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身份认同与特殊的双文化人：“华二代”的民间交往角色

彭伟步 ** 出生在国外或者小时候跟随父母移民出去的“华二代”， 长时间生活在国外，接受家庭与学校两种不同教育。他们在与 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受到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在 新媒体的文化叙事框架下，形成流动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利 用多元渠道传播与内容生产优势，担当起双文化人的角色，开 展民间交往活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世界各国与中 国的文化互信。**

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取得空前成功，而她的身份也在国内外引起诸多 争议，甚至负面评价。她训练得到了国家的巨额资助，功成名就之后，一大 批品牌请她做代言人，但是临去美国前一句“谢谢中国”引发许多网民的批 评。在对“华二代”的叙事语境中，网民批评“华一代”在国家最需要的时 候远走他乡，为他国效力，如今国家发展了，又把“华二代”送回家吃国家 的红利，与国内人士争抢资源。如何正确认识“华二代”的身份认同心理， 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增进文化互信，是摆在国内相关部门的重 要议题。

内卷化社会对“华二代”的误解

2022年4月27日晚，谷爱凌在微博发文“谢谢中国”，瞬时引爆网络舆 情。截至2022年4月29日早上7时，已获得超过4万6700次评论和5.7万次转 发。通过大数据抓取、过滤、抽样以及内容聚类分析可知，舆论关注的焦 点“多金富二代润谷爱凌”舆情量占比28%，与“当俄乌战争压力传导到东 亚”的舆情量并列。

从“民族英雄”“中国荣耀”到“华二代”，舆论反转、网民变脸的速度 很快。表面上，“华二代”对国家的认同与他们的期望存在偏差，但实际上这 与中国社会严重内卷，疫情反复无常导致经济生活水平下降有密切关系。新冠 病毒长时期无法消失，无论是底层的挣扎，还是中产的焦虑，这种情绪都弥漫 在社会的空气中，很容易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议题而产生过激反应。这是一种因 为集体性的社会焦虑而引发的集体性心理失调现象。一旦社会戾气积累到一定 程度，就会因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话题而引发舆情。 从网民的评论来看，以谷爱凌为代表的“华二代”，已经不仅仅是“谷 爱凌自己本身”了，而变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符号，身份具有特殊的意义。 “谷爱凌”已不再是个人名字的称谓，而是“华二代”的标签，网民对其的 身份标注与形象塑造甚至有可能朝刻板化方向发展。许多网民对谷爱凌的评 价，也脱离了基本的“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范畴，而带有了鲜明的关 于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阶级差异等宏观叙事色彩。

“华二代”流动的身份认同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文化身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 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 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 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与权 力的不断‘嬉戏’”。文化身份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源于他们具有两种以 上的文化经历和熏陶，在不同时空，他们会转换不同的文化，由此产生文化 的困惑。这种情感与心理的变化，是造成移民文化意识游离于当地主流社会 之外的重要原因。

移民通常具有身份归属的困惑，特别是生活在与种族外在特征不同的 社会中的移民，由于种族特征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新生代移民的族群想象与 文化融入存在诸多迷思。一方面，他们接受当地文化教育，高度融入当地主 流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种族特征，他们又无法被当地主流社会彻底接纳，在 融入过程中始终存在天花板现象，与主流社会存在天然的心理隔阂与想象差 异，此时他们就会感觉悬在空中。有些移民自我回缩，回到文化母体寻找安 全屋，生活在与主流社会不交叉的平行社区中，例如在唐人街居住；有些移 民则更彻底融入主流社会，变成了俗称的“白左人”“黄皮白心人”，而更 多的移民则选择了多元化适应的道路，以更加宽广的心胸接纳不同的文化， 朝“我喜欢的，就是我热爱的，我认同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种移民的文化心理，很多现实案例支撑了这种现象的解读。法国 华裔青年协会的前会长Sacha Lin，是一名“华二代”，他曾经对身份认同非 常迷茫，直至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构建华人的记忆，对自己的身 份定位为“在法国就是法国人，在中国就是中国人”，这与谷爱凌在回答西 方记者时的观点非常一致。谷爱凌于2022年6月8日在纽约接受《时代》的采 访，就在冬奥期间回应国籍问题时说，“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我 在美国就是美国人，我在中国就是中国人”。这就体现了新生代华人的身份 认同多元化的特征，其身份认同具有明显的世界性表征。

大量数据和生活例子说明，“华二代”对于身份认同具有多重属性，更 具现代性、世界性和多元性。他们与“华一代”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识别意 识与思维结构。“华一代”在中国完成社会化，中华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上深 刻的烙印，但是“华二代”出生或者从小生活在国外，他们在家里受到父辈 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学校和社会又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游走在 两种文化之间，文化融合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虽然他们有时会产生 身份困惑，但是受到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的影响，以及在新媒体的文化叙 事框架下，他们在面对身份识别时，胸怀更加宽广和包容，能够抛弃比较狭 隘的单一文化认同，呈现出身份认同的流动性，这就要求我们对“华二代” 的思想与文化意识要有清晰的认识，不能强行用中华文化把他们捆绑起来， 推行二元对立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政策，粗暴地要求他们二选一，强行他 们认同某一文化。

“华二代”的创业梦想与双文化人的桥梁角色

人才流动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哪里创业环境良好，哪里就会 吸引众多创业者。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内生活水平得到大幅 提高，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吸引了大量“华二代”来华工作。宽广的工作空 间、自由开放的创业环境、生活便利又无种族歧视，促使大量之前离开祖国 留学他乡，并在他国居留的“华一代”产生回国的念头。近十年，众多“华 一代”携“华二代”甚至“华三代”回国就业，开启新的事业，并在国内取 得成功的现象不断涌现。许多“华二代”也在“华一代”的鼓励下，回到中 国创业，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 华二代”具有双文化人的角色，承担了“架桥者”的功能，对于促进 中西方民间对话，增进文化互信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谷爱凌于2022年6月8 日宣布担任美国申办2030年或2034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大使。她接受《时 代》高级体育记者格雷戈里（Sean Gregory）采访时说，“这是全球化的一 个绝佳佐证，我们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冰雪运动去连接彼此。”她还表示， “希望能和大家互相鼓舞共同进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并希望通过体 育运动去促进跨文化交流，为实现一个全球化的共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时代周刊》的报道称，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一名拥有中国国籍（谷 是否具有中国国籍，现在未能确定）的杰出人物愿意帮助美国事务的情况是 非常罕见的。谷爱凌的做法，展示了“华二代”双文化人“中美架桥者”的 特殊作用。

