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走出去研究
当今世界，智库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促进国际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系统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智库走出去已经成为满足社会及自身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本文将以非官方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公共外交智库察哈尔学会为例，对中国智库走出去战略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各国智库在课题研究、业务范围等领域加快了国际化步伐，不断加深国际合作，重视地区安全问题、国际经济问题等全球性课题的研究，在交流与合作过程中不断开辟新平台，走出新路子新渠道。可以说以智库为主导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互动交流的巨大补充。
中国智库发展的必然性
中国智库相对来讲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与时俱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识之士发挥智囊作用，为新中国成立积极献计献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更好建设新中国，我国先后成立了如中国科学院等一系列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成立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智库发展的序幕，接下来，一系列官方、半官方智库如雨后春笋不断成立，中国智库建设取得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智库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为接下来走出去奠定了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中国经济迅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既为中国智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中国智库走出去创造了新机会，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稚嫩走向成熟。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重大变化，国家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官方、非官方智库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走出去步伐加快，并对维护国际和平，缓解冲突与矛盾，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非官方的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为例，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积极搭建官方决策、非官方思想和主流传媒的交流平台，通过人员交流、组织合作、文章发表、研究报告、出版物和公开活动，为官方提供决策支持，为公众提供新理念和新思维。自成立以来，除在北京设有办公室外，察哈尔学会在上海、香港、拉萨、韩国首尔、毛里求斯路易港也设有办公室。察哈尔学会在不断自我完善发展的同时，根据国际关系发展，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走出去。仅在2017年，察哈尔学会领导参加海外宣讲十九大等各种公共外交活动90余场。会见、接待韩国、美国、新加坡等代表等外国代表团40余场。2017年，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2017）》，察哈尔学会在该报告“一带一路”社会智库影响力排行榜中名列第三，被评为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之一。通过察哈尔学会，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步伐加快，智库国际化发展进入新时期。
中国智库走出去，无论对自身成长还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和谐发展，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首先，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智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与外国智库机构等开展交流与合作，可以参考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完善的智库运营机制、组织结构、发展模式等，结合自身情况和中国国情，可以进入更健康持久的发展状态。同时中国智库也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参与国际课题，不断发声，提高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未来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智库。察哈尔学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同韩国国际文化交流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岛屿协会等外国机构合作，在韩国、非洲等地区开展一系列论坛、研讨会公共外交活动，既能就热点议题更好地传达中国声音，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地区民众思考，整合信息资源，为配合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献计献策，提供参考。
其次，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智库队伍之中。当今时代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加入可以有效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为更好地走出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企业走出去、高校走出去、游客走出去规模的日益扩大，对中国智库海外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覆盖领域更多，更加专业化，就为中国智库走出去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和研究员队伍既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邀请了法国汉学家、 CEC咨询公司亚洲部CEO、前资深东南亚和中东事务外交官魏柳南以及欧洲国际研究中心主席、斯特拉斯堡大学荣誉校长兼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学院院长梅斯特等诸多国际专家学者，外国专家学者的加入，有效提高了察哈尔学会的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如何与更多的国家有效开展深入交流与对话，如何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带有中国烙印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世界感召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水平与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很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部分论及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及中国治理经验的世界性意义。中国需要更好地发出声音，国际社会同样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智库走出去在其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
第四，中国智库走出去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是一条友谊之路，是一条发展之路，是一条共赢之路。虽然我们一再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解读和推广，但不可否认，很多国家和地区依然对“一带一路”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时在激烈的国际角逐中，在部分声音的曲解和阻挠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与挑战。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主流，在互利共赢的大势下，“一带一路”是提振国际经济发展、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中国智库应走出去，积极开展对话，让更多的国家与地区了解“一带一路”，参与“一带一路”，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智库的历史使命。察哈尔学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为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贡献力量。2017年4月，察哈尔学会代表团赴非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在毛里求斯设立办事处，通过交流与介绍，毛里求斯决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当然，中国智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自身组织建设与发展水平不足。虽然我们的智库在不断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受时间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智库制度建设等领域依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其次是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智库走出去也要受到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影响。国际关系良好，我们与国外智库间的互动就可以更流畅，反之一系列交流活动会受干扰而暂停，当然，在一定情况下，越是政府间关系的僵硬，越是为智库实现走出去创造条件。察哈尔学会始终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年受到韩国萨德问题的影响，两国关系迅速转冷，随之而来的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冰冻期，给两国都造成了很大损失，尤其是韩国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性比较大，萨德问题也引起了很多韩国民众的反对。在两国政府对话减少，民间交流降低的情况下，察哈尔学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通过智库外交、学院外交、宗教外交、艺术外交等，将中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向韩国各个阶层和领域传达，同时也倾听韩国方面的声音和想法，努力摸索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解决办法，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此外，中国智库走出去也容易受到当地社会文化风俗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智库在国内的操作办法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不一定行得通，这就需要智库在走出去之前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入乡随俗，创造出符合当地国情民情的智库之路。
