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管理体系与公司国际化发展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国际经营活动更加频繁和深入，企业涉外管理也逐渐从偶发走向常态、从局部走向全面，成为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应建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涉外管理组织保障体系，以国际化战略为牵引，构建企业公共外交层级的涉外管理业务体系，以流程管理为抓手，打造集团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

当前企业涉外管理现状

提到企业涉外管理，许多人仍将它等同于政府体制下的传统外事管理， 其管理内容仍然是国家层面的外交事务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外事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关联性不大。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动互联时代，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早已多元化，任何有机会参与涉外交往的组织、机构和个人，都是其母国形象的传播者，都是涉外管理的行为主体。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事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当前，经济外交已经成为各国整体外交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公共外交责任。企业的涉外经营行为，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环境，而且是展现其母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讲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丰田是我的右脸。” 可见，企业涉外管理一方面要基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合法经营，严把产品质量，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履行社会责任，并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树立企业公共外交意识，置身国家整体外交战略部署开展涉外管理，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国际社会对母国及自身的看法，消除误解，提升企业声誉和国家形象，从而为企业赢得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的涉外管理工作仍然较为被动和零散，未从营造企业国际化经营良好环境的角度构建涉外管理体系，企业公共外交行为仍处于非自觉开展的萌芽阶段。对于大部分直接处在我国外事管理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言，涉外管理仍是传统外事管理的“四大件”，即因公出国（境）、邀请来访与外事接待、举办国际会议和涉外突发事件管理。涉外业务松散、存在管理孤岛，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未形成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

企业涉外管理的三个层级

综观当前我国企业涉外管理现状和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历程，企业涉外管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层级（图1），它们分别是：

第一，外事行政事务管理层级。主要是因公出国（境）审批、证照签证手续办理、邀请来访和外事接待等日常出入境事务性工作，是最基础的外事管理和服务工作，业务角色定位于企业单一的行政事务中心。

第二，外事内控管理层级。在外事行政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成本管理、商旅管理、精益管理、风险管控等职能，并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对相关具体的外事业务进行全寿命周期管理，实现了具体单项外事业务的深度管理。外事业务角色由单一的行政事务中心向行政事务、成本管理和风险管控等多中心转变，涉外管理专业化程度更加强大。

第三，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基于营造境外良好经营环境，助力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标需求，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构建了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业务领域在传统外事管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境外社会责任管理、企业品牌形象塑造、企业跨文化管理和境外公共关系管理等内容。外事业务角色也由企业内控管理中心提升至企业战略经营中心， 成为支撑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外交部所倡导的“战略谋划型”外事管理层级。

企业涉外管理体系的构建

企业涉外管理综合性强、涉及领域广、业务交叉多。工作内容覆盖企业人员、货物和资金的跨境流动、各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境外的经营管理、国际形象塑造、跨文化融合等方方面面的涉外活动管理。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企业涉外管理体系，要以支撑企业国际化战略为目标牵引，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和统筹规划，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作指引，结合涉外业务工作特点，从业务架构和能力保障两个角度，从系统性、专业性和行政性等多个维度，围绕组织保障、制度体系、流程机制、业务规范、知识管理和信息系统平台打造等方面，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图2）。

第一，建立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涉外管理组织保障体系。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加强外事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外事管理工作机构，强化外事部门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涉外事务的职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从现代组织理论出发，当前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传统职能制和分权型的科层组织运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客户需求。需要以更加全面的视角和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构建面向客户需求、聚焦企业战略、基于业务价值创造链的流程化的企业组织架构。打破传统组织模式下的“部门墙”、“流程桶”和“山头主义”，通过对流程与组织的有效整合，确保业务在组织内得到有效支撑和高效协作，实现企业价值创造。这种流程化的组织架构已经在三星、华为、海尔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集团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如华为在15年前就打破法人实体概念，将各法人实体零散的同质业务基于流程进行集中管理，并花几十亿打造了全球采购、人力资源、行政服务等十大管理平台，提升了专业化的资源整合和调动能力，打造了快速响应前方炮火呼唤的“重装旅”；海尔自1998年就开始打破原先引以为傲的“联合舰队”治理模式，启动“市场链”流程再造组织变革，通过市场链把终端客户的满意度无差异地传递给每一个业务流程和岗位，建立了更加聚焦客户需求和价值创造的扁平化组织，开创了“人单合一”的运营模式。三星也从1993年开始的新经营管理变革中，高度重视基于业务流程的扁平化的组织变革。