麦考瑞大学亚洲研究讲师郭美芬（Mei-fen Kuo）认为，许多澳洲第二 代移民经常感受到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2020年12月27日澳大利亚广播电视 网对澳洲第二代华人进行报道：“由于他们独特的文化地位，这一群体非 正式地充当了社会和家庭之间的文化桥梁，把外国的思想和观点带回家，并 以一种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能更好理解的方式去翻译它。”迅速发展的中国 为众多“华二代”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不仅帮助他们实现了个人梦想， 也推动了中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的发展。国内网民把“华二代”描绘成 “两边通吃，享受两边福利”的人群，贬低他们为中国所做的贡献，不仅不 客观，而且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华二代”民间交往与渠道传播的优势

对于国内网民对“华二代”的不同声音，要加以理性引导。留学生、华侨 华人为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恶劣，许多国 内人士对美国产生不满，并把这种情绪投射在美籍华人身上，这就是一种非理 性的情绪渲泄表现。实际上，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在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发展 各方面的事业。在二战期间，美国华人捐钱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在20世 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华人把钱寄给中国的亲人。当中国改革 开放时，美国华人直接向中国投资，带动美资企业在华落地，即使当前中美关 系困难时期，也有很多华人为促进和改善中美关系奔走。

在传递中国声音、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华二代”的渠道传播和内 容生产优势明显。他们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加强中西方之 间的民间交往与文化对话，化解两国之间的误会，促进人民的交往与理解。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做好“华二代”的思想工作，可以为中国的未来 发展创建更加良好的国际舆论与文化传播环境。笔者认为，要坚持对“华二 代”的团结工作，在建设人才高地，吸引“华二代”回国发展的同时，坚持 开放、包容、自由流动的人才政策，给予“华二代”特别是科技人才良好的 待遇必须持续下去，不然的话，人家有什么理由要来中国发展呢？

当前是人才激烈争夺的时代，“华二代”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与我 们同种同源，我们为什么不争取他们，使他们为中国所用，推进中国科技、 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内部分网民的负面评论，我们要加以引导，疏导 网民的情绪，创建有利于“华二代”来华发展的氛围与舆论，要适时讲述他 们在国内创业的经历与故事，分享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涉侨部门、 宣传部门要适时举办系列活动，制作影视节目，在抖音等平台展示“华二 代”在中国的生活与创业情况，赞扬他们在实现个人梦想，为中国作出了卓 越贡献的同时，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尊重人才，开放包容的氛围。

在讲述他们创业的故事时，切忌高大化，在呈现他们的个人事迹时要讲 求平衡，既不能过度吹捧，也不能矮化。“华二代”的工作不能因为网民一 时非理性的评论而停滞下来，反而要加强、加快对“华二代”的情感联络工 作，促进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更加深入的了解， 同情和理解中国的发展诉求，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结 语

生活在一个远离文化母体的国度，“华二代”对故土文化和异质文化具 有双重社会距离，他们不断在这种双重的社会距离中进行文化适应，在生存 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追求新的文化定位，形塑新的文化身份和国籍意识。 对于“华二代”的身份意识与国籍选择，从跨国主义的角度来说，多重文 化身份盘根错节、互相缠绕是新生代移民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们从自身体验以 及本族群的生活经历出发，“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和多重的身份来调 试和抵抗他们跨国场域中遭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游走于中 西方文化之间，承担了文化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本身就是社会网络的重要信息 节点。他们架起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桥梁，使中国民众能放眼世界，拥 抱世界，展现一个崛起中的文化大国的胸怀与悠久的文明精神。

“华二代”的身份选择，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而进行的选择，当 然背后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这展现了中国一个开放的为世界所提供的机 遇，有助于吸引包括“华二代”在内的世界各国青年人的眼光。如果我们狭 窄地看待“华二代”的身份选择，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只能使我们重 新回到一个闭塞与排外的时代中，对中国的发展并无好处。理性看待“华二 代”的身份选择，为他们创造在中国发展的条件，欢迎他们回中国创业，也 尊重他们的身份与文化选择，引导他们在国外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更好地促 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开阔中国民众的视野，培养包容的文明精神，促进中国 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

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灾难外交视角下新华社疫情对外报道分析

黄宝仪 赵鸿燕

灾难外交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是关 键时刻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战略手段。在灾难潜伏、爆发、持 续、痊愈的不同阶段，主流媒体对外报道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国 际传播宏观框架。疫情期间，以新华社为例，我国主流媒体作 为中国向海外讲述抗疫故事的关键媒介，在国际平台上进行了 系列相关对外报道，从各方面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国家的大 国担当。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全球进入“风险社会”期， 主流媒体应要把握好共同体话语传播的契机，讲好中国故事、 发布中国声音，为化解全球性危机贡献中国力量。

灾难外交（Disaster Diplomac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格 兰茨（Michael Glantz）提出，他将灾难外交定义为“与灾难相关的国际合 作”，如在灾难发生的全程由海外政府人员直接参与帮助受灾国家应对灾害 影响、海外政府提供资金和设备的方式进行间接援助，通过媒体和第三方机 构对受灾国家民众表示同情和慰问以此推动政治宣传。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生产生活实践、全球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 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全球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疫情 初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端猜忌、诟病和指责，给中国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 事业的开展造成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疫情在全球的不断深入恶化，中国抗疫 实践取得稳步突破，在国际抗疫合作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如何在全 球范围内分享“中国方案”成为了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实践的一大关键课 题，而这一命题的解决有赖于以主流媒体为传播主体的公共外交进行深入的 实践和创新。

灾难外交下对外报道的实践逻辑

图1总结了灾难外交下主流媒体对外报道的逻辑框架。灾难在时间发展 维度上呈现潜伏、爆发、持续、痊愈四个阶段，相应体现到灾难外交上，则 是在不同时间段内有不同的国际传播报道侧重点，主流媒体在报道上根据现 实和宣传的需要设定宏观框架来安排内容。

