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舆论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敏锐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几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及深的变化，国际舆论中虽杂音不断，但积极变化越来越多，“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窗口。

国际舆论特点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境外媒体的报道量呈上升趋势，关注度逐渐提高，报道的时间节点与中国举办重大活动的时间节点基本吻合，同时不同地区媒体的报道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境外媒体报道量呈上升趋势。“命运共同体”一词在十八大报告中就已出现，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首次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并在之后的几年中围绕这一理念进行了系统的解释、阐发。国际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不断深入，国际媒体的报道量呈现上升趋势。通过Factiva媒体数据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中文报道进行检索，如下图所示。（英文关键词取常用的3组译法：“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中文关键词取“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检索发现，境外中文报道量要高于英文报道量，二者总体走势基本一致：2015年均出现小的报道高峰，2016年有所下滑，2017年再度大幅攀升。

其次，媒体报道的时间节点基本与中国重大活动相吻合。梳理境外中、英文相关报道发现，外媒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报道的时间节点，基本与中国举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或领导人参加的重要活动的时间相吻合，报道内容多为中国领导人阐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这也体现在报道量的走势上，2015年、2017年要高于2016年，原因是2015年、2017年两年主场外交、重大活动均多于2016年。2015年，中国先后举办“中拉论坛”及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亚洲博鳌论坛、反法西斯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等，习近平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并全面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媒在报道中纷纷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习近平主席赴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厦门金砖峰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十九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等，这些活动同样使外媒的相关报道量提升。

此外，不同地区媒体的关注度呈明显差异。从境外媒体的分布看，报道媒体遍布各大洲，虽然相关报道以消息报道为主，但不同地区媒体的关注度呈明显差异，总体看，西方国家媒体的关注度要低于发展中国家或亚太地区国家媒体。对过去5年发表相关报道的媒体进行梳理发现，泛非通讯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时报》《前沿星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媒体的报道量相对靠前，而在西方媒体中，除路透社、《澳大利亚人报》外，欧美主流媒体报道量普遍偏低。

国际舆论主要观点

有媒体能够理性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相较于西方“零和”思维的优越性，也有不少媒体惯性采用“威胁论”的视角审视这一理念，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天下观”，预示中国将成为全球领导者；还有媒体客观地指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西方的“零和”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和建设美好世界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近代以来欧美方案的超越，这一倡议在国际舆论中引起共鸣。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登学者雅各布·马德尔的评论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它以双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西方“落后”模式（零和思维）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引述专家观点称，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政治含义，这个含义就是尽力找到避免对抗、避免我们在冷战年代体会到的国际社会分裂的新途径。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中国国际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西方思想以国别、种族、历史、宗教划分的传统界限，是未来人类发展的新愿景。苏丹政治分析人士穆罕穆德·哈桑·赛义德博士在泛非通讯社撰写评论文章称，习近平主席提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建立一个消除战争与冲突、实现普遍繁荣发展的人类社会。

其次，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中国成为“全球领导者”。随着西方近年来遇到难民危机、福利危机以及输出颜色革命不断受挫，西方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引领者、世界和平维护者、政治争议解决者及科技文明领先者的角色大大削弱，中国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填补了西方留下的空白，而且引领了国际潮流。香港《东方日报》认为，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的政治号召，向各方传递出成为全球领袖的雄心，这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台湾《中国时报》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反映了中国外交思维的重大转变，中国无可避免地将成为全球体系的“引领者”。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的“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足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提出的新理念，不过有媒体戴有色眼镜，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意在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澳大利亚人报》刊发评论称，“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开展地区及全球交往时反复提到的流行词，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中国在其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德国之声引述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的观点称，“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法表明，中国想要的不仅是经济合作，而是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和世界秩序。《国家利益》刊登美国安全中心学者迈尔（Patrik K. Meyer）的文章称，中共未来也将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来塑造其未来推行扩张主义的道德正当性，中共一直主张建立一个致力于推广共同价值，并让世界不同文化平等发展的“世界政府”。

此外，“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国际舆论场中，有声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美好的愿景，但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有舆论认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日本《读卖新闻》评论称，习近平新领导层的外交理念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本质是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武器，与跟中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建立起利益均沾的双赢关系，中国正借助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来扩大影响力。台湾《中时电子报》刊文称，大陆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行动方案，其目标是推动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广大区域的普遍繁荣。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专家的观点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具体方案的支撑落到实处，中国能够首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因为它拥有“在路上”的足够底气。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有舆论认为，面临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这些观点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外交行动与中国倡导的理念必须言行合一。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的观点认为，今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能否顺利推行，在于中国能否说服别人，在于中国的外交行动能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致，做到言行合一。其次，中国必须使周边国家真正消除对自身发展的“恐惧”。《澳大利亚人报》评论称，中国想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却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上“令周边国家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命运共同体并不现实。再次，构建命运共同体必须首先构建利益共同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首先构建利益共同体，中国必须向周边国家阐明意图，使其确信合作能够互利双赢，只有这样周边国家才会更有责任感、动力为合作付出努力。

有关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类理念的对外传播应注重方式与方法，针对重点受众对象、以具象化的方式传播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注重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传播。对于理念的宣传，在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内制度化的传播往往是较为有效和理想的方式。近两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内的传播已经取得突破：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等纷纷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其决议。这种制度性的传播手段之所以效果较好，是因为理念一旦写入决议，即意味着其具有“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可继续加强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组织推广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地机构、组织制度性地接纳这一中国理念。

