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主义”：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的新思路
王 毅
本文旨在分析“和主义”的起源、意义与目标。“和主 义”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并赋予了鲜明的 现实内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主义”与西 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互通互补，也对应了非西方国家对自 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因而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 主义”蕴含有美好的价值追求，即在各国之间建立命运共同 体，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未来世界。
“和主义”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新概念。追根溯源，它是“和学” 的核心。当今中国社会，各种思想、观念同时并存，彼此折冲，社会意识 出现一种紊乱和失序。睿智的学者意识到须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智力支撑，将自由市场与宏观干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与 集体主义等完美整合起来，形成全新理念，促成中国社会的跨越转型。由 此，“和学”兴起，“和主义”应运而生。这一意义上，“和主义”首先 是着力于中国社会的内部整合。赵启正先生高瞻远瞩，将“和主义”引入 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倡导“和主义”公共外交，意在推进中国与外部世 界的整合。
“和主义”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和主义”源起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中、和思想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华文明在其滋育生成过程中，最早形成了天人合一 的思想，进而衍生出中、和思想。综合起来，中、和思想可以分解为三个基 本内容。
第一，和而不同。强调世间万事万物的多元一统，开放包容。一方面 是多元性，尊重事物的差异，承认不同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反对唯我独尊， 唯我独美。另一方面统一性，即并存。彼此不同事物归于统一整体，共存共 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
第二，和实生物。强调万事万物的形成，生长，发展均因为“和”。 彼此不同的事物，相互之间“以他平他”，辩证统一，促成发展变化。一 旦去和求同，必然丧失生命力。即求“和同”而拒“专同”。也是在史伯的 阐述中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 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第三，贵中尚和。商周时期，中、和各有侧重，中指执中两用，无过 不及，和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儒家学派将二者合二为一，“喜怒哀乐未 发之为中，发而皆中节之为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一，在下之 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矣，万物育矣。”（《中庸》）。这里，中是天道 之本的原初状态，和则是中之用，延伸到人伦礼治中，便是“礼之用，和为 贵”（《论语·学而》）。这便是贵中尚和思想。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架构。诸 子百家的理论，无不包含了中、和思想，延传后世，积淀进入中国人的精神 人格之中，构成中华文化精髓。其后20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 文学、艺术等，无不渗透着中、和思想，也规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 倾向。
从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倾向出发，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 华夷观。在处理与外部其他民族关系过程中，采取重视德化的怀柔政策，追 求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最终形成以中华文明核心区为主导的宗藩体系。在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并向东亚扩张之前，中华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和 谐共存。
宗藩体系下，中华民族更多体现为一个文明体，而非主权体。主权强 调彼此对立，相互排斥，文明之间更易交流渗透，相互影响。当前，民族国 家体系覆盖全球，主权理念得到普遍认同，过去的中华文明体也已然演变成 为一个主权国家实体，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国家同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分子，以 往的天下体系，宗藩体系显然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一方面，以冲突和对立为主要特征的主权国家间关系，给 人类文明造成太多的破坏，亟待优化。另一方面，中国人独有的精神特质始 终决定着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路和途径选择。如今，发展壮大的中 国正以全新姿态面对世界，必然会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智慧支撑。革除那 些不合时宜的要素，弘扬中、和思想的精神实质，努力塑造共存共赢、和谐 文明的新世界，便是当前“和主义”的本质。
“和主义”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
民族是人类社会基本的存在形态。过去久远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 族在各自生活区域，以不同的经济生产为基础，塑造出各自不同的文明。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开始逐渐摆脱自然地域限制，各文明在全球范围内 交汇，形成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如是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 规律。
同时，人类文明的演进也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不同历史时期， 总有某一特定民族的先进文明充当领跑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近代 以溯，中华文明一直承担这样的角色。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后，以古希腊文 明、基督教文明和科学理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西方文明成为新的领跑者，开 启了现代文明先河。可以认为，人类的现代历史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 与中华文明中的中、和思想不同，西方文明在其发展形成过程中，始 终贯穿着“一元主义”的逻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是典型的“一 元主义”者，他把纷繁复杂的世界万物归结为“第一实体”，继而努力探寻 隐藏在世间万象背后的那个根本实体。其后很多西方思想家都继承了这一思 想，如托马斯·阿奎那寻求“隐蔽的质”，莱布尼兹提出单子论，笛卡尔的 二元论，斯宾诺莎的先验论，直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定程度上均为 亚里士多德的再版。
“一元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二元对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 现为“第一实体/第二实体”的对立。基本结构是确定某个“一元”为中 心，支配、控制、主导着另一元。这一认知结构把自然和社会引入到好/ 坏、优/劣、有用/无用、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的对比框架中。居于中心 好、优、有用、先进、文明的一元，是事物生命力之所在，相对立的一元， 则是被消除的对象。这样的思维结构对于推进科学理性的发展功不可没，但 这种“一元”背后的“唯我独尊、唯我独美”则极大地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 和谐统一，中、和思想所强调的“多元并存，开放包容”完全不同。现代社 会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严重对 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元主义”及因之而生的“二元对立”。
“一元主义”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主权民族国家也是现代 产物。民族国家成为人们最为重要的效忠对象和精神归属，独享暴力的主权 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障。同时，国家彼此间 的自然区别又造成了大/小、强/弱、发达/落后的区别，“二元对立”的思 维框架直接演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并向全球扩 展的过程中，冲突不断，战争频发，少数国家独享繁荣，大多数国家长期陷 入落后。这不仅阻滞了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文明进步，也为发达国家文明的 进一步发展套上了枷锁。这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侧面，是“一元主义”的必 然结果。
