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公共外交的方向
赵可金
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中的一 个热词，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中共十八大报告 中，首次提出了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八大以来， 中共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之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内涵。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国际政要、大众传媒和社会各界阐述中 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 民众的相应、理解和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成为中 国外交的一面新的旗帜，指引中国外交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从国际社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人们对世界的理解逐渐被“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概念所主导。国际社会的概念来自欧洲，是 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之后确立的，用来指由主权国家（后来转变为民族国家） 构成的国际无政府社会。与国内等级化结构不同，国际社会是由众多主权 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社会，没有比主权国家更高的合法权威。长期以来，国 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导原则就是主权平等，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 根索看来，国家间的政治无非就是强权政治，争夺权力、增加权力和炫耀权 力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强权即真理”成为国际社会的通用法则。美国著名 外交家亨利·基辛格认为，自1648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主导秩序就是势力 平衡（Balance of Power）。
近现代五百年，也是国家间战争与革命的五百年。一方面，西方列强在 势力平衡的秩序下不断展开争权夺利的战争，甚至爆发了给整个人类带来深 重灾难的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在战争的洗礼下，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实现了 政治觉醒，掀起了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先后获得独立，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走革命道路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而，无论是欧美列强之间的 世界大战，还是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革命，都没有根本改变近现代西方确立 的“国际社会”，仅仅是通过建立联合国、IMF、世界银行、WTO等一系列 国际管制机构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真正推动国际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二战后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 如火如荼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释放了资本、技术、 信息、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不仅生产方式全球化了，生活 方式也全球化了，整个世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地球 村”的概念已经成为现实。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化浪潮更是将整个世界联 结在一起，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资本流动异常活跃，气候变化日甚一日，跨 国犯罪和大规模传染病在地球各地肆虐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整个世界越 来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形势，即便是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亨利·基辛格也 开始意识到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一书中，基辛格在 继续强调势力平衡原则的同时，也强调国内政治合法性对国际秩序的重要 性，认为除了欧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外，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法统对 未来世界秩序也十分重要。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正在从“国际社会”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相比“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开 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它在尊重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国际 关系准则基础上，强调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倡正确义利观，倡导亲、诚、 惠、容等周边外交新理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倡 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导遵 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构建“一带一路”，等等。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正在从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观”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观”，这为中国外 交和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 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 合国舞台上系统阐述中国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标志着中国外交上实 现了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体现着中华文 明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是中国智慧的集中释放。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 经沧桑，却始终保持着天下情怀。在中国人眼里，世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共 同体，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和谐的前提。在面对不同族群、不同文明 时，中国更多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即使存在争执，也崇尚“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在古典时代，面对来自游牧部落的袭扰和来自海洋的盗匪，中国人更 强调文化天下，“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 入侵，中国人不懈抗争，文化所蕴含的实力历久弥坚，最终在山河破碎的艰 难境况下顽强地站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 国成立以来，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在外交上始终恪守中国人的哲学之 道，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广交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 对世界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参与世界事务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 发展。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对外事务的独特方式，是中国智慧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产物，也是对整个人类的重要贡献， 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公共产品。正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准确 把握共同体的内涵和人类命运两个关键词。
首先，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其《共 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区分了两者的内涵，滕尼斯认为共同体要么建立在自然 基础之上的群体（比如家族、宗族等），这些群体依靠自然的血缘关系联结 在一起；要么建立在历史上形成的自然联合体（比如村庄、城市）或思想联 合体（朋友、师徒等关系），所有这些共同体的共性特点在于它们建立在有 关人员本能的或者习惯性共同记忆之上，是一种十分紧密的联合体。相比自 然形成的共同体，社会则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联合体，比如商品社会、公民社 会、国际社会等，社会依靠一种人为的机制比如阶级关系、族群关系、暴力 关系等得以维系。滕尼斯的看法对我们理解共同体具有很大启发，根据滕尼 斯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比如全球 化、信息化等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互联互通的基本条件，创 造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基础，这一条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抓住了当今世界共同发展的新趋势，这一趋 势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未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顺 应这一世界潮流，主动融入全球共同体的大循环中，在顺应世界潮流的基础 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开 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空间，中国外交不仅要服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也要服务 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需要。
其次，人类命运不同于片面的国家命运。在基督教世界看来，命运 （destiny）是一种前生注定不可改变的归宿，所以有的人认为命运共同体的 提法不可取，理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与另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归宿，爱好和 平的人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杀人犯、强奸犯共命运。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人类命运不同于国家命运，更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冷战结束以 来，从屡次爆发的金融危机到恐怖主义事件，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埃博拉疫 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面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爆发的问题，每一个国家 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否认当今世界存在的 各种矛盾，而是强调即便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矛盾，也不可回避人类存在着共 同利益，倡导要采取包容、开放、共赢的思维来聚同化异，实现人类共同利 益和共同价值之大端。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强调某一个党的命运，也 不是仅仅强调某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强调人类“地球村”的整体命运，只 有人类整体命运得到保证，才会有具体国家、政党和个人的美好前景。这一 认识站在了人类历史的高度，作为指导中国外交的理念，无疑为中国外交开 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中国公共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理 念，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乃至中国外交 步入新的天地。
