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和平队”的公共外交意义

美国公共外交肇始于冷战时期的杜鲁门政府，作为与传统武力对抗形式不同的软实力工具，对外援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和平队”志愿服务组织是肯尼迪“和平战略”中的一项重要抓手。一方面，它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安全利益为首、经济利益为辅，同时强化公共外交，塑造美国的良好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和平队”组织是美国渗透社会主义阵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冷战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公共外交角度对这一组织的意义和影响进行分析。

绪论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式，从“高政治”层面看，其作用首先体现在运用国家权力，产生国家需要的政治结果；其次在于通过“改变认知”发挥权力作用；再次则拓展国家的海外安全利益（周鑫宇，2015）。从“低政治”层面看，美国国务院将这一名词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唐小松、王义桅，2003）。

美国公共外交肇始于杜鲁门时期，并于肯尼迪时期得到重要发展。“和平战略”是肯尼迪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在“美国至上”思想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的基础上，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一脉相承。其创新之处在于，肯尼迪将之前一贯作为政策口号的“和平演变” 付诸实施，推出一系列对外援助政策并注重该思想的现实运用。其中，“和平队”是“和平战略”中极具代表性和战略意义且延续至今的援助项目。

肯尼迪“和平战略”中的“和平队”组织

“和平队”组织与肯尼迪密切相关。1960年，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便提出组建“和平队”的战略构想，体现了他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调整。

肯尼迪“和平战略”中的对外援助内容

在“和平演变”思想指导下，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实行“两手抓”战略：“一手拿箭”，即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军事优势；“一手拿橄榄枝”，即利用和平手段促使其向资本主义靠拢。由此可见，“和平战略”既不同于杜鲁门时期经济援助为主的援助模式，也不同于艾森豪威尔时期偏重军事援助的模式，而是双管齐下，重点关注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

首先，设立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规划并管控美国对外援助的具体实施和行动细节。其次，出台《1961年对外援助法》——为美国的对外援助提供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依据。该法案规定，“美国的对外援助不仅局限于狭义的发展工作，还包括对外国政府在军事、安全、教育、文化、信息等领域的支持”（周弘，2002）。

与之前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相比，肯尼迪时期显现出长远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对外援助制度，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项目结构，也对国际援助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和平队”组织在肯尼迪“和平战略”对外援助中的地位

“和平队”是肯尼迪“和平战略”对外援助中的重要战略工具。为弥补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不足、拓展外交空间，肯尼迪政府希望“和平队”能够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公共外交目标：第一，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势力范围；第二，改变美国在受援国的负面形象，矫正其扭曲的国家形象；第三，获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一手资料。

因此，“和平队”是联系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途径。它通过对这些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来改善南北关系，掩盖其作为美国安全战略工具的实质，间接推动建立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进程。

肯尼迪“和平队”组织与公共外交

肯尼迪“和平队”组织的公共外交形式

“和平队”是一个非政治组织，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受美国总统办公厅的直接管辖，上级机构为美国联邦政府。首任行政首长兼队长为萨金特•施莱弗。1963年，人员方面得到充实，部门体系的构建也逐步完善。“和平队”主要机构设置如下图所示。

图 1963年和平队的主要机构设置（资料来源：peacecorps.gov,2019）

在“和平队”组织的具体推进中，肯尼迪政府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教育、文化、技术交流的形式。借助“和平队”向受援国提供教育、保健、环境、商业、农业等方面的服务。一方面，从参与人员来看，志愿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高学历特点，年龄多处于20—27岁；知识水平为大学及以上的占比约75%。这一特征凸显出“和平队”以教育、文化和技术援助为导向。另一方面，从从事领域来看，志愿者们并不直接介入受援国的政治或外交事务中。《1961年对外援助法》声明志愿者尊重受援国当地社会环境和公民自由，帮助建设基础设施以改善当地生活。

第二，政府动员、管控项目的形式。美国政府作为项目的发起者，为“和平队”提供财政支持和方向把关。“和平队”作为公共外交的具体传播者和执行者，接受政府的委托操作，并与政府共同构成多元主体。政府在宣传时强调美国“使命”，使美国民众认为参与其中责无旁贷，并要将这种“人道主义”传递给受援国家。志愿者们在派遣至受援国前会接受美国政府的培训，援助过程中也以资本主义相关理论为基点开展援助活动。此外，肯尼迪的个人魅力也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形式。基于冷战思维的延续，将援助重心选择性地放在处于两极对抗战略前沿的国家。根据和平队全球官方网站数据，1961年至1966年间，美国派遣至拉美地区的志愿者总人数达到17439 人，派遣至亚洲、近东、太平洋和北非地区的志愿者总人数为15686人，派遣至非洲（除北非地区）的总人数为15361人。

首先，美国之所以选择在如上地区开展“和平队”援助，与其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拓展外交战略空间是派遣“和平队”的重要战略目标，选择的国家大部分在战后美苏对立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拉拢盟友对于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霸权体系至关重要。

其次，随着美国在全球战略利益的变动，拉丁美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大意义凸显。纵观美国二战后对外援助的地域分布，在“马歇尔计划”和“共同安全法”期间，美国对拉美地区实行睦邻政策——与拉美结成政治与军事联盟，并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加强对拉美地区的控制（刘国柱，2001）。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后院，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后，为避免古巴革命在西半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派遣“和平队” 就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缩影。

肯尼迪“和平队”组织的公共外交影响和意义

“和平队”是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战略工具，并使其获得了双向收益。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影响和意义：

首先，输出了美国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方法，通过软性的手段对受援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行了改造。“和平队”的志愿者获取的受援国家信息有利于美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政策（Cascio Chuck，2011）。

其次，“和平队”援助项目总体实现了美国安全、经济和形象三个方面的战略需求。扩大了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范围和领域，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凭借产品输出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

再次，它帮助受援国改变了关于美国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形象，争取到受援国的民心。同时，志愿经历对志愿者未来的发展大有助益，部分志愿者回国后在政府、企业和工业等领域担任要职。

肯尼迪“和平队”政策不仅是美国公共外交的遗产，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具有反思和借鉴意义。其中一点便是在针对受援国深入调研之后开展援助， 全方位了解受援国本身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等现实状况，提升援助项目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开展对外援助不能仅停留在“好意”和“共享”的基础上，更要考虑对方国家是否能够接受，从而避免援助成本与收益的大幅逆差和援助效果的迟滞。

结语

“和平队”帮助受援国缓解了资源危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发展能力等，但与此同时，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一方面，援助的有效性有待考察。对外援助并不能在短期内缩小南北差距，生活水平提升的具体效果也因国而异。另一方面，其效果具有迟滞性。美国试图改变其国家形象的行动和预期有时并不匹配，达成特定的效果需要长期积淀。

综上，表面上美国为受援国的生活和生产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其中掺杂着巨大的利益交换。一方面，对受援国而言，受人恩惠总归要付出代价，在利用自身战略优势换来好处的同时也必定会湿了自己的“鞋”。面对发达国家的援助，要看清其本质，权衡利弊。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援助国可以借鉴美国对外援助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对外援助的项目机构设置， 提升援助质量。

