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与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外交”时期是打开外交局面的关键时期。楚图南是“人民外交”理念的践行者之一。他主持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广泛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既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
著名社会活动家楚图南，因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人民外交活动方面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中国“民间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他从1954年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楚图南主持对外文化协会工作期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好是中国政府的第二次建交热潮期，对外文化协会所践行的正是文化交流工作中的“文化先行”理念。
对外文化协会的成立与贡献
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于1954年。协会的名称发生过一些变动，到1966年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文革初期一度被迫停止活动。到1969年5月，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这期间，楚图南一直担任会长职务。此后直到1986年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老始终参与了协会的领导工作。楚图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一道，被称为“三驾马车”，构成了新中国对外工作中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外交学会专门接待各国官方人士，如议员、党派领袖等，对外文协和贸促会则以民间团体的形式邀请和接待世界各国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人士”（张维，2008）。
包括“三驾马车”在内的中国民间机构，成为了中国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中国初期成立众多的民间机构的问题，楚图南认为，这些机构“可以在未与我建交的国家官方往来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文化艺术同各国来往交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通过这些机构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情况，宣传新中国的政策，让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楚图南，1993）。
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文化教育和艺术等方面的交流，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了解中国。“以往的经验表明，在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人民的、民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为建交开辟道路，打基础。而建交以后，人民外交又是政府外交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显得灵活、机动”（楚图南，1993）。从最初的对外文化协会到后来的对外友协，一路走来发展到今天，协会“已设立46 个中外地区、国别友好协会，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近500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官网）。
楚图南对人民外交的看法
人民外交的提法，和特定时期中国面临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建国初期，“针对当时的国际孤立环境，民间外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用来打破国际孤立的路径，而文化则是开启这些民间交往的钥匙”（刘海方，2016）。楚图南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我们一方面面临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因此，我们要发展，就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党中央的意见是要开展人民的外交，通过与人民的来往，宣传新中国， 使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以有利于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周恩来总理十分强调，政府之间，你反对中国，但人民的工作，我们会做，也必须去做”（楚图南，1993）。这就是人民外交最初开展的目的，人民外交也由此成了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种思想和活动方式。
这样的方式发展到后来，就有了民间外交、人文外交、文化外交等一系列概念的拓展。学界对这些说法有过诸多讨论和论述，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交形式都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楚图南主持对外文化协会工作期间，正好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人民外交’‘以民促官’思想”的时期（李进军，2013）。在楚图南主持下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开展了丰富多彩且卓有成效的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灵活性是人民外交的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认为，“中国的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密切结合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关于人民外交，楚图南也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他认为相较于政府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民外交更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由于人民外交的灵活性，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民间交往，拓宽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渠道，以达‘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之目的”（于洪君，2016）。
楚图南对文化交流的看法
对文化交流的重视，在外交工作中是一以贯之的。楚图南在领导对外文化协会开展人民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对文化交流有过一些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和社会生活不断进步发展的成果。”“只有开展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并且有利于推动民族独立运动，有利于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安定的政治局面，雄厚的国力和自身的、人所公认的优秀文化。既然是交流，就需要双方情愿，要讲平等。”这些观点为艰难时期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
关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平等”，“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是很好的诠释。周恩来总理不仅关心对外文协的组织建设，还指导对外文协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同时鼓励对外文协“走出去”，除了官方的接触以外，还要广泛地和各国进行民间交往。用周总理的话说，叫做：“争取人民，了解人民， 寄希望于人民。”
“走出去”方面，为了增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对外文协派出的代表团“北到北极圈的冰岛，南到南美洲的智利，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1954年到1966年间，楚图南领导的对外文化协会“派出的文化艺术及友好代表团上百个”。1956年，楚图南率领近百人的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南美四国进行访问演出，艺术家们通过文化交流向南美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风貌，既“打动了拉美各国的人心，也撒下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的种子”。
“请进来”方面，1956年1月，楚图南以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了至少18个国家的文化友好协会团体和个人访问中国。1960年，对外文化协会邀请了第一个由日本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影响很大。广泛的双向民间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
楚图南在1956年关于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出访欧洲14国的报告中深入阐述了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对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 争取团结国际友人，扩大国际和平力量方面”有积极影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994）。中国的艺术团体用无国界的艺术语言在欧洲掀起“中国热”，在外国民众中形成了关于中国的良好舆论。
学者型的外交活动家
《楚图南传》的作者张维认为，楚图南是“学者型的民间外交活动家”，在突出楚图南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强调了其翻译家和学者等身份对外交活动的影响。楚图南能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有出色表现，和他广泛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是分不开的。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东北、山东、河南、云南等地执教，成为学术界有数的知名学者和教授，并以教学工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胡君亶，1985）。在云南的教学过程中，“按照李大钊指示，在学术中传播革命思想，学生李生萱，后来的哲学家艾思奇，就是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周良沛，2008）。
教书育人和革命工作两不误的楚图南同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翻译家。在翻译领域，楚图南是我国最早译介惠特曼《草叶集》和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等作品的学者。他甚至还翻译过英国地理学家迪金森和霍华士合著的《地理学发达史》，这是因为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的他本想就读外文系，但却进了史地系。史地学习并没有影响楚图南英语学习的热情，广泛的涉猎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同时也对后来从事公共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楚图南的儿女们认为他在公共外交外交工作中的游刃有余也与他广泛的知识结构有密切关系，“他可以和欧洲的朋友讨论希腊神话和尼采，和苏联朋友讨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美洲朋友讨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日本朋友研究中国的书法和儒学”（楚泽涵等，1999）。楚图南的阅历给从事公共外交工作的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徐惊奇：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探索“公共外交”的中国化路径
