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
唐小松 周祥威
近年来，特鲁多政府透过援助、人文交流、网络媒介等 途径向东盟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公共外交行动。特鲁多政府希 望通过深化同东盟的关系，提升其在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参与 度并增加加拿大的贸易机会。但目前，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 共外交的成效仍被投入不足、美国行为追随者形象以及双方 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所束缚；加拿大的某些公共外交经验和策 略值得借鉴，我国应在东盟内部不断强化正面形象塑造，为 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创造更坚实基础。
特鲁多政府对东盟的公共外交行动
二战结束以来，加拿大历届政府一直对东南亚地区保持着适度的关注。 1977年，加拿大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伙伴关系。随后，加拿大逐步在东盟每 一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代表机构，任命了驻东盟大使，并透过各种制度化的 会议同东盟就相互关切的问题保持着持续沟通。在加拿大增进同东盟的关系 中，公共外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就开始透过科 伦坡计划，参与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重点关注国家 列表上也经常出现东盟国家的身影。目前，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 交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开展。
第一，延续援助传统，收获普通民众的好感。对东盟国家的援助是特鲁 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中最重要的组成元素。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发展援助最 显著的特点是援助的直接获益者是受援国的普通民众。当普通民众的生活切 实地由于加拿大的援助而改善时，他们对加拿大的好感度自然得到提升。 目前，特鲁多政府主要通过东盟地区发展计划（AS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向东盟提供国际发展援助。东盟地区发展计划主要 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东盟包容与绿色经济增长，并着力支持当地中小企业 的发展；二是减轻自然灾害对东盟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三是促进和保护人 权，尤其关注妇女和移民劳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该计划除了延续加拿大历 届政府在经济以及灾害援助领域对东盟国家的援助以外，还关注到了东盟域 内急需解决的问题。在经济援助领域，特鲁多政府当前主要通过加拿大—经 合组织东盟中小企业项目向东盟国家的中小企业提供帮助。同时，特鲁多政 府还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提供了550万加元以支持东盟地区保护和促进移 民工人权力三方行动。据估计，目前东盟国家输出的移民工人约有2020万， 其中近690万在东盟域内流动，是东盟域内目前急需解决的一项社会问题。 在灾害援助领域，特鲁多政府投入了1000万加元支持建立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基金，协助东盟国家进行灾害救助。针对东盟国家正面临的生物威胁问题，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联合东盟秘书处开展了关于减轻东盟地区生物威胁的项 目。依据东盟地区发展计划，2020年9月加拿大为东盟提供910万加元的新资 金，重点用于协助处理东盟区域内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加强民主改革、维 护边境安全、打击移民偷渡以及维持网络安全等。
此外，在女性主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指导下，特鲁多政府还格外关注受援 国女性群体。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于2021年2月资助850万加元，联合东盟和联 合国妇女署启动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妇女和平安全计划。该计划旨在扩大和加 强妇女在东南亚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领导力和参与度。
新冠疫情发生后，特鲁多政府也积极推进了对东盟的援助。一是特鲁多 政府计划向东盟国家提供金额达3060万加元的个人防护设备；二是为确保东 盟成员能够获得疫苗，特鲁多政府还向新冠疫情东盟反应基金提供为期5年 的350万加元捐款。当前，特鲁多政府每年对东盟国家开展的发展援助总价 值超过2.35亿加元。
第二，积极开展人文教育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发展中国家开展 人文教育交流，吸引国际学生到加拿大学习生活是加拿大一项传统的公共外 交工具。加拿大十分重视同东盟国家的人文教育交流。早在20世纪，加拿大 就资助了大量南亚和东南亚的年轻人来加接受各种技能培训。一方面，知识 分子对民间舆论有引导作用。通过吸引东盟青年到加拿大留学，能促进这部 分知识分子实地了解加拿大。因此，待他们返回各自母国后能将立体的加拿 大形象传播到东南亚各地，提高加拿大在东盟国家的知名度，潜移默化中促 进加拿大价值观的出口。另一方面，国际学生还能为加拿大高校带来显著的 经济收益。目前有超过35000名东南亚学生在加拿大学习生活。
特鲁多政府于2017年启动了一项为期5年耗资1000万加元的奖学金计 划：加拿大—东盟教育交流促进发展奖学金（Canada-ASEAN Scholarships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for Development）。该计划延续了加拿大人文教 育援助项目的传统，通过培养学生和中层专业人员的技能为东盟地区即将面 临的发展挑战做出贡献。奖学金用于资助东盟学生在加拿大进行短期学习或 研究（最多2个学期或8个月），研究领域通常与缩小东盟发展差距和减少贫 困有关。该项计划注重对东盟急需人才的培养，用较少的资金使更多的东盟 国家人才到加拿大学习。该计划在促进东盟优秀人才对加拿大了解的同时， 又使得他们成为建设各自母国的中流砥柱，使加拿大无形中参与了东盟国家 的发展建设，树立了良好的加拿大国家形象，为加拿大文化和价值观在受援 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目前该项目成果显著，加拿大驻东盟使团常在自己的 社交媒体平台定期发布已参与该项奖学金项目学成归国学生分享的收获与经 验，一方面彰显了该项目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加拿大对东盟国家发展 的帮助。
第三，善用网络媒介，向东盟公民解释加拿大政策，传播加拿大故事。 加拿大是世界最早开始利用网络媒介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加拿大驻华 盛顿大使馆是最早使用Facebook和YouTube的外交机构。根据2021年谷歌、 淡马锡控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表的报告，在六个主要的东南亚国家中，有超 过75%的人口可以使用互联网，网络已融入东盟民众的日常生活。网络万物 互联的属性，能够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通过及时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双边交 往的信息，能够增加双边的交流和了解，拉近双边的距离。
目前，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有专门的页面介绍加拿大与东盟的经贸、援助 以及投资关系。加拿大在东盟的十个国家的外交机构都开通了Twitter账号。 官推会通过及时的信息分享，增进普通民众对加拿大政策和态度的了解。 以加拿大驻东盟代表团的官方Twitter账号为例，加拿大外交官会通过官方 Twitter账号第一时间发布双边交往的动态，也会第一时间转发特鲁多总理以 及加拿大全球事务部针对当下国际热点问题的最新表态，展示加拿大对多边 主义、女性主义、人权等价值观的维护。
此外，加拿大驻东盟的外交代表团还会利用网络平台，举办各种线上 论坛，吸引当地年轻精英参与，扩大加拿大的影响力。例如，在2022年3月8 日国际妇女节期间，加拿大联合联合国妇女署举办了妇女和平与安全线上论 坛。该论坛讨论了东盟国家内部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问题，列举了新冠疫情期 间的极端暴力行为，以及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帮助受暴力影响的弱势群体。 加拿大外交官们不仅自己组织论坛，还通过积极参与东盟与其他国家开展的 论坛，传播加拿大的态度及价值观。如参与第二届东盟—澳大利亚妇女论 坛。这类线上论坛的参与者多是东盟内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通过与 这些精英进行对话，加拿大外交官一方面能了解东盟内部特定社会问题的现 状，另一方面也能在友好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加拿大态度与故事，构建加拿 大进步的国际形象，提升其在东盟精英人群中的影响力。
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的动因
