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交流计划在阿尔及利亚的成效
付美榕 [阿尔及利亚]萨莉玛·克卡尔
9·11之后，美国对中东北非的公共外交注重地缘政治 性，强调以公众为主体的双向交流，重要方式之一便是通过 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增进穆斯林主流民众对美国的了解。然 而，即使在“盟国”阿尔及利亚，美国教育交流计划也成效甚 微。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在中东北非继续奉行霸权主义，致使 该地区的反美情绪很难平息；二是在“限制与被限制”的阿尔 及利亚社会，文化与制度障碍导致项目参加者自主性与关系支 持的缺失，从而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
9·11之后，美国对中东北非的公共外交面临新挑战。美国政府认识 到，必须促使双方在官方、知识分子及民间层面建立持续的对话机制。一个 重要方式是推行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以增进该地区主流民 众与社会精英对美国价值观、政治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了解，从而对美 国产生好感并传播美国价值观。十多年来，美国国际教育交流计划资助了一 大批穆斯林青年到美国学习、研究与交流。然而，中东北非地区对美国的负 面情绪仍普遍存在。这不禁令人困惑：美国教育交流计划的公共外交成效何 在？须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纷繁复杂，对不同国家不能一概而 论。本文聚焦近年来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阿尔及利亚，基于项目参加者的 视角探究美国教育交流计划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力。这对于认识美国对中东 北非地区公共外交的成败得失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也能够为中国借鉴美国 公共外交的可取之处同时避免其负面效应提供参考。
研究思路与方法
阿尔及利亚地处非洲与欧洲大陆交界处，扼地中海和大西洋航运要 冲，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布特弗利卡1999年当选总统并于2014年成功 连任至今，阿政府在国内和平方面的积极措施及改革开放政策促使美国政府 认识到，对阿尔及利亚成功地开展教育交流计划，能够为整个中东北非地区 树立榜样，从而削弱极端主义和激进穆斯林的势力，最终实现全球反恐的目 标。根据跨部门工作小组（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IAWG）的报告，从 1998年至2011年，美国教育交流计划资助了1727名阿尔及利亚人参加交流， 其中2006—2011年期间的参加者为1341人，占总数的近80%。
美国教育交流计划旨在增进项目参加者对美国的了解与好感，并促成 接受国政策环境的改变。据此，本文论证三个核心问题：阿尔及利亚交流者 对美国的了解与好感有何改变？交流者回国后如何发挥作用并促成改变？哪 些因素影响了美国教育交流计划对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外交成效？
我们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学友网向2006—2011年间参加美国教育交流 项目的阿尔及利亚学友发去调查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81份。这81位学 友参加的项目包括中东伙伴计划（MEPI）、国际访问者（IVLP）、青 年领袖交流（SUSI）、富布赖特研究生（GS），近东与南亚本科生交 流（NESAUGRAD）、富布赖特研修学者（VRS）, 富布赖特外语助教 （FLTA），英语奖学金（Access）。
交流者对美国的认知与行动改变
问卷调查结果包括四个方面：对交流经历的总体满意度，对美国了解 度的提高，对美国好感度的提高以及回国后发挥的积极作用。首先，大部分 人对交流项目表示满意，其中98.7%的人认为交流经历“很有价值”，98.7% 的人对参加项目“感到自豪”。其次，在对美国的了解方面，绝大多数人在 美国参加了各种社交与文化活动，包括欣赏音乐会、戏剧、电影，关注当地 电视新闻，举办阿尔及利亚文化讲座，访问美国家庭等。大部分人对美国的 了解度提高很大，包括美国教育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提高程度最小的方 面是美国外交政策和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其三，在对美国的好感方面，交流 者在一些方面对美国的好感度提高较大或很大，包括自由选举（占84%）、 自由市场竞争（占77.1%）、言论与出版自由（占74.7%）；然而，近三分之 一的人对美国的总体好感度没有或几乎没有提高，近四分之一的人对美国生 活方式的好感度没有或几乎没有提高。显然，对美国的了解度与好感度并非 成正比，或者说，了解更多并不意味着更有好感。例如，交流者对美国的总 体印象与生活方式的了解度提高最大，但好感度提高最少；对自由市场竞争 和外交政策的了解度提高最小，但好感度提高最大。此外，他们回国后的表 现情况如下。关于专业发展，85.9%的人把学到的知识用于教学，73.1%的 人把学到的知识传给了同事，61.5%的人在教学、研究与学习方面扩展了视 野。关于运用在美国获得的知识与资料产出研究成果，三分之一的人为报刊 杂志撰写文章，五分之一的人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或做报告，仅1.3%的人 在学术期刊或集刊发表了论文。关于分享收获，98.6%的人通过小聚会、脸 书（Facebook）、博客，电子邮件等途径进行，但仅三分之一的人在社区做 过讲座或报告。在发挥作用方面，71.2%的人在当地机构、社区及社团宣讲 美国, 59.4%的人发起了非政府组织（NGO），28.8%的人参与了志愿者或 社区服务。
美国教育交流项目在增强交流者对美国的了解与好感以及回国后的作 用方面与六个因素关联显著。首先，性别在增进交流者对美国了解和好感 方面影响不明显，但在回国后的表现方面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表现更好、 更主动地运用和分享交流收获。其二，就专业领域而言，与理工专业、人文 艺术专业的参加者相比，社会科学专业的参加者回国后在发挥作用方面更积 极主动。其三，就参加项目次数而言，在对美国了解方面，有两次以上经历 者提高程度最小，而有一次经历者提高程度最大；在回国后的行动方面，有 两次以上经历者比只有一次经历者表现更好；在对美国好感度方面，有两次 经历者的提高程度远远小于有一次经历者。其四，就准备程度而言，准备越 充分的人对美国了解度和好感度的提高越大；在回国后的表现方面，准备很 充分者比准备不充分者更积极主动，而准备比较充分者的表现优劣参半。其 五，就参加动机而言，以“学习新知识技能”和“获得赴美学习机会”为最 大动机的交流者，对美国了解度和好感度的提高“较大或很大”，回国后的 作用也“较大或很大”；认为“向美国人传播本国文化与制度”“比较重 要”者比认为这个动机“非常重要”者提高更大。最后，关于项目期限，半 数以上的人认为交流项目时间不足；项目持续时间越长，参加者对美国了解 度与好感度的提高越大。
交流项目的公共外交成效分析
基于阿尔及利亚交流者对美国了解度与好感度的提高以及回国后的表 现与作用，可以分析美国教育交流计划的成败得失及相关因素。
首先，交流项目提升了交流者的专业能力与国际视野，这是美国教育 交流计划的成功之处。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对项目总体上感到满意，尤其在 学业与职业进取方面。此外，交流经历提升了交流者的品格与眼界，从而更 加自信、开放、包容、理性。
第二，交流者能够近距离地感知美国，从而大大增进了对美国的了解 与认可。他们最认可的是美国高等教育，包括校园氛围、教学方式、工作效 率、创新精神等。对美国的更多了解还包括美国的族裔多样性与平等观念， 以及美国人崇尚个人奋斗、努力工作、追求成功的价值观。这表明，美利坚 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是相通的。对美国的更多了解也包括一些负面认知,如美 国仍明显存在种族歧视。此外，交流者对美国某些方面的了解并未明显增 强，如外交政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等。这反映了大多数项目侧重社会与文 化主题，而忽视了美国经济运行与政治体制等方面。
第三，交流项目在增强交流者对美国好感度方面收效不大，这是美国 公共外交“攻心术”的一大败笔。这表明对美国的好感并非仅仅源于在美国 的生活经历，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的信念和判断力。此外，或许因为 大部分交流者为个性鲜明的年轻人，不易受他人影响与摆布。很多参加者认 为，美国教育交流计划的实质是增进“受益国”对美国的认同，是美国政府 的一种“洗脑”方式，因而对交流项目持怀疑态度并拒绝改变。对此，有研 究者指出，人们与异国近距离接触后并不必然要认同该国文化，毋庸说认同 其外交政策。显然，美国价值观与美国利益的背离是造成双方之间误解的根 源。只有当阿尔及利亚交流者目睹美国言行一致之后，才会对美国心生敬佩 与好感。对此，简·梅里森（Jan Melissen）等研究者指出，只要美国对中 东北非的政策在当地引发不满，美国的公共外交手段就难以缓和穆斯林民众 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对立情绪。
第四，项目参加者回国后大都有所作为，但在参与社会活动与促进本 国政策环境改变方面与预期目标差距很大。在分享收获方面，大部分人主动 向家人、朋友、同学、同事讲述美国见闻或通过社交网络交流。在职业进取 方面，大部分人对专业能力、工作质量要求更高，并主动地运用与分享学到 的知识与技能，但在研究著述方面表现不足。在社会活动方面，大部分人积 极传播关于美国的新知识、新思想，发起NGO组织，但很少一部分人参与 志愿者或社区工作，更少一部分人成为机构、地区的领导者。这意味着项目 参加者在影响本国内政与外交方面作用甚微。此外，女性比男性更热心地投 身于公益行动，这对于一个“男权”社会来说是不正常的。总之，尽管大多 数交流者从交流经历中受益良多，却未能在项目结束后充分发挥作用，毋庸 说努力消除阿拉伯国家民众对美国的偏见。