近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存在着公共外交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姚遥博士的新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直面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有深刻创见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基于此书中的一些思想内容做出评述，对如何做好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洞察。
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一词在中国日益风靡。我算是较早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公共外交”的学者之一，一方面对西方公共外交理论进行了一系列译介与阐释，另一方面也亲身投入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之中。
近二十年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是否已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公共外交”一词来源于美国，受此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主流路径。在此影响下，公共外交研究不接地气、脱离实践的现象始终存在。一些学者没有进行理论原创的自觉、勇气和能力，一方面对他人的原创努力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自己则不加甄别地“收纳”西方理论，手持所谓的“普世理论”大棒对中国实践指手画脚。
姚遥博士的新著《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正是直面上述问题而提出深刻创见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坦陈，本书希望做到“守正出奇”，但“守正”和“出奇”却都可能引来一些“杂音”——一些人一贯抵触“守正”， 一些人总是厌弃“出奇”。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本书以“新时代”为研究背景，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新”，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融会贯通”。说来无甚“奇”论，然而实事求是地看，当下不乏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解甚至暗怀抵触的外交研究与工作者。他们或者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有所偏废，或者对两者同时缺乏重视与理解，也许在口头上、文章中、讲稿内将其奉为圭臬，却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将其束之高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人以“学术”之名将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视作至尊——高谈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就是不谈 中华文化；阔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是不论马克思主义。
诚哉斯言！我与姚博士心有戚戚——面对学术和舆论界业已形成的某些话语霸权，诚意守正者总换得伤痕累累，劳心出奇者又屡屡遭受中伤。然而，将目光投诸更宏观的视野，这不也正是中国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命运之缩影？我和姚博士曾有缘一起在欧洲、非洲、拉美开展公共外交调研，面对外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种种迷惑与质疑，我们确实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触动与思想共识——倘若不肩负中华传统的文明担当、倘若不触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中国公共外交将永远面临无法突破的天花板。
2019年3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组织中国外交官与智库学者访问欧盟，在布鲁日与欧洲学院的青年学生进行对话。欧洲学院被誉为“欧盟党校”，长期为“欧洲一体化”培育管理型人才。在对话中，欧洲未来的“政坛之星”们提出了种种尖锐问题，其中一些核心关切恰是姚博士新著的论述重点。比如，一位学员提问：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不一样，如何中西结合实行马克思主义呢？我说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就拿我今天穿的服装为例。你们可能以为这是中山装、毛装，其实是青年装——就像中国， 既古老又年轻。你们可能不知道，青年装是从普鲁士军服改造而来的，其特别之处在于口袋设计了深红的翻领，十分像西装，因此整个设计可谓中西合璧。同理，中国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中华”以外，“人民” 与“共和国”都是西方概念；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共产主义，更直接源于西方；甚至中国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耶稣诞辰的年份都是你们说了算。中国把西方的现代性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但却实现了中国化。请注意：我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七八百年的同化，最终成为禅宗、佛学，也即中国化、当地化了；佛教后来在印度衰落，在中国反而发扬光大，还通过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同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结合自身国情，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最终形成的“四个自信”说到底是以文化自信为底蕴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当初号召的“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西方式“二元对立”的革命性思维，经过与包容性的中华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是所谓“人类为体，世界为用”，也标志着中国“走出近代，告别西方”。所以，我们不是按马克思教条搞社会主义，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就是苏联解体了、苏共垮台了，中国却平稳发展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独立自主，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
正是在此意义上，姚遥博士在书中大声疾呼：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中实现“本土化”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必须同时懂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懂中华传统文化，何以理解中国、安身立命？不学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怎敢分析世界、挥斥方遒？
以此为主题，本书在理论建构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突破，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必须摆脱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约束。作者阐释了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认为中国公共外交必须在主体建构上不断倡导“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只有我们既把中国特殊化，亦把西方特殊化，才能在集合了“多元特殊化”之后，最终建构起一幅真正的“世界图景”。与此同时，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出发，提出在面向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时，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层方法是必须掌握的理论工具，认为公共外交的对象不应是铁板一块的“国家”或凝固均质的“公众”，而是体现了该国社会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总而言之，只有在主体上用中华传统文化建构并强化“中国身份”，在客体上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剖对象国各社会阶层， 新时代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我和姚博士上一次同行，是在巴西出席国际会议并开展公共外交调研。我们一起访问了米纳斯州黑金城，这座因殖民者开掘金矿而崛起于17世纪末的巴西老城，在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过度开发与纸醉金迷之后，伴随着印第安人与非洲黑奴的血泪与哀号之声，于18世纪末因黄金枯竭而最终没落， 整个城镇几乎停止运转，被凝固在了18世纪繁华的瞬间。今天留下的只有当年繁盛时期西方殖民者兴建的一座座教堂，一位身体残疾的黑人奴工之子凭借超凡的绘画天赋，在画壁上绘就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宗教形象——愁眉苦脸的天使。那愁苦的表情，恰如我们在会议中所见到的巴西学者们——他们正为一位即将当选的民粹主义总统而心烦意乱。“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之下，愁苦与烦恼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想这也是他们对我和姚博士所作的关于中华传统文明的两场演讲反响强烈的原因吧。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针对自身传统的文化解构过程，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缺乏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自觉。没有价值理念的拨乱反正，如何做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在此意义上，姚遥博士的新著为我们推开了一扇汇入新风的明窗。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状况与业态特征
本文简要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当前国际安保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通过对行业领先企业的深入剖析，归纳全球安保服务的业态特征，认为深入探索和把握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态势与规律， 对于思考中国海外安保服务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代安保行业，即“以市场方式来配置安全产品和服务”的行业，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1850年在美国芝加哥成立的平克顿侦探公司被认为是现代私营安保服务的鼻祖之一，其目前仍然是世界安全风险管理行业的“领导者”。20世纪初，在欧美诞生了一批现代安保行业的“国际化公司”，如杰富仕，分别起源于1901年在丹麦成立的哥本哈根和腓特烈斯堡夜间警备公司和1906年成立的法尔克援救公司；如赛科利达，起源于1934年瑞典西南部城市赫尔辛堡的一个地方安保服务社。
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状况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保安行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潮流。首先，20世纪70至80年代里根、撒切尔在美英推行“保守主义革命”，出于小政府意识形态和压缩公共预算的考虑，很多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安全职能，如监狱看守、政府建筑物安保监控等，被移交到私营安保市场，这一轮“安全外包”大潮给杰富仕等保安企业带来了高速发展的机遇。其次，21世纪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美英等国实施“战争外包”，将大量战场和冲突地区的后勤服务、民事治安甚至特种作战任务外包给私营的“国防承包商”，催生了以黑水为代表的一批私营军事公司（PMC）。