受西方后现代反思主义的影响，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系列反 思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过去盲目崇拜西方，机械模仿西方的模式 和道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民族的发展问题。各个国家，在学习借鉴他国 经验的过程中，必须紧紧立足于本国现实，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制度， 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体现在思想理论中，形成依附理论、新东方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起， 都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局限，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成果。可以 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拒“专同”而求“和同”的时代。“和主义”恰如其 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特点和诉求。
“和主义”助力中国和平崛起
早在世纪之初，中国政府就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对于这一问题，始终存在认识分歧。一部分国家把中 国的崛起看作是发展机遇，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也有不少国家对中 国的崛起疑虑、担忧，甚至企图阻遏。尽管中国政府态度坚定，充满信心， 但始终没有形成广泛的国际认同。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有着 深刻的历史根源。主权民族国家诞生300余年来，多次的大国兴衰与霸权轮 替，总伴随着急剧的战争冲突，实质都是权力争夺。权力政治逻辑中，显然 不会出现和平发展。国际社会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和平发展 形成制约。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崛起，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国家实 力的增长，更体现为中华文明的复兴，特定的文明基因决定了中国只能以中 华民族独特的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面对着外部世界的质疑，中国有 必要向他们传达自身的理念和主张，即“和主义”。化解他国的疑虑，促成 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认同，是“和主义”的首要诉求。
贵中尚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用激进的手段改变世界，中国不会有挑战 传统霸权、推翻既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悄然崛 起”，必然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规律说明，中国 崛起之后的世界，必然衍生出新的形态。应该说，这是“和主义”更高的 追求。“和主义”所追求的更高形态是什么？就是命运共同体。国家间结 成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力政治逻辑。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外 交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和平崛起背景下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 全新外交理念。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命运共同体理念迅速升 温，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指针。“和主义”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也必 将发挥巨大作用。
可以设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彼此尊重，和平共处，所有的国家都能感 受到人类大家庭的温馨，所有国家都能为各自的发展，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繁 荣进步相互协作、共同努力，那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任何社会，都是一个 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要我们坚定地去追求，就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王 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和主义”：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
陈水胜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大 力弘扬和创新“和”“合”精神，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主义”。“和主义”包含了和平共 处、合作共赢与和谐世界三个层次，具备严谨的内在逻辑， 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并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不断得到 验证。坚持和推广“和主义”，对于发展中外关系，促进世 界和平与繁荣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一。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和为贵”、 “以德服人”，主张“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深谙“合 则两利，斗则俱伤”、“国虽大，好战必亡”之理。因此，在对外交往时， 历来注重“协和万邦”，坚持“与人为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这个历 史性判断的提出，我们更是进一步将“和”、“合”精神贯穿于外交工作之 中，积极践行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理论——“和主义”。
“和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和主义”理论并不深奥，但其内涵却十分丰富，具备严谨的内在逻 辑和合理的结构层次，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总的来看，至少包括了以 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和平共处。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国 与国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和主义”也不例外，它首先提出了国家之间的 相处之道，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自提出以来，不仅在中国同世 界各国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反复确认，而 且也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已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 的，“6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亚洲、走向世界，历经国际风云变 幻的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 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为推动 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认为，“这 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 历史性贡献。”
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 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 美好世界。”因此，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第二层次是合作共赢。强调和平共处并不是说就“老死不相往来”。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开展对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在交往过 程中，不论是殖民时代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弱肉强食之法，还是 “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显然都不是可取之道。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速推进，国与国之间依存度不断加深，很难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或 是自己说了算，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
对此，中国牢牢把握住时代主题，坚持以合作促和平、以合作促发 展，不断深化合作理念，大力加强同世界各国开展务实友好合作。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提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 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 策宗旨”，强调应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