当前，打造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是中国中车的战略发展目标。一方面，公司涉外管理作为价值创造链中的支撑性业务，必须突破传统职能制组织模式下的部门本位主义管理习惯，加强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聚焦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优化管理业务流程，打造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中车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公司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商务规则惯例等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国际社会公众、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舆论、跨文化沟通交流、国际声誉等成为公司国际化经营中需要妥善管理的重要对象。公司涉外管理要提升到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的高度，围绕营造良好国际化经营环境的目标要求，提升涉外管理的战略谋划能力，实现管理价值创造。因此，公司应成立类似国际化战略委员会的顶层决策机构，并设立党委领导下的涉外工作领导小组，作为统筹协调涉外管理业务、决策涉外管理事项的最高领导机构；在涉外工作领导小组下成立外事管理办公室（不一定要单独设立，关键是要落实管理职责和权力），作为日常涉外工作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同时按专业度划分其它涉外管理职能（如涉外法务、涉外人力资源等），并建立共享服务中心或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平台，如签证中心、差旅管理平台等。通过打造专业化的中端职能管理和平台化的后端服务系统，提升资源整合调配能力和专业化管理水平，构建横向联合协同、纵向连续闭环的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形成组织合力，助推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以国际化战略为牵引，构建企业公共外交层级的涉外管理业务体系。近年来，公共外交的理念和知识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加快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公共外交体系，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传统外事管理“四大件”被动式的行政事务型工作模式， 向主动谋划综合统筹型的外事管理工作模式转变，逐渐成为外事管理工作战线的统一认识。近期，国资委将外事局改名为国际合作局，名称改变的背后是角色定位和工作内涵的转型升级，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央企“走出去”的外事统筹谋划职能更加强化。据2012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调研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公共外交”专题调研显示，虽然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仍处于全球化历程的初级阶段，但在二十年的“走出  去”过程中，中国企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了公共外交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很多的失败教训。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公共外交对“走出去”的重要性。一些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把公共外交纳入其“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如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甚至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 经验表明，企业公共外交开展得越好，其走出去的成功率就高；如不重视公共外交，则遭遇的挫折或失败的可能性就会越大。总体来说，企业开展公共外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培育和强化公共外交意识，规范外派员工行为，消除文化差异隔阂；二是确保企业合规经营，重视产品质量，树立良好企业品牌；三是加强属地化经营，融入当地社区；四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当地社会；五是加强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关系管理，降低社会政治风险；六是加强正面宣传，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从中国中车管理实践来看，近年来公司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实践，如注重中车品牌的国际化传播、进行美国“梦之旅”演讲活动、加强马来西亚基地的“五个本地化”建设、组织中车外籍员工来华之旅活动、南非公司开展中国功夫推广活动等等，向世界很好的展现了中车的企业价值文化和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但目前的公共外交实践仍处于零散的状态，未从构建国际化经营支撑体系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的梳理。当前高铁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金色名片，在我国经济外交中被寄于厚望和期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亲自推销中国高铁。中国中车作为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形象大使所应担当的历史使命更加强烈和清晰。从公司自身的发展来说，打造受人尊敬的国际化中车，培育战略谋划能力、全球经营能力和公共关系能力等核心竞争能力，提升中国中车品牌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对公司涉外管理在营造境外良好经营环境方面的作用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外事管理单一的行政事务性职能已经无法更好的满足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从国际化战略经营的高度重新梳理涉外管理业务，参照涉外管理层级划分的“三层次模型”，沿着传统外事管理层级向企业公共外交管理层级转变的路线，系统的构建企业涉外管理业务体系势在必行。

第三，以流程管理为抓手，打造集团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企业的核心目标是价值创造。企业运营的体质是基于价值创造链的流程管理。当今世界企业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用流程管理理论指导企业运营管理、并构建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是保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打造基于业务流程的专业化管理平台也是实现企业组织扁平化、集中调配企业资源、统筹协调业务分工、减少企业内耗、强化管理机制、提升职能专业化水平和企业运营效率的基础。华为“铁三角”模式的成功，前方呼唤炮火、后方“重装旅”快速响应的管理精髓是建立了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导向的敏捷的业务流程体系，并基于流程打造了十大信息化管理平台。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也是从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开始，打造了一个平台化的企业运营模式。以行政管理平台为例，华为将客户服务作为一个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会参与进来，并基于流程制定了标准化的接待规范，所有参观过华为的人都对它的接待管理印象深刻。一家国际知名的日本电子企业领袖在参观华为后震惊的表示，华为的接待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在员工差旅管理方面，华为和海尔都有专业的差旅管理专家负责制定差旅政策和流程优化， 并使用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差旅资源整合和成本集中管控，同时实现了员工差旅数据的实时掌握，所以每当企业员工在全球各地遭遇突发事件时，企业都可以做出快速反应。

涉外管理是行政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管理范畴，特别是传统外事管理的“四大件”，基本围绕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展开。新中车成立后，国际化进程加快，因公出入境业务量剧增，新的涉外业务内容不断涌现，开发打造综合平台级的大外事管理信息系统显得非常紧迫。目前，构建大外事管理信息系统是中车外事管理的重点工作。站在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涉外管理体系信息化支撑平台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顶层设计和系统思维原则，以业务驱动管理，通过全面梳理业务需求厘清系统业务架构，通过创新业务流程实现系统全员应用，通过系统缜密设计实现外事各项业务闭环管理，通过权限管理和流程优化实现责任明确和流程清晰，通过智能设备集成应用实现工作效率提升，通过数据接口规范实现数据共享、平台互通和多终端适用，通过业务数据采集和分析，提升外事科学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服务水平。目前外事管理系统的首期任务主要是围绕出入境事务管理、团组闭环管理和门户网站三个模块进行开发。

金晓平：中国中车集团人事部外事处副处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美国杰克逊主义与“特朗普现象”研究

唐纳德•特朗普自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就争议不断，他的当选打破了美国选举历史上的诸多惯例，形成了“特朗普现象”。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实际上，美国的民粹主义最早来自美国首个具有民粹主义特性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他所代表的杰克逊主义。“特朗普现象”与其说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代表，不如说是杰克逊主义在美国的又一次崛起更为贴切。了解和认识美国民粹主义中的“杰克逊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现象”。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自其宣布竞选总统以来，有关特朗普的争议就不断，引发学界关于“特朗普现象”的讨论。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代表，但这样简单的表述并不能清晰和完整地阐释“特朗普现象”。实际上，美国的民粹主义，最早来自美国首个具有民粹主义特性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他所代表的杰克逊主义。

杰克逊主义的源流演变

杰克逊主义是以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命名。作为美国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在维护联邦统一、制止分裂危机、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对美国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当政时期的各项主张和政策被美国史学界称为“杰克逊民主”。但杰克逊主义作为术语的流行则归功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他以美国先贤姓氏之名，将其分为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并在1999年就预言：“杰克逊派对政治的忠诚会成为21世纪政治发展的关键。”