除了上述两个潮流的推动之外，近年来国际安保行业的快速发展还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技术的进步使得安保公司的相关安全服务成本降低、可靠性上升；二是高科技化的军队、警察等政府机构无法在体制内容纳相关技术人员，转而购买私营公司的专业服务；三是私营公司在雇佣和部署时更加灵活，在和平时期是更为经济和方便的政策工具；四是冷战结束后，大量退役士兵为安保公司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总之，公共供给不足和市场有效供给上升共同促成了安保行业的崛起。
时至今日，全球安保行业的从业人员已达1950—2550万人，合法拥有170—370万枪支。国际安保市场规模在2007年至2016年间由1650亿美元增长至2440亿美元，增长了近1/3。在70个有数据统计的国家中，平均每10万人中有381名安保行业雇员，安保公司雇员数和警察人数的比率为1.8比1，也就是说世界上平均一名警察就对应有将近两名保安员。在业务范围上，国际安保也逐渐从传统的人员和设施保护、安全风险分析和安全技术支持进一步扩展到公共医疗复健、监狱管理、罪犯押送、警用设施维护、钞票回收等公共职能领域。
欧美国家的安保企业在当前国际安保市场上占据着优势地位，美国专业市场研究和商业分析机构2018年发布的全球安保行业报告列出全球16家领先的安保公司，其中除了北京保安服务总公司、中安保实业集团、德威三家中国公司以及伊拉克SIS、印度TOPSGRUP、阿联酋Transguard之外，其余10家均为欧美公司。
表 全球16家领先的安保公司汇总
全球安保企业的发展模式
欧美安保企业起步早，业务模式和业务水平都处于领先的水平，尤其在“安全外包”和“战争外包”的两次浪潮当中，欧美安保企业抓住了机遇， 使其业务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从发展历程上看，全球安保企业大体上呈现出三种类型的的发展模式。
一是通过资本运作模式发展壮大的传统安保企业。目前名列世界安保企业前茅的杰富仕和赛科利达以及西班牙保赛固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其发展的特点是：从地方性小型保安公司做起，借助政府“安全外包”的机遇，通过资本市场不断进行并购，成为全球性安保服务企业。这类企业规模巨大，员工数十万，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部分员工为低端蓝领员工，流动性很大。主业是人们日常能见到的保安巡逻、现金押运等业务，近年来也致力于发展特种、高端安保服务以及安保高科技设备。
二是借助经济全球化衍生出来的高端风险咨询、医疗救援服务企业。“化险咨询”公司（Control Risk）和国际SOS公司是其中的代表。“化险咨询”公司源自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咨询和应急救援服务，而国际SOS则源于法国医生瑞贺默在东南亚创办的给西方人提供的应急医疗服务。这类公司以专业性为本，以提供高端信息咨询服务、医疗救援服务为主要盈利模式。这类公司通常不以安保为主要业务，而是通过与当地安保公司合作建立全球性的协作网络，一旦遇到反绑架、反劫持、紧急救援等客户需求的时候，通过协作网络来提供服务。
三是借助战争机遇发展起来的私营军事企业（PMC）。这类公司实质上就是由退伍老兵组成的雇佣兵。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削减国防开支，将部分军事后勤训练服务的外包养育了此类公司。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其野蛮生长创造了机会。前黑水公司是最“臭名昭著”的代表，但同树大根深的美国军工承包商如哈里伯顿（Halliburton，现分离为KBR公司）、伯克特尔（Bechtel）、德阳（DynCorp）相比，黑水只能算根小萝卜。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与特定的国家战略相关，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类公司也迅速萎缩，黑水的境遇便是个中缩影。
全球安保服务的业态特征
纵观过去40年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状况，当下的全球安保行业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业态特征。
安保行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政府的支持不仅仅体现为出台几份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而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政府外包部分公共职能，为安保服务市场和企业的发展输送了能量。以行业龙头企业杰富仕为例，该公司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大规模承接各国政府的合同，迅速壮大，包括匈牙利政府的安全服务、英国的监狱私有化、伦敦法庭的护送和看管业务、美国的罪犯矫正业务、德国邮政合资公司等。在杰富仕2017年的总收入当中，政府客户收入达20亿美元，所占比例较2015年34%有所下降，仍占到了1/5。政府业务包括监狱看守、司法看护、使馆安全、救灾减灾、慈善和非政府服务、边境守卫和排雷等。
收并购资本运作是安保企业“国际化”的捷径
目前全球排名前茅的安保企业杰富仕和瑞典的赛科利达都是上市企业，资本运作在这两家公司的成长壮大以及称霸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杰富仕（G4S）是一家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合并和分拆的国际安保公司，来源极为复杂，主要血脉来自1968年四家独立英国公司合并而成的G4总体安全公司（Group 4 Total Security）、1971年就在伦敦上市的斯科里克公司（Securicor）和1995年在哥本哈根上市的法尔克•塞科利达公司（Falck Securitas）。2000年，G4和法尔克•塞科利达合并为G4法尔克(Group 4 Falck)；2002年G4法尔克收购了美国第二大安全服务公司卫康和（Wackenhut Corporation）；2004年，G4法尔克与斯科里克合并为当前的杰富仕（Group 4 Securicor）并分别在伦敦和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挂牌。合并后的G4S继续开展密集的收并购，在丰富业务种类的同时，将业务扩展到世界各地。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证券市场上市的赛科利达（Securitas AB）身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轨迹。这家公司在1983年卖给外来投资者瑞典多元化投资企业Investment AB Latour之后，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开启了一系列上市、分拆、收购的资本运作，成为一家股权投资家在后台运作、专业人员在前台经营的跨国公司。1989年，赛科利达收购挪威、丹麦、葡萄牙的公司；1992年，通过股市融资进入法国、瑞士、奥地利、德国、西班牙市场；1999年至2003 年收购美国平克顿侦探社（Pinketon Detective Agency）和伯恩斯安全公司（Burns Security），整合成立美国子公司。2006年至2008年，赛科利达系统公司、赛科利达直接服务公司、Loomis现金押运公司等部分子公司剥离分拆上市。2018年6月，赛科利达的公司市值折合63亿美元。企业年收入27亿美元，净利润9.14亿美元，市盈率20.08倍。从赛科利达的发展历程看，资本市场是它获得扩张的重要手段。
从人力保安转向高科技安防是全球安保企业发展的方向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突破，世界各国的安保企业将高科技安防的应用作为业务突破的发展方向。整体看来，人力安防依然是全球安保行业的主要业态，但高科技应用日益成为行业竞争的尖端领域。杰富仕2017年总收入约合100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其中与安防技术相关的收入达到3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1.4%，占到当年总收入的33%。投资一体化的安保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创新型的技术咨询、软硬件、安装、运营与维护将继续成为杰富仕的发展重点，与之相对应的是，2017年公司的雇员人数削减了8.3%，从高峰期的62万人下降到57万人。
赛科利达公司在总体上仍然是以国内安保业务为主体的公司，大部分员工是低薪蓝领，包括大量在东道国临时招聘的人员，人员流动性很大，每年新员工占员工存量在40%上下。不过，尽管业务主体是劳动密集型的低薪蓝领工作，赛科利达也致力于借助高科技手段实施“解决方案化”以及“打包服务”的业务模式，即建立在品类齐全的安保服务基础上的量身定制产品， 包括保安巡逻、大型活动安保、派遣服务、远程保卫、远程维护，并在这些基础上发展出衍生服务如7x24呼叫中心、客户资产安全管理、服务报告、数据监控及管理等。
“全球本土化”是安保业最鲜明的行业特征
过去40年，在资本与技术的推动下，世界各地都经历了一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安保行业也涌现出一批跨国经营企业。其中杰富仕的业务覆盖全球90个国家，赛科利达覆盖55国，加达国际覆盖22国，保赛固覆盖14国。然而，简单的业务覆盖并不能代表这个行业的“全球化”水平，对应于生产、资源、人员、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标准，安保行业的全球化水平其实并不合格。
首先，全球安保市场实际上是高度分散的。对应于全球2440亿美元的安保市场规模，目前最大的两家跨国保安公司杰富仕和赛科利达的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00亿和55亿美元，仅为全球市场份额的4.4%和2.4%。
其次，安保企业的服务也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号称业务遍及全球90个国家的跨国安保企业杰富仕仅在英伦三岛和北美两地就获得了接近40亿美元的收入，加上欧洲大陆的13亿美元的收入，欧美地区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冲突和动乱较为频繁的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杰富仕的收入和雇员数远远低于发达地区。总体来看，杰富仕还是一家立足于欧美的“地方企业”。
最后，从雇员构成上看，安保企业还不得不以本土化为主。赛科利达公司在55个国家有经营业务，其33万名员工当中北美区占33%、欧洲区35%、拉美区18%，世界其他地区仅占14%。相比之下，保赛固公司的业务分布更呈现跨国特征，拥有最多员工的国家是巴西5万人，其次有西班牙2.7万人、阿根廷1.8万人、秘鲁1.1万人，整个拉美区收入占全部收入的60%。引人瞩目的是保赛固在印度也已经拥有超过1万名员工，在新加坡有超过1600人的队伍。
因此，相较于更加时髦和流行的“全球化”，安保行业更适合“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全球本土化”把全球化与地方化结合在一起,强调全球化的产品或服务与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结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安保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业务主体和业务对象都具有很强的本土性，而且往往都受到各国乃至地方政府的强力监管，因而必须扎根在各地方的本土政治社会权力结构当中，与当地的文化习俗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这个行业的分散性、地域性与本土性的特征。
对中国安保服务“国际化”的启示
2013年，刘伟在《人民公安报》上发表的文章在理论上提出了“中国安保企业国际化”的命题。而在实践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安保企业已经开始尝试“走出去”，中安保集团200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收购了保安公司， 2005年并购了柬埔寨的保安公司。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批中国安保企业纷纷通过自营自建、合资、收并购等方式走向“国际化”。中国企业在国际安保市场上还只是个“入门者”，不仅谈不上全球市场份额与竞争力，对“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本国企业及公民的海外利益保护需求， 也还远远不能满足。因此，在这一客观现实面前，深入探索和把握全球安保行业的发展态势与规律，对于思考中国安保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余万里：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蒋千璐：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迈向“亚洲世纪”需要中印携手
2017年，中国与印度结束“洞朗对峙”，中印关系开始走出低谷。2018年，双方关系进一步回温，舆论环境朝着有利于两国关系良性发展的方向过渡。其中，高层战略沟通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特别是2018年4月，两国领导人的武汉非正式会晤重塑了中印关系，也为此后双方将共识落实到行动提供了指导方针。当前，中印关系企稳回升，步入发展快车道。
舆情态势与特点
2018年，印度主流英文媒体（以下简称“印媒”）涉华报道总体舆论基调较为均衡，基本面与2017年基本一致。外交、军事议题上，支持合作与担忧竞争的声音兼而有之；经贸、社会议题上，继续以客观立场为主，且不乏较为积极的声音。