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公共外交加深同东盟的关系，扩大地区影响力，提升其在 印太地区事务中的参与度。作为中等强国的加拿大，一直致力于维护一个践 行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因为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能让加拿大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这将有利于加拿大更好地维护其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正发生重大的权力转移，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美国行为的不可预测 性逐渐加深。东盟作为引领和维护区域多边主义的核心力量，其战略重要性 正稳步提升。特鲁多政府希望通过公共外交强化在各个领域同东盟的双边合 作，增进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并在交流的过程中促进彼此的视野 融合，增强互信。这不仅有助于加拿大把握住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国际 趋势，提升加拿大在印太事务中的参与度，还有利于维护基于多边主义的国 际秩序，保护加拿大国家利益。
首先，近年来东盟在国际事务中重要性的提升增强了特鲁多政府对其 开展公共外交提供的动力。东盟重要性的提升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东盟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东盟位于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的十字 路口，其内部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是国际大宗商品石油、矿产的主要运 输通道，全球有超过60%的货物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年通过该海峡的船 只总计超过8万艘。因此，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东盟地区的安全稳 定对维系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着关键的作用。安全与繁荣是休戚相关 的，安全的国际环境是加拿大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东盟地区面临的许多传 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都会对加拿大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产生影响。二是东 盟在引领区域多边主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东盟在引领地区多边主义中所 坚持的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和强调在互联互通中求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东盟中心”也被证明是推动亚洲多边主义重要模式之 一。同时，东盟作为知名的国际多边合作机构，是解决一系列全球问题的重 要参与者。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世界贸 易体系。特鲁多政府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三是中美竞争 的国际大背景突出了东盟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自特朗普政府发 动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双方在经济政治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双边关系 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并未得到缓解。拜登政府 在对华问题上的一系列挑衅行为更显示出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将持续。作 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东盟，逐渐成为两国竞相争 取的对象。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达成的重要贸易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印 太经济框架，都离不开东盟国家的身影。这显示出东盟在中美贸易摩擦后形 成的新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特鲁多政府希望加深同东盟的经 贸关系从而更好地融入新的世界贸易体系。
此外，加拿大的盟友们近年来都不断加深同东盟国家的合作。盟友的 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开展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加拿 大的老牌盟友英国于2021年8月5日正式成为25年来东盟第一个新加入的对话 伙伴。加拿大在五眼联盟中的其他两位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长期以 来就与东盟维持着比较紧密的双边关系。澳大利亚于2012年提出了“亚洲世 纪”战略。新西兰于2013年提出了“东盟伙伴关系：通往十个国家的道路” 战略。另外，早在2010年东盟和澳新之间就已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数据显 示，澳新两国的经济在同东盟的自贸协定中获益良多。东盟和澳大利亚之间 的商品贸易额从2010年的574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816亿美元。东盟和新西 兰之间的商品贸易额从2010年的76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10亿美元。
由此可见，东盟的政治经济地位正不断提升，已成为印太事务的重要 参与者。但是，目前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并未包含加拿大，这显示出如 果特鲁多政府不积极在印太地区发展新伙伴、参与印太事务，加拿大就可能 被排除在该区域规则体制的发展之外。这可能会损害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经 济、外交和安全参与。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加拿 大的公共外交也被认为是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在理论上的重要性等 同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两大支柱”。加拿大对公共外交 手段的运用也更加游刃有余。因此特鲁多政府有强烈的动力利用公共外交来 维护和提升与东盟的双边关系，并在东盟国家内部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扩 大自身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提升对地区事务的参与。这将避免加拿大被排 除在区域新秩序的构建之外，提高加拿大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
第二，通过公共外交增加加拿大的贸易机会，维护加拿大的经济利益。 公共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利益。因此，提升国民 生活水平，为国家发展做贡献也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特鲁多政 府为了把握住东盟这一拥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积极通过公共外交促进两 边企业对彼此市场的了解，从而增加双边贸易合作，以期实现互利共赢。 首先，特鲁多政府加深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意愿符合其秉持的贸易多元 化的基本国策。加拿大长期以来希望与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建立良好的贸 易关系，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其次，与东盟加强经贸合作有助于加拿大 实现对外贸易的多样化。2021年，加拿大61%的GDP是由对外贸易创造的。 在这之中，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占比达到惊人的75.5%，排名第二的中国仅 仅占4.5%，英国和日本分别占2.6%和 2.3%。与此同时，几乎一半的加拿大 进口产品源自美国（48.5%），其次是中国（14%）、墨西哥（5.5%）、德 国（3.1%）和日本（2.5%）。加拿大能源、汽车、制造业等许多重要经济部 门均为美资所控制。由此可见，加拿大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因此，加 拿大历届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和增加加拿大的贸易机会，使加拿大成为与全球 经济联系最紧密的经济体，减少国家外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国民经济 总体发展的不利影响。特鲁多政府也于2018年启动了出口多样化战略（Export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以期到2025年将加拿大的出口额增加50%。