所谓的杰克逊主义，其实是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变体，核心是郊区工人阶级的白种美国人对城市精英阶级的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论争。它源自早期欧洲移民和本土美国人之间的文明冲突，这种传统把美国塑造成了一个有很深的文化和种族裂缝组成的社会群体，并且一直伴有白人种族对其他种族深深的敌意，最终成为美国众多政治思想光谱中的一种谱系。

杰克逊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它代表的是美国一部分公众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这群人视政治权利的行使为权力运作的工具。米德认为这个群体是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起源于18世纪大阿巴拉契亚地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聚居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随后传播到了后来的移民文化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基于强大个人主义和平等观念的美国定居者神话。正是这种理念使得杰克逊主义者对当下华盛顿的建制派和他们的“全球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出深深的质疑。

在米德看来，杰克逊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自力更生。杰克逊派美国人不依赖家庭继承获得财富，而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工作获得报酬。他们视自力更生为美国民族的灵魂和脊梁。如果他们不能被合适地尊重和对待，他们会抗争到底，即使这需要使用武器。二是公平正义。没有人有权告诉杰克逊主义者该做什么，他们可以选出自己接受的领导人，但是不会屈服于强权。三是个人主义。每个人都可以基于合理的理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四是特别的财产观念。他们敢于有创业精神，总是倾向于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银行破产法律。五是勇气。杰克逊主义者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 都会捍卫自己的荣誉。在杰克逊主义者的文化中，武器是重要的，他们应该有权去拥有和使用武器。

杰克逊派的外交政策与杰克逊主义者对国内政策的价值观紧密相连。对杰克逊主义者来说，美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不是汉密尔顿人追求的商业和工业力量的增长，也不是威尔逊人追求的道德正义，更不是杰斐逊人追求的自由主义，而应该是尽其所能地提高国内政治。杰克逊主义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缺乏尊重，宣扬无视任何国际准则和国际组织，崇尚直接用强大的武力实施报复和遏制，必要时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对内警惕商业集团和跨国组织，对外致力于捍卫美国的利益和威信。只要不违反道德观念或侵犯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自由，任何手段都可以为此而服务。如果以民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杰克逊美国人，那么他们对于美国政治内涵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虽然复杂，但解决方法很很简单。

杰克逊主义在当今美国政治中的表现并不罕见。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如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参加《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国际刑事法庭等就是杰克逊主义的表现。小布什之后，当代美国政治中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并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达到高潮的右翼 平民主义茶党运动。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刺激经济，在提高美国社会福利方面有所作为，但结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使普通美国人的债务负担更重，激起了民众更大的不满。因为在持有杰克逊式观点的人看来，普通人有能力掌握包括道德、科学、政治、宗教在内的诸多真理，而精英往往腐败昏庸，固化自身利益，忽视普通大众的权益。在茶党运动之后，又一轮反精英的潮流和民粹主义的高潮就是特朗普的崛起。

杰克逊式“特朗普现象”兴起的原因

“特朗普现象”的国内基础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胜出是“杰克逊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又一次回潮，是美国式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通常说来离不开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第一是社会转型期原有社会利益结构被打破，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促使底层与精英阶层的分化不断扩大；第二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引发的经济危机、就业危机等社会危机，削弱了对精英阶层的认同，进而削弱了体制的合法性；第三是网络时代催生了新媒体的发展，其私密性、低成本、极速化等特点，使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造成了社会政治的“过载”和“极化”。特朗普的上台，基本契合这三点原因。

首先，始自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近几十年来美国白人群体社会经济条件的恶化和新自由全球主义的消极影响（比如正在增加的经济极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的停滞，白种美国农民对生活期望的下降），破坏了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建设的信任和信心。根据皮尤数据调查，截止2016年6月25日，美国人对国家经济满意度仅有27%，不满意度高达72%。而根据美联储2017年5月19日最新发布的《家庭财政舒适情况报告》中，只有45%的美国人能够通过信用卡承担400美元的额外支出，有27%的美国人无法承担，其余的则需要通过变卖财产或者借贷的形式才可以实现。这种对国家经济的不满意，背后折射的正是大量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对经济和政府的失望。

其次，由全球化带来的大量增长的移民问题不仅威胁到了白人工人对经济的安全感，而且对他们的民族身份增加了不稳定性。早在2004年，塞缪  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就说过：盎格鲁-新教文化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于美国文化的中心地位，但从20世纪后期起，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开始受到拉丁美洲和亚洲新移民浪潮的影响，美国社会出现拉美裔化倾向，影响了美国的身份认同和白人的政治地位。米德在《杰克逊主义的反叛》一文中，很好地用“身份政治的反击”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身份政治文化一直以来在美国政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杰克逊派美国人感觉自己受到包围，其价值观受到攻击，未来也遭受威胁，而特朗普似乎成为了唯一愿意为他们的生存而斗争的候选人。随着近几十年来精英们对非裔、拉美裔、美洲印第安人和美国穆斯林等群体文化认知的选择性拥抱，杰克逊派美国人发现声称自己是一个纯正的欧洲美国人或白人身份成为了一种禁忌。许多美国白人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身份的重要性经常被谈及，种族的纯正性会被重视，可以根据身份而提供经济利益和社会优势，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些，唯独他们不可以。普通白人选民对所谓的“政治正确”越来越抵制，最终引发了他们对主流精英的反对。

