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型全球化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需要冷静、理性、辩证地看待“逆全球化”，中国必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加强。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可结合“新型全球化”有序开展。
2017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此次年会的主题是“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该论坛并围绕全球化问题发表重要演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刊文评论称， 在中国成为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的道路上，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是合乎逻辑的一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面对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可以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低潮期。面对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坚持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而“一带一路” 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对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构想和政策应对。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者安德鲁•埃莱克（Andrew Elek）所言，想要削弱传统贸易壁垒正变得越发困难，“一带一路”关注的是弥补各国在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这将有助于减少供应链的障碍，这种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合作是一个“正和博弈”，“一带一路”可以推动相关国家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新手段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准确认识“逆全球化”及其深层原因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进程。19世纪以降，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全球化获得充足动力，进而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全球化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在过去两百多年间亦是有起有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便是全球化的低潮期，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害人损己的经济政策，终致陷入惨烈战争之中。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直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尤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为甚。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互联网经济勃兴，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助力下，跨国企业得以在全球构建生产链条。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廉价原材料和潜在市场吸引西方企业和资本家争相“开疆拓土”。对此，美国著名史学家韩德（Michael Hunt）曾批评说：“他们拥有一种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忽略当地人民的意见，在那些政府羸弱的国家横行无忌”。
正如全球化的舆论旗手、《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时尚，也不只是一股经济热潮，它是一种替代了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全球市场的压力将迫使政府放权，私营部门随之扩权。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美国也将占据无可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确，在苏联垮台后，很多国家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些长期远离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一时间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则成为全球化的另一动力来源。
然而，时移世易，过去数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面临转折。美国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抱怨日深，认为全球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增，包括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技术优势渐被削弱。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质疑自由贸易理念，指责中国等国搞不公平竞争，誓言要帮美国钢铁工人重新赢回他们的工作。欧洲的“反全球化”情绪也日渐高涨，其对移民问题更为关 注，人员的自由流动一度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就。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之下，欧洲民众的不安全感陡增，欧洲一体化进程倍受打击。英国“脱欧”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反移民、反自由贸易、反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势力随之做大，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丹麦“人民党”等等。
在发达国家质疑全球化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一时也无法成为支持全球化的旗手。过去几年来，“金砖国家”等难以保持“增长冠军”的头衔，它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不容小觑。中国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并且面临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就业市场等方面的艰巨改革任务。俄罗斯、巴西等长期以来依靠出口能源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国家，则需经历更为困难的转折期。土耳其等国还面临国内政治动荡的考验，非洲的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则饱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袭扰。此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也不应忽视，比如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动力”出现问题，世界也一直在承受着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去几年来，沉重的债务及其连带的经济不安全感，导致消费需求下降，跨境投资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全球经济活动的脚步大大放缓了。美国和欧元区的需求大约降低了20%。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里，全球贸易增速是生产增长的两倍，体现了国际商品流动的高度活跃。但是，2015年世界经济实际增长3.1%，而全球贸易仅增长2.8%。跨境资本流动也严重倒退，据称已经降低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
全球化进程为何出现这样的变化？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虽续有发展，但“西方”、“资本”、“国家”这三个重要角色的位置却没有被摆正。其一，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美欧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力图以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改造世界。 其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导致美欧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而且还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受损，一些自然资源条件差、地缘区位不佳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全球发展的“边缘”地带， 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势力的温床。其三，消减政府管制、弱化国家角色被当作全球化的目标，迷信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致使政府无为、治理缺位。简言之，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虽然总体上带动了世界的发展，但存在诸多弊端。实际上，西方精英也已经认识到，过去数年来，全球化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Lionel Barber）所言，旧的、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1.0”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在迎来包含更多非西方现代性元素的“全球化2.0”时代。
发挥“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引领作用
需要冷静、理性、辩证看待“逆全球化”现象。“逆全球化”本身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全球化所推动的国际贸易、跨境投资、人员流动、技术扩散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抛弃全球化，而在于如何弥补全球化的缺陷，如何校正全球化的失衡，如何激发全球化的动力。
世界呼唤“新型全球化”。较之以往的全球化进程，新型全球化应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实施“结构性改革”，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擅于为长期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动力。以往，总是西方国家“开药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大政府”和“自由市场”不足，以“新自由主义”为底 色、以削弱政府管制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新型全球化需要重新认识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注重“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相互结合。要鼓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 纠正“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弊端，推动全球各国的协同改革和“共同进化”。其次，新型全球化需更为重视处理“分配的政治”。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聚焦于“增长”，那么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就应当格外着力应对 “分配”的政治，努力降低经济、社会和机遇的不平等。“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亟需改变，应进一步提升“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 让发展更具包容性，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享有全球化的成果。第三，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挑战，节制资本、增进公益，通过绿色金融、跨境联动等新方式予以应对，减少“全球治理赤字”。