近年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明多样化、社会信 息化持续推进，各国相互依存和利益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 时，经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等各类全球性问题日益突 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互利合作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新 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只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 寻找各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实现合作共赢，增进共同利益（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中心组：《坚持和平发展 促进合作共赢》，载《求 是》2013年第18期）。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突出了合作共赢的 重要性，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 神”，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 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明确表 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是和谐世界。在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才有望建设 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是胡锦涛同志于2005年9月 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就什么是和谐世界，怎么建设和谐世界进行了深入阐述，即“应该遵循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 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 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 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 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继续强调指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 同愿望。”
和平指的是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而和谐的内涵与境界要远比它高得 多。因为，和谐强调的不仅仅是相安无事，而且要能各尽其责、各展其能、 各得其所。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世界仍很不安宁，人们孜孜以求的“和平 梦”还未最终实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今的我们较以往任何时候更有 能力维护和平、促进和平，也需要向着更高目标迈进。可以说，和谐世界理 念的提出，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为人们指明了更高、更美好的奋斗 目标。所以，构建和谐世界既是目标，也是指导思想；既是中国的需要，也 是世界的需要（吴建民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 年第1期）。
总之，“和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这三个层次是内在统一且层层递进 的。这就好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 之后，就会开始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首先要 能和平共处，才可能谋求合作，实现共赢；而只有都通过走合作共赢之 路，相互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也才能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
“和主义”理论的实践特征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和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中 国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特色外交实践。因此，新中 国的外交工作处处贯彻着、体现了“和主义”。
其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便制定 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的指导方针，开始确立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 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 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 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关于这方面，冷战期间，中国同苏、美的关系 演变就是很好的例证。即使是在实行“一边倒”的时候，中国也敢于拒绝苏 联提出的无理要求（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敢于反对苏联 的霸权主义。而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能适时同其开展交流， 直至建立外交关系。
其二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历史上，国强必霸似乎成为一条定律。因此，中国 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各种反应。比如，有些国家对我们 的疑虑、担忧、误解、防范甚至遏制的倾向也随之有所增加。国际社会上各 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其实，我们早已非常明确地向国际社会 申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立足于发展自己，不搞侵略扩张， 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不走“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的老 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 论。”因此，他特别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 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 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完全可以 证明，中国打破了后起大国崛起势必掠夺、侵略、争霸的历史定律，开创了 全球化时代依靠勤劳智慧、合作共赢，实现振兴的全新道路（裘援平：《中 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
其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非常注重“先义后 利”、“重义轻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 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 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 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 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 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 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正是 基于这种理念，中国无论是一穷二白的时候，还是发展壮大起来之后，一直 都坚持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据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和2014 年发布的两份对外援助白皮书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累计 达3456.3亿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各类成套项目近2600个，为其他国 家培训各类人员近17万人次，援外医疗队诊治患者近2.7亿人次。