最后，社交传媒的广泛发展又为大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进一步促发了民众表达对精英和建制派的不满。全球化带来的工资停滞、失业率增加、贫富不均等问题，使得民众不断累积怨气。但传统媒体无法排解普通民众的这种怨愤，反而大都坚持精英阶层的“政治正确”。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使得民众的发言自由度大大提升，不断可以宣泄情绪还可以借助互动得到强化，从而形成规模效应不仅大大扩大了政治参与，还不断解构精英主导的话语权威。

“特朗普现象”的国际背景

2016年民粹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除了英国成功脱欧、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在欧洲内部，一股更大的民粹主义潮流在多个国家都呈现出发展壮大之势：有种族主义背景的“法国国民阵线”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其党首玛琳娜•勒庞一度成为总统竞选的热门人选。虽然勒庞最终败选给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但她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创造了历次竞选中最好的成绩，并且有可能成为马克龙政府最大的反对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在地方选举成为赢家，成为意大利的重要政党；此外，希腊左翼联盟、丹麦“人民党”、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约比克党”、芬兰“真芬兰人党”、瑞典民主党、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等都在本国的各层次政治选举中崭露头角，不仅站上政治舞台，还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支持。

民粹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但总的来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酵是主要因素。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使得长期处在边缘的极右翼政党开始悄然崛起。此外，移民问题也是导致这轮民粹主义浪潮在欧洲壮大的重要因素。欧洲长期以来出生率低迷，到2050年欧洲人口数量很有可能减少至7.02亿。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而欧洲的中东和北非穆斯林则成了人口的流入地区。穆斯林在欧洲大多生活在下层，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加之人口不断上升，引发高犯罪率，引起了欧洲人的厌恶和恐惧，刺激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2011年利比亚战争以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加剧了  对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挑战，欧盟在应对难民危机上的失败，更加恶化了业已累积的矛盾。

从美国到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掀起的民粹主义的风潮，是对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弹，白人群体是助推这次浪潮的主力军，身份认同则是重要动因。无论是杰克逊派美国人还是原生的欧洲人，移民或难民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为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宣泄对自身境遇不满的重要出口。欧洲民粹思潮的广泛崛起，是“杰克逊主义”在美国兴起的重要背景，同时“杰克逊主义”在美国的重新回归，又为欧洲的民粹运动发展间接起了助力作用。

杰克逊式“特朗普现象”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的表现

“杰克逊主义”是美国民粹运动的一个变体，而“特朗普现象”则是杰克逊主义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最新表现。杰克逊主义者追求的自由主义是对内尽其可能提高国内政治，对外致力于捍卫美国的利益和威信。他们对美国政治内涵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问题虽然复杂，但解决方法很简单”的原则。特朗普的施政纲领处处体现的是“美国为先”，遵循的是两个简单原 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这些理念和原则的提出与运用，恰恰是杰克逊 主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图景的再现。

在美国内政的表现

作为共和党传统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特朗普政府注定与民主党代表的奥巴马政府在施政方式上不同。奥巴马政府主张控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推行惠及底层民众的平民医改法案、向富人增税和向穷人减税的内政方针。而代表共和党利益的特朗普政府则主张美国公众合法持有枪支、同性恋婚姻非法、给富人减税以刺激美国的产业投资等保守政策。一般说来，美国总统在正式上任后的行为与竞选时为赢得选票许下的承诺总会有所出入，不过特朗普在这方面的表现令人意外。虽然一直受到多方的质疑，但在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方面，特朗普几乎做到了“言出必行”。

竞选期间，特朗普就以“美国优先”为口号，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国内，主张建设强大的军事能力和繁荣经济，维护美国的本土安全和美国人民的利益。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将重点放在了军事建设、发展经济、打击非法移民上。

第一，在军事建设方面，“以实力求和平”是特朗普军事政策的核心。 为此，特朗普上任一周就发布了“重建美军”的备忘录，并在2018年财年预算框架内，大幅提高国防预算以强化美国军事力量，甚至不惜为此削减其他部门开支。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总额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成为美国历史上数额最高的国防授权案。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特朗普大力增加就业，制定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大幅度进行税改，减少富人纳税，以促进制造业回流，提升美国经济。特朗普还在废除奥巴马的“平价医改”方面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他认为“奥巴马医改” 伤害了美国的经济。特朗普甚至还在最近签署了入职以来的首个太空政策指令，指示美国载人登月计划再次上路。一方面这是美国历届政府深空探索目标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登月计划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也是特朗普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所看中的。第三，在移民问题方面，特朗普坚持强硬立场，全力打击非法移民。在边境安全问题上，特朗普称要在美墨边界修隔离墙，并让墨西哥支付费用。尽管“这堵墙”目前还未见踪影，但美国确实对移民计划作出了严格限制：先是签署“禁穆令”，要求暂停向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七国发放签证，暂停接收难民；后又增加国土安全部的预算，用于修建隔离墙和执行移民法令；最近，特朗普又将焦点对准亲属移民政策，要求将亲属移民范围限制在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取消成年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资格。虽然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时常在美国社会引起争议，但不时发生的恐怖袭击和自杀式爆炸事件进一步触发了美国民众的敏感神经，再加上中下层白人作为“杰克逊主义”的主体人群，排斥移民夺走就业机会，因而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仍受到很大范围的拥趸。

在特朗普的演说中，经常可见这样的表达：“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免受他国蹂躏……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国政之基石将建立在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完全忠诚之上，通过这忠诚，我们将重建同胞之诚，守望相助。”通过这些表达，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正是秉持着“美国优先”这一杰克逊主义最核心的思想。虽然经济危机背景下，奥巴马执政8年，美国经济早已走出衰退，甚至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获得感十分有限。由于制造业主体转移到海外，很多中低端服务岗位又被移民占据，美国白人中下层的“被剥夺感”十分严重。这种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被适时地转移和简单归咎于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归咎于中国、墨西哥等制造业外流的目的地国、归咎于或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成为特朗普代表的杰克逊式民粹主义最为直接的表达。