舆情的阶段性变化较为明显。春节前夕，莫迪以“挑衅者”的姿态前往藏南地区，印度陆军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将军散布关于“捍卫印度领土”的言论，继洞朗事件之后再度激化矛盾，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媒涉华报道中负面报道较为集中，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问题成为印媒年初的关注焦点，印媒围绕该议题对我边界问题立场的猜测此起彼伏，指责我“入侵” 的报道也不在少数；2月下旬起，莫迪政府持续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印媒纷纷开始报道中印政府部门层面的一系列接触与合作，阴霾遍布的舆论气氛明显好转，不仅利于即将举行的“习莫会”，更是缓和了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中印走出对峙、走向友好提供了契机；4月底，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达成重要的“武汉共识”，这是进入2018年以来中印双方持续释放积极信号的关键性事件，印媒对此次会晤予以高度关注，纷纷对“习莫会”进行了长篇报道和分析，称这是一场“心贴心的交谈”；7月，中国与印度第二轮海上合作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印关系在“洞朗事件”风波后回归正轨；洞朗对峙结束一周年之际，国防部长魏凤和8月访印，与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举行会谈，会谈成果证明龙象共舞，双方有利。据印媒报道，印度国防官员称赞这是“破冰之举”，标志着两国积极关系的开始；11月，中印两军边防部队举行第九次防务安全磋商；12月，被视为中印两国关系“晴雨表”的“携手—2018”中印陆军反恐联训在成都举行，印媒将时隔一年后重启的这一军演称为2018年中印关系的象征性总结； 及至年底，印媒纷纷总结并高度肯定一年来的中印关系，认为“武汉精神” 得到了充分弘扬，2018年成为了中印关系改善的“分水岭”。
对华关注度仍居国别关注度首位。涉华报道继续高居印媒分国别报道数量的首位，高于对巴基斯坦、美国的报道量，更是远超对英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的报道量。
涉华舆情态势总体稳定。从数量上看，印媒发表的涉华英文报道共计38517篇，与2017年同期36086篇相比基本持平，态势较稳。从议题上看，政治、外交、军事等“硬议题”仍是印媒最为关注的，经贸、社会、科技等“软议题”也广泛涉及。总的看来，涵盖了中印竞争与合作、边境领土争端、地区影响力竞争等众多话题。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于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温，印媒有关经贸议题的报道出现了大幅增长。
热衷于对中印进行对比。在印媒看来，中印的各种力量对比别有一番含义。印媒往往倾向于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印关系，对于中国如今的强大以及走向进一步强大的可能性尤为关注，认为我在军事、科技、基建、文教等多领域强于印度，由此对印度自身的发展甚至印度在南亚诸国中的角色和地位产生源源不断的焦虑感和紧迫感。印媒对中印两国的对比也是全方位的，关注点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时而自信，如欣喜于穆迪评定印中仍是亚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认为印度的经济扩张速度将超越中国；时而自卑，如担忧中印两国存在巨大差距且差距还在拉大；时而自省， 如认为不应照搬我城市化经验，而应创造符合自身的发展方式，等等。
热点议题
外交议题：高层互访带动舆情转向积极客观。中印两国高层互动和机制化沟通是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双方互信不足的情况下，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沟通尤显重要。《印度教徒报》年初即提出，当今印度的关键是与中国结成战略关系，但当前中印缺乏互信，需要坦诚、务实的对话—— 在高层政治层面，而非普通官员层面上的对话。2018年，中印两国高层互访日渐频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多达四次会晤，受到印媒广泛关注，武汉非正式会晤更是创下印媒上半年涉华报道量的新高。
武汉非正式会晤被视为洞朗对峙后中印关系重要的分水岭。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和国际社会都对这次会晤予以积极评价。印媒认为，武汉会晤是两国关系“解冻”的信号，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动力。与以往对莫迪的重大外交举措多持质疑态度不同，印媒纷纷对“武汉峰会”的意义予以较为积极的解读，认为这不仅是重建中印关系的一次重要政治和解，也将为中印未来关系重新确立范式；印度应该把非正式会晤看成两国领导人为改善关系所作出的一次非常真诚的努力；中印之间必须发展一种以强大经济驱动的“发展伙伴关系”。但印媒也认为基于目前中印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深度与难度，期待武汉峰会能取得重大突破并不现实。《印度教徒报》认为，中印两国在过去几年，围绕中巴经济走廊、洞朗、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国身份等问题产生了双边摩擦，印度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公开强硬立场。但国际环境的变化为非对抗性对话创造了机会，印度必须在与大国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务实的平衡，印度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莫迪总理的此次访华。即便是在“武汉共识”达成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印媒在报道中印两国边界事务、高层访问、政府部门合作、人文交流时，也仍频繁提及此次会晤，认为“武汉共识”起到了相当于“压舱石”“指南针”的重要作用。
印媒对中印力量对比也较为重视，视两国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常将自身置于与我们的全方位比较之中，情绪在期待中印合作与担忧我力量增长之间波动。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就大局走势作出较为客观、理性的判断，认为改善、发展中印关系是大势所趋，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也是印度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竞争心态往往占上风，认为印度不得不平衡来自美、中、俄三方的压力，时而表露出对我们的担忧与疑虑。在边界等问题上更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将我描绘为“虎视眈眈”的入侵者形象。印媒还担忧我将赢得印度周边国家支持，未来可能还会从军事角度“予以强化”，对此保持警惕，甚至还有媒体称印度应承担起关注、对抗中国“扩张”的责任。《印度教徒报》称，印度是亚洲对抗中国意图和扩张主义的唯一壁垒，印度能够防止中国“战略空间”的进一步扩张，防止中国接管整个地区。
边界争端议题：捍卫本国国家利益绝不放弃。边界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印关系中的一大难点。由于存在领土争端和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印度媒体表达了印度军方和政府对于中国在中印边界地区军力投放的疑虑，并对中国在西藏等地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担忧。印媒普遍将捍卫边境视为保卫国家利益之必需，一些印媒还尝试利用国际法作为武器开展舆论炒作，对我施加法律层面上的压力。《今日印度》曾发表封面文章，称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 “拔河”反映出中印对待国际法条约规定的不同方式，指责我只愿意遵守对己有利的部分，而无视其他的条约与协议。
军事议题：戒备之心一直存在。印媒认为，从长远来看，印度需要加速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以缩小与中国的力量差距；称中国海军的扩张正在迅速侵蚀印度洋，印度必须更重视海洋力量。印媒年初借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的言论，呼吁本国将重点从巴基斯坦转到中国，呼吁邻国合作方“控制”中国在印中边界不断增长的实力。2018年虽迎来中印关系回暖态势，但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未让印度放下对中国的防备之心。据印度报业托拉斯2018 年3月报道，拉瓦特在一场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崛起了，周边国家都在望向印度，看我们能否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拉瓦特同时否认国内对印度军费负担过重的担忧，称经济发展必然需要安全力量的守护。
经济议题：认为迎接“亚洲世纪”中印当合作。经济议题上,印媒对于我经济发展不吝赞美之辞，呼吁印度也不应错失经济处于增长轨道的良机。印媒还呼吁两国加强合作，抓住“亚洲世纪”带来的机遇。印媒也关注中印经济再平衡的比较问题，认为中国和印度构成了新兴经济体经济管理的两个对比鲜明但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但印媒也存在部分杂音，如质疑我是否通过中企以“海外行贿”等不当方式获取超级大国地位。而在年度经济热点议题中美贸易争端上，印媒报道倾向较为中立，多从印度自身利益与中美摩擦关系的角度看待，认为印中或在贸易争端中“相互取暖”，改善双方经贸关系；表露出印度希望借中美贸易摩擦获益，甚至取代美国占领中国市场。
科技议题：承认与中国相比存在巨大不足。印媒对我科技领域的报道， 总体倾向较为客观，多为关注我科技领域的重大举措与进展，包括我将投入20亿美元用于研发等。《经济时报》认为，数字化推动的中国在科技知识竞争中击败了印度。如今，中印两国在科学和技术基础设施领域已呈天壤之别。就科技投资而言，印度和中国有不同的理念。中国希望在尽可能多的领域成为全世界领军者，而印度并没有设定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如今，就为未来知识产业未雨绸缪而言，印度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十年且仍在加速前进。《印度教徒报》则注意到网游产业助力我提升软实力，以腾讯游戏和网络小说行业为例，认为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扩大软实力灵丹妙药的途径最终可能会在网络空间”。《印度时报》甚至发表题为《崛起的科技大国》的报道，详细描绘我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认为我已然度过“世界工厂”阶段，“中国制造”早已不再是“廉价”和“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发展，甚至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和前景上已超越美国。但印度媒体也跟风西方媒体，政治化解读我在人工智能领域方面取得的进步与应用，经常将其标签化为实施“网络控制”。
社会议题：关注点广泛倾向多元。印媒在社会议题上选材较广，关注我社会领域多方面议题。在文化领域，中印电影仍是双方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以《摔跤吧！爸爸》为代表的一系列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广受好评， 成为中印人文交流的精彩看点，对中印关系向好发展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印媒认为，这些印度电影在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印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些共同点可以成为中印建立更健康、可持续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也引起了印媒的浓厚兴趣，引发印媒对我医疗领域进口药品减税降价改革的持续关注。在环境领域，印媒较为关注我治理空气污染成效，认为有值得印度借鉴的经验；强调中国领导层对此高度重视，把治理空气污染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印度应该从中国汲取的。教育方面，关注到我高等教育对印度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加大，中国吸引的印度留学生数量已赶超英国。展望未来，中印关系或持续稳中向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同时也应考虑到两国领土争议问题仍有待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地区内竞争关系不可避免，两国关系仍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印关系的走向也会投射到印媒的涉华报道中，使印媒涉华舆情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配合我外交工作大局，使中印关系朝着积极稳定方向发展，建议我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印外宣工作。一是加强中印关系方面的宣传报道，增加涉印报道数量，丰富报道内容。2018年，我媒体涉印报道量（14030篇）与印媒同期涉华报道量（38517篇）相差悬殊，不利于增强中印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互信；二是把握对印报道的基调，坚持弘扬合作与共赢，突出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敏感问题上不仅需要亮明态度与立场，更需要在报道中有理有据有节，避免无益于良性沟通的煽动性措辞；三是多渠道多角度开展对印宣传， 加强中印媒体合作与交流；四是继续开展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并重视发掘非官方渠道的双边交流项目。