二是应避免采用“概念”解释“概念”的“空对空”宣传。理念的宣传应避免空对空宣传，如果用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去解释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这种传播方式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内涵。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大目标廓清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致轮廓，应将这些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通过具象的方式将这些理念传递给世界。首先，阐释中国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中国共建、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习近平主席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发出了中国支持全球化的最强音，回应了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思潮，缓解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好评，中国应继续加大力度传播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其次，阐释“一带一路”成果如何惠及沿线国家。外界舆论认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式，2018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也将会有更多的成果落地，要进一步对外讲清楚这些成果如何惠及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对具体成果的宣传加强外界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再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包含的丰富的人权意涵。几十年来，中国坚持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谋求实现全人类的权利和价值。应进一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的人权内涵，并与中国的人权主张结合起来，讲好中国的人权发展经验的同时，为国际人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是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舆论引导。从国际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反应看，两类国家值得关注，也应是中国舆论引导工作的重点。

一类是周边国家。国际舆论认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构建周边国家共同体，因为没有稳定的周边，就谈不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媒体分析称，中国必须使周边国家真正消除对其发展的“恐惧”，在构建命运共同体时应先构建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宣传一体化的成果，使外界认识到中国与周边国家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

另一类是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容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共鸣，中国方案和倡议也往往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的关注度比较高，与这些国家一起推动中国方案和倡议，事半功倍。比如，2017年9月1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马朝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6次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加强人权对话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2017年12月7日至8日，中国举办首届“南南人权论坛”，中国的人权理念得到进一步传播。中国应继续加大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对于中国理念、倡议的推广更为有效、实用。

许启启：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中心舆情分析师。

宁曙光：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编辑。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

“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其海外投资、建设和经营活动迅速发展。同时，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和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议题也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分析企业海外社会责任与公共外交的紧密联系，梳理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的主要活动，并就通过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推动公共外交提出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公共外交受到关注。海外的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公共外交密切相关，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已经起步，并有越来越丰富的活动内容。

企业海外社会责任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公共外交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级表现形式。关于企业海外社会责任与公共外交关系的相关研究很少。赵启正在《中国企业应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角》一文中指出，公共外交要求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既要处理好企业与人（不同国别的人）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企业与环境（东道国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符合当代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所要求的所有内容，因此可以说，公共外交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级表现形式之一。

海外社会责任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公共外交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可以是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其中，跨国公司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具体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包括党和政府的相关机构，也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其中跨国公司尤其是国企身份的跨国公司在开展跨国经营时具有很强的公共外交属性。跨国公司在外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企业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社会责任活动与公共外交活动有很大重叠。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活动本身就是公共外交。央企在海外开展的项目大都是国家间达成协议的重大项目，这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本身就有国家意志和国家授权。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有很大重叠。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公共外交的常见方式，有处理好劳资关系、促进用工本地化、处理好社区关系、促进生态保护等形式，而这些活动同时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

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大有可为

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提升空间巨大。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迅速增长，2002年至2015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十一五”期间的2.4倍。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走向深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和运营尤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建设、运营过程都需要开展丰富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据《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6—2017）》统计，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抽取的100家企业中，六成企业处于“旁观者”阶段。多数企业并没有将海外社会责任纳入日常工作和经营管理，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有很大提升空间。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维和、反恐、对外援助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形式和方式。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给企业社会责任巨大发展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力量源泉。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综合影响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强南南合作，开展绿色援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十九大报告提出，过去五年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企业在国内高标准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开展海外项目时，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环境责任有望成为竞争优势。

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是中国提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独特内涵。

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现状

当前，“走出去”的不少中国企业有大量采掘、基础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往往分布在偏远、交通不便、地势复杂的地方，施工面临困难和危险。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既有一般意义上的活动也有跨国活动特有的活动，更有中国企业特有的活动。

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不分在本国还是海外，最常见的有生态环保、守法经营、支持教育、扶贫救灾、性别平等、促进当地社会发展等方面。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已取得初步成效，社会责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企业社会责任的常见方式，在中国企业海外活动中均有涉及，基本不缺席。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筑质量非常重要。多数中国企业都会致力于保障工程质量、打造精品工程，以良好的质量回馈当地社会。此外，生态保护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重要方面，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大都关注环保议题。如中国电建一贯坚持“绿色、科学”的发展理念，在印度尼西亚亚齐燃煤电站项目中，严格遵守印尼有关环保规定，努力实现清洁生产；通过海水淡化系统、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废气排放过滤系统等新技术，极大地减少了电站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教育、医疗领域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常见着力点。中国南方电网云南国际公司在老挝捐建希望小学；海航集团在津巴布韦等国家启动“海航光明行”活动，为1000余名当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上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如环保、扶贫等活动，不是因“跨国”而出现的，它们在中国国内也在实施，而“海航光明行”活动正是从国内的青海等地开始，后来推广到海外的。