在美国外交的表现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理念也表现出了杰克逊主义在美国外交理念上的复苏。在他关于外交政策的首次演说中，特朗普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准现实主义者，把世界政治理解成一个霍布斯的世界，并且提出“美国优先”来反对占据主流地位的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没有国家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的伙伴和我们的敌人都是如此。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再也不会让国家和人民向全球主义投降。国家应该是幸福与和谐的基础……在我任内，我们绝不会让美国加入任何一个减少我们控制自己事务的协议。”于是，特朗普上任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先是使美国退出了“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又要求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军事同盟方面，一方面强调要收缩海外军事力量部署、增加防务开支、扩充军力，加强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正视北约和亚太同盟的盟友地位的同时， 又要求对方在盟友关系上负担更大的责任和支出，以此为美国减负。在对外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对韩国、日本包括欧盟都进行贸易调查。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方面，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扬言要把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国，之后更是重新启动“301法案”，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启动贸易战的前奏。在环境保护方面，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终止执行其所有条款，不久后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一系列的“退出”行为，再一次凸显了特朗普政府摒弃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立场和原则，这会导致美国国际信任的渐失， 令美国国家软实力和可信度受损，但却迎合了国内民众，特别是“杰克逊主义”者以本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为第一要义的考虑。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不仅与共和党的主流价值观有着巨大差异，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宣扬的对外政策立场不同。自二战以来，同盟体系、维护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体系、支持民主制度、反对独裁制度等一直被当作美国外交的基石。而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国际机制”的言论则预示着美国可能要修正甚至抛弃战后确立的战略布局。在特朗普的外交措辞中，我们很少见到诸如“国际社会”、“自由秩序”等抽象概念的表达，反倒是“能源”、“关税”等关乎切实利益的词语频繁被提及。这与杰克逊主义致力于捍卫美国自身的国际利益，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缺乏尊重，对自由世界秩序和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等原则不感兴趣的特点非常一致。

“杰克逊主义”对当今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判断

“杰克逊主义”作为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变体，人们不禁要问它会怎样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其实就美国政治传统而言，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实践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民粹主义传统并不显著。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有限，但在很多时候会以或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结构。

刘瑜根据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总结出三个更具概括性的结论：第一， 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往往相辅相成、如影随形，甚至可以表现为直接结合的方式。比如杰克逊的施政纲领。在美国历史上很难见到一个时代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存在，它们往往相互激发甚至相互恶化。第二，民粹主义的政治后果未必一定是负面的。很多历史时刻，虽然民粹主义政治家败选，他们常常能将自己的议程（通常是打折版本）纳入到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当中，从而构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一些温和版本的民粹纲领不但增进政治的代表性，而且可能通过预防革命维持秩序。第三，就总体趋势而言，美国政治中的平民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而精英主义色彩越来越淡。尽管历史上美国曾经兼有过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但左翼留下的政治遗产显然比右翼思潮更有持续性。

从特朗普上任之后的对外政策来看也是如此。如在亚太政策上，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盟友多有指责，以致让盟友产生美与同盟关系生变的担忧，但特朗普上台后一系列电话外交、新任防长马蒂斯访问韩日及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等动向看，特朗普的亚太政策已回归美日同盟为基轴的传统政策。在对俄政策上，特朗普政府也从竞选时的亲俄立场后撤，回到了正面交锋和武力威慑、经济制裁的老路上。特朗普对外政策的前后变化，既可以理解为美国总统出于平衡利益考虑，在竞选和上任期间有所不同的传统的一贯表现；也可以看作是美国政治体制中平衡机制发挥作用的体现。不管怎么说， 特朗普能够将一些民粹纲领带入政治议程，本身不见得是件坏事，若能成为推动美国国内改革的动力，对美国来说更是幸事。只是，特朗普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自己的民粹主义纲领，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和观察。

杰克逊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析

长远来看，杰克逊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不利的。这主要是因为杰克逊主义鼓励“美国优先”，片面强调本国利益，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同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的对外政策，这些都将增加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尤其表现在经贸关系和地区战略安全两大领域。

从中美双方经贸关系来看，首先，杰克逊主义对美国本土利益的刻意强调，反对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可预见时期内势必会逐步升级。其次，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如果真能促进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地区战略和安全来看，特朗普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特别强调在亚太地区重建海军，将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以向盟友保证美国将长期扮演亚洲自由秩序保卫者这一传统角色的做法，增加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军事对峙和冲突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在刚刚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特别添加了“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邀请台湾参加“红旗”军演等涉台条款，涉及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增加了军事冲突的风险。

但客观来讲，杰克逊主义给美国内政外交带来的改变对于中国来说，也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有利方面。比如说，奥巴马政府时期一度甚嚣尘上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认为是经济上围堵中国的利器。2016年美国大选杰克逊主义的崛起使得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都决定放弃TPP，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美国联手其传统盟友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其他国家 只能各自为政，大大削弱了经济上围堵中国的能力。此外，杰克逊主义对于国际制度、多边主义的藐视，客观上也给中国扛起守护自由主义的大旗提供了战略空间，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增加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并非偶然，某种程度上讲有其必然性。经济危机背景下，美国中下阶级对现状的极其不满是其一；长久以来美国奉行的自由秩序主义未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切身改善，激发民众对美国政府收缩对外政策的需求是其二；不成熟的民族政策，引发白种美国人或杰克逊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进而发起政治诉求是其三。