此外，东盟的巨大经济潜力让东盟成为了特鲁多政府拓展贸易伙伴的 目标。人口数量限制了加拿大的市场，而其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决定了加拿 大必须利用国际大循环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坐拥巨大经 济潜力与人口优势的东盟便成为了加拿大寻求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的选择。 2021年，东盟总人口约为6.7亿，GDP总量达3.3万亿，占全球GDP总额的 3.51%。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同时，东盟也是 加拿大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10亿加元。加深与东盟 的经贸合作能为加拿大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以东盟地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 级人口为例。预计到2030年，东盟的中产阶级人口将增长到3.34亿。生活富 足后，他们会产生对更高规格的农产品的需求，并逐步成为加拿大高质量农 产品的潜在目标客户。这将有助于增加加拿大的出口，促进加国内相关产业 的稳定发展。
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地理间隔以及贸易政策的差异， 加拿大与东盟两边的企业的贸易合作有限。为促进双边贸易合作，加政府开 展了一系列公共外交行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在加拿大全球事务 部的要求下成立的加拿大—东盟商务理事会（The Canada-ASEAN Business Council）。自成立以来，该理事会已发布了多项有关双边经贸合作前景的 报告。例如，为增加加拿大公司在东盟的贸易投资，理事会研究发布了《加 拿大企业东盟商业机会研究》和三份《东盟地区加拿大企业调查》（2013 年、2016年和2019年）。特鲁多上台后，同东盟进一步加深经贸关系的意愿 进一步增强，提出了要同东盟签署自贸协定的想法。因此，该理事会分别于 2017年与2018年发布了《东盟的优势：探索加拿大贸易潜力》和《加拿大的 优势》两份报告，分别从加拿大和东盟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加拿大与东盟 之间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可能经济效益。除了发布研究报告外，该理 事会还定期举办加拿大——东盟商务论坛（通常每18个月举办一次），满足 双边的商务沟通需求。在加拿大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攻势下，仅仅作为东盟第 十五大贸易伙伴的加拿大，成功同东盟于2021年11月7日开启了双边自贸协 定谈判。
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阻碍
第一，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地区的公共外交受投入不足和美国行为追随者 形象的限制。加拿大的战略重点在历史上一直集中在北美和北大西洋，缺乏 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有效关注。另外，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长期以来 无法比拟中国、日本等区域大国。因此，加拿大对东盟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 相比之下就更少了。
如上文所述，加拿大对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外交最主要的行动就是对东盟 的援助。但是加拿大对东盟的援助仍不是加拿大国际援助的重点。2017年， 加拿大的国际援助支出排名世界第十位，与其GDP总量在世界中的排位接 近，其中国际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0.23%，高于美国的0.18%，但远低于欧洲 国家如英国0.7%、德国0.67%、法国0.42%的水平。国际援助支出占国民收入 的百分比处于世界主要援助国末流。此外，加拿大排名前十位的受援国全部 位于中东、非洲和中亚，东盟国家无一上榜。这说明加拿大在国际援助领域 对东盟的重视程度不够。
虽然特鲁多政府以援助为主线的公共外交投入在东盟域内维护了良好的 加拿大国家形象，但这并未显著提升其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尽管特鲁 多政府多次向东盟表达加入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会议以期提升双边政治、经 济、安全合作的愿望，但加拿大目前仍被排除在相关峰会以外。造成这一现 状的主要原因在于特鲁多政府采取了过于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导致对很多 东盟国家政府乃至民众来说，加拿大的行为多为美国行动的依附。在此类观 念的影响下，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 第二，加拿大民众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执着，影响特鲁多政府对东 盟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加拿大亚太基金会2013年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0% 的加拿大民众希望政府将人权放在对亚洲外交的优先地位，39%的人认为， 为了人权可以放弃经济上的交往。因此，特鲁多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也秉持 自由国际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人权、民主等价值观。但东盟内部各国情况迥 异，缅甸、老挝、柬埔寨、乃至新加坡的民主状况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批 评的对象。在美国自由之家2022年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中，东盟的10个 成员中没有一个国家被划入自由分类。西方政客乃至人民对所谓普世价值观 的盲目自信，会让他们看低东盟内部与其所谓普世价值观相左的价值观。这 会影响他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的心态，使其行为带有很强的说教性，而一味 的说教势必会招致民众的反感，影响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
此外，东盟内部由于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一直采取把互不干涉内 政和通过协商取得共识作为其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基础。虽然加拿大国内也有 学者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求同存异，采取更加务实的方 法，而不是采取一种有原则的方法。但特鲁多政府在缅甸罗兴尼亚难民问题 上，不顾西方国家在罗兴尼亚难民问题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罪责，一味抨击缅 甸政府的行为，表明未来特鲁多政府还将继续罔顾东盟域内国家内部的现实 情况，对东盟国家内政发表评论乃至采取制裁措施。同时，东盟过去50年间 的团结得益于内部的全体一致原则，对东盟内部某一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显 然会影响加拿大同东盟整体的交流与合作。如何处理同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这三个西方视角下民主状况糟糕的国家，也势必会影响特鲁多政府对东盟整 体公共外交的实施效果。另外，特鲁多政府与中国近年来关系恶化的过程， 显示其没有能力同时驾驭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未能将其同中国关系的政治 和经济部分分开，侧面反映了特鲁多政府对东盟公共外交仍将面临阻碍。
对中国的启示
加拿大在国际社会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在2021年度全球最佳国家形象 排行榜（2021 Anholt-Ipsos Nation Brands Index）上，加拿大首次晋升世界第 二，仅次于德国，侧面显示出其公共外交政策的成功。特鲁多政府的公共外 交注重在目标国民间构建亲善的援助者形象，使目标国整体的民间舆论有利 于加拿大，便于推进符合加拿大利益的合作。因此，加拿大的公共外交经验 和策略值得中国借鉴，通过援助、人文教育交流、社交媒体等途径扩大中国 的影响范围，注重同各国普通民众的沟通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向他们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同时，中国也应认识到随着近年来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抹黑行为，如夸大中国在 南中国海的军事投入，鼓吹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长对地区安全的威胁等。由 于西方在世界舆论场上的先发优势，对中国负面的舆论在东盟各国内部已 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据东盟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发表的民调 《东南亚国家：2022年调查报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2 SURVEY REPORT）》，日本和美国被东盟人民认为是最受信任的大国，有 54.2%和52.8%的人认为日本和美国最值得信赖，认为中国是最信赖的大国的 比例仅为26.8%，认为中国不值得信赖的比例达58.1%。虽然当前形势不尽如 人意，但中国在新冠疫情中对东盟国家的援助也取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可。有 57.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为东盟国家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疫苗援助，美国以 23.2%的比例位居第二，澳大利亚以4.7%排名第三。通过以上两项数据，我 们可以看出虽然西方在东盟内部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渠道抹黑中国的行 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发展援助仍然可以扭转东盟境内普 通人民对中国的观感。