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靖：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城市外交的“西宁现象”：内陆城市品牌的构建与传播

西宁市近年来积极推动“世界凉爽城市”品牌建设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在制度设计、理论创新、规则制定、实践推动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西宁自身在城市品牌构建与传播中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悠久的历史、多元的文化、独特的地缘区位以及蓬勃发展的民间交往都为西宁的城市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西宁的城市发展与品牌构建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和瓶颈，诸如人才培养、交通与设施建设、交流平台建设以及发展理念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总体来看，西宁城市外交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支持、民间的积极参与以及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积极对接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所面临的发展瓶颈也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一带一路”的大好形势下，暂时的困难和不足是可以克服的。

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或者前现代化时代，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对外交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所处的地理区位的影响。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推进，城市发展在理念上早已突破了此前的固有思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升级，推动着全域性的人口流动以及资源配置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或者沿边地区，内陆城市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节点，并逐渐融入全球体系的网络中。

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布局的均衡化，中西部多个内陆省份的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中西部的多个省份完成了发展理念的更新，正逐步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甚至窗口。地处青藏高原的西宁市，近年来充分发挥丝绸之路沿线重要支点城市的作用，积极搭建国际城市多边交流平台，把打造城市的国际品牌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积极加大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力度。

2018年10月，西宁市继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之后第四次荣获中国国际城市交流合作的最高奖“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这是对西宁城市发展尤其是对其国际化和城市外交实践的充分肯定。西宁的城市外交从无到有，从模糊发展到精准定位，走出了一条有西宁特色的城市外交发展道路， 成为内陆城市发展对外交往的示范性案例。现已逐步形成我国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进程中颇具代表性的“西宁现象”。

城市外交的理论发展与基本内涵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在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突出角色，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及伴随而生的资源与思想的交流、交融都是以城市作为基本的节点。学者韩方明主编的《城市外交：中国实践与外国经验》中提到，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已经成为“跨国界、跨时空和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之场所，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甚至是基本载体。国家软实力竞争，往往以城市为载体”。甚至城市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资格。

而作为城市对外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城市外交就是城市为了实现代表自身或自身利益的目标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中与其他行为体进行互动的制度与进程”。目前，城市外交正在成为民间对外友好工作的新形式，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的行为体多维互动的发展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 我国的城市国际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不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更加多元、多面和多维，作为城市国际化基本表达方式的城市外交通过功能性嵌入“主权国家外交、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外交以及社会网络外交体系， 逐步构建起一个嵌入式外交体系，以满足全球化和城市化对城市功能的要求”（赵可金：《嵌入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

“一带一路”倡议，既充分反映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也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包括城市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具体的发展中， “不仅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表现十分积极，沿线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和沿线城市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赵可金《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格》）。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西宁也迎来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宏大历史语境中的重大发展机遇，城市外交为西宁的国际化进程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

“世界凉爽城市”城市品牌的打造

从地理区位层面来看，西宁市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自然地理条件使其自古以来就被视作消夏避暑胜地。在文化层面来看，西宁地处汉藏文化结合部，有着悠久的建城史，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交融和谐发展的城市。不论是大自然还是历史发展都为西宁创设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只是在过去的上千年时间里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发展理念保守等主客观条件限制，导致西宁的发展一直落后于东部城市。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西宁，这座原本位于西部内陆的城市，已经逐渐从开放的“末梢”走向了“前沿”，“一带一路”成为了衔接西宁与世界的纽带和桥梁，推动着西宁乃至整个青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逐渐与世界接轨并融入区域和全球的共同发展进程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西宁努力做好城市发展大文章，自2014年以来倾力打造的“世界凉爽城市”品牌已经初见成效。近年来西宁依托“一带一路”，明确了城市定位， 成为沟通东西部合作与交流，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

在2014年召开的世界凉爽城市专家研讨会上，赵启正先生明确指出， 西宁所倡导的“世界凉爽城市”品牌可以直接翻译为“Cool City”，而后西宁官方也统一用这一英文名称取代了此前使用的“Summer resort”，使城市品牌定位更为规范和易于传播，理清了西宁长久以来不够清晰的城市品牌理念，为此后的西宁城市形象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西宁基本形成了以“世界凉爽城市”品牌为依托，以相应的国际会展和学术活动为平台，以“一带一路”倡议节点城市为抓手，以拓展国际友城和提升城市外交为目标的城市国际化新型发展思路。对于一座西部城市而言，这一思路的确立和现有成就的取得，要比东部城市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也正是这种努力，使得西宁的城市品牌得以强化，城市外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西宁城市品牌建设与传播的优势

西宁市近年来在城市品牌建设和对外交流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国内外影响力和城市发展竞争力不断提升。“世界凉爽城市”的品牌定位对于提升西宁的城市软实力以及推动城市外交发展已经产生了有力的推动。自2014年开始，以西宁为主场的诸多会展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努力拓展自身优势，将西宁乃至青海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紧密相连，成为西部融入“一带一路”大框架的成功范例。友城间的务实交流合作让西宁的国际“朋友圈”日渐扩大，自1997年至今，西宁已经与世界上的35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城市外交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具体而言，西宁城市品牌建设与对外交往的优势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西宁历史悠久，民族宗教关系和谐，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文化与文明是一个国家提升其国际形象和国家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依托，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亦是如此。西宁古城已经有21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战略地位重要，而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新时代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兰新高铁的重要枢纽，成为“一带”与“一路”的重要交汇点，不论是“南向通道”还是“一路向西”，西宁的区位优势都非常明显。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节点城市的地缘优势赋予了西宁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西宁城市外交搭设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西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友城和城市外交发展方面实现了较大的飞跃。2015年，西宁发起成立了“西宁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合作促进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支持和参与。目前，已经有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个沿线城市参与其中，这标志着西宁市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合作机制初步建立。

第三，依托智库，在民间与官方双重层面推动西宁城市外交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2014年6月“世界凉爽城市专家研讨会”期间，西宁市政府与察哈尔学会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打造城市外交研究新型智库，推进城市外交活动实践的有效开展，提升西宁的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及完善国际化战略服务。2015年6月17日，国内首家城市外交研究院在西宁揭牌成立。自成立以来，研究院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学术与文化交流，以学术研讨、学术讲座和培训、对外访问等多种形式拓展对城市外交的研究，为西宁市的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西宁城市品牌建构与传播的建议

随着“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峰会”“夏都国际论坛”“青海牦牛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西宁城市发展投资洽谈会”“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高端对外交往平台的成功搭建，西宁城市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凉爽城市——Cool City西宁”的城市品牌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力， 城市软实力在持续提升。对于西宁城市品牌的建构与传播，必须谋大局、重细节、抓关键，将西宁打造成西部城市对接“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连接东西部发展交流的枢纽地。

