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的国家品牌战略及启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虽然涌现了一批高端制造业的代表性制造品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与德国制造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制造”作为中国的国家品牌与“德国制造”作为德国的国家品牌无论是在品牌影响力还是在品牌的正面联想上均落后于德国制造。德国制造业的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品牌力量？《德国制造：国家品牌战略启示录》（[印] 阿盖什•约瑟夫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用案例式的方法和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了德国制造作为国家品牌的形成历程、驱动因素和典型代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时期，中国制造业同样到了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期。2014年，习近平提出了三个转变，其一是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文件，为新常态下的中国制造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2017年，政府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培育中国工匠和中国品牌，其后国务院批复确定每年的5月10日为“中国品牌日”。可见，国家对于品牌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品牌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家品牌战略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德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百年之前与百年之后的历史相似
德国制造的国家品牌与德国制造的企业品牌相互促进，许多消费者消费的是“德国制造”这个品牌，而不是某一具体的德国企业品牌。德国制造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正向的品牌联想，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德国制造意味着高品质、可信赖和领先性。德国制造业也因此实现了高额的品牌溢价。但“德国制造”在一百多年前也曾因技术落后、工艺粗糙令产品质量饱受诟病，被贴上低价劣质的标签。1887年，英国国会甚至通过商品法明确规定，出售到英国和其殖民地的产品必须标注“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试图把劣质的德国货和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来。中国制造在历史上也曾经是高贵和优质的代表，中国的英语“CHINA”来源于中国瓷器，明朝时期，葡萄牙和荷兰商人把瓷器引入到欧洲，并且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拥有，他们对中国瓷器十分钟爱，评价甚高。但是近代中国慢慢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制造开始变得籍籍无名，渐渐沦为世界末流，成为低质低价产品的出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再次成为规模上的世界第一。然而规模效应并未充分转化为品牌效应，中国制造现在面临的品牌困境与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制造也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2017年，入选国际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品牌100强的中国企业仅有2家， 而德国有8家。中国当前“经济大国，品牌小国”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
德国制造的发展历程 ：废墟之上的奇迹
二战之后，德国制造业在废墟上崛起，短短几十年成为世界领先，直到现在依旧是世界制造业的楷模。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德国拥有不足9000万人口，仅3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却拥有2300多种享誉世界的品牌。德国制造大到汽车，小到一颗螺丝钉，他们产品和服务的高品质深深烙印世人心中。一个曾深陷战争泥淖，在战后废墟上挣扎着重建工业文明的小小国家却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转而成为工业与贸易出口强国，俨然代表了欧洲的希望。德国制造业强大不仅仅是因为其相较于人口和资源所展现出的巨大制造业规模，更是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强大的、可持续的产品力、创新力以及品牌力。可以说，德国制造业的最大成功就是塑造了“德国制造”这一强势品牌。
德国制造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该书的第一章介绍了一些品牌和民族品牌相关的基本概念以及对全书内容预告之后，作者在第二章正式开始介绍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作者将德国制造形容为“从废墟到经济奇迹，再到世界出口冠军”，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德国进入了了“零点时刻”，经历了战争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废墟的 状态。就是在这片废墟上，德国制造重新开始。战后初期经过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西德的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让全球对货物的需求增加，西德制造业抓住了这次机遇，初步打入国外并获得了认可。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之后，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体。1990年，西德和东德合并之后，德国制造业发展加速，随着政府制造业战略的进一步完善，德国制造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目前德国制造业位于世界制造业出口规模第二，仅次于中国。2013年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再次引领世界制造业的发展。
德国制造业：典型案例描及驱动因素分析
在该书的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以及第七章，作者用近200个德国制造业企业案例和超过本书一半篇幅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德国制造业的概貌。作者在书中不仅仅梳理了世界知名的奔驰、宝马、拜耳等德国超级品牌，也谈到了德国制造业中的中小品牌企业以及一些创新型企业和新兴明星企业。这一部分内容作者阐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德国制造之所以是德国制造， 不仅仅是大企业的功劳，更离不开德国中小企业的努力，也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冠军企业。这些企业在市场已经被证明是真正的冠军，是全球市场某一领域的领导者，虽然他们之中大部分不为公众所知，但是他们在各自的产品领域及其服务的利基行业客户和供应商中是知名且受尊重的。德国大约有370万家这样的中小企业，是他们提供了德国大部分的出口产品，也是德国制造这一国家品牌得以形成的基础所在。这些中小企业在规模上不一定是最大的，但是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品牌力量确是最强的。德国制造业不仅展示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品牌能力，还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可续的良性制造业生态。工匠精神所倡导的发展方向与德国制造业的这些隐形冠军的形成基因其实是一致的：专注、坚持、创新和对卓越的不懈追求，是专注于修炼内功，增强内生发展力量。作者在书中直言，德国真正的经济实力源自中小企业。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可持续的、充满活力的制造业生态一定是大、中、小型企业的合奏而不是大企业的独奏，这一点上德国制造业所展现出的良性制造业生态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那么，支持和促进德国制造业品牌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作者在书中的第五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五章，作者介绍了许多德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社会组织，包括德国的啤酒、文学、足球、建筑、音乐、数学乃至哲学这些看似与德国制造相去甚远的内容。但是也正是这些因素在促进德国高品质产品的服务和生产，以及在塑造“德国制造”品牌的正面形 象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是德国的“气质”和“灵魂”所在， 特深刻地影响德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谈论德国制造无法不触及德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作为一个品牌，国家是由几个独特的和多维的元素构成，是包含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子集合在内的一个集合，这些子集合代表了一个民族身份的复杂特征，这个集合与其人民和事件的当前状态，以及其产品和服务，一起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形象，以及一个人的看法。“德国制造”形象所具备的高质量、可靠性和创新性是由不同因素造就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世界一流的商品和服务，为德国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这些德国企业的成功受益于所谓的国家品牌影响，反过来，这些产品和服务又维护和加强了国家品牌，创造了一个正加强周期。
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由其制造能力决定，回首过往数百年大国地位变迁，世界制造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德国、中国，制造业的实力几乎决定了一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向世界展示并输出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同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白皮书首次将中国称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走向全世界，成为世界认知中国的一张重要名片。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达到世界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但是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却也留下了“低质低价”等负面印象，不仅不利于中国国家品牌的锻造，也不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中国制造业亟待升级。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视察中提出了三个转变， 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为中国制造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制造业要走创造之路、质量之路和品牌之路。创造是根本，质量是保证，品牌是最终落脚点。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日渐高企，东南亚等地区也开始展现出其制造业的相对于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注定了不能走过去的粗放型、资源密集型和人口密集型的老路，转型升级是必然之举。中国制造在升级转型的过程中，改变自身“低价低质”的品牌刻板印象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最大助力。
