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
在以跨国流动为常态的现代社会中，印度华裔已在异国他乡进行建构“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与“生活之家”的“做 家”实践，而在数字的移动的互联网时代，他们把三者连接起来而成为一个整体。印度华裔“做家”实践对于我们理解人口 的全球化现象极具个案价值。
全球化是一种弥散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现象，人口迁移是其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印度华裔的跨国迁移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研究印度华裔的全球做家实践极具个案价值。
印度华裔跨国流动的历史与现状
从有明确记载的1778年起，印度华裔开始从海路抵达加尔各答郊外，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在加尔各答市内形成旧中国街和塔坝中国城两个定居点。此后，在西隆、噶伦堡与大吉岭等多地也形成多个类唐人街的聚居区。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数次修改国籍法后，华裔的迁徙才具备跨国流动性质。
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后，西孟加拉邦沿边五县和阿萨姆邦的华裔被印度政府抓捕拘禁在德奥里拘留营（Deoli Internment Camp）和各地监狱中，最后这些受害者中的大部分选择返回中国后被我国政府安置在南方三省区（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六个华侨农场当中，其中一部分人于20世纪70年代后陆续离开农场前往香港等地定居。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那些留在印度的前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和加尔各答华裔开始了向大洋彼岸的北美国家迁徙，现已在美加两国的东部地区形成多个聚居地。
当然，对于那些在北美定居的印度华裔的后代来说，他们也并非只是简单的美籍（加籍）印度人，祖籍国对于他们来说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曾经的印度华裔后来移居加拿大的李桂云说：“（我是）有着华人血统且来自于印度的加拿大人或者印度华裔加拿大人（Chinese-Indian-Canadian）， 而不只是简单的加籍华人。”对于成长在中国、创业在印度、晚年移居美国的谭中来说，“我随便走到哪，人家也不问我出生地和发迹历史，就肯定我‘中国人’的符号。”
对于普通印度华裔来说，他们与祖籍国的潜在联系也会被激活，如每年的农历春节前后，有的印度华裔后代会从多伦多返回加尔各答寻找合适的婚恋对象，而加尔各答华裔青年则会返回广东省梅县去物色自己未来的新娘。正是通过联姻这种最为常见的社会交往方式，居住在广东省梅州的客家人、印度加尔各答的华裔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的华裔结成了一张跨国居住的亲属网。
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全球“做家”的具体实践
印度华裔的跨国流动已是一种常态，他们在不同国家进行着“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与“生活之家”的“做家”实践。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印度华裔把三者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家”，从而创造出一个去国界化的象征空间。
“做家”是印度华裔融入当地的象征
对于印度华裔群体来说，他们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加拿大的多伦多和国内的华侨农场逐渐建立起一个具有社会和物质空间意义的“家”，而印度华裔的“家”本身就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首先，“家”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印度华裔称其为“老家”或者“祖家（祖先之家）”，许多居住在塔坝的老年华裔曾经多次返回梅县去扫墓，他们往往以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我有回过我老家五次”“我第一次回祖家是1986年”等。正是这种对故国家园的眷念，使得他们只要健康条件还允许的话，就会不止一次地返回梅县去祭扫先人坟茔以寄托哀思。
其次，“家”也指一种与愉快记忆和亲密关系相关的主观感受（心灵之家）。它既可以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会所场馆，也可以是一个维持某种身份认同的社团或者协会，再者是一个域名注册后的网站（IP地址）或者移动互联网APP中的群组名称。
最后，“家”还指安身立命的具体生活场所（生活之家）。我们知道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实际上都是海疆华裔故乡建筑物的翻版，如李桂云所指出的，“塔坝华人把梅县老家房子的样式复制到了他们的制革厂，尤其是入口处，台阶通向宽阔的木门，铺着瓦片的屋顶悬垂在宽大的混凝土的平台上， 使它在季风来时保持着干燥。”
印度华裔在印度、加拿大和中国三国的“做家”实践
我们拟以加尔各答华裔在塔坝的“祖先之家”、大多伦多士嘉堡的“心灵之家”以及云南华侨农场的“生活之家”为例，分析印度华裔全球“做家”实践，从而探索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变化。
一是印度华裔坚守塔坝的祖先之家。对于印度华裔来说，他们在18世纪晚期从我国内地沿海省份进入印度，大多数人是打算赚够了盖房、娶亲和养老的钱就会返回老家生活，并没有想要长期定居加尔各答。对于那些不能回到祖籍地而客死他乡的人来说，当时通行的做法是把他与相同籍贯的人一起葬入义山（中式墓园），再在墓碑上刻上籍贯与姓名，祖籍地就成了他们从生到死都无法摆脱的标签。加尔各答华裔在塔坝生活了数代人之后，原先那种以籍贯地作为建构祖先之家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把埋葬祖父母或者父母的土地视为自己的“根根”。虽然加尔各答华裔的人数因外迁一直在减少，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人选择了留下。2012年受访于加尔各答塔坝的李先生说：“我出生在这里。我的父母都葬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家。”
二是印度华裔以“德奥里拘留营协会”作为心灵之家。从1963年起， 德奥里拘留营幸存者就开始以难民身份前往加拿大，其中大部分落脚在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市的士嘉堡（Scarborough）和宾顿（Brampton）等地，他们的共同身份就是“德奥里难友（Deoli Camp wallah）”。每到夏天的时候， 这些德奥里幸存者及其后代都会在士嘉堡举行聚会，一开始他们只是出于保持个人友谊的联谊目的，刻意回避自己曾经被监禁的历史，以免给留在印度的其他家人带来麻烦。2010年5月，德奥里幸存者在加拿大注册成立了非盈利民间机构（印度华裔）“德奥里拘留营协会（Association of India Deoli Camp Internees 1962－AIDCI）”。近年来，这些幸存者及其后代频繁出席由各类智库和大学在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举行的交流会，向公众讲述自己当年在拘留营的故事，希望学术界和媒体能够影响印度政府给予他们一个迟来的道歉。
三是印度受难华裔（难侨）扎根云南农场的生活之家。从1963年4月至8 月，我国政府分三批从印度撤回难侨及其部分外籍配偶安置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华侨农场当中，当年这些难侨只想着借土养命，能在农场有个暂时安身的所在，不想经过数十年的农场生活后，他们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土地房屋且儿孙满堂，最终在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上完全落地生根了。1963年，当印度难侨回国时，行囊空空，吃的、穿的、用的都由我国政府的汕头接待站提供，等到了各省区的安置地时，再由农场为其提供住房，发放家具与包括棉被、蚊帐、棉衣、卫生衣裤等在内的生活物资，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放松了因私出国的政策审批以后，那些有亲属关系在香港或他国的难侨纷纷提出出国探亲或者继承财产的申请，印度难侨出境的主要目的地就是香港，随后一部分人又开始迁往第三国。
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变化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在不同国家的人主要是通过收发信件来沟通与联络的，而随着万维网的出现和4G移动通信网络的全球普及，印度华裔突破地理空间、国籍身份、经济属性以及政治认同的限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构建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新“家”。
一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做家”需求。
印度华裔人口数量少，且分散在世界各地居住，而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祖先之家”“心灵之家”以及“生活之家”，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 他们也能有一个维持祖先认同、族群认同以及身份认同的象征性“家”。
虽然印度华裔可以“像季节性迁徙的候鸟”一样定期在多伦多和加尔各答居住，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状况不佳，这种动辄十数个小时的跨国飞行模式并不可持续。而通过发布个人动态、日志发布以及在线聊天等方式来与世界各地亲友保持联系，建立一个自我表达和关系维护的空间，特别是在祖先之家与生活之家进行无痕切换就显得十分必要。
对于那些从国内农场离开并最终定居香港的印度难侨来说，一个心灵之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直到2004年，印度难侨才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印度华侨联谊总会（印侨会）”，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份除了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外，还曾经都是各个华侨农场的职工或者家属。
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的“做家”内容。