从潜伏到爆发：公开信息、澄清谣言

灾难外交具有紧迫性的特点。灾难从潜伏到迅速爆发的初始阶段，从 媒体舆论的角度来看，受灾国自然会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国内外媒体的报 道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影响到受灾国的国家声誉和形象。灾难面前，受灾 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国际媒体的聚光灯无限放大，成为国际社会对受灾国国 家形象评判的片面依据。灾难下的二次灾难，即“信息瘟疫”，会助长社会 歧视、放大国际矛盾、消解民众互信。因此，在灾难初始爆发阶段，主流媒 体进行公共外交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及时公开信息、全面反映真相、让事实说 话，在传言发酵之前建立起快速的应急反应机制，在真实性和公开性的基础 之上得到海外民众的信任。

从爆发到持续：国内救灾、国际支援

灾难外交具有交互性的特点。在灾难从爆发到应急救灾的持续阶段，受 灾国已经开始针对灾后援救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救援体系，并开展一系列救 灾援助活动。主流媒体从物质、体制、文化、精神等不同维度全方位展现国 家实力和制度优势，随之成为当下展示和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灾难带 来的破坏和影响具有全人类共情和同理心的特点，救灾援助在心理层面上则 是一种感情交流的方式。受灾国主动向国际社会发出救灾援助诉求并积极接 受来自国际各国的援助物资、人员、技术装备，其中体现的是援助者一方表 达同情和友谊，受灾者一方感受到理解和被接纳，灾难中两方之间的情感链 接向积极、凝聚的方向转变。

从持续到痊愈：对外援助、全球合作

灾难外交具有公益性的特点。灾难外交极强的公益性强调着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推动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是在传统安全议程之外新的关注点。在 外交具体实践开展过程中，国家行为主体将排他的国家权利观念转变为共同 的国际利益观念。在灾难从持续发展到痊愈阶段内，受灾国国内生产生活各 方面逐渐向好发展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使自身的身份从“受援国”向 “援助国”转变，向外输出救灾成功经验，以实际行动回馈上一阶段内国际 社会提供的各项人道主义援助，通过向外提供人员、物料、资金、技术，推 动国际救灾合作，彰显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风险社会时代：建立起战略传播机制

全球正在逐步进入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时代，世界各地在现代化 转型过程中累积的各种系统性风险正频繁地通过社会冲突、政治斗争等形式 展露出来，各种难以预测、影响深远的自然、人文危机事件将会不断涌现。 过去国家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开展的公共外交较少对危机发生时出现的信 息匮乏、信息失真等“信息瘟疫”问题进行系统性考虑，这些制约性因素具 有危机下的特殊性，并且会对总体的公共外交实践造成负面影响。基于此， 针对风险危机建立起一套完整全面可复用的战略传播机制，可以更有效地消 解风险危机对国家形象建设、国家实力宣传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全方位做 好全球风险常态化下以共同体价值为导向的国际传播。

新华社疫情对外报道内容分析

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其爆发具有时间和地点上的突发 性，而新闻媒体的报道需要以官方政府的宣传口径为主。新华社是我国外宣 的主阵地之一，具有代表性。新华社的英文对外报道集中发布于新华网的英 文频道，同时海外社交平台也会同步发布相关内容，直达海外受众。本文选 取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5月2日期间新华社在新华网英文频道上发布的图 文报道、视频报道为研究样本，具体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0年2月 11日宣布的新冠肺炎官方命名“Covid-19”和“China”为关键词检索，通 过网络爬虫抓取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报道数量及时间分布情况

从新华网抓取的1162条新闻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如下图所示，由于新型 冠状病毒的官方名称从2020年2月11日正式确定，为了便于界定数据的完整 性，因此本部分的研究范围为可获得的数据范围。

图2、3为新华网英文频道疫情相关对外报道发布数量的时间分布情况。 2月份报道数量较少，自3月上旬开始，报道数量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从2 月至4月，各月份的新闻报道数量呈逐月递增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2月中 下旬为国内疫情的拐点，现存确诊数逐渐递减，国内新冠患者累积治愈人数 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疫情在3月中旬开始大规模爆发，每日新增确诊 人数、死亡人数都在急剧增加，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疫情形势呈现两种截然相 反的状态。新华社疫情对外报道总体上和全球疫情爆发的形势相吻合，随着 全球疫情的大爆发，对外报道的议题更加侧重于全球抗疫方面，相关报道的 数量也与日俱增。

报道词频分析

通过KH Coder输出报道样本文本的词频统计情况， 分名词、 形容词、副词、动词不同词性分类统计。在高频使用的名词中， “people”“health”“cooperation”等词语频繁使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新闻报道的总基调是立足于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不是各国的灾难外交政治 考虑，是更加符合现实的客观考虑和公共外交通达民心的现实需要。最高 频使用的形容词中有“African”，表明新华社的对外报道较多关注非洲 地区的抗疫救灾情况，以及中国对非洲抗疫援助的现实。高频使用的形 容词和副词中，大多数的词语都带有正面积极的情感，比如“important” “strong”“positive”“together”，在对外报道国内抗疫情况以及全球抗疫 进程时，大量采取情感积极、正面向上的修饰词语，能够在疫情深入发展的 形势下，通过文字媒介把信息通达到全球各地，用文字的力量来鼓舞人心、 提振士气，在推动疫情应对成为全球议题的同时，在文化和心理层面通过共 情（empathy）来让海外民众感受到安全、温暖和支持。高频使用的动词则 全方位地体现出全球抗疫的具体行动，通过动词的使用来表现出中方态度和 全球对策，使用最多的动词为“confirm”，表明从疫情爆发到疫情后期， 新冠病毒病例的确诊仍然是最主要的议题，体现出报道信息的及时和关切 性。此外，“help”“provide”“share”“donate”等动词则是全球抗疫的 生动体现，这些在对外报道里高频使用的动词，反映了中国及一些抗疫取得 较好成果的国家在海外提供抗疫援助、分享抗疫经验、捐赠抗疫物资、派遣 医疗队提供技术支持等，生动体现了全球治理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 机面前的进一步加强。

新华社疫情对外报道案例分析

本次疫情迅速推动了灾难外交的智能化，体现了数字公共外交的新亮 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人际之间的空间隔阂变得更容易接近，具有“临 场感”的视频、直播深入发展，让远距离的“见屏如面”成为现实；具备 “交互感”的社交媒体大范围流行，在海内外受众的交互中不断生成更丰富 的叙事意义。