一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向着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建立的绝大多数国际制度，都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 体系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石是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观，并且已有的制度 更多代表着欧美列强的利益、价值和政治传统，本质上是不合理的和不公正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推动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适应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需要，适应整个世界步入“地球村”的需要。当然， 由于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 治理改革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家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有 国际体系改革，使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要 求。
二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外交从全方位外交走向立体化 外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从西方列强的外交孤立中走出来，逐步进 入了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国已经构建起了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国际组 织等全方位的外交伙伴关系。然而，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一 些新的社会行为体开始成为中国外交必须高度重视的对象。北京奥运会、上 海世博会、APEC北京峰会、杭州G20峰会等一系列重大外交实践的经验表 明，中国外交不仅是面向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更是面对世界众多政党、 各种政治势力、工商界团体、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智库、大学甚至普通 民众的立体化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有助于推动中国外交的思想解 放，在做好全方位国家外交关系的同时，更要做好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的非传 统外交关系，积极构建友华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人脉关系 网络，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三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与世界实现共同安全、共同 发展和共同富裕。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国际社会的 分化，世界上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裂为和平区和动荡区，分化为 权贵合一的统治阶层和贫困潦倒的被统治阶层。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 义体系主导的这一恶果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整个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人 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针对此种片面发展和两极分化的黯淡前景而提出的，它强 调人类社会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富裕。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一个国家发展，也要让其他国家发展；一个国家安全，也要让其他国家安 全，一个国家过得好，也要让其他国家过得好”。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 一系列重大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指导下的产物，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 和大力支持，它代表着中国外交未来的方向。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智慧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中 国方案的代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公共思想产品，是顺应世界发展 潮流的，有着光明的前途。今后，中国要自信地向世界传播这一新理念，将 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推动中国外交和公共外交开辟新局面。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源泉、特色及价值准则
谢晓光 陈新江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和价值指导原 则，是对人类利益和价值通约性的把握。这一理念来源于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和“人类的存在物”的哲学思想；来源 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王道”思想；来源于包括 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思想。“命运共同 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使 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 安全保障；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的愿望，体现了中国愿与各国 共同繁荣的责任担当，展示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气派，是中国参 与世界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构建“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前提，正确义利观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准则； 价值观的弘扬和践履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 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 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要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 讲时首次在国外阐释“命运共同体”，此后，习近平主席对“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断进行阐释，对人类利益和价值通约性进行了恰当的把握与论述。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源泉
第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和“人是类的存在物”的哲学 思想。19世纪中叶，马克思把普遍联系和广泛交往的统一世界的历史称为 “世界历史”，后又提出“人是类的存在物”的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 “类本位”被界定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发展的第三大形态（马克思的人类社 会三大形态：“群体本位”、“个体本位”、“自由个性”），这种超生理 学的“类”是相对于生理学的“种”而言的，但从“种”到“类”要经过否 定之否定的漫长过程，中间环节还经历“族”（包括前现代的“种族”和现 代的“民族”）。应当说，由个体本位向着类本位的转换正在成为新的历史 大趋势，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人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的时代已经离 我们不远了。“类本位”的“类”，既非人的抽象的普遍性，也不等于经验 性的人类总和，而是作为普遍的“类属性”与“全人类”的统一，是在自由 发展的个人那里所体现的具体的普遍性。从生物学的“种”，到文化学的 “族”，再到哲学的“类”，构成了标志人类进化的三大概念。
第二，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王道”思想。强调仁、 义、礼、智、信，注重修、齐、治、平，追求兼济天下的王道，反对唯我 独尊与唯利是图的霸道，儒家的“天下观”包括了“协和万邦”与世界“大 同”的思想。由荀子开创，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 是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真正精髓。儒家这种形上学意义上的“天下一体”观 念，正是建基于无分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社会生活范式构建。“天下 一体”的思想传统具体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超越了以种族、民族等为基础 构建的国家观念，强调人类的命运趋同性，促使我们反思近代以来的民族国 家间因互相倾轧所造成的人类灾难。只有一个消除了外部性而只有内部性的 世界才可能真正解决冲突，从而建立世界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共存是保证从 冲突演变为合作的基因。
第三，来源于包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思想。只 有从中国出发放眼世界又从世界的视域反观中国，发扬光大中国先秦思想家 的天下意识，探索人类的共生与共荣之道，才能把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 的发展方向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加以传承与创新。老子提出的“身、家、乡、 邦、天下”五层次说，不仅提出了普遍主义，更给出了普遍主义的方法论原 则。天下体系的方法论就在于把世界看作政治主体，这正是老子提出的方法 论，“以天下观天下”。这说明，只有充分重视并彰显人类文化的共通性， 才能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特色
第一，“命运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创 新和发展。“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和时代主题 判断与中国国家利益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是在新时期对不结盟战略和独立自 主外交政策的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梦背景下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型价值 观，目的是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命运共同体”使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 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在政治上以取得互信为目的，共谋和平与发展； 在军事上以维护国际安全稳定为己任，共同抵御风险和挑战；在经济上以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实现各自的发展振兴；在外交关系上以促进民心相 通为宗旨，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的方向发展。 第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应强调顶层设计与稳步推进相结合。