2016年以来，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Wechat等社交平台支持视频和照片上传，那些生活在祖籍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可以通过即时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费用的手段来进行沟通，从而把全球真正连接成为一个时时互通的“地球村”。
截止2017年9月，在脸书以“来自印度的客家（Hakka from india）人” 为名注册的用户人数为2044人，人员分布在瑞典、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年龄最小的28岁（一个打算做印度客家研究生的在校学生），绝大多数为60多岁，最大的为84岁。除了那些只有基本信息的僵尸用户外，大多数人的消息长期没有更新，偶有的动态就是上传家人出游或者外出用餐的照片，但是其中也有互动较为频繁的群体，他们或者是退休的牙医、中餐馆的前老板或者现在还在做生意的商人和开旅馆的老板，除了上传简单的生活照片外，他们还用大段文字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与移民故事，如父辈前往印度时的种种细节、母亲如何在旧中国街上摆早点摊、自己来到北美求学与打工的经过以及生意场上的起起伏伏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室、网络论坛、博客等多种多样的信息网络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发展起来，并深入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德奥里拘留营的幸存者们除了建立自己固定的网站外，还定期在诸如新天地论坛、铁血网、三泰虎等论坛发表和张贴回忆性文章，引发《英国经济学人》《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洛杉矶时代周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以及《大西洋周刊》等进行相关报道。
三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华裔线上线下（online to offline－o2o）的“做家”方式。
创立于2004年的Facebook除了成为私人记录生活和展示个性的网络舞台外，它还是一个联系朋友的新型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将线下的实时状态和日常生活搬到人人可观看的线上平台，由此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现实场景的社交氛围，印度华裔具有象征意义的“家”就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方式构建的。
1993年，加拿大印度华裔联谊会在多伦多成立，会员500多人，大多是从印度移居多伦多的以经营印度客家餐为主的客家人。以“来自印度的客家人”为名称在Facebook上注册的用户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印度客家人，并不限于北美地区，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加为好友，通过线上转发与交流相关信息，并通过餐馆和超市进行线下的聚会与交流。曾在多伦多居住多年的钟先生说：“在多伦多的印度客家人要比塔坝的多，每到假日在华盛超级巿场附近的雪贝茶馆，很容易找到讲客家话的老乡。现在，在当地喜庆宴客发送的帖子，已经比塔坝的还要多。我看，多伦多简直就是一个‘新塔坝’。”
除了我国内地外，印度华裔成立的社团组织大都在Facebook 、Youtube、Google和Twitter开设了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多语种的网页链接。截 止2017年9月，在Facebook上以“印度华裔”“印度客家人”以及“培梅中 学”为核心词，可以找到相关名称下的注册用户人数情况，如“来自印度的客家人（Hakka from India）”用户人数为2044人，其人员分布在瑞典、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印度华裔联合会（Chinese Indian Association）”97人；“来自印度的中国家庭（Chinese Families，India Migrated from India）”285人以及“培梅中学（Pei-Mei School）”356人。
结 语
正是为了理解印度华裔在人口全球化中的“地方制造”，我们选择“做家”这一空间制造作为切入口，通过厘清“家”的概念，揭示华裔在印度加尔各答、加拿大多伦多以及我国国内的华侨农场如何“做家”实践，这种基于特定族裔的空间实践对于理解人口全球化极具个案价值，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予了印度华裔“做家”实践的新需求、新内容以及新形式。
本文系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17SY10021）和云南大学2018年度重大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8YNUZDP002）的阶段性成果。
章立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陕西对外交往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陕西对外交往日益活跃，陕西对外交往的特色初步形成，领域日益拓展。但陕西对外交往的深入推进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表现为观念认知的困境、对外交往能力不足的困境、对外交往的知识困境等。打破这些困境有助于推动陕西对外交往深入发展，需要着力从强化观念认同、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提升对外交往专业化水平三个方面努力。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地方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推动地方对外交往频度不断增加，“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地方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地方对外交往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近年来，陕西围绕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既注重发挥古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文化优势，又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利好，全面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陕西对外交往呈现出积极活跃的态势，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对外交往的现状与特点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交往历史悠久，汉唐时期陕西对外交往即已创造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辉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对外交往主要依托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陕西走向对外开放的前沿，陕西积极发挥自身在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中华地理标识方面的特色，较好地利用拥有众多教育科研机构、独特区位等方面的优势，对外交往积极活跃。
陕西对外交往的特色初步形成
一是元首家乡外交是陕西对外交往的名片。元首外交是国家外交的最高形态，而元首家乡外交使元首外交更具亲和力，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推动国家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作为习近平主席的家乡，十八大以来陕西相继接待了德国、意大利、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韩国、几内亚、法国、中非等国总统，荷兰、柬埔寨等国国王，印度、尼泊尔、新西兰等国总理共40多位国宾，陕西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陕西接待并亲自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访问，成为中国“元首家乡外交”的典范。“元首家乡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陕西对外交往的独特名片。
二是丰富历史文化遗存是陕西对外交往的显著优势。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陕西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陕西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大量的文物古迹，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窗口。陕西历史博物馆、兵马俑、大雁塔等名胜古迹长期以来吸引着外国游客前来参观， 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外国人所敬仰叹服，极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魅力。改革开放以来，来陕西参观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就达220 多位。同时，陕西文物也多次赴国外进行展览。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先后在52个国家和地区201个城市举办了268个陕西文物展览，吸引海外观众1亿多人次。陕西文物成为“外交使者”和“国家名片”，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延安精神是陕西对外交往的新亮点。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愈发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的兴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政要和游客来到延安，实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深入探寻其革命致胜之道与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在习近平主席曾经插队的梁家河村， 近距离感悟“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理念的产生渊源。延安精神已经成为新时代陕西对外交往的新亮点。
陕西对外交往的领域日益拓展