跨国活动中特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企业走出国门，会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如社会制度不同、法律法规不同、风俗文化不同，等等。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必须结合上述因素进行开拓。如“用工本地化”是衡量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重要指标，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也在积极努力。中石化阿根廷公司直接雇佣当地员工530人，通过承包商间接雇佣当地员工约530人，员工本地化比例超过99%。中国电建在赞比亚注重平等雇佣原则，推动用工本地化。2014年，中国电建赞比亚分公司员工本地化率达88%，劳动合同率和员工培训覆盖率均为100%。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也积极实施海外业务本地化运营，在老挝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分工种、分批次开展专业培训，受到好评。中国华电集团在巴厘岛项目中注重保障当地员工权益，截至2015年11月，巴厘岛项目共提供3000个就业机会，雇佣当地员工比例高达60%，雇工平均月工资为200美元，且年涨幅在15%～30%，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尊重本地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也是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方面，上述中国华电集团在巴厘岛项目中，在厂区专门设立了供穆斯林和印度教员工祷告的清真寺和神庙，在“开斋节”“宰牲节”等重要节日时，公司向当地员工和村民发放节日奖金和慰问品。在赞比亚，中国电建集团允许员工穿戴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服饰，搭建祷告室，提供宗教礼拜场所。

中国特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国特色社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决定了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活动时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尤其是央企国企会更积极地推动国家重大战略和议题中的企业责任融入。“一带一路”“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思想和战略的落实，都需要中国企业有切实的作为，这正是中国企业对母国政府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很多央企都在国家整体布局下，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如中国华电集团在地域选择上充分考虑“一带一路”建设，按照“两片一链”的国际化布局，地域上选择东南亚、中东欧、独联体，逐步向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延伸。近年来，企业党建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如中国南方电网的老挝南塔河一号水电站项目开发过程中，驻外党员主动成立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召开党课主题座谈会，积极组织日常学习。

以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推动公共外交

当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动员各方力量，努力促进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专业化；注重以中国企业故事提升国家形象；加强传播，让海外社会责任活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撑。

促进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的专业化。企业本身是一个经济组织，对自身业务领域外的事务往往不够熟悉。这也造成企业在海外开展社会责任活动和公共外交活动时普遍表现得经验不足，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甚至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统筹指导，国资委、外交部、商务部、贸促会、国新办等政府部门应与相关行业协会协同合作，增强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和公共外交意识。引导高校、智库和相关专业协会的力量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专业支持。制定相关工作的标准、指南、手册，以指导企业在海外的实践。2013年，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对外形象，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商务部、环保部曾联合下发《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对企业的环保责任有明确规定。这类指南性规定应涵盖海外社会责任活动和公共外交活动的更多方面。

讲好中国企业故事，塑造良好中国形象。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建设与经营活动与中国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近年来，一些媒体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的劳工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夸大为中国政府的“新殖民主义”，对中国企业海外活动形成阻力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活动虽处于起步阶段，但有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已颇为丰富，既包括环保责任活动、扶贫活动、教育扶持互动，也包括用工当地化、对当地文化风俗的尊重等。其中不少活动折射出中国企业的先进经营理念、环保理念、慈善理念。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利于中国企业品牌的构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经营的企业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好中国企业故事，有利于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应力争让中国企业品牌与国家品牌形成良好的互动。

加强传播，让海外社会责任活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撑。中国企业的海外社会责任活动，既要做，也要说。上述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社会责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与当地员工的和谐共处和企业品牌的提升。但这些活动很少通过大众媒体或社交媒体传播，没有让更多的人知道。相关企业应提高信息披露能力、公共关系能力和媒体运用能力，让中国企业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被东道国公众知晓、认可，以增进理解和互信，减少经营阻力。可加强网络媒体运营，通过东道国语言的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及时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用更加人性化和亲切的形式加强传播，讲述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的故事，让海外社会责任活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支撑。

总之，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活动和公共外交都是春风化雨的细工慢活儿。只有用不懈努力融化刻板偏见的坚冰，才能让中国企业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得到改善，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赵新利： 本刊编辑部执行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形势下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2018年以来，随着朝韩关系渐进改善以及朝鲜相继同中、韩、美三国举行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进入转圜发展的新阶段。很显然，在关于朝核问题的新一轮谈判过程中，中国依然面临一些潜在的挑战，为此，必须及时调整有关政策主动出击，以战略制衡为基调，防范利益攸关方借助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侵害中国利益。

2018年2月，以参加平昌冬奥会为契机，韩朝关系得到大幅改善。在韩国的斡旋下，美国同意和朝鲜举行首脑会谈。3月25日到28日，中方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4月27日，韩朝双方举行首脑会谈，发表了《板门店宣言》。在新一轮朝核问题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格局将不可避免发生变化，我们需要重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潜在挑战，主动采取应对策略，积极参与朝鲜半岛安全利益博弈，防范利益攸关方借助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侵害中国利益。

实施战略制衡的前提：了解博弈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从国际关系实践看，均衡战略的实现不是单凭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善意就能实现的，各方为了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甚至为此采取对抗性的战略措施，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还是朝鲜的拥核战略，乃至于韩国的同盟强化和安保统一战略，其实都是谋求增加博弈的实力，伺机扩大本国的国家利益，这就造成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在各方进行激烈博弈的过程中，博弈方都会利用现存的国际议题或者其他第三方因素主张和强化本国的国家利益，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化和国际问题复杂化。