德国制造业有很多值得中国制造业借鉴的地方，但是中国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走出有特色的中国制造业的品牌之路。作者在书中说道，虽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以上的原则和教训，但是归根结底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或利基，并根据特定的情况，确保创新以及制定创新政策， 以解决关键问题，从而优化自身的潜力和能力。德国制造业的品牌形成离不开德国的历史文化的滋养，离不开德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努力，离不开德国政府不失时机的系统战略规划和政策促进。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来不缺乏对于品质的孜孜追求。与其说中国学习德国制造业，不如说中国制造业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出发进行自我升级，找到中国制造的品牌化道路。学习借鉴他国经验很重要，最重要的是立足本土现实情况，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中寻找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线：能够看到多远的历史，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一定是内生驱动的。品牌的核心在于差异化，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展与德国制造虽然具有某些程度上的共性，但是更应该发现自己的特性所在。品牌战略的方向已定，但是在实际的战略规划和执行上依然需要继续打磨，战略意图不等于战略成功，拥有品牌的战略意图是品牌长征的第一步。
张驰：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从实践角度对拓展新时代公共外交的思考
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为我们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公共外交指明了方向。作者曾常驻国外多年，试图从外交实践的角度，从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表达出发，对公共外交如何充分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用事实说话，拓宽传播渠道，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话语去讲述中国的故事，作一番思考。
新时期公共外交要更加重视市场的力量
公共外交的主导力量当然是政府，但市场的力量不能低估，在政府主导之下，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相向而行，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公共外交的效果自然会更大。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公共外交的拓展基本依靠的是政府力量，新时期公共外交新在什么地方？新就新在更加重视市场的力量上。为什么新时期公共外交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因为通过市场，企业在资本运作的同时，也可以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表达贡献力量，也可以为讲好中国的故事增光添彩。由于以市场为基础，企业资本运营是否有效，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一个方面的国际表达是否精彩，讲的中国故事是否入脑入心， 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现在，走出国门进行商演、举办展览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商演、展览的主体自负盈亏，为了不赔本，为了能赚钱，这些商演、展览团体就不得不绞尽脑汁增强演出效果，提高展览质量。国家虽然没投一分钱，或者说只给了少量补贴，但照样起到了公共外交的作用。在有的情况下，更起到了一般公共外交起不到的作用。
例如，2014年1月，大型原创中国风情秀《熊猫》在拉斯维加斯Palazzo 酒店驻场演出。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世界娱乐之都长期驻演的中国原创剧目。《熊猫》风情秀在美国演出，这个节目完全是民营的，国家没投一分钱。《熊猫》风情秀讲的是熊猫婚礼上，新娘子被妖怪抓走，新郎为救回新娘子，学习少林功夫，终于战胜妖怪。《熊猫》风情秀将《好一朵茉莉花》歌舞、四川变脸、少林武功、中国杂技等多种中国艺术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视觉效果极为震撼，在拉斯维加斯一炮打响。本来，在拉斯维加斯每晚都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几十个秀演出，中国剧目初来乍到，根本没有名气，要想在强手如林的赌城站稳脚跟很不容易。票价100美元一张，价钱不低。但是，《熊猫》秀连续演出238场，观众人数超过20万，观众多数是美 国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创下中国原创剧目在美主流市场商演新纪录。
《熊猫》秀演出时，作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我都出席并约见记者， 为《熊猫》造势。我还一一拜会内华达州州长、拉斯维加斯市长以及赌城最大的老板金沙集团董事长阿德尔森，请他们为《熊猫》秀发声。美联社、CNN、FOX、BBC等主流媒体多次报道演出盛况，对《熊猫》秀好评如潮。2015年春节，《熊猫》秀剧组来到纽约，以春节联欢晚会的形式为联合国演出。《熊猫》秀的演出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共外交。相比之下，以前国家组织的赴美演出，以《四海同春》为例，参加演出的有宋祖英、阎维文等名人，确实不乏名人效应，但来美国顶多在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各演一场，观众顶多1万人左右，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不报道， 国家虽然花了很多的钱，其影响怎么比得上市场机制下的《熊猫》秀呢？
公共外交通过市场的力量另一个大为成功的例子是刘晓庆的访美演出。2014年4月5日和6日，刘晓庆携手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来旧金山，在佛林艺术中心演出传奇话剧《风华绝代》。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国人赴美演出最大规模的戏剧，该剧来旧金山演出前，已连续在世界各地演出了114场。《风华绝代》“震翻”洛杉矶之后，来旧金山演出，在美国的一路巡演形成了火爆演 出。刘晓庆这次来美国巡演，新郎王晓玉一路随行。由于刘晓庆夫妇的特殊背景和经历，无论是来自于大陆的侨民，还是来自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侨民都关注刘晓庆的演出。因此，抓住刘晓庆新婚不久来美演出，在开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方面，可以作一篇好文章。刘晓庆携手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来美国巡演，费用完全自理，但就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而言，《风华绝代》在公共外交意义上所起的作用却是空前的。刘晓庆在美国掀起观看中国话剧的滚滚浪潮时，确实为我们拓展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联合国有关官员为刘晓庆特别授予“联合国中国文化传播推广大使”，休斯敦市长宣布刘晓庆演出的日子为“刘晓庆日”； 拉斯维加斯市市长为刘晓庆亲自颁发贺状；斯坦福大学等三所大学先后邀请刘晓庆发表演讲……。
新时期公共外交要更加重视品牌的效应
品牌在公共外交中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同样是公共外交行为，支出同样的成本，不同的品牌通常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取得不同的效果。品牌意味着知名度，公共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市民大众，品牌越有名，对市民大众越有影响力。笔者在担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期间，于2010年8月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举行了苏里南第一届中华美食节，成为驻苏里南期间最成功的一次公共外交活动。为什么要举行中华美食节呢？因为中国烹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品牌，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就是中国文字、中国功夫、中医中药、中国戏剧和中国烹调。苏里南国民中百分之十是华人，苏里南开国总统陈亚先是华人，现任总统鲍特瑟妻子英格丽特来自于深圳，苏里南约百分之八十的餐馆是中餐馆，因此举办苏里南第一届中华美食节很有必要。
苏里南中华美食节不是会餐，不是婚宴，从公共外交的角度举办中华美食节，自然有很多特别的讲究：一是请到苏里南的5位厨师都来自于四川， 都是国家特级厨师。为什么请川菜名厨呢？因为苏里南是世界辣椒的发源地之一，全民爱吃辣菜，川菜是中国最著名的菜系之一；二是分别请苏里南总统鲍特瑟全家和苏里南议长西蒙斯全家到使馆做客，请5位名厨拿出他们的 拿手菜招待贵宾。总统、议长对中华美食赞叹不已，饭后，总统、议长接受记者采访，对美食节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中华饮食文化表示高度赞赏； 三是在苏里南当地报纸《中华日报》、《浔南日报》开辟专栏，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介绍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各地名菜；四是在苏里南电视台请来自于广东的当地中国菜名厨洪春宏主讲中华饮食文化；五是举办苏里南全国中国菜厨艺大赛，比赛开始前两天，中国厨艺大师两次到当地中餐馆与华人厨师进行交流并现场讲解了厨艺。来自于全国各地的8家中餐馆和侨社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厨艺比赛。五位国内顶级厨师作为评委，最终评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美工奖”等奖项。评委还为赞助此次美食节的苏著名华商循义公司经理洪春宏颁发了“特殊贡献奖”。六是比赛结束后，来自中国四川的5位厨师为来宾进行了食雕和烹饪表演，将整个美食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他们展示了川菜烹饪的全过程，不断引来在场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人们排队品尝着大师的菜肴，赞不绝口。
新时期公共外交要更加重视机制建设