推动新型全球化，中国势必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在加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应当为“新型全球化”做出理念贡献、机遇贡献、制度贡献。在当前全球化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需从新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一带一路” 建设的深刻意义。应该说，“一带一路”是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积极探 索，是凝聚共赢发展力量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引领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对“新型全球化”具有显著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既为长期处于“全球化洼地”的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助其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也有望为发达国家增添发展动力。第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交往为基础，保障有关各方平等参与、共商共享的权利。“一带一路”建设不搞等级制、排他性安排，力求开放性、网络化合作，鼓励“多拆墙、少筑墙”。第三，“一带一路”践行互利共赢理念，在坚持国家自主发展的同时，努力寻求各方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第四，“一带一路”注重发挥政府的合理引导作用，而不是任由“资本”逐利扩张，强调为相关国家的普通 民众谋福。第五，“一带一路”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观念， 坚持和而不同，倡导成人之美，主张文明之间的包容互鉴。
过去四年来，从“愿景图”到“路线图”再到“施工图”、“样板间”，“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彰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议程设置、倡议实施、力量动员、网络构建能力，中国在国际社会得到的理解和支持也越来越多。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可结合“新型全球化”，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及时总结、提炼和宣介“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新型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元主体合作、国内治理与 全球治理相协调、软联通与硬联通相促进等一系列新尝试，要对这些创新实践加以深入研究。二是既要坚持“开放的一体化”模式，又要注重有形的治理架构建设，要针对“一带一路”面临的现实难题和突破方向，进一步完善规则和制度建设，逐步做实、做强符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和规律的新型 治理机制。三是要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等地区性、功能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增进“一带一路”与联合国事务和发展战略议程的联通性，善于借力、善于构建更加广泛的、以发展为导向的“联合阵线”。四是要坚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民生导向，增强项目成果的普惠性。要推动中国企业在对外经济合作中落实“正确义利观”，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以人为本”的道义高度，重视和支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教育、医疗、扶贫、减灾等合作，进一步充实健康、智力、绿色、和平丝绸之路建设的具体内容，打造更为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赵明昊：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季风计划”：印度对“一带一路”在文化外交领域的围堵
21世纪以来，印度在经贸、外交、安全等领域展露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国家实力显著增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印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辐射区域中的重要国家，为了应对邻国的强势崛起和亚太形势的诸多变化，印度政府在地缘范围和战略议题等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季风计划”作为莫迪政府的“软实力”战略，表明印度将以开展文化外交的方式推动其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印度“季风计划”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战略空间范围和战略内涵上存在大量的重叠，就当前中印双方的战略态势分析，“季风计划”势必掣肘“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至今，印度对此态度消极，尚无明晰的回应。不仅如此，印度国内媒体频频发出抵制的声音。印度学界也普遍认为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大大增加了印度的焦虑（Smruti Pattanaik, “Assessing Modi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9, No. 3, 2014, p. 221）。2014年5月上台的莫迪政府在“大国战略”的驱动下，将国家“软实力”建设纳入印度外交战略中的重头戏。在此背景下，2014年6月“季风计划”应运而生。“季风计划”强调加强印度与其他39个泛印度洋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交流和合作，体现出莫迪政府对地区外交战略主动性的明显诉求。2017年6月以来印度频频的非法越界挑衅行为也表明，印度仍然将中国视为在巩固其地区主导权进程中最大的对手和威胁。泛印度洋地区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实施的必经之路，“一带一路”不仅谋求重塑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合作网络，同时也寻求调整和加强彼此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虽然印度官方从未将“季风计划”解读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抵制行为，但是就目前的时局而言，中方应时刻警惕“季风计划”对“一带一路”潜在的阻碍作用和消极影响。
印度“季风计划”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2014年6月21日，印度政府文化部正式公布了“季风计划：海上航路与文化景观”。“季风计划”自提出以来主要致力于联合印度洋沿岸各国为“季风计划”联合申遗扫清障碍。从目前的实施状况来看，主要偏重于对印度洋上的文化遗迹、交通路线等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历来被认为是保障印度国家安全的“后院”，当下印度主动越界挑衅，叫嚣 战争表明印度对抗中国，巩固地区主导权的决心。鉴于印度与中国竞争的一贯心理，可以预见印度目前对“一带一路”消极抵抗的态度不会改变，“一带一路”同“季风计划”的合作构想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印度甚至随时可以将“季风计划”变成对抗“一带一路”的先行军。
“季风计划”可以解读为印度在文化外交领域对“一带一路”的围堵。“季风计划”涉及39个泛印度洋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在范围上形成了大面积的空间重叠。同时“季风计划”以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环印度洋地区以及该地区国家间悠久的贸易往来史为依托，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也是以中国古代王朝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历史根据，可见两者在战略内涵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印度洋地区曾深受印度文明的影响，若“季风计划”能够重塑印度洋沿岸地区国家间的联系，拓展印度在周边国家文化、心理及战略上的影响，在泛印度洋地区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价值观同盟，分化、分裂该地区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则势必增加“一带一路”的实施成本，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不可估量的风险。
“季风计划”是印度企图以“软实力”较量的方式来争夺对华战略主动权的表现。随着“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中国旨在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 在印度洋地区甚嚣尘上，印度国内认为若印度在“经济”这一“硬实力”上一时难以同中国相抗衡，则可以利用“文化”这一“软实力”来抵消泛印度洋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促使沿岸国家转为积极配合印度的海洋战略，最终构建印度主导下的“印度洋世界”。（陶亮：《“季风计划”、印度海洋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6 页）“季风计划”对华进入印度洋不仅会产生战略迟滞作用，而且增加了印度抵制“一带一路”、对抗中国的筹码。倘若通过挤压中国外交空间能迟滞中国崛起的脚步，延缓我方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就意味着会缩短印度追赶中国的进程。
印度“季风计划”自身面临的挑战
尽管目前印太地区局势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与泛印度洋国家在地域和历史文化上的紧密联系为“季风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基础。美国继续支持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地作用，印度与周边国家存在经济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捍卫海洋安全的合作空间等因素也为印度推进“季风计划” 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季风计划”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要注意到印度的外交战略也有着外在表现与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问题。“季风计划”亦存在诸多变数。
首先，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就其国内经济环境来说，不对外开放市场、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低下、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使得印度短期内难以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此外，薄弱的基础设施一直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且短期内难以改善。不容忽视的宗教矛盾和种族问题也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的挑战与威胁。（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73页）当前印度国内问题重重的状况，必将限制莫迪政府“季风计划”的实施程度。
其次，亚太国家对印度仍然心存疑虑。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对任何弱小邻国都是一种心理压力。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印度将其海军投放能力拓展至太平洋地区，使亚太国家认识到:印度仍然是南亚大陆的霸主，不要指望印度能成为维护本地区和平的力量。（陈继东主编:《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82页）鉴于印度的渗透介入，亚太国家对自己在地区性事务中的份量表示担忧外，也必然会对印度为走向世界大国而制定的泛印度洋战略抱有戒心。
最后，印度势必受到来自地区大国的制衡。印度试图控制从阿拉伯海到南海之间的海域，坚持不允许外国干涉印度洋事务。鉴于亚太大国同样在该地区有着巨大利益，因而不会坐视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无限扩大。印度虽然是地区军事大国，但与参与亚太事务的其他大国相比，印度之所以能活跃在亚太地区究其原因是美国战略的需要。尽管美印地区战略互动的主流是协调与合作，但美国对印度仍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在亚太大国地缘竞合结构的复杂背景下，印度在推进“季风计划”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面临大国竞争结果对其产生的冲击。
中国应对印度文化外交围堵的政策建议