从地域和对象角度看，推进周边、亚非发展中国家及南南合作、发达国家三 个层面的建设；从横向领域看，推进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环境五 大领域的建设；从推进方式角度看，应双边与多边并行发展，区别对待不同 对象。通过加强规则的博弈和国际机制的重塑来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第四，“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的愿望。“命运共同 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共同繁荣的责任担当，展示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气 派，是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高于共同 体组成部分（国家）的利益，也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新前提得到了确立。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准则
第一，以人为本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以人为本理念中的 人不仅指涉本国人民，也涵盖世界人民，但它区别于西方的人权外交。西方 人权外交与以人为本理念二者虽都强调人的利益，可视域不同，前者以本民 族国家为视域，后者真正以世界为视域；前者对内对外采取双重标准，后者 对内对外标准一致；前者以狭隘的民族国际利益定义人权，后者真正以世界 人民的利益定义人权；前者是干涉他国内政实施强权政治的借口，后者严格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干涉他国内政。换言之，中国以人为本理念虽然 以世界为思考视域，但与国家概念并不冲突，在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强调人的生存发展等利益，这与世界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相契合。人本 理念贯穿外交实践是中国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根本选择。
第二，正确义利观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大国的强大不仅 体现在物质实力上，更体现在影响力等软实力上。中国如果不能占领外交的 道义高地，无论我们让多少利、付出多少支出和援助，都会在西方的话语体 制下显得别有用心，甚至会面临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因此，我们要形成自己 的道义话语，占领外交的道义高地。中国外交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 义、树道义”，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情义为重，这一理念体现了中国 传统优秀文化中和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孔子从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以仁义修 身立本，孟子则进一步主张仁义而非利益应该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 合作共赢思想以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底格，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 视要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重情义”就意味着关系决定利益，而 不是利益决定关系。义是共同之利，利则包含应有之义，是辩证统一的义利 观。这是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价值观的弘扬和践履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途径。一种价 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带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中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靠“做 好中国实事”，把言与行结合起来。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扩大和深化对外 援助，“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强调透明、民主、人权、善治等附加条 件，强调受援国主导权、尊重发展多样性、倾向基础设施投资；维护国际正 义，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弘扬“丝路精神”来打造“平等相待、发展共赢、共 同安全、文明互鉴”的“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播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念和 主张，形成更加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 的和平外交赢得了世界话语权，说出了让世界听得懂、听得进去的中国话。
结语
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指导中国与国际上其他主体交往的基本准则。“一带 一路”倡议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贡献；亚投行和金 砖银行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共同发展的新贡献；全球伙伴关系网的 建立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和平友好发展的新贡献；“共同体外交” 是对世界大同目标的新贡献。
谢晓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 中心研究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新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解读
陈水胜
当前，国际社会进入格局调整、体系变革与力量消长的 关键阶段，总体上更趋复杂多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主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广泛汲取精神营养和治国理政 智慧，对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推动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21世纪国际关 系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 起来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印记集中体现在 “顺天应人”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美美 与共”的发展观这三个方面。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 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不仅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世世代代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撑，而且是我们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智慧之 源。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更加注 重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新境界。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中国 同世界关系的“变”与“不变”，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全方位 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一轮“中国外交热”。2015 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 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 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这五个方面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 发展的美好前景，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王毅：《携 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1日）。
从其主要内涵不难发现，“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 印记。
顺天应人
在中华文化当中，不管哪个学派、哪个时期，都把“天道”看作宇宙自 然力量和社会人伦秩序的化身，人世的一切都要“问究于天”“听命于天” （李德顺：《再论中国文化中的信仰问题》，载《北京日报》2012年3月31 日）。因此，古代先哲们均把“顺天应人”看作为政之道，认为这是社会发 展变革遵循的普遍法则。如今，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看，“顺天应人”强调的 则是顺应时代前进、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那么，什么是当今时代的“势”？什么又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呢？
简而言之，答案就八个字，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冷战结束后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双重叠加，大到国家，小到个 人，不是越来越超脱了，反而是被更加紧密地“网”在了一起，成为“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相互之间的关联度和融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现在不仅大国打喷嚏 小国会感冒，小国风吹草动也可能引起蝴蝶效应。同样是百年一遇的大危 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冲击的主要是美欧国家，但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 融危机则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被波及。
更有甚者，近年来各种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层出不穷，大 有集中爆发之势。这些问题和挑战，或迅速浮出水面，从“隐性”变为“显 性”，如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或迅速向外扩展，从区域性上升为 全局性，如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控制问题等；或过去没有，现 在却越发突出，如网络安全问题；等等。在相互高度依存的今天，面对全球 性问题，很难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同样地，解决全球性问题更不可 能靠单打独斗来完成。
在此形势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同舟共济的重 要性也进一步凸显，世界各国唯有顺势而为、因势而动、乘势而上，才能获 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对此，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当前，经济全球化、 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 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 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他指出：“世 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 体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 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内。”
基于这种大视野和大局观，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 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准确回答了什么是当今时代的 “势”以及什么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而且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方案， 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和而不同
纵观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脉络，“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贯穿始终， 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传世精华之一。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敢于承认“不同”，这是实现“和”的基础和要件；另一方面，承 认“不同”并不会妨碍“和”的达成，反而有助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 “和”注入各种正能量，推动构建色彩斑斓的和谐世界。