沙涛：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付蕾：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安倍四选”源自内政外交困局
自2019年年初，关于安倍是否在2021年第3个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后继续担任自民党总裁以及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实现第四次连任的话题在日本引起关注。笔者认为，这种预热讨论深层次反映出了安倍政权正面临着很多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内政外交课题。就内政而言，安倍之夙愿，即修改实施新《日本国宪法》正面临困难；在外交层面，日俄领土问题与日朝关系正常化问题无疑为当前安倍政权最为关心的问题。
自2019年年初开始，有关“安倍四选”的话题在日本引起不小的关注, 今时今日，依然是热门话题。所谓“安倍四选”，即有声音希望安倍晋三在2021年9月第三个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后，继续担任自民党总裁以及继续担任日本首相，实现第四次连任。比如：根据《读卖新闻》报道，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3月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安倍继续连任是“充分可行的”。自民党总务会长加藤胜信也表示，只要日本国民中有更多希望安倍首相继续连任的声音，那么自民党会采取回应。日本在野党则纷纷批评安倍继续连任是“噩梦”。从1952年自民党成立至今，其党总裁的任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早期的时候有“一届两年”“一届三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集权，所以党总裁任期较短。进入平成时代，特别是千禧年后，由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出现了“两届六年”的党总裁任期，旨在维护自民党政权的稳定。不过，自民党总裁任期的延长并没有遏制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的态势，直到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日本才迎来了近年颇为罕见的长期政权。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自民党高层特意为安倍晋三修改党章，将党总裁任期延长为“三届九年”。尽管如此,与欧美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首相的任期显然还是短一些.伴随着安倍首相长期执政，自民党内出现一些溜须拍马的声音是正常的。与上一次表现得较为克制不同，安倍首相起先对第四次连任表现得较为积极，比如他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就表示“自民党的事情应该由自民党充分讨论”“我今年虽然65岁了，但干劲十足”,后来迫于民意的压力才表示“不会连任,只干完这一届”。这也就是说，安倍晋三对继续连任并不拒绝。因此，自民党内固然会有一些人发自内心地希望安倍晋三在2021年9月第三个党总裁任期结束后再做三年，但也不排除这是安倍自己释放出来的探测气球，意在观察各方反应。日本首相往往来自国会中多数党领袖，且《日本国宪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首相的任期，所以安倍晋三在2021年后继续担任首相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自民党可以再次修改党章，或者将党总裁与首相剥离，不再由同一个人担任。不过，安倍于2018 年9月才刚刚开启第三个党总裁任期，现在就开始预热讨论第四个任期的事情，未免操之过急。笔者认为，这其实从更深层次反映出安倍政权正面临着很多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内政外交课题。就内政而言，修改《日本国宪法》是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夙愿，但它未必能够在2021年前实现。诚然，从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席来看，执政党占据了绝对优势，但2019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有可能会打破执政党在参议院中的优势地位，而一旦议席数量减少，那么安倍修宪的难度也将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国民对于修宪的态度依然较为稳定，根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在2018年4月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2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有必要”修改宪法。这样的结果与《日本国宪法》规定的修宪要求——“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仍相距甚远。相信安倍首相也深知在2021年前实施新宪法是极其困难的。
在外交层面，在当前中日关系总体改善、日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大背景下，安倍晋三最为在意的就是日俄领土问题与日朝关系正常化了。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安倍晋三于同年10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按照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的观点，“这是中日两国中断近8年之久的高层互访全面恢复的重要标志”。2019年6月，G20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习近平主席前往出席，说明中日关系已经走出了此前的低迷，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在日美关系上，尽管两国在经贸赤字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在政治、安保等领域的关系无疑较为稳定。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执行者，特朗普还于2019年5月25日再次访问日本，会见新天皇德仁。这表明日美关系总体稳定，经贸赤字问题暂时没有冲击到两国关系的全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至今仍未解决的日俄领土问题、日朝邦交正常化问题就成了亟需解决的外交课题。日俄关系长久以来都被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而观察最近3次日俄首脑会谈其实可以发现，两国关系着实有了巨大的进步。2018年11月，安倍与普京在新加坡东盟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就基于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加速两国和平条约谈判达成共识；同年12月，两人在阿根廷参加G20峰会之际再次会晤，协商决定组建新的和平条约和领土谈判机制；在2019年1月的日俄首脑会谈上，双方则就缔结和平条约的方向展开研究，并力争在6月达成基本共识。按照当前的进度，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日俄和平条约》的缔结有可能在安倍晋三首相任期内实现，而该条约的缔结也将有助于日俄乃至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日俄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无疑是一大绊脚石。诚然，很多观点认为日俄领土问题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而这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忽视安倍与普京在解决该问题上的积极性。目前为止，安倍与普京已经会面25次，两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定的互信基础。这至少说明普京愿意就该问题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并且也有一定的意愿来解决日俄领土问题，降低该问题对日俄关系发展的阻碍。从这个角度而言，只要日俄双方能够见面，并且能够围绕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就是一大进步。
日俄领土问题之所以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就在于它不仅事关日俄两国， 更涉及其他方方面面。比如，领土问题与国家主权紧密相连，在当前安倍与普京支持率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之际，可以想见两人不会轻易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日美同盟的背景下，如果俄罗斯将“北方四岛”交给日本，那么驻日美军、导弹防御系统将有可能登岛，这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一大威胁； “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基于二战后的《雅尔塔协定》，俄罗斯如果在该问题上做出实质让步，则意味着二战的结果被否定、二战的历史被改写，这必将对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然而，在众多因素中，笔者认为最大的障碍，或者说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两国社会舆论存在的温差。
实际上，俄罗斯政府将“北方四岛”中的齿舞群岛和色丹岛让渡给日本是符合1956年的《日苏共同宣言》精神的。但是，根据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18年11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74%的俄罗斯受访者不支持将岛屿交给日本以换取经济投资等好处。隶属于俄罗斯政府的“公共舆论基金”（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在2018年发布的一项民调则显示，仅有12%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应该由日俄两国共同管理“北方四岛”。这说明， 俄罗斯社会主流舆论在领土问题上依然强硬，并没有太多松动的迹象。
与此同时，日本民众近年来确实开始接受灵活收回“北方四岛”的方式，而不再拘泥于必须将“四岛”返还。比如，《每日新闻》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收回领土”；《日本经济新闻》在同年发布的民调也显示出类似的答案，即60%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收回一部分领土也应该进行交涉”。
如上可以看出，日俄两国民众对于“北方四岛”的认知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即使俄罗斯政府有意按照《日苏共同宣言》精神将其中两个岛让渡给日本，日本政府也接受暂时收回两个岛“主权”的结果，但是两国社会民意的分歧，特别是俄罗斯民众在领土问题的坚守，必然会影响俄罗斯政府的外交决策。笔者认为，日俄两国今后应该深化民间往来，唯有两国民众增加彼此的了解，才有助于促进两国领土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说《日俄和平条约》有望在安倍晋三首相任期内缔结的话，那么日俄领土问题肯定是在“后安倍时代”才有可能解决了。