公共外交离不开利用好品牌，公共外交自身也完全应该、完全可以打造好自己的品牌，这就是加强机制建设，通过机制建设，为公共外交提供良好的平台。此外，公共外交的某一项活动如果实现了机制化，实际上可以节约不少成本，因为机制化了公共外交项目，动员渠道畅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历来磨合和整合，有熟悉流程的团队和相互配合的人脉，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在旧金山支持侨界举办“花车大游行”，这个活动已坚持多年，机制化了。每年元宵之夜，来自侨界上百辆装饰不同、五彩缤纷的花车，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沿旧金山主要街道，经过最热闹的地方，吸引成千上万人的目光，在当地产生轰动性的影响，旧金山市长和其他政要都会在活动中亮相，美国主流媒体都会予以报道。2013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参加了花车大游行，在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花车大游行这个活动，对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来讲，已成为公共外交、涉侨外交的重要平台；对当地政要来讲，花车大游行已成为他们贴近选民，打造亲民现象的重要抓手；对当地华人华侨来讲，花车大游行已成为他们凝聚侨心，显示侨力，展示侨貌，表达侨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对美国其他族群来讲，观看花车大游行的这一活动，已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快乐和一种期待。
我在担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期间，围绕春节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外交活动，使春节公共外交活动实现了机制化。2011年，苏里南政府将春节定为国家节日和公共假日，举国同庆，全民共乐，将春节喜庆活动推向高潮，此后，每年春节公共外交的某些活动，成了雷打不动的项目，也成了使馆做政府高层工作、贴近苏里南民众的一个重要抓手。一年一度最吸引苏里南人眼球的是各华人侨团“扎堆”的春节“盛宴”。所谓“扎堆”，是指各侨团的春节盛宴都在大年初一这天举行，部分侨团选中午，部分侨团选晚上，没有哪个侨团会选其他日子。所谓“盛宴”，是指各侨团的春节宴会至少30桌， 多数在100桌左右，最多则200来桌。2013年春节，最大最老的侨团广义堂席开230桌，新侨团浙江同乡会180桌。应邀出席春节盛宴的有总统、副总统、 议长、部长、议员、市长以及各界名流。2009年春节期间，我陪时任总统费内西安和夫人“赶场”，一天参加了4场春节盛宴：上午11点半，一起到中华会馆，坐下来10分钟，象征性地吃点东西，一一干杯后，12点半马不停蹄地赶到广义堂。1点多，又风尘仆仆地赶往龙凤酒家，出席中侨福利会举行的春节盛宴。中侨福利会会长周友仁年届80，和总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的女婿曾少猷是现任民族党中央委员和国会议员，于是，我们在中侨福利会不再“赶场”，而是慢慢享用客家菜。晚上8点，我又陪总统出席东莞同乡会在志明酒店举行的70桌春节盛宴。每到一个地方，大使和总统分别发表讲话，借此机会向民众传达重要信息。
苏里南春节公共外交的机制化还表现在每次春节盛宴要向弱势群体捐款，这已成为习惯。2012年在华侨商会春节盛宴上，郑国崇会长当场代表商会捐出善款5万苏元（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当晚，约700人的盛宴开支是2.5万苏元，捐款数额是盛宴开支的2倍。因此，苏里南身残智障的人和特别贫困的人，也盼望中国春节的到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外交人员和侨社在过春节的时候不会忘记他们。
加强公共外交的机制化建设，离不开硬件建设。使馆在推动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帮助侨社加强硬件建设。苏里南百年侨社广义堂办了自己的电视台、24版的日报《浔南日报》、华文学校和体育馆（可用来开万人大会和文艺演出），苏里南华人妇女联合会建立了文工团。华人妇女文工团不仅成了中国使馆公共外交的重要帮手，还常常完成苏里南政府交给她们的演出任务。
袁南生：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驻苏里南共和国前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卡特政府公共外交政策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卡特政府的公共外交政策，是在内外环境不太有利的背景下出台和实施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在理想与自由传统的根基上，通过大量人文社会信息的积极输出与主动交流，改善与提升美国在海外的自由国家形象，着眼于长期国家利益的收获；另一方面在现实与务实传统的前提下，通过经裁剪与取舍的海量信息诱导与佐证，服务于论证美国官方主推的外交政策在道义上的合理与合法性，看重眼下国家利益的维护。但在贯彻过程中，暴露出政府宣传内容与实际做法上的明显矛盾，其产生的负面效果是无法真正消除的。
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休克综合症”最为严重特征下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对外政策领域，人们所熟知的主要是他任职前期主推的“人权外交”及任职末期出台的“卡特主义”。本文主要依据2016年公开的FRUS（1977—1980）第30卷（公共外交），通过细致考察，试图对卡特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内涵展现、动机与目的、成效评估及历史反思等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读。
卡特政府任内，美国在公共外交领域最为明显的政策性结构调整，就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的创设。卡特于1977年10月正式对外公布美国新闻署的改组方案，将美国务院原教育文化事务处和原美国新闻署进行合并，正式命名为美国国际交流署。它从美国外交体制顶层设计的定位上提升了公共外交的地位，明确规定署长必须同时向总统和国务卿负责，有义务和责任向他们提供外宣、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咨询，强调“要真正做到倾听，倾听他国的动机和志向，倾听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卡特本人关于美国公共外交政策预期的理想目标定位，特别看重的就是美国与海外他国民众之间的真正相互理解。
信息输出与自由国家形象的塑造
卡特政府任内，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输出，以及自由国家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典型事例主要有：1977年美国在苏联含莫斯科在内的6个城市举办的“图片下的美国”展览活动，展出的内容主要涉及美国当下在技术与艺术领域获取的新成就，先后接待的访客人数达到262,425。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组织的“今日美国”展览，据记录显示，接待了130,000罗马尼亚访问者。由国际交流署主办于1978年3月至1979年6月，在苏联含莫斯科、基辅、杜尚别等在内的6个城市举办的“美国农业”展览活动，同样引起较大且总体是正面的社会反响。1977年美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签署了能够增强文化、教育及科学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双边性协议。截止1980年，美国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至少都设立了一个信息中心。在国际交流署的极力推动下，1978年7月至1979年3月，美中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广泛性交流与合作关系突飞猛进，与此同时，美台之间继续保持着高质量的信息、文化合作项目的稳步推进态势。
卡特政府任内，对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信息输出，以及自由国家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典型案例主要有：1980年来自东盟的学者在美国考察教育计划与课程设置的发展过程，来自美国的人文社科学者在东盟推进研究和熟识为目的的访问计划。在北非地区，美国分别与摩洛哥、突尼斯经过谈判缔结了双边性的教育与文化协定，组建了联合委员会。在南亚地区，在印—美小组委员会助推下，美印两国在艺术与教育领域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创新性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非洲地区，针对尼日利亚1975年开始的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问题，交流署在拉各斯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积极提供美国人有关联邦政府经历的相关观点和信息；为尼日利亚新宪法的出笼，以及当下的发展提供合适的官员配置人选。活动方式和内容主要是安排长时段的系列有关美国政府体系的讲座与专题研讨会，提供有关美国政治哲学的专题性论文的复印件，选送重要的尼日利亚人作为国际访问者实地考察美国的联邦主义实践活动。针对南非复杂且饱受诟病和谴责种族歧视问题，交流署的活动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即鼓励尽快终止种族隔离制的存在；实现向多数人统治的和平过渡。活动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是，至少已有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影响力的75名南非白人，被选送到美国实地考察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斗争历程，刺激他们思考并探索南非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多种族和谐共处的国家；同时期内，超过100名的南非黑人领袖在交流署的资助下也被选送到美国接触与获取新思想，参加由交流署实施的特别培训及研究生深造项目的其他重要的南非黑人将近1000名；选派超过100人的美国讲演者到南非进行多层面、多视角讨论和平转变的问题等。
增强美国文化与社会对海外他国民众的吸引力，弱化或消解美国留给海外他国民众的“科技、军事、经济实力超强”“文化艺术荒漠”并存的不相称、不匹配的国家印象，潜移默化地塑造与维护美国在海外的良好形象， 是卡特政府对外政策议程中优先考虑的重大议题之一。在国际交流署的积极推动下，作为美国公共外交极有发展潜力的交流工具与载体之一的“艺术美国”系列项目，就被官方有意识地加以充分地利用和推广。典型事例主要有：1.交流署与美国引领性的相关文化机构强强联手，譬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出的主体是怀旧题材的美国人绘画艺术作品。2.交流署与美国商业性财团进行合作，联手推出了在拉美进行巡回展览的“公司艺术：美国公司珍藏的绘画作品”项目；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联手推出了在非洲进行巡回演出的索拉里斯舞团项目等。3.“艺术美国”大力资助美国的民间艺术家们积极开展国际性的巡回展演活动，譬如在远东和南亚，表演家们（如约翰•杰克逊，芮金•斯卡吉斯等）参与的“美国南方音乐”项目得到顺利实施。4.交流署积极安排美国文学领域内的重要作家、评论家、专业教授接受邀请，去海外他国讲学。譬如，安排约翰•格雷高瑞•杜内和琼•狄迪昂到日本、印尼、新加坡进行讲学。5.举办多场次的研讨会或展览会。譬如， 在非洲举办的雕塑（刻）家梅尔•爱德华的雕塑（刻）展、构造艺术家南希•海明威的构造艺术展。
政策外宣与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