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中，参与安全博弈的主体有韩朝两个朝鲜半岛国家，以及中美等周边大国，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和日本也是参与博弈棋局的关键一方。这些国家的安全博弈关系可分为三类：一是初次博弈，主要是韩朝之间的统一博弈，这是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轴心和内在张力，至今双方在统一方式上存在严重分歧；二是周边大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朝鲜与美日两国的对立，以及中俄与韩国安全关系的紧张；三是周边大国之间的博弈，主要是中美俄日四方之间的霸权博弈，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事务的主导权，历史上这一地区多次上演霸权竞争和转移。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博弈棋局中，韩国、朝鲜和美国等国家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随着韩朝关系、韩美关系和朝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受到影响，韩、美、朝三方之间的安全博弈势必波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因此，中国需要根据地区国际关系主体组合、谈判议题及其性质设定相应的对策。首先，中国必须根据当前局势及变化趋势随时设定中朝关系、中韩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来确保本国利益不受损害。其次，要根据客观环境和主观策略以定性或者定量的方式阐明各方的主要国家利益诉求，从而更加清晰地界定影响中国利益的核心议题。最后，根据这些议题与中国核心利益的关联度来制定中国采取的博弈策略，分清轻重缓急。

在重要的关系议题上，韩朝美三方存在不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些利益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演变的核心要素。

第一，韩朝关系议题。韩朝关系发展的核心议题是实现和平统一，由于体制差异，韩朝选择了不同的统一政策和策略，双方在统一的方式和具体路径上存在激烈竞争。韩国的“共同体”方案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推动韩朝渐进统一，而朝鲜的统一方案则是以“联邦制”的方式在政治上首先实现形式统一。为了实现各自的意图，朝鲜要求韩国放弃制度上上的吸收统一，韩国则要求朝鲜弃核改革与韩国进行全方位合作。文在寅上台后，延续了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原则，对朝作出“三不”承诺，即不希望朝鲜崩溃、不对朝鲜进行吸收统一、不人为地追求统一，愿意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

第二，朝美关系议题。由于美国影响韩朝竞争格局，因此，朝鲜强烈要求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核心议题包括撤出驻韩美军、废除美韩同盟条约，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以及朝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给予朝鲜安全保障等。由于美朝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美国选择了强化美韩同盟打压朝鲜的战略，要求朝鲜弃核，改善人权，放弃非法行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做出“四不”保证，即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搞垮朝政权、不寻求加速南北统一、不寻求为跨过“三八线”找借口。但是，朝鲜弃核是一个基本前提，美国目前还不想放弃韩美同盟。

第三，韩美关系议题。为维护东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美国在发展美韩同盟关系的同时，近年来开始鼓励日本实施军事大国化，长期以来，美国也试图加强美韩日三边安保协调体制建设遏制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韩国对此持保留态度。为了和朝鲜竞争，韩国选择了继续巩固发展韩美同盟，双方商定建立全面的战略同盟伙伴关系，并根据朝鲜半岛实际来确定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还收进程，通过研发和部署战略武器系统以及进行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来强化联合防御态势。在文在寅政府的要求下，特朗普政府同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僵局，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也不排除对朝实施军事打击。未来，朝鲜因素依然是影响韩美同盟的关键变量。

实施战略制衡的关键：明确各方利益对中国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朝鲜与韩美同盟构成一个核心博弈三角，其博弈结果将对中方的战略利益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韩美同盟作为一方提出自身的各种利益要求，并通过军事演习和部署战略武器的方式，以及单独和对朝国际制裁的方式持续向朝鲜施压，只要朝鲜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作出妥协，韩美的利益就能实现最大化。针对韩美的施压战略，朝鲜也不甘示弱，采取战争边缘战略，坚持进行核武装，确保本国利益不受侵害。总体上，韩美同盟利益的实现，朝鲜利益的受损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造成的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包括维护美国的贸易关系，强化军事同盟关系，遏制朝鲜核武装和核扩散，延缓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确保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利用朝核问题，弱化了中国地区事务上的作用，会导致周边国家消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命运共同体规划。在朝鲜半岛，美国要求朝鲜弃核虽然符合中国长远利益，但是，驻韩美军的持续驻扎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协调机制与中方的新安全观存在对立，因此，需要支持朝鲜要求韩美停止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撤出驻韩美军的主张，坚持按照“双暂停”和“双轨制”思路处理朝鲜半岛和平问题。

第二，韩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民族统一。在安全上防止朝鲜和周边大国对韩国造成军事威胁，韩国必须维持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经济上发展和周边大国的贸易往来，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为韩朝大规模经济合作创造条件；为实现统一，韩国需要消除制约两国关系的安全因素，在解决好朝核问题后，主导对朝经济合作，推动双方分阶段实现统一。但是，韩国主导的非和平统一对中国不利，韩国想实现本国主导的和平统一，乃至统一后很可能继续通过韩美同盟减缓周边大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在韩美同盟维系期间，中国需要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延伸到军事安全领域，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安全对话沟通机制。

第三，对朝鲜来说，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确保主体社会主义体制的延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弹，增强核威慑能力，让本国成为拥核国家，只要厉行经济改革和确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本国“并进战略”就能实现。在新一轮谈判过程中，朝鲜以中国为后盾，以冻结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的方式，换取韩美两国对朝妥协，避免美韩同盟发动对朝战争，同时争取韩美承认朝鲜政权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朝鲜弃核改革是最为理想的结果，必须防止朝鲜弃核进程中断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战略清醒，朝鲜拥核只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更快爆发，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不应动摇。

总之，朝鲜拥核，韩美同盟强化和韩国主导的非和平统一，以及日本借助朝核问题的军事大国化将严重恶化东亚的安全环境。与这些国家采取的竞争性对抗战略来争取国家利益相反，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以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契机构筑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采取的策略则以劝和协调为主，这让中国成为地区国际事务的仲裁者。作为朝鲜半岛国家的重要邻国，随着六方会谈停摆和新一轮安全博弈，为了防止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上被边缘化，中国需要采取理性的竞争制衡策略，否则，国家利益就会被美韩朝等博弈方“出卖”而持续挤压。