在日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安倍晋三首相在2019年年初的新年随感中就明确提到了要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而日朝邦交正常化恰恰就是日本战后外交的遗留问题之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日媒专访时称，愿意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此后，安倍首相又在日美首脑电话会谈中，将这一态度转变传达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安倍首相此前一直把解决绑架人质问题作为日朝首脑会谈的前提，如今的态度转变受到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日朝首脑会谈何时举行还难以判断，但预计不会再次出现日本首相“闪电”突访朝鲜的情况。1945年战后至今，日本首相曾两次踏上朝鲜领土， 即2002年和2004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在小泉第一次访朝前夕， 日本政府并没有及时告知美国访朝事宜，且最终日朝政府还签署了涉及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等内容的《日朝平壤宣言》。然而，今时今日，时与势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小泉纯一郎任期内，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冷淡，且布什政府还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所以日本能够在日美朝三边关系中发挥沟通管道的作用，这也是布什政权能够容忍小泉纯一郎访朝的原因之一。如今，美朝首脑已经举行了两次会谈，且韩国取代日本在美朝关系中发挥着主要沟通管道的作用。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朝鲜而言，日本的分量已然下降，双方并不需要通过日本来传话。现在的客观实际问题不是安倍首相掌握了日朝首脑谈判的主动权，而是金正恩是否愿意会见安倍晋三。
安倍政权此前对朝鲜态度一直强硬，反复强调要最大限度施压，而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似乎是其对朝政策的转折点。在两次美朝首脑会谈上，特朗普均向金正恩提及了解决日朝人质绑架问题，但金正恩对此并没有过多的回应。这说明，安倍首相希冀通过美国来向朝鲜施压，进而迫使金正恩与其对话的策略失败。因此，安倍政权不得不调整对朝政策。实际上，在安倍首相此次公开表态前，日本外务省4月23日发布的2019年度《外交蓝皮书》中， 删除了此前沿用的对朝强硬表述，如“通过一切手段将压力提高至最大程度”等。这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安倍政权的对朝政策将会有所转变，或淡化对朝强硬态度，转而寻求积极对话。
除了借美国来对朝施压策略失败外，安倍政权转变对朝策略也由于东北亚地缘政治角力变化。2019年4月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金正恩已经与中国、韩国以及美国领导人均举行了首脑会谈，也就是说，在六方会谈成员国中，只有日本仍被排除在外。尽管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依然在执行中，但随着朝鲜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走近，特别是朝鲜在放弃核武器方面的态度，解除制裁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日本若继续执拗于对朝强硬、对朝施压，将会进一步错失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契机，甚至今后将会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安倍政权对朝外交出现转变的苗头值得鼓励，但如何构建日朝之间的政治互信才是最为关键的。在安倍首相公开表态后不久，朝鲜于2019年5月4日发射了数枚短程飞行物，尽管难以判断这些短程飞行物是否导弹，也难以判断朝鲜此次发射的飞行物是否与安倍首相的表态有关，但日朝领导人之间缺乏政治互信是事实，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炒作与渲染以及日本外交紧跟美国的战略走向，都使得金正恩难以充分信任安倍晋三。
诚然，自1945年战后至今，日本与朝鲜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两国建交的难度要略小于日本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友好条约的难度。同时，日朝之间不像日俄之间存在涉及主权的领土纷争，绑架人质问题解决的难度也远低于日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如果说日俄关系是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的话，那么日朝关系的潜力同样不可小觑。接下来，如何通过具体的实际行动获得朝鲜方面的信任，才是安倍政权最需要认真思考和执行的问题，仅通过几句表态是无法获得朝鲜方面信任的。
最后，安倍晋三是否会在2021年9月卸任自民党总裁后谋求连任，还难以判断，毕竟自民党内还将有一番博弈。对于邻国日本政界出现的这样的态势，我们必须保持关注。
陈洋：《环球时报》评论编辑，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的内在关系与实践要求
本文作者具有丰富的新闻发言人实践经验。其从专业角度出发，针对新闻发布会的基本流程与要求，以及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流程中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提出了有效的建议措施。
新闻发言属新闻发布制度，是政策指引下的一种系统的传播路径。发言人在举行发布会前都要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发言人代表的是政府的声音， 为民众发声，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密切，实践要求严格。
发布前期与发言准备
新闻发布口径的准备过程是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立场的过程，也是通过统一口径树立国家形象和政府权威的过程，必须在任何场合下都保持口径高度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宏观上可以将发布的准备划分为新闻发布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以国务院新闻办为例）。
第一，信息搜集和确定主题。新闻发布会的前期准备主要是搜集整理发布会所需要的素材。在这个阶段，国新办各部门通过调研舆情制定发布主题，确定当前社会新闻热点和公众舆论关心的问题，这种方法在危机事件中尤为奏效。新闻发布会的幕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新闻发言人班底，他们每天搜集到大量新闻信息，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关注世界各国的重大事件和动态， 在当前发达的媒介通讯方式下时刻关注大量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追踪、研究国内外对所关注事件的舆情及时进行信息搜集，并且对已制定的发布主题进行多方位的对比审查，该事件过去怎样、现在的情况和将来发展态势如何，为发布会制定出种种热点视点问题。譬如北京奥运会时，我国为了应对众多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在很早就开始整合新闻采访的信息资源、强化政府为媒介服务的意识。北京奥组委共安排了40余个国家120批310家媒体的640次采访活动，接待境外媒体540人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55场。此外每年例行的“全国两会”、国庆招待会等规模同样不小。
第二，信息把关和统一口径。新闻发布主题制定后，接着对主题进行筛选和“把关”。新闻发言人要面对不同国家记者的提问，在记者政治素养良莠不齐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前提下，新闻办智囊团和智库要了解发布会的媒体背景和不同媒体记者的提问风格，毕竟新闻发言人统一口径的范围并不能囊括发布会中遇到所有的刁钻问题。为此新闻办的工作人员会确定发布重点，充分了解发布会的媒体背景并且拟定发布会当天记者可能要提出的全部问题，从而确定何时进行新闻发布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新闻发布。针对不同的新闻事件，新闻办小组成员需要将各部门的意见进行整合，在协调各部门专家的建议之后，召开会议为发言人确定最终的指导方针，之后以最短时间反馈到国新办。
第三，确定文稿和发言演练。经过上述步骤后，发布小组选定的新闻发言人就可以带着审核后的新闻通稿召开发布会了。但是，在新闻发言人正式迈进发布大厅之前，新闻办还必须对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内容进行一次预演。通过对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的判断，新闻办工作人员为发言人设定发布会的时间和需要回答多少问题，即使是已经准备好的一些问题发布口径，发言人仍然需要脱稿详细阐述观点，将政府政策方针用公众容易读懂的话语表达出来。所以在正式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找准定位、进行演练是很有必要的。
发布会工作现场运筹
新闻发言人正式步入发布厅之前，负责发布会的相关工作人员要提前将来访记者的次序安排妥当，如文字记者在前排就坐，给摄影摄像记者在发布厅后排安排好座次，保证不同媒介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彼此不受干扰。此时新闻发言人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后进入发布大厅。如果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更为专业的背景知识，需要相关部门专家和领导解答，新闻发言人要提前为就座的记者作出介绍，自己则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如果是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主要角色，代表政府对一些问题表达立场、观点和评论。如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代表国务院外交部，就中国的外交关系、国际问题、公共事务来阐述中国的政治立场。
新闻发言人在应对记者提问时的时间掌握也很重要，国外新闻发言人有一个“6秒原则”，发言人必须在6秒钟之内迅速解答记者提问，而我国的平均时间相对较长。从新闻发言人职业角度看，言多必失同样适用于此，语言漏洞的负面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消弭。事实上，真正面对棘手问题时发言人能做的最好准备只有直面问题的实质，分析利弊得失并将负面新闻扭转为正面新闻。1987年发生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震惊国内外，2007年大兴安岭再次发生了火灾。当时国家林业局遇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是否举行新闻发布会、如何给社会公众满意的答复？二十年后又发生火灾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某些善于用意识形态攻击中国的境外媒体的关注，他们会借此机会对中国局势“大做文章”，但当时的新闻发言人还是及时、准确、真实地向社会发布了火灾的详细情况，通过各国媒体的如实报道起到了在国际上辟谣的作用，消除了人们心中的疑虑，扭转了职能部门的负面形象。
作为集中发布权威信息、解答热点难点的重要场所，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已成为大众期待的一道大餐。从最初的记者追逐围堵采访，到如今部长主动走上通道答疑，历经多年努力，两会部长的百米通道向世界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直面热点关切，不避尖锐话题，“部长通道”的发言含金量很高。今后两会的开放力度将更大，期待更多部门负责人成为发言人站在这条通道的话筒前，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中外媒体，坦诚互动、回应关切。
发言人后期反馈机制
思想与气势、说理与用典、讽刺与幽默、通俗或典雅是发言人前台语言的特点集合。在后期反馈中，首先，新闻发言人发布的新闻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最后都要形成完整新闻资料提供给媒体记者，广播媒体针对的是音频素材；平面媒体是书面报道；电视媒体是视频素材；网络媒体则是全面素材采集等。因此，新闻发言人发布的新闻素材应该根据媒体差异采取不同的素材提取方式。其次，一些记者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还希望得到后续的信息，必要时，发言人还要召开背景吹风会来配合记者提出的要求，吹风会的内容视情况而作报道，或在报道中不作直接引用，但其内容往往影响着记者的倾向，也可以帮助媒体完善报道内容。譬如，有时美国的新闻发布会多一道程序或预备会，发言人对记者有一个背景介绍，记者可以通过发言人的背景介绍挖掘新闻点，了解到美国政府含而不露的立场。再次，发布会结束后，新闻办工作小组会对历次发布会口径做总结归档，为以后新闻发布提供政策依据，也是完善发布口径TRS系统建设的重要环节（TRS即文本检索系统，驻世界大部分国家使馆口径查询，是查询新闻发布口径方案的重要依据）。发言人要与媒体保持联系，在发布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与媒体一起对公众的反应进行追踪，根据得到第一手的公众反馈信息对舆情效果进行评估，为政府的议程设置提供参考，完善决策。
发布会实践要求分析
新闻发布会是政府传播运作的具体形态之一。现实情况下，对不同的形势具体应采用何种新闻发布方式，在不同传播环境下新闻发布的技巧在哪里，应对各种事态下的新闻发布具体分析。
常规信息传播中的新闻发布。政策上要求政务公开，具体方式为举行新闻发布会。常规的发布会更多时候是政府对社会热点问题设置的相关议程， 是将政府议程转变成公众议程的一个过程。