美国国际教育交流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外国公民对美国的了解与好 感并引发“受益国”政策环境的改变。对于阿尔及利亚交流者来说，实现这 些目标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参加交流的动机与态度。项目参加者的动机在很大程度决定了 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如何了解以及对美国的好感。一些参加者在美国经历了 很多并学到了想学的东西，但并未改变对美国某些方面的看法；他们认为参 加交流的首要目的是游历美国、了解美国，而认同美国和改变看法是第二位 的。显然，他们并未把交流项目的目标内化为个人目标，对美国好感也未相 应增加。此外，参加项目之前对美国的态度也影响回国后的表现。一些人对 美国的预先评价是“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自由民主、梦想之地，”这大大 激励他们回国后积极分享收获并参与社会活动、促成他人改变。一些人抱着 怀疑的态度参加交流，因而最终对美国的看法并未改变。
其二，与美国民众的互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大多数交流者在项目 进行期间参加了各种文化活动，从而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相互了解。与美国 民众实地接触大大有助于项目交流者更好地感知美国，这也有助于摆脱对美 国固有的负面印象，因为真正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是美国民众。如南希·斯诺 （Nancy Snow）等研究者所言，美国人民能够更好地展现美利坚民族乐于 学习、改正错误从而在对外交往中互利共赢的品格。
其三，阿尔及利亚的制度障碍与社会环境。尽管大多数交流者从交流 经历中受益良多，回国时充满热情与干劲，但并未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与能 力发挥作用、促成改变。一个主要障碍来自阿尔及利亚社会，诸多制度问题 挫伤了他们发挥作用、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和干劲。一些交流者认为，阿尔 及利亚文化和宗教氛围是健康的，但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局限和封闭，而女 性比男性面临更多困难。这些困难与障碍使交流项目的成效大打折扣。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美国教育交流项目增强了阿尔及利亚交流者的能 力与素质以及对美国的了解，但他们对美国的好感并未相应增强，回国后 的表现与涟漪效应也非常有限。因此，就实现预期目标而言，美国教育交流 计划收效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在中东与北非地区 的政策是最大症结。美国的敌对政策使其苦心经营的交流计划功亏一篑，即 使在其“盟国”阿尔及利亚也是如此。项目参加者作为社会精英人士，大都 具有很强的思辨与批判能力，不会轻易改变想法与态度。阿拉伯和穆斯林世 界的反美情绪并非源于他们对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误解或反感，而在于美国在 中东北非地区的政策。仅靠交流项目并不能改善已经严重受损的美国形象； 除非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重大调整，从而真正有效地弥合分歧，消除隔 阂。另一方面，接受国的制度与社会环境影响交流项目成效。在“限制与被 限制”的阿尔及利亚社会，存在思想观念保守，男女不平等、官僚体制等障 碍。这直接导致项目参加者自主性与关系支持的缺失，从而削弱了他们开展 社会活动，促成本国改变及助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在动力。显然，交流收 获的可应用性非常重要。
如此看来，要改善交流项目的效果，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 要求交流项目的管理者在项目申请阶段提供必要的建议。参加者固有的态度 对交流成效影响很大，因此，须确保申请者对参加项目有良好的动机和充分 的准备。二是项目设计应注重增进交流者与美国民众的互动。交流项目要真 正有益，应减少说教式的讲座;与美国民众近距离接触更有助于增进彼此了 解。此外，应保证交流者有充裕的时间完成项目，并增强对美国多方位的了 解。三是应加强“受益国”政府举措与社会力量扫除障碍，使交流者回国后 运用所学产生更大影响。项目组织管理者也须努力促使并保证交流者发挥影 响力。
付美榕：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萨莉玛·克卡尔（Salima Khelkhal）：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 心硕士研究生（阿尔及利亚留学生）。
美军国际救灾行动
郑 宇
国际救灾作为开展军事公共外交行动的重要手段与依 托，得到美军高度重视。美军相关公共外交活动已形成一系 列运作较成熟、效果较好的做法，在新闻外宣、网络运用、 法规配套等方面有显著特点，值得借鉴。
美国非常善于利用全方位资源开展公共外交。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美最 为倚重的硬实力之一，军事公共外交自然成为美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形式 与内容。国际救灾作为开展军事公共外交行动的重要手段与依托，长期以来 得到美军高度重视，为美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介入地区事务、拉 紧与盟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至2010年间，美军参 与境外救灾行动逾360次；2010年以来，又多次针对海地地震、日本地震海 啸、西非埃博拉疫情以及台风来袭、客机失事等重大灾难事件开展国际救灾 行动，规模与力度前所未有。美军在行动中“软”“硬”实力并重、“说” 与“做”两手结合，频繁开展军事公共外交活动，形成了一系列运作较成 熟、效果较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参考。
美军国际救灾行动的特点
一是高度重视新闻外宣工作。美军将国际救灾视为塑造良好形象、提 升地区影响的绝佳机会，投入大量资源开展新闻外宣。新闻报道贯穿行动 全程。以美军2010年海地地震救灾行动为例。地震发生前，美军就制定了较 为完备的救灾应急行动预案和外宣方案。震后赶赴灾区的第一批美军携带了 厚达370多页的行动预案手册，其中有专门章节涉及新闻报道工作。行动过 程中，美军战斗摄录队伍在灾区全程拍摄行动场面、记录战斗过程，经审核 处理后及时向外界公布。美军组织了数百名记者进行随军“嵌入式”采访， 精心选择新闻发布内容，大量播发对己方有利的消息，诱导大众传媒的舆论 导向。牢牢把握舆论宣传主动权。2011年日本地震后，美国防部国防媒体局 作为美军媒体战的最高指挥机构，对美军救灾行动新闻宣传实施统一规划和 指导。除国防部设有新闻中心外，美军还在灾区设有媒体发布中心，并要求 相关指挥官和发言人在了解事态后１小时内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以有效引 导舆论走向，影响民众思维。为主导宣传方向，美军在保障大众媒体采访 活动的同时，对大众媒体实行严格管制，不仅随军记者要严守诸多规定， 后方记者的报道也受到许多约束。美军并对采访记者实行资格审查，给予 对军方“友善”的媒体更多采访机会，排挤“不友善”媒体，极力避免不 良影响。全方位展开宣传攻势。充分利用美1700多家报纸、11000多家杂 志、近1300家电视台、约8000家有线电视网和9000家广播电台, 以及占绝 对优势的网络媒体控制权、媒体话语权和话题设置能力，最大限度放大美 军救灾行动的影响，打好“宣传战”。美军并积极利用自已拥有的3个电 视频道、9个广播频道及1000余个播出站点，面向17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广 泛宣传；利用3200个军事网站及大量官兵网络社交媒体帐号，向全球网民 传递信息。
二是彰显实力扩大公共影响。美军认为，发挥自身强大军力优势，高 效、迅速、有力开展救灾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宣传，能产生“无声胜有 声”的公共外交效果。展示实力吸引眼球。2010年1月海地地震后，美军开 展代号“统一反应行动”的救援行动，派出超过1.1万名军事人员、33架救 援专机、包括“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内的7艘军舰参与救灾。2011年日本 地震后，美军派遣包括“里根”号航母在内的20余艘舰船、140架飞机、近 2万名官兵赶赴灾区执行救援任务。2013年11月8日，菲律宾遭遇台风“海 燕”袭击后，美军迅速实施代号为“互助”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遣包 括“华盛顿”号航母在内的8艘舰船、近7000名官兵赴菲救灾。美军实施如 此大规模行动，固然有救灾行动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意在显示强大军力， 吸引世界目光，扩大行动影响，增强盟友信心。快速驰援争取民众好感。 菲律宾遭超强台风“海燕”袭击后24小时内，美海军陆战队驻日冲绳部队 首批80人即已飞抵马尼拉，勘察灾情，制定救援行动计划，获得菲民众好 评。2010年巴基斯坦洪灾后，美在阿富汗战场兵力捉襟见肘、反恐战争处 于关键时期的背景下，仍抽调驻阿一线部队就近迅速投入救灾，并利用强 大的空中投送能力在短短数天内向灾区运送5400吨物资，并短时间内在洪 水中救起750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美在巴民众中的不佳形象。发挥 特殊作用加深印象。2011年日本地震发生后，美通过卫星侦察、航空侦察 等手段，向日方提供大量急需的灾情资料，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受 灾民众设置的求助标志；美空军先后出动RC-135型特种侦察机等装备赴日 开展日民众最关心的核辐射监测；美军大型作战舰只位于日岩手县以东海 域，充当海上浮动基地和救援直升机中转及油料补给平台，并为灾区提供 急需电力保障和紧急医疗支援。美军此类做法“能人所不能”，令日民众 印象深刻。