卡特政府任职初期，在人权外交问题上，美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处明确行动计划要围绕三个基本主题展开：法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兼容性； 社会需求的市民组织反应。设计的路径和方法应包括：1.在由个体构成的众多社会文化形态与体系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多样性；关于人权问题，相互之间都能够学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2.反对赤裸裸的对抗性行为，应采取低层次的、间接性对话与沟通。3.尽最大可能地推进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争取到教育文化事务处的支持。4.强调通过实施包括学者、新闻工作者、律师、劳工与政治领袖等在内的、较长时段的合作与交流项目，助推各种类型社会内部的多元主义成长。关于人权相关具体项目的落实，需要关注：1.编制和人权事务项目工作密切相关的组织与个人名录。2.紧扣人权主旨组织一场或多场专题性研讨会。3.在交流与合作项目的议程中，切实包含有关人权主题的行动计划。4.对致力于培育人权意识的相关组织，加大支持的力度。5.阐明教育文化处打算如何实现其预定目标（吸引外界关注度和力挺人权）。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署也设立了相关活动预定目标：1.总体基本目标：提升人权问题的价值和意义。2.特别关注点：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对美国人权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增强对于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人权宣言界定的基本人权普适性的理解和认同感；对于海外积极从事助推人权事业的个体与团体，在适度范围内提供鼓励和支持；创造更有利于拓展和提升人权活动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内及时报道有关人权问题的挑战与回应。活动主题有：卡特政府推出的人权政策，是历史上美国人长期关注点的正面回应；美国国内有着不断改进人权的良好记录，他国的相似努力则是有缺陷的；人权问题应是多边性质的关注点。每个国家内部在人权领域获取的积极成果，相互影响后都能有助于更符合人性化的世界秩序的创建；人权问题不仅包括政治与公民权利，还包含经济与社会权利。处理人权事务的基本要点：建议在人权领域，对于美国信息服务中心的所有海外分支办公室及时提供信息和指导；建议美国新闻署采取特殊举措与步骤，参与推动所在的特定国家改进其国内的人权问题。比如，1977年8月人权项目开始在阿根廷展开，国际交流署设计出系列被命名为“回归法治”的项目，其中“积极交流 思想，助推阿根廷司法体制改革”活动的社会反响较大。
针对苏联扩张迅猛的新形势，在美国强烈要求下，北约组织决定要在欧洲部署新的战术核武器。在这个极度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上，国际交流署通过收集和散播相关演讲辞、书面背景资料、录像带、新闻简报等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交流署官员与重要的欧洲民意领袖之间的面对面人际交流与沟通，为敏感、热议的北约行为消除噪音铺平道路。总体来讲，美国通过此类公共外交活动，大大缓解了欧洲人的紧张与焦虑感，消解了苏联发起的反战术核武器运动的生机与活力。
在中东问题上，卡特政府努力推动和平进程向前迈进，最为明显的外在成果，就是促成了长期对抗和仇视的埃及与以色列经过艰难的谈判于1978年10月达成了和平协议。国际交流署在此和平进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主要表现在：1.作为主办方，它为探讨中东地区共同关切问题的“文化正常化”项目提供特别基金。2.交流署同意大力支持系列相关活动的方案，比如，1980年5月的索茨伯格国家事务研讨会，就致力于为由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参与、思考、处理地区危机事务，提供额外的交流平台。3.优先制作与卫星传输戴维营协议及和平进程新进展相关的录像带。
历史反思
第一，卡特政府之所以看重公共外交，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来讲，它既能弥补美国硬实力层面上的短板和力不从心，又可以迎合美国民众的需求， 激发或增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理解、拥护和支持，占领道义和精神层面的制高点。这和其前任看重硬实力的现实外交相比，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在手段和方式上的存在差异而已。
第二，卡特政府实施的公共外交政策，明显地体现出双轮驱动的性质和特征，一方面注重持久性国家利益，主要的关注点是，向海外不间断地输出美国人发自内心的深感优越和自豪的核心政治与文化理念，介绍美国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的新成就，推广美式的发展道路、基本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普适性，维护和增强其在海外的自由民主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强调迫在眉睫的安全或政治利益，主要的着力点是，向海外尽可能以“平等”性对话与磋商、讲道理的方式宣讲政府主推的对外政策的合情合理，要让海外他国民众明白，美国之所以会做出如此的政策选择，其表象背后的深层缘由在哪里， 进而争取他们的理解、配合及支持。
第三，在评判卡特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时，有几个地方是不应被忽略的：1.公共外交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注重方式和手段的柔性化、隐性化与润物细无声，明显的功利性追求至少在形式上是要刻意规避的，它所注重的是成效的潜移默化和长期积累。2.卡特作为美国的最高代言人，虽说拥有极大的政治优势和权威，但是在美国这样的以权力中心多元化、分散与制衡为特征的现行政治体制运行的轨道之内，所受到的牵制和约束还是很大的。3.卡特政府推出的公共外交政策，受到外在的突发重大事件的极大干扰和伤害，使得刚刚培育起来“和谐与互信”的心理与氛围，遭受到毁灭性的冲击与破坏，譬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及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等。4.卡特政府虽然在政策文件中反复强调公共外交要实行双向对等性质的交流与沟通，要注重和学会倾听，既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但是在实践活动中，受到了美国人发自内心的极度优越感及高人一等心理的严重干扰，往往是以居高临下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
第四，在评判卡特政府实施的公共外交政策时，对方和美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不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形式的信息交流与沟通过程中，美方明显占据优势地位，对方则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美方经过人为剪裁和筛选之后的“有用、客观、真实”信息。若是长期处在美国人提供的海量信息环境“熏陶”之下，其民族传统文 化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民族国家的道路与制度自信，随着时间推移，就会趋向釜底抽薪后土崩瓦解的高危态势。
河南省教育厅2018年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2018-ZZJH-242）； 河南师大2014年度青科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4QK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杨建国：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高校开展公共外交的途径与建议
公共外交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坚持的重要方面。高校开展公共外交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多层次的工作影响受众，提升文化软实力。高校通过开展留学生教育，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工作，运用孔子学院、高校师生长期出访等“走出去”项目开展公共外交，推进软实力的发展。开展公共外交，高校也应加强自信，正确对待中外文化不同。在技术层面上，中国的公共外交还应更加精细， 注重细节。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巩固与提升软实力建设，高等院校通过公共外交活动，对国家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公共外交研究日益深入。韩方明教授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最主要力量，肩负着培养社会高层次劳动者和领域精英的任务，通过对外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向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有效传播和说明，进行公共外交活动，以增强我国的国家形象、利益，提升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软实力对于国家战略建设的作用，也十分重视青年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中国青年学子应当肩负起运用公共外交手段促进软实力建设的重任。
中国高校公共外交的发展途径
高校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 提高教育开放水平，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教育合作的新特点既包含高等教育的合作，还包括基础教育的合作。教育交流不单单是专业领域的任务，还肩负着民心相通的历史使命。
第一，开展留学生教育。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数据，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来华学习（不含港、澳、台地区）。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前15个国家集中在中国周边和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开展高校公共外交要着力关注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主要大国的留学生群体。周边国家和我国陆上或海上相邻，文化上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较强，文化上与我国有着较大不同，中国与这两类国家群体在人文交流领域都有提升的空间。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学习的内容包括知识、技能，也包括中国的文化。高校的公共外交活动可以体现在平时上课的过程中。在课堂上，老师通过讲授知识，向留学生传输我方对于学术理论的理解方式，与国外学生进行交流，也能够了解到在其他文化背景下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与我方有何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能够体现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与优势，中外双方都能够从中得到在自己文化背景中没有思考过的内容，有助于各自文化与思想的传播。