“病毒往事”：幽默回击抹黑言论

新华社于2020年4月30日在海外平台发布的一则视频《病毒往事》 （Once upon a virus…）共获得230万播放、4.4万点赞、2.2万评论，此条 “爆款”获得的关注是现象级的。这则视频以乐高动画的形式生动呈现， “兵马俑”代表的中国和“自由女神像”代表的美国在两边对话辩论，中 国抗疫的迅速反应、有效措施却被美国指责为“无用”“侵犯人权”“炫 耀”，在三月份中国疫情逐渐好转而美国疫情迅速恶化时，“自由女神像” 却戴起了口罩，画面内容极具讽刺意味。海外观众的评论数量位居所有视频 评论数的榜首，出现“特朗普：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新冠病毒”“这则视频是 中国公共外交的里程碑”等评论，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新华社结合数字公 共外交的生动形式，将中国故事通过多方渠道分发给海外受众，在有效反击 “污名化”指责的同时，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中国奇迹”：十天内建成“火神山”医院

2020年2月4日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何以在10天内建成一所医院”视频收 获733万播放量。该视频通过延时航拍镜头、建造细节镜头、工程师人物采 访等画面集中展示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决心。中国能迅速动 员国家资源、把民众的需要摆在首位、坚定不移与病毒做抗争的原因在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发挥的关键作用。该视频下海外网友的热评十分显著，“这是 社会主义政府显著的优势”“如果发生在美国，他们将会花上数月时间讨论 通过预算，然后花十年建成”。对比看出，中国党和国家将人民的安全利益 放在首位，消除任何阻碍效率的限制，动员一大群人投入保障人权的抗疫实 践，在西方拉响反华警报的同时，一部分海外民众已经通过中国媒体数字化 传播，在事实中感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魅力。

“人格化传播”：灾难外交新亮点

本次主流媒体的疫情公共外交已经深度融合了数字化人格化传播的新特 点，如新华社国际传播融合媒体平台在2021年7月底推出一档全新的脱口秀 节目《迪迩秀》（Dear Show），由新华社记者王迪迩担任主持人，其针对 国际舆论的上一些争议话题如“美式民主”“美国霸权”“病毒泄露”进行 幽默风趣又兼具讽刺意味的解读，吸引一众海外网友在视频下发表评论，认 为“国社小姐姐”句句属实、一针见血，引起以美国为首的海外网友反思。 “人格化传播”可以作为未来主流媒体开展灾难外交时的新亮点，挖掘具有 个人特色的外语主持人、国际新闻记者，通过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制作 Vlog、直播现场、脱口秀节目等形式突出传播中“人”的价值向度，提升新 闻内容在国际传播渠道中的受众好感度和传播影响力。

灾难外交下疫情对外报道的传播效果

基于灾难外交视角下对外报道实践的逻辑框架，结合以上具体案例和统 计数据，本文对我国主流媒体在疫情潜伏、爆发、持续到痊愈的不同阶段体 现的不同报道策略、议题和传播力的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和分析。

首先，在疫情“潜伏—爆发”的初始阶段，新华社第一时间通过新华网 英文频道、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台及时有效率 地发布国内疫情动态变化情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向国际社会 公开有关信息，满足海外民众、媒体对疫情进展情况了解的诉求。同时站在 公正客观的立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一系列具有高度社会 影响力的英文传播产品。如《病毒往事》《我不是病毒》等“出圈”短视频 作品在海外视频平台收获超强的传播效能，在对相关疫情谣言、种族歧视行 为进行反击的同时，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引导力和影响力、中国的对外传播 能力和创新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

其次，在疫情“爆发—持续”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危难关头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展现出了超强的凝聚力、战斗力等软实力因 素。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联合抗疫受到海内外国家和民众的一致称赞，成为展 示中国政治体制优势的重要窗口。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手段选择上与中国有 巨大差别，不同模式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有事实可鉴，以中国抗疫模式为 代表的“东亚模式”成为海内外疫情防控的典范，被运用到西方各国的抗疫 具体实践上。中国向外输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则体现出中国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成为这一时期疫情公共外交最突出的亮点。 最后，在疫情“持续—痊愈”的好转阶段，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但疫情却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扩散，以国际援助的方式输出中国方 案、分享中国贡献、推动全球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报道的新重点。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式全球化则成为一种新型的全球传播观 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逐步成为一条新的全球化路径，从宏观层面指导 国际传播的路径选择。在疫情期间中国主流媒体组织的相关报道没有引起西 方群众的反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传播过程中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 语传播的重要性。价值传播层面的顶层规划让中国在世界话语竞争中站上了 “道义制高点”，通过相应的议程设置，将报道议题主动融通中外共同的话 语体系，进而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当前世界困境特有 的价值吸引力。

黄宝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赵鸿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

南海分歧管控与中越“波动性关系”的超越

刘林智

越南是中国的重要南邻，同时也是南海博弈的主要参与 方。近年，中越关系呈“波动性发展”态势，两国关系虽在 总体上保持平稳，但诸多波动性因素对中越关系的正常发展 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影响。一方面，越南近年通过军事、外交 等多种手段巩固和扩大其在南海的战略利益，造成中越南海 争端的阶段性激化；另一方面，越南政局变化、民间对华态 度的变化和美越关系的发展也对中越关系的平稳发展造成复 合型挑战，成为影响中越关系的重要波动因素。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国际大环境下，面对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多重波 动因素的影响，中越应放眼大局，妥善管控南海分歧和其他 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争议性问题，推进两国执政党间的党际 交流和两国民众间的友好交往，并努力拓展新的合作点。确 保中越关系的稳步发展，既从根本上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也对南海地区乃至东亚区域的整体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主权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南海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 最为重要且复杂的战略议题之一，妥善应对和管控南海分歧，有力维护国家 主权和核心利益，是崛起期中国必须面对的关键任务和重要挑战。

在南海问题各大博弈方中，越南扮演着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关键性角色， 其不仅是东盟国家中南海主权的主要声索方，而且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与中国保持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近年，中越关系呈现出“波动性发展”现 象，两国关系虽然在总体上保持平稳，但也不时受到各类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频生波折。而在影响中越关系的诸多因素中，南海问题是最为突出的议题 之一。能否有效应对中越南海争端，不仅对中越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重 大影响，而且对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年越南提升南海影响力的主要手段