其四坚持协商谈判的解决问题之道。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磕磕碰碰在 所难免，关键是以什么样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和处理。中华民族是追求和平的 民族，“和为贵”、“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精神，贯穿中 华文明的历史（李源潮：《同心求和平 携手促安全——在第二届世界和平 论坛上的讲话》）。 因此，对待国际争端，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协商谈判， 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反对动辄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在处理我们同其他国家的争端时，也一直秉承这一理念。比 如，中国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处理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已同12个邻 国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地边界问题。在处理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中 印边界问题等领土争端时，尽管我们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但选择了 克制谨慎，始终致力于双方协商处理。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克制，就没有今 天亚洲的繁荣发展。
“和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和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实践，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 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和主义”建构了认识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理论视角。“和主义” 在坚持世界需要合作的大前提下，更多地从需求层面来看待国家间关系，即如 何一步步地满足和实现国际关系中的合作需要。这与目前西方的三大主流国际 关系理论，从权力、制度或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关系现象有较大不同。全球 化时代，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利益深度融合的新情况下，需求一般是会超越 权力、制度和文化的，从而逐渐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新的出发点。
其次，“和主义”提供了国与国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英国前首 相帕麦斯顿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 益”。它被许多国家视为对外关系的准则。这种法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实 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其本质是一种利己主义。如果每个国家都如此行事 的话，不太平便可能成为常态，国家间关系也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和 主义”则不同。定位上，它着眼长远，致力于国家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 层层递进和环环相扣，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方式上，强调通过合作 做大集体的“利益蛋糕”，从而使每个个体都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最后，“和主义”回答了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问题。毫无 疑问，中国的崛起正深刻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一些国家或个人 基于历史经验而有所担忧和疑虑也比较正常。不过，判断一个国家的最终走 向，还应从其指导思想上探究。“和主义”清楚地申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和 平发展之路，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有效的合作来实现和平崛起，不可能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和主义”同时还表明，中国将自身的发展与国际社 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信奉的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真诚希望同所 有国家一道实现繁荣发展与和谐进步。
陈水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任科员。
“和”文化与亚洲安全观
马跃堃
亚洲需要契合本地区安全形势的全新的安全观。回归文 化领域、从思维产生的根源再出发，是亚洲各国探索建设新 型安全观的关键，而“和”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中国 在内的亚洲国家，不妨对“和”文化进行一番再认识。对于 亚洲安全观的推广，跨文化交流工作将是关键。
亚洲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在以往广泛的亚洲安 全实践中，西方式的安全观已经暴露出了诸多缺陷，例如东北亚地区出现 的“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亚洲悖论（朴槿惠：《东北亚出现“亚洲 悖论”现象 合作潜力未被完全挖掘》）、东南亚地区持续升温的南海问题 等等，这些挑战与问题都表明：亚洲需要契合本地区安全形势的全新的安全 观，生搬硬套西方式的安全观已经不符合当代亚洲的发展潮流。
东西方安全观的差异
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联盟是西方式安全观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如果 将曾经存在过的朝贡体系也视为一定区域内安全观的体现，那么显然东西方 的安全观存在极大差异。朝贡体系对于各成员是一种软约束，即通过文化感 化来形成向心力。厚来薄往的朝贡体制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也是一种 吸引的手段。只有体系内成员国实际受到安全威胁、向中国申请援助时，中 国才会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护；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判定侵略者为共 同的敌人。而西方式安全观的表现形式——联盟，对于各成员则是一种硬性 约束，表面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将各成员联系到一起的，实际上，却 是通过不断寻找敌人、不惜臆想甚至制造敌人的方式，用外来的安全威胁强 行胁迫成员整齐划一。即在很多情况下，许多所谓的共同安全威胁，只是被 强行放大和推广到全体成员的级别，甚至有时所谓的“共同的敌人”或“共 同的潜在敌人”，对大部分成员都不构成威胁。
东西方安全观的差异，表面看来是东西方战略思维差异所致，但追根 溯源，产生这种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孙中山 先生曾对此有过准确而又深刻的认识：“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 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 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人。”（《大亚洲主 义——孙中山在日本的演讲》）由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与近现代世界发展历 史上长期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说，现代政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几乎就是建立 在西方霸道式的文化之上的。社科院赵汀阳研究员曾经对此评论道：“现代 政治思维似乎已经沦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霸权意识形态的糟糕结合，现代政 治本身就是冲突与战争的根源。”（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而西 方式的安全观作为现代国际政治思维的典型产物之一，自然也难以摆脱上述 缺陷。“亚洲悖论”与该地区愈演愈烈的安全困境，都表明西方式的安全观 不符合亚洲地区谋求未来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 律。因此，亚洲地区迫切需要探索一种全新的安全观。而在探寻新型安全观 的过程中，亚洲各国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该从何入手来寻找这种新 安全观，才能不落窠臼、避免重复现有安全观的思维困境。
回归文化领域、从思维产生的根源再出发，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途 径，而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中国传统文 化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通过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 是“和”文化的智慧，来探索新的符合亚洲发展前景的安全观，更容易获得 区域内各国的共鸣。2014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倡导新型的亚洲安全观，正是 这对该思路的体现。由中国倡导的新型的亚洲安全观可谓正当其时，该安全 观顺应了亚洲发展的历史要求，将有极大可能成为亚洲地区的新安全理念， 从而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而理解新型的亚洲安全观的关 键，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文化的理解与再认识。