随着我们对“和而不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它也逐渐由哲学理念上 升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并被广泛运用于指导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样地， “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闪耀着“和而不同”思想的光芒。比如，在如何对待 不同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上，“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旗帜鲜明地用“文明交流 互鉴论”代替有些人鼓吹的“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主张“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 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 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 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认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 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 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他进一步 提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 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 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 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 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美美与共
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的风云变幻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关系 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又集中体现在对发展问题 的协调处理上。历史上，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均是建 立在“弱肉强食”“你输我赢”基础上的，都是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的。 这种“丛林法则”带来了无尽的冲突与对抗，让人类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因此，探索建立和平、公正、稳定的国际关系模式，始终是各国孜孜以 求的目标（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学习时 报》2016年6月20日）。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维。“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 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 展。换言之，就是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美美与共” 的发展观，以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开辟国与国之间携手共进、共同 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 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 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 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 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 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这个世界上一部 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 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 国家加快发展”“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 义”“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义利兼顾”“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 思想，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与深厚的社会基 础。比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否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历来是考 察和评价一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我们一贯主张重义轻利，义以为上。孔子 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主张，“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认 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 者辱”；墨子指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 义则治，无义则乱”；大诗人白居易也说：“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 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总而言之，“义以为上”是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数千年来备受推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种思 想反映在“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中，就是强调要携手前行，实现共同发展， 而非“多吃多占”，更不能“吃独食”。
近年来，历经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国际社会进入格局调整、体系变革、 力量消长的关键阶段，“国际关系何去何从”的时代命题也更加突出地摆在 我们面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 发扬新中国外交的光荣传统，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宝库中广泛汲取精 神营养与治国理政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与新方 案，成为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乃至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旗帜。
陈水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任科员。
打造命运共同体，超越马基雅维利主义
王 毅 王 雅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 旗帜，这既是一种战略思想，也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作为 一种战略思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马基雅维利主 义，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作为一场 全新的实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开创人类文明发展 的新未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 的自觉担当。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 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就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交战略。在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中国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优化经济政治秩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创新全球治理，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成就。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思 想，也是一场变革世界的伟大实践。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 精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理念、新思路、新 战略。
凝聚时代精神的思想超越
1648年之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并由西欧一隅扩展到整个世界。 数百年间，主权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组织早已极大地多样化了，各国的主体 民族、历史文化、组织方式等各有不同，但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却保持了 稳定。主权意味着国家不允许任何其他组织分割自身的权力，更不承认任何高 于自身的权威。15—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对主权观念的形成及 强化发挥了奠基性作用，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国际关系时无 法绕开的一座思想高峰。即使是后来更盛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只能强调国家内 部的民主，却不能真正直面国家间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旦转至外部世界，国家 立刻就变得专横跋扈，“国家利益”几乎成为“正义”的代名词。
国际关系的理论思考中，马基雅维利主义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国际无政 府状态”几乎是一种不容质疑的预设。尽管现代国际政治科学始终秉承“制 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崇高价值追求，提出了很多极具洞见的观点和主张， 但事实上，对尖锐而剧烈的国家间冲突几乎是束手无策，迄今为止，尚未能 寻找到人类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究其根源，西方学者并没有直面 并全面反思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理由”。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国家理由’原则的一般实践， 即以一切必要的手段，需要的话就以最不道德的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特别是 权势政治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商务印 书馆2009年3月版，404页。）中国现在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兼 具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国家，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 辑，完全有理由谋求国际权势，联系到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完全有理由实 施“报复”，但马克思主义更崇尚“人类理由”。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是人类“暂时的居 所”，是人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主权民族国家更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视作“虚假的共同体”，实质是将 特殊利益伪装成为普遍利益。现代国家的内在矛盾之一便是国家与社会的对 立。这种对立导致了严重的异化，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所谓“国家理由”本质 上是一种“特殊理由”，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这一“特殊理由”头上的一圈 貌似神圣的光环。以唯物史观审视，马基雅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虚妄的理论假 定。包括国际政治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只有立足于人，将人与人类整体的发 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才能真正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步伐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 动下，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间高度相互依赖。但世界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现代工业发展导致的人与自然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同国家间发展差异越来 越大，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的人类活动领域需要加强治理。新的时 代，世界各国已经无法继续依据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行事——狭隘地盯着 自身利益、局部的收益，而无视全人类的共同未来与命运。打造人类命运共 同体超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凝聚了时代的需求，指明了世界的未来。