一是友城建设取得新进展。陕西是我国较早缔结友好城市的省份，早在1974年西安市就与日本奈良市缔结为国际友好城市，从此开始了陕西国际友城建设的步伐。截至2020年11月，陕西已与世界40个国家正式建立了97对友城关系，其中省级友城27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22个国家建立了27对友城关系，并实现中亚地区友城全覆盖。在地市友城数量中，西安市以36对位列首位。40多年来，陕西的友城建设经历了从初出国门的摸索到交朋友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友城布局上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主向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拓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陕西友城数量快速增长，友城合作内容上从过去的注重礼尚往来建立城市友谊到以项目友城注重务实合作，特别是助推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依托友城平台，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地方领导人对话会、“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论坛，先后组派能源、环保、文化、体育、妇女、青年公务员、中医药、陕西餐饮等领域代表团访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陕西同相关友城之间密切沟通、守望相助，特别是先后派出医疗队赴哈萨克斯坦和苏丹等国进行抗疫援助，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是主场外交影响力日益增强。通过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开展主场外交是地方对外交往的重要形式。“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陕西日益走向国际舞台。陕西省会西安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近年来，陕西举办了欧亚经济论坛、亚洲政党专题会议、世界和平日纪念大会、20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20国集团妇女会议、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会议、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众多国家级重要国际会议，陕西成为欧亚经济论坛、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永久会址。同时自主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西洽会、杨凌农高会、旅游博览会、省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阿斯塔纳世博会陕西周等大型活动。这些大型国际会议的举办，吸引了国外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广泛参与，极大地丰富了陕西对外交往的内容，提升了陕西对外交往的水平，陕西对外交往的经验持续积累，陕西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日益增强。
三是多元化对外交往模式正在形成。全球化时代，对外交往的主体日益多元，路径趋于多样，政府、民间、企业、高校、个人等都会充当对外交往的主体，多元化对外交往成为地方对外交往的模式。陕西对外交往呈现政府主导、民间、企业、高校、个人积极参与，官方交往和非官方交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除由官方主导的传统友城交往和国际会议交往以及民间机构之间的各种友好往来外，“一带一路”建设为企业、高校等对外交往提供了崭新的契机，目前陕西已有延长石油、陕煤化、陕建、陕汽、法士特、陕鼓、爱菊粮油、亿杰集团等多家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国外投资。陕西高校对外交流也日益增加，2019年来陕留学生数量居全国第九。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成立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吸引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1所高校加盟，为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间的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起到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企业和高校对外交往既丰富了陕西对外交往的内容，也搭建了陕西对外交往的新平台。近年来，陕西地方外事机构主动与企业、高校对接，正在积极探索外事外交与企业、高校发展融合共进的新模式。此外，中欧班列“长安号”常态化运营、西安领事馆区建设以及杨凌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的建立等为陕西对外交往注入了新元素，提供了新路径，陕西多元化对外交往模式正在形成。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对外交往面临的主要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陕西对外交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效果比较明显，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取得新突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积极进展。但反观陕西对外交往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切实予以解决。
对外交往实践日益拓展与对外交往认知不够的观念困境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指出，“开放不足是制约陕西发展的突出短板”。由于陕西地处祖国内陆，近代以来受到国外风潮的侵染就比较少，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陕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高，种种原因造成陕西人思维上整体偏于保守，思维上的保守限制了陕西的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制约了陕西对外交往的深入发展。一是对外交往“高高在上”的观念。传统上，国家是对外交往的主要行为体，“外事无小事”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于将对外交往视为“高高在上”的国家大事，认为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居于绝对的主导性，地方对外交往无足轻重，难有大作为。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这一认知偏差在陕西有关部门和人员中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二是地方对外交往就是迎来送往、交友联谊的观念。将地方对外交往矮化和窄化，认为地方对外交往就是搞好接待，做好迎来送往，保障好领导出访调研。多年前这种观念在陕西地方外事部门中也比较普遍，这种滞后的观念至今在政府机构和全社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三是地方对外交往就是外事部门事务的观念。缺乏总体外交和“大外事”的理念，将地方对外交往囿于外事部门的事务范畴，政府各部门、企业、民间、个人尚缺乏协调合力做好地方对外交往的意识。
对外交往需求增大与对外交往能力不足的能力困境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资源、能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 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中外政府、企业和人民等各个层级之间的广泛接触和沟通交流，对外交往需求急剧增大。对外交往需求的增大对地方对外交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之下，陕西对外交往能力呈现出明显不足。一是承接大型主场外交的能力有所欠缺。虽然陕西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欧亚经济论坛等较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但是举办诸如“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样的国家重大盛会还是有所欠缺。一方面硬件设施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是市民的外事素养、翻译人才、相关外事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掣肘。二是议题设置的能力有所欠缺。一方面体现在未能较好地利用在陕西举办主场外交的机会，设置更多更好的议题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另一方面，陕西各级政府、各类团体和大型企业尚未较好通过参与如气候治理、人文交流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国际会议，积极介入国际社会，参与和设置相关议题，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在境外进行对外交往能力尤为欠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更多的陕西企业和人员等走出国门、走向海外，陕西在海外的利益存在显著增强，鉴于中央政府外交资源的有限性，确保海外利益安全成为地方政府的全新任务。目前，陕西省已经建立了“一带一路”境外安全保障机制，陕西省委外办也成立了领事处专门负责陕西海外人员和利益保护工作，但面对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和不断增加了领事保护任务，陕西在境外进行对外交往的能力依旧显得不足。如何立足自我为驻外企业拓展业务提供外交支持，如何更好地保障驻海外企业、人员的安全是当前陕西对外交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对外交往本身所具备的专业性和政策性与对外交往专业化水平不够的知识困境