因此，中国在推进自身对东盟国家公共外交的同时，也要时刻留意西方 国家在中国周边开展的公共外交，防止亲西方的公民舆论的壮大影响中国与 东盟的合作政策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损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结 语
特鲁多政府此前出台的加版印太战略已将东盟列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最 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因此，东盟国家有望得到加拿大更多公共外交投入。 但是只要加拿大不能务实地接受其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以及加作 为美国行动依附者的形象得不到改变，特鲁多政府未来在东盟域内的公共外 交收益仍将持续受限。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下的“五眼联 盟”转型与我国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20AGJ005）的阶段性成果。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察哈 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周祥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生。
新形势下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海洋领域交流合作分析
梁国杰 杨 茜
近年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关系发展迅速，为两国推进海 洋领域交流合作提供了机遇和基础。2019年9月2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北 京签署，中所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 的历史阶段。2019年10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所罗 门群岛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签署。2022年3月，中所签署警务合作 谅解备忘录。同月，首批援所罗门群岛中国医疗队抵所。2022 年4月，中所签署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中所两国合作关 系的不断深化，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大量基础设 施建设，有利于两国海洋合作的顺利开展。
所罗门群岛的国情特点和发展现状
所罗门群岛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在澳大利亚东北方向，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正东方向。所罗门群岛陆地面积为2.84万平方公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 却多达160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5313千米，居世界第19位。所罗门群岛 是美拉尼西亚群岛的一部分，由9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面积最大的是 瓜达尔卡纳尔岛，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40千米。瓜达尔卡纳尔岛是首都 霍尼亚拉的所在地，岛内多火山、河流。近年来，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有 被海水淹没的危险。
由于岛屿众多，星罗棋布，所罗门群岛就像散落在太平洋上的一串珍 珠，自然风光优美，热带雨林密布，农林、渔业、矿产、旅游资源丰富。气 候终年潮湿，极少有极端天气，无明显季节差异，年平均气温26.5℃。所罗 门群岛人口数量约为72万，其中94.5%为美拉尼西亚人，多信奉基督教新教 和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通用皮金语。近年来，所罗门群岛人口有缓慢 增长的趋势。
所罗门群岛经济基础薄弱，财政高度依赖外国援助，政府奉行争取多边 援助政策。目前，澳大利亚为最大援助国，其他主要援助方为欧盟、日本、 新西兰、英国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所罗门群岛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10，是 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所罗门群岛的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人口依靠务农、捕鱼和种植为生， 国民经济以种植业、渔业和黄金开采为主，牛肉、粮食、蔬菜基本自给， 大部分制造与石油产品依赖进口。所罗门群岛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丰富，如 铅、锌、镍以及金。渔业方面，坐拥16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使该 国渔业资源丰富，海产品是其第三大出口产品。所罗门群岛90%的陆地上覆 盖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林业成为近年来所罗门群岛的主要经济支柱和出口产 业，出口创汇占所罗门群岛外汇收入的60%，主要出口市场是亚洲地区。然 而，近年来一些非法采伐和过度商业开发使得所罗门群岛林业资源面临可能 在数十年内枯竭的风险。
中所海洋交流合作潜力及路径分析
长期以来，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台湾维持所谓“邦交国”关系，因此中所 两国官方往来并不多，经贸关系发展也受到较大限制。2019年，所罗门群岛 与中国建交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为中所两国开展海洋领 域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 场，两国在海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潜力巨大。中所两国可在联合国、太平洋 岛国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合作发展论坛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和合 作，打造蓝色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开展海洋合作。
一是合作加强涉海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所方海洋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所罗门群岛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其经 济增长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南南合作框 架下，鼓励更多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所方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如投资所罗门群 岛港口升级改造，铺设海底光缆促进岛屿、城市间的联通，为两国涉海贸易 提供更大便利。中方投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将 所罗门群岛的海洋自然条件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促进所罗门群岛的可 持续发展，为中所双方经济合作带来长远效益。
二是加强海洋渔业合作，扩大中所海洋贸易。所罗门群岛是世界上渔业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金枪鱼产业占到该国GDP总量的18%。许 多国家和地区都同所罗门群岛有渔业合作。中所两国在海洋渔业生产加工和 海产品贸易方面可以有更深入的合作，不但能增加价值，还能创造就业。其 一，中所双方可以合作发展海产增养殖，合作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和渔业装备 升级。其二，在所罗门群岛合作发展海产品下游加工，提高经济附加值，助 力所罗门群岛海洋渔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其三，可以考虑在所罗门群岛建 立中所海洋渔业贸易特区，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并支持岛国企业参加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建立更加通畅、直接的贸易渠道，加强优质海产品对华出口 市场开拓。
