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公共外交的和平使命
韩方明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冲突却构成了人类的宿命。 在人类追求和平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和平活动作为一种重要 的公共外交实践成为消弭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化解冲突和 缔造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形式。察哈尔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将促 进不同国家和人民间的理解和互信，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发 展作为宗旨，最近两年来积极推动的以中韩佛教交流为主要 内容的宗教和平活动就是典型的公共外交实践，已经成为学 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实践证 明，将公共外交与宗教结合，已经成为人类和平事业发展的 福音。
2014年10月20日，笔者出席了韩国佛教主要宗派太古宗的中央金刚戒 坛大法会，并受聘为韩国太古宗总务院总顾问和东邦佛教大学讲席教授。这 一庄严的佛教活动得到了韩国广大信众和到该宗祖庭全罗道千年古刹仙岩寺 游览的海内外游客的普遍关注，当天的大雨也没有动摇大家对信仰的执着以 及对这一中韩佛教交流活动的热忱。活动的场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引发了笔者对于宗教、和平与公共外交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回想笔者亲历的多次中韩之间的佛教交流活动，虽然每次活动的主题 都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一方面这些活动传播了 佛教真、善、美的宗教教义，让爱的理念和信仰的执着赋予中韩两国参加这 些活动的公众以坚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跨越国界的宗教交流，这些活动 不仅推动了跨国性的文化传播，同时也让宗教自身所蕴含的和平基因在中韩 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得到生发，赢得了中韩两国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可和 支持，使宗教国际交流活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北亚的地 区和平与潜在的可能性冲突的化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追求
虽然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消解冲突，实现和解，缔造和平，但是 却始终无法改变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事实差距。古往今来，人类为了追 寻和平而上下求索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止，同时硝烟和战火也一直弥漫在人类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时刻。
冷战时期，两极对峙的格局掩盖了人类社会的诸多矛盾。冷战结束以 后，原本遮蔽在冷战屋檐下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局部战争、恐怖主义 等非传统的、多元化的冲突形式开始走向前台，不仅成为显性的存在，而且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学者将全球不同的文明结构以宗教为基础进行划 分，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力图解读后冷战时期的人类社会，以对人类 自身的行为敲响警钟。在对该学说提出质疑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同文明或 者不同宗教之间因为内在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差异，的确存在着冲突的可能 性。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宗教可能也会成为动员的工具，被某些极端群体利 用，并进而被误读。
宗教作为人类对彼岸世界构想的体系化意识形态与思维结构，其本身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单纯就其价值体系来看，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引导 人类向善的，并将近乎相同的真、善、美作为各自宗教体系的终极信仰。当 今世界，虽然出现了诸多因宗教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分离与分裂、恐怖主义 活动甚至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宗教的本真，而是特定的群体为了特定的目的 假借宗教的力量来实现一己之私的极端表现，是对宗教教义本真的歪曲和自 我激化。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出现这种后果的）问题与可兰 经、摩西五经乃至圣经都无关。事实上，我要说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信仰，而 是在于信徒，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行为方式。……所有宗教的信徒之间都应 该有关爱、团结、互敬的品格，并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 则。”作为一种信仰，宗教理应是这样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早已随着人类活动的蔓延而成为世界 性的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行为，甚至带有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与安全色彩。不 论是提升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还是救助饱受疾病困扰的患者，又 或者是救援战争与冲突中的难民、自然灾害地区的灾民，甚至是斡旋战争与 冲突，只要是有人类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宗教志愿者的身影。而由 不同宗教组织、非政府机构甚至政府组织推动的跨国宗教活动，也早已成为 当前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区域广大民众 的支持与认可，通过传播源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善念，感化了越来越多个体的 心灵，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推动了战乱地区的和平进程，提升了和平地 区的社会发展质量，成为成功的公共外交典范。