首先，更深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西宁的桥头堡作用。西宁不论在城市定位以及发展战略对接，还是在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宗教关系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上它所处“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桥头堡的重要地理位置，只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就能抓住国家向西开放发展的重大机遇，积极提升西宁的内陆口岸职能，变内陆为开放前沿，将西宁打造成国家西向开放发展的重要转口基地和贸易窗口，而其城市外交所推动的软实力的提升也必然反哺经贸领域硬实力的增长。

其次，以国际友城合作交流为依托，打造西宁城市外交的新高地。西宁在2014年就已经确立要建立“世界凉爽城市”为载体的城市国际合作机制， 全力打造“世界凉爽城市——Cool City西宁”的城市品牌，积极寻求与丝路沿线城市的合作交流，甚至谋划成立“世界凉爽城市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为此西宁通过主办“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峰会”加快与世界各国城市间尤其是与丝路沿线国家城市间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共赢，提升西宁城市的软实力，拓展国际影响和提升国际形象。近年来，西宁市高度重视外事侨务工作，成为西部城市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再次，要进一步夯实和完善西宁城市外交的组织和研究体系，为城市外交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撑。西宁市的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多项对外交往活动一方面得到了来自国家和青海省的外在支持，比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等支持的“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城峰会”；另一方面，西宁市政府的支持和外侨办的推动是西宁城市外交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其中部分学者型官员更是扮演了积极的推手角色。在组织建设方面，西宁与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合作促进会、西宁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西宁公共外交协会、西宁国际商会、西宁市国际贸易促进会、西宁市国际交流学会等数十家涉外团体作为西宁市城市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了城市国际化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提升了对外交往的合力。西宁城市外交研究院为西宁城市外交建言献策、把脉引导，在西宁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了智库的外脑作用。

第四，要加强城市外交的人才队伍建设。“一带一路”呼唤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法、国际贸易等专业懂国际问题、懂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西宁市已经建立起了一支懂政策、会外语、有视野的专业涉外人才队伍，在西宁的城市外交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的人才队伍建设，要做到既能深切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发展战略，又能深入了解和掌握西宁市的市情和对外交往工作；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研究思路，又能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和西宁故事；既能熟悉基本的业务，又能严谨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五，要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通过官方渠道与新媒体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当前媒体对城市品牌建构与传播的作用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发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城市品牌构建的重要载体与渠道。要想提升城市品牌、强化城市软实力，加强与媒体平台尤其是新媒体平台的合作理应成为未来西宁市品牌构建与传播的重要选择。

结论

“事实证明，西宁市开展‘世界凉爽城市’品牌建设和世界凉爽城市国际合作机制的探索和实践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崔青山：《“凉爽城市”公共外交实践》）。西宁城市外交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民间和智库的积极参与以及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积极对接。目前，西宁的城市外交工作正面临着“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大好机遇，随着更加深入地融入其中，这座西部内陆城市的国际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更加丰富的国际友城资源将为西宁的城市外交注入更强大的动力。

西宁城市外交的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既有西部特色又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和总体外交要求的发展道路，接下来必将对西宁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等多个方面产生更为积极的推动。而城市外交的“西宁现象”也为西部内陆城市利用城市地缘和资源特色优势发展和推动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参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加坡族群多层治理结构研究”（16YJCGJW003）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国际比较视角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底层设计’研究”（J16YA11）的阶段性成果。

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公共外交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构想。为助推“一带一路”，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外交。从国家领导人、大使到媒体、智库、企业都在开展公共外交，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但是目前，尚存在精通哈萨克语或俄语的人才不足、民众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了解少、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解肤浅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对策略。

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在全世界排第9位，1991年独立后，政治转型顺利，经济发展迅速，被认为是后苏联地区发展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山水相连，自1992年中哈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猛， 合作密切。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构想。为助推“一带一路”，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外交。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开展的公共外交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国家领导人、大使、媒体、智库、企业都在开展公共外交，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第一，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力亲为。

2017年6月到9月，世博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一带一路”建设的视频短片《大道之行》在中国国家馆循环播放。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世博会开幕式，访问前夕在哈最大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2014年12月和2016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哈萨克斯坦前夕，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分别发表题为《让中哈合作驰骋在希望的田野上》《推动中哈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的署名文章，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热议。

第二，大使馆积极投入公共外交。

1）大使馆是公共外交的前哨。自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以来，驻外大使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或通过接受媒体专访推介“一带一路”。2013 年10月，时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乐玉成在哈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号角》，提出“中哈合作完全可以成为建设‘丝路经济带’的‘试验田’，继而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欧亚区域大合作”。2015年11月，时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晖在接受哈Bnews.kz网站专访时指出：“当前，双方正全力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战略对接，积极开展中哈产能合作，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双方均展现出巨大的合作热情和高效务实的行动。”2017年1月，在中哈建交25周年之际，张汉晖发表《中哈关系25年：成果丰硕，前景广阔》。2019年，现任驻哈大使张霄邀请哈主流媒体记者于4月10日至16日赴华开展“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欧班列”重要口岸行。哈国家电视台、哈巴尔电视台、首都电视台、《实业报》、Baq新闻网、今日网、腾格里新闻网等媒体的记者被邀请到使馆就“一带一路”话题进行讨论，并接受哈媒联合采访。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张霄在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哈萨克斯坦真理报》《时代报》《新一代报》等哈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让我们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扬帆远航》，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哈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2）每年春节前夕，以大使馆牵头，外交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举办“欢乐春节”活动是一大亮点，其向当地民众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民心相通。2014年2月，由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和文化部共同主办的“欢乐春节”文艺演出在阿斯塔纳举办。2015年2月，“欢乐春节”大型文艺晚会在阿拉木图举办。2016年1月，“欢乐春节”歌舞晚会在阿拉木图举办。2017 年1月，“欢乐春节”暨中国哈萨克斯坦建交25周年音乐会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举办。2018年1月，“欢乐春节”暨中国新春民族音乐会在阿斯塔纳举办，奏响了2018“欢乐春节”中亚之旅“第一鸣”。

第三，国家主流媒体积极参与。

中国“一带一路”网站开设有俄语版本，是哈萨克斯坦民众加强对“一带一路”认知的重要平台。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众多语种手机客户端的新力量，2015年元旦哈萨克语手机客户端《知中国——新丝绸之路》正式上线，这是全球第一家使用哈萨克语专门针对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推送的移动平台，为促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搭建了友谊的桥梁。2019年5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拍电影《音乐家》举行首映典礼，这是“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对接在人文领域合作的重大突破。

第四，智库和高校在公共外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6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共同主办“中国—哈萨克斯坦‘一带一路’智库对话”。2017年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图书馆签署协议，开启了中哈智库间交流合作的新机制。两国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和“光明之路”战略对接、中哈合作与欧亚互联互通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17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首届“‘雏鹰计划’中哈青年领袖项目圆桌论坛”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8年9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与环球网承办的“一带一路”中哈智库媒体人文交流论坛在阿斯塔纳举行，两国官员、教育、智库、媒体、企业等代表就中哈智库媒体高端对话和中哈健康文化与产业合作探讨，推动人文交流。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由新华社和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合作的纪录片《“一带一路”上的智者》在中央电视台、CNC中英文台全球同步播出，以“智库”为采访对象，采访了31个国家的86位学者，讲述了14位学者潜心“一带一路”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故事。