另外，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可能会有一定夸张的因素，外国留学生亲身来到中国，能够直观地了解到正在蓬勃发展、奋发有为的新一代中国人，中国积极向上的发展模式、高校师生对于留学生的教导和帮助，都会令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中国学术气氛，高校公共外交通过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增加留学生对于中国积极的心理感应，从而实现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第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高校作为公共外交的平台，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交流也是重要工作内容。目前国内外学术交流互访是各个高校重要的外事工作之一，每年许多国际顶尖学者前往中国高校进行学术讲座，介绍领域内研究进展，与师生进行提问交流。尽管讲座主要是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但我方的学术观点通过提问等环节的交流还是能够影响到国外学者的认知。另外，来华访问的智库和学术机构学者也非常频繁，他们往往进行小规模的研讨会和学术会见，在交流中，中外师生、学者的思想交流对对方的研究和思路都会起着积极作用，面对面的交流对于交流的效率会有提升，能够增进感情，也能够消除一部分可能的误解。本国学者的研究内容对于国外学者也是一种公共外交的学术开展方式，人文交流重要的是人与人心灵之上的沟通。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国际学术交流更加需要从具有长远性的心灵沟通的基础上开展面对面的交流，进而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充分运用好面对面交流的优势，积极说明我方的观点，同时也要聆听外方的声音，对于两者矛盾的方面，则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公共外交是外交的一个分支，外交需要妥协，中外交流中在坚持自身原则性和底线的基础上，各方对于理解对方和妥协应该有深入的认识，自说自话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双方对于交流的作用应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面对面的人文交流在高校公共外交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大高校网站上都能看到会见外宾的新闻。同时，我方师生出访国外学术机构参会、调研，同样能够将我方的思想介绍到国外，在国际会议的平台上推介中方研究成果，与国外学者、学生进行交流。短期的出访不一定能够对国外受众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因此，高校在开展学术出访时，应从长远规划的角度出发，细水长流地派遣出访项目，进而达到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
第三，运用孔子学院、高校师生长期出访等“走出去”项目。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在全球140个国家（地区）共建立512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位于130国(地区)共512所，孔子课堂位于74国（地区）共1073个。孔子学院、课堂是中国政府倡导的，通过各大高校与海外学校联系合作建立非营利性机构，旨在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推广中国文化。中国通过派出高校教师和汉语教学志愿者到海外，在孔子学院、课堂中教授外国学生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由于孔子学院都是由中外高校联合举办的，这体现了中国高校公共外交工作的机制性开展。另外，高校通过政府和境外资助的方式，派遣学者和学生出国长期访学，也是对国外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方式。虽然派出人员在当地数量并不多，但可以通过讲中国故事，来影响周边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这种影响可能仅靠一次的交流会比较弱，但长期坚持，就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师生在海外通过在当地居民家中租住，联系接待学者等方式，要以普通学者的姿态，不突出意识形态， 争取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从而让周边的外国人觉得中国人易于交往，消除对中国的另类感觉，这样才可能将中国故事讲好。
中国高校开展公共外交的建议
第一，开展公共外交应当加强自信。自信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现在又处于实现“中国梦”的攻坚阶段，国家总体形势向好，在社会治安等方面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安全得多。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与别的国家会有许多不同，但“和合”文 化体现了中国人爱好和平，重视发展的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执政理念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构建，学术界也开展了多项研究。高校师生对外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时，要谨记代表中国的形象，以积极向上的姿态面对外部世界， 以语言和行动向国际友人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发展理念，以及办事方式。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当中，应当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专业领域的知识有着深刻的了解，主动弘扬中华文化；对于需要改进的内容，我们应当做到自己首先改正，并带动周边的国人改正。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但高校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应当带头逐渐为中国文化的自我净化与繁荣努力，这样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可才会慢慢加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提升软实力的工作才会被外界更多地信任。
第二，正确对待中外文化的碰撞。我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受众的层次不一，宗教背景也不一样，中外文化的矛盾与碰撞在所难免。这需要我们以客观的心态看待这种现象，需要我们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要了解外国文化的诉求，要以符合外国文化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说明。笔者认为，在交流过程中，会有部分内容不适合与外界进行交流，我们可以规避这些内容，或者以其他形式与外界交流。另外，中国学生要正确对待外教的宣传。外教在讲授一些涉及历史、政治等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课程时，会流露出一些本国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这需要学生在上课时进行批判地学习，在国内的课程我国老师应当向学生说明情况，避免学生因两国意识形态不同而造成理解历史事件的混乱思维。
第三，在技术层面上，中国的公共外交还应更加精细，注重细节。公共外交的受众是中国需要精心选择的。应当学习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重视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受众接受中国，还要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和高校教研人员精准定位，做到少而精的帮助一些教研人员，例如在奖学金资助的基础上，设立同学会，长期关注受过资助学者在所在国的研究动向，通过经常邀请他们参与学术联谊活动进而保持联络，在遇到国际上有利于或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势时，能够联系这些学者配合中国政府发出声音，以利于中国外交工作。同样，中国在派出高校师生赴海外开展公共外交时，也应分层次进行，根据人员情况选择派出短期或长期访问人员，除了学习、交流，也应培养他们宣传中国的意识，真正做到自觉地公关。
还有一些技术层面的情况需要加以重视，例如，开展公共外交需要良好的外语基础。中文目前在国际上使用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尽管学习中文的人在增加，使用广度还不高。这需要中国高校师生学习好外语，以熟练的外语向国外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帮助他们学习中文，推广中国优秀文化。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也应当大力推广，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在沟通中外高校师生间会增加便利性。笔者认为还有一点可以加以改进，即简化我国公办学术机构和高校的工作人员出国手续，采取更加便捷高效的审批方式，使高校师生开展公共外交更加便利。
公共外交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坚持的重要方面。中国高等院校包含的师生数目巨大，社会影响力丰富，在实践公共外交方面存在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高校的公共外交活动提升了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运用专业人才的能力，以及国家多方面的利益； 增进了中外师生的相互了解，提升了国际环境的友好度，增加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通过多层次的公共外交影响国外受众，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高校师生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中，应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将自身公共外交活动做好，增强人文意识，助力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服务。
邢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国际政治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纠缠的中美经贸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量，两国在竞争与博弈中形成一些矛盾点。美国高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汇率操纵、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市场开放；中国十分关切美国外资审查、高技术产品出口、替代国调查。处理好这些矛盾一方面应明确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通过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密切两国关系，拉近合作纽带；另一方面还应坚持自身发展战略不动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创造对美博弈的回旋空间，以博弈求合作。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多元，大国竞争、合作与博弈日益激烈，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摩擦碰撞更加频繁。经贸领域是中美矛盾集中的主要领域，这其中既有一直以来两国各自关切的传统议题，也有特朗普上台后产生的新矛盾。美国十分关注对华贸易逆差、中国“汇率操纵”、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服务业市 场开放等议题，中国对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制度、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替代国”做法表示强烈关切。经过“百日计划”谈判，中美两国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初步的，更多地要在未来中美一年期经济合作计划中解决。
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纠缠点