开创世界未来的伟大实践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火花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已经开始闪现。中共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丰富了这一思想，并将其提升 为国家战略，一系列重大外交举措逐次展开，成效斐然。然而，对于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国内外一直存在一些含混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 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口号，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建成共同体；有的认 为这不过是崛起中的中国谋求更大霸权的幌子，国际关系的本质还是权力政 治；还有的并不理解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甚至直接忽略。这些思想认识没 有能够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坚持唯物史观，全面审视，深 入思考当今世界现实，不难理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场开创世界未来 的伟大实践。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直接切中了困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 “自我”与“他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逐渐 展开过程，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来之前，人类必然处于“自我”与“他 者”既依赖又对立的统一之中。这一矛盾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就是一 个放大的“自我”，别国也就是一个放大的“他者”。数百年间，国家一直 过于张扬“自我”而忽视“他者”，国际关系理论也注意到国际环境对国家 决策的影响，但这种“注意”也是以本国为中心，这是国家间关系深陷冲突 与对立的根源。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机统 一起来，指明了通过打造“真实共同体”进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最 终克服“个人”与“他者”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国际关系中， 就是将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共同体， 从根本上消解各个国家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导致的与他国的对立。
这样的想法是否太过理想化了？即使在国内社会中，要让每个社会成 员都确信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做到为了整体利益 而牺牲个人利益就更难了。国际关系中，“利他”几乎是一个不敢涉足的禁 区。西方学者将此归咎于所谓人性的自私。从抽象的人性观出发进行思考， 自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人类社会整体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向前发展，国 际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权力政治曾一度支配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但正如爱 德华·卡尔指出的：“纯粹的现实主义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 础。”（［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人类不是现实世界的奴隶，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带有 明确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以往的国际关系实践，要么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 要么是偏狭的意识形态纷争，从来没有真正将理想融入对全人类、全世界未 来命运的思考之中。
这样的想法可以实现吗？三方面因素决定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 可行。第一，基础扎实。国际关系中，打造各类共同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 历史。欧洲联盟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冷 战结束后，南回归线以南美洲国家于1991年建立南锥体共同体，撒哈拉以南 非洲国家于1992年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进入21世纪，东部非洲国家于 2004年建立东非共同体，东亚15国于2009年建立东亚共同体……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并不是天外来客、空中楼阁，而是以往这些共同体建设的自然发展 和延伸。第二，动力强劲。中国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发展潜 力仍然巨大，有信心有能力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14亿人口级的大国，在现 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国的发展必然成为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强有力的引擎。第三，应者众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 全人类的发展，得道多助。中国提议并积极筹建的亚投行把“亚洲杯”扩展 为“世界杯”。G20杭州峰会提出的世界治理新思路得到了广泛响应。这些 事例有力地证明世界其他国家必然积极支持和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来。
文明崛起的历史担当
中国既是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称谓，也指涉中华文明这一独特的文明 体，中国的崛起是国家强盛与文明复兴的有机统一。世界各民族在各自的发 展历史中创造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有着各自的特质和魅力，都是人类 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滋长于亚欧大陆东部相对封闭的地域中， 东、南是浩瀚的海洋，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部是寒冷的西伯利亚。 历史上，只是通过西北部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及东南沿海的海上航线 与中东、西欧的文明相联系。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 展。第一，东亚地区地域宽广，气候温润，长江、黄河两条大河自西向东横 亘而过，宜耕宜农，较早就发展起发达的农耕文明，形成了与农耕生产相适 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第二，这一广阔区域中生存着众多的民族，不同 民族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域的中原文明最为发达，最为完 善。这些文明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长期共存，各有特色，相互借鉴，浑 然一体，从来没有发生其他地区那种文明间的排斥与冲突。第三，相对封闭 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既能吸收融汇世界其他区域的文明，又相对 较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和干扰，历史上没有发生世界其他地区频繁发生的 那种文明间的倾轧。这也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具有5000年不间 断历史的文明。
中华民族的早期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朴素的“天人合一”思 想，崇尚天道，顺从自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以儒家“仁”为核心的人文思 想。“道法自然”，强调人类活动尊重自然规律，“仁者爱人”强调“自我” 与“他者”的互助友爱。这些思想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之中，数千年 来，无论现实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些思想都没有改变，一代一代传衍至 今。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整体性与包容性，能够尊重其他文明，与 其他文明和谐共处，兼顾“自我”与“他者”。中华文明与滋育马基雅维利主 义的西欧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华文明更能够指引人类摆脱现代化发展所导 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也包括国家之间冲突。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始终是人类文明中一座伟岸的高峰。近代 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并迅速向世界扩张。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中 华文明应接不暇，落入后进。如今，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抗争和努力，中华 文明再度崛起，强盛以后的国家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会不会与 西方国家一样走向殖民扩张，通过劫掠他国谋求自身发展？独特的文明特质 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这样的老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传统国际 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出以往国强必霸的悲剧逻辑，与世界其他国 家一道，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大以后的中国对 世界的承诺，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伟大文明的历史担当。
王 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王 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
让“命运共同体”成为“亚洲共识”
刘 畅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引导下，中国正在践行 和完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外交。 作为在亚洲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首先致力于在本地区内构 筑“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同亚洲各国一道在夯实亚 投行制度基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日韩合作、 实现南海稳定、推动亚洲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和在其他诸多 领域实现新的发展突破等方面共同努力，在深化合作、互利 共赢、共担责任、规则平衡的过程中，在逐渐认同“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同时，逐步形成“亚洲共识”。