“外事无小事”，对外交往不同于一般的国内交往，需要把握国家外交政策、明晰外交礼仪、掌握外交技巧、熟悉外交语言，是政策性和专业性极强的事务。地方对外交往的独特性在于在看似比较平常的经济、人文等低政治的对外交往事务中如何正确坚决贯彻国家的外交政策，这就必须努力提升地方对外交往的专业化水平。从陕西实际来看，对外交往实现专业化还有比较长的路子要走。一是对外交往的专业化人才缺乏。以肩负陕西主要对外交往使命的各级政府外办来看，工作人员中大多是非科班出身，懂外语的干部有一定的储备，但是学习外交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出身的人员比较少，特别是许多地市外事部门，在这方面的人才几乎为零。而统战、商务、发展改革等涉外政府机构以及有海外业务的大型国企中此类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二是对地方对外交往的研究不足。陕西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实践中，面临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陕西企业走向“一带一路” 国家的安全风险防范，地方政府如何妥善处理涉外事件，如何激发地方民间外交的活力，如何推进西安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建设等这些都需要加强研究， 探索有效的应对方法。从实践来看，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市相比，陕西在地方对外交往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可以指导实践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陕西目前既没有成立专门的地方对外交往协会，也未有专门研究陕西地方对外交往的智库。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推进地方对外交往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建设为陕西对外交往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积极有为的对外交往则可以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家总体战略的有序延展，实现国家利益与陕西地方利益的双丰收。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对外交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需要探寻优化路径和举措。
多措并举，强化对地方对外交往的观念认同
针对部分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对地方对外交往的模糊认识，应利用党委支部理论学习、开展外事知识进政府以及干部赴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外派干部赴国家外事部门挂职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外事外交基础知识，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关系，提升各部门对地方对外交往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针对企业和公众层面对地方对外交往的粗浅认知，采取外交外事知识进高校、进企业、进社会等形式，通过组织专题讲座、进行外交外事知识咨询服务、制作播放专题电视节目、召开地方外交外事情况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赢得全社会对地方对外交往的认可、重视、支持和积极参与。
注重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对外交往的几种能力
陕西对外交往应着力提升四种能力。一是沟通协调的能力。在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的统领下，强化各级党委外办在组织推动对外交往中的协调职能。具体包括协调同级，即外办要统筹各部门的对外交往，使之形成合力， 协调推进。其次协调上下。省委外办在与中央各外事部门做好协调的同时要积极与地市外办进行沟通协调，保证上下顺畅。再次，协调内外。这是提升协调能力的重点。将陕西驻外企业、人员、机构等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对其在境外的对外交往行为提供具体指导，特别要注重做好境外安全保障工作。一方面与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保持密切沟通，寻求国家支持；另一方面，立足自我通过与相关友城、驻在国政府乃至于民间机构的密切沟通寻求对我海外利益的有效保护。同时要探索在陕西境外利益分布密集的地区设立办事处，具体负责在所在地区的对外交往，使之成为陕西对外交往的前沿存在，更好地在境外进行地方对外交往。二是资源利用的能力。一方面要利用好现有外事资源，充分发挥元首家乡外交、历史文化遗存、延安革命传统精神、陕西高校对外交流、主场外交等在对外交往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掘新的外事资源，陕西创造性地开发了朱鹮国际论坛这一新的外事资源， 值得借鉴。下步要重点探索如何利用好企业、高校、民间机构等载体开发新的外事资源。三是主动创设的能力。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现有的主场外交平台设置于我有利的议题，最大程度提升对外交往的质量效益；另一方面，要主动寻求参与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协议，在国际舞台上贡献陕西力量， 参与全球治理。四是话语传达的能力。避免空泛的政策宣传和道理说教，探索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外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陕西故事，提升陕西对外交往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加强对外交往人才培养和对外交往研究，大力提升陕西对外交往的专业化水平
对外交往的专业性决定了必须拥有专业化的人才和专业性的知识积累。一是加强对外交往人才培养。政府各涉外部门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考以及遴选干部时，在加强引进外语类人才的同时，也要注重吸纳更多具有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知识背景的人才。对外交流频繁的企业应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吸纳专业化的人才加入其中，搞好企业对外交往。同时，对涉外部门工作人员要进行专业化培训，利用陕西高校、党校资源开展外事知识常态化的专门培训，组织外事大讲堂，以及通过加大赴中央外事部门、驻外使领馆挂职锻炼等途径，切实提升现有外事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二是深化地方对外交往研究。探索成立专门的地方对外交往协会和以政府和高校合作的形式成立地方外交研究机构，加强对陕西对外交往的深入研究。同时，通过设置课题等方式鼓励陕西科研人员在地方外交方面多做研究、多出成果， 为陕西持续推进对外交往提供指导性意见。
和晓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讲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
逯维娜：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视角下日本孔子学院的功能及其变化
公共外交曾为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过关键作用，今后也将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支持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开创对日公共外交新形式的积极努力，有望建立一条机制化渠道，帮助破解两国人文交流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同时，日本民众现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故事和体验中国文化，有利于消除日本媒体片面报道中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长期来看，对中国有更客观、更全面了解的日本民众会在工作岗位、日常生活中向同事、家人和朋友传递对中国友好的态度，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效应。日本孔子学院是散布在日本各地培育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有助于中日关系从当前的动荡期过渡到比较稳定的战略互惠阶段。
日本孔子学院项目重新受到重视的背景
孔子学院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推广的一项语言和文化传播项目，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中国历来将国民友好视为“巩固中日政治关系基础的重要手段”，因而非常重视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希望它们能够架起两国民众语言文化交流的友好桥梁。从2005年落地至今，日本已经成立了15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其中，2005—2010年诞生了13所孔子学院和2个孔子课堂；2010—2018年的逆境期只成立了1所孔子学院；中日关系改善之后，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再次进入了活跃期——新成立了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 并且东京地区还有一所孔子学院正在筹建中。日本孔子学院再次得到重视， 大致有如下背景。
第一，中国重视国家形象塑造和软实力建设。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前者主要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领域，依靠诱惑或威胁迫使他国服从，而后者运用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等吸引、同化他国以实现预期目标。在跨国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共同挑战越来越严峻的全球化时代，通过软实力吸引和影响他国变得越来越重要。
软实力思想与中国的战略文化契合，也顺应了和平与合作的历史潮流， 因而受到中国的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写入党代会报告。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文化软实力，提出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等重要论述。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要有内外两手，一是在国内固本培元，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熔铸核心价值观灵魂，二是在国际上努力提高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重点塑造我国的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中日共同实施的舆情调查报告显示，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形象认知令人担忧：近些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好感度的比率始终低于15%，而中国民众对日本正面评价的比率也因领土、历史等问题断崖式下跌至5%。可见，中日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基础还十分脆弱，只有通过官方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民众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才能走出困境。