“和”与国际秩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周易》第一卦中即提出：“乾道变 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和合学的创立 者张立文教授对于这句话有这样的理解：“天道变化，社会与时偕行，原有 的政治、经济关系和人的等级地位都发生变革而有冲突，就需要各自端正其 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合太和’；只有‘保 合太和’，万物才能够生长，万国才能都安宁。”（《源头于古，转生泽 今——访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 张教授的理论，与中国应对国际 秩序变革的方式有相通之处。
按照“国强必霸”的西方式思维，“一个政权的目标非守成即图变， 当致力于守成的时候，它是在试图避免自己得以长期收益的世界秩序发生 改变；当致力于图变时，它就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便获取更大的利 益”。（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于是每当新兴大国崛起之时，必 然是安全挑战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不论最终国际秩序是否改变，依旧都将由 霸权国家主导。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是对这种思维的反复实践。
而中国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式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在中国崛起的 时代背景下，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不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 是积极参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重视合作，减少对抗，提出并实践新的安全 观。中国不仅接受了现行的世界秩序，还成为这个秩序的坚定支持者。与此 同时，中国还在积极承担着大国责任。中国的这种应对方式，体现正是中国 “和”文化的智慧。中国的崛起必然使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格 局发生变革，但中国的利益诉求是合理且有限的，中国不会做出超出国力的 冒险行为，而是只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因此中国的崛起也就不会损害到亚 洲地区的安全和亚洲各国的国家利益，即如同张教授所说的那样，通过“正 其位”和“得其所”来追求“万国安宁”。
“和”与安全多样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和”字的重要含义之一。《尚书·舜 典》中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而和谐的前提，是尊重差异，中国先贤对此尤为重视。例如， 《国语》中载：“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又如， 《左传》有晏婴以烹调与音乐来说明差异是和谐前提的记载：“若以水济 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对和谐的推崇备至，实际也是中国文化对于差异的包容，对于多样性 的尊重。
安全多样性，是当今亚洲安全格局的一大重要特点。立足中国来环顾 四周可以清楚发现：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中国的周边国家更是达 到了28个，而且这些国家国情差异极大，军事大国与经济大国并存，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并存，资本主义国家、前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共存，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友好国家，更有存在 利益冲突和争端的国家。不同的国情必然带来不同的安全诉求，所以亚洲安 全格局的重要特点即是多样性，因此亚洲的安全观也必须要能够包容和尊重 安全诉求的多样性。中国传统安全文化中对于和谐的重视，值得亚洲各国借 鉴，以便更好地寻找适合亚洲的安全观。
包容差异、尊重多样性、追求和谐的智慧，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古籍 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实践之中，集中表现为求同存异 的外交方针与思想。周恩来总理是我国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倡导者，在其外 交生涯中首创求同存异的方针，并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多次加以强调和实 行，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有利于导致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团结，为致力共 同事业的合作开辟道路，求同存异应是最好的选择。”而习近平主席在亚信 峰会上的发言中，同样强调了亚洲的安全多样性：“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 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 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随后他谈到了应对这种多样性的方式：“应该把 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 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 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 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 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 上的讲话》）可以清楚地发现，求同存异的思想在我国的外交实践中一脉相 承，而寻根溯源，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和谐的重视。
建议与对策
对于亚洲安全观的实际推广，同样应该从文化角度着手，即要重视 “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最近几年，中国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这为中国“和”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此需要注 意的若干细节，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注意“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的区别。“国际传播”主 要体现的是争权夺利，是现实主义者。“跨文化交流”主旨在倡导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应当和睦相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的是跨 文化交流，而非简单的“国际传播”，因为简单粗暴的现实主义手段，是不 会被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真心接受的，也就不能为亚洲安全观的最终建立做 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做好翻译工作。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多词汇的含义 不易翻译。而翻译不准确，就可能致使跨文化交流不畅，“和”即是典型 案例。例如，赵汀阳研究员就曾提到，《易经》中“和”的概念被译为 harmony是不准确的，而是与德国哲学家威廉·布莱尼茨的“共可能性” （compossibility）概念有相通之处。（赵汀阳：《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其三，要了解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与历史。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多伊 西曾经写道：“理解他人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相同和差别，是一个更加宽容 的世界的重要基础。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和文化学习应当在任何国际关系学 习中都成为必需。”（多米尼克·多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在“和” 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亚洲其他国家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传播方，更需要了解受众国家的文化和历史。
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现在已经初具雏形。中国以“和”为核心的 传统文化，为亚洲安全观的理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但是，对于亚洲安 全观的最终建立，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宣传与推 广工作，使亚洲各国人民真正了解我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为此，中国和亚 洲邻居都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和”文化，中国更是需要做好“和”文化 的跨文化交流工作。
马跃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文化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邢 悦