三是积极开展网络公共外交。高度重视网络外交。网络外交，是指在 信息时代条件下，国际行为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的对外交往、 对外传播和外交参与等活动，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实现手段。美总统奥巴马 上任以来，大力推动网络公共外交，在美政府首份《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 中将网络列为“美外交深度转型的外在依托”。美军不仅在《联合信息战条 令》《联合公共事务条令》和《联合心理战条令》等文件中强调网络对外交 的支撑作用，更在国际救灾活动中积极实践。充分发挥网站作用。美重大救 灾行动均使用专门行动代号，制作专门网页，在各大政府网站、军事网站设 置醒目链接，并精心选择报道内容，强化宣传效果，构建多层立体、覆盖面 广、形式丰富的网站宣传体系。多数网站综合运用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形 式提升宣传效果，并注重实时更新，成为外界了解救灾行动的重要门户和 面向全球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重视新兴网络社交媒体作用。美军强 调“虚拟世界不虚拟”的管理思路，鼓励官兵实名上网，除普通官兵外， 美军大批高级将领及军队各部门也积极参与，目前已有超过700个军队部 门在“脸谱”网站注册账户，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等将领也在“推特” 网站开设实名账户。在救灾行动中，美军官兵不仅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个人 点滴“故事”树立美军形象，而且变单向宣传为双向交流，与有关国家民 众进行直接、实时互动，借机推介美价值观念，达到更加直接影响和渗透 的目的。
四是多手并举实现宣传意图。大打人情牌。在日本2011年地震救援行 动中，美军反复宣传参与废墟中遗体清理的美军官兵，出于对逝者的尊重， 坚持不戴工作手套；宣传“里根”号航母不顾自身安全穿越核反应堆释放 出的放射性烟云，舰上士兵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所受辐射量约等于正常水平时 一个月的总量等等，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好反响。突出 “客观性”。美军既 重视大力宣传美军作为救灾主力发挥的作用，也强调突出救灾行动的人道主 义属性，弱化军事色彩，避免卷入政治性话题。为隐藏宣传意图，美军在新 闻中较少发表评论。即使有评论，也往往通过发表精心筛选的“基层官兵言 论”、网民留言等形式来表达，使外界相信这些看法并非是美军方的刻意宣 传。注重“跨文化”。美军在救灾行动中，考虑不同国家政治环境、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语言交流等因素，专门成立评估小组、联合情报保障分队等 协调机构或机制，为联合部队指挥员增配专职联络官，以加强与他国沟通与 宣传，并避免引发负面反应。日本2011年大地震后，美军从驻日美军和使 馆、国内军政机构及军事院校中抽调大批精通日语人员编入救灾部队作为联 络官，不仅确保了救灾行动中的良好沟通，也扩大了对日民众的影响。巴基 斯坦洪灾救援中，美军专门空投约50万份清真食品并大力宣传，虽然只占救 援物资的很小一部分，却在穆斯林灾民中产生很好的效果。
五是法规配套力避负面影响。美军认为，军队作为一国武装力量，无 论因何种原因进入他国领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极为敏感，且军事人员 既不同于享有豁免权的外交官、也不同于普通外国人，若没有充分法律依 据，行动正当性将受到质疑，引发不利影响及舆论反应，因此必须明确有关 法律依据、人员法律地位、各方权利义务等问题；如部队在境外救灾行动期 间行为不当，有违反当地法律及本国法规军纪的情况，则可能造成公共关系 灾难性事件，影响公共外交活动影响。美主要从三方面解决上述问题。以国 内法规为美军遂行国际救灾行动提供法理基础。《美国法典》等法律对美军 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目的、前提、行动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美1961年颁 布《对外救援法案》及其修正案，明确了美军开展国际救援行动的目的、范 围、程度及保障等问题。以双多边协议、条约等形式明确海外人员法律地 位。美先后与日本、韩国、伊拉克和一些欧洲国家签订 “部队地位协定” 或类似条约, 如《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和《北大西洋公 约》等, 确定了美军在海外执行任务人员的法律地位, 对美军人员的出入境 管理、损害赔偿、刑事责任、行政管辖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构建了完善的海 外军事行动法律保障体系。以军队法规制度形式加强对救灾人员规范与约 束。美军1995年6月颁发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联合纲要》中,明确规定“参加 行动的部队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2012年7月美国防部出台《对外灾难 救援》文件，2014年1月美军参联会出台《对外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手册， 均为美军国际救灾行动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指导与行为规范。
与此同时，美军在有关行动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近年来，美国内 财政紧缩，军费呈削减之势，用于新闻方面预算更难言宽裕，对美军借助国 际救灾开展公共外交行动造成一定制约。美军应急响应体制虽较完备，但有 时也导致在抢险救灾方面反应较慢并常遭诟病。2010年海地地震后，美军救 援队虽距海地仅700公里，却比2万公里外驰援的中国救援队还晚2个小时抵 达灾区，受到外界批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外交行动效果。
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军队高度重视在进行国际救灾行动的同时开展军 事公共外交活动，将其作为整体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2年向阿富 汗提供救援物资以来，截至2013年底，我军已38次执行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援 助任务，共向27个受灾国提供了总价值超过13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我依托 相关行动，着力开展多样化的军事外交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与美军 相比，我在行动规模、力度、成熟度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差距。借鉴美军一些 做法，有如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树立联合意识、统战意识，统筹多种资 源，形成军地联合、内外联合、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联合、主流媒体与非主 流媒体联合、传媒与非传媒联合的整体联动信息网，凝聚宣传合力。在宣传 中充分认清与受灾国在价值观、民族心理、历史传统、地域风俗等方面存在 的差异，切实尊重国外受众的文化传统，讲究方式和技巧。注重含而不露， 将宣传意图寓于充分、生动、平实的叙述之中，讲究软包装、硬内核，软着 陆、实效果。特别要主动出击，充分利用国际媒体资源，不仅习惯于“主场 作战”，更要习惯“客场发挥”。
二是进一步用好新兴媒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如果说报刊杂志、广 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模式是“渠灌”，互联网网站等媒体是“喷灌”， 那么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兴网络社交媒体就是直面个人的“滴灌”。 当前，我军已经比较重视利用微博等平台加强外宣，但还存在着总体规模偏 小、使用频度偏低等问题，特别是面向国际的外语宣传平台偏少、“点对 点”和“人对人”的互动宣传平台偏少、在国际救灾行动中应用偏少，应有 针对性地予以强化。
三是进一步明确法规规范。与美军相比，我有关军队人员海外行动的 法律规范与制度明显缺失。可考虑在遵守国际上有关军队资源用于重大自然 灾害国际救援的相关法律、条例和准则的基础上，制定我国军队出国参加灾 害救援的相关法律，明确军队出国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法定职能、行为 规范和组织纪律。在充分尊重有关国家法律制度的前提下，与其签署重大灾 害情况下军队优先入境救援的相关协议等。同时，可考虑参照美军做法制订 相关行为准则，进一步规范军队媒体管理和信息发布工作。