三是合作开发海洋旅游资源，推动相关服务业发展。2019年10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时指出，中所两国旅游合作潜 力巨大。所罗门群岛沿海地势较平坦，沙滩风景优美，海水清澈透明，被称 为世界上最好的潜水区之一。但由于受地理位置、旅游业发展和航空航班的 限制，所罗门群岛的旅游业并不发达，还没有完全释放发展潜能，具有极大 的旅游业开发潜力。首先，中所双方可以合作升级海洋旅游设施，规划海洋 度假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海洋旅游业态多样化发展；其次，合作开发海洋休 养、海洋运动、海洋文化、无人岛屿探幽等旅游资源，建设滨海旅游酒店或 度假区，提高旅游服务和接待能力；第三，加大所罗门群岛旅游宣传力度， 推动中国公民组团赴所旅游。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将由所罗门群岛主办，中 方将为运动会的举办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中所双方应以此为契机，合作推进 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布局，为促进中所旅游合作打好基础。
四是加强海洋科学技术合作，保护海洋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所罗门 群岛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环境恶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中 所双方可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海洋生态等相关领域发挥互补优势，加强科 学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合作。其一，合作开展海洋科学考察，对相关海域进 行海洋健康水平监测，搜集整理相关信息，建设海洋科技信息共享数据库。 其二，中方为所罗门群岛提供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技术支 持和人员培训，同所罗门群岛高校合作加强海洋科技教育等。其三，构建海 洋科技创新多边合作交流平台机制，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国—太平洋岛国 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框架下，搭建 “中—太海洋科技创新合作分论坛”平台，或由中方牵头建立“中国—太平 洋岛国海洋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合作峰会”机制。
中所海洋合作的基础
截至目前，中所两国有友好省市关系2对。根据笔者对在所华人的线上 访谈，虽然中所双方有一些合作项目，但海洋合作方面基础还较为薄弱，涉 海项目寥寥无几。中所合作目前多集中在矿业、交通、建筑、能源等方面， 如2019年10月，万国国际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运营的所罗门群岛金岭金矿 全面开工，这是所目前最大的金矿及综合基础设施项目，中铁国际和中铁十 局等参与建设。此外，中国港湾也承担了姆巴拉苏纳大桥等所罗门群岛基础 设施建设。
中所合作的华侨华人基础较好，有利于中所双方人员沟通、对接，也有 助于中方外派人员尽快适应环境。目前在所罗门群岛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000 多人，多数祖籍广东和福建，大都在当地经商。20世纪50年代，当地华商组 建了所罗门群岛中华会馆，举办各种节庆和社会活动，还创办了霍尼亚拉中 华学校，招收华裔子弟入学接受华文教育，近年来国务院侨办每年向该校派 遣数名华文教师。在首都霍尼亚拉市中心附近，有一条繁华的唐人街，为当 地主要商业区，华人商店主要分布在大街两旁。据介绍，所罗门群岛老一辈 华人多数经营杂货、百货、餐馆、旅店及从事养殖、伐木等行业，年轻一代 华人有些从事医生、工程师或会计师等职业。
中所海洋合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所海洋合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所罗门群岛基础设施落后，海洋合 作相关服务业亟待升级，还需要中方加大投资力度，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才能得到改善。另外，所罗门群岛旅游产业链不完善，地接服务能力有限， 制约了中所海洋旅游合作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国不通直航，国际交 通不便，影响合作效率。虽然双方就开通直航进行过沟通和协商，但目前尚 无实质性进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所双方人员往来基本停滞，延 缓了很多“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落实进度。
国际形势方面，一方面，中所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 录后，快速上马了一批合作项目，逐渐步入合作“蜜月期”，但新冠疫情的 爆发令双方合作脚步放缓；另一方面，所罗门群岛较易受澳大利亚、美国、 日本等域内外大国的影响，有时候表现得摇摆不定，为中所合作造成了一定 障碍。早在2016年，所罗门群岛就和华为海洋签署了海底光缆的建设合同， 以替换原先的澳大利亚合作方。然而，在澳大利亚开出承担该项目三分之二 费用的条件后，所罗门群岛最终还是取消了和华为的合作。此外，2006年所 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和华人商铺曾遭到抢烧，300多名华侨分批 乘中国政府包机离开所罗门群岛。此后十余年来所罗门群岛社会较为稳定， 安全状况较好。然而，2021年11月下旬，所罗门群岛发生反政府骚乱，唐人 街和华人店铺遭到打砸抢烧。2022年1月，中方应所方请求向所派遣临时警 务顾问组，帮助所警方提高自身能力以止暴制乱。2022年4月，所罗门群岛 与中国签订安全合作协议，其宗旨是促进所罗门群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结 语
总体来讲，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经济互补性高，双方政府建立了全面合作 关系，在新形势下推进开展海洋交流合作的潜力巨大。目前，所罗门群岛仍 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发展乏力，亟待转型。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在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将为所带来大量资金投入和基 础设施开发，促进所罗门群岛经济发展；所罗门群岛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将为 中国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开展互利共赢海洋合作 前景广阔，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两国友好关系，促进两国人员友好往来。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17YJC74004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22CYYJ04）和山东省外事研究与发展智库课题（项目编号：202257）的阶 段性成果。
梁国杰：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 茜：聊城大学财务处会计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对韩国的民间外交探析
刘吉文
中韩关系自建交以来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迅猛发展，两国 的民间外交也呈现着多向合作、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成为 官方外交的有力辅助工具。但近些年，两国关系因某些问题由 “暖”变“冷”，导致两国民间对彼此的负面情绪有所上升， 民间外交也因新冠疫情而出现步伐放缓的态势。本文主要就中 国对韩国的民间外交特点和制约因素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 简要分析和探讨。
自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后，两国关系在短短30年间实现跨越式发展， 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旅游、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
但最近这些年，中韩两国关系受到了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平静之 下暗流涌动。特别是在萨德事件的干扰下，中韩之间呈现出“政冷经热”的 局面。双方在各种层次的人文交往方面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无论是公共外 交，还是民间外交，都如同“温吞水”一样。受中韩关系大局的影响，两国 民间交往踯躅不前，彼此嫌恶的民间情绪严重迟滞了中韩友好关系的健康发 展。在当前百年之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之际，及时发现中韩民间交往存在的 问题，探究中国对韩民间外交制约因素，对于配合我国的总体外交，增进双 方理解互信，推动中韩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 作用。
中国对韩国民间外交的发展状况