印度通过“季风计划”将其战略范围延伸至南海，谋求扩大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做法已经触及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并且增加了“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风险。如果推进顺利,“季风计划” 在带来更多“印度因素”的同时，还将对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拓展产生特殊的意义。鉴于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关系，莫迪政府在泛印度洋地区发动的文化外交攻势值得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中国同印度作为崛起中的两个大国，具有国情的相似性和经验的可互鉴性，莫迪通过文化外交围堵“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启示。面对印度在印太地区的步步紧逼，中国必须重新审视与印度的关系，并针对其对华认知和战略举措，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第一，促进“海上丝绸之路”与“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尽管当下中印双方关系紧张，但我们不能否定未来两者存在合作的可能。中国在投资和基础设施等“硬实力”方面占据优势，印度因与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认同，在软实力建设上享有有利条件，推动中印两国的战略对接， 是目前改善中国在印太地区困局，抵消“季风计划”消极影响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消除“一带一路”因“风头”过大而带来的周边国家的恐慌，转变大家对“中国威胁论”、“珍珠链战略”等认知，从文化上整合印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认同，为以后我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播打牢基础。
第二，借鉴“季风计划”塑造中国的“丝路”精神。“季风计划”凭借印度同周边国家共有的文化、历史，塑造泛印度洋地区的共有价值的做法很值得中国借鉴。历史上，中国人开辟了四条“丝绸之路”，其中一条便是经南海通往太平洋、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借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成功经验，是中国面对眼下印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最便捷，成本最低也是最合情合理的方式。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应该特别重视我国文化传播和服务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优先考虑沿岸国家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从当地人民的文化习惯、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出发，有选择的传播中国文化。特别要注意消除外界的误解，引导和纠正攻击性言论和误导性舆论。
第三，以经济促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中国经济方面的优势可以逐渐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以经济利好的方式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发展软实力应有的步骤。“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欧亚大陆在地理空间范围上被打通，这就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更广泛的区域和平台。我们应依托区域经济发展带，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各方与中国在文化认知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有针对性的开展论坛、博览会、艺术节等文化活动，将“丝绸之路”打造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品牌，并将其做成文化产业 链，反过来更好地服务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
王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逆全球化思潮与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排斥
近年来，西方世界被逆全球化思潮的阴云笼罩，已经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构想的主要障碍之一，澳大利亚也在此列。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使澳大利亚开始怀疑盟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仍未做好全面接纳中国的心理准备。这一矛盾心态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心理基础，也是其对“一带一路”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不断滋生的逆全球化思潮极大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内政和外交，这在其政党政治、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区域政策上均有深刻的体现。
罗伊智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9％的澳洲民众对当前的全球事务不满；仅33%的受访者支持全球化，低于全球42%的平均水平；40%的公众认为外国投资是对澳大利亚的重要威胁；40%的民众认为政府对外来移民的准入政策太过宽松。这些数据表明，逆全球化思潮在澳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在对外政策方面，确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堪培拉努力在中美间周旋平衡。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霸权衰落，就依赖中国；如果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就依靠美国；最好能同时从两边渔利。现在，这种二选一/两者兼得的战略已失去了现实土壤。近年来，美澳盟友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尤其是美国在本次大选前后的一系列动作，使澳大利亚对其信心出现雪崩式下滑。同时，堪培拉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之心未有稍减，反而因南海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等更生警惕。历史上，澳大利亚对中国和美国只需要担心一方，从未出现过两者都“靠不住”的情况。由于自感在外交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和无助，逆全球化思潮在澳洲不断蔓延。下文将从政党政治、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区域政策四个角度分析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排斥。
政党政治生态混乱
在澳大利亚，自由党和工党作为主要的两大政党轮流上台执政；每当选情陷入胶着，就会通过与小党结盟赢得政权。逆全球化思潮给自由党、工党及各个小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深刻塑造着它们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态度和政策。
自由党是如今的执政党之一，属性为中间偏右，大致可分为以总理藤博和外长毕晓普为首的中间派、以前总理阿博特为首的保守派、以及以博纳迪为首的极右派。逆全球化思潮推动了自由党的解构和重构。首先，保守派成为党内中坚力量，中间派和自由主义流派日趋弱化。其次，党员流失严重。由于政见不合，博纳迪脱离自由党另创保守党，已招募了近千名党员，其中许多成员是从自由党退出后加入的。最后，极右派势力不断扩大，并与韩森领导的、以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著称的一国党过从甚密。例如，为了西澳州选举，自由党史无前例地与一国党达成政治利益互换协定，在上下院分别支持对方、打击对手。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党党员被一国党吸引，短期内已有四名昆州自由党议员脱党加入一国党。目前，藤博在党内的领导权有被架空的趋势——极右翼不喜欢他；保守派更拥护前总理阿博特，视其为“名义领袖”；目前唯一能依靠的是自由党副领袖毕晓普等少数中间派的支持。但藤博心知肚明，一旦自己的支持率过低，威胁到自由党的执政地位，毕晓普会毫不犹豫地反水。这就是政党政治的现实，也是藤博政府对华外交日益强硬的原因。
上任之初，外界曾普遍预测藤博会采取较为亲华的姿态。但朝内压力使他不断姑息右翼的反华行，甚至刻意选择某些议题讨好右翼。例如，2016 年藤博组阁刚成功，议员们就收到了一份反对“一带一路”的小册子，污蔑中国的真正目的是获取亚太战略优势、加强对南海争议地区的控制。有澳媒指小册子是对自由党内鹰派的“杰作”，也是藤博妥协的产物。此外，由于 右翼的排外倾向，来自中国的投资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作为呼应，藤博任命戴维•欧文为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机构（FIRB）主席。欧文曾长期领导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也担任过驻华大使。他的双重身份加重了中国投资在澳大利亚的阻碍。藤博还宣布成立“关键基础设施中心”（CIC）专门评估外商给电力和港口投资带来的安全风险，意在防止澳洲关键基础设施遭到“间谍渗透”和“政治高压”的威胁。CIC既是“保护澳洲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也是给中国投资的一记重拳。
工党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中间偏左。党魁肖顿在不少场合表示支持“一带一路”。但是，肖顿本人曾是中澳自贸区的最大反对者，试图带领全党阻挠议会批准该协定。他也是“澳大利亚人优先”的积极支持者。他表示，澳洲需要保证本地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使用低成本的外籍劳工，不然会成为一个“无技术的国家”。因此，肖顿对“一带一路” 的支持，是否只是作为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惯性反对？当选总理后，他是否能带领政府把现在的口头支持转化为实际行动？另一方面，工党的派系斗争激烈，党内政治生态复杂。工党主要分左右两大派系，在某些州党支部还有同属一个大派系的多个分支派系。它们在许多议题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与此同时，工党还面临着领导人之间个人恩怨、联邦层面以及州和领地层面的紧张对立、党与工会的复杂关系等各种挑战。即使能够重新执政，积重难返的工党是否能够带领澳大利亚走出逆全球化的阴霾？还是会像自由党一样屈服于反全球化的压力？
澳大利亚各个政党都在朝着“职业选举型政党”发展。在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多数政客对国内右翼势力的扩大保持缄默，反而忙于迎合选民、讨好媒体、打击同僚，政党政治逐渐走向民粹化和庸俗化。笔者认为，如果不尽快对危害巨大的反全球化思潮进行彻底的自我省视，无论哪个政党最终赢得2019年联邦大选，都很难对中澳关系和“一带一路”有所贡献。
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大国防投入
南海事务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对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障碍。澳大利亚以往在南海的态度和动作多为对美国的呼应，但近期已呈现出从“被动”转“主动”的趋势，动辄就某一与己无关的具体问题向中国发难，甚至联合他国开展外交舆论攻势。在中国拒绝接受南海非法仲裁后，澳外长毕晓普对媒体称“中国对南海的领土诉求缺乏根据……海牙仲裁结果清晰而有约束力”。她不仅伙同美国和日本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严重关切，还呼吁欧盟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施压。有评论称，在敦促中国接受海牙仲裁方面，澳大利亚表现得比当事国菲律宾还要迫切。此外，堪培拉积极呼吁东盟用一个声音对抗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谴责某些成员国为了“一带一路”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绥靖政策。
南海争端和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促使堪培拉下定了加大国防投入的决心。2016年2月，藤博宣布新的海军造舰计划，包括投入560亿澳元升级潜艇舰队，把现有的潜艇规模从六艘扩大到十二艘，重点巡航南海。澳大利亚还将陆续建造９艘护卫舰和12艘近海巡逻艇等，并为周边国家建造19艘巡逻艇，以“保卫南海航道自由”。此外，政府还将耗资20亿澳元，为澳洲军队添置全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处在战区中的澳洲基地以及澳州北部。
历史无数次证明，军备竞赛是烧钱的悲剧，对那些国防基础薄弱、制造业疲软的国家更是如此。澳大利亚不但不愿与“一带一路”对接，还对愿意加入的国家指手画脚，甚至不惜以削减教育财政拨款等为代价增加国防开支，其对中国警惕之深、受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告别亚洲，欢庆孤立