传统上把特朗普的当选仅仅归因于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不够全面和具体。在美国民粹主义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杰克逊主义是其重要表征，也是美国政治光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和认识美国民粹主义中的杰克逊主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现象”，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判断和 分析特朗普的政治行为和目的。

黄海若：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现状、特点与模式：基于企业案例的研究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模式已形成以海尔为代表的品牌建设模式、以中化集团为代表的社会责任模式、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战略引领模式、以中石油为代表的文化自信模式和以神华集团为代表的主动作为模式，正从自觉和活跃中走向成熟。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新动向，彰显了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管理能力的逐渐成熟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国有大型金融企业、能源企业和对外工程公司为拓展经济贸易活动而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算起，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有三四十年历史。由于起步晚、对国际规则缺乏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历经波折，交了巨额“学费”，其中相当大比例是因公共外交意识不足而遭遇水土不服、蒙受损失的。近年来，随着公共外交理念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公共外交对于“走出去”的重要推动作用，公共外交意识开始觉醒，更加主动地将公共外交纳入企业“走出去”战略布局中，并积累了一定的公共外交经验，初步形成了企业公共外交模式。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现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明显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程度不断加深。据商务部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0589.2亿元人民币，新签合同额16207.9亿元人民币。2016年末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约97万人。这些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在更广、更深的层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已成为企业整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重要有机组成。

为有效保障海外利益，中国企业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公共外交实践。尤其是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后，中国企业公共外交意识逐渐加强：一些“走出去”较为成熟的企业，如中石油等能源类企业、中铁建等工程承包类企业，非常注重海外政治、法律和文化风险管控，将相关内容纳入国际化战略之中；一些企业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如中石油经研院海外投资环境研究所、国家电网全球能源互联网公司经社处、三峡集团出版传媒公司海外宣传中心，负责海外投资环境、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一些企业如中石化发布海外社会责任报告、神华集团发布澳洲国别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交建路桥公司发布海外项目社会责任报告，注重与项目社区民众、行业协会、NGO等组织沟通交流；一些企 业，如中国电建，委托公共外交专业智库察哈尔学会对企业公共外交进行“私人定制”。概言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多涉足公共外交活动，一些较为成熟的企业已具备明确的公共外交意识，企业公共外交进入了自觉期和活跃期。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特点

从整体层面考察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状况的话，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是企业公共外交意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处于经验积累阶段。和国际企业巨头相比，无论是对全球市场趋势的认知，对国际规则的把握，还是对国别环境、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熟稔程度，中国企业都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企业并不知晓“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区别和联系，主观地认为外交只是政府的事情，缺乏明确的企业公共外交意识。尽管随着“走出去”广 度和深度的拓展，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企业逐渐认识到企业可以作为公共外交主体，有意识地进行公共外交活动，甚至逐步探索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公共外交意识还比较弱，路径也较为有限，还处于摸索性、经验性阶段，缺乏理论指导和顶层设计。

二是深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国际传播能力和议程设置不足。中国企业深受“多干实事少说虚话”、“是非公道自在人心”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对东道国进行了大量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宣传和对外传播，普通民众并不能直接受惠于项目投资，认知能力也极为有限，只能听到宣传声音大的一方，所以经常导致抱有特定目的恶意攻击中企的舆论占据了上风，东道国民众中也经常出现“住在中国捐赠的房子里反对中国”的现象。譬如蒙古塔温陶勒盖煤矿项目，在神华集团中标后，无论西方媒体还是蒙古媒体，都刻意诬蔑神华集团为资源的掠夺者和环境的破坏者，形成十分不利的舆论环境，但神华集团在指责面前始终没有发声。强化对外传播能力和媒介资源综合运用能力，是中国企业亟需补上的一课。

三是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捆绑”。受意识形态影响，一些国家、公众和媒体对中国企业存在偏见，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和中国海外利益形成较强的软约束。最典型的莫过于华为是民营企业，企业主体和企业行为完全市场化，但2007年收购美国3com公司、2011年收购美国3Leaf Systems公司均告失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认为华为和中国军方有很深层次的联系，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了否决，其深层原因是美国政客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当然，企业形象和国家形象也存在良性互动。譬如近年来，中国科技类企业成功扎堆赴美上市，百度、新浪、腾讯、阿里等一大批中国互联网企业获得了较高的估值，原因就在于美国投资者认为，强大的中国市场和中国政府鼓励创新的政策必将造就中国本土的谷歌和苹果。

四是企业公共外交势头看好，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规模正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发展也呈现出新动向，即更加注重在标准制定和话语权方面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自信地展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企业自身文化的价值理念， 更加主动有为地推进投资东道国和母国之间不同层级的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友好交流和伙伴关系的确立。这些新动向是中国企业更深、更广、更成熟、更自信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合作的体现。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发展势头看好，有望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的模式

模式的形成是公共外交活动成熟的标志之一。莫胜凯将国外跨国公司公共外交模式归纳为六种：产品质量型、社会责任型、危机防范型、危机自救型、战略关系型和主动挑衅型，较具代表性。由于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尚不够成熟，因此鲜见模式研究。李志永从企业实践路径方面归纳为四方面：培育、强化企业公共外交意识，通过企业产品、品牌形象增进国家形象，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和通过企业文化传播母国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也可看作是对模式的归纳。