实施战略制衡的策略：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四方会谈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内容包括：一是和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如何继承与发展；二是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开展与深化；三是怎么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四是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当务之急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防止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其次是促使朝鲜对中国企业实施更大程度的开放，确保朝鲜在政治上实现软着陆和韩朝关系稳定，防止朝鲜人大规模脱朝事态发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稳定的中朝关系，平衡的韩朝关系和朝美关系正常化。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以后，两国决定就半岛局势变化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首脑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中朝关系发展的方向，以及表现了通过合作解决双边问题和地区安全议题的意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相继参与朝鲜半岛安全四方会谈，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指明了解决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方向和步骤。在这次会谈中，中方强调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以及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原则。朝方也提出实现无核化是“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如果朝鲜实现彻底弃核，无论是在安全保障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绝对支持。

如果朝鲜决定弃核，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朝鲜半岛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需要举行中美韩朝四方会谈。为此，朝鲜必须改善与韩美同盟的对立竞争关系，为缔结和平协定创造条件。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其东亚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其中之一就是让朝鲜进入弃核谈判轨道，虽然韩美两国2017年都对朝鲜做出承诺，尊重朝鲜政权，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朝鲜是否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美韩两国给出多大程度的安全和经济上的补偿，是否愿意和朝鲜建立正常的官方往来。目前看，解决这些棘手问题，需要比“9.19”声明更复杂的机制设计，来确保朝鲜弃核进程不会逆转。因此，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重建过程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保障。

韩朝双方已经通过《板门店宣言》宣布举行三方会谈或者四方会谈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随着朝美首脑会谈的进行，朝鲜弃核谈判将带动一系列议题出现。朝韩首脑会谈重点是为弃核创造有利条件，主要讨论对朝支援和经济合作项目，双方已经设立板门店常驻联络处和开通首脑电话，这有助于增进互信。而朝鲜将和美国就和平保障问题和建交问题进行磋商，朝美会谈的风险在于，特朗普政府下届总统大选之前必须看到弃核成果。如果朝鲜采取行动，美国也将相应的补偿措施，包括给予朝鲜安全保障，进行经济援助和允许对朝投资等。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方积极介入有助于朝鲜解除朝美博弈的投机主义政策倾向。

2017年11月，朝鲜当局宣称完成核武力建设的历史伟业，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空前严厉，美国的对朝军事高压有增无减。在这一背景下，朝鲜最高领导人借宣布参加韩国冬奥会和改善朝韩关系之际表达了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一方面，朝鲜借助谈判拉锯战缓解国际制裁压力获得补偿，另一方面，通过特金会，朝鲜再次以弃核作为促进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实现政权体制稳定的跳板。因此，朝鲜的战略转圜对扭转朝鲜半岛动荡不安的局势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前，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过程中，中国政府需要对局势演变保持清醒判断：第一，朝鲜只有真正弃核改革才符合中国长期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无核化上需要和韩美保持密切合作；第二，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对抗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在地区安全治理上两国拥有共同利益；第三，韩国是中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需要以弃核为契机，加快中朝韩三方经济合作。总之，中国以朝鲜弃核为前提，维护朝鲜正当的安全利益，协助韩朝和朝美关系改善，为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必要的条件。

本论文得到2017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外访学研修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QXFX2017039。

梁立昌：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应正面应对西方“锐实力”舆论遏制

近期，美欧舆论界提出的“锐实力”概念，绝非学术和政策探讨，而是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舆论界必须对此有着清醒认识，要正面应对，加强有效公共外交，加强与各国舆论界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第一，加强多元化公共外交；第二，以文化为基础进行公共外交的内容建构；第三，强化新媒体传播力；第四，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

近期，美欧舆论界提出一个新概念“锐实力”，并以此概念为基本框架，以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给中国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为加强与各国公众的理解与沟通所做的各种积极努力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锐实力”的提出和热炒绝非学术和政策探讨，而是西方国家新一轮的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舆论界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果按照目前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框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进行的公共外交努力和舆论塑造既不是“软实力”也不是“巧实力”，而是实实在在的“锐实力”。

“软实力”是相对“硬实力”的一个概念，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巧实力”则是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运用。“锐实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运用诸如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各种手段，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因这种做法既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强制性，也不是“软实力”那样的魅力攻势，所以称之为“锐实力”。随后，英国《经济学人》发文，强调中国“锐实力”是一把“能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并把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典型案例。2018年年初，“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发表文章，对软实力与锐实力进行概念上的甄别，把“锐实力”等同于“信息战”，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近年来的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活动。

美国的“锐实力”

按照“锐实力”的概念逻辑，最先炮制这个概念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是一家长期接受美国国会的巨额资金支持、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锐实力”活动的机构。对姑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展开分析，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自一战以来至今在国际舆论空间所做的“锐实力”努力：

第一，一战二战期间的“锐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宣传手段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战争，美国成立了一个以媒体记者、舆论学者和公共关系专家为核心成员的组织机构“克里尔委员会”进行战时宣传，宣传的对象不仅局限于本国军队和民众，还针对盟友和敌对国家。二战期间，为了配合战争需要，有效对法西斯国家实施心理战，罗斯福总统成立战时新闻处进行对外宣传。二战时期，由美国政府创办的“美国之音”正式开播。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的好莱坞拍摄了大量丑化敌对国、鼓舞本国及盟友的电影。按照约瑟夫•奈对锐实力的最新理解，美国在一战、二战期间进行的传播活动属于典型的“信息站”，也就是“锐实力”。