地理上的相同归属并未带来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同感。相反，亚洲一直被视作横亘在本国和盟友之间的“麻烦”。在种族优越感、体制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的多重刺激之下，“黄祸”和“红祸”思潮在澳洲相继粉墨登场。就连1972年取缔“白澳政策”、对亚洲态度有所缓和，也是澳洲在英国决意加入欧共体之后的无奈之选。随着亚洲国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神话，“融入亚洲”逐渐成为一句引人注目的口号，在上届工党执政期间甚至出台了《亚洲世纪白皮书》。然而自由党上台后，该白皮书即被束之高阁， 传统的盟友外交大有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唯一重心之势。藤博上位后，在维持美澳同盟这条主轴之外，还增加了“回归欧洲”的动议。尽管政界和学界对“脱欧后的英国”和“失去欧盟的英国”哪个对澳洲更重要仍在争论，但 “亚洲世纪”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乏人问津。在对华态度上，一句看似无心的“友敌”（frienemy，澳媒解释为表面上是朋友，实际上是劲敌）暴露了堪培拉对中国的真正态度。
地理特殊性与安全脆弱性并存是澳大利亚地缘格局的重要特征。澳大利亚悬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既是“世界上唯一独占大陆的国家”，又是国防脆弱的“大岛国”。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远离传统的世界大国中心，把澳大利亚与北半球的纷争和战火隔离开来。然而自立国以来，几乎每一代战略家都在努力打破这一“天然屏障”。在他们看来，偏僻的地理恰是澳大利亚战略脆弱性的根源——尽管远离矛盾中心，但也使澳大利亚与最好的朋友和最有力的保护者山海相望而无法心手相牵——有学者用“残酷的距离”（the tyranny of distance）来形容这种困境。因此，无论是构筑美澳同盟体系，还是高喊“融入亚洲”，均是澳大利亚为摆脱战略孤立所做的努力。但随着美国在亚太战略收缩、中国携21世纪丝绸之路踏浪而来，无所适从的澳大利亚却一反常态，开始欢庆孤立。如今，“做南半球的瑞士”“大洋洲的瑞典”等已经成为澳大利亚颇有号召力的口号。“一带一路”遇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澳大利亚正在从地理上的孤岛变成心理上的孤岛。
抛弃多边主义，开辟“外交第三战场”
多边主义曾经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外交理念之一，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multilateralism-as-ideology）。从弗雷泽对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推动，到霍克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倡议，再到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均反映了澳洲积极构筑多边平台、促进地区合作的努力。但随着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金融危机应对不力、世界银行的光芒被区域银行遮盖，澳大利亚对多边主义逐渐失去了兴趣。甚至有学者抨击多边主义是陆克文—吉拉德时期的外交败笔。政学两届都有人呼吁，多边主义在澳大利亚已经名存实亡，应尽早另寻他途。在此背景之下，提倡多边合作的“一带一路”并不为堪培拉所喜。相反，澳大利亚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意欲填补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留下的权力真空而构筑的多边平台， 保持“安全距离”才是上上之选。
多边主义垮塌、中美两国均无从依靠，使开辟“第三外交战场”成为堪培拉的紧迫任务。日本、印度、韩国等都是藤博政府的目标。这些国家或是美国的盟友，或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且都对“一带一路”心存警惕。“第三外交战场”主要是为了在空间上实现风险转移，通过与其他国家构筑复杂的联盟体系，消弭中国带来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藤博还积极投身 于新重商主义式的双边合作中，如与英国、印尼等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等。此举意在绕开“一带一路”与沿线关键国家加深合作。放弃多边主义是逆全球化思潮的重要表现。澳大利亚曾希望通过构筑多边平台扮演地区的意见领袖，但一个狭隘短视、不能迎难而上的政府实难担此大任。
“一带一路”倡议为澳大利亚带来了继“资源繁荣”之后的新的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不同场合就“21世纪丝绸之路”与澳洲的“北澳开发计划”对接释放出信号，展现出对澳合作的诚意。在澳大利亚，尤其是非矿业部门，面临庞大的基建投资缺口。各州的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或老化，亟待升级或重建。如果这些项目能够实现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不仅 有助其走出基建困境，还将成为澳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不乏商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在为“一带一路”奔走号呼，但对堪培拉的多数政客而言，选民手中的选票、内阁中的席位、卸任后的出路才是需要严肃对待的课题。这种实际上的“行政不作为”间接给予了逆全球化支持者更大的政治空间，如果不能及时修正，将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伤害。
李洋：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吴明华：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彰显中国的全球化理念
西方世界出现“逆全球化”风潮，而中国接过全球化大旗，“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承诺和担当。亚欧大陆核心地区的稳定繁荣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保障，而“一带一路”正好可以提供该地区国家最缺乏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一带一路” 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也发挥了中国最具资源禀赋的基建领域的独特优势。
2016年，英国“脱欧”、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一系列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被视为“全球化”的大幅倒退。自大航海时代以来5个世纪，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停滞，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声音。
出现这样的状况，深刻表明过去的全球化确实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欧美中下阶层未能及时分享全社会经济增长的福利。而08年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的计划，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快波及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自那以后，世界主要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内部关于贸易保护的声音甚嚣尘上，也直接影响了政治精英的决策。
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不得人心”，而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反而接过了全球化的大旗。无论是2016年的G20峰会，还是2017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习总书记都代表中国领导决策层坚定推动自由贸易、“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在此时此刻，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最可能担起重任的全球化领导者。“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
全球化中各国的相互依赖，是世界稳定繁荣的压舱石
托马斯•弗里德曼论及国际关系时提出一个麦当劳理论：两个国内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从不打仗。这个看上去不太严肃的理论在战后却始终灵验。其背后隐含着这样一条逻辑，随着国际贸易让世界各国的联系空前加强，通过贸易获得资源的性价比远高于战争，世界贸易体系的存在让战争越来越无利可图。
战后建立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也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烈度。战争门槛越来越高，19世纪那种为了争取市场开放而轻易发动的战争再难见到，这正是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的红利。正如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指出的，经济上密切联系的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伴随的是动武成本的提高、因而也降低地区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大数据也印证了贸易、投资带来的冲突递减。人们常说“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事实证明贸易也是全球和平的压舱石。
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是政治、安全层面实现国际合作的后盾。而随着全球化的退潮，经济上的互相割裂也将波及到其他领域，在核武器、网络安全，甚至气候谈判层面，国际共识也会更加难以达成。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贸易水平有了明显下降，直到如今也没有再恢复到此前的增长速度。
图一：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与GDP的比值，来源：World Bank
根据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国的地缘特点是位于亚洲东部的边缘地带，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西亚地区——便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腹地。要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亚洲核心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不但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投资风险，也将影响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亚洲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是关键
在“一带”与“一路”的沿线地区，各国都有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侧重。但资金不足，一直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约其发展潜力兑现的主要障碍。亚洲大部分国家依然有众多的贫困人口，减贫始终是主要目标。贫困影响了社会稳定，导致一些国家甚至出现政局动荡和恐怖主义猖獗。
发展是消除恐怖主义、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只有消除贫困和饥饿，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力，实现公平、开放的市场，才能亚洲地区整体性崛起。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实现。亚洲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援助机构，并不能满足地区需求。
西方每年以转移支付、官方援助的模式向这些落后国家投入数以百亿计的资助，但是被援助国却越来越陷入“永久依赖、永久贫困”的状态，这就表明西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思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只是授人以鱼而不授人以渔，不可能从源头上解决社会问题。只有帮助这些国家“造血”， 才能避免永久性“输血”的局面。
“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亚欧国家，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产业机构的单一，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支柱产业，或者是矿石、能源的采掘， 或者是农产品的生产，国民经济极易受到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影响。过去几年全球需求不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实体经济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导致一部分国家失业率严重增加，特别是青年人口失业率激增。同时国民储蓄率大幅下降，一些国家甚至国民甚至出现负储蓄率，即人均负债超过储蓄。这样的国家又何来稳定呢？