四是进一步推动交流协作。与周边国家加强灾害救援协同演练，积极 推进建立军队灾害救援的互助合作双边、多边工作机制，了解和熟悉对方国 家政府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和做法。通过开展此类活动，扩大国际影响、塑造 友好形象。
郑 宇：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
日本公共外交的政策调整
赵 华 杨夏鸣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借助大众文化、对外宣传和 ODA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公共外交攻势。除上述日本惯 用的公共外交手法之外，近年来，日本公共外交政策出现的 调整也值得关注。
为充分开展公共外交，日本政府在其内阁官房设立协调政府外宣的 “内阁对外宣传室”，此外，日本外务省内还设有二级局机构“广报文化交 流部”，专门负责开展对外宣传和相关公共外交工作。为进一步增强日本软 实力和影响力以及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措施。
2005年4月，日本政府发表了《日本21世纪宣言》，宣称到2020年日本 将会成为一个“文化创新型国家”。其后，日本通过动漫、文化志愿者项目 （Japanese Cultural Volunteers Program）、日本博览会“Japan Expo”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活动。从2009年开始，为进一步推动“酷日本”（Cool Japan）的发展，日本外务省举办了各种大众文化项目，著名的有世界漫画 大赛。此外，为塑造日本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日本还利用文化外交积 极化解地区冲突，比如针对印巴之间因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日本 政府通过国际交流基金邀请了该地区来自印巴双方的儿童读物作家创作关于 他们共同家园的儿童读物，“这些努力为印巴双方儿童塑造了他们拥有共同 基础的共识。”
包括经济、文化和军事援助在内的援助外交是日本开展针对受援国公 众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这也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 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对外援 助，注重援助质量。
国际公关也是日本公共外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国际公关活动 包含对外宣传、首脑外交、委托外交和战略沟通等。比如，媒体外交作为日 本对外宣传的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包括国际电视传播、NHK国际放 送、JIB日本国际广播、网络宣传和通过有识之士进行对外政策传播和针对 重点地区的对外传播等。
除上述日本惯用的公共外交手法之外，近来，日本公共外交政策出现 的调整值得关注。
以积极的公共外交应对海洋权益争端和历史认识问题。今后，日本政 府将把提高国际公众对其在海洋权益争端上立场和主张的理解列为其公共外 交的重点课题。对此，从2012到2013年间，安倍内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府机 构调整，旨在加强日本在该问题上态度和立场的宣传力度。同时，外务省用 11种语言制作了相关的动画宣传片和各种资料，外务省网站主页和社会媒体 也积极地展开宣传攻势。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通过其驻外使领馆对各国的 意见领袖开展积极的宣传动员活动，比如日本通过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开展了 推动美国议会、智库和政治家等深入理解日本立场态度的非正式恳谈会以及 其他公关活动。
采取更加灵活的文化和人员交流政策。文化和人员交流构成了战后日 本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日本政府将更加灵活地对其加以利用。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实施了灾区青少年海外派遣与外国青少年 灾区视察的交流活动，该项目使来自亚洲、大洋洲和北美地区的青少年深入 了解了日本的灾情。此外，为制约海洋活动日益频繁的中国，加强同东盟的 关系，2013年安倍首相发表了外交五原则，强调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 之间的交流，同时提出邀请来自亚洲和大洋洲地区规模达3万人的青少年交 流活动（JENESYS2.0）。文化交流方面，鉴于以动漫为代表的日本大众文 化风靡全球，为进一步促进海外日语教育的普及，2013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促 进海外日语普及有识者恳谈会。
对外援助也会有所调整。未来日本将会加大对东南亚和非洲的援助 力度。“投资未来”（Investment in the Future）是近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ODA）出现的最新理念，该理念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对于包括发达 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都有利。“通过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使得东南亚成为 日本主要的投资地之一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不断在非 洲扩大影响力，日本通过ODA也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况且非洲国家 在联合国中占1/4强，对日本“入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国际协 力机构在非洲开展的与人类安全相关的项目，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和防 治艾滋病。”今后日本将致力于投资非洲基础设施事业，以解决非洲跨界交 通问题；此外，日本还将为提高非洲教育质量提供支援，为非洲培养具有商 业头脑的人力资源。在2013年非洲发展会议上，日本承诺未来对非洲的各种 资金支持高达450多亿美元。日本还加大对南亚的经济援助，截至2003年， 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2014年8月安倍接待来访的印度 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时承诺日本将以ODA等形式向印提供总额逾3.5 万亿日元的经济援助。至于对中国的援助，2001到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 资增长了三倍，其中超过10%的投资是流向中国的。
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加强对外宣传。“发信”即对外宣传是日本公 共外交的重要理念，日本政府通过设有对外宣传文化班的驻外使领馆在驻 在国开展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等活动。今后日本将加强对因特网、NHK 世界频道等国际广播电视的重视。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政府 迅速开展公共外交，加强灾情信息发布力度，全力应对国际社会因日本“核 泄漏”对日本的质疑和担忧。此外，通过接收国际救援，特别是来自中韩等 国的救援行动，日本借机改善了同中韩等国的紧张关系，日中、日韩双边关 系曾一度缓和。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展了旨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危机管理 宣传的公共外交。该次事件作为日本公共外交的一次转机具有重要意义。今 后，日本将加大对“酷日本”和“品牌国家”的宣传力度。2013年6月，安 倍内阁发表《日本再兴战略》，明确了推进和支援“酷日本”和“品牌国 家”战略。2013年3月，内阁官房设置了“酷日本”推进会议，此外，外务 省、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观光厅、农林水产省等开展了相关宣传 活动。同时，日本驻外公使馆也开始对日本美食和日本酒进行介绍，世界上 的主要城市都有品牌日本的宣传地点。