第二，中国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需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认为，“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飞速发展，已经形成广泛而深入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过，中国的复兴在客观上带来了周边地区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出现了所谓“两个亚洲”的局面，即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亚洲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亚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煽动个别国家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挑起事端，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维持亚洲主导地位。
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周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公共外交是重要补充”的全方位外交布局。2013年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的战略目标和“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
日本在中国周边国家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对日公共外交工作因而受到高度重视。首先，两国有很复杂的交往史，既有友好也发生过敌对。现在，中日经贸关系密切且牢固，但政治关系容易因历史、领土和战略问题而陷入动荡。其次，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科技强国。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是东亚地区的两大力量，对地区和全球问题负有国际责任。第三，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是美国实施围堵和遏制中国战略的关键支柱，而日本也在借助美国制衡中国的发展，并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地位。所以，中日都能对对方的国家发展、地区发展和全球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两国需要维持基本稳定的关系，避免仇视和敌对。因此，需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关系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稳定铸造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三，公共外交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剂。二战后的中日关系史表明，“以民促官”为特点的公共外交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双方共同面临的威胁解体后，两国政治关系从友好期进入了比较艰难的转型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凭借经济实力积极追求摆脱战后体制，希望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而中国也迅速发展并追求民族复兴，东亚历史中第一次出现了中日“两强并存、各具优势”的局面。王泰平在《中日关系的光和影》一书中提到，为了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坚持背靠美日同盟的外交路线，附和美国采取对华“围交政策”，既围堵又交往，企图遏制和平衡中国的发展。而且，为了重树民族自信心和国民的爱国热情，日本政府频频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等问题上耍小动作，这些做法自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对。梁云祥在《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中强调，在“日本挑拨—中国反对”的互动模式下，两国的社会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降至历史低点，甚至形成了“反对对方的民族主义舆论”， “国民情感的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导致了中日政府关系的紧张，即中日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民间感情的制约，在彼此关系上表现得越发强硬……甚至到了面临直接冲突的危险境地，对彼此的国家利益都构成威胁”。
两国政治和社会关系恶化之时，人文教育交流为核心的公共外交再次发挥重大作用，有效地遏制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转冷。因此，2008年中日联合声明确定将“战略互惠关系”作为今后发展方向之时，国民间的友好交流也被确立为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支柱。
日本孔子学院的目标与功能
约瑟夫•奈认为，公共外交可以分为日常沟通、战略沟通、培育与关键人群的持久关系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日常沟通，对象是外国普通民众， 内容包括宣传、解释本国政策，或者组织文化、教育、旅游等人文交流活动，以争取外国民众的好感。第二个层次是战略沟通，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政策议题或倡议讨论、沟通各自看法。第三个层次是培育与关键人群的持久关系，包括官僚、军队、政党、企业、教育、舆论等领域精英，办法包括帮助外国提升改造教育体系、提供学习和交流项目、资助外国的研究机构、培训外国人员等。
这样来看，日本孔子学院在第一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发挥着公共外交的功能。第一个层次的沟通职能主要通过汉语教学和举办中国文化活动实现。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为日本在学、在职等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和课程，发挥着为各领域培养汉语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中文演讲、歌唱比赛等多种文化活动可以营造愉快的文化体验，从而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更大的兴趣。这种“活动搭台、文化唱戏”的做法可以让日本民众更加了解中国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第三个层次的公共外交职能则通过双方合办高校的文化教育交流得以实现。双方高校利用孔子学院这一平台鼓励学生相互留学，鼓励教师互换任教和科研，鼓励管理人员互相学习经验。可以说，孔子学院为两国青年学生和专家学者保持长久的沟通和交流搭建了稳定通道。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孔子学院是中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一种新尝试， 有望推动其走上机制化、稳定化的轨道。两国政府一直都重视组织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以促进国民间的相互了解，但这些活动系由政府直接发起，使得公共外交难以避免遭受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缺乏连续性。而日本孔子学院采取的是双方高校合作办学模式，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实现了制度化运作。这种高校合作运营、制度化管理的做法有效避免了两国政治关系波动的干扰。在2010—2018年的逆境期，之前已成立的日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全部得以存续，还得以新设立一所孔子学院。2018年中日关系改善后，日本孔子学院再次迎来建设机遇，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
日本孔子学院功能及其作用的演化
经过十多年发展后，日本孔子学院的功能逐渐凸显并有所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设立与发展过程的变化。现在，全球已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孔子课堂。下一步，孔子学院将按照“控制增量、优化存量、稳定总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努力从数量扩张型的发展转向注重提升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日本孔子学院预计将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将提升办学质量作为今后的工作重点，着力提升汉语教学、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水平；第二， 数量上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人口数只有日本人口总数40%左右的韩国已经成立了23所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课堂，这从侧面证明了日本孔子学院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2019年正式建立了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以期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的方式扩大双方在人文领域的双向人员往来、丰富两国人文交流内涵。两国关系的稳定态势将有助于日本孔子学院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孔子学院能否利用当前的契机，实现走进日本国立、公立高校的目标。