图二：“一带一路”沿线失业率最高的部分国家（达到10以上），来源：Wind数据库
图三：“一带一路”沿线储蓄率最低的部分国家，来源：Wind数据库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学习借鉴东亚中、日、韩等国家的经验， 同为追赶型国家，但它们通过发展先出口导向、后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逐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跻身工业国之列。这种经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发展制造业需要资金、技术，还需要配套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很多国小力微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难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而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这一地区的崛起提供最重要的资金和就业机会。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国内巨大的产能完全可以释放到亚洲国家，提供它们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同时承接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吸收这些国家的失业人口，帮助他们进入就业增长—财富积累—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一带一路”是对当今世界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刻意替代
奥尔森的传世名作《集体行动的困境》，充分解释了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很难有人主动为各国都需要的公共产品承担成本。幸运的是， 过去几十年，美国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提供了自由贸易体系这一公共产品。根据霸权稳定论，美国在战后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世贸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金融合作组织，客观上奠定了战后全球体系的框架。但这套全球体系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主导国的维护能力和意愿。随着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转移，美国国内的广大产业工人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反对美国继续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朗普的上台，正是顺应了这种思潮，他也不出所料地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区。美国的退出，导致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供给不足。
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开放价值观的背离，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尽管美国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承担国际义务的意愿下降，导致国际治理框在短时间内失去方向，给世界平添了不确定性。过去这一两年内，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激增。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过去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主动承担起相应的大国责任。很多人质疑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用意，认为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在亚欧大陆“世界岛”内部扩大影响力，以一种“西进”的策略，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包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这种想法依然没有跳脱“国强必霸”的思维模式，认为修昔底德陷阱 不可避免。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的打算，中国是既有国际规则的后来者和接受者，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体系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因此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只是做一些有益补充。
“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后提供的补充性的全球公共产品，而并非挑战美国霸权的、替代现行国际规则的产物。而且“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的，欢迎世界上有能力的国家都来参与合作。例如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的“草原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实现对接，完全可以与各国的发展目标相协调。即使对于美国，中国也采取欢迎的态度，中美双边全面经济对话继续推动，未来双边投资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一带一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依然体现中国的禀赋优势
“一带一路”属于“中国创造”，因而也有着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可以说领先全球。因此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发挥中国所长，带上了浓浓的基建色彩。
亚洲国家的基建需求缺口巨大，根据2009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报告测算，2010-2020年亚洲基建总需求预计为8.28万亿美 元，也就是意味着大约8000亿美元/年的基建需求。但现有的国际援助、多边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一庞大的数字。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大量中国企业有着“走出去”的动机，走出国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将实现企业盈利创收，与国家倡议结合起来，是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机会。
本文在此统计了截止2017年6月，中国已经完成建设、建设之中、刚赢得招标的总计2500个“一带一路”项目，发现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将最多的资金、产能投向了中国擅长的道路交通（公路、铁路、管道、桥梁）、电力设施、工业园区、能源开采、水利设施、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图四：“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行业分类，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当然也必须支出，由于跨国投资项目天然存在的政治、安全、经济、法律风险，本国企业会倾向于投入双边关系良好、社会稳定、法律完善、经济向好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处于南亚地区，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方向，而经济体量更大、被西方媒体普遍看好为“下一个中国”的印度，由于和中国的微妙关系，现阶段只能屈居“巴铁”之后。
图五：“一带一路”项目在南亚地区的投资比例，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整理
结语
每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为国际社会做出巨大的原创性贡献。罗马征服世界不但靠武力，也靠宗教和罗马法；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不只靠舰队，也靠自由贸易、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等先进理念；美国作为当世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世界构建了联合国、WTO等多边主义、制度主义的公共产品。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提供的“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正 是作为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大国为世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而且与过去大国有意无意地坚持本国优先、将世界划分为“中心——边缘”的做法相比，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欢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平等参与，倡导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体，也书写了中国版全球化的恢弘篇章。
曹靖楠：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化视阈下的博鳌亚洲论坛及其升级版打造
博鳌亚洲论坛自创建以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当前，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亦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通过进行必要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精心构建和打造“2.0”升级版，从而不断提升论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着多极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以达沃斯论坛为代表的诸多非政府会议组织，它们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加速的进程中，博鳌亚洲论坛应运而生，并在十多年时间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获得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回顾及取得成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各国普遍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亚洲国家尤其需要加强区域经济协调与合作，建立一个亚洲人讨论亚洲问题的对话场所。在此背景下，1998年9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等政要，在马尼拉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以期推进基于对话和理解的相互合作。“亚洲论坛”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相关各国的高度认同。 此后，他们分别致信中国领导人及海南省领导，建议将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设在海南博鳌，并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和海南省政府的支持。中方对此予以了积极回应，并尽力提供各项支持与协助。2001年2月26日至27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会议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博鳌亚洲论坛章程指导原则》等纲领性文件。至此，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组织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定期、定址的国际会议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主旨，既立足亚洲，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又面向世界，推动和增强亚洲各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对话与联系。论坛成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6届年会，得到了亚洲各国普遍支持，赢得了世界广泛关注。它不仅建立起跨越政、商、学、媒各界的联系机制，更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就地区与全球事务进行对话交流的高层次平台。在此过程中，博鳌亚洲论坛在客观上承载了公共外交的角色与使命，并成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和成功典范。2014年4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和琼海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署协议，决定联合共建“博鳌公共外交基地”。作为中国首个公共外交基地，它将依托博鳌亚洲 论坛这一载体，进一步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开辟新的试验田。展望未来，论坛将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与政治的进一步整合，推动亚洲以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并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谐共生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全球化视阈下的博鳌亚洲论坛及其升级版打造