“官邸主导”在今后日本公共外交中将更加显著。日本公共外交主要 是由外务省和国际交流基金负责，然而，从小泉内阁开始，首相官邸在外交 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加强，比如小泉首相在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外交决 策领域推行官邸主导，特别是在日美关系、对朝政策以及历史问题等领域更 为明显。在包括日本品牌国家宣传的海外宣传方面，首相官邸的地位明显提 高。安倍再次执政后频繁出访，通过与国外媒体进行对话并接受采访，对外 宣传的次数明显增加。外务省一名官员曾惊讶地说：“根据我的记忆，还没 有哪位首相像安倍这样频繁出访。”通过官房长官的政策协调和组织有识者 会议及各种恳谈会，安倍内阁加强了对政策走向的引导。此外，安倍内阁还 加大了对内阁人事的操控，这更加强了首相官邸在公共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 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官邸主导”模式虽然在公共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方面具有效率高见效快的特点，但是又不免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 众所周知，公共外交有别于一般的外交政策，它是针对他国民众的一项长期 的任务，其发挥作用也是缓慢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未来日本“官邸 主导”的外交决策模式与其开展的公共外交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动漫等大众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日本公共外交 不仅使“酷日本”和“品牌国家”等理念深入人心，而且将这些理念变成了 具体的实践。日本公共外交不仅改善了国际形象，而且还为人类社会的丰富 和维持世界和平与文化多样性做出了贡献。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后日 本得到12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援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先前 公共外交特别是对外援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14年7月根据美国皮尤研 究中心的国际舆论调查，除中韩等国之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对日本抱有 好感。这为今后日本扩大影响力和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做好了舆论准 备和铺垫。
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酷日本’只是在亚洲和西方世界 得到了宣传，并没有扩展到非洲大陆。随着2009年自民党下野，‘酷日本’ 也不再是日本外交的优先选择。”此外，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大国首先必须要 平衡好日美同盟关系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同亚洲邻国特别是同 中韩等国的关系，只有在亚洲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和定位，日本才有可能顺利 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否则领土主权和历史问题将是制约其成为政治大国 的最大障碍。日本应从战略高度来应对其历史问题让世界相信其领导作用。 实际上，从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大国并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来看，日本 公共外交还是不充分的，并没有取得其预期的效果。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 年，如果日本在此时能改善对中韩等国的公共外交，那么就能缓解国际社会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其的压力。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日本冲击 “入常”梦想的良机，日本对中韩等国的公共外交将影响到其政治大国战略 目标的实现程度。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届时，这 将是日本展现其奥运外交的绝佳机会。未来日本如何运用其公共外交实现国 家战略目标我们将拭目以待。
赵 华：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杨夏鸣：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中央媒体智库建设与公共外交：现状与愿景
黄 超
长期以来，中央媒体依靠自身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通 过“媒体外交”的形式产生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效应，是中国 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国际话语权的“排头兵”。而布局中 央媒体的高端智库建设，使其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 体”，在中国公共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发挥公共外交潜力的基本条件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指出：专家 团队（研发思想产品）与对外传播（传播思想产品）是智库建设的两个“车 轮”，缺一不可。而中央媒体既拥有一批专家型新闻工作者，又建立了全 面的对外传播平台和网络，其智库可发挥的公共外交潜力不言而喻。总的来 说，其潜力的形成包含了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设立了实体机构，形成了可供决策咨询的专业领域。1983年 1月，经中宣部批准，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成立（脱胎于新华社原新闻研究 部），是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央媒体所属新闻研究机 构。其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让新华社的新闻打进国际市 场。在公共外交方面，该所公开发布的“思想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央媒体的 对外传播战略、策略及其人才建设。目前，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相关成果共46 篇，占6.7%（截至2015年1月22日为681篇）。1995年该所高级记者徐熊发表 的《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记美国金山弯区“华声”电视》，描述了 中国在美国建立国际广播电视的公共外交效果，是该所关注公共外交的开山 之作。从2008年开始，该所在逐步开展对外传播研究的基础上，还专门设置 了“中国智库”研究岗位，从事中国智库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包括中国对外 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而人民日报社正式的智库建设相对较 晚，于2002年12月建立新闻研究中心（所属单位），并于2014年重组为研究 部（为社内设机构，与办公厅、总编室、评论部等属同一水平框架）。其编 制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国外新闻媒体的海外发展现状、政策和趋势，提出 有关研究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成果方面， 该部于2009年出版《外国人眼中的新中国》一书，研究了建国60年来30余个 国家96位外国名人讲述、评价新中国的文章，是研究中国对他国意见领袖展 开公共外交效果的重要成果。从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和公共外交发展的 角度来看，中央媒体智库长期关注的决策领域主要是媒体外交范畴内的对外 传播问题。尤其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在国内新闻业界、学界十分活跃，为 党和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贡献了很多价值颇高的研究成果。
第二，培养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目前，除 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以外，中央电视台在总编室设立了研究处，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设立了研究室。这些中央媒体都给予上述研究机构配备了专职研究 人员，如人民日报社此前成立的新闻研究中心获得了40人的编制名额。这些 研究人员的组成结构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长期从事对外传播的研究人员， 二是长期在一线业务部门转而从事相关研究的记者、编辑，培养了不少具 有影响力的代表性研究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唐润华就是前者的代表。他长期致力于我国新闻事业、中外传媒 发展战略的研究，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新闻论文奖，发表过大量涉及公共外 交的研究成果，包括《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年）等，2009年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 究》课题成功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不仅如此，唐润华研究员在 国内社交媒体上颇为活跃，新浪微博粉丝近6.5万，在官方、民间话语体系 的影响力都很突出。而人民日报社研究部副主任、高级记者钱江，见证过中 国“乒乓外交”的整个报道过程。他曾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对 外传播业务熟练，组织采写多篇中国新闻奖报道，曾获由中国人民大学、复 旦大学等10家新闻学院联合评选的2009年“中国传媒思想年度人物奖”。他 关于公共外交领域的相关研究见诸《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2005、23万 字）、《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2005、38万字）等著述。可见，中央媒体 智库建设的一大特点就是，研究人员不仅有理论素养，更有实践基础。实践 可以给养一手的研究结果，理论则能贡献一流的决策参考。