从外交主体来看，外交可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种形式。民间外交 一般是指不具有国家正式外交资格的非政府行为体，为维护国家的利益而配 合政府外交进行的非正式的对外交往活动，是对政府外交有效的补充。民间 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外交主体多样，外交方式丰富多彩，外交目标广泛无固定 指向性。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形式丰富，与时俱进，互动性 强，具有很强的创新力。
中韩建交后，官方和半官方外交发展非常迅速。在中韩友好关系的大趋 势下，两国民间关系发展得也非常顺利。中韩两国民众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 优势和特点，积极沟通思想，加深互信。特别是在出现类似新冠疫情等大灾 大难时，两国民众积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让民间外交成为促进两国关系 发展的得力工具。各国民间外交各有各的特点和长处，中国对韩的民间外交 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官方进行顶层设计，官方下属的团体和地方政府成为对韩开展民间 外交的主体。与韩国以及很多国家不同，中国民间外交实际上也是官方的外 交活动。因为类似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民间外交机构基本都是挂靠在官方机 构下面。2004年12月中国在韩国创建了隶属于中国文化部的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举办包括演出、展览、艺术节、文体比赛等各种主 题文化活动，组织语言、文化艺术等各类教学培训和为韩国人提供介绍中国 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韩 国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在中韩民众之间架起一座 新的文化交流桥梁。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首尔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两国民众 线上相聚，彼此共享两国不同的春节文化；邀请两国的歌唱家、演奏家举行 中韩友好线上音乐会，献上新年首场视听盛宴；举办符合年轻人口味的“短 视频大赛”，征集中韩美食、旅行、文化等题材的短视频，向彼此展示和传 播本国优秀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交融，借此巩固国民之间的友谊。再 比如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隶属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的孔子学院。除了正常授课外，韩国的各孔子学院纷纷利用自身优 势，结合自身特点，定期举办汉语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成 为韩国学生了解现代中国的重要平台和场所。
地方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官方外交，但从具体 形式和手段来讲，地方政府外交更能体现出民间外交的交流领域广泛、交流 对象多样、交流形式丰富等特点，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外交的主体具有官方性 与民间性双重特征。根据韩国市道知事协会统计，截止2021年12月，中韩地 方政府间结成友好关系的为452件，姊妹城市为232件，共计684件。在地方 政府牵头下，中韩两国各类团体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人员之间交 流互动非常频繁。通过文化体验交流活动，使双方国民能够深入了解两国文 化的异同，促进彼此感情沟通，有利于双方国民增加友好感、亲切感，从而 能够有效推动两国民众间构建双向沟通的桥梁。
二是各类专业团体搭建协作平台，积极推动相关领域的沟通与交流。 此类民间外交活动大多是从本专业领域的需求出发的。双方教育交流务实推 进，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卫生合作不断拓展，青年互访力度增强，体育交流 重点突出，旅游交流互动频繁，科技交流精彩纷呈。在民间的人文交流方 面，以民间人士为核心成立的各种民间专业机构在激活中韩两国交流方面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术界，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各大学的研究团体 不仅在政府对韩外交政策咨询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还通过邀请韩国 学者、智囊团以参加研讨会等形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目前中国将近270余 所高校设立了朝鲜（韩国）语专业，各地已成立了120多个朝鲜韩国学的相 关研究机构。
此外，中国文艺团体、跨国企业在韩国期间采取灵活手段宣传国家良好 形象，在韩国公众中树立了本国的良好形象，通过不断拓展民间外交的界限 和新的交往对象，有效延伸了官方外交范围。
三是普通民众往来频繁，积极展现民间外交使者形象。特别是近年来， 中韩两国携手前行、迎难而上，关系定位不断提升，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2021年，中韩人员往来45.19万人次，其中韩国来华13.55万人次，中国内地 居民赴韩31.64万人次。两国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格局。 自建交以来，留学韩国的中国学生人数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目前中韩 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留学生为67030人，占在韩国际留学生总人数的43.6%。留学生作为 一个相对固定、与韩国人融入最深的特殊群体，是中韩两国开展民间外交的 天然媒介。通过开展两国的教育往来和文化交流，一方面可使韩国留学生加 深对中国文化、社会的了解，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同时借助留学生使韩国民 众了解和认知中国；另一方面通过中国留学生与韩国人接触和融合，搭建互 相理解和尊重对方文化的桥梁，为培养、维系两国人民间友好感情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在旅游领域里，中韩两国游客流动规模很大，活跃程度很高，旅游已成 为联系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也成为促进彼此经贸往来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引擎。
中国对韩民间外交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韩两国关系因萨德问题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始终没 有回到原有的高峰，而且这种温吞状态不仅仅表现在两国的官方层面上，两 国的民间关系也表现出恶化的态势，导致两国互信受损，影响了两国各领域 交流合作。特别是在韩国第20届总统大选期间，韩国政界、学术界、媒体和 社会舆论已经把中国问题当成一个重要话题，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厌 华”情绪，甚至一些市民团体发表“反华”言论，这给本来就不冷不热的中 韩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韩国《时事人》2021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 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6.4%，低于日本（28.8%）和朝鲜（28.6%）。而且韩 国的反华情绪在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没有差异，在年轻一代中也表现得 很强烈。影响中国对韩民间外交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治上缺乏互信，对朝核问题的看法不一是双方绕不去的坎。中 韩两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和冷战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的隔绝生活，无论从政治制 度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很难让亲身经历过的和长期接受“反共”教育的韩国 人迅速转变“刻板印象”，改变对中国的整体看法。在韩国人心目，中韩美 同盟才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韩国社会对中国的政策和制度缺乏认同，在 政治和安全上不信任中国，甚至部分政治精英、媒体人士对中国政府和中国 民众充满敌意。
朝鲜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是韩国核心利益，同时也关系到中国 重大战略利益。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一贯 立场和原则，在韩国人眼中，则被认为中国未尽力控制朝鲜进行核试验，有 意偏袒朝鲜。韩国在政界、舆论界、学术界的宣传鼓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把 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和爱国画上了等号。韩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报道 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却不对中国反对的原因以及部署“萨德”对韩国的危 害加以解释，并且认为由于中国对韩国进行经济制裁，使得韩国经济受到重 创，因此导致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上蔓延着“嫌中”情绪。这种政治缺乏互信 和安全利益上的矛盾导致中国对韩国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都处于困境之中。