应该看到，博鳌亚洲论坛在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如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体制与机制创新、资金与智力支持、发展动力与方向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政治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期，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在此情势下，博鳌亚洲论坛亦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必要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精心构建和打造“2.0”升级版，深层次、全方位助推论坛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适时引入和打造论坛的“双名称制”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背景和初衷，主要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出亚洲的声音，构建亚洲人讨论亚洲事务的平台和场所。但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猛推进，亚洲议题日益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与配重，并与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度关联与互动。换句话说，亚洲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亚洲是博鳌亚洲论坛的新底色，当前就亚洲谈亚洲或者脱离全球化谈亚洲， 越来越不切实际甚至成为自言自语。从长远来看，“博鳌亚洲论坛”这一名称，在空间范围上有必要逐渐从亚洲拓展到亚太乃至全球，以使其更具生命力与影响力、延展性与包容性。就目前而言，可继续沿用“博鳌论坛”这一简称，事实上，博鳌亚洲论坛的官方网址（http://www.boaoforum.org/）就是这一名称。但未来有必要考虑引入论坛的“双名称制”，即“博鳌论坛”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名称”，这样便于延续以往的媒体传播效果以及受众已经形成的视听习惯；与此同时，可逐渐赋予博鳌亚洲论坛特定的“正式名称”，这一名称要凸显论坛的精准定位与核心功能，契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与趋势，彰显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理念和主张，同时具有更为广阔的地域涵盖范围和议题设置空间。从国际经验借鉴来看，无论是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还是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等，都具有正式与非正式双重名称的特性。
不断创新论坛的体制机制与办会形式
博鳌亚洲论坛自创建以来，其运行主要还是依托政府的力量，在体制机制上都显得较为封闭和单一，未能给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有效参与的空间与通道，这与论坛最初成立时的宗旨有所偏差，并不利于博鳌亚洲论坛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博鳌亚洲论坛应充分发挥政界、商界和学界三驾马车的作用，使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等充分参与其中，并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也可以注入更多的资金、智慧与活力，同时也有利于澄清国际上对中国主导和掌控论坛而产生的种种猜疑。除此之外，博鳌亚洲论坛可否借鉴“丝路基金”的方式，建立面向亚太区域的专项基金，聚焦扶贫、教育、环保、公共外交、反恐合作、海上救援等热门议题，通过机制化的方式和切实的项目合作，将论坛的功能拓展到实务合作或事务性领域。此外，博鳌亚洲论坛能否采取异地办会、多地办会、海外办会、申请办会、竞争办会等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并在年会之外根据需要举办特定的主题会议、专题会议，以及针对重大和突发事件的临时会议等。还可考虑借鉴其他国际会议组织的做法，举行富有特色的区域性、专题性高峰会等。
强化智库网络与智慧供给系统建设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会议论坛组织的发展壮大，必须有强大的智库网络和智慧供给系统。目前，博鳌亚洲论坛组织架构中设有“研究培训院”， 虽已建立起高层次的专家学者支持网络，但这方面依然具备深入挖掘的潜力，需要在资金支持、人员配备、科学研究等方面加强建设，将其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思想库”与“智囊团”。为此，研究院要遵循开放、透明、包容 的原则，可考虑面向全球招聘负责人，设立专项的研究基金，公开招标研究课题，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开展协同研究等。还可依托自身的平台优势，与高校、智库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纵横交错的工作体系和业务网络，通过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智慧，打造富有影响力的国际智库网络。另一方面， 要保持论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还必须对全球各个领域具有敏锐的把握能力，要通过设立全球议程中心以及对会员资源的充分调动，及时、准确、全面地进行信息搜集，让那些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且最具话题性的内容，成为年会的主题和论坛的议题。要运用各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如开放性研究团队的智力支持、面向全球构建的信息交流和智慧筛选网络、面向社会各个层面的公开征集、长期运作的工作小组的持续关注和遴选等，最终形成富有吸引力和前瞻性的主题设置与议题安排。在此基础上，论坛还要加大出版富有影响力的年度研究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高质量、高效率地制作并推送中英文电子周报、电子杂志等，为会员和相关合作伙伴及时提供最新的信息与资料， 最终服务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多元化的资金筹集与支持系统
从国际惯例来看，会议论坛组织的资金来源往往具有多样性，如会员缴纳的会费（主要以大型企业会员为主），战略合作伙伴的年度资金支持（赞助费、资助费等），年会及各种会议的参会费、来宾收费等。上述资金由基金会统一管理并进行统筹安排，虽然也可以有适度的商业投资或资金运作， 但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以确保论坛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 论坛每一次会议实际上都是成功的商业运作，而其收入主要用于论坛自身的发展并改善服务等。反观博鳌亚洲论坛，由于没有公开报道及相关数据，其每年花费的资金总额及其来源都不甚明了。但从有限渠道了解的信息可以推测，政府的资金支出恐怕是重要来源，且各项花销和费用应该不菲。另外，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架构中，也明显缺少类似“基金会”这样的资金筹集与运作机构。显而易见，作为一个会议论坛组织，如果缺乏稳定和持续的社会资金来源，单纯依赖中央政府的投入和地方政府的承担，终归不是长久之计。有鉴于此，加强资金支持系统建设，建立高效的资金筹集与运作机构， 逐渐减少政府性的资金投入与支持，应成为论坛自身建设和理事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适度淡化论坛官方色彩与中国身影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初，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和推动，就不可能形成现在的发展规模和成就。但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的迅猛崛起，论坛也常被外界看作是中国的发声筒和发言台，这种负面认知理念的形成以及固化，会使论坛的非政府、非官方色彩有所淡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目前情势看，中国的角色发挥与论坛的发展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联动效应和棘手的两难选择。举例而言， 每年召开的论坛年会，如果没有中国高层领导人到会，论坛对参会人员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反之，如果不断通过中国高层领导人到会来增加论坛的影响力，显然又会给外界造成中国主导和掌控的心理错觉。从未来考虑，中国完全可以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博鳌亚洲论坛。虽然中短期来看，中国仍然需要这个平台来发出声音，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的伸张是一个持之以恒、富有耐心并充盈智慧的过程，仅靠主导或掌控发声的平台来传播自己的话语，并不必然形成并建构出自己的话语权， 须知话语和话语权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中国有必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要逐渐减少官方色彩，适度淡化中国身影，避免过于显露台前而成为众矢之的。要有足够的心胸、气度和自信，善于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做出取舍，做到以退为进、收放自如。只有这样，博鳌亚洲论坛才能成长为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会议组织，这既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公共产品，更是话语权的生动体现和影响力的现实写照。
尝试有选择地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发展与变化，博鳌亚洲论坛除了深入讨论富有前瞻性的热点议题外，还可以考虑适当拓宽自身的宗旨与功能，尝试有选择地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事务，以便为论坛影响力的提升注入丰富的活力并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例如，有没有可能为亚太地区的冲突争端当事方，提供一个公开会面、交流对话的中立平台？能否作为顾问或代表，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多边治理机制，如联合国气候框架谈判、WTO贸易争端机制多边谈判、全球反恐合作与恐怖主义治理等；可否以会议论坛组织的名义，参加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高端峰会，如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亚洲安全峰会等。就未来而言，在冲突比较频发的亚太地区，尚存在着诸多的争端事项和热点问题，博鳌亚洲论坛是否可以作为第三方参与调停或者展开斡旋？事实上，参与调停地区冲突，围绕争端展开斡旋，并不意味着干涉别国内政，而是提升“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之举，国际会议组织作为第三方参与上述事项的案例并不鲜见。以达沃斯论坛为例，就曾多次促成政治领导人进行交流对话或弥合分歧，推动了国际争端的缓和与解决。除此之外，达沃斯论坛作为主办方、正式代表或顾问，也经常性地参与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及各种高端峰会之中。
结语
总而言之，博鳌亚洲论坛作为新生的国际会议组织，虽然距离世界一流还存在着若干差距，但借助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浪潮的东风，已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不俗的表现，并为后续深层次、全方位提升奠定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逆向全球化、经济本土化、政治保守化、文化排它化、价值多元化等暗潮涌动，博鳌亚洲论坛应该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勇于突破自我，不断开拓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保持与时俱进，为变动中的国际与地区局势注入更多确定性，同时为新时期的全球化增添新希望和新动能。