第五，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企业日益成为开展公共外交的新兴力量。

2016年5月，在第九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与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开展了一场跨域“丝绸之路”的对话，并发表了题为“新经济和新丝路”的演讲。2017年11月，华为在阿斯塔纳举办首届中亚创新日活动，探讨信息通信技术（ICT），并向哈萨克斯坦两所大学赠送了10个“未来种子”名额。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开展公共外交之不足

尽管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开展公共外交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主体上，对哈萨克斯坦开展公共外交的人力越来越多，但是仍缺乏擅长哈萨克语或俄语的人才。由于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是哈萨克语和俄语， 掌握英语的主要是少数的精英阶层，大多数人不懂英语，因而，英语的报刊受众不广，而我们的俄语版本报刊数量很有限，哈萨克语的报刊更是寥寥无几。

在对象上，虽然政府部门热衷“丝绸之路经济带”，但是民间包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了解很少，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连“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倡之地的民众都不大了解， 那么其他地区民众的认知度可想而知。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传播任务还非常艰巨。

在内容上，即使有一些民众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一定的了解，也仍停留在两国做生意、商品贸易上。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严重不匹配。

应对策略

首先，要增加开展公共外交主体。尽管两国地理上邻近，但是人员往来不算多，每年两国人员往来50万人次，赴哈的中国人中，除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外，主要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建集团、中铁集团等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普通员工的外语能力以及知识层次有限，难以向当地民众讲解“一带一路”，因此，迫切需要增加专家学者，尤其是懂俄语的或哈萨克语的赴哈萨克斯坦的中小型城市推介“一带一路”。

其次，对接“一带一路”，不仅要向在华的哈国留学生讲解“一带一路”，而且要大力培养懂哈萨克语或俄语的人才。目前，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已经开设哈萨克语专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中心、大连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中心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中心已经建立。在此基础上，应扩大哈萨克语或俄语人才培养规模，鼓励各哈萨克斯坦中心与哈方开展更多、更深的学术交流。

再次，做好议程设置，突出“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沟通的过程中，要强调“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贸易畅通，还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惠及民生的实在工程；“一带一路”不是输出落后产能，而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平等参与。

最后，挖掘更多的故事，重唤丝路记忆。在中哈关系史上，两国的人文交流有深厚的底蕴。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引用了冼星海、瓦莲金娜、鲁斯兰的动人故事，体现了中哈两国人民心心相印、亲如手足的关系，但是这些感人故事的传播力度还不够大。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精英、大学生对华为、阿里巴巴、中石油比较熟悉，这些中国企业在当地也开展了不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现在需要把故事挖掘出来并讲好。

张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公共关系学系公共关系方向博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公共外交及启示

安倍政府对东盟国家的“价值观外交”强调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大力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青年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青年发展潜力大，青年公共外交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分析了日本对东盟国家青年公共外交的基本内容和模式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加强中国青年公共外交的建议。

从20世纪60年代起，公共外交成为一个独立和系统的概念出现在学术研究中，在外交实践中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的运用。二战后，日本开始从文化交流和宣传层面加强公共外交。在日本，公共外交又称“広報文化外交”，日语“広報”一词意指“公关活动”，日本在公共外交中重视对外宣传、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和对外援助。1996年，日本公布《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日本通过经济外交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构筑紧密经济关系的同时，日本也重视对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1977年8月，福田首相访问东盟各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提出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基本原则，即“福田主义”。1997年1月, 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时, 在新加坡发表了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政治演说, 特别强调要与东盟“建立丰富多彩的文化合作和交流关系, 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培养亚太地区共同体意识”。安倍执政后，在2013年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提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的五项原则。该原则基于“价值观外交”，强调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经济和人文联系，同时强调进一步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青年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万学军在《发挥青年优势，推动公共外交》中提出青年对外交流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朱峰和柯银斌在《试论青年之于公共外交的战略意义》中提出，青年外交是指以政府的规划为背景的青年群体与青年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它包括政府青年合作和青年民间交流。陈国韵和钟新在《青年交流模式与公共外交效果分析—— 以“韩中青年领导力项目”为例》一文中提出，青年公共外交对两国关系的当下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储备力量。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青年外交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且学者们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来分析青年公共外交的模式和效果。

本文尝试研究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日本对东南亚的青年公共外交的发展及现状；其二，日本对东南亚青年公共外交的模式；其三，日本对东南亚青年公共外交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对东盟青年公共外交的现状

联合国《2018年世界青年报告》指出，当前全球青年人口总数为12亿， 占世界总人口的16%，到2030年，世界青年人口总数将达到13亿。青年群体具有精力旺、创造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等特点，“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青年之间的交往对构建国家间友好关系有重要意义。青年公共外交则为促进各国青年之间交往提供了重要平台。青年公共外交是以青年为对象， 以青年交流为载体，改善本国在对象国青年中的国际形象的外交活动。

日本对东南亚的青年公共外交主要分为四类，即文化交流、青年交流、教育合作和教育援助。在文化交流项目中，既有推广国际日语教育、传播日本文化的活动；也有根据对象国的文化特点开展的文化交流项目。1974年， 日本政府依据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签订的联合声明，开始实施“东南亚青年之船”项目。该项目由日本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担当室负责，之后文莱（1985年）、越南（1996年）、老挝（1998年）、缅甸（1998年）和柬埔寨（2000年）也加入到该项目中。每年，“东南亚青年之船”活动大概持续40天时间，到访4个东南亚国家。2018年10月24日， “东南亚青年之船”项目在日本举行了该年度的欢迎仪式，之后，开始了在日本国内5日4晚的地方访问活动。各国青年分别访问了山形县、福岛县、枥木县、神奈川县、山梨县、新泻县、长野县、爱知县、奈良县、冈山县、山口县等，通过书法体验、茶道体验、烧烤制作、织布考察和学校访问等活动体验日本地方文化。而在教育合作中，日本一方面在东盟合作框架下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断向东南亚国家派出教育人员，帮助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通过东盟种子网络计划（ASEAN：SEED-Net），自2003年至2015年，使1100位东南亚国家学生获得高级学位，完成700项共同研究，发表了1000篇左右论文；另外，也建成了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间600多位大学教师的人际关系网（东盟国家大学教师400人、日本大学教师200人），强化了日本和东盟在大学领域青年教育的合作关系。

日本对东盟青年公共外交的模式分析

日本对东盟的青年公共外交由来已久，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日本对东盟青年公共外交已形成以文化为内涵，政府支持为后盾，人员双向交流为载体，构建人脉网络的模式特点。