长期以来，越南一直将经营南海（越南一般称之为东海）定位为其国家 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中国视为其南海战略的主要挑战者。2009年后， 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越南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有 明显提升，其对南海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2012年后，随 着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南海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越南领导层也开 始积极调整南海政策。2012年6月，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越南海洋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将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 南“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内，为其后来制造“西沙争议”、固化南沙 “主权”制造所谓“法理依据”。近年，在国际和地区局势深度调整的大环 境下，越南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层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南 海既得利益的手段，其行动在客观上给中越关系的稳步发展带来波澜。

加快对实控岛礁的建设活动，巩固在南海的既得利益

越南是当前实控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其控制的岛礁达到29处。 2002年，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DOC），越南已不具备占据新岛礁的内外部条件，但相关形势的变化却 促使越南加快推动“变礁为岛、占岛扩海”的战略谋划。 近年，为了巩固和深化自身对实控岛礁的“管辖权”，越南加快推动 岛礁建设，在2009年至2014年内建设岛礁面积达60公顷，兴建的设施包括港 口、雷达站、起降场、气象站、卫星电视天线和灯塔。在占领岛礁上，越南 持续进行先进武器部署，试图全面强化其南沙军事基地的防御能力，建立并 完善了适用于岛屿作战的火炮阵地、坦克掩体、作战工事、炮楼和机场，形 成南北呼应、东西兼顾的防御岛链。同时，越南持续向其南海实控岛礁进行 移民，向南沙派遣大批公务员、医疗人员和师资力量，并在2014年成立渔监 部队，强化海上渔业管理能力。

拉拢国际力量介入南海争端，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吸引外部力量介入南海制衡中国、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正成为 越南南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1月，越南发表《2019年越南国防》 白皮书，其中增加了“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越南将考虑与其他国家发展必 要、适当的防务和军事关系”的内容，这一表述显示出越南希望深化与其他 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以在南海问题上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作为军事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域外大国，美国成为越南近年着力 拉拢和依靠的对象，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突出表现为高层互访频率的增加、 军事合作的推进和以及在南海问题上协同立场的强化。2013年7月，越南和 美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6年5月，奥巴马访越，期间越美发表联合 声明，强调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越安全关系进 一步发展。2017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中写入反对采取致使地区紧张态势升级之行 为的内容，但美国在南海进行航行与飞行的自由则得到越南允许。2018年1 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 Mattis）访问越南，期间表示美国和越 南在“南海和全球的自由航行”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强调要保障“国家主 权”，并推动越南和印尼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同年7月，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访越，期间与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Pham Binh Minh）等高层讨论“南海军事化问题”，强调两国要加强在“维护南 海航行与飞行自由”等方面的合作。

同时，越南与日本、印度的关系也获得较大发展，鉴于自身和中国一 直存有复杂的矛盾，印、日两国希望通过与越南加强合作以遏制中国影响力 的上升，越南也有意引导日、印等区域主要国家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 2017年6月，越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进一步深化越日纵深战略伙伴关系。

2018年4月，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Ngo Xuan Lich）访日，期间与日本防务 大臣小野寺五典会晤，双方签署了面向下一个十年的越日防务合作共同愿景 声明。2019年5月，日本防务大臣岩屋毅和越南总理阮春福在河内会晤，两 国签署了推动双边防务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备忘录确定了日本将成为越南 武器采购的来源国，特别是应用在海洋方面。2015年5月，越南和印度签署 《2015—2020年印越国防合作共同愿景》，同意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和军事训 练活动。2018年，越南总理阮春福和国家主席陈大光（Trần Đại Quang）先 后访问印度，陈大光访印期间越印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强调两国将在国 防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并且双方对美国提出的“自由 开放的印太战略”表达了间接支持。

此外，利用东盟（ASEAN）这一重要地区合作平台牵制中国在南海的 维权活动，也是越南近年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策略。作 为东盟成员国，越南积极拉拢东盟国家，使其成为本国与中国冲突的“缓冲 区”。在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等一系列区 域组织会议上，越南一直积极嵌入南海议题，以期形成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 “共同声音”。202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其进一步推动南海问 题“多边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越关系中的“波动因素”及其与南海问题的关联

越南是中国重要的南邻，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同越南的关系，两国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近年，以南海 争端为主轴，中越关系的持续平稳发展遭遇了一系列挑战，越南国内政治、 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整体战略环境的改变为中越关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 素。这些“波动因素”不仅对中越间的互信、合作带来了深刻影响，同时也 在整体上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

越南政局的变化与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越南政局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无疑对中越关系有着 巨大的影响，中国对越南的政局发展也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2021年1月25 日至2月1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以“特殊情 况”再度选举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产生第十三 届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4月初，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闭幕，标 志着构成越南最高权力结构的“四驾马车”模式重新形成，阮富仲作为越共 中央总书记，继续居于越南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

阮富仲一直保持着廉洁、亲民、执政为公的良好个人形象，在越南国内 具有崇高威望，其对中国也有着客观的认识，在越南被称为“知华派”，其 继续担任国家领导被认为有利于中越关系的基本稳定。同时，越共十三大确 立了稳定且较为注重权力平衡的新领导层，稳健、务实的领导班子使越南有 较大概率在内政外交上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这对中越关系健康发展也将起 到积极作用。2021年1月31日，习近平主席致电阮富仲，祝贺其当选为越南 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指出，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命运共同体，自己愿同阮富仲总书记一道，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引领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4月24日至27日，中国国防部长 魏凤和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越南总理阮春福在26日会见魏凤和时指出，越 南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也将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中越关系的企 图，越南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以上中越领导层的交往互动，充 分表明了中国对越南政局、社会稳定的明确支持态度，同时也显示出两国都 有着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

但在另一方面，阮富仲年事已高，以其为核心的越南领导班子被默认只 能完成这一任期，越南的领导集体在不久的将来仍将面临改组，各项政策的 延续性也很难不受到影响，这将为中越关系未来的稳定性带来潜在挑战。