周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的顶层框架设计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中国主张。志愿服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研究和实践，揭示国际志愿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作用，分析目前我国国际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框架的顶层设计提出解决方案，能够推进国际志愿服务发展，促进“一带一路”目标最终实现。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中国主张，不仅得到了举国上下的全力支持，也赢得了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志愿服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志愿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作用，分析志愿服务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根 源，设计志愿服务的顶层框架，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志愿服务是人类关系的基本表现，指的是由个人或组织在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进行的利他性活动，促进福祉并改善人类生活，具有自愿性、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等特点。从其功能和发展趋势来看，志愿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发展、公共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一带一路”倡议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 义，主要体现在：开展志愿服务能够实现民心相通，是民心相通的融合剂； 开展志愿服务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进剂；开展志愿服务能够巩固国际友好交流，是国际友好交流的粘合剂；开展志愿服务能够消除国家之间的政治误解，是政治误解的消化剂；开展志愿服务能够阻挡敌对势力的破坏，是阻挡敌对势力破坏的阻断剂。
志愿服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目前我国志愿服务由于发展时间短、各方面建设不够、运作经验不足等，还存在诸多不适应“一带一路”的问题和矛盾。充分认识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实现志愿服务，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
存在的问题
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
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国际志愿服务就国家层面来讲，必须建立统一的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而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是群龙治水、多头管理，各系统分别制定计划、分别设定项目、分别派出人员、分别进行管理。形不成举国家之力的统一管理机构，无法分工协作，打不出优势组合拳。管理不统一、机构不协调，不仅做不好“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内耗和资源浪费。“一带一路”志愿服务要走出国门，产生世界影响，统一建立完整系统的管理机构是当务之急。
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
开展“一带一路”志愿服务不理想的最根本问题，是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国家制度。我们国家到目前没有出台与“一带一路”相适应的国际志愿服务政策法规；没有制订“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的管理制度；没有适合“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的流程准则和执行手册；没有形成调动整合全国各部门和机构的政策规定。这一切都是目前“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所存在的不足。有的地方和机构在不同层面上制订了一些制度规定、政策法规，但是不全面、不科学，在实际运作当中大多数根本无法执行。现在到了制订统一制度和政策规定的时候了，否则就会形成巨大的障碍。
缺乏科学的运作模式
凡是国际志愿服务搞得好的机构和组织，都能够设计出符合所在国项目的运营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开放模式、日本的精耕细作模式，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各自发挥出非常强大的作用。而我们国家在国内志愿服务上有行政推广、文明影响、社会合作、人性培育、优势转化、内外互动等模式。这些模式在国内志愿服务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的海外探索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到目前没有走出通行的路子， 没有设计出科学合理的运营模式。只是凭感觉、凭经验、凭国内实践来制订所在国项目的计划。志愿服务项目在管理、操作、可持续性上都缺乏理性安排，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缺乏国际志愿服务运作模式是“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又一重大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尽快解决。
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持
“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有的只是根据具体计划做出年度安排，根本无法与我国大国国际志愿服务相匹配。持续的财政资金安排是保证“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前提和基础。发达国家都把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作为固定的、每年递增的财政预算，这对中国是一个启发。另一方面，中国也缺乏“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社会筹集资金的有效机制和模式。由于了解“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的机构和人员比较少，所以社会募集资金也较少，没法弥补因财政资金少而出现的缺口。再者，“一带一路”沿线，我国项目、企业、机构和人员众多，最需要国际志愿服务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民心工程，但是缺乏倡导和机制，他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捐赠支持“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的必要性。概括的说，中国支持“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基础资金是充足的，只是没有倡导和启发，使这块资金缺口巨大，不足以支撑“一带一路”志愿服务项目的持续发展。
缺乏合格的人才队伍
就世界范围来讲，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储备了大量的、符合国际志愿服务要求的人才。这些人才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项目设计专家人才；二是项目管理专家人才；三是项目执行专家人才。这三方面的人才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推动志愿服务国际发展的综合力量。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志愿服务差距，人员派出少的根本原因是缺乏高素质、综合性强、能独立完成项目的执行人才。我们国家志愿服务人才缺乏，主要是缺乏各种良好的能力，这些能力是通顺的语言交流能力、独立的项目执行能力、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能力、多元化的项目设计能力、跨文化的沟通配合能力、国际知识掌握能力。以上这些能力不具备，就不能很好的完成国际志愿服务工作，也无法完成特殊性很强的项目计划。缺乏国际志愿者培训体系、缺乏高素质的国际志愿服务人才是“一带一路”国际志愿服务的最大短板。 更有甚者，还会影响中国形象，阻碍国际志愿服务的顺利发展。
以上五个方面的简要论述，总结概括了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极大的阻碍了志愿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中重大作用的发挥。认识志愿服务存在问题的根源，有针对性的提出顶层设计和框架措施，就能够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顺利进行。
对策和建议
出台政策措施，建立组织架构
“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系统的政策措施， 没有系统的组织架构。要促进“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发展，一是要建立“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政策措施。要在国家《志愿服务条例》和四十多家地方志愿服务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国际志愿服务法。在总体框架下，制订志愿服务政策、管理办法、工作手册、奖惩准则等。要实现完整性和系统性， 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国内外相关机构都要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和行动指引。二是要建立“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组织架构，形成全国统一的、系统的组织，消除现在各自为政、分散内耗的不利局面。要把分散的组织机构变成统一的领导框架。横向根据职责要求，建立相关机构或赋予相关机构一定的职责，使其发挥作用；纵向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的架构，实行层级管理；同时要与国外机构、所在国相关组织建立统一管理的组织层次，形成内外统一的组织体系。总之，出台统一的政策、建立统一的组织是“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关键，二者必须同时进行、相互协调、共同推进。
形成运作模式，搭建网络平台
好的运作模式和平台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保证。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研究，都基本形成了适合本国和项目所在国特点的运营模式和工作平台，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笔者认为，中国的志愿服务与其他国家的志愿服务有显著的不同，它既具有一般国际志愿服务的性质，又有为“一带一路”服务的职能。这样，在建立运作模式时，就必须 考虑“中国方案”、“中国需求”和“中国发展”。具体地讲，我们所建的 “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运作模式是“三双共赢”模式——“一双”是“双依托”：所有志愿服务海外的站点建设要依托“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所在地址，要把站点设在国外合作项目的所在地。这样，志愿服务依托海外项目的物质基础、经济条件；而海外项目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上，依靠志愿服务进行融合开展。“双依托”的好处是节约成本、节省资源、抱团运营、各有促进、又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二双”是“双促进”：志愿服务要为中国海外项目服务，要为项目建立良好的民心氛围、社区氛围、项目长期发展氛围；海外项目要为志愿服务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志愿服务之中，用志愿服务引导、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三双”是“双发展”：志愿服务每一步发展，其成果除自身目标以外，都要体现在项目发展上；海外项目每一步发展，除自身目标外，都要体现在志愿服务的发展上。“三双共赢”模式能够解决海外企业社会责任专业不足的问题，解决志愿服务物质基础不足的问题，实现共赢发展。在此基础上，要建立国内外企业与志愿服务、国内外志愿服务组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统一运作平台，实现远距离、大跨度、快速准确的运作，最大限度提高各方面的效益。
提高财力支持，加强监督管理
要保证“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顺利进行，必须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要形成稳固的资金支持基础，建立“三出一统一”的资金支持模式：国家财政要出资支持志愿服务；国内，尤其是海外有项目的企业必须出资支持志愿服务；社会组织及其相关机构必须出资支持志愿服务。三方面出资能够保证资金的充足性，并且要保证资金支持的增长幅度。所有资金都要纳入志愿服务基金池，统一管理、分散使用；统一监督评审、分散汇总结算。对于基金池的资金可以由专门的机构运营，使其保值增值。另外，在志愿服务所在国，也可以广泛筹集资金，使国内外资金和其他国际资金相融合，形成强大的资金基础，保证志愿服务的顺利进行。志愿服务基金化管理要出台正式政策，建立相关管理制度，形成监管机制，使其在管理和运营方面科学高效。