其一，以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共通为基本内涵。日本流行文化（J-Pop）在东南亚地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日本动漫、日本流行音乐和电视剧等，这些相对而言对青年群体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在公开的青年公共外交项目中，日本方面更倾向于让东盟国家青年感受日本的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同时也不断寻求与对象国间的共性文化。如日本基金会亚洲中心的东南亚项目，在日本展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当代艺术。该展览邀请东南亚国家“80后”馆长来参与和主持。在项目举办过程中，东盟国家的馆长倾向于使用“东盟”代替“东南亚”，以体现更大自觉性；而基于民众的熟悉与认知，日本方面的参与者更倾向于使用“东南亚”。这一项目保留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以期通过项目促进双方更深的相互了解。此外，日本在推广国际日语教育的同时，不断推广柔道文化等，尤其是这些体育项目的基本精神内涵。

其二，鼓励日本与东盟青年双向交流为基本载体。日本的青年公共外交项目在吸引东盟国家青年来日本留学和参与活动外，也强调鼓励日本与东盟青年的双向交流活动。如在每年“东南亚青年之船”的项目中，日本青年与东盟青年一道参与系列交流项目，这样日本青年不仅能为东盟国家青年介绍相关日本地方文化等内容，同时也在活动中感受到东盟国家文化的具体内容，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此外，1981年成立以促进教育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和平国际志愿者协会，通过多年在东盟国家的志愿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青年对东盟国家的了解。该协会在东南亚各个国家开展了图书馆、学校建设和学生资助等活动。在这类教育支持活动中，日本通过在对象国印刷书籍等，对输出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同时，日本也根据东盟文化的特点开展与穆斯林青年对话等活动，鼓励特定的青年人群的交流，以加强这部分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穆斯林文化是东盟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加强日本与东盟国家青年穆斯林之间的交流，对加强青年之间的全面了解有重要意义。

其三，政府支持为青年公共外交活动提供必要保障。一方面，日本政府机构发起和支持了许多青年交流活动与项目。日本内阁府、外务省、文部省根据各自的工作内容，从官方的渠道发起了系列青年交流活动，既从官方层面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指导，也为项目的长期开展提供了保障。官方支持和发起的项目具有常态化、定期化和长期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为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和运行提供支持。如由文部省牵头，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与日本国内各大学合作，帮助部分东南亚国家大学建立工科专业。2011年9月，在日本的帮助下，马来西亚成立了“马来西亚日本国际工科学院”（MJIIT）；2016年9月，在越南建立了“日越大学”。日本政府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对各国日语教育的重要机构，包括教授日语的大学和日语教师协会等教学机构，进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语教育网络”认证，并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密切合作，有效地推进日语教育。截至2017年5月，全世界已有287个日语教育机构得到认证，其中，东南亚地区有56个，在地区分布中数量最多，约占整体的19.5%。

其四，构建长久持续的人脉网络为经营重点。日本对东南亚的青年公共外交具有细致化和长期化的特点，尤其重视人员交流后的长期经营，保证对象国青年在回国后仍然能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为深化与东南亚青年留学生关系，1977年6月，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盟留日学生评议会”（简称：ASCOJA——ASEAN Council of Japan Alumni）。“东盟留日学生评议会”是东盟各国的“日本留学生协会”的联合体。随着东盟的扩大， 该组织逐渐覆盖了东盟10国。该组织的宗旨为：（1）成员国共享信息、解决共同问题的交流窗口；（2）今后各国为实现相互发展、共存而在各个专门领域确立合作体制；（3）各国相互合作，促进东盟的友好亲善和繁荣发展。东南亚各国的“留日学生协会”与日本驻外领事馆积极合作，在东南亚各国开展普及日本文化及日语的相关活动。2000年4月，为进一步深化日本与东南亚留学生之间友好关系，日本对应成立了“国际亚洲日本校友会”（Asia Japan Alumni International）组织，为东盟10国的优秀留学生提供文部省的公费奖学金，希望这些优秀的东南亚留学生将来能积极支持“东盟留日学生评议会”中各国留日学生协会的相关活动，强化日本的“国际亚洲日本校友会”（Asia Japan Alumni International）和“东盟留日学生评议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发挥连接日本和东盟的桥梁的作用。

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外交经过长期的耕耘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包括形成一定规模的青年交流和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而我国的公共外交活动，从最初的关注特定团体（如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群体（青年学生），到当前逐渐重视青年交往活动，由于青年群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做好青年公共外交对进一步深化我国公共外交活动有重要意义。日本对东盟国家的青年公共外交对我国公共外交工作有重要借鉴作用。

首先，从政府层面重视和支持青年公共外交。除了传统的教育交流和合作外，应从政府层面开展多样的青年文化交流。从官方层面重视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有利于青年交流活动的常态化和规模化。同时，也要鼓励民间行为体参与到青年公共外交活动中，政府要对民间行为体的参与做好监督与指导。多元行为体参与能发挥各方优势。

其次，以文化为基本载体开展青年公共外交。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为吸引点，同时发掘与对象国的文化共通点。以文化为内容，能增强双方青年交往的持久力。世界是个多元文明的社会，以文化为基础的交往，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是青年群体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理解，也能进一步加深彼此交往的动力。

最后，加强青年交流，构筑青年人际网络。日本的青年公共外交项目非常重视构筑长期的人脉网络，如针对留学生的校友会活动。这些赴日交往的青年即使回到自己的国家，依然能通过校友会等组织与日本保持一定的联系，并且这一群体在本国社会（特别是对日问题）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各类活动中，加强构筑青年人之间的交往网络， 包括我国青年与他国青年之间的人际网络，同时也有针对特定人群的网络，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青年群体的潜力。

综上，青年公共外交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新动力点，其对加强民间交流，构筑民心相通的价值和意义不断显现。如何发挥青年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影响，如何进一步打造我国的青年公共外交，是我国公共外交工作需进一步思考的课题。

由凯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俄合作开发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的困境与启示

近日来有关中国企业建厂开发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的问题在中俄两国引发了激烈讨论。俄罗斯民众甚至联名反对这一项目，认为施工将影响贝加尔湖地区生态环境。国际合作资源开发和跨国投资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越来越普及，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带有区域典型性的困难和矛盾。中俄在远东地区的发展未来也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和国企间的合作，而要不断扩大民间经济的交流相通。本文通过分析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国际项目开发的优势和困境，提出建议与解决对策。

2019年年初以来，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有关中资企业Akvasib在贝加尔湖地区建瓶装水厂的项目引发大量关注，不少俄罗斯名人和官媒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近百万民众请愿下马这一地方政府已经批准的项目。该事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要求复核这一项目是否符合“严格的环评标准”。贝加尔湖西部地区环境监察官办公室称，因工厂建设侵占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伊尔库茨克地方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已经叫停了这一建设。无独有偶，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叫停中国企业的经济建设活动，2018年6月，伊尔库茨克法院就因取水水质不达标，裁定禁止一家中国厂商生产并出口饮用水。这家企业名为龙泉水厂，为黑龙江龙采科技集团旗下企业， 销售以“龙采冰海”为品牌的贝加尔湖饮用水。目前这家企业运用法律手段上诉，终于撤销禁令，于2018年8月12日开始正常生产，但生产水平和产量都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在俄投资，仍旧面临很多困难和阻力。