第二，冷战期间的“锐实力”。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传播活动重点是对抗苏联，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美国成立了重要的机构“美国新闻署”，其核心任务是向外国公众介绍与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文化。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所从事的国际传播活动被视为进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按照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的界定，毫无疑问，冷战时期的美国所进行的对外传播活动也应被纳入“锐实力”的框架。

第三，冷战结束后至今的“锐实力”。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对外传播不再重要甚至不再需要，预算连年减少，相关管理机构被裁减。“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政界和舆论界重新思考和重视对外传播，并制定了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美国形象的传播战略。奥巴马政府时期，制定了关于对外传播的全球战略框架，明确指出美国要在通过各种公共外交项目和平台保持与各国精英界联系的同时，努力扩大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以增强美国内外政策和价值观对国外公众的吸引力。显然，美国一直在“信息战”的思维模式和政策指导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锐实力”活动。

第四，以文化为基础全面提升“锐实力”。在美国人看来，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等都是向各国进行信息战可利用的工具。美国在对外传播领域强调以文化为基础，以信息活动和文化交流为具体载体进行舆论影响力的塑造。信息活动主要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书刊和互联网等媒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文化交流活动主要包括富布赖特项目、国际访问者项目、国际青年访问项目、人才交流项目、建立美国中心、语言培训、展览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电影和富布赖特项目。从一战、二战直至冷战结束，好莱坞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战争期间带有明显宣传色彩和意识形态的电影到现在风靡全球的好莱坞大片，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播放的同时，塑造了全球公众的视觉思维和听觉类型，定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乃至重新整合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而创始于1948年的富布莱特项目则是迄今世界上活动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被称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受到富布莱特项目资助的人往往成为所在国的学术精英或政府要员。通过这些文化交流项目，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了“锐实力”。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按照“锐实力”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美国自身所做的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都将被打上“锐实力”的标签。

“锐实力”概念炒作的背景

美欧舆论界对“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和炒作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从国际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话语权的不断增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舆论场的重要关注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及各个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能力却严重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心和焦虑，加之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差异，美欧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舆论也甚嚣尘上。自2015年以来，美国舆论界更是围绕对华政策展开了持续的辩论，其中既有积极的声音，也有遏制论调。概括而言，主要分为适应、遏制和全球合作三派观点。持有全球合作观点的专家认为，适应与遏制政策均有合理之处，但激进的、单独地运用其中任一手腕均不恰当，都会威胁美国利益，采用全球合作政策更为明智。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舆论界对华政策的讨论呈现出新的舆情态势，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华遏制与中美战略竞争论调占据了舆论场焦点。在最新的国情咨文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更是明确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各大智库纷纷展开对华政策的讨论与研究。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埃利•拉特纳在2018年2月15日发表的报告《勇于应对中国的挑战》中指出，美国必须利用合适的战略、投入足够的注意力、整合足够的资源，阻止中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秩序的逐渐崛起。政治、意识形态和信息将成为美国取胜中国的关键，美政府在加大对华“信息战”投入的同时，还应根除中国在美国扩大影响力的各类机构。可以说，美国舆论界有一批鹰派已经吹响了对华遏制与竞争的号角。

了解了这些舆情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针对中国海外影响力拓展的“锐实力”概念会被大肆炒作。当然，美国舆论界也有对华理性的声音，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瑞安•哈斯在2018年2月5日发表文章《中美间以牙还牙的经济报复循环将伤害美国的经济》指出，在美采取措施让中国付出代价之前，美政府应充分评估中美关系破裂对美国造成的巨大风险。美应明白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由于中美间紧密的贸易联系，以牙还牙的报复只会对美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中国亟需加强有效公共外交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公共外交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构建信任与和平的重要途径。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对华舆论遏制战略，中国亟需加强有效公共外交，加强与各国舆论界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交流。

第一，加强多元化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大众传媒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进行多元公共外交。

第二，以文化为基础进行公共外交的内容建构。近年来我们在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上投入了很多资源，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们还缺乏像好莱坞电影和富布莱特项目这样的核心文化产品。电影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媒介，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建构与阐述具有独特的优势。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公共外交中发挥了“形象大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政治共鸣箱”、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助推器、推进民主战略的催化剂的作用。

近些年来，孔子学院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却遭遇了一系列来自西方舆论界的强烈质疑。有美国学者更是将孔子学院比喻为“特洛伊木马”。近期西方的锐实力舆论遏制也是把孔子学院作为攻击的目标进行大肆炒作。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意识形态等结构性问题外，孔子学院本身的文化符号流于表面化，孔子学院的文化交流活动缺乏深层次文化支撑也是原因。

中国可以把电影和孔子学院作为着力点，充分运用电影这种具有普适性的艺术语言，发挥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力量，淡化政府和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研究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讲清其历史渊源和存在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传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加强文化创新，要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都能得到广泛的呈现和传播。

第三，强化新媒体传播力。传统媒介的单向度传播使得受众参与感低而距离感强，新媒体的传播活动具有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更加注重目标公众的反馈和参与，因此成为表达意见、建立认同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媒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正是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打破了传统的选举定律，在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支持希拉里的情况下赢得了大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应把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作为“新主流媒体”进行全面布局和构建，尤其要重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社交媒体舆情，加强互动并主动进行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