首先，美国高度关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意图采取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削减贸易逆差。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为7500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46%，中国是美国最大逆差来源国。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差异、产业分工不同、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因素决定的，但美国认为中国通过市场补贴、汇率操纵、出口倾销、政府干预、贸易壁垒等手段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大量使用不公平贸易救济措施，意图削减对华贸易逆差，中国是遭受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自1980年至2016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26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累计达到282.2亿美元，美国惯用替代国、分别税率、外部基准等不公平做法，对中国产品裁定畸高税率，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出口。特朗普上台后，对华继续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特别是集中在钢铁和铝制品领域。2017年2月，美商务部对中国不锈钢板实施救济，征收63.86%-76.64%的反倾销税和75.6%-190.71% 的反补贴税。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要求美商务部优先调查钢铁和铝的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5月，对来自中国等国的冷拔钢管开展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8月，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铝箔制品接受了16.56%到80.97%的不公平补贴。特朗普滥用的贸易救济措施涉及面广，几乎涵盖了中国输美的所有钢铁产品，裁定税率也较高，超出了正常贸易救济范畴，呈现出极强的贸易保护主义。
其次，特朗普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希望以此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有所让步。特朗普在竞选前后，曾多次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意图将贸易逆差归结于中国单方面操纵汇率，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但“汇率操纵国”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美国对“汇率操纵国”的定义和标准。 美国《2015年贸易便利和执法法》提出了判断汇率操纵的三条标准：一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项目盈余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三是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由于目前我国仅满足第一项条件，“汇率操纵”指责并不成立。特朗普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既为掩盖贸易乏力事实，也为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在经贸谈判中有所让步。特别是随着美联储正在开启加息和缩表进程，美元将进入一个升值周期，这对美国出口尤为不利，特朗普希望人民币也能有所升值，避免中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三是美国经常批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近期特朗普启动了对华知识产权的“特殊301调查”。美国长期关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曾多次对中国挥舞知识产权调查大棒。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 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条款”对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特别是中国是否会损害美国知识产权进行调查。“301条款” 得名于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第301节，该条款核心内容是，如果在国际贸易中，美国的利益、权利因外国的行为、政策所导致的不公平竞争而受损，美国总统及其领导的USTR可以通过暂停贸易协议优惠、对货物增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对服务征收额外费用或限制、重新开展贸易谈判及其他手段对该国进行制裁。特朗普启动“301调查”，旨在通过贸易调查和制裁方案形成置信威胁，使中国在产品进口、贸易壁垒、市场准入方面有更多让步。按照以往经验，美国本次对华知识产权调查仍可能集中在芯片、机械、设备等高技术产业，调查结果若判定中国严重侵犯美国知识产权， USTR有可能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最有可能向中国施加最高达100%的报复性关税。
四是美国十分关注中国市场开放问题，要求中国服务业全面开放。服务业是美国优势领域，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宽在银行、证券、保险、文化、媒体等领域的投资准入。特朗普政府十分强调对等性原则，认为只要美国开放的领域，中国也要相应开放。中国认为，一国开放水平由国情决定，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监管能力密切相关，多年来中国不断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改革。经过国内各自贸区多年试点，中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不断完善。自2013年至今，中国已推出了四张投资负面清单，清单长度不断缩短。2018年开始，负面清单将向全国推开，绝大多数服务业都允许外商自由投资。美国总体认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路径和开放方式，也能够对中国服务业开放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在开放速度上并不满意，认为中国应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迅速放开全部服务业的外商准入。在中美“百日计划”谈判中，服务业开放是双方矛盾和分歧集中的一个领域，中国承诺在信用评级、电子支付、债券承销、结算代理等领域对美资扩大开放。但特朗普认为，中国服务业开放力度仍不够大、步子迈的仍不够快，预计在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中，美国可能会在此方面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
五是中国对美国外商投资审查机制表示关切，认为该机制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造成了严重阻碍。近年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快速增长，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为当地创造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亮点和重要推动力，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构成了严重阻碍。中国连续多年位居美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数量国别榜首，但中国投资只占美吸引外资总额的1%，两者完全不成比例。自1975年美国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以来，美国总统仅否决过三次并购案，均来自中国投资者，分别为1989年中航技收购美西雅图飞机零部件制造商（Mamco）项目，2012年三一集团关联公司收购美俄勒冈州风电场项目，及2016年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公司项目。近年来，因安全审查导致并购受阻的中国企业投资项目金额已超过500亿美元。
在安全审查机制中，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是CFIUS关注的重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美国长期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具有收购关键技术、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等战略意图，其行为背后均有中国政府的手在操控，并非简单的市场行为，也不以盈利为目标。一些国会议员不时就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项目致信美政府高官，要求开展国家安全审查，而这又成为美国媒体炒作的对象。其实质是美国部分产业害怕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为维护自身利益，以无定义、无标准、无范围的“国家安全”为名，千方百计为投资设置障碍和门槛，体现出美国部分产业界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保护主义、保守主义思维。
六是中国希望美国破除冷战思维，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管制。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控制或禁止有竞争力的美国高科技产品流向中国。2001年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仅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是基于冷战思维。一方面担心中国政府获得美国各高精尖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军事装备上，另一方面担心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国企业会迅速模仿、掌握技术，与美国企业开展竞争。这种缺乏互信的冷战思维严重制约了中美经贸合作的深化和发展，不符合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双边高层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不断向美国提出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要求，放宽民用用途、民用用户“两用”产品的对华出口。尽管美国多次表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中给予中方平等待遇，承诺促进和便利高技术物项对华民用出口，但却迟迟不见落地，中国希望美国能在放宽出口产品管制方面采取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
七是中国希望美国遵守承诺，放弃在对华贸易调查中采取“替代国”做法。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2016年12月11日后，世贸组织成员应终止采用“替代国”价格计算中国出口企业倾销幅度的做法。 这是世贸组织成员必须履行的国际条约义务，也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该享有的权利。美国是世贸组织成员国，也曾在该议定书上签字，理应毫无条件地履行契约义务。但美国自去年12月11日以后，一直没有表态承认该议定书第15条规定，仍然按照“替代国”方法衡量中国钢铁等产品对美出口的倾销幅度。美国强调国内法优先，按照其国内法，该议定书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认为中国尚未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议定书该条规定并不能启用，仍可采用“替代国”方法。但这一做法实质上是混淆概念， 为不履行第15条义务找到借口。首先，议定书第15条规定，对华反倾销调查中放弃“替代国”做法是无条件的，美国履行这一义务不应与其他任何问题挂钩，更不存在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协议书之上的问题。其次，世贸组织规则中并没有关于“市场经济地位”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中国也并未要求美国现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故意把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和 “替代国”做法捆绑起来，就是不希望放弃“替代国”这一不公平的贸易制裁武器，中国对这一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破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几点建议