俄罗斯贝加尔湖饮用水开发情况

俄罗斯饮用瓶装水市场每年都在增加，2017年产量增长12-15％。然而俄罗斯瓶装水市场出口动力不足，很难与外国市场竞争。2017年俄罗斯饮用水市场总销量为98亿升，人均瓶装水消费量刚过40升，和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西伯利亚地区瓶装水市场发展迅速，在俄罗斯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占俄总销售额的7%左右。目前贝加尔湖饮用瓶装水产量日均约1000万升，一些领军企业可以达到日均100万升。尽管生产规模不小，但湖水开采不会对贝加尔湖储水量产生实际影响，因为取水量仅为贝加尔湖可再生水资源的0.005%。

然而，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在俄罗斯市场的发展尚存在其他障碍。首先，湖水的矿化程度很低（低于100毫克/升），缺乏对人体健康很重要的微量元素（如碘和氟）。其次，俄罗斯广阔的土地面积导致物流成本非常高： 将一瓶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运输到莫斯科，其物流成本比水本身制备成本还要高。另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贝加尔湖饮用水品牌很难打入国际瓶装水市场。

目前贝加尔湖饮用水开发商基本为俄罗斯本土企业。其中最大的的一家名为BAIKALSEA（贝加尔海），年产量为3亿升，旗下有“Иркутская” “Baikal Pearl”“Baikal Reserve”“Baikal430”“Жемчужинка байкала”多个品牌。其中“Иркутская”是2006年转型收购国营工厂继承的品牌，其余品牌主打中高端水市场，例如“Baikal430”，公司宣称是开采自湖面下430米的水层，常作为大型会议指定用水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贝加尔海公司和中国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简称中可饮料）于2018年5月签订了代加工和出口运输协议，目前在市场上已经开始销售“中可•贝加尔”品牌矿泉水，使用的是与“Baikal430”相同的生产线，定位高端水市场。

除此以外，贝加尔湖地区还有不少中小型瓶装水企业，例如BAIKAL公司，旗下有“Legend od BAIKAL”品牌，以及Baikal-Inkom公司，旗下品牌为“Wave of Baikal”等。其中BAIKAL公司在中国香港设有销售分公司，意图开发中国市场。Baikal-Inkom公司的产品也已经通过中国的代理经销商进入了中国南方市场。

中国瓶装矿泉水市场的基本状况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目前瓶装水行业占我国软饮料行业收入的20%。2017年我国瓶（灌）装水行业销售额为1465亿元，净利润突破160亿元。按照利润变化趋势预测，到2020年，我国该行业销售额将突破2000亿元。

我国瓶装水行业的零售量近五年来保持了高速增长。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瓶装水消费量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2017年中国瓶装水消费量达到了25468.9百万加仑，约合1157.8亿升，占世界瓶装水消费量的1/4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瓶装水人均消费量方面各地区存在显着差异。几个西欧国家的年人均消费水平远超25加仑（约合94升/人），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量仍徘徊在个位数（数据源自International Bottled WaterAssociation）。中国2016年瓶装水人均消费量仅为64.2升/人（数据源自中商研究院《2018年中国瓶装水行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与北美和西欧国家差距甚远。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市场未来的巨大前景：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零售业的不断普及和创新，瓶装水在未来仍旧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中俄合作开发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的优势

贝加尔湖湖水开采条件优越

贝加尔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资源，1996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俄罗斯于1999年通过了《俄罗斯联邦贝加尔湖保护法》，为以后在贝加尔地区设立自然保护区，实行特殊的环境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根据2017年度《俄罗斯联邦水资源报告：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利用及水质》中的数据，贝加尔湖作为世界大的淡水湖，淡水资源储量达到23万亿立方米。而中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839万亿立方米，贝加尔湖的淡水资源储量是中国所有淡水储量的约8倍。该报告还提到贝加尔湖年平均流入量为601 亿立方米，每年从贝加尔湖和周边水域抽走的水量为7.34亿立方米，而向湖水中排放的水量约为5.82亿立方米。贝加尔湖储水量极其丰富，且湖水作为可再生资源，目前开发量非常有限。

贝加尔湖的淡水水质适宜饮用水制备。最早是院士卡拉兹（ Г.И.Галазий）提出利用现代工业将贝加尔湖水生产成为天然饮用水。贝加尔湖水属于一类低矿化度软碳酸钙水，口感好。同时在微生物和化学参数方面， 贝加尔湖水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和国际高质量天然饮用水标准。

俄罗斯有关贝加尔湖保护的相关法规也允许在区域内进行饮用水开采。2001年8月30日颁布的第643号《禁止在贝加尔湖中央生态区的人工作业清单》提到：“除了用于饮用和日常用水的地下水开采外，禁止其余在贝加尔湖水域、湖水保护区以及保护区河床的工业开采。”在此地区唯一允许进行的工业开采行为就是水资源开采。

中俄合作开发有利于互利共赢

消费升级带动高端水市场发展。中国和俄罗斯的瓶装水市场均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商研究院的数据表明，国内的高端水代表品牌“昆仑山”在2009 年上市后爆发式增长，销量从260万升增至21.4亿升。意味着大众对高端水的消费能力在不断提高。贝加尔湖饮用水产品进入国内，因其物流成本和进口成本，定位也多为中高端矿泉水。在目前背景下，中高端水未来市场前景良好。

中俄政府友好关系与政策沟通的便利性有利于合作推进。2018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中俄两国高层在这一论坛上释放了进一步在远东区域加强合作的信号。两国还签署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规划（2018-2024）》，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加快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俄互联互通，优化口岸服务，建设中俄通关绿色通道。在两国“一带一路”合作密切，政策优越的情况下，有助于打通空间障碍，降低高额的瓶装水运输成本，提升利润空间。

“贝加尔湖”在中国美誉度高。不少高端水品牌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宣传品牌文化来促进品牌销售，也有不少企业在水源地选择上投入巨大。贝加尔湖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据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工商会发布的消息，2018年前8个月，赴贝加尔湖旅游的中国游客就比2017年增长了53%（数据援引俄卫星网报导）。同时也因流行歌曲《贝加尔湖畔》等文艺作品的影响，中国民众大多对贝加尔湖有纯净、原始、美好的印象。将贝加尔湖选作高端矿泉水水源地，在中国是一个极佳的卖点。

目前贝加尔湖的瓶装水项目如果仅针对俄罗斯本土市场，发展空间还是较有限，并且受制于俄罗斯的物流条件，成本也较高。如果将目光转向中俄两国市场，则总体市场需求量变大，未来品牌发展前景也会更加明朗。中国在俄罗斯建厂，也将增加当地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发展。根据本次当事公司Akvasib总经理介绍，该工厂将创造148个就业机会，并且目前没有雇用中国公民到工厂工作的计划，主要雇用俄罗斯公民。中俄两国资源优势互补，将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出口到中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中俄合作开发贝加尔湖饮用水困境的原因与对策