宗教与和平内在的一致性
在人类各大宗教的教义中，和平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基督 教就特别注重“爱”的力量，强调要有“信、望、爱”，而其中最重要的是 爱，“神爱世人”这是基督教传达给信众的，且上帝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 他们（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人世间的 使命就是替上帝为人类传播和平的福音，用自己的身躯承受人类的苦难。伊 斯兰教名字的本意就是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无二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 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而穆斯林这个词与伊斯兰则同属于一个词根，都 是和平与顺从之意。伊斯兰的教义即强调“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 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就说，人类爱的基础就是传 播和平。如《古兰经》所云:“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 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 他确是你们的明敌。”
佛教的产生就是佛陀对古代印度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战乱与暴力等 现象的一种回应，他以缘起论为基点，阐释了众生平等、皆有如来佛性的根 本理念，提出：“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 有人问：姓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佛教的 平等观与和平观，注重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不同种群之间、乃至不同文 明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佛教能够在早年的印度得到传播 和兴盛很大程度上就是仰赖于这种包容与平和的精神。
佛教“五戒”中，杀戒是排在第一位的，佛教强调的就是不杀生，以 慈悲为怀，和善为本。随后的几千年中，佛教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了中国， 拥抱了东南亚，并在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找到了更为适合的土壤而不断走 向繁荣。在整个东来和南传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与本土宗教 的遭遇中，从未出现暴力冲突或者战争对抗，而是通过容纳与吸收，相互借 鉴，彼此适应，佛教实现本土化，本土的宗教也吸收了佛教的合理思想而与 其实现了和平相处，共存共生。
当前，整合世界不同宗教理念，搭建世界性和平平台的一个重要机构 就是世界宗教和平会议。该组织肇始于日本佛教团体的倡议，最终在梵蒂冈 教廷、美国等国家的宗教组织的支持下，于1965年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由不 同宗教团体参加的关于人类和平的国际会议，决定成立这样一家旨在推动人 类和平事业的跨国宗教和平机构。1970年，各发起国的宗教团体在日本京都 召开了主题为“宗教：为了和平”的成立大会。
目前，该组织已经成长为一个有着广泛代表性的国际性宗教和平机 构，以制止冲突、消除贫困、保护地球为宗旨，提倡尊重宗教间差异，致力 于在全世界推动跨宗教合作，强调要“以各种宗教信仰的不同方式，满足人 类对缔造和平的愿望，抵制同和平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类事务。”而已经召开 的八届国际大会的主题都充分体现了宗教与和平的一致性：“宗教：为了和 平”（第一届）、“宗教与人生品质”（第二届）、“宗教：为世界团结奋 斗”（第三届）、“宗教：为了人类尊严和世界和平”（第四届）、“以信 任建立和平：宗教的作用”（第五届）、“医治世界：宗教为和平”（第六 届）、“为共同生活的全球行动”（第七届）和“抵制暴力、共享安全” （第八届）。
综合来看，宗教教义在本质上与和平是相通的，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 性与同一性。人类社会没有宗教的凝聚将是难以想象的，而宗教之间的和平 也正是得益于宗教自身所秉承的和平理念与原则。在当代世界，世界和平的 实现少不了宗教和平活动的有效支撑，孔汉思（Hans Küng）神父就曾经说 过，“宗教之间没有和平，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宗教的使 命，也是人类社会公共外交事业的使命。
以宗教和平活动丰富公共外交内涵
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发展，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自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以来，已经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外交的内容和形式，成 为新时期拓展外交外延和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选择。公共外交的公共性 质，彰显了其内在的社会价值和深厚的文明属性，强调对其他国家的公众、 舆论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解释和说服，一方面通过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以赢 取不同国家社会公众的支持与认可，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对象国 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的政策，实现国家外交的战略与目标。