“迈向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全亚洲逐步接受的共同理念
近年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引导下，中国正在践行和完善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外交。在这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呼吸、共命运，中国 不断提升建设性地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热点问题、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 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其成果有目共睹。作为在亚洲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 首先致力于在本地区内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将“命运共同体” 意识提升为“亚洲共识”。在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中国提出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了安全理念，搭建了地区安全合作 和地区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新架构；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各国围绕 “亚洲的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共同探索亚洲的前途和命运。
“迈向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愈发成为全亚洲逐步接受的共同理念，根本 原因在于亚洲大家庭的各成员意识到了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亚洲各国 意识到，无论各国面临怎样复杂的挑战，存在怎样的具体分歧，亚洲各国的共 同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亚洲各国的命运是共同的，要实现迈向命运共同体的目 标，首先要实现利益共同体，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真正的普 遍利益增值，并在更高的层面上探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新型地区化 道路的开辟；另一方面，“中国主张”正越来越得到更多亚洲国家的重视，并 逐渐上升到亚洲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在寄 望同世界具有不同传统和观念的国家互联互通，建立合作，共同发展。值得指 出的是，近年来有的西方学者提出了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的 概念，并且认为在亚洲内，以这两种“共识”为代表的美国和中国各自不同的 发展模式存在相互竞争的趋势，两国都希望以自己的模式来引领亚洲的发展。 实际上，中国提出的关于亚洲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案以及设置的新机制并非意 在由中国来“主导”亚洲发展的进程甚至“控制”地区事务，而是旨在通过多 边交流和互联互通来取信于亚洲。中国希望打造的并非是“北京共识”，而是 “亚洲共识”。“命运共同体”能得到亚洲许多国家的赞同和认可，也体现出 亚洲国家对“中国主张”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是中国强加的，而是各国自愿 接受的。
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共赢
要让“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成为“亚洲共识”，并在这一共识下真正 促成亚洲各国行动起来实现亚洲共赢，中国应与亚洲各国一道加强以下方面 的合作。
一是继续夯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机构和机制设置。目前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升级换代的压力。摆在它们面前的是 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进行结构改革的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各国都在增 加定向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计划。由中 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平台，既弥补了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的缺口，又有助于增加对亚洲活力 与增长的投资。
在亚投行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需着重注意一些问题，例如，如何避免亚 投行的规则和制度设计失败导致更差的“游戏规则”，造成大量高风险项目 在亚投行集中，在亚洲广袤的土地上出现大量“世纪烂尾工程”；又如，如 何处理好亚投行与现行国际和地区金融经济机制的竞争与合作；再如，不能 以是否加入亚投行作为区分所谓“敌友”的标准，应该在制度层面尽快拿出 “中国方案”，为相关的项目推进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完善的制 度平台。
二是继续推进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相关的制度建设和组织机构 建设，将“一带一路”战略真正落到实处。“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 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重大战略决 策，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大和深 远的战略意义，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和“命 运共同体”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所谓“命运”，包括双方过 往历史的共同经历和未来发展的共同追求，“共同体”则包括政治、经济、 社会、安全、文化等领域。而“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互联互通”，主要在 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 “五通”，突出务实合作和项目合作。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是“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路径和支撑、桥梁和纽带，而命运共同体则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宗旨和发展方向。“一带一路”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兼容的历史 传统，同时也吸纳了亚洲国家“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加快与 周边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需求。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为“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路 径和战略支撑，也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体现。
三是努力推进中日韩合作取得新突破，如加快三国自贸区谈判进程， 为中日韩自贸区得以顺利建成奠定坚实的规则和制度基础。在中日关系上， 尤其要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 系、加强中日合作而共同努力，争取与日本就安全、领土争端、技术合作、 经贸合作、加强领导人交流机制等达成谅解。在中韩关系上，双方应本着尊 重对方核心利益的精神，加强在关键问题领域的对话与磋商，避免战略意图 层面的误判，并不断夯实和巩固业已深厚的经贸往来根基，在“一带一路” 引领下形成更高水平的制度化合作模式。
四是与东南亚各国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协商制定并进一步推动更为有效的南海问题解决方案的达成。中国 同有关国家可以尝试进行新的南海谈判，同时要充分加强同东盟在“一带一 路”和亚投行建设上的深度合作，并将这种合作创造性地同解决南海问题、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结合起来。
五是在推动亚洲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方面，中国同亚洲各国可以在诸如参 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建设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实现创造性介入。特别是要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同这两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变简单的对其援助 的“输血”为以“一带一路”带动其“造血”，恢复它们的经济建设和与亚 洲其他国家合作的能力，真正整合其国内资源，为亚洲发展助力。
六是实现与亚洲各国在其他领域的新突破。例如，中国提出在亚洲经济 发展要进行“颠覆式创新”，这种创新模式寻求的是不同行业、不同产业、 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之间的跨界互联，依据各种创业公司等机制平台，将诸 如农业生产、互联网企业、通讯公司等多种部门连接起来，形成信息化条件 下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协同创新。中国在国内对于“创客”们在制度上的支持 和保障，也会引发亚洲其他国家的兴趣，“创新型”发展将有望成为与可持 续发展同样重要的发展理念，也将成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亚洲共 识”的新方向，这也体现了“中国主张”对亚洲的影响。如何通过鼓励亚洲 各国的“创客”们相互协调与合作来激发亚洲经济的创新能力、保证亚洲作 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地位，或许将成为树立“亚洲共识”、构建亚洲经 济“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推进地区内联合反腐、环境保护、跨区域污染治理、空间技术、 网络技术、媒体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成为“亚洲共识”和中国亚洲政 策的目标方向。特别是反腐败和污染治理，既是中国目前在国内发展中亟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亚洲各国普遍面临的困难所在。在过去的一段时 间内，中国同亚洲许多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合作经验和制度基础，相信在这些经验、制度和规则当中，蕴 含着能在未来引领中国和亚洲各国继续合作进步的共识性理念，应推动这些 理念真正落实为切实可行的规则机制和实施办法，在共识中探索“亚洲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
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同亚洲各国一道，将“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升为在 未来引领亚洲合作共赢、迈向地区共同进化的“亚洲共识”，这种共识不是 建立在中国或某一个国家对亚洲事务的“主导”和“掌控”的基础之上，而 是建立在一整套完整的规则制度上的。而超越冰冷的“利益共同体”和生硬 的规则制度之上的，是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思想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 心灵感应上真正实现富有亚洲特色的互联与互通，让“命运共同体”意识生 根发芽，让以此为核心的“亚洲共识”指引这个大陆，开启更为光明的地区 合作共赢新篇章。
刘 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在读博士。
“命运共同体”：全球化问题的共证理念