中越两国民众相互认知和民间舆论的变化

中国和越南互为重要邻邦，两国人民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但在多重因 素的作用下，越南民间对华舆论却出现了颇多杂音，对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 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越南在其国民教育活动中对中国和中越关 系具有一些偏颇内容，如着重强调越南文化的独立性，刻意淡化、割裂中越 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此类叙事模式必然会对民众 的对华认识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越南媒体对民众的对华认识也具 有巨大的形塑作用，在越南媒体的对华报道中，虽然不乏对中国共产党治国 理念和中国发展成果的客观报道，但同时也不时有歪曲、抹黑的“污名化” 内容，这些错误信息恶化了越南民众对中国的观感。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中越南海争端的阶段性激化，往往会进一步加 剧越南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部分越南民众做出破坏中国企业、伤害在 越华人的过激行为，此类过激行为不仅破坏了越南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两国 民众的互信和交流造成了持久性的不良影响。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对维持自身全球霸权能力的焦虑感也日益 加深。不惜代价遏制中国崛起逐渐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自特朗普政府开 始，美国开始对中国推动全方位遏制战略，南海作为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重 点区域，成为中美博弈的关键地带。

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深度介入，不仅表现为通过军事演习、实施所谓“航 行自由行动”等手段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且通过“印太海上安全倡 议”（Indo-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和“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 项目（IMET）等模式积极提升以南海问题当事国为代表的东盟主要国家的 军事防御能力，构建狙击中国南海影响力的更为有效的同盟体系。而在美国 试图打造的遏华体系中，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存有利益分歧的越南显然正在成 为越发重要的角色。因此，一方面，美国不断强化与越南的双边关系，拓展 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强化与越南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美国近年向越南完成 的军售明显提升了越南的海上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美越关系的发展也促进 了越南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关系的强化，越南与以上国家在政治、 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的推进显然有助于越南提升综合国力，这些国家加大介 入南海力度的行动也受到了越南的欢迎。 总体来看，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推进不仅严重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 展，同时也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化，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正在遭受美国 战略介入的冲击。

结 语

中越两国间具有复杂的矛盾，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同时 也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对越南来说，主要奋斗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全 面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45年将自身建设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一 目标，平稳的外部环境显然必不可少；同样，中国要稳步提升综合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非常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中尤其需 要维护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如果因南海争端破坏中越友好的大局，显 然不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南海问题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但处理不当会 影响两国关系全局。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国际环境下，中越更 需要妥善处理南海分歧和其他存在于两国关系中的争议性问题，使其不致影 响整体平稳的双边关系。首先，中越要共同努力建立更为有效的沟通对话机 制和危机管理机制，使双方在南海的博弈维持在可控状态，尽最大可能避免 出现军事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人员伤亡；其次，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中越须进一步推进党际交流与合作，在提升治国理政能力、交流改革发 展经验、预防“和平演变”等领域广泛交流经验，巩固社会主义政党的党际 友谊显然有益于两国关系的稳定；最后，中越应努力拓展新的合作点，特别 是加强包括抗击新冠疫情在内的卫生治理、打击跨国犯罪、应对自然灾害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的合作，这些合作可以直接造福于两国人民，有效减少 民间舆论及西方话语体系对中越关系的杂音。

2022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中国进行正式访 问，在习近平主席与阮富仲总书记会谈期间，双方一致表示，要秉持“十六 字”方针和“四好”精神，巩固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 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新时代中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从根本 上说，中越两国固然在南海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交流、合作、共赢仍是两国 关系的主流，只要两国领导层保持战略定力与政治智慧，妥善处理南海分 歧，就一定能克服各类杂音和障碍，实现中越关系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良 好、健康的中越关系，不仅对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的 推动作用，同时也是维护南海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

刘林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变局下地方对外交往的基本内涵、现实发展与未来选择大变局下地方对外交往的基本内涵、现实发展与未来选择

范 磊

当前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面临深刻调整，全球治理 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和分布正在经历百年 来最具革命性的分化与重组，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 向也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和新态势。大 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地方行为体如何在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同时 规避现实的战略风险和挑战，如何更好地推动本地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多层级国际合作以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 展，如何界定地方行为体在对外交往中的身份也成为新时代 国家和地方都必须理清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选择山东省 作为研究案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在百年大变局的框架下，国家依然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主权行为体，但 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新技术革命的持续推动以及相关理论思潮的 直接影响，人类社会对国际关系的诠释也已经从最初的民族国家的双边或多 边互动逐渐蔓延到更为宽广的非国家层面。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 清晰的“国际政治”概念正在被“多行为体政治”所覆盖，各类国际组织、 跨国公司、宗教团体、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地方政府等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具 备了与国家近乎平行的角色，国际与国内社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当前的 全球社会已经是多层次结构、多元化变量、不确定结果拼合的多维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已经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融入者逐步转变升级为推动 者和引领者，中国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国际行为能力也实现了跨越转型， 不论是国家层面的总体外交行为，还是次国家层面的地方对外交往都生发出 了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这些次国家层面的行为体中，除了各级地方政府 之外，以地方为依托的地方企业、地方社团、普通民众等行为体也在不同层 级和领域的涉外事务中明确了更为清晰的角色定位。大变局带给地方行为体 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也带给它们更加多元化的未来选择。

大变局下地方行为体的角色定位

目前，还是有较多舆论认为外交是国家和中央政府的事务，从事国际 交往和对外事务要由国家层面的职能部门来完成，地方行为体不仅没有外交 权，甚至在国家授权的部分外事领域也能力有限。这种认知依然普遍存在于 当前的地方对外交往领域。毋庸置疑，当前国家仍是国家主权的唯一代表， 但是地方行为体借助国家授权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对外身份。地方行为体在对 外交往中要明确两大身份：对内身份和对外身份。对内身份决定了地方行为 体自身及国家的利益，是被国家界定且许可的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对外身 份则决定了地方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的利益，地方行为体在对外交往中所享 有相应的利益满足。两重身份的叠加最终会导致地方行为体在对外交往中的 不同国际行为，厘清地方行为体的对外交往身份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前 提。

第一，地方对外交往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对外交往 的主体是地方行为体，是由国家所确定的在次国家层面一定范围内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实体，会被国家授权在某个方面和领域代表国家发挥对外 交往职能，承载和代表一定的国家利益和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强调，我们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完善总体外交布局的进程中，地方对外交往是有效 的辅助力量和组成部分。地方行为体会在服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 内，一方面为拓展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国际合作空间做出积极探索，为本 地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赢得更多的外部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国家会赋予 地方行为体更多的授权来扮演好工具性角色，在国家外交行为不便于开展工 作的领域发挥更灵活的作用，协助完成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