常规新闻发布方式。一般来讲，政府对新闻的公开方式体现为两种： 一种是外在信息公开；另一种是内在信息公开。外在信息公开主要表现为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发表政府公报和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形象，《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江山》等体现了励精图治的伟大抱负，这些都是为塑造政党形象所作出的努力。另外，政府公报通过法定公开出版刊物进行单项宣传，也是中国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化的体现，召开新闻发布会是政府主动掌握议程的最直接方式。内在信息公开，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介入将政府行为变成公众议程，主流媒介可以通过策划宣传对舆论进行引导。当今传播媒介高度发达，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对政府议程加以强调，甚至可以通过举行听证会和开通官方论坛的形式直接接收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息反馈。现实生活中围绕在社会公众身边的公益广告、宣传标语、目标口号等就是政府议程设置的一种。
常规新闻发布策略。据统计，美国白宫平均每天要发布六条新闻稿和不止一场的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但不是任何新闻都具备“新闻价值”，如果政府只是被动等待媒体挖掘信息的话，那么政府就会在控制社会舆论方面失语，甚至会失去议程设置的权力。曾担任过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的马林•费兹伍特的做法是每天都找一些能引起媒体兴趣的事件来通告，即使媒体对其提供的信息兴趣不大，稿件也很少具有“新闻价值”，他都坚持选择定期发布这些琐事来保持与记者的互动，为的是能够在突发性事件来临时及时树立起政府的权威性。因此政府应该做的是追随媒体的报道去设置议题，因为新闻记者能够得到第一手资料且预料到事情发展的趋势，能够得到最有说服力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说服他们的对立方，从而帮助公众了解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而公众也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不同侧面。
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话题、人物或观点是游离于新闻媒体视野之外的，最佳的措施是政府也行动起来，由政府新闻办专家的策划进行议题设置。常见策略包括以下几种：一是针对负面新闻，政府在第一时间对其真实性加以证实并给予后续深度关注，使公众将注意力聚焦到此事件上来；二是通过领导人的日常行动传递给媒体更深层政策启示，从而利用媒体的力量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相应的议程当中；三是政府运用当前的政策环境来策划某个事件的“新闻价值”，针对具体的新闻事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强化或转变公众对某个新闻事件的态度；四是制造当下“语境”，引领公众态度。如在美国曾较为严肃的两性问题如今已经从新闻中延伸出来，成为电影电视节目，甚至朋友间聊天的话题之一了。
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发布与发言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指危及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针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我国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等文件。
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应对措施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政府要在第一时间成立处理突发事件的小组，并且告知媒体和公众，树立危机意识。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最怕拖拉，在是否发布上犹豫不决就会丧失主动权，甚至影响政府制定应急方案。香港凤凰卫视就经常在突发危机事件方面走在前边，甚至领先于西方媒体，一些重大事件的消息都是通过“出口转内销”才知道的。许多境外媒体对待突发危机事件的采访方式是深入实地采访与幕后策划报道同时进行，因而与需要层层上报的行政程序的官方相比，境外媒体易在公众中树立起舆论控制者形象。面对公关危机，政府官员要避免居高临下的姿态， 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抢在外媒之前主动及时发布信息，疏堵得当，以达到发布的理想效果。
第二，在事件潜伏阶段，注重舆论预警，加强危机教育。“监测环境” 是媒体的基本功能之一，应以预防为主。政府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预警，在危机潜伏期及时发现问题，从而将问题在萌芽状态时处理掉。如果在危机事件爆发前就能够及时发现并将其解决，就可避免事件发生后的不良影 响，即使遇到一些不可抗力，信息预警也可将危机事件的损失降至最低。
第三，在事件爆发阶段，政府要以舆论引导为主，坚持稳定为第一要务。在事件潜伏期进行“舆论监督”，事件爆发后新闻媒体要侧重“舆论引导”，用正确的舆论去引导社会公众，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群体意识和个体心理调节，达到社会意识形态整体的动态平衡。谣言四起，社会秩序随时都可能陷入混乱，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整个社会都需要凝聚力量，共同应对。新闻发言人要及时满足媒体的探究欲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去还原真相，如果发言人刻意回避记者感兴趣的问题，只会招致记者在更多的场合下追问，反而对政府有不利影响。政府媒体应相互配合，引导舆论遏制谣言，最大限度维护稳定。
第四，由于突发事件的紧迫性，新闻发布会现场不必拘泥于在发布会大厅举行，尤其一些有发展过程和后续余波的突发事件，可以将新闻发布安排在事故现场，一方面能持续观察事态的发展，负责新闻发布的工作部门能及时通报所要发布的内容和口径，为政府赢得紧急预案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可及时控制事故现场局势，避免没有新闻发布任务的个人和部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接受记者的采访，避免造成信息混乱。
第五，随着媒体对事件的深入报道，发言人还要随时了解外界舆论反馈，并组织有针对性的发布会，答疑解惑，避免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干扰和不利因素。我们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危机公关处理的有益经验，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支持，把握新闻发布工作主动权，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突发事件信源的管理。由于突发事件是在非常规条件下发生的，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权力与责任交织，这打破了政府各部门机构间原有的行事规则，因此新闻发布为了平衡各部门的博弈关系，会更加注重塑造在“危机公关”中的政治立场和公关形象。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政府对媒介封锁消息、淡化处理，2003年“非典”信息公开环节滞后，体现了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体制中的缺失。之所以发生上述事情，是因为采取了对信源封闭的手段，试图达到对信源的控制，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与发言人制度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然而，对媒介完全开放信息的行为同样会引发问题。由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冲到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是媒体，其中又有许多商业媒体介入， 它们的价值观是将新闻的故事性和猎奇性作为卖点。这种情况下，如果发言人不能以官方姿态第一时间进入公众视野，那么媒体就会按照自己对新闻的判断标准进行报道，使政府陷于被动。理想状态应该是在政府的有序控制下开放信源。政府是权威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控制者，为媒体设定传播权限， 为的是将舆论主动权掌握在发言人的手中。最典型案例就是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新闻发布，在此次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部门主动公布消息,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事情的真相。国务院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连续三个月召开新闻发布会密切关注和发布地震灾区的灾后应急措施施行情况。可以看出国家在应急措施方面经受住了考验，从“非典”之后，新闻办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已经走向平稳。
自从有了“汶川地震”经验，面对各种突发灾难，政府对信息的驾驭已然娴熟，处理得也更加有条不紊。事实证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爱的力量营造了正面的国际舆论环境。
米广弘：统战理论研究员，发布会负责人、新闻发言人。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思考和研究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并探寻走出这些困境的出路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在简要分析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五大困境，即概念界定困境、一厢情愿困境、存异困境、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和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并提出了走出上述困境的出路，以期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顺利推进有所裨益。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简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起航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复合相互依赖度的加深使得中国必须重新定位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在201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一讲话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标志性节点。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简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因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可以借鉴的经验少，要确保建设顺利进行不仅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而且需要精心设计和深入思考。其次，由于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涉及诸多国家、诸多政策领域，各个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将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最后，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时还面临着妥善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美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中国的周边，但是美国的影响却一直在中国周边，因此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存在于中国周边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周边外交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外交绕不开美国，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如何应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诸多举措，不仅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而且考验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抗“骚扰能力”。科学、理性地看待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是顺利建设的重要前提。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困境