第二，从语言文化教育向有意识地文化传播与交流转变。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不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缺乏了解中国的客观信息渠道。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和书籍，而日本媒体在涉华报道上选择的负面信息较多，直接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评价。
为了让日本民众对中国有更客观、更真实的了解，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对日传播渠道。日本孔子学院建立的两国高校交流渠道可以帮助中国更加主动地进行自我表达，比如，孔子学院总部实施了外国留学生奖励资助计划和中外学生交流项目，每年都有两国学生借此机会进行交流、访问和留学。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很多参加过项目的日方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外，孔子学院总部还设立了促进中外高校学者互访的项目，两国的专家学者可以通过这一项目到对方高校教授课程、开设讲座、实地研究。这些形式的文化传播项目可以成为今后探索的一个重点。
第三，平衡语言文化教育与软实力建构。孔子学院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也面临一些指责，尤其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界、政界出现了一股无端怀疑、指责、抹黑孔子学院的风潮。在日本，政界仍然对孔子学院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不同意国立、公立高校申办孔子学院，部分日本媒体也跟风欧美媒体报道一些对孔子学院的不实指责。
日本孔子学院遭遇不利的政治和舆论氛围，背后实质是日本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观的警惕与不信任。一国的语言文化必然会承载该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信仰，开展汉语言文化教学活动也必然会介绍和传播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对此不必讳言。日本孔子学院今后想要获得日本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关键要在语言文化教育和软实力建设方面取得平衡。日本孔子学院应该继续以汉语教育、举办文化活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为中心，没有必要将价值观传播作为一项工作。价值观的魅力只存在于实际的体验过程中，如果缺乏参与者的实际体验与认可，再好的宣传都无济于事。
结论：推进对日公共外交，孔子学院的作用令人期待
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社会支柱， 国民情感的恶化曾经引发广泛的担忧，两国亟需建立稳定的国民交流渠道。支持日本孔子学院的发展是中国新的积极努力，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为两国建立了一条语言文化教育领域的机制化公共外交渠道，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两国公共外交关系容易受到政治紧张冲击的症结。另一方面，日本孔子学院提供了现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故事和体验中国文化的场所、机会、渠道，这有助于帮助日本民众摆脱本国媒体的片面报道。
短期来看，日本民众通过孔子学院举办的各种活动，可以对中国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样可以改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长期而言， 参与学习的民众散布在政府、文化、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很多人会在岗位上从事有利于中日互利合作的工作，并把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传递给家人、朋友和同事等，形成“水波”式的扩散效应。因此，日本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在日本各地散播中日友好关系的火种，假以时日，星星之火有希望点燃中日友好的大势，助力中日关系从当前的动荡曲折过渡到比较稳定的战略互惠阶段。
本文系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育东北基地“东北亚地区孔子学院建设和发展情况调研计划研究课题”资助项目《日本孔子学院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项目编号：2019DBJDPX09）的阶段性成果。
沈海涛：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樊庆：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浅析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促进作用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长久保障。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吸引更多国外的青年人来中国接受教育，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积累广泛的人脉，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留学生校友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纽带，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载体，具有外交、技术、经济、人文等多种资源属性，发挥高校留学生教育和留学生校友管理工作的作用，可以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为“一带一路”架起民心相通之桥。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和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 高校的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围绕国家外交大局，服务教育对外开放，培养了一大批国际人才，壮大了知华友华力量，高校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留学生校友资源。如何利用留学生校友资源，凝聚全球校友力量，提升我国的教育开放水平，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进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校友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开展来华留学教育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跨国共建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其建设过程需要沟通多元文明、众多族群， 需要国内外各方面人才的共同参与，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了教育在“一带一路” 共建中“致力于促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并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的使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从民心相通的英译“People-to-people bond”可见其内涵重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随着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高校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形成了一支庞大而重要的中外师生人文交流队伍。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吸引更多国外的年轻人来中国接受教育，感受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积累广泛的人脉，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的使命。
留学生校友资源的特点
留学生校友是集外交、技术、经济、人文等多种价值为一体的资源。留学生是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纽带，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载体。来华留学生亲身感受了中国的悠久历史、发展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可以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因此，我们认为留学生校友具有外交资源的属性，这是有别于一般校友资源的地方。
来华留学生群体对中国的认知更全面客观
教育即生活。与其人文交流活动不同的是，来华留学是一项长时间的、深入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外国人来华旅游、参加短期文化交往是快餐式文化，留下的是走马观花式的粗浅感受，人员之间结构松散，相互联系是短暂的。留学生接受的是有组织、有管理、成系统的高等教育，入学时以国外高中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居多，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尚处在成型阶段，善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中国文化熏陶，他们不断适应文化差异，可逐渐消除刻板印象，形成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正面评价。刘国峰、董鑫认为：“学龄时期的学生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介、人际交流等渠道形成了对一个国家的印象，这种印象可能会相伴一生。”据美国《外交杂志》的调查，在中国留学的美国留学生回国后，有78%的留学生对中国有更积极的印象。
留学生校友与中国、与母校的关系具有“情感性”特征