第二，中韩民间外交力量不平衡，中国各类团体民间外交规划不系统， 跨国企业影响力偏弱。建交以来韩国借助两国经贸往来，分享着中国经济崛 起的红利，同时也向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相反，中国的民间 外交力量却显得非常薄弱，缺少计划性和延续性。中国担负半官方民间外交 的团体，企业主动谋划意识不强，过于依赖官方的指令性计划。在中国举办 各类有关中韩关系的活动，基本都可以从赞助商名单里找到韩国企业或财团 的身影。但在韩国举办的各类专业活动中几乎找不到中国企业的名字，往往 都是与中国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或有一定官方、半官方背景的团体。同样具 有民间外交性质的活动，承担主体的身份不同，在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给他 国民众，特别是比较注重市民社会的西方国家民众的感觉是天壤之别的。
第三，留学、旅游个体民众力量分散，在民间外交上难以形成合力。每 年赴韩留学和旅游的中国公民数量很多，但在出国前很少有相关民间外交方 面的教育和培训，所以这些民众的自身素质高低对于我国民间外交的成效有 着很大的影响。在韩国大学中真正能发挥民间外交作用的主要是孔子学院和 孔子学堂的中方教师，而数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在此方面的贡献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不能不说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韩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除了通过媒体外，再者就是来中国旅游或者通过赴 韩的中国游客给他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中国海外旅游业务开展相对较晚，民 间外交意识还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过去其它国家游客身上出现的不良习惯 和行为也会在中国旅客再次重现。中国相关机构对于留学、旅游等个人赴韩 行为基本是放任自由的状态，没有正规培训，也未制订相关民间外交的宣传 手册，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素质。难以形成合力的民间外交行为自然很难为我 国的整体外交发挥更大的助力作用。
中国对韩国民间外交的解决途径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持续蔓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 境更加复杂严峻。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在大选之前就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反 华”言论，执政后便走上全面强化韩美同盟、平等发展韩中关系的道路，凸 显了其“亲美远中”的姿态。韩国一些政客、财阀、保守新闻媒体和部分极 右翼团体，不时散布“反华”言论，诋毁对中国的制度和政策，极力在文化 和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暗中破坏中韩之间的正常友好关系。
在尹锡悦新政府“亲美疏中”的政策框架下，中韩关系发展确实会存 在一些不利因素，韩国政府更迭带来的政策调整在短期内会影响中韩关系走 向，但是两国高层会从国家利益出发，全面考量中韩关系的长久发展。而且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两国是离不开的近邻、分不开的伙伴，在各国政 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前时代下，任何企图将外交安全与经济、文化交 流分离开来的主张越来越难行得通。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也不愿意和韩 国对立，关系是相互的，尊重也是相互的。面对不太友好的韩国民意和社会 基础，民间外交不应还停留在一般形式上的民间交往，应积极开展实实在在 的民间外交工作，努力改善韩国对华民意，为实现我国的总体外交、增进中 韩两国民众理解互信发挥助力作用。
首先，加大民间交往力度，拓宽民间外交渠道。官方外交掌控两国关 系的总方向，但民间外交也是外交，它是落实国家总体外交的基础性工作， 是官方外交的有益补充。两国民间情感越是不和谐，就越要发挥民间外交的 沟通作用，争取改变对韩国社会的对中国认知和情感。通过智库或学者进行 交流，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的接触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由于受疫情影 响，中韩之间很多互访计划更改或取消，长此以往双方学者互访和留学活动 就会“断崖式”减少，这将使两国学界损失一代“知韩派”“知华派”， 以后恐将对中韩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中韩关系是一个生态，需要不断培养 新生力量。尽管网络形式有其不足之处，但在当前疫情仍然不能放松的情形 下，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民间外交领域，丰富民 间交往的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教育、视频研讨、“云参访”等方式，增 加与韩国人的交流互动，让韩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或者通过网上直接交 流，让彼此有机会深入细致地沟通交流，从而起到真正的理解和认知的作 用。而不是在网络上相互谩骂攻击，破坏两国国民的情感。
其次，合理争夺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好我们的民间外交机制。 近年来韩国民间出现“嫌华”负面情绪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这其中与韩国 保守媒体普遍存在“疏中亲美”倾向和长期涉华负面报道有很大关系，结果 导致韩国社会的嫌中情绪持续喷发。面对着话语权被垄断的不利局面，我们 要扩大与韩国媒体的合作，加强媒体的融合，结成报社姊妹关系，相互建立 驻外记者联谊机构，努力去争取一部分能够公正地讲中国故事的韩国记者， 提高我国主流媒体话语权实力。同时加强与韩国进步派媒体、中文媒体以及 对华友好人士合作，以提升韩国媒体中对华报道的客观公正的声音。
21世纪是人人都可以当记者的自媒体时代。我国还要充分利用韩国民众 常用的新媒体软件，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并适当调整新媒 体发展方向和目标受众，以国际视角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以不断增加韩国民 众对中国的正确认知。
再次，改变传统思维定式，切实强化民间外交的自身特点。在我国， 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补充工具，被纳入政府领导下的总体外交和公共外交 中。但对于韩国和欧美国家来说，中国的民间外交还是带有比较浓厚的官方 色彩。中国带有半官方色彩的学术机构、经济团体在与国外公众交流中，多 倾向于展现中国最好的、正能量的一面，尽量避免负面信息或与相关国家有 冲突摩擦的话题，这样往往给人带有强烈的价值观宣传和灌输的感觉，同时 容易给国外民众一种不够坦诚的错觉，结果适得其反，削弱民间外交本身的 可信度优势，得不偿失。
总的来看，中国对韩国的民间外交有成功之处，也有需要总结修正的地 方。面对当前的困难和误解，双方可以通过成熟有效的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 沟通，更多地面对面交流，化解业已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分歧，体察彼此的真 情实感，只有从高层到民间都深入交流起来，才能为稳定的中韩关系重铸坚 实基础。
刘吉文：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试探德国的反亚裔浪潮
苏炜彬 谢婷婷
亚裔是德国的外来族裔之一，被德国主流社会视为不可同 化的“外来者”，长期以来饱受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困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德国的蔓延，德国国内针对亚裔的歧视事 件甚至是仇恨犯罪更是不断呈上升趋势。本文通过总结德国反 亚裔浪潮的基本情况，对德国亚裔与美国亚裔处境进行比较， 进一步探讨德国亚裔摆脱困境的可行性路径。
德国反亚裔浪潮的基本情况
针对亚裔的歧视在德国由来已久，德国的《明镜》网站曾经就发布文章 《在德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遭遇过种族歧视》揭示了德国种族主义问题 的严重性。德国政府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对亚裔族群人口的有关数据和信息进 行收集、分析，以致于现在难以对亚裔被歧视的规模进行较为准确地估算。 由于德国的亚裔远比美国亚裔数量少等原因，德国亚裔在公共舆论里经常被 美国亚裔所代表，所以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打击针对亚裔犯罪的过程中也存在 缺乏根据德国实际情况作经验总结的问题。