概念界定困境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勾勒出了“共同体”的大致线条，即主要参与者是中国与周边，性质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周边”的“边”到底在哪里？“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到底涵盖哪些方面？事关个人“生死”的因素比较好确定，而事关国家共同体“生死”的因素则很难界定，是以国家利益的受损度，还是以国家安全的受威胁程度为标准；是以国家政权的稳定度，还是以民众的幸福指数为标准；抑或是以上述综合因素为标准。如果不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化，就会使其在构建时缺乏可操作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要困境是概念界定困境。
一厢情愿困境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显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中国加大投入，也需要其他国家给予理解和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参与是共同体建设的正确姿态，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一厢情愿的可能。“共同体” 理念是由中国最先提出来的，如何使人接受值得缺乏关注。从领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看，中国都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中体量最大的国家， 因此在共同体建设中，容易陷入一厢情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中国热火朝天地积极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有些周边国家则采取“选择式”参与，有些国家则无法放下历史恩怨。这种困境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周边国家未能深刻认识到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和共赢性。
存异困境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化，共同化以共同性前提。共同性是标识共同体的身份密码。但是诸多国家参与的共同体建设同时面临着存异困境。求同与存异如何平衡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是理论层面，即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应在哪些政策领域求同，在哪些政策领域存异？求同到什么程度，存异到什么程度？理论层面上必须有明确的界定。其次是实践层面，即在具体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如何实现某些政策领域的逐步趋同？如何保留某些政策领域的差异，如何将求同与存异辩证统一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框架内，是实践层面必须面对的问题。最后，成员国民众心理的接纳度也应当重视。即民众能够接受哪些政策领域的共同化，接纳到什么程度？民众需要保留哪些政策领域的存异，程度如何？
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
一般情况下，主权国家构建的共同体通常从相似度高且不太敏感的政策领域开始推进共同体化。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同样遵循上述规律，即从相似度高和不太敏感的政策领域开始推进共同体建设。但是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仅多，而且错综复杂，随着共同政策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共同程度的加深，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会越来越触及成员国的核心利益和敏感领域，特别是在关于主权让渡或安全诉求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深化，克服困难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费心。如果无法克服上述困难，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将陷入浅层命运共同体困境。
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
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是为了化解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国际社会中引起的“不适感”，由于周边与中国在地理上临近，因此这种“不适感”有很大的市场。中国对周边国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致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大多是对中国的倡议作出回应或反应而已，即周边没有把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化到自己的思想和意识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命运共同体的动力转化困境，即外部压力所激发的动力与共同体的内生动力衔接不畅。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出路
科学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
首先，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方法要科学。由于“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此对于“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界定需要由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进行。其次，界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恰当，不仅要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和周边环境，还要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具体情况，即命运共同体所涵盖的范围要适中，速度不能过快，内容不可太杂，应该本着“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事”的思想。最后，应增强概念的可操作性。“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概念，需要中国与周边切实合作和不断共同化才能实现。综上所述，科学界定“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于顺利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意义重大。
营造共同参与的氛围
中国与周边的共同参与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体的力量，增强共识，则在本地区凝聚起支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定力量。为了增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力量，必须营造共同参与的氛围。首先是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同界定与认同；其次，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践工作；最后，共同监督成员国的实践活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任务，为确保完成，则必须进行共同监督。
在“求同”中“存异”
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各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命运共同体建设必须着眼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现实情况，明确求同和存异的主要政策领域。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积极存异，既可以使命运共同体更接地气，又可以把有限的力量用在主要政策领域的共同化上，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各成员国民众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舒适度，而且有助于保持中国与周边的多样性。“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将使命运共同体建设既实现“共同”，又保持本性，这样的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
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首先应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为了确保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够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实现共同化，首先必须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即深层共同化如何开展。其次，构建有效的“浅”“深”衔接机制。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浅层共同化的逐步实现，有意识地将浅层共同化成果引入深层共同化发展阶段，实现浅层共同化向深层共同化的自然过渡是避免“浅层共同体困境”的有效途径。最后，构建系统的困难化解机制。随着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逐步深化，各种敏感问题和核心利益的分歧不断凸显，因此采用积极的预防和化解机制，是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保障。综上所述，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要求成员国在思想和意识领域的深度沟通，而且要求构建完善的深化机制，进而在深化的轨道上顺利前进。
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需要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且这种动力必须是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内部动力的有效生成取决于完善的内部动力生成机制，因此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非常重要。从构成看，思想、机制和物质三大方面是内部动力生成的重要基础，强化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首先应加强成员国的认同感，强大的认同感是内部动力生成的思想源泉。其次，由于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国较多，因此内部动力的生成需要相关机制的引导，如合作机制、协商机制、援助机制等。最后，夯实内部动力产生的物质基础，确保成员国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科学有效地运用到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综上所述，强化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动力生成机制需要同时从思想、机制和物质三大主要层面同时推进，同时还需三大层面有机结合，共同生成源源不断的内部动力。
余论
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更需要精密而细致的计划与设计。为了确保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深入思考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结合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当前的国际形势，探索出化解这些困境的出路。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河北社科联201603030201。
王亚宁：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边防系边管教研室教授、边境与入境安全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