对外政策是国家决策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处理 与他国或其他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战略和行动方针。由于对外 政策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单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是广泛地 涉及到价值认同和道德伦理评判，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对外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深刻而持久的作用。首先，文化价 值观确定了国家对“我者”的认同，其次，文化价值观是确 定与“他者”关系的重要依据，第三，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大 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追求。
文化价值观确定了国家对“我者”的认同
对外政策是指一国针对本国之外的行为体（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 织、某个群体等）所制定和实行的政策，包括确定处理与这些行为体关系的 原则、战略和行动方针。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区分“内”与“外”， 借此做到“内外有别”。所谓明确“内”指的是：“哪些人是属于我们 的”；“哪些人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领土是 需要我们保护的”。所谓明确“外”指的是：“我们之外是什么人”；“他 们与我们有何不同”；“他们与我们是什么关系”。待这些问题都搞明白 了，才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社会需要捍卫什么，亦即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从世界上各个民 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最初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随着民族 的发展和扩大，血缘关系逐渐淡化，文化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和团结的纽带。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认同（identity）的含义是 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就群体而言，认同是要明确：我们这个群 体的同一性是什么？我们与其他群体相比，有何特性？认同的确立可以解答 “我们是谁”、“什么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之类的问题。民族的形成就是基 于对“我们为什么是一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有何不同”、 “什么是我们民族的独特性”这些问题的一致理解。
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其具体的建构方式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文 化是最深刻、最根本的力量。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 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些东西就像黏合剂一样把他们整合、凝 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的向心力和排他力。相反，即便一个主权国家已经 建立，但如果国内存在多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般表现为宗教），且各种文 化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这个国家就容易出现宗教冲突和其他社会矛盾， 甚至最终走向解体。例如，中东地区就经常发生犹太教教徒、伊斯兰教教徒 和基督教教徒之间的暴力装冲突；印度有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锡克教等教派 之间的冲突。
所以，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 认同的形成过程。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即意味着一种民族文化的确立。国 家对“我们是谁”的判断主要是基于自己的文化特性。“我者”与“他者”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的差异。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文化 上的独特性，它就很难辨清“我者”与“他者”的区别，也就很难形成并持 久地维持国家认同。一个缺乏国家认同的国家一定是没有凝聚力的国家，因 为当国民连“我们是谁”都搞不清楚时，自然也就很难在“什么是我们的利 益”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此一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没有明确的目标追 求，自然就不可能有一致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了。
文化价值观是确立与“他者”关系的重要依据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虽 然任何国家之间都有可能成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但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文化价值观相似性大的国家之间具备结成朋友关系的条件，而 文化价值观差别比较大的国家之间则容易产生偏见和误解，很难建立长久稳 定的关系。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分析一贯奉行 均势原则的欧洲国家为何在二战后选择与美国结盟的原因。他认为：“国 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 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话，那么西欧国家也 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做出反 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言外 之意，冷战时期，欧洲国家之所以站在美国这边是因为它们与美国在文化、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超过了苏联：苏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清除宗教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而欧洲国家与美国一样，信仰基督新 教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此，亨廷顿得出结论：“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 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 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
从二战后的历史来看，文化是促使国家合作的基础和纽带。欧洲历史 上一脉相承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近现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欧洲统一的观念，无 疑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区域组织——欧洲联盟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 基础。伊斯兰文化作为伊斯兰国家共同的历史传统、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 成为伊斯兰国家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统一的 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器，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相反，在文化价值观差异比较大的国家的交往中，不易形成持久、稳 定的合作关系。因为一种行为在一种文化中认为是合适的，在另一种文化 中可能就是不合理，甚至大逆不道的。在一个国家看来是正确的、正常的 行为，在另一些国家眼里可能就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在不同文化模式的 人群和民族国家的交流中，人们总是无意识地用本民族的种种标准去衡量 和评判其他民族的行为，而且倾向于从交流中寻找进一步肯定自己价值正 确的东西。这种跨文化交流中的“先入为主”，很容易使人们对与自己文 化相偏离的东西产生抵触和排斥心理，认为它们是低劣的、值得怀疑的， 甚至是变态的和不道德的。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不同 文化圈的国家之间，如阿以双方的持久冲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多次交 恶、印巴争端等。在冲突双方权力和利益争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上 的矛盾和对立。
当然，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不是决定国家关系性质的唯一因素。国际 关系中，国家在处理与别国的关系时，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 如战略与安全关系、经济利益等。当双方的接触利大于弊且接触符合双方的 目的和利益的时候，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有可能暂时改变对彼此的看法，甚至 不排除在共同的利益或威胁下结为盟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中美关系 就是如此。文化价值观的相似性作为国家确定与“他者”关系时的一个重要 因素，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规划了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大体方 向，确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的可能性。不过，具体到某个 特定国家或某项具体对外政策，文化的作用常常是不易察觉的，也并非是决 定性的。