张久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入深水区，对全球化的质疑之声不 绝于耳，全球化问题困扰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命运共同 体”作为兼具传统优秀文化基因与全球发展关怀的思想源 流，是全球化问题化解的中国方案。在理念上，“命运共同 体”思想是破解全球发展迷思的东方智慧；在制度上，“命 运共同体”倡议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证理念；在实践中， “命运共同体”外交是中国“轮值主席国”的实践方略。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对全球化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日前，西班牙 《起义报》刊登了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人类科学学院研究员埃德加多·奥 多涅斯的一篇文章，题为《恐惧全球化》。文中指出，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有 一大特点是恐惧感在地球村村民心中日益加剧。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 一体化带来了人们并不希望看到的附带效应，危言耸听的消息和恐惧及不确 定感在全球的扩散正成为主流趋势。对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新技术的发展 以及不稳定的政治经济氛围等因素的恐惧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 步蔓延。“恐惧全球化”成为了一个正在环游世界的幽灵。全球化最基本的 特征在于，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 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进入“深水区”，全球发展的 迷思亟待破解，全球治理改革的精准路径与全球化问题解决的中国方案备受 瞩目。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破解全球发展迷思的东方智慧 中共十八大以来，“命运共同体”思想同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 全人类共同价值、伙伴关系网络等理念主张一道，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同 世界交往的价值基础与理念原则，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东方智慧。 一方面，“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当代表 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外 交理念，而是中国的文化价值，其中蕴含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天下为公”的治理理念以及“协和万邦”的和平观念等传统优秀文化 精髓。正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所言，“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 “天下大同”古老理念的现代表达，是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优秀传统 的继承发展。
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破解全球发展迷思指明了方向。“天 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全球化时代，过去和现存的每一种社 会生活模式都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前瞻性的思考、面向未来的探索就显得 尤为重要。此外，全球化深切呼唤全人类超越民族意识与国家思维，“命运 共同体”理念是兼具民族（国家）性与全球性的双向思维，是兼顾特殊与普 遍、多样与统一、多元与融合的价值追求。《人民日报》就曾刊发评论文章 指出：“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 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 方略’。”
“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精准方案 如开篇所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入深水区，全球发展的困难和不确定 性日益增多。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 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亟需参与度高、针对 性强的“精准方案”。
首先，“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助于最大程度 地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全球一体化 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很难“独善其身”，要谋求实质性 的改变不可能止于单边协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共同繁荣为核心， 其基础就是无论大小国家都愿积极合作，最终形成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全球 秩序与国际体系。
其次，“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中国积极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构建“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通过抱团 取暖的方式，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而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目的是寻求在集体协商机制下解决问题、共同发展，这将有利于加强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力。南非西开普敦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托伊特在接受采访时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心愿，代 表了时代发展趋势，是世界人民追求的目标。”
最后，尽管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改革，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 非要颠覆这一运行数十载的体系，而是成为增强其能力的有益补充，成为中 国推动并参与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改革的精准方案。“命运共同体”强化了 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质是要改变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 不合理的安排，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 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 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命运共同体”外交是中国“轮值主席国”的实践方略
2016年中国接替土耳其担任G20轮值主席国，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 更是向外界宣示，崛起的中国已经以负责任的态度全面参与到全球治理及其 机制与规则的改革中来。中国即将接任“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 并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尽管轮 值主席为期只有一年，直接影响G20及“金砖国家”等全球治理机制议程的 权力也十分有限，但在这一任期内，中国是涉及全球化问题的多边对话机制 协调事务的掌管人，在推动G20和“金砖国家”政策议程方面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接续两年担任两个全球重要的“治理型”国际机制 的“轮值主席”，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国际重要多边对话机制的协调 中枢，对于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特别是在议题设置与议程引领方面深 度参与全球治理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更进一步说，在交棒G20之后，接续 担任“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轮值主席，对于拓展杭州峰会成果，巩固和发 挥好二十国集团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 转型，以及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向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治 理型”国际机制转型有着特殊的价值。
一方面，“轮值主席”外交为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制依托。 “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其理念升华与实践落地直接 关系到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与统筹协调能力的 提升。作为G20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充分地认识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 益共同体意识对G20成员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促进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发 展。G20杭州峰会以来，中国外交抓住势头，展现风格，积极推动了国际多 边对话机制从“清谈馆”向“行动队”转型，担负起了大国的责任。
另一方面，“轮值主席”外交有助于全球治理改革的务实推进。在推动 全球治理改革中，中国能够做到主动引导、深入作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 局面，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开展“轮值主席”外交，将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主张变成现实行动，一步一个脚印，有助于各利 益攸关方的共同需求转化成共同前进、发展的动力。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严昭柱曾指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 合作代替对抗，重建社会和谐，是化解全球性危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唯 一通途。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全球化问 题的解决与全球治理的改革提供中国方案。在理念上，“命运共同体”思想 是破解全球发展迷思的东方智慧；在制度上，“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推动全 球治理改革的共证理念；在实践中，“命运共同体”外交是中国“轮值主席 国”的实践方略。
张久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
中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挑战与路径
张梦露
在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将 面临区域内国家的质疑、原有大国影响力的遏制、中国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的挑战，需要通过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 略、推动地区和国家间全方位的人文公共外交，以及在安全 领域构建有助于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外交这三条路径来推进 “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传播和深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以恰当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进程的标志，其理念的核心就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 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 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依托其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资 金、人才和理念的增量支持，推动国际社会从基于自我利益的国际体系向追 求共同利益的共同体转型。但是，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推进“命 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势必将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挑战