留学生与中国师生平等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常是中外友谊佳话的主角之一。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如唐朝时期，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广泛结交中国诗人学者，在传播唐朝制度和文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晁衡。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骅）、包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天宝12载（753年），他在归国途中被误传为海上遇难，李白听了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在当代的留学生中发生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如拥有“熊猫血”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16岁来中国留学，10年间已为中国人民无偿献血达五千多毫升。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讲述了鲁斯兰无偿献血的故事，并对他的举动给予高度赞扬，称赞他是“中哈友谊的使者”。
留学生校友与中国、与母校的关系具有“非政治性”特征
校友会本身就是非政治性、非宗教性、非营利性的群众组织，不带官方色彩。中外师生交往是民间交往活动，与官方主导的外交活动相比，不同文化背景的校友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相对便捷和简单，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以校友为主体自发的交流活动，没有政见分歧，也没有利益争执，校友广泛参与，交往氛围轻松自由，实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具有亲和力和灵活性，是政府主导开展的人文交流活动的有效补充，其作用不可低估。黄忠认为，哈佛、耶鲁、牛津和剑桥等世界著名高校也是因为凭借它们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才得以成为西方大国对外国留学生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舞台。来华留学生校友怀着报答母校的培养之情与母校交往，这是任何政府外交活动所不能比拟的。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时，许多来华留学生给中国母校捐赠口罩的感人事迹，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留学生校友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和人脉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不断迈进，来华留学人数不断攀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根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有来自196个国家的近50万名留学生在我国1004所大学里学习。其中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达26万人，占总数的53%。学者王月认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也是“一带一路”能否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脚点。通过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和校友工作的开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积累合作共赢的人脉资源，这是留学生培养工作和留学生校友工作的职责所在。
留学生校友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力、智力资源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持续推进和长期维系的重要基础。留学生校友受过系统专业教育，具有语言和国际视野优势， 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直接使用的人才资源。从留学生所学专业来看，基本涵盖了“一带一路”建设人才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较大。留学生校友回国就业，一是可以满足本土人才需求，在本国各行业发挥专业特长；二是来华留学毕业生尤其受到“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欢迎，他们除了有专业技能外，还具有母语、汉语等语言优势，可以胜任沟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与中方管理及技术人员的任务，使项目管理高效运转，满足当地经济建设需求。
留学生校友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脉
施信疑、朱萍的相关研究显示，中国每年有近50万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校友资源，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区域合作、增强国家互信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和宝贵价值。留学生学习掌握了汉语和专业技能，了解了中华文化，很多享受“一带一路”奖学金的留学生直接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他们的获得感更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更加坚定。留学生校友学成回国后，分布在各行各业，相当一部分校友成为所在国家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的精英或骨干，他们愿意为中外企业合作牵线搭桥，为母校招生推荐更多生源，在与中国的文化教育交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多国首脑政要曾留学中国，在他们任职后，涉及两国关系政策时其留学中国的意义会有所体现。
留学生校友是丝路精神的传承人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一带一路”建设横跨欧亚非，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沿线发展中国家众多，“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国富民强”是这些国家民众的普遍梦想。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对此，世界的眼光有羡慕、有不解。对“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社会也存在一些疑虑、误解。2020年的全球疫情，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的出色表现，不仅让中国成为最安全的地方，还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国家人民抗疫，这本身就是丝路精神的体现。亲身经历战疫的来华留学生，被中国的抗疫英雄和中国人民齐心抗疫书写人间大爱的故事感动，用捐赠口罩、做社区志愿者、制作为中国加油的视频等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疫，成为“中国抗疫故事”的一部分和丝路精神的传承人。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了解中国的直接渠道是身边曾去过或正在中国留学的人。在留学生的无意识人际传播行为中，很大部分话题涉及中国。来华留学生校友具有“贯通中外”的优势，能够把中国语言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把适合他们国家同胞口味的“中国故事”传播开来。同胞之间具有文化信任，因此留学生讲的故事，他们的同胞更爱听，且留学生中很多人会成长为社会栋梁，由他们讲的中国故事听众多、影响大，传播效果几何式增长。
对做好留学生校友工作的几点思考
以上对留学生校友资源特点及作用的分析，足以说明留学生校友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如果我们对庞大的留学生校友在民心相通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坐拥留学生校友宝贵资源而使之处于闲置状态，留学生校友工作迟迟得不到开展，来华留学生校友服务工作未能及时跟进，校友对中国和母校的情感会逐渐淡漠，校友资源的价值链就会断裂，我们在前期教育培养阶段为留学生付出的辛勤努力就会付之东流，为“一带一路”发挥作用将无从谈起。刘金兰认为，我们应当沿着“一带一路”培养和输送人才，“一带一路”建到哪里，我们就把人才输送到哪里，把留学生校友工作做到哪里。
通过来华留学教育培养知华、友华的“一带一路”建设者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来华留学青年在“一带一路”建设时代背景下来中国留学并成长起来，是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者、继承者。今天的青年将引领未来的世界，他们对于“一带一路”的正确认知是保障“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可以通过“以文化人”的方式培育民心民意，在汉语教学中设置相关“一带一路”知识课程，讲好丝路历史文化、丝路人物故事、各国文化风俗以及国际经贸合作、传统友谊等故事，使留学生对丝路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当代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有所了解，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文化，培养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更多共识和信心，使他们成为知华、友华的“一带一路”建设者。同时，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培养出高质量的留学生人才，使其回国后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力。以良好的教育服务质量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在他们心中播下友谊的种子，使他们毕业后愿意为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代言。
