放、包容、普惠、融合，不要强调斗争、革命、站队、排外，注意不要把中国与美国、与西方对立起来，多拉上西方国家参与到民心相通建设中来，缓解西方国家的疑虑。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推进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民心相通建设，多沟通交流、增信释疑，如果能够提升互信程度，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积极力量。
综上，“一带一路”从“形”到“势”，重在民心相通。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诚相待，坚持因地制宜、灵活施策，坚持全局谋划、重点突破，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坚持贴近民生、弘义融利，坚持包容分歧、寻求共识，坚持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在教育、文化、艺术、旅游、体育、科技、传媒、影视、卫生、民生等领域整体发力，不断推动组织方式和工作机制创新，推动沿线各国民众实现目标相通、理念相通、情感相通、文明相通，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民意基础。
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援外资金要向民生倾斜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各国对改善民生需求迫切。我国过去在援外中较为重视标志性大项目、基础设施工程， 投资较大，但沿线民众接受中国援助的切身感受不强。因此，要借鉴国际主要发展援助机构经验，推动国际援助更多向民众关注的粮食、饮水、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倾斜，增加沿线民众对中国的直观感知度，争取民心。援外项目要注意性价比，要更多地投入到沿线民众需求急迫或“授人以渔”的项目中去，发挥好援外资金“花小钱、办大事”的作用。我国援外民生项目要注意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其他国家发展援助机构的合作，从“单边作战”更多转化为“联合作战”，发挥“杠杆效应”，力争撬动更多国际援助加入由我国设计推动的项目，进一步扩大我国援外影响力。
创新外宣工作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层次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我国在全球的要素配置需求和能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从单纯依靠国内到更加强调国际合作，更加强调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适应这一新形势、新背景、新任务，我国宣传工作也需进行调整，首先要从过去重点在内宣转变为内宣与外宣并重，要采取更加灵活的、社会化的办法，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更多沿线民众能够接纳“一带一路”，从心底认可中国。可考虑往驻外使领馆多派驻熟悉外语、文化等方面的人才，扩大一线外宣工作队伍。其次要巩固和抢占国际道德、道义制高点，我们一直以来积极倡导的和平发展、减贫脱贫、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文化多元、自由贸易、互利共赢、多边主义等理念，在全球有很高的认可度，这些大旗要继续高举、高打。第三要研究和沿线国家建立对外宣传的协同机制，以共同发布白皮书、共同召开记者招待会、共同开辟新节目新栏目等形式，对“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债务情况、未来展望、民众获益等情况进行权威发布，正面回应少数媒体不实指责。第四要积极吸引社会机构参与到外宣中来，更多地让民众、企业、社会媒体去讲“中国故事”。第五要更多使用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新兴互联网媒体。中国有8亿多网民，在信息时代就会有8亿多个“自媒体”和“外交官”，要改变范式化、刻板化、“脸谱化”的传播方式，使宣传内容更易被沿线民众所接受。
推动汉语向海外传播
民相亲首要在于语言相通，为使沿线国家更好地了解和认可中华文化、中国理念，需要积极推动汉语向外传播，让更多外国民众会讲汉语。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贸易规模的扩大，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一些国家涌现出从高层至民间的学汉语热，要利用好这一潮流。现在我国在外建设的很多孔子学院遭到西方和东道国的抵制，认为是我国对外输出价值观的符号，可考虑将一些孔子学院转变成汉语培训中心，将中华文化、价值观以汉语培训的形式隐性输出。要吸引更多外国人来华学习汉语，高校、社会多组织汉语教学和培训工作。政府在汉语传播中大包大揽容易引起国外反弹，政府要注意发挥引导作用，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支持一些社会机构在海外建立汉语培训机构，不统一命名、不统一挂牌，追求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努力形成示范项目，带动国内外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汉语传播中来。
加大面向国外的教育培训力度
推动民心相通要做好“教育外交”，努力培养熟悉中国、认可中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亲华派。要扩大沿线国家赴华留学规模，增加对沿线落后国家在华留学的奖学金和生活补贴，吸引更多留学生、交换学生、访问学者来华学习。加强对沿线国家政府官员、高校教师、媒体人士、技术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帮助沿线国家培养友华的高级人才。鼓励国外著名大学在华设立分支机构，也鼓励我国有实力高校在外新办分支机构，鼓励中国与沿线国家学者相互到对方国家任教。同时，要注意在我国培养一大批既懂小语种，又懂沿线国家经济、法律、文化等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加强我国在海外企业和员工的管理
我国在海外投资企业、驻外员工是密切与东道国社会联系的重要媒介和纽带，是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表，必须规范我国在外企业经营，促使企业和员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有关部门可根据企业赴外国别的不同，定期分别组织义务培训活动，为投资者、经理人、员工系统讲解东道国投资注意事项，培育企业合规意识。由中央企业带头，打造一批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与当地政商关系清楚透明、与当地民众关系融洽的标杆典范，在舆论上加强对这些标杆企业的宣传力度。建立海外信用黑名单制度，对凡是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企业和个人纳入黑名单，该名单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失信人名单联网。加强与东道国政府的沟通协调，对我国在当地投资企业和驻外员工进行协同管理，推进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
推进外事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推进民心相通要创造更加有利于交流的制度环境，为国际交流松绑解套。要积极推动对更多国家实行免签和落地签制度，推广数字签证，为更多国家民众来华创造便利。赋予我国国有企业、基层政府、科研机构更大的外事管理权限和更加灵活的外事管理制度，对在沿线国家的交流、调查、谈判等活动给予更加宽松的条件，放松国家企事业单位组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审批限制。完善对跨境婚姻、跨境劳务、在华留学的管理办法，探索对外籍人士加入医保、社保等予以突破。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放开国际教育、国际医疗等领域的外商准入限制和投资股比限制，为外籍在华人士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配套服务。
创造更加丰富多样的文体产品
文体产品是增进民心相通的载体，是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重要抓手。我国应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艺术、旅游、体育、科技、传媒、影视、历史、考古等文体领域的合作，组织更多艺术节、旅游节、博览会、影视展、重大体育赛事等文体活动，形成丰富多样的文体产品，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化产品翻译成当地语言分享给沿线民众，也将沿线各国优秀的文化产品引进回国， 增进民众的相互了解。
加强国别研究
民心相通涉及国家广泛、关联领域众多，为更好地明确建设思路、找准发力点、实现更好效果，需持续深入开展研究。要针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习俗、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群体等制定差异化的民心沟通政策，研究不同群体的关注点、利益诉求、我们应采取的措施和宣传方式。要加强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研究，开展对沿线国家各行业投资机会、投资风险的研究，开展长期持续性的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对方是民心相通的前提。要建立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国际合作网络体系，加强国内外研究机构间的交流，着力引进一批了解沿线国家国情、熟悉当地法律法规、通晓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具有国际视野的外国专家，使国外智力资源能够为我所用。
梅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博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