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和方式相比传统外交要多元化的多，一般都是基 于非官方的渠道和平台通过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来实现不同国家以及公众的相 互理解与认知，具体的手段可以涵盖社会文化活动、商业贸易活动以及其他 可能的非传统形式。由于宗教与和平内在的统一性，以及社会公众尤其是信 众与其之间存在的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近年来随着跨国性宗教和平活动 的发展与日益频繁，宗教和平活动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外交实践形式。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宗教和平的国际机构，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就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公共外交平台。
中国在世宗和成立早期并没有参加相关活动，该组织的领导层意识到 如果没有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多元宗教和众多信徒的国家的参与，那么该组织 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多次邀请中国参与世宗和的活动。1979年8月，中国 派出了由赵朴初和丁光训为正副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世 宗和第三次会议，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这一国际宗教会议，所以得到了 各国舆论的普遍关注。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还接见了代表团，而代表团成员 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参观访问一方面开阔了视野，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实践了宗 教公共外交，传播了中国宗教界的理念和形象，提升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宗教 界的认识。
在东亚各国的国际交往中，跨国佛教交流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不论 是玄奘西游还是鉴真东渡，都曾经在历史上谱写了宗教交流与跨国理解和认 知的辉煌篇章。以现代中日佛教交流为例，不仅仅增进了两国民众之间的思 想与精神交融，也有力地推动了中日的和平友好。1952年10月，北京召开了 “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赵朴初先生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象征和平 的佛像赠送给与会的日本佛教代表，在日本佛教界和社会公众中引起强烈反 响，并以此为契机开启了经历过战争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后来 由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代表团推动的送归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更增进了两 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1993年赵朴初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日本时指出，“中日韩三国的佛 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 继续发展。”而“黄金纽带”说的提出，更是得到了在佛教传播方面同根同 源的中日韩三国佛教界的认同，并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三国共同主办的中 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三国的佛教交流，增进了三国社会对 彼此的认知，对于冷战后的半岛与地区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前，这一宝 贵的“黄金纽带”也成为中日韩三国之间重要的非官方桥梁，有助于三国政 府凝聚地区共识，也有助于三国公众强化和平信念，增进共同理解。
2014年9月16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接见出席会议人员并讲话。俞主席 指出，“中宗和”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和平，加强与国际宗教和平组织的 友好交往，积极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宗教政策的理 解。这是对该委员会的宗旨以及近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的肯定，自1994年 成立以来，中宗和就积极拓展与世宗和、亚宗和等多边宗教组织的合作与对 接，通过多边的宗教和平活动来提升中国在地区与世界和平舞台上的国家形 象与话语影响力，以一种非官方的渠道传播中国声音，讲好故事，有力地丰 富了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内涵。在此次四届一次会议上，笔者作为佛教界有 较大影响的居士代表当选为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让笔者感到了肩上 担子的分量，这是一份厚重的责任，也是对笔者的鞭策。
察哈尔学会的努力
自2009年成立以来，察哈尔学会希望通过整合民间智慧和力量，增强 公民社会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将自身打造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型智库。成立之始，学会即选择了公共外交作为努力的方向，经过五年多 的努力，目前的察哈尔学会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程中一个重 要的符号。2014年初，学会又提出了建构和发展中国和平学的重要构想，推 动国内的和平教育以及和平学研究。可以说，不论是对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与创新，还是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建构与拓展，都反映了察哈尔学会的 成立宗旨，便是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间的理解和互信，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 发展。