一是明确中美关系的基本定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采取结伴不结盟方式，目前中国已在全球建立了几十对重要的伙伴关系，但对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尚无一个双方公认的说法。中国曾试图与美国构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但美国一直予以反对、质疑或不表态，美国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总体给予正面回应，但对超出自身国力的“负责任”行为也难以认可。中美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没有一个清晰定位。没有定位就意味着处理两国关系时，双方没有共同认可的指导思想和标杆基准，其波动和变动不免较为剧烈和随意。中美两国应共同研究给予两国关系一个明确定位，在此基础上不断弥合分歧，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避免经常回到原点、重走老路。
二是着眼中美经贸合作增量，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客观事实，但这种不平衡是全球产业布局、国际分工以及中美经济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引起的，存量资源结构很难一时改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不应总是纠缠在存量方面，应该放宽眼界，着眼增量，发现新机遇、新市场、新领域和新空间。中美应借一年期经济合作之机，深化在高技术、农产品、能源贸易、服务贸易及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增进双边经贸往来和市场开放，加强经贸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消除双边贸易投资障碍，通过合作开发第三国市场等多种方式创造新的商业机会，持续有力地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
三是尽快重新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完成了34轮磋商，并交换了3次负面清单。特朗普上台后，中美BIT谈判已被搁置，当前双方应尽快重启该谈判。BIT谈判将为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推进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红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扩大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美国经济复苏注入活力。未来可在BIT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开启中美BITT谈判（BIT+Trade），早日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打牢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四是坚定自身发展战略不动摇，做好自己的事是抓住中美博弈主动权的关键。近年美国在经济领域给予中国的压力，很多都与中国自身改革不到位、不彻底有关，如外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汇率市场化机制不完善等。解决好中美之间的问题，避免在两国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对内，应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财税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中美博弈的关键领域提前布局，不给美国向我发难的口实。对外，要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网络，增强在中美博弈中的主动权。
五是在双边与美国周旋的同时，放眼全球拓展多边市场，创造回旋空间。尽管美国在与我国的经贸纠纷中呈战术进攻势头，但在全球多边领域， 美国正在呈现战略收缩态势，其领导能力正遭到全球质疑，中国应抓住这一机遇，有所作为。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平台，美国不时以退出WTO相威胁，要求WTO改革必须唯美国意志为唯一标准，各成员国十分反感，中国应积极站出来，团结盟军，做全球化的新旗手。在多边合作中，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深化与沿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多层次合作，以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为手段，不断扩大海外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最大限度创造对美博弈的回旋空间。
梅冠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高级经济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涉外管理体系与公司国际化发展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国际经营活动更加频繁和深入，企业涉外管理也逐渐从偶发走向常态、从局部走向全面，成为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应建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涉外管理组织保障体系，以国际化战略为牵引，构建企业公共外交层级的涉外管理业务体系，以流程管理为抓手，打造集团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
当前企业涉外管理现状
提到企业涉外管理，许多人仍将它等同于政府体制下的传统外事管理， 其管理内容仍然是国家层面的外交事务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外事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关联性不大。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动互联时代，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早已多元化，任何有机会参与涉外交往的组织、机构和个人，都是其母国形象的传播者，都是涉外管理的行为主体。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事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当前，经济外交已经成为各国整体外交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责任。企业的涉外经营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环境，而且是展现其母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讲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丰田是我的右脸。” 可见，企业涉外管理一方面要基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合法经营，严把产品质量，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履行社会责任，并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树立企业公共外交意识，置身国家整体外交战略部署开展涉外管理，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国际社会对母国及自身的看法，消除误解，提升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从而为企业赢得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的涉外管理工作仍然较为被动和零散，未从营造企业国际化经营良好环境的角度构建涉外管理体系，企业公共外交行为仍处于非自觉开展的萌芽阶段。对于大部分直接处在我国外事管理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言，涉外管理仍是传统外事管理的“四大件”，即因公出国（境）、邀请来访与外事接待、举办国际会议和涉外突发事件管理。涉外业务松散、存在管理孤岛，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未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
企业涉外管理的三个层级
综观当前我国企业涉外管理现状和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历程，企业涉外管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层级（图1），它们分别是：
第一，外事行政事务管理层级。主要是因公出国（境）审批、证照签证手续办理、邀请来访和外事接待等日常出入境事务性工作，是最基础的外事管理和服务工作，业务角色定位于企业单一的行政事务中心。
第二，外事内控管理层级。在外事行政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成本管理、商旅管理、精益管理、风险管控等职能，并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对相关具体的外事业务进行全寿命周期管理，实现了具体单项外事业务的深度管理。外事业务角色由单一的行政事务中心向行政事务、成本管理和风险管控等多中心转变，涉外管理专业化程度更加强大。
第三，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基于营造境外良好经营环境，助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标需求，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构建了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业务领域在传统外事管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境外社会责任管理、企业品牌形象塑造、企业跨文化管理和境外公共关系管理等内容。外事业务角色也由企业内控管理中心提升至企业战略经营中心， 成为支撑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外交部所倡导的“战略谋划型”外事管理层级。
企业涉外管理体系的构建
企业涉外管理综合性强、涉及领域广、业务交叉多。工作内容覆盖企业人员、货物和资金的跨境流动、各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境外的经营管理、国际形象塑造、跨文化融合等方方面面的涉外活动管理。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企业涉外管理体系，要以支撑企业国际化战略为目标牵引，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和统筹规划，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作指引，结合涉外业务工作特点，从业务架构和能力保障两个角度，从系统性、专业性和行政性等多个维度，围绕组织保障、制度体系、流程机制、业务规范、知识管理和信息系统平台打造等方面，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图2）。