第三，信息采集、资金来源、学术交流、成果转化得天独厚。要想有 效地发挥中央媒体智库的公共外交作用，除了上述的软实力，相关的硬条 件也至关重要。在信息采集方面，除了新闻报道所需的常规工具外，中央媒 体拥有多年来形成的内部数据库，如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数据库、人民舆情 库；在海外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和驻外记者，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互为补 充的信息采集网络。在资金来源方面，中宣部对于中央媒体及其对外传播发 展向来给予高额投入。此外，国家社科基金（中宣部主管）每年都会发布大 量有关公共外交的意向课题，投入大量资金。这也是中央媒体研究机构可以 申请的资助来源。在学术交流方面，中央媒体依靠北京地区国内外一流科研 机构、高等学府、专家学者，展开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中宣部的推动 下，2014年5月，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同年9月人民日报 社也与清华大学共建新闻传播学院，逐步形成了中央媒体智库与重点新闻院 校的合力，共同致力于建设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国际传播研究智库。 在成果转化方面，中央媒体的优势则更为明显。一方面，中央媒体往往都设 有内参渠道，有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交决策参考的途径，可以直接影响 中国公共外交工作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另一方面，中央媒体本身就 是一个成果转化的孵化器。相关研究可以通过评论、调查报道等形式在国 内外发布，尤其可以针对国外的广大普通读者、各界意见领袖主动设置议 程。不仅如此，中央媒体也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如人民日版社的《新闻战 线》、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研究》。很多刊物都发 表了有关媒体与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 完善公共外交功能的主要途径
目前，中央媒体的智库建设已经告别了“拓荒”阶段，处于迅速发展 的过程当中。然而，要想发挥其公共外交方面的功能还需要进行精心设计。 首先，中央媒体智库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传播学领 域。其次，部分智库存在“坐在办公室里搞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央媒体对 外交往的公共外交活动参与较少。最后，中央媒体有着研究、内参两条决策 咨询的通道，一个“前台”、一个“幕后”。如何整合成为上下通达的运作 体系也亟待解决。因此，我们要为中央媒体智库完善其公共外交功能选择主 要的实现途径。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成立专门研究媒体与公共外交的实体机构。中央 媒体是中国在国内国际展开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其智库的理论研究拥有 对外传播的基因优势。但是，除了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设立了中外媒体发展战 略研究中心这个与公共外交相对有关联的研究机构外，其他中央媒体都未见 专门研究媒体与公共外交的实体机构。未来，可以选择在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的现有智库机构下，设立专门研究媒体与公共外交的研究实 体。在研究问题上，应当配合国家整体外交、对外传播的整体规划，长期研 究中央媒体参与公共外交建设的理论与实务，短期跟踪本单位参与的公共外 交活动进行效果评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选取中央媒体对外传播的新闻报 道进行文本分析、内容分析，还可以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中央媒体对外传播在 海外读者中产生的公共外交效果，进行深度访谈考察驻外记者对于中央媒体 与公共外交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在研究人员上，一方面招聘具有公共外 交、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实践操作的专职研究人员，另一方面可以在海外招 募驻外记者从事媒体与公共外交的一线观察和研究。不仅如此，中央媒体还 可以邀请外事方面的政府官员、研究公共外交的专家学者、“走出去”企业 的知名企业家等组成学术委员会参与公共外交研究和建言。这些意见领袖都 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人物，能让相关的理论研究既能“顶天”，又能 “立地”。
第二，在实践操作上配合中央媒体对外交往活动展开战略传播。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最 重要的就是实践。中央媒体智库想要“真枪实弹”地实现公共外交的功能， 就要积极参与中央媒体对外交往活动，通过战略传播展开公共外交实践。比 如，人民日报社在对外传播内容和风格进行重要改革的同时，对外交往工作 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媒体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开始 得到重视。一方面，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每年都要会见来自全世界国际 新闻媒体、新闻协会组织、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外国企业的代表团，以及 在对外交往中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媒体智库应 该全程参与此类公共外交活动的话题设计等策划工作。不仅如此，中央媒体 智库更应该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让自己的研究人员主动出击、走出国 门，在重大国际外事活动、重要专业会议、重点外宣机会中接受外国媒体采 访、在外国媒体刊文，发布符合宣传纪律的研究成果，推动“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走向世界”。
第三，在决策咨询上完善服公共外交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机制。《关 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中 央政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 构要加强与智库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库的研究成果”。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中央媒体智库要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公共外交相 关部门的决策制定，必须自己完善相关的沟通合作机制，建立与服务部门的 联系模式。在我国，直接与公共外交相关的党中央部门包括中央国安委、中 央外办（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中 联部，直接相关的国务院部门机构包括外交部（新闻司、驻外使馆）；间接 相关的党中央、国务院部门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商务部、 体育总局、旅游总局、侨办，等等。要想针对性的与这些部门展开决策咨询 的沟通管理体系，中央媒体必须加强对智库建设的全面领导。由社长、台长 等领导牵头在中央媒体内部成立智库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好内参部门、研究 部门，对内负责管理、经费、成果、合作交流等沟通必要的体制改革，对外 要积极与相关部门建立长期、有效的决策服务及购买机制。此外，中央媒体 智库还可以与推动我国公共外交的其它单位形成决策咨询的横向沟通合作机 制，包括“走出去”的中央企业、国家汉办与孔子学院、国际知名学府、研 究公共外交的其它智库，等等。
推动公共外交事业的未来方向
主动引导中央媒体智库在公共外交功能上的建设，对于阐释党对外交 往的理论、解读公共外交政策、研判国际涉华舆情、引导国际社会热点、 为我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舆论环境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让中央 媒体智库推动我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智库建设工程的 未来方向。