另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西方社会的舆论传播近两年来进入了以情感驱动舆论的后真相时代。要顺应后真相时代的受众特点和需求，掌握运用语言传播技巧。

第四，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长期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在目标受众的选择上存在一定误区。在全球层面，按照不同国家的经济总量高低，中国公共外交资源投放呈现“重美欧日，轻亚非拉”的格局，在国家层面，又呈现了“重精英，轻草根”的格局。在“反全球化”浪潮和新媒体影响力全面扩展的时代，这种外交思维有必要做出调整。2016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中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的差异，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启示和新的思路。中国应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美欧舆论界应摒弃成见，对于中国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做的公共外交努力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努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也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闻发言人如何发出“国内外好声音”

新闻发言人作为体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传播路径，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舆论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全球化的时代，新闻发言人必须有应对本国舆论“内忧”和“外患”的新思路和新视野。

对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为关心的是社会大众，最直接受益的也是社会大众，因为它满足了普通民众的信息知情权。如今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无论在新闻发布时间、内容的选择上，还是新闻发布方式的创新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政府转变职能，转向服务型政府，新闻发言人本着为民服务的准则，倾听社会诉求，进而与社会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专职人员，而是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兼职角色。在全球化的时代，新闻发言人必须有应对本国舆论“内忧”和“外患”的新思路和新视野。

新闻发言人要融入记者的思维模式

首先，发言人要善待媒体，从记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留给公众的印象很多时候是记者围追堵截，被采访人机智应对记者的不舍追问。新闻发言人应不卑不亢、端庄大方地与记者进行对话。如果遇到故意提刁难问题的记者，新闻发言人可以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回击。但大多数记者还是追求新闻真实性，并非故意为难新闻发言人。相反地，记者问题的尖锐恰恰反映了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即社会热点问题。面对此种情境，发言人要坦然迎战，有充分的信心去化解公关危机，给出满意的回答，将控制舆论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这一方，引导民众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不会随舆论风声攒动。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一种竞争的合作伙伴关系。判断一个新闻发言人好坏的标准不是看他应对媒介和公众的娴熟技巧，而是看他所传播的信息是否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将国家的政策意图合理地传达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这是一个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应具备的国际眼光和对发言人职责权限的理性认识。国际媒介环境的变化也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其次，新闻发言人与外国记者沟通的难易程度不仅受到各国语言文化的影响，也要考虑到该媒体首席记者价值观的倾向，以及国外传媒集团对中国资金的流入导致媒体对华态度的转变等诸多因素。诸如《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中都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些核心人物往往决定了对中国报道的态度，因为他们所报道的消息也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恰恰是这些强势媒体记者的价值观成为众多主流媒体的卖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尖锐问题的往往是这些强势媒体，他们认为只有批判、揭露、监督和媒体独立才能践行新闻自由理念。中国新闻发言人与其在发布会上对“出言不逊”的媒体记者给予回击，不如提前将这些喜欢在新闻价值观上“剑走偏锋”境外强势媒体做一番研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针对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做出对中国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发布，用事实告诉他们其对中国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在外交态度上采取“精准外交”模式，基本方针就是“精确定位”“服务大众”“做细做深”。新闻发言人要善用不同媒体，用西方人的思维来回答记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问题。譬如，美国记者提出中国台湾问题，新闻发言人可以用美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反问记者，美国准许夏威夷独立吗？这样记者就很容易理解中国政府的政治立场。

再次，新闻发言人要吃透政治和文件精神，将中国政治术语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西方媒体理解到位。中国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应对各国媒体的疑问，就必须从国际传播界的角度来看待新闻发布这份职业。诸如，中国提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政治术语，很多外国记者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这就需要新闻发言人运用西方人的语言习惯进行阐述。原则上，对于新闻发言人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由新闻发布制度决定，如何说则由新闻发言人自己发挥。因此，发言人必须学会用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与各国记者进行到位的沟通。

新闻发言人要与境外媒体建立沟通机制

中国驻有200多个国际性的新闻机构和数以百计的派驻到中国采访的记者。这些驻中国的西方新闻机构包括静态媒体，即新闻通讯社、日报、杂志；动态媒体，即电视和广播、多媒体、互联网。相应地，中国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派驻了记者团队。驻中国的常见外国新闻组织分别是：（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道•琼斯新闻、布伦伯格新闻；（日报和周刊）英国《经济学人》（ Economist）、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 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福布斯》（ Forbes）、《财富》（ Fortune）、日本《读卖新闻》、德国《 Die Zeit》、澳洲《悉尼晨锋报》；（ 广播电视网） VOA、CNN、 BBC等传媒机构24小时关注中国的动态。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入驻中国，显然新闻发言人用一种发言模式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记者沟通是行不通的，发言人需要善用各国媒体，培养与境外媒体的记者打交道的技巧。要想把政府政策宣传出去，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让记者感觉到能够得到政府的权威表态，而不是得到无新闻价值的免费政治宣传品，要让记者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超值的回报。