第一，建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涉外管理组织保障体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加强外事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外事管理工作机构，强化外事部门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涉外事务的职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从现代组织理论出发，当前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传统职能制和分权型的科层组织运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客户需求。需要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和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构建面向客户需求、聚焦企业战略、基于业务价值创造链的流程化的企业组织架构。打破传统组织模式下的“部门墙”、“流程桶”和“山头主义”，通过对流程与组织的有效整合，确保业务在组织内得到有效支撑和高效协作，实现企业价值创造。这种流程化的组织架构已经在三星、华为、海尔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集团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如华为在15年前就打破法人实体概念，将各法人实体零散的同质业务基于流程进行集中管理，并花几十亿打造了全球采购、人力资源、行政服务等十大管理平台，提升了专业化的资源整合和调动能力，打造了快速响应前方炮火呼唤的“重装旅”；海尔自1998年就开始打破原先引以为傲的“联合舰队”治理模式，启动“市场链”流程再造组织变革，通过市场链把终端客户的满意度无差异地传递给每一个业务流程和岗位，建立了更加聚焦客户需求和价值创造的扁平化组织，开创了“人单合一”的运营模式。三星也从1993年开始的新经营管理变革中，高度重视基于业务流程的扁平化的组织变革。
当前，打造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是中国中车的战略发展目标。一方面，公司涉外管理作为价值创造链中的支撑性业务，必须突破传统职能制组织模式下的部门本位主义管理习惯，加强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聚焦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优化管理业务流程，打造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中车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公司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商务规则惯例等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国际社会公众、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舆论、跨文化沟通交流、国际声誉等成为公司国际化经营中需要妥善管理的重要对象。公司涉外管理要提升到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的高度，围绕营造良好国际化经营环境的目标要求，提升涉外管理的战略谋划能力，实现管理价值创造。因此，公司应成立类似国际化战略委员会的顶层决策机构，并设立党委领导下的涉外工作领导小组，作为统筹协调涉外管理业务、决策涉外管理事项的最高领导机构；在涉外工作领导小组下成立外事管理办公室（不一定要单独设立，关键是要落实管理职责和权力），作为日常涉外工作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同时按专业度划分其它涉外管理职能（如涉外法务、涉外人力资源等），并建立共享服务中心或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平台，如签证中心、差旅管理平台等。通过打造专业化的中端职能管理和平台化的后端服务系统，提升资源整合调配能力和专业化管理水平，构建横向联合协同、纵向连续闭环的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形成组织合力，助推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以国际化战略为牵引，构建企业公共外交层级的涉外管理业务体系。近年来，公共外交的理念和知识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公共外交体系，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传统外事管理“四大件”被动式的行政事务型工作模式， 向主动谋划综合统筹型的外事管理工作模式转变，逐渐成为外事管理工作战线的统一认识。近期，国资委将外事局改名为国际合作局，名称改变的背后是角色定位和工作内涵的转型升级，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央企“走出去”的外事统筹谋划职能更加强化。据2012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公共外交”专题调研显示，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仍处于全球化历程的初级阶段，但在二十年的“走出 去”过程中，中国企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了公共外交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教训。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公共外交对“走出去”的重要性。一些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把公共外交纳入其“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如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甚至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 经验表明，企业公共外交开展得越好，其走出去的成功率就高；如不重视公共外交，则遭遇的挫折或失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总体来说，企业开展公共外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培育和强化公共外交意识，规范外派员工行为，消除文化差异隔阂；二是确保企业合规经营，重视产品质量，树立良好企业品牌；三是加强属地化经营，融入当地社区；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五是加强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关系管理，降低社会政治风险；六是加强正面宣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从中国中车管理实践来看，近年来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实践，如注重中车品牌的国际化传播、进行美国“梦之旅”演讲活动、加强马来西亚基地的“五个本地化”建设、组织中车外籍员工来华之旅活动、南非公司开展中国功夫推广活动等等，向世界很好的展现了中车的企业价值文化和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但目前的公共外交实践仍处于零散的状态，未从构建国际化经营支撑体系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的梳理。当前高铁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金色名片，在我国经济外交中被寄于厚望和期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亲自推销中国高铁。中国中车作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形象大使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更加强烈和清晰。从公司自身的发展来说，打造受人尊敬的国际化中车，培育战略谋划能力、全球经营能力和公共关系能力等核心竞争能力，提升中国中车品牌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对公司涉外管理在营造境外良好经营环境方面的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外事管理单一的行政事务性职能已经无法更好的满足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从国际化战略经营的高度重新梳理涉外管理业务，参照涉外管理层级划分的“三层次模型”，沿着传统外事管理层级向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转变的路线，系统的构建企业涉外管理业务体系势在必行。
第三，以流程管理为抓手，打造集团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企业的核心目标是价值创造。企业运营的体质是基于价值创造链的流程管理。当今世界企业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用流程管理理论指导企业运营管理、并构建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是保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打造基于业务流程的专业化管理平台也是实现企业组织扁平化、集中调配企业资源、统筹协调业务分工、减少企业内耗、强化管理机制、提升职能专业化水平和企业运营效率的基础。华为“铁三角”模式的成功，前方呼唤炮火、后方“重装旅”快速响应的管理精髓是建立了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导向的敏捷的业务流程体系，并基于流程打造了十大信息化管理平台。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也是从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开始，打造了一个平台化的企业运营模式。以行政管理平台为例，华为将客户服务作为一个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会参与进来，并基于流程制定了标准化的接待规范，所有参观过华为的人都对它的接待管理印象深刻。一家国际知名的日本电子企业领袖在参观华为后震惊的表示，华为的接待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在员工差旅管理方面，华为和海尔都有专业的差旅管理专家负责制定差旅政策和流程优化， 并使用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差旅资源整合和成本集中管控，同时实现了员工差旅数据的实时掌握，所以每当企业员工在全球各地遭遇突发事件时，企业都可以做出快速反应。
涉外管理是行政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管理范畴，特别是传统外事管理的“四大件”，基本围绕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展开。新中车成立后，国际化进程加快，因公出入境业务量剧增，新的涉外业务内容不断涌现，开发打造综合平台级的大外事管理信息系统显得非常紧迫。目前，构建大外事管理信息系统是中车外事管理的重点工作。站在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信息化支撑平台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和系统思维原则，以业务驱动管理，通过全面梳理业务需求厘清系统业务架构，通过创新业务流程实现系统全员应用，通过系统缜密设计实现外事各项业务闭环管理，通过权限管理和流程优化实现责任明确和流程清晰，通过智能设备集成应用实现工作效率提升，通过数据接口规范实现数据共享、平台互通和多终端适用，通过业务数据采集和分析，提升外事科学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服务水平。目前外事管理系统的首期任务主要是围绕出入境事务管理、团组闭环管理和门户网站三个模块进行开发。
金晓平：中国中车集团人事部外事处副处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