五年来，察哈尔学会一直在为丰富公共外交的内涵而不懈努力，相继 提出了城市外交、公司外交等新的公共外交理念，并将之付诸于实践。最近 两年来，学会开始将以中韩佛教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和平活动作为公共外 交实践的重要形式来推动，组织和参与了若干重要和有影响的双边人文交流 和公共外交活动，已经成为察哈尔学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并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成绩。
中韩两国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上可谓法乳一脉，佛教文化交流有着源远 流长的历史，而通过宗教交流来传播和平理念，有助于拉近两国民众的心理 距离。最近几年来，中韩在宗教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开创了诸多新的形式与途 径，坚持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复合型路径。
应察哈尔学会邀请，反映1300年前新罗时代两位佛教大师元晓和义湘 的故事的韩国大型佛教史诗音乐剧《双花别曲》在国内巡演一个月后，于 2014年1月4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降下帷幕。此次巡演吸引了相关城市的文化 界、佛教界著名人士和观众的广泛关注，是新时期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新途 径、新方法、新境界，使跨越1600年历史的中韩友谊延续得到新的见证。而 出席此次巡演活动的中韩两国佛教领袖也指出，这次巡演成功说明了重新建 立东亚佛教交流史上的“黄金纽带”指日可待。
2013年9月，在笔者的推动下，“韩中佛教文化交流代表团”访问了甘 南藏区，一方面增进了韩国佛教界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理解，消弭了长期以 来存在于认知层面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韩中佛教界人士之间的思想交 流，加深了彼此对佛教教义的共识。此外，察哈尔学会已经分别向韩国佛 教曹溪宗、太古宗和真觉宗以及东国大学捐赠了《中华大藏经》藏文版全套 232本，成为新时期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新见证。2014年10月28日，察哈尔 学会还参与协办了以“实现生活佛教及实践佛教的理念”为主题的中韩佛教 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佛教在东亚社会发展与地区和平中的影响与意义。 目前，察哈尔学会已经与韩国的诸多重要智库、大学和佛教机构都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希望在中韩之间的佛教交流中 建立起常设性的机制，以更好地推动中韩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拓展公共外 交的实践领域与形式。
虽然人类社会依然不太平，世界上很多地区尤其是民族、宗教等重叠 和多元的地区容易爆发冲突与战争，种族仇杀、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极端 主义、分离主义等甚至在有些地区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人类追求和平的脚步 并没有停止。面对暴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暴制暴是不可能获得长久稳 定和持续发展的。只有通过和平的手段，才能实现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和 平是次序的和谐、正义的工程、爱德的成果”，心存和平之念，向善之念， 爱人之念，以慈悲之心化人化己，让和平的理念深入内化到每一个人的心 中，人类才可手相牵，心相通，其中宗教可以成为有效的纽带。
汤因比曾经指出，未来社会的生机源泉将来自于宗教，不过，宗教也 必须不断发展以满足人类的新需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需要信仰的力量 来凝聚社会共识，团结社会公众，对于人类和平而言，不同国家的民众团结 在同一的宗教信仰之下，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文化与文化认同，从而培植和平 理念，助推和平进程。作为公共外交重要表现形式的宗教和平活动将成为实 践宗教和平理念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公共外交与宗教的结合，可以说是人类 和平事业发展的福音。
韩方明：本刊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 学会创会主席。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走出去”与开展公共外交的思考
许永权 王 勋
虽然我国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进行了 公共外交的有益探索，但是由于国外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 加上缺乏对公共外交的统筹规划和整体设计，以企业为主开 展的公共外交往往事倍功半。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应结合企业自身优势，多方参与，紧扣当地实际需求， 本着“少花钱、早见效”的原则，突出公共外交的公益性、 实用性和灵活性，并逐步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特色公 共外交体系。
特色有效的公共外交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利开展经 营活动的有力保障。沿线覆盖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其中多数国家发展阶 段、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相对比较落后，与我国经济存在较大互 补性。但是，“一带一路”途经各国的国情和自然禀赋不同，对华合作态度 各异。而且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原因，加上缺乏海外经营经验和认识 不足，我国企业在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上，特别是环境保护、劳资关 系、本土化等方面，在沿线国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走出去”后，如何 “融进去”，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同和欢迎，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难题。