中俄合作开发贝加尔湖饮用水益处多多，但仍旧遇到了俄罗斯方面较大的阻碍，相关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俄罗斯民众对中国企业的的刻板印象难以迅速改变。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商人通过铁路向俄罗斯贩售中国产品，但因当时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市场较为混乱，出现了假货泛滥，货不对版的现象。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留下了中国商人“狡猾”、中国商品质量不高的负面印象。俄罗斯欧亚地区发展差异明显，虽然近年来中俄贸易不断发展，但西伯利亚地区仍较难接触到新时期中国商人，当地人对中国商人的刻板印象难以消除。

其次是俄罗斯人有重视精神世界的特点。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东正教主张“禁欲主义”，将金钱视作罪恶的种子。这种思想在俄罗斯谚语中也有体现；如钱多麻烦也多（Больше денег — больше хлопот.）、钱多的地方罪孽也多（Грехов много, где денег вволю.）。俄罗斯人更向往精神追求，而不重视物质享受，将自己土地上的资源出售给外国人牟利，并不符合他们一贯的价值观。

再次，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甚嚣尘上，俄民众担忧中国人口众多，野心勃勃，会对俄罗斯产生威胁。而且俄多向中国多出口原材料，而从中国进口各种工业成品，让俄罗斯大国尊严受损，部分俄罗斯精英担心这种结构性贸易问题恶化，俄罗斯会逐渐沦为中国的低端原料产地。中方企业在俄开发饮用水，恰好是利用俄罗斯的原料制备产品，触发了俄民众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

解决这类困难和矛盾，首先要从企业文化入手。应加强中俄文化交流， 改善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形象。随着时代的进步、法规的完善和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形象也在逐渐改善，但在民众层面仍对中国企业存在不少偏见。这就需要企业员工在国外工作前接受完善的岗前培训，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中国形象的使者，以潜移默化地转变俄民众对中国的偏见。同时还要普及中国“双赢”“和为贵”的价值观，打破“中国威胁论”对企业发展的桎梏。

其次需要结合俄罗斯当地情况，对市场和营商环境进行充分调研后再上马项目，谨慎投资。由上文可知，俄罗斯本土企业在贝加尔湖开采历史悠久，中资企业进场可能会打破目前市场平衡，加剧饮用水领域市场竞争，所以中资企业在俄开发极易受到来自本土企业的阻力。为了规避本地企业和贸易保护带来的压力，可以尝试与俄方组建合资公司，俄方负责处理舆论和政府关系等问题，中方负责生产、营销、市场等，这样可以降低部分投资风险。

中方企业Akvasib在取得全套生产许可后，反被俄罗斯法院裁决项目不合规。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帮助中国企业改善在俄投资环境，保证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2019年3月28日，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与俄总统保护企业家权利全权代表机构共同发起的中俄企业权益保护中心成立， 这在保护中方企业权益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未来中国企业遇到不公时不再孤立无援。

在政府牵头同时，企业方面还要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创新能力。2015 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指出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能力，促进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目前一批中国品牌推广先行者，如“华为”“小米”等都在俄罗斯有着很好的口碑。未来在俄的中国企业应以创新为本，提高产品质量，塑造品牌，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和口碑，使产品更有国际竞争力。具体到贝加尔湖天然饮用水的项目上，中方可应用先进的饮用水生产技术，引进环保高科技的生产线， 精心设计产品包装和营销渠道，瞄准中高端市场，扩大品牌影响。

另外，企业国际公关处理也是海外投资的重要环节。企业需要了解投资当地民众的思维习惯、民族风俗，有处理紧急公共事件的能力。同时办事流程应公开透明，自觉接受来自民众、媒体多方面的监督。目前Akvasib公司被俄法院裁决项目违法，将会面临漫长的法务纠纷。公司需积极寻找经验丰富的法务人员，收集对公司有利的证据，在尊重俄罗斯法律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企业还可通过慈善、公益等方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使用公关手段引导舆论接纳中国企业。

中俄合作开发贝加尔湖饮用水，本是双赢的项目，但是过程却阻碍重重。以小窥大，可知中俄贸易还存在不少理念和细节上的问题。中俄贸易未来发展只有不断向民间纵深发展，才会枝繁叶茂。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中国政府需倾听企业需求，协助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中国企业在俄规范化发展；企业需深入调研，提高风控能力，必要时有能力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而俄方也应放下偏见，不轻易被舆论裹挟，将招商引资的政策切实落地，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改善经济结构，两国互利共赢， 协同发展。

行栩慧：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韩关系中的博物馆外交

当今世界虽然日渐呈现出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特点，但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各国不变的共识，国际关系博弈也仍倾向于“软实力”的较量。“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之一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便是其中的一个新兴典型。考察中韩关系，博物馆几乎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朴槿惠总统任期内，两国就“博物馆外交”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而在研究层面，“博物馆外交”尤其是中韩“博物馆外交”则乏人问津。本文即旨在通过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视角与中韩博物馆外交的双案例研究来探索“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

绪论

当今世界，“软实力”仍旧是地区强国、世界大国之间博弈的主题之一。“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的具体方式被各国政府不断演绎出新的形式。“博物馆外交”作为新兴的典型之一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日渐凸显。

在中韩关系中，“博物馆外交”一直是一个高频词。从接待了自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到朴槿惠在担任大国家党主席期间参观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担任总统期间参观的西安秦兵马俑遗址博物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再到哈尔滨安重根纪念馆， 及至习近平主席夫妇访问韩国期间就餐的首尔家具博物馆，博物馆贯穿了中韩建交以来的双边关系。然而，尽管中韩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博物馆外交”并且在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好评，但在学术界的研究层面则乏人问津。本文试图回答中韩之间为什么出现“博物馆外交”这一现象，“博物馆外交“在中韩关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并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

考察现有关于“博物馆外交”的研究，虽然《中国文化报》曾号召做好博物馆外交，中国学者张昭（2014）、陆建松、韩翊玲（2011）、张鹏（2014）和朱晓云（2015）等也做出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上仍不足，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多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甚少国际关系背景相关人员涉猎这一领域。

在韩国，博物馆在外交中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虽然韩国《中央日报》2015年11月5日曾刊文积极评价了朴槿惠在2015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期间将欢迎宴会设置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但是就搜索情况来看，韩国学界对这一领域尚无人问津。

国际上，自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基于文化影响力针对公众的外交行为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博物馆外交”也被相关学者关注。Da Kong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中国的对外借展对于塑造中国海外形象的作用，指出了当前中国文化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辛西娅•P.施耐德（2003）则研究了美国二战后通过包括博物馆外交在内的文化外交赢得欧洲人心的成功经验。Yunci Cai（2013）则从新加坡与法国的博物馆合作的案例点出了法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博物馆外交。