挑战一：受到区域内国家的质疑。当前世界格局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 尤其是亚太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深刻地影响着区域 内政治经济格局。“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作为中国外交的理念的继承与创 新，包含了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 明观。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区域内大国纷纷通过加强同盟伙伴 关系以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对“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也采取了一种质 疑和对抗的态度。同时，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周边小国对中国有着天然的 敏感性，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合作共赢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一方 面又下意识地认为“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是一种变相的霸权主义。
挑战二：原有大国影响力的制约。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为主线的 “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倡导各国之间建立多边性、合作性与集体性的安 全，主张共同协商处理全球性挑战。这与西方大国原有的外交理念形成明显 的对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赢者通吃的零 和博弈观。尤其是美国，更侧重盟友体系，强调在不挑战美国霸权的前提下 维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民主价值，其安全结构具有鲜明的排他性。此外， “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是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全 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命运共同 体”外交理念的提出对于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解构功能，也将会推动全球治 理体制的变革，因此，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将会触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 塑造的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美国势必利用其国际话语权的优势，遏制“命 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推进。
挑战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挑战。国际社会进入21世纪以 来，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导致了安全威胁的来源增 加，同时，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也显著增大，如何 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与均衡发展成为全球性课题。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逐步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角之一，中国努力超越权力 和权势的传统分析，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调整方面取得创造性飞跃。在 新形势下如何增加“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以使国际社会树立起“命运共同 体”意识，对中国保持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目前，中 国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 化的“三重叠加”时期，如何改变经济的增长模式，解决“新常态”下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深层次矛盾问题，成为中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 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
中国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路径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国需要不断地努力，拓宽与世界 合作共进之路，在具体推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过程中需要紧密结 合以下三条路径。
路径一：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细分建设目标 的方式将“命运共同体”扩展为利益、命运和责任三个共同体。由此，“人 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确立了理念与路径的关系。作为国家的大战 略和新布局，“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就是“互联互通”，就是要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避免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首先，“一带一 路”战略向沿线6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行双向开放，促进了区域中人才、商 品、基金和信息的多向流动，从而构成区域间各经济体稳定发展的基础，推 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提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次，在建设“一 带一路”的基础上，中国政府设立了“丝路基金”，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愿意同沿线国家开展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为 内容的相关建设，这就表达了中国愿意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扩大对沿线国家 的开放。“一带一路”战略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以物理空 间上的互联互通实现心灵上的联结，为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发展平 台。最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 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将会促进“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传播。
路径二：发展全方位人文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所推动的信息交流与经 济合作契合了“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长期 以来，倡导包容、共赢互信，在合作中形成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外交 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反对所谓的“新干涉主义”理念，倡导以国家平等、 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包容理念，推动国家之间分享不同的文明经验和成果，重 视优势互补和互惠合作，更强调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和对话。因此，在开展 人文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既要在官方外交中树立富有亲和力的国家形象，还 要重视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从“手牵手、心连心”走 向“同呼吸、共命运”。表现在具体的外交形式上：首先，重视华侨华人群 体，其可以充当公共外交实践的主体，意在营造氛围、维系关系。其次，高 度重视教育领域合作，中国继续通过孔子学院、交换留学生等多种形式密切 人文交流。尤其是通过高校合作以及青年、学者相互交流的方式加深相互理 解。此外，还应当鼓励人民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扩大中外人民之间的友好 交流。通过人文交流让和平理念深植于各国人民心中，促进各国人民同舟共 济、共同发展，这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尺度相符合。诚如习近平主 席所言：“通过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动，让和平 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 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毫无疑问，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有利于解决缺乏 政治互信、安全矛盾等问题。中国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 心愿和诚意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深化。
路径三：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当前的国际体系变革中，需要解 决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如何 管理这一体系的变革就体现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新 型大国关系”是在国际体系权势转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既存在一定战略竞 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较为稳定的合作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与当前霸权国美国的关系，也极大地受 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对大国崛起保持 极大的警惕，其关注点在于中国崛起是否会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以及是否 会降低传统大国的收益。相比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相关政策讨论中反复出现 大国争霸的悲观论调，中国提出要在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有效地规 避“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政府表示“互利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核 心，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 不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如果在中美互动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多地接受 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并形成战略共识，就可以避免在亚太地区出 现两个大国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局面。此外，当前的全球化是政治、经济、 科技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全球化，中美已经形成一种深度的经济相互 依赖，构建基于“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稳定中 美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持地区局势平稳发展的需要。
中国没有选择走“强国必霸”的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而是通过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道路。在推进“命 运共同体”外交理念过程中，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所要遇到的困难，同时在 推进理念过程中需要沿着经济、文化、安全三重维度不断推进，即在经济上 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同沿线国家实行双向开放，促进区域内经济稳定发 展；在文化上，发展全方位的人文公共外交，发挥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 力”；在安全上，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边战略互信，使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
张梦露：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