鉴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我国积极进行了海外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 的公共外交的有益探索。2013年商务部出台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 南》，在评估企业海外投资和“走出去”成效时，将综合考虑企业在海外环 境保护的绩效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我国企业海外行业协会在新加坡、马 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重点投资国相继创建并开始发挥作用。部分企业如 联想、华为、国家电网、海尔等，在沿线国家投资运营过程中，已开始参考 《联合国全球契约环境声明》等国际标准，制定有关海外投资的环境政策。 我国企业海外的“本土化”经营策略不断得到推进落实。随着中石化在哈萨 克斯坦的业务发展，目前当地分公司员工总数增加到607人，其中哈方员工 比例达到91%。并通过多种形式为员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为员工 和当地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企业自主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在整体上尚不能产生持续效果。 企业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符合公共外交的性质与特征，但尚属于不自觉 开展的初级阶段。正由于缺乏从国家公共外交的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和整体设 计，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并不理想。企业海外社会责任 多因项目而开展，缺乏连续性，难以产生持续的规模效应，也难以对其他企 业起到示范作用和正面溢出效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项目也常与当地需求 和基础配套状况脱节。因此，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结合企业自 身优势，多方参与，紧扣当地实际需求，本着“少花钱、早见效”的原则， 突出公共外交的公益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并逐步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中 国特色公共外交体系。
沿线国家特殊的经济政治生态
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会导致企业投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企业习惯 通过政府间渠道为对方政府提供资金、技术、服务的援助与支持，以保持 良好的双边关系，确保企业在外项目得以顺利开展。但在沿线国家逐步进入 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这些老做法不能适应当地社会环境多变的影响。例 如，民选政府上台后，我国企业在缅甸投资和经贸合作的经营环境和社会舆 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企业与原政府签署项目的周边民众借机排挤中方企 业，以宣泄对原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此形势下，密松电站、万宝矿产、有色 镍矿等在缅项目均不同程度遭到政府搁置或当地民众的干扰。
沿线国家当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负面报道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进 度。在西方成熟舆论环境影响下，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沿线国家国内 媒体和NGO发展迅速，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成为影响公民社会最主要的 力量之一。有些沿线国家，如缅甸，国内NGO及民众尚未意识到我国企业 投资项目给两国带来的共同利益及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片面 渲染项目污染、环境破环、资源掠夺等负面影响，以达到报道吸引眼球的 目的，并通过舆论和民意向政府施压，迫使当地政府采取限制项目开展的 措施。
缺乏有效宣传导致我国企业海外社会民意基础薄弱。普通民众社会认 知能力较低，易受当地媒体及NGO舆论宣传的误导和影响。我国企业虽然 对沿线国家进行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然而资助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民众 和地方政府直接受益较小。歪曲的舆论宣传会导致部分民众误认为中方企业 与中央政府联合，从中获取收益，造成民众对中方项目存在较大误解和较强 的抵触情绪。此外，我企业一贯秉承“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做法，项目 实施及建成后，并未对项目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有效宣传和对外传 播，以至于出现了“住在中国捐赠的房子里反对中国”的现象。
西方国家对沿线地区提高影响增加了我国企业在外舆论和竞争压力。 美、日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向沿线国家输入发展理念和执行标准。如缅甸， 国内亲西方思想较强，多数上层领导和社会精英接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欧美 文化和发展方式，推崇西方国家发展理念和模式。政府与欧美、日韩等国优 先合作意识较强。西方媒体和NGO长期深入开展工作，对民意影响较大。 相比中方项目，西方企业的经营方式更易被沿线国家民众接受。相比而言， 中方媒体和NGO在沿线国家影响甚微，难以有效宣传我国企业项目对当地 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单独开展公共外交往往事倍功半