综上所述，目前就“博物馆外交”的专门研究一方面较为缺乏，另一方面在现有研究中即便提及“博物馆外交”，也多是外交中的博物馆，而并未突出博物馆在外交实践中的主体性。

理论视角与概念界定

“软实力”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论述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世界权力本质的转变时提出。他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并非面临着世界权力的衰落，而是权力的流散。为了应对这一权力本质的变化，奈提出美国需要将权力视野超越传统的军事和经济领域，而去考虑其他维度的权力，如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即通过吸引力来影响并改变他者偏好的能力。不同于“硬实力”表现为命令、强制和驱使，并更多依赖于武力、制裁、利诱等，“软实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吸引力和同化性力量，更多依赖于价值观、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软实力”资源的运用，如流行文化的传播、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跨国合作的开展等可以帮助国家构建一种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与该国国家利益逐渐相适应。

“文化外交”被认为是在国际舞台实践“软实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文化外交”目前比较广泛采用的定义由辛西娅•P.施耐德作出，她认为文化外交是“在国家间或各国公民间通过交流想法、资讯、艺术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内容来促进互相理解”的外交方式。而博物馆作为文化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和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的文化教育的社会公共机构，自然而然在“文化外交”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博物馆外交”尚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博物馆”外交即利用博物馆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风土人情等陈列和特殊设计的空间传达外交意图或进行外交活动的外交方式。

“博物馆外交”相比其他外交方式，区别在于“博物馆外交”的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集中性，博物馆能集中性地展现一国或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自然情况，具有极强的展示与宣传作用；其二是公共性，由于博物馆承担着大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公众指向；其三是特殊空间，博物馆的研究与教育功能要求其必须具备一定规模且带有主题性的空间。

博物馆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如下两重角色。其一是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博物馆系统陈设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宣传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如韩国承办G20峰会期间，特意组织了各国元首夫人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集中性地展示了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二是表达特定政治态度的工具。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家而言，国家的历史叙事是近代民族国家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合法性来源。而系统性展示国家历史叙事的博物馆则是国家表达其官方历史与政治态度的重要工具。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因其访问日本时在“亚洲未来”国际大会上的演讲被有关媒体错误传播为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而紧急访问中国澄清事实，并特意参观了沈阳九一八博物馆。通过参观这一博物馆，李显龙充分表达了他对于中日历史的态度，解开了中国民众的疑虑。

案例研究

为减少一般单案例研究造成的片面性，本文从中韩双方各自选取一个案例进行研究，“首尔家具博物馆中的中韩领导人会晤”侧重于博物馆对于宣传与塑造国家形象的窗口作用，“安重根纪念馆中的中韩历史共识”侧重于博物馆对于国家表达历史态度、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作用。

首尔家具博物馆中的中韩领导人会晤

2014年7月，应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韩国。双方就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习近平主席在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同时发表题为《风好正扬帆》的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了中韩关系。7月4日，朴槿惠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彭丽媛在首尔城北洞家具博物馆举行了特别午宴，引发了多国媒体的关注。

午宴地点首尔城北洞的韩国家具博物馆是一座私人博物馆，汇聚了宫殿、住宅、厨房等10栋传统韩屋建筑，院内花木飘香，移步换景。博物馆主体建筑的屋顶，是日治时代被拆掉的昌庆宫屋顶的一部分，瓦当上还保留有象征王权的龙图腾。室内全部为原木装潢，抬头可见传统的立柱、大梁结构，地上点着宫灯，敞厅壁上绘着一幅腊梅图，两侧小桌上也应景地插着几支布艺梅花。屋内则收藏着2500多件朝鲜时代的木制家具，秉承“生活本身即是艺术”的理念，按其实际用途摆放在韩屋中。

韩国家具博物馆是集中展现韩国古典家具及其承载的韩国古典文化的窗口。韩国将中韩领导人午宴设置在这一古色古香且颇具历史渊源的家具博物馆之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习近平夫妇的款待和尊重，因为两国历史上的渊源，中国领导人也会对家具博物馆的环境和主题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另一方面，该选择别出心裁，令两国媒体主动聚焦。韩国借此也向中国及世界民众宣传了韩国的传统家具承载的古典文化，也吸引了中国民众在前往韩国旅行期间参观该博物馆，从而达成了韩国“文化外交”的目的。

中韩应当继续巧用“博物馆外交”，在博物馆的精巧布置中展示双方的灿烂历史文化，并在博物馆的陈设内容上求同存异，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安重根纪念馆中的中韩历史共识

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了日本的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安重根被当场逮捕，后被处死。这一事件中的伊藤博文被日本民族视为现代化的先驱者，安重根则被朝鲜民族尊为独立建国的代表，两人均在各自国内享有极为崇高的历史知名度和威望。

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方面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设址纪念安重根。但考虑到纪念安重根必然会刺激日本，长久以来，中国方面对待安重根问题保持低调。随着当时中日关系渐行渐远、中韩关系渐趋紧密，安重根问题被重新提上了议程。

在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现场哈尔滨火车站纪念安重根，是韩国政府的夙愿。朴槿惠就任总统以后，于2013年6月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能设立安重根纪念碑。令韩方惊讶的是，中国不仅答应了韩方的要求，而且还将纪念碑升格为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纪念馆。纪念馆于2013年11月开始动工，由哈尔滨火车站贵宾休息室改造而成。2014年年初，安重根纪念馆正式开馆。开馆仪式规格颇高，表明了中方对此纪念馆的高度重视。5月9日，韩国政府特派代表团正式访问了安重根纪念馆，向中方表示感谢。通过此次博物馆外交，朴槿惠政府不仅再次表达了韩国在涉日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而且也巩固了韩国现代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朴槿惠政府连续4周下跌的执政支持率反弹至46.1%。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此事表态，“我国一直都在向韩国政府表明安重根是罪犯的立场”“韩国这样的举动不会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一言论随后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的驳斥。

总结来看，一方面，根据韩国网民的反馈，中方隆重设立安重根纪念馆一事在韩国民众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两国的民间进一步交往构建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认可安重根的义举声援了韩国涉日问题上的历史立场，表达了中国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中韩的互动给日本释放出了明显的信号。

结论

“博物馆外交”是“文化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因博物馆能集中性地展示国家的历史文化，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空间，使得其在宣传推介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窗口作用，在巩固国家政权历史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工具作用。中韩关系中，一方面，由于韩国文化产业的兴盛与韩国“文化外交” 的全球战略，博物馆在韩国包括对华关系的诸多外交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韩国希望通过在外交中利用博物馆的窗口作用，集中性地展示韩国的古典文化与流行文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着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尤其是中韩两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的二战侵略历史及其遗留问题，使得博物馆作为系统表达国家历史叙事的重要载体得到了中韩两国政府的重视。中韩两国政府希望以博物馆的形式来表达其就与日本相关的历史问题上的共识，从而共同敦促日本正确面对并妥善处理相关历史问题。

郝 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生，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青年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