加大培训力度，壮大人才队伍
志愿服务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接触的人比较少，能够进行正常运作和执行的人员更少。因此，要加大宣传力度和招募力度，由专家统一设计项目模式，前期试点，逐步推广。在此基础上对执行志愿服务项目的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主要包括专业素质、语言能力、国际知识、志愿服务知识、国别文化常识等培训。使每一名志愿服务人员能够具有崇高的志愿精神，具备驾驭服务项目的能力，能够成为服务项目倡导者，进而成为培训相关人员的专家，发挥导师的作用，形成示范项目。要培养志愿服务人员和项目设计专家的创新能力，使其在设计和执行项目的过程中改进项目、提高项目、创新项目，不断推出更符合各方面特点、应用效益广泛的品牌性项目。要打造志愿者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证志愿者任务期满后的工作和学习机会。要培养国际志愿者交流群，在后续项目中形成志愿者“以老带新”的良性循环。
加强风险管理，保障服务安全
要想保障“一带一路”志愿服务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必须树立风险意识，实行全面风险管理。要把风险管理的原则、框架、流程全面嵌入“一带一路”志愿服务的所有流程、结点和人员，实现全覆盖，不留任何死角。要建立风险识别系统，形成风险识别清单；要建立风险分析系统，形成风险等级清单；要建立风险评价系统，形成风险优先顺序清单；要建立风险应对系统，形成风险应对策略清单；要建立风险监督评审系统，及时纠正和报告风险变化和发展情况；要建立风险改进系统，及时改进风险管理流程和方向。以上这些风险管理措施，要根据不同志愿服务的主体和项目，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国际实践证明，风险管理能够为“一带一路”志愿服务保驾护航，确保不出现大的波折和问题，实现“一带一路”志愿服务与国际接轨、 与所在国接轨、与项目及相关机构接轨，安全稳定的达到所设计的目标。
综上所述，志愿服务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志愿服务对“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重大意义，彻底分析清楚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整体上顶层设计，从全局上立体运作，从实践上狠抓实干，就能够推进志愿服务的发展，就能够通过志愿服务的发展，促进“一带一路”目标的最终实现。
林存吉：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理事，山东省知识经济促进会会长， 山东省“一带一路”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
林俊杰：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项目协调助理。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大力开展城市外交 积极传播中国声音
扬州市是江苏省唯一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地级城市。本文是作者在第七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上的主题发言，主要内容为扬州近年来开展国际城市交往的实践与思考。
运河为媒，城市互通
助推中国大运河申遗，形成保护传承利用共识
扬州是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自2007年起，扬州每年举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和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在世界百余座运河城市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为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2月和6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省委、省政府决定将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上升为江苏省国际运河文化交流平台，这对于扬州与世界各个运河城市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是巨大的利好。
举办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推动世界运河城市合作
2017年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于9月在中国扬州举办，来自27个国家、地区近400名运河城市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共同探讨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新机遇。期间，召开了世界运河城市市长对话会议、城市企业合作会议、运河古镇合作机制会议。并就运河的保护、利用和研究签署了5份合作协议。
人文先行，民心相通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隋唐时期，就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对外交往已有1000余年，先后与70多个国家通使友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截止2016年底已与世界五大洲的13个国家中21座城市结为友好城市，还与国外35座城市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
以美食文化为纽带，做好对外交往的扬州新篇章
2015年9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扬州市政府成功举办了“中外丝路城市美食文化交流—扬州活动周”，取得了较好的影响。2016年扬州公共外交协会主动向上争取，在扬州继续举办“2016丝路美食扬州汇暨印度周”活动。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协调机构和推进工作办公室，协会主要领导亲自担任活动总召集人。活动开展期间，中外参展企业达289家，标准摊位450 个。其中，境外参展商161家，分别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拉沃尼食品和肯迪诺菲达酒庄、海德能源控股等8个项目与我市成功签约，涵盖食品加工、食品贸易、节能环保等领域，总投资5600万欧元。印度10多家企业代表同我市150家企业共同参加论坛，围绕基础建设、风险投资、信息以及软件外包等九大产业领域，互相介绍优惠政策和合作意向。目前，美食文化已成为我市开展对外交流中一项规格高、规模大、内容丰富的大型综合性食品产业品牌盛会。
以历史名人为媒介，推动城市外交丰富多彩
历史上扬州的几度繁盛，均得益于城市的对外开放，鉴真、崔致远、普哈丁、马可•波罗是扬州与世界交流的先行者，更是当今扬州开展地方公共外交应当着力打好的四张“名人牌”。
唐代扬州僧人鉴真东渡日本后，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被日本人尊称为“律宗始祖”、“文化恩人”。连续举办12年的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就是以鉴真冠名的一项重大赛事，2017年吸引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3.5万选手参赛，并荣获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
唐代韩国人崔致远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他曾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衙掌书记5年，如今扬州建有崔致远纪念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纪念馆。每年10月15日都有近百名崔氏后裔组团来扬举行告由祭，并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友好交流合作。
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于宋朝来到扬州生活了10年，普哈丁归真后安葬于扬州古运河东岸的土冈上。扬州利用其影响积极搭建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桥梁，成功举办了“中国扬州—海湾阿拉伯国家石油化工产业合作论坛”。来自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海湾6国的驻华大使、代办、商务参赞和石化巨头近百人齐聚扬州，畅叙历史情谊，共话合作发展。中国空军指挥学院从2012年起，每年组织以中东国家和地区为主的的高级军官团访问扬州高邮菱塘回族自治乡，并在该乡建立教育实践基地。中联部认为，扬州找准了一条通往海湾国家的特殊联系纽带。
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在扬州任职3年，他把“令人神往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借助马可•波罗的影响，扬州先后已与意大利的里米尼及欧洲17座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或友好交往城市关系。2015年，扬州公共外交协会负责人率团出席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二届“中意文化外交和创意产业大会”并作主旨演讲，参与签署《关 于共建“丝绸之路城市信息平台”的合作意向书》。
以城市特色文化为桥梁，促进友城民间交流
自2013年开展公共外交以来，扬州各类文化团体先后赴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演出2000多场次。20多所学校分别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校建立了姊妹关系。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直接关心指导下，2017年秋季扬州市职业大学首次开办老挝、印尼、马尔代夫、吉尔吉斯四国留学生班。由中国扬州市、日本唐津市、韩国丽水市市长共商发起的三国友好城市围棋交流赛，每年轮办，从不间断，此项赛事已连续举行了19届。扬州还与韩国龙仁市每年都开展城市乒乓球友谊赛。这些活动，极大地增进国际城市之间交流交往，也进一步提升了扬州的对外影响力。
会议交流，认识共通
扬州不仅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更充满着创新发展的活力，是一颗宜居宜游宜会宜展的江淮明珠。通过承办国际会议，积极拓展地方公共外交的空间。
围绕周边外交，倡导与邻友善、不同而和的理念
通过承办“第九次东北亚名人会”、“中日关系危机管控”研讨会、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第四届中韩公共外交论坛”，从民间或专家的角度分别对有关敏感话题深入交流了看法，进一步体现了与邻友善，不同而和的理念。
围绕可持续发展，倡导新发展理念
通过承办联合国“可持续城市及可持续城镇化”高级研讨会，积极探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承办“第十四届世界历史城市联盟大会”，围绕“历史城市：传承古代文化，建设现代文明”的主题，共享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经验；通过申办“202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进一步打造生态宜居之城。
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
2017年6月，承办了“世界地理标志大会”。来自海内外6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名嘉宾齐聚扬州，共同探讨地理标志工作的现状、挑战以及发展方向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贺电，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出席并致辞，产生很好的国际影响。
围绕世界文化交流，倡导真实亲诚的理念
通过承办“国际盆景大会暨国际盆景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宣传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扬派盆景；通过承办“2017 MODEL APEC大会”邀请亚太地区近百名青年代表开展一系列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青年间的跨国文化交流；已成功申办“2019世界运河大会”，会把中国大运河与世界运河城市的发展更加紧密相连。
多年来，扬州始终立足中国自信、地方特色，开展国际城市交往，从配合开展、参与开展，到主动开展、积极开展，取得一定成效，既要充满自信讲好故事，更要兼收并蓄采人之长；既要展示成就展现特色，更要注重感受巩固友情；既要把握国家外交大略，更要勇于探索民间方式。
中共十九大对国际交往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势”。这是针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而提出的新论断，也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必须牢牢把握的新要求。
扬州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大运河是扬州城一条古老的纽带，在中国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下，现代化的机场和即将运行的高铁将成为扬州城的新飘带、新丝带、新纽带，扬州正以绿色的发展、幸福的生活、精致的城市、开放的怀抱期盼着不同肤色的朋友，来创业、来生活、来旅游。
张跃进：扬州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