我国企业对公共外交理念的认知和实践水平相对落后。企业在树立正 确的社会责任观念、重视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与全球领先的跨国公 司相比仍具有一定差距。仍有较多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停留在建学 校、医院、体育场、进行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上，而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 涵相差很远。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认识到保护环境和生态多样性、促进社区和 经济发展、积极引入公众和社区参与等对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主动融 入当地社会的力度不够，对当地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的了解不够，吸纳 当地员工就业力度不够,缺乏与当地社会各方的合作等都一定程度影响了企 业在当地的顺利运营。
我国企业针对海外项目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少。已有研究 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责任实践优秀的标志。定期发布 社会责任国别报告不仅被看作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活动，而且其本身还被直 接当作社会责任实践行为。然而，我国企业在海外运营中较为封闭，缺乏与 当地媒体和机构主动沟通的意愿，缺少对项目的正面宣传，使得当地民众并 不了解中资企业的运营情况及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贡献，甚至把其他 亚洲国家公司的违规操作误当作是中资企业的所作所为。
中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等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不足。短期内，在企 业社会责任方面投入少，可能会节约企业运营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将会 极大地损害企业形象和商业利益。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保护当地环 境，最终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由于认识不够，致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在 很多企业成了一个“边缘”部门，在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专业培训等方面 都与预期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企业开展公共外交仍属单打独斗。由于中方媒体及NGO在沿线国家 活动基础较差且影响甚微，难为我企业投资提供客观的决策依据以及对我在 建项目进行有力宣传，导致企业民意基础较薄弱，在与外方沟通协调中处于 劣势地位。我企业在外投资开发项目，从获得开发权、项目建设、投产运 营、以及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等协调与沟通，基本上是企业单打独斗，缺乏 两国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甚至在同一项目上，我企业还存在相互竞价的内 部竞争，造成利益受损，项目开发的整体预期收益下降。
我国企业各自开展公共外交的水平参差不齐。由于在建项目的性质、 运营的方式方法及企业内部管理等问题，我国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水平并不 一致。我国有企业在外项目多集中于油气管道、能矿、电站等大型项目，与 西方国家先从关注民生的小项目入手进而循序渐进开展项目的方式存在较大 差异，易让当地民众产生误解甚至反感。而民营企业相对灵活，注重管理和 员工“本地化”，项目开展相对顺利。如华为公司在有关国家成立公共关系 部，专门招聘当地员工负责跟踪收集媒体报道，并与媒体保持顺畅沟通，为 企业营造了有利的经营环境。
突出中国特色,加强统筹规划和整体设计
公共外交项目要突出中国特色，探索中国标准。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 国家，资源富裕，且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中国在沿线国 家的项目多集中在基础设施、能矿、油气等领域，这既是由中国发展阶段和 比较优势决定的，也符合沿线国家工业化的实际需求。我国在沿线国家开展 公共外交，要区别于发达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强调中国的优势与 沿线国家的契合度，突出中国项目“亲诚惠容”的理念和特色，并在互利共 赢的基础上，探索实施公共外交项目的中国标准，以改进民意和加强沟通。 与当地民众需求紧密结合,突出公共外交的公益性。加强专业人员投 入，与当地民众深入沟通，了解当地社会的关切。围绕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 开展公共外交项目，并让当地民众成为项目的直接参与者和建设者。我国企 业在沿线国家履行社会责任应与自身经营优势相结合，要以改善当地生活条 件和促进就业为目标，在促进当地产业链形成、对当地进行技术和管理经验 培训的过程中，让当地民众切实感受到中国项目对当地社会发展的贡献。 少花钱,早见效,加强对公共外交项目的设计和策划。将改善当地民 生和企业优势相结合，明确公共外交的主攻方向和主打项目，形成拳头产 品。加强项目的品牌策划和推广，突出特色，打造亮点，扩大影响。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宣传，调动社会精英、媒体、NGO等多方力量，为项目 取得预期效果发挥积极作用，使项目实施过程切实成为各方利益体现和民 意舆情改善的过程。虚实结合、加强宣传，逐渐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公 共外交新模式。
支持NGO等民间组织走出去，突出民间组织的灵活性。为我国民间组 织走出去提供便利，支持我国民间组织在沿线国家建立分支和常驻机构， 并使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公共外交项目实施的重要主体。通过开展公益性调 研、减贫、救助、培训等争议性小、政治敏感度低的公共外交项目，与沿 线地区民众加强沟通，与当地政府开展合作，与媒体及智库建立联系。深 入了解当地民情舆情，及时发现问题，在舆论上采取措施，维护我国企业 形象和国家声誉。加强与沿线国家NGO、国际NGO、国际智库、工商团体 及协会的合作，吸引本地企业积极参与，营造共赢局面，为我国企业营造 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
许永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 勋：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