以案例为基础，笔者将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划分为五种模式，即品牌建设模式、社会责任模式、战略引领模式、文化自信模式和主动作为模式。中国企业开展公共外交，首先是基于在国际市场打造品牌、获取口碑、赢得份额的需要。其次，是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实现共享双赢的需要。第三，一些业内技术过硬、实力过硬的企业，从战略上积极引领行业标准制定，抢占行业话语权，彰显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第四，随着中国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对于基于文化传统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也越来越自信，开始有意识地在跨国经营中进行价值观传播。第五，在企业与社区政府、行业协会交流交往中，一些公共外交意识强的企业，还会主动穿针引线，促进国外项目所在城市与国内项目城市的城市外交发展和中外相关行业协会交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间友好程度的提升。

海尔可称得上“品牌建设模式”的典型。所谓品牌建设，本身即包含 了产品质量、危机管控和公共关系维护。自开启全球化进程起，海外就确定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发展之路，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实现了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运营，并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6个工业园，使得海尔能够快速整合全球技术、人才等一流资源，以最快的速度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成为海尔全球化品牌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本地化战略更有助于文化融合，最大程度争取各方的支持。权威数据调研机构欧睿国际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的自主品牌占比中，海尔占据了高达86.5%的品牌销量。Millward Brown的调研数据显示，海尔在巴基斯坦的品牌知名度高达96%；在欧洲的品牌认知度超过60%；在美国有超过30%的家庭拥有海尔家电。《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等美国知名媒体将海尔誉为“互联网时代公认的全球化品牌”、“中国企业全球化品牌建设成功案例”。

“社会责任模式”是跨国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公共外交模式，中国企业已经较为熟知并应用自如。以中化集团海外为例，在马来西亚，积极在当地建造回教堂；在菲律宾，为当地缺水地区建造水泵，设立奖助学金支持教育，为孤儿院的运营投入人力物力，并在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及时伸出援手奉献爱心；扎根非洲沃土，与经营工作同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公益体系，涵盖房屋建造、道路修葺、助学贷款、校车、服务等。“洒向大地都是爱”，2015年，中化集团海外社会责任案例荣获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最佳实践奖。

“战略引领模式”可以国家电网为代表。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家电网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本质即“智能电网+特高压+  清洁能源”，通过可以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输电的特高压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的优化配置。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峰会上发出了“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2016年3月份，国家电网牵头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成为首个由中国发起成立的能源国际组织。目前，会员数量增加到300多家，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国际能源署、国际电工委员会、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斯坦福大学等国际组织、机构和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开展了高端合作。东北亚联网项目也在努力推进，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有关企业签署了《东北亚电力联网合作备忘录》，东北亚电网互联将通过蒙-中-韩-日电力联网工程，建设北电南送、西电东送、交直流协同的跨国输电骨干网架，向北承接俄罗斯水电、风电，向西承接蒙古风电、太阳能发电，向中国、韩国和日本送电，满足东北亚负荷中心清洁用电需要。全球能源互联网成为中国企业引领牵头、世界各国相应的共同行动，为全球能源治理和气候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文化自信模式”可以中石油为代表。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信奉“行胜于言”，做得多、说得少，尤其是“走出去”过程中，我国企业在文化方面存在一定自卑心理，自觉不够“普世”。值得欣喜的是，一些优秀的企业 已经对自身文化基因有了强大的自信。“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是中石油的企业文化精髓，但也长期被认为过于本地化乃至政治化，与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所谓国际主流价值观不尽一致。基于对跨国经营有了更高层次的把握，对自身企业实力、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有了更强的自信，中石油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海外的发扬和传承，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移植到海外。从实际效果看，通过合适的传播、教育方式，外籍员工也普遍地认同特色鲜明的“石油文化”。全球能源战略顶级学者丹尼尔•耶金评价：“你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我看来，就是‘意志力’（willpower）最完美的体现！”通过中石油的跨国经营，实现了基于传统文化的企业价值观的输出、交流和融合。

“主动作为模式”可以神华集团为代表。神华集团在澳大利亚项目开拓推进中，与社区政府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以此为基础，神华集团主动作为，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澳城市外交和人文交流，先后促成了澳大利亚利物浦平原郡与山东省即墨市建立“友好姊妹城市”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冈尼达郡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建立国际友好关系。一般来说，这并不属于传统企业公共外交范畴。国外跨国公司也鲜见主动筹划对企业生产经营不能产生直接促进作用的相关案例，神华集团的“主动作为”，为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增添了亮色。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经济交流主体，“主动作为模式”的企业公共外交对提高企业乃至国家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促进国家间友好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有望成为企业公共外交的新亮点。

魏修柏：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杨立华：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文化主管。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促进文化企业走出去

文化企业走出去越来越离不开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对改善企业形象、增加品牌资本、提升企业竞争力，对提高城市乃至国家的知名度、美誉度具有重要作用。刚刚荣获“2017中国创新力百强企业”称号的百家湖国际文投集团是一家依托公共外交迅速成长的国际化企业。近年来，企业连续举办了三届国际美术展，成功把自己推向了世界。本文以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为例，研究分析其借力公共外交，促进文化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做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经验做法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树立正确公共外交理念

中国文化艺术历史悠久，成就斐然，但受制于文化偏见与文化实力， 难以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为改变现状，集团确立了正确的公共外交理念，即坚持依托公共外交把促进中国艺术发展放在首位，实现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相结合、经济效益与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相结合。集团积极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桥梁，发掘、培养国际上认可的具有国际水平、国际视野、国际话语权的中国艺术家，努力提高中国文化艺术对外的开放度与融入度，积极推动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交融，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