健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留学生校友管理应该全国一盘棋，纳入国家教育外交的整体规划中，与国家外交大局协同发展，建立长久稳定存在、校友政策连续的组织机构。我们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类似“来华留学生校友交流协会”等非营利性机构， 在各省、直辖市建立省级分支机构，在高校内部理顺留学生校友管理机制， 明确留学生校友工作归属部门，在各生源国建立留学生校友分会，为外国留学生校友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好留学生校友资源
建立留学生校友信息系统，有计划地收集、维护和追踪来华留学生联系信息，建立中英文校友会网站，及时向留学生校友传递母校的最新动态，增进留学生校友对母校各项工作的了解与支持。利用校友会网站关注和宣传校友成长经历，杰出校友对在校生和海内外潜在学生而言都是最好的榜样。在校友会网站上设置留学生校友交流互动版块，使校友之间、校友与学校之间实时联系互动。积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联络来华留学生校友，用多种方式加强与留学生校友的联络。
线上线下相结合，积极开展留学生校友交流活动
通过校友会活动、与母校科研合作、学术研讨、校企合作洽谈、邀请来华参加学校校庆等方式，积极组织来华留学生校友活动，还可以建立线上联络平台开展线上活动，进一步增强留学生校友对母校的感情。
本文系2017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高校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服务“一带一路”民心工程研究》（项目编号：2017XYZD08）的阶段性成果。
羊隽芳：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
刘栋：天津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
范晓芸：天津工业大学校友办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从外交政策分析约旦政府的外语政策
语言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为了顺利沟通，人们需要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外语。本文以约旦的外语政策为研究对象，试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其外语语言政策的变化。20世纪20—40年代，约旦是英国的托管地，优先发展英语教育；随着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约旦实行基于英语的多元化的外语教育政策；进入21世纪，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约旦国内中文课程开设的数量和规模呈快速上升趋势。
优先发展同英美的外交关系，优先发展英语教育
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中，英语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的外语或第二语言。这种地位与英国对某些阿拉伯国家进行殖民化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1921 年，约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在英国代管时期，英语这门语言在约旦得以传播发展。
约旦独立后，约旦政府对外语继续采取鼓励政策，约旦宪法（1952年） 鼓励国民使用英语。在经济方面，约旦政府奉行经济开放和商业自由政策，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鼓励有能力的外籍经济投资者到约旦投资，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约旦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颁布了《鼓励外国投资法》，该法律为吸引外国商人到约旦提供了优惠条件。约旦政府重视提高国民的英语和其它西方国家语言的水平，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约旦哈希姆王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快英语在社会各界的普及，在诸多社会领域广泛地使用英语。
约旦与美国是重要的盟友，约旦与美国在经济方面联系密切，双方实行自由贸易，约旦是美国对外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几十年来，约旦接受了盟友美国6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约旦重视英语教育，为了评估与提高国内英语的教学水平，约旦在20世纪70年代邀请美国人对约旦的英语水平进行全面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六岁以下的学生开始学习英语，这进一步体现了英语在约旦的重要性。
约旦与英国美国特殊的关系影响着约旦的英语政策，这一政策促使约旦政府对其国内的英语教育有着很高的投入，推动着英语在约旦社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使用。从过去到现在，英语一直是约旦国内最主要的外语，反过来说在约旦的发展过程中，英语在约旦的外交关系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方位对外开放，鼓励外语教育多元化
约旦是一个面积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国民收入主要靠旅游、侨汇和其它国家的援助等。穷则思变，约旦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内约旦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方面的投资。总体来讲，约旦国内的各级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教学质量和水平整体比较高，因而其国民受教育的水平整体较高。除此之外，约旦重视外语教育，鼓励民众学习多国语言。约旦是一个国际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约旦在对外交往中能够游刃有余，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其国家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约旦政府推动在大中小学以及私人机构等开设多国语言课程，鼓励国民学习多种外语，鼓励民众出国工作与学习等。约旦地处中东地区，与欧洲毗邻，再加上欧洲的经济科技比较发达，因此约旦人民学习了欧洲多种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在亚洲，约旦重视与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比如约旦与韩国和日本在经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由于技术、价格等竞争优势，约旦国内对于韩国和日本品牌的汽车和电子产品有较大的消费群体，在约旦国内看到最多的是韩国与日本品牌的汽车。约旦诸多高校开设了韩语和日语专业，长期聘请了韩语和日语的外教等，据笔者观察，部分约旦年轻人喜欢韩日文化，而且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韩语和日语。
重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约中全面合作， 积极推动中文推广教育
约旦与中国于1977年正式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2015年9月9 日，习近平主席与来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约两国成为重要的战略伙伴，深化经贸、科技、人文、教育等多个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约旦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国家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促进约旦的经济、科技、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约旦的国内政局平稳，社会秩序良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友好，因此约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发挥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和现实发展的形势，在约旦和中国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加上国内外民间外交人士的努力下，近些年来，在约旦中小学和大学开设汉语课的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部分大学开设了汉语公共课和中文专业， 约旦社会许多领域的人们都开始学习中文。最近五年以来，约旦赴中国留学的学生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他们回国后进一步推动了约旦国内中文的推广。
笔者在约旦的一所孔子学院工作过五年，任职中文教师。过去的几年中，约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比较频繁，这标志着两国的外交关系达到了新的阶段，比如我国前政协主席俞正声和我国前副总理刘延东先后访问约旦， 并专门视察了约旦孔子学院的工作，孔子学院全体教工有幸参与了接待工作，孔院院长和老师们现场聆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在约中高层互访之后，约旦的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加大力度支持约旦国内中文教育的发展，近些年来约旦的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教学规模、质量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不断地提高，约旦中文推广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中文教育为约中两国的民心相通，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教等各方面的交流， 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约中两国的共同发展助一臂之力。
本文系2020年度聊城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张启振：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约旦费城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
陈万会：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