其一，新闻发言人应主动与境外媒体交往。多举办一些与记者互动的背景吹风会，在这一点上国外记者比国内记者更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声音帮助他们对中国的政策进行解读，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新闻报道意识形态方面出现误解。让国外的记者体会到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新闻发言人应该积极利用国外新闻媒介的信息渠道，一是定期邀请外国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本国常驻采访，同时中国也应该派遣记者到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进行采访；二是从制度上为各国外交机构及时建立正常业务关系、帮助外国记者入驻中国提供便利条件。因为外国记者报道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本国记者，历史上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报道了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中国革命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和理解。

其二，面对危机报道时外宣策略上要保证中国政府是新闻第一陈述者。新闻发言人在信息处理与发布模式上要更具策略性，要符合传播的规律，也是对政府第一发布权和事后解释权的保障。新闻发言人在对外宣传时表达观点要尽量做到符合记者的需要，保证记者在采纳新闻发言人的观点之后能够平衡地报道。国外媒体记者大多时候采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对信息进行筛选，难免会与政府主流观点发生碰撞，但大多数外国记者的初衷并不是刻意刁难新闻发言人，而是希望报道出来的新闻更加客观公正。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政府权威信息后，记者就不会按照自己的立场对新闻事件随意解读了，权威事实远远胜于记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雄辩。

其三，细节决定成败，尊重每一位国外记者。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新闻发言人塑造形象不仅在发布台上，还要适当在发布会下与记者提前沟通相关事宜。如邀请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时提前交代清楚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和新闻活动目的；当新闻发言人要发布信息时是否将记者的截稿日期考虑在内；提供给记者的信息是否能够提炼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新闻发布会上是否为记者提供适当的音像资料；发布会结束后是否会拒绝记者的要求；每次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是否考虑到记者们能否满载而归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也是考验一名新闻发言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实际情况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在解决外国记者在华所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新闻发布观念和报道习惯。

新闻发言人要制定发布策略，控制信息流量

新闻发言人制定发布策略，就是探索与媒体的相处之道。在是新闻价值的事件面前，媒体和政府一样遵循第一时间原则，但能否使舆论倾向于对政府有利的方向，则需要新闻发言人在平时就对记者做足功课，一味“照本宣科”“答非所问”“自以为是”只会降低公信力。

对于需要保密的信息，新闻发言人可以运用一定的技巧来应对记者的提问，对于一些确实“无可奉告”的问题，新闻发言人引导媒体和公众关注其他问题，诸如“现在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是……”绕开记者诱导式的采访、生硬的追问，不让记者牵着鼻子走。

信息需要半公开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提供给记者详细的情况，对不知道的事情新闻发言人也不要随意预测。如“9•11”发生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每晚都定时出现在晚间新闻中，虽然并不能够带给公众新的信息，但他的策略在于时刻与记者保持互动。结果记者将他说的话当作政府最权威的代言，为布什政府应对灾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此外，对于完全公开的信息，新闻发言人要主动跟踪舆论的反馈，探知公众的社会心理需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发布决策过程中要及时利用民意反馈信息，及时地修改新闻发布策略以改善政府的形象。总之，平衡公民的知情权与政府公共关系的博弈关系，合理制定信息保密范围和解密期限，要求新闻发布官员掌握好信息发布的时机和所公开内容的权限，做到发布程序有章可循，发布内容有法可依。

新闻发言人要全面提升新闻素养

突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儒家文化提倡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等观念均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可以将新闻发言人的哲学信仰运用到政治宣传当中。新闻发言人通过展现自身魅力去维护政府荣誉。如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关于“通货膨胀”问题时用“成长中的烦恼”来比喻；面对各国记者对中国经济形势看法不一致时，引用了《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形容，记者在轻松的氛围中领会了发言人的意思。

注重幽默诙谐的力量。在一次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日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伊拉克时，一名伊拉克记者在布什举行记者会时向他扔鞋子，你对此有何评论？我们采访了一些北京民众，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很正常，因为美国太强势了，你怎么理解这种情绪？”发言人回答：“北京一些民众怎么看这件事是个人的事，但是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起码的尊重。这件事也提醒我在这里观察谁要举手提问题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谁在解鞋带。”引来台下记者一阵笑声，悄无声息地化解了一个可能引起尴尬的政治问题。

强调温情的人文关怀。对此西方新闻发言人对待媒体的态度，我国的新闻发言人经常在媒体上与记者进行“唇枪舌战”，在某些时刻缺少了些人文关怀的气息。新闻发言人在突发事件初期应采取“短、频、快”的原则，新闻发布会可以简短、发布频率要高、注意信息的实效性，保证公众对事件及时知晓。相反在危机处于末期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可以将新闻发布的时间延长，发布内容也可以较为深入，通过媒体引起公众的思考，凸显人文关怀，从而建立起新的社会共识。

娴熟的公关技巧。在突发危机事件中，媒体承担的是“信息中介”的角色，它将政府的决策信息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同时将人民群众的反应反馈至政府，起到沟通政府与群众的作用。美国发生灾难性事件时，全体美国民众一改往日的批判精神，万众一心与美国政府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纽约市市长在“9.11”事发现场说：“亲爱的市民，双子星大厦倒了，但纽约还在，美利坚还在！”这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情怀的鼓舞，也是政府危机公关的管理。让美国民众感到在最危难之际，真正能够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依然是政府，在引起公众高度注意的同时也不至造成社会恐慌。新闻发言人应具备危机公关意识，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在协助各级部门进行危机管理时和危机事件的各个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做到既不泄露国家机密，又巧妙回答记者提问，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发出“国内外好声音”。

米广弘： 中国统战研究会干部，统战理论学者、发言人。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