顶层设计、长远规划，努力打造公共外交品牌

作为盈利性文化企业，集团并没有单纯看重眼前受益，而是着眼长远， 投入2亿元举办了非商业性非盈利性具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的“南京国际美术展”并连续举办了三届，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举办国际美展的新纪元。每届美展均吸引超过20万人次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艺术从业者、艺术投资者前来观展，受到国际学术界与艺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美术事件”。美展成为中西方艺术展示、艺术欣赏、艺术交流的平台，成为了南京企业重要的文化品牌和城市“艺术地标”，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与国际影响力。借助美展，企业逐步占据了国内文化艺术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初步实现了对文化艺术产业发展要素的整合， 提升了自己在文化艺术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跻身于国际一流的文化艺术投资集团。

雅俗共赏、中外兼顾，积极搭建公共外交平台

南京国际美术展主要体现了专业性、学术性、前沿性。为既服务小众又兼顾大众，集团又举办了“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艺博会整合海内外艺术品市场主体各方资源，联合海内外著名画廊、艺术机构、艺术基金等行业力量，构建文化交流与文化消费的融合平台，引爆了艺术消费热潮。集团不仅立足中国而且深入海外搭建文化外交优质平台，积极开设了ART100全球连锁画廊，画廊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之间的交流。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平台的构建加快了中国艺术走出去的步伐，提高了中国艺术融入世界的速度与广度。

系统谋划、合作共赢，不断累积公共外交资源

一是搭建平台资源。目前集团已经拥有南京美展、南京艺博会、ART100全球连锁画廊以及百家湖美术馆等平台，并且平台类型与数量仍然处于增长状态；二是集聚艺术家资源。没有艺术家的平台是无用的舞台。为此，集团建设了凤凰山艺术园，形成艺术家工作室群，整合艺术资源，提升艺术整体实力，推动了中国艺术更好走向世界；三是凝聚组织资源。集团清醒认识到，开展公共外交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单打独斗是不足够的。集团主动加入南京公共外交协会、中国侨商联合会，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保持密切联系，与新华社、凤凰卫视等高端媒体保持紧密合作，在香港注册成立非营利性国际学术组织—世界美术学院联盟，等等；四是整合学者资源。作为专业化、学术化的美展，离不开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集团与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专家以及意大利达索集团、瑞士、威尼斯、英国等国家的专家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为美展的成功举办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与人气支持；五是累积大师名作资源。集团收藏的丰富而高端的世界级大师作品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提升了企业的实力和吸引力。

创造条件、抓住机遇，积极寻求公共外交机会

实践表明，“傍大牌”是提升企业知名度的好机会。一是傍国际大牌。威尼斯双年展是世界著名的美术双年展，集团抓住机会，赞助了“威尼斯双年展•创造身份展”，把中国优秀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推荐到威尼斯双年展， 借助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中国艺术进入了世界艺术殿堂，推动了艺术投资的跨国合作。二是傍政府外交。集团抓住机遇，积极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在所在国开展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傍重大纪念事件。集团借助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认真谋划，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了国际美术展，并使之纳入香港回归20周年重要庆典活动，获得了国际社会高关注度，提升了企业知名度。

政企联动、全球互动，着力构建公共外交协同格局

集团始终坚持开门办美展，充分整合政府、企业、高校资源，集各家力量之长，优势互补，实现政企联动。比如，2014年首届南京国际美术展就是由中国侨商联合会、南京布罗德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主办、南京财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世界各国华人华侨联合会、侨商组织、美国国际青年艺术家协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新加坡环球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等协办，充分体现了参与力量的多元性。美展不仅坚持政企联动，而且秉持开放、包容，注重全球互动与共享，展览不设任何障碍，实施全球艺术品征集，获得各国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如2017年组织的第三届美展吸引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3191位艺术家响应。美展组委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作品，对获奖作品给予丰厚奖励，以鼓励、推动中外艺术的交流发展，赢得了海内外艺术界的广泛肯定与普遍赞誉。

对策建议

文化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中的最短一条腿。国内文化企业奋勇前进，为打造世界舞台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品牌作出有益尝试，应当得到肯定与支持。第一，引导文化企业重视公共外交。文投集团公共外交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南京美展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企业清醒的公共外交意识以及借助公共外交为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不断积累与拓展。南京文化企业普遍存在小、弱或者大而不强的问题。商务、工商联、文化产业协会、公共外交协会等部门、团体应适时举办公共外交培训班，增强文化企业公共外交意识， 培养文化交流人才，不断提高公共外交能力。

第二，引导文化企业重视公共外交与市场运营有效融合。艺术不仅能够创造文化价值，它还能创造经济价值。文化企业具有特殊性，文化企业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既体现了公共外交色彩又具有市场运营特质，很难截然分开。政府要引导文化企业树立公共外交意识与市场意识的辩证统一；要引导文化企业推动实现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对外贸易有机结合；要支持文化企业在与国外有实力的文化企业、优质文化资本开展公益性（包含盈利性）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有效拓展国际营销网络。

第三，支持文化企业借力公共外交打造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百家湖文化集团借助美展形成了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的“航空母舰”。南京应该推动省内相关文化企业与之对接，共同拓展公共外交，功能互补，形成合力， 努力打造出一批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名片、文化品牌，促进更多南京文化企业走出去，提高交流合作中的国际融合度；应注重公共外交政企联动， 利用好现有相关政策，积极出台扶持政策，支持本土文化企业参加国际重要文化展会，努力提升国内外展会国际化水平，构筑公共外交平台与文化贸易平台一体化打造的文化高地。

第四，努力提升市民文化艺术素养，厚植文化企业公共外交基础。城市文化发展繁荣、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土壤。政府应鼓励企业通过搭建文化艺术交流平台、提供文化艺术学习、生活机会，循序渐进提高市民文化艺术素养，为文化企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与群众基础。

胡宝平：南京公共外交协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