文化价值观决定大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追求
在国际体系中，凡是自视为大国的国家都特别强调自己在国际社会的 道义追求和道义力量。没有道德感的国家一定不是大国，也成不了大国。大 国如果忽视了其对外政策中的道义目标，其在国际社会受到的诟病要比普通 国家多得多，其国家利益的损失也比普通国家大得多。世界大国的含义不仅 是指这个国家有巨大的强制力，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有道德上的 力量。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不仅是因为它有强 大的物质力量，更因为它在国际社会有感召力和感染力。因此，国际社会判 断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没有能够在国际社会产生 影响的精神和道义上的力量，即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是不是追求道义、声张 道义和维护道义。凡是已经成为大国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中一定 包含着某些被人们所认同的道义追求。
大国对国际“道义”的理解在抽象原则上是相同的，如维护世界和 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也有相同之处，比如， 所有的大国都主张要乐善好施，帮助体系中弱小的国家。但大国对某些具体 原则的诠释是不同的，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才算是有“道” 呢？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再如，大国对“道”的最高要求是 “替天行道”，什么是“天道”呢？不同文化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的“道”，对于19世纪的英国来 讲，就包括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英国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闭关自 守的国家就是不好的、不应该的，英国用武力打开它们的国门没有什么不合 适的。20世纪初，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中的“天道”，则是指宇宙 间存在着善与恶两种力量的较量，善与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善必定要战 胜恶。美国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就是要铲除恶势力，使全世 界的国家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
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国对“道”有不同理解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大 相干的，因为这些大国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不会发生直接的争执和对抗。 但如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大国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就可能 会发生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是权力之争，而且也是 对什么是“天道”的竞争。在美国看来，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是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的对立，是思想上的对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通往人间天堂的必由 之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是把人类引向地狱。美国绝不可以在与 苏联的斗争中输掉。于是，美国与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持久的、坚韧的斗 争，直至苏联最终解体。
今天世界上所谓“文明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是各大文明对“天道” 的不同的理解。处于弱势的伊斯兰文明想要保守自己的“天道”，处于强 势的基督教文明想要把自己的“天道”强加于弱者，冲突由此产生了。冲突 能否解决，取决于二者的“道”是否有契合之处以及彼此能否尊重对方的 “道”。
邢 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王士琛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是欧盟外交手段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地区性政治经济实体，欧盟的价值观 外交是建立在成员国对价值观一致认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无论是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张，还是乌克兰危机，都同欧 盟的价值观外交密不可分，也体现了这一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和有效性。从欧盟的价值观外交中中国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即对内明确价值观，对外讲好价值观，外交手段求成效不求 时效。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
欧盟的价值观外交根植于其对于自身的国际定位，即欧盟在国际社会 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是欧盟自成立以来欧盟内部政策制定 者和专家学者不断探讨的问题。而目前看来，“范式性力量”（normative power）这一定位获得了普遍认可，也催生了欧盟将价值观外交作为其外交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欧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在欧盟条约中对欧 盟的价值观有着明确的界定，即欧盟是在以下价值基础之上成立的：对个人 尊严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对人权的尊重（包括少数族群）。 同时，条约还规定欧盟成员国社会还必须坚持多元化、消除歧视、增加包容 度、公正、团结、性别平等。任何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 价值观，而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如果违背了这些价值观，将被暂时剥夺成员 国权利。
基于条约规定，欧盟各国都坚持尊重这些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于 欧盟的国际定位进行了广泛探讨，“范式性力量”就是以欧盟价值观为核 心所提出的一种观点。由于欧盟长期缺乏组建自己军队的能力，而自身一 体化水平虽然已经远远高于一般的国际组织，但是离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 的联邦制政体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欧盟到底应该扮演一 种怎样的角色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欧盟的影响力是欧洲研究和外交研究的重 要课题。“范式性力量”这一概念最早由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in Canterbury）教授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于2002年在其论文《欧洲的范 式性力量：一个矛盾的说法？》（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首次提出。他在文章中对于此前在欧盟内部广泛争论的问题，即 欧盟到底是一个“文明型力量”（civilian power）还是一个“军事型力量” （military power）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根植于欧盟 价值观的许多“范式”（norms）应当成为欧盟外交的重点，例如对于人权 的保障、对于法治的维护、对于少数族群的尊重等，他将这一观点称为“范 式性力量”。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广泛响应，在政界和学界都得到了 极大关注。这一观点强调了外交要能够塑造人们的观点，对某些概念进行强 化，使其对某种意识形态产生认同。相比于“文明型力量”善于运用社会资 源例如经济援助、“军事型力量”善于运用军事资源如武器出口，“范式性 力量”不但符合欧盟较为尴尬的国际定位，也能够使得欧盟的强项即价值观 得到最大程度地运用。欧盟政策制定者受此启发，在此后的外交行动中更加 注重展示欧盟的“范式性力量”，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其他国家，达成自 己的外交目的，并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例如，欧盟每年都同 中国进行人权对话，这是欧盟基于自身价值观运用其“范式性力量”宣扬其 价值观的典型手段。欧盟近期对于香港政治改革问题的声明也体现了这一 点，其基于自身价值观中的民主元素，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 程，使其外交手段的运用得到欧盟内部和其他受欧盟价值观外交影响国家的 认可，尽管这一手段在中国看来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欧盟价值观外交的影响