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和德国融入与移民研究中心曾在2020年秋季 以“德国新冠肺炎危机与反亚裔歧视”为主题，对700名来自亚裔移民家庭 的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9%的人在疫情期间遭受到了歧视。被 歧视的经历中有62%是遭到言语攻击或骚扰；27%的人则被某些机构排斥与冷 落，比如在医院看病很难顺利地挂号预约；有11%的亚裔甚至遭遇肢体暴力 的不法侵害，例如在大街上或在搭乘公交的路上被吐口水、被恶意推搡或者 喷消毒剂。而在另一项针对德国人的调查中，有至少15%的德国民众认为， 新冠疫情应该归咎于亚裔，尤其是部分中老年人群对亚裔群体的排斥情绪更 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亚裔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一是德国亚裔的社会地位低下。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爆 发导致德国出现经济下行的状况，造成了社会动荡。为了转嫁社会矛盾、转 移民众对政府防疫不利的关注，亚裔成为了“替罪羊”与愤怒情绪的宣泄对 象。德国国内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以及在报刊媒体上出现的带有明显偏见 色彩的歧视性言论逐渐增加。在社交平台上，种族歧视言论难以得到有效的 监管，并且容易煽动民众对亚裔的排斥情绪。仇视心理极易从网络延续到线 下，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亚裔受到言语或者人身攻击的情况，与现实的日常生 活产生叠加效应。而亚裔来自不同的祖籍国，群体内部因为文化认同以及核 心利益不同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分化程度严重，所以即使面对欺凌 与压迫也难以形成统一对外的政治声音。因此，亚裔群体在遭受不公正对待 时，通常难以找到合适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是德国亚裔的发展空间受限。相对而言，德国的亚裔比德国民众更 吃苦耐劳，所以亚裔一般不会面临就业难的困境。亚裔身上常常会被贴上 “模范少数族裔”的偏离实际的标签，这给德国民众造成了错误的暗示。有 些德国民众会认为亚裔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和生存空间，这在客观上助长 了德国社会对于亚裔的负面看法。一旦德国民众形成对亚裔的有失偏颇的刻 板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沉默、几乎不主动发声”的亚裔群体被视为不合 群的异端，难以被德国本土的主流社会所接受。普通的亚裔想要靠自己的努 力跻身于德国上流社会也是困难重重。法国《欧洲时报》德国版就曾经报道 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市政局没有按照正规流程对火车站附近17家亚洲餐馆突击 检查。德国媒体的报道过于片面，在警察检查结束以后除了报道了一些存在 问题的餐馆的情况，剩下的内容都是关于亚洲餐馆普遍存在的卫生糟糕的状 况，对大部分不存在问题的餐馆却是没有提及。这给广大德国民众造成所有 的亚洲餐馆都存在诸如此类问题的误导，对亚裔的整体声誉造成很大的影 响，导致亚裔在德国谋生与就业愈发艰难。
德国亚裔与美国亚裔处境比较
德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大国，亚裔的数量和美国亚裔一样在移 民群体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但是德国亚裔与美国的亚裔相比处境有所不及，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支持层面。亚裔家庭普遍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遵守所在国家政府 制定的法律并且收入较高，所以亚裔已经基本达到优质移民群体的标准。美 国的亚裔虽然因为在历史原因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作用下，和德国亚裔同样 受到一部分思想过于极端的人群的歧视，在工作生涯中往往难以成为单位的 管理层或决策者。但是近些年形势发生很大的转变，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亚裔 的基本人身权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2020年人口数 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亚裔会成为美国未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种族群体。在人口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亚裔群体会成为推动美国社会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助力。
经过综合考量与权衡利弊，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后签署 了反歧视亚裔法案，他表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停止国内的仇恨和偏见。美国 众议院民主党人声称签署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并帮助遏制针对亚裔的 仇恨犯罪，主要是教导亚裔如何积极举报犯罪行为。德国虽然出台过《普遍 平等对待法》,也就是《反歧视法》，但是其中的主要条例都与工作权力的 歧视有关，而对于由种族、国籍等引起的歧视则保护程度有限。 德国有关反亚裔歧视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折射出了德国政府对于亚 裔频频被歧视的态度与立场的模糊与不坚定。缺少政府的大力支持，德国亚 裔改变现状、提升社会地位之路无疑是坎坷与曲折的。
亚裔的个人选择方面。美国的亚裔在面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攻击的时候已 经选择联合起来，和美国其他同样反对种族歧视的主流群体站在同一战线， 走上街头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奋斗。美国的许多亚裔公众人物，如林书 豪等人，也会因为亚裔的外表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他们凭借自身的影响力， 利用媒体和社交平台为维护亚裔的正当权利发声。反观德国的亚裔群体所 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所以对社会公共事务能够产生的影响也较 为有限。面对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攻击，大多数亚裔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态度忍气吞声，以至于遭受不平等对待后无法获得当地社会的关注和重 视，持续不断受到歧视和攻击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个体的力量过于单薄 且现状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改善，使其陷入恶性循环。德国国内目前仍有很 大一部分人认为对亚裔歧视的批评只是“政治正确”，这说明反对亚裔歧视 任重而道远。
德国亚裔摆脱困境的路径
德国的反亚裔浪潮对亚裔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为 了应对针对亚裔层出不穷的歧视言论与仇恨犯罪，亚裔个人与亚裔民权组织 应该积极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与措施。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 下几种路径帮助德国亚裔摆脱遭遇歧视的状况。
抗议种族歧视，遏制仇恨犯罪
仇恨犯罪是种族歧视的极端形式之一，亚裔民权组织可以采取以下几条 具体措施帮助亚裔与仇恨犯罪作斗争。首先，出版英文版本和亚洲各国语言 版本的反亚裔仇恨犯罪宣传材料，例如宣传手册或宣传横幅，主要内容包括 仇恨犯罪的含义、具体特征、预防措施、应对手段等，增进亚裔群体对仇恨 犯罪的了解与认识，帮助亚裔有效地识别和预防仇恨犯罪。这些宣传材料需 要尽可能地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不同阶层的亚裔都能够理解与接受。同 时，亚裔和亚裔民权组织可以利用互联网，在各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扩大影响 范围与宣传力度，增强德国社会各界对亚裔的生存状况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 罪的认知程度。其次，协助统计反亚裔仇恨犯罪数据，支持亚裔受害者向执 法机构举报仇恨犯罪行为。仇恨犯罪的数据收集以及根据相关数据进行相应 的分析，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预防和应对仇恨犯罪，为亚裔营造一个更 加安全的生存环境。
扩大政治参与，维护自身权益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融入德国的主流社会，亚裔应该摆脱“哑裔”“政 治沉默”的状态，扩大政治参与。无论是大众政治参与，还是精英政治参 与，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德国社会提高对亚裔群体的重视程度。亚裔可以 通过直接参政的方式，在德国政坛占据一席之地，担任德国联邦或是地方政 府的民选官员，做出有利于亚裔移民的决策，或者对与亚裔相关的政策施加 正面、积极的影响，使联邦政府在立法时能充分考虑到解决亚裔被歧视问题 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此外，亚裔民权组织可以采取直接游说、间接游说联邦 政府的方式，提出合理的利益诉求，努力为亚裔群体争取合法权益。
只有亚裔、亚裔民权组织与德国社会各界的反种族歧视人士联合起来， 重视反亚裔种族主义逐渐抬头带来的风险，坚决与反亚裔歧视、针对亚裔的 仇恨犯罪做斗争，才能帮助德国亚裔捍卫尊严、维护权益。
苏炜彬：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谢婷婷：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