第一，关注国家亟需的公共外交议题。中央媒体智库的建设要关注国 家亟需的公共外交议题。短期来说，是主动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外 交往重大工作的实施，更要针对“十三五”规划的相关问题进行前期研究。 此外，还要结合党和国家近期在公共外交工作的热点、难点研发思想产品。 比如，围绕目前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开展的周边外交，中央媒体智库应当与东 亚、东南亚、南亚、中西亚等周边国家的驻外记者站建立合作机制，委托长 期关注当地公共外交议题的驻站记者完成相关的区域研究。而从长期来看， 应当依托所在媒体的传播和交流等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 念，获取国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树立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形象， 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
第二，打造特色鲜明的公共外交学派。《意见》指出，除了中央媒体 外，还要在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高校和科研院 所等单位推动智库建设的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据前文分析，中央媒体智库 研究公共外交、推动公共外交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央媒体是宣传党的理 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传播理念的重要阵地，是研究媒体与公共外交 发展的前沿战壕，是国际公众了解中国发展的第一窗口。中央媒体智库应当 有志向在国内国际公共外交领域的政界、学界、业界形成一股“人心向学” 的踏实风气，打造出特色鲜明的公共外交学派。这既有利于中央媒体自身在 国内外舆论环境中的影响力，更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对外交往 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突破、产生决策影响。
第三，探索专业高端智库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能为中央媒体打造专 业化的高端智库护驾保航。一方面，中央媒体智库可以选派有影响力、有 研究潜力的专职研究人员到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新闻司等公共外交执行部 门进行挂职锻炼，了解一线公职人员策划、组织、评估公共外交的具体流 程。另一方面，也应当邀请党和政府有关公共外交的部门机构委派研究型的 专业办事员到中央媒体的外宣、外事部门挂职锻炼，了解媒体如何推动公共 外交事业的发展，并参与中央媒体智库在此领域的理论与业务研究。除了这 种智力交换方面的制度创新，中央媒体智库还可以与世界知名智库（如兰德 公司、皮尤中心、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世界知名传媒集团智库 （如WPP集团的华通明略）建立课题招标或委托机制，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 共享平台。
第四，引领媒体与公共外交的新发展。发挥中央媒体智库的公共外交 效应，其根本还是要引领中央媒体参与公共外交的新发展。这种“新”体现 在以下几点：研究新兴媒体与公共外交，如中央媒体在推特、脸谱等国际社 交媒体上官方账号的公共外交表现与效果；拓展中央媒体智库参与公共外交 的新形式，包括展开多边多国媒体合作论坛，以主办方的形式举办国际性的 公共外交论坛，在达沃斯、博鳌、G20、APEC等世界重要峰会中开辟媒体 外交的分会场，等等；凝聚一批新兴力量，依托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等媒 体领域的NGO，组建中国媒体与公共外交的信息采集联盟。
中央媒体及其智库建设是我国推动公共外交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既 能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服务，也能产生影响力大、国际知名度高的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各大中央媒体智库建设的基础，必须从党和国家公共外交事业发展 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中央媒体智库建设当作一项重大而紧迫的 任务，才能真正从思想文化方面提高国家软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 国际话语权。
黄 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集美区政府的侨务公共外交实践
郭剑峰 谢婷婷
侨务公共外交自2011年正式提出以来，即备受侨务与外 交研究领域的重视，但大多数研究以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 部分忽视了地方政府实施侨务公共外交的能动性。本文以厦 门市集美区为例，概述地方政府在侨务公共外交领域或许具 有更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展现集美区侨务公共外交工作的 实践经验、特色理念及相应所取得的成效，并进一步提供可 操作化建议。
侨务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虽然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阐释， 但是相关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局部解释，使其逐步清晰化。一国政府 作为“侨务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已基本确认，多数研究也是着重于分析中 央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部分忽视了地方政府在侨务公共外交领域中 或许具备更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经验及理念
集美区原是厦门市郊区，属于农村地区，以第一产业为主，但人均耕 地面积不足一亩，乡民维持生计艰难。自明清朝代以来，纷纷下南洋谋求 出路，使得集美区逐渐形成拥有众多海外乡亲和归侨侨眷的侨乡。根据2006 年重点侨情普查结果显示，全区旅居海外的乡亲（不包括台胞）共计84249 人（其中华侨华人74049人、香港同胞9687人、澳门同胞513人），归侨侨眷 23009人（归侨1655人，侨眷21354人）。然而这是属于较为保守的数据，实 际人数可能超过若干倍。此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所培养的校友遍 布世界，与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联系，是开展各项侨务工作的资源宝库。以 “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嘉庚精神成为联接集美和海外侨胞、 校友的天然纽带，也是集美区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坚实平台和优势所 在，而将集美区升级打造为中国“最美侨乡”更是为集美区开展侨务公共外 交提供了一张闪亮名片。
近年来，打造以“嘉庚精神”为支撑的中国“最美侨乡”成为集美侨 务工作的重点与亮点。集美是陈嘉庚故里、风情浓郁著名的侨乡，嘉庚式 建筑林立，嘉庚精神更是一盏耀眼的明灯。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合力，通过 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着力建设侨乡环境美、为侨服 务美、归侨生活美、华侨精神美和侨助家乡美的中国“最美侨乡”，这也是 与厦门市所倡导的“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相呼应的具有地区特色的主题口 号。2013年，集美侨务工作以建设中国“最美侨乡”为重要理念，结合纪念 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与相关部门和集美各校共同组织开展“嘉庚 精神宣传月”活动，传承嘉庚爱国精神，提升嘉庚精神的影响，加强与集美 校委会、嘉庚公园、陈嘉庚纪念馆等机构的联系，发挥陈嘉庚纪念馆作为全 国爱国教育基地的模范作用，共同弘扬嘉庚精神，深入开展各项侨务工作。 集美侨务公共外交工作重点以百年校庆为契机，着力加强与海外同胞 的联系。为了迎接集美学校百年校庆，集美区政府共投资5.2亿元，对含集 美小学教学楼在内的4大类24个项目进行了重建、整修或美化。充分利用此 次集美学校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举办，加强了与来自全球近2000名华侨华 人、集美学校校友、陈嘉庚后裔、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沟通交流，特别是加 强了与重点人士、华裔新生代等的交流，结识新朋友，热络老朋友，扩大了 交友面，以心交心、争取人心，与更多海外同胞取得了联系。集美侨胞不仅 数量众多，且相当部分在侨居国属于“四有人才”、重点人士并热心助力集 美发展。例如孙炳炎（新加坡）、陈共存（新加坡）、陈超群（新加坡）、 陈根本（马来西亚）、李雅和（马来西亚）、陈天赐（泰国）、周谭友（印 度尼西亚）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积极践行“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加强与海内外华侨华人及社团 的联系，持续开展互动的交流活动。2013年，在集美区海联会副会长连明富 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在接待马来西亚滨州中华总商会理事长、拿督 李雅和一行时，在赴新马及香港会见集美校友、华人团体以及陈六使之孙、 马来西亚拿督陈锡远时，着重向嘉宾们介绍集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介 绍集美新城建设、灌口小城镇开发等重点项目情况，加深他们对集美的了 解，充分践行侨务公共外交理念。此外，还利用集美区海联会第四届理事会 和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与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归 侨、侨眷、校友、侨企负责人，特别是陈嘉庚后裔参访团、文确六使后裔参 访团以及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汪总会等海外社团成员深入交谈、真 诚交心、强化交情，充分肯定广大侨胞侨眷心系桑梓、情注故里、为家乡经 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出希望各位嘉宾继续支持 家乡的建设，为家乡的开发开放、引资引智牵线搭桥，以此促进海内外同胞 的团结。