第二，地方行为体是国家授权的、有着明确对外交往身份的行为体。国 际交往中的地方行为体具有法定的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同时还受到国际体 系稳定性、国家总体开放程度、国家总体外交能力、地方开放程度与能力的 制约，是国家以立法方式授权确定的具有有限能动性的合法对外交往主体。 在联邦制/邦联制国家中，部分地方行为体甚至拥有部分相对自主的外交权 限。这不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丰富国际关系内容、拓宽国家 交往路径、辅助国家总体外交和维护地方行为体权益的必然趋向。事实上， 地方行为体积极有效拓展国际合作，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合作的短板，为本地 发展获取更多元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而且还可以为地方经济与社 会结构的更新、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创造更多可能性。 具体的地方对外交往实践中，地方行为体参与对外交往的愿望越强烈，就越 容易赢得国家授权，并被赋予更多的对外交往身份和能力，而和平稳定的国 际和地区局势往往比动荡不安的状态更能吸引地方行为体的对外交往意愿。

第三，地方行为体的对外交往身份和行为又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自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民族国家始终都是唯一的主权载体，地方行为体起 初并不具备完整的法理意义上的主权权力。获得了赋权的地方行为体在对外 交往中也只能是国家的附属和补充，局限性明显。在现实操作层面，就存在 某些问题处理不好（尤其是关涉主权领域的议题更容易引发争执甚至冲突） 出现阻碍甚至破坏地方对外交往的情况。这便需要依托国家层面的外交行为 来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危机，如此就已经超越地方共识而上升为国家外交 课题了。虽然地方行为体参与国际交往的能力、层次和范围都已经有了前所 未有的提升，但是相比国家总体外交行为和能力而言，地方行为体还是要受 制于国家，更多的互动领域还是局限在经贸、文化等低阶领域，即使获得较 多政治领域授权的联邦个体也不会超越国家而存在。

当前，推动地方行为体积极参与对外交往是应对大变局时代的新变化、 新课题和新挑战，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方 案。首先，地方对外交往丰富了国家间关系和国家间交往的渠道和内容。在 一些国家不便出面的场合，地方行为体可以组织民间的或半官方的“低层 次”交往，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开辟道路。其次，地方对外交往可以巩固国 家外交的民间基础，推动国家间民心相通的深度发展。最后，地方对外交往 深化和细化了国家外交的形式和内容。在官方外交框架内，关系到两国内部 不同地区之间的具体合作时，地方行为体便会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比如中 国与新加坡的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深 入，细化了两国全方位合作的内容。

大变局下山东地方对外交往的积极探索

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省份，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在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区域与国际合作方面走在了全国 的前列。最近三年来，面临疫情和区域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山东省积极对 接国家总体外交布局，全力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为此山东省通过不断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拓展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成员国地方经贸合作，推动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巩固提升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合作水平等方式不断推进山东全省开放型经 济的发展，这充分凸显了山东省地方积极参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活力和潜 力，也让地方行为体在对外交往中的角色定位更加清晰。

自古以来，山东省就有着良好的对外交往传统。20世纪初，为了主动 应对当时的大变局，山东领主动开埠的先河，于1904年主动将济南、潍县、 周村辟为开放商埠，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山东省的对外经贸与人文交流。1902 年，清政府批准德国在济南设立驻济商办处，成为济南历史上首家外事机 构。1905年10月10日，商办处改为德国驻济南领事馆，随后，“英国、美 国、日本、瑞典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在济南设立领事馆，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也一度设立领事代办处”，直到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才陆续被撤销。虽然这 些机构大多带有殖民色彩，但是客观上对于当时济南的对外交往也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经贸方面，从1904年开始，济南已经有多个国家的洋行在此 活动，到1919年已经达到了15家。而烟台（1861年）和青岛（1897年）也在 19世纪末的大变局中先后沦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列强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 被迫与外部世界接轨，从另一个层面推动了山东沿海地区的对外交往进程。 这两座城市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开放城市，派驻烟台的外国领事 馆更是一度达到17国之多。山东部分城市在20世纪上半叶的涉外活动也为如 今山东与德国、日本等国在次国家层面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渊源，为当今山东 地方对外交往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环境让山东省与世界各国的省、州及城 市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与东北亚的日韩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成绩斐然。自 1979年缔结山东省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山东已与61个国家的222个地 方政府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其中省级36对、市级162对、县级24对；与51 个国家的241个地方政府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其中省级31对、市级156对、 县级54对，形成了遍布世界的“朋友圈”“伙伴群”。 目前，山东省各级 地方政府建立的国际友城友好关系数量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江苏省。山 东与各国的友城在文化、体育、教育、经贸、旅游等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交流与合作。1982年双方缔结的 “山东省-山口县”国际友城是 第一对省级国际友城。40多年来双方在这一地方对外交往框架下建立了5对 友城关系、20对友好学校关系、8对友好团体关系，强化了两地民心相通和 友好交往。山东省与山口县的良好友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山东省地方对外交 往的重要标杆。

近年来，山东还通过打造地方对外交往交流高端平台的形式，拓展地方 外事活动和提升地方外事能力。2019年是山东省开展国际友城结好40周年， 为了进一步提升山东省及省内各城市与所缔结的国际友好城市间的交往层次 和水平，加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当年10月山东省人民政 府等单位主办的“山东国际友城合作发展大会”共邀请到33个国家113个团 组成的886名外宾参会，签署友城、友好协议28个，达成合作意向40多个， 创造了山东省地方外事活动的多项历史纪录。2022年5月，为了更好地聚焦 青年群体的力量，山东省人民政府等单位在济南主办了首届国际青年交流大 会，来自全球48个国家的5000多名青年代表、国际友人和各界嘉宾，相聚线 上线下，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话未来。2023年国际青年交流大会将在德 州市举行。而2022年11月在东营市举办的世界入海口城市合作发展大会是首 次以“入海口城市”为主题召开的综合性国际会议，有30多个国家百余个入 海口城市、商协会组织、外国驻华机构等以不同形式参加大会，被形象地称 为“百城大会”。

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中央和地方相关单位联合主办的这三场具有代表 性的大型地方对外交往活动，是新时代山东落实“走在前，开新局”基本方 略的务实体现，对于提升山东地方对外交往水平，培养山东在省级和城市层 面的外事能力，更好地对接国家总体外交布局意义重大。三场会议分别聚焦 友城、青年和入海口特色，旨在深化文明互鉴，促进理解尊重，加强经贸合 作，增进民生福祉，共同打造城市间经济互补、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责 任共同体，是山东近年来在地方外事能力建设进程中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积极探索。