欧盟这一价值观外交无论是对欧盟内部、周边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产 生了广泛影响。
首先，在欧盟内部，价值观的提出使得民众对于欧盟的认可度保持稳 定。同其他许多政治体由于国家领导人的更迭而使得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的 认同产生起伏不同，欧盟成员国的民众对于欧盟的整体观点是较为稳定的。 在最近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在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反 对欧盟的政党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并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如英国 独立党、法国民族阵线等，但是在绝大部分欧盟国家内，民众对于欧盟的整 体认可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上升或下降幅度都小于百分之五，保持一个 相对稳定的水平。欧盟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丧失民众的信赖。
其次，欧盟价值观外交对于中东欧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对欧盟 的扩大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早期的欧盟成员国主要包括西欧和北欧国 家。2004年，多达十个中东欧国家集体成为欧盟成员国，令欧盟版图一下子 扩张一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原因不仅仅是希望 在巨大的欧盟统一市场中分一杯羹，民众还希望在欧盟条约的规范下，这些 中东欧国家政府可以调整自己的社会范式，向欧盟的价值观靠拢，例如在司 法上更加公平公正，对待人权更加尊重，对少数族群的利益进行有效保障 等。事实证明，加入欧盟后，欧盟的价值观对中东欧国家进行了极大地改 造，使得不少受前苏联和共产主义影响较深的国家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向西 欧国家靠拢的社会范式。这是欧盟价值观外交的一大胜利。
再次，欧盟的价值观外交对于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获得国际认可 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欧盟价值观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 普遍对欧盟持正面评价，赞赏欧盟在人权、法治、社会公平等方面做出的贡 献，欧盟甚至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帮助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二十国集团中，欧盟同中国、美国一样也是正式 成员之一，欧盟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出席每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欧洲 央行行长代表欧盟出席二十国集团央行行长会议。又例如在伊朗核问题谈判 中，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在内的六个国家参与，但会议 的主持者往往是欧盟的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这体现了各方，无论是西 方国家还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对于欧盟国际地位的认可和其国际作用的信 任，这同其坚持自身价值观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当然，欧盟的价值观外交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自从2013年以来， 由于欧盟将同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而使得乌克兰政局不稳，最终导 致乌克兰国内发生骚乱，并引发政变。乌克兰民众长期处于战争的恐惧和担 忧之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也进入了分裂和对峙的状态。而牵扯其中的俄罗斯 更是由于乌克兰问题同欧盟和美国交恶，使得原本平稳的双边关系一落千 丈，双方互相对对方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甚至被逐出了八国集团 （G8）。然而，这一局面对欧盟来说并非喜闻乐见。俄罗斯常年为欧盟尤 其是东欧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石油，一旦俄罗斯关闭天然气和石油通道，中东 欧国家将陷入没有供暖设施和燃料缺乏的窘境。因此，在使用价值观外交 时，也要注意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预判和评估，并能够及时根据局势 挑战自身策略，避免不利局面。
欧盟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要在国内明确树立起中国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建立在社会广泛 共识基础之上而形成的。正如欧盟各国也是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体 化进程才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并提炼出自己的价值观。能够在多达二十八 个成员国中寻求对于价值观的共识并不容易。而目前，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的 价值观还不够明确，取得共识的价值观概念还不够显著。例如“和平”“和 谐”“求同存异”，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究竟哪一个适合成为我们价 值观外交中的核心内容值得深思。考虑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广袤的疆域和多 民族的文化，这一价值观应当从最具有儒家文化代表性的价值观中提炼产 生，这样能够较为容易取得社会各界的共识。此外，中国的价值观必须体现 自身特色，例如“和平”一词虽然表明了中国的价值观，但是并没有能够使 得中国的价值观同其他国家进行区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本国民众的 认可。
第二，要在外交中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在明确了自身 价值观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使这一价值观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否则价值 观作为外交手段将毫无意义，甚至适得其反。欧盟的价值观就获得了包括周 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除此以外，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讲清、讲好 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价 值观输出中最关键的一环。中国的对外宣传渠道并不少，但目前为止其有效 性还有待强化。例如面向欧洲的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法语频道等，根据笔 者的观察，其节目内容不少还是依托于中文的节目配以英文或法文的字幕， 缺乏对于突发性新闻的报道和对于热点事件的点评，节目整体的制作水平也 同其他频道如新成立的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和法国24小时（Francais 24）差距较大。
第三，要在外交实践中注重长期性和有效性，而不仅仅着眼于时效 性。价值观外交同传统的外交手段诸如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等相 比，可能会较为缺乏即时的反馈。而时效性也不应该成为评估价值观外交是 否成功的唯一标准，长期性和有效性才是价值观外交的特点。欧盟价值观外 交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些手段外，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也是 其价值观外交的一部分。欧盟知名的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原本旨在推 动欧洲大学生之间的互相流动，可以到其他国家学习生活一个学期到一个学 年，从而加深欧洲一体化的水平，并使青年一代可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理念 和价值观。这一计划目前早已从欧盟内部扩展到了全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 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相关的伊拉斯莫计划，从本科生到博士生 都有机会能够到欧盟国家学习生活，而这一青年时期的经历将对他们今后的 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或许在短时期内欧盟很难收获直接的回报，但是 长期来看，在世界范围培养那么多优秀的“欧盟朋友”将极大地有利于欧盟 外交的开展和欧盟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生的数 量每年在不断增长，但是生源地还不够广泛，数量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在中国明确自身的价值观，并寻找到合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上，应该注重实际运用中外交手段的长期性和有效性。
王士琛：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及瑞士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