以侨办（台办）和侨联为联系接洽平台，强化对华裔新生代的影响 力，推进侨务公共外交工作的持续扩展。“2013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2013年中国文化行——金辉福建八闽营”等四个主题夏 令营，吸引了上千人的参与，培植了新生代华侨华人对祖国、对家乡的感 情，促进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集美侨务工作也把优化护侨维权工作落实 到了春节期间对侨界的慰问走访，落实到了带上慰问金慰问品对困难归侨的 走访，落实到了归侨低保户每月100元的补助，落实到了涉侨来信来访的及 时办结以及维护好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随着集美校友会会馆暨 集美侨联大厦的正式落成，广大集美校友同海外同胞、侨胞及侨眷有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温馨之家”，此举将进一步强化集美学校校友的联谊工作，拓 展中国“最美侨乡”的推广平台，促进集美区侨务公共外交工作迈入一个新 阶段。
相较而言，集美区侨务公共外交工作既延续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 指导精神，又从实际出发，把握集美当地的具体实情，树立了“中国最美 侨乡”“嘉庚精神”等特色品牌，且对侨务资源的运用更为合理，从政治领 域扩展至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通过举办具有地方优势的主题项目，在实 际工作中一方面维护了海外侨民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增进了本 地区与侨民居住地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践行中央侨务工作在 “十二五”期间有关拓展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和要求。未来，集美区侨 务公共外交工作也将继续围绕“中心思想”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理念， 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既贯彻中央、省市的指导，又符合集美 区地方实际侨情的侨务公共外交方针政策。
成效与影响
集美侨务工作通过强化实施具有影响力、独具特色的侨务公共外交政 策，进一步向国内外社会公众说明集美、推广集美、展示集美。除了延续 既有优势平台继续强化与海外华侨社会的联系之外，重点对外传播嘉庚精神 与文化，进而构建集美的中国“最美侨乡”形象。此外，集美侨务公共外交 工作每年均会推陈出新，出台具有创新精神、地方特色的重点推广项目。作 为集美侨务工作特色品牌的中国“最美侨乡”“嘉庚精神”以及近年来重点 推广的重大项目。如2010年“首届孙氏世界联谊大会筹备会暨21届‘世界孙 联’国际大会”、2011年“第七届海外乡亲夏（冬）令营”、2012年积极推 动集美侨联大厦的建设、2013年“集美学村百年校庆”以及2014年的“纪念 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等。根据对各大门户网站对相关项目的报道 量统计，如表1：
除此之外，中国新闻网（中新网）、厦门网、台海网等作为较有影响 力的涉侨网站对相关新闻进行报道也可作为集美侨务工作开展的重要测量指 标。部分统计结果如表2：
由上述两组数据可知：集美区结合地区特色、利用地区优势所树立并 推行的品牌与项目，不仅与中央的指导精神一脉相承，而且获得了民众的关 注与支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与影响力，诸多网络媒体对此也是给予了 高度的褒奖与肯定。与其他地区相比，集美侨务公共外交工作主题更鲜明、 内涵更丰富、受关注与报道的程度也更高。集美侨务公共外交工作将拥有的 侨务资源、平台资源、网络资源相结合，配合独具特色的品牌项目，推广侨 务方针政策、打造地区特色品牌、传递侨务理念深入人心，获得了良好的社 会影响与认同。可以说，集美侨务工作正在逐步实现科学化、合理化、创新 化，统筹兼顾上级领导与基层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发展之 路，且成效显著。
启示与建议
“十三五”期间（2016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发展仍是解决 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发展的核心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总量的提 升，更明确地落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 续性。集美区的优势不在经济领域，但是人文优势突出、侨乡特色明显，通 过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以建设侨乡环境美、为侨服 务美、归侨生活美、华侨精神美和侨助家乡美的中国“最美侨乡”带动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使“华侨旗帜”的嘉庚精神在新时代成长为“中国梦”的 实践先驱，把集美建成独具一格的精神文明样板区。 建设以“最美侨乡”为战略目标，以嘉庚精神为标杆，通过发展文 教、社会建设和经济转型三位一体的实施路线，把集美建设成为中华民族 精神文明的样板区。而对其他地区的发展而言，也可从中寻求共性、获得 启示。
首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 力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和谐 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嘉庚精神在集美区侨务公共外交工作中 发挥着强大的统领作用，嘉庚精神既是集美区开展侨务及各项工作的独特资 源，又是集美区创新发展之路的突破口。中国广阔的文化土壤酝酿出各具特 色的果实，各地区具备利用自身特色文化发展各项事业的能力与条件，需要 深度挖掘。
其次，中国不同区域本身的特性是有利于地方政府的自主发挥的，正 如《中国“新地区主义”》一文中总结的那样，由于中国不同区域在各自制 度、理念以及社会政治发展历史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行 为表现，不同区域也因此展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绩效。当然，这也意味着 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彼此的竞争成为政策扩散的加速器，如果一个地 方由于政策创新而经济快速发展，那么各地自然就会出现模仿和学习，事 实上中央政府也鼓励这样的创新和学习。而在哈耶克看来，没有一个计划 者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来做出理性判断，相反，很多知识都是地方性的。 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地方性创新不仅是侨务公共外交及各项事业落到 实处的必要步骤，也是知识创新回馈给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侨务公共外交 及其他理论的基础。中央需要地方迈出创新的步伐，提供可以复制、推广 的经验。
最后，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人皆言“家、国、天下”，在传统的中 国语境中，家庭是一个具有自身绝对性、不可还原的最小生活形式，而且 任一个体都必须通过他在家庭中的存在而获得作为这个特定个体的意义。从 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是一种“映射性”的推衍。家庭是人的情感中心，其 他情感关系则围绕着这一中心按照其亲疏远近程度层层向外远去（按照费孝 通的比喻，它是个波纹同心圆的结构）。因此，对海外华侨、华侨及华裔而 言，或许对于家乡的情感会比对国家的情感更为强烈，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实 践侨务公共外交的情感支撑和独特优势之所在。各地区侨务部门在侨务公共 外交领域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利用家乡情感为纽带，培植认同感， 打造全新的地区、国家形象。
郭剑峰：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谢婷婷：本刊编辑，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外交学院博士，华侨大学国际关系/ 华侨华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