大变局下山东地方对外交往的机遇与挑战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对于次国家层面的地方行为体而言，也同样要明确大变局时代地方自 身的发展优势、不足和具体的发展诉求，成熟应对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挑 战，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解放思想，努力拓展地方对外交往的新局面， 山东也是如此。

首先，大变局为山东的地方对外交往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2020年 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但是疫情带来的不只是危机，还有机遇。在新的 发展阶段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山东用新的思维和办法来破解对外开放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化危为机，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 化，数字经济加速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绿色能 源、新空间开拓等前沿技术领域加快突破和应用，为山东省经济与社会的全 面发展和对外交往合作迎来更大发展机遇。

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2021年山东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以及融合“一带一路”倡 议等多个方面发展迅速，在新冠疫情和地区地缘政治危机的冲击下，整体 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货物进出口总值29304.1亿元， 比上年增长32.4%。其中，出口17582.7亿元，增长34.8%；进口11721.4亿 元，增长29.0%。利用外资量稳质升，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64家，实际使 用外资21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9%。“一带一路”融入共建，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9376.0亿元，比上年增长40.8%。其中，出口 5418.4亿元，增长39.7%；进口3957.6亿元，增长42.2%。可以说是交上了一 份成绩优异的答卷。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并没有阻碍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良性合作，面对 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的背景，中国与东盟的经 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在2020年起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9月， 山东省抓住大变局下的宝贵机遇，主办“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东盟专场 活动，此举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地区政府、企业、商协会等的沟通对接，深 入谋划推动务实合作。自2019年以来，先后主办了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聚焦跨国公 司同中国合作，既是对跨国公司发展的展望，更是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宣示。”面对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山东受到跨国公司的青 睐的主要原因就是开放的力量，开放是地方行为体在大变局下实现华丽转身 的基本前提。

其次，大变局也让山东的地方对外交往遭逢不少棘手的挑战。面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下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国 际社会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这些给地方行为体的对外交往造成诸多挑战。 新兴产业发展积聚态势日益明显，科技、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的竞争持续 激烈，加上部分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卡脖子”政策，都让山东省在经济与 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对外交往中正在并将继续面临诸多困难、 问题和挑战。目前，山东省整体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基础软件、高端医疗设 备、机器人核心部件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乏，产业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供 给不足；创新型领军企业数量较少，部分产业链、供应链还不够健全；推动 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供给、体制机制等方面还相对滞后。这是今后山 东省地方对外交往乃至全省改革开放进程必须逾越的障碍。

大变局下山东地方对外交往的未来选择

第一，以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指导，积极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对 外交往对接“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顶层设计，实现中央与地 方在外交外事工作中的有机融合。近年来，山东围绕山东经济发展的现实需 要，在深挖与日韩贸易优势的同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出台《推进境 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签署后，山东积极抢抓机遇，以日韩为突破口，研究 制定了《深化与日韩经贸合作先期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流通企业走出去 促进工程，在包括RCEP成员国区域在内的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计划建设一 批境外物流园区、仓储物流中心和分拨中心，高质量布局全球流通网络。同 时，加快搭建日韩—中国—东盟贸易物流“黄金大通道”，充分发挥连接日 韩、辐射东南亚、西接欧亚大陆的区位优势，以区域“小循环”带动国际 “大循环”，将山东省真正打造成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和连接中外 交流的枢纽。

第二，地方行为体要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深入挖掘地方的比较优势， 发现不足，促进地方特色式、精细化发展。针对此前疫情线下交流受限的问 题，山东省积极探索展会新模式，2020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山东与世界500 强连线”五个专场、中日韩对接合作发展山东行等40余场投资促进活动，共 签约外资项目385个，合同外资157.7亿美元，实现了招商引资“不断线”。 此外，借鉴其他对外开放具有先发经验的省区市的先进经验，比如中新苏州 工业园、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在地方 层面的中外经济合作样板案例，打造地方对外开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对于 山东省今后的招商引资和地方对外交往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第三，要充分利用大变局时代的变革契机，坚持以对外经贸合作为抓 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科技创合作为动力，积极打造地方对外交往与合 作的三位一体新格局。经济方面，新冠疫情爆发后，山东积极抢抓疫情影响 下全球供应链“空档期”，加快塑造“十强”现代产业集群，新旧动能转换

面对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地方行为体的山东省在对外交往中 任重而道远，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速，创新内功不断增强。人文交流方面，借助国际友城纽带让山东与 61个国家的222个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同时山东基层单位对外建立 友好学校、友好医院、友好团体等关系1167对，有力地增进了与对象国的民 心相通。人文交流推动的软实力提升必然反哺经贸领域硬实力的增长，实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软硬并举的良性发展局面。

第四，要加强地方对外交往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的人才队伍建设。大变 局下的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对外交往都呼唤懂国际问题、懂国际法和国际规 范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 中也正在逐渐发力。山东省已经建立起了一支懂政策、会外语、有视野的专 业区域国别人才队伍，在山东省的地方对外交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 的人才队伍建设，要做到既能深切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战略，又能深 入了解和掌握山东省省情、对象国国情；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研究思路， 又能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故事山东篇；既能熟悉基本 的实务工作又能在理论的高度严谨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结 论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山东省地方对外交往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民间的积极参与，以及 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主动对接。但是，固有的、暂时难以克服的主客观困 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不足和短板。未来山东的地方对外交往要克服这 些短板，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和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和总体外交布局，为山东省 地方对外交往赢得更多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授权；另一方面要依托山东实 际情况，突出本土特色，强化本土的对外交往能力和地方行为体的国际化建 设。所以，大变局时代山东的地方对外交往工作要咬定“走在前、开新局” 目标不动摇，聚焦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在经贸领域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扩 大外资利用规模和对外投资方向，在人文交流领域积极拓展壮大“朋友圈” 提升民心相通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山东高质量对外开放水平，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选 择，协力共同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关乎 各国利益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也正在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 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地方行为体作为近年来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 角色，理应与国家一道，在国家总体外交的框架下，充分发挥地方行为体的 独特优势，与本国中央政府和他国地方行为体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与 挑战，努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本文系2022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山东对外开放新高地建 设中的公共外交理论探索与实践推进研究》（项目编号：22CKFJ15）的阶 段性成果。

范 磊：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