关于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建议
如何实现中国智库走出去战略，如何通过智库软实力锻造硬功夫？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智库走出去需要有大视野。中国智库走出去同样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愿意走出去，敢于走出去。智库走出去进行公共外交活动和理论研究既要符合中国的利益，也要符合该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既要符合当地政府机构的利益，也要考虑当地民众的利益。避免单纯依靠与当地官方、上层、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注重和善于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社区、行业工会及媒体等的沟通。“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相通”才是智库“走出去”提升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第二，智库走出去要有大担当。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智库“走出去”在数量与质量更上一层楼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国际智库”的意识，展现负责任大国智库的格局和担当。积极参与承担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消耗以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所在。
第三，智库走出去要有大智慧。中国智库走出去不容易，在自身走出去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更要学会抱团取暖，一方面同中国其他智库研究机构携手开拓，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应对挑战；另一方面要同国外智库研究机构合作，尤其是目标国家和国际知名的智库研究机构与大学开展活动，借力打力，在参考借鉴学习成长中提升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还要找准时机，就国际热点问题、重大国际事件等积极发声，提升自身的国际传播能力，传达智库思想和研究成果，乘势而为，事半功倍。
总而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智库走出去，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能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我们希望，未来中国智库走出去将实现质量并进、内外兼修，通过开拓创新与智慧研发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破浪扬帆保驾护航。
张国斌：本刊编委，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新科伦坡计划
公共外交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澳大利亚推出了新科伦坡计划，旨在通过澳大利亚大学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学习与实习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该项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重要转向，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公共外交的重视。该计划实施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挑战，其在提出与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也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不可小觑的中等强国。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公共外交。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新科伦坡计划。该项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重要转向，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公共外交的重视。
“新科伦坡计划”提出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英联邦国家曾经发起科伦坡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来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科伦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澳大利亚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当时还是在野党影子外长的朱莉•毕晓普提出设想，希望澳大利亚最优秀、最睿智的大学生能够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2013年9月，自由党—联盟党赢得大选后，该计划就成为联盟党政府的重要外交议题。新科伦坡计划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奖学金项目（一般是长期项目），另一个是短期研习项目。其申请对象是年满18周岁到28周岁的在澳大利亚大学就读年以上的大学生。该计划中的奖学金项目可以支持学习、实习或者良师益友辅导项目，但是至少应包括学习部分，每个奖学金项目可以持续3到19个月，资助额度最高2万澳元一学年。该计划中的短期研习项目主要由澳大利亚大学提供资金，用来支持澳大利亚大学生在印度—太平洋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半个学期或者短期的学习、实习、良师益友辅导、实践和研修等活动，资助额度从1000澳元到7000澳元不等。
新科伦坡计划鼓励私人企业和部门参与该计划，通过新科伦坡计划实习和指导网络、短期伙伴计划以及商务精英计划三个项目，为学生提供在印度—太平洋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价值且与课程联系紧密的实习和工作机会。新科伦坡计划还建立了完善的校友联系网络，鼓励校友保持联系，共享学习和工作经验，共同进步。
2018年，新科伦坡计划进入实施的第5个年头。在实施过程中，有超过17500名澳大利亚本科学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40个国家生活、学习和工作。
新科伦坡计划的效果与不足
国际教育是实现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是持久的，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和渴求是人类不变的本性，国际教育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产生持久的效果。这种方式也是十分有效的，能够持适应当今世界复杂的相互联系。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参与的科伦坡计划吸引了大量来自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经历使得他们对澳大利亚产生了相当的认同感，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进入了各自国的精英群体，包括新加坡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布迪约诺、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冯慧兰、马来西亚商界巨头阿南达等。
而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推出“逆向”的新科伦坡计划，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亚洲，增强更多的澳大利亚学生和未来精英对亚太的认知。新科伦坡计划通过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海外学习、研修和工作的机会，帮助他们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澳大利亚学生的素养。当习惯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和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学生回到澳大利亚，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澳大利亚服务。
根据澳大利亚官方评估显示，前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和工作的学生，收获也各有不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学习的学生表示自己收获了语言经验，感受了跨国文化；访问香港的学生表示自己在研究发展和文化方面受益最大；在日本学习的学生表示在接触文化和研究金融发展方面收获不少；访问新加坡的学生反映在文化和工作发展上受益。
凯瑟琳•严（ Catherine Yen）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哲学的亚裔学生，她一直希望能够去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习和工作。2016年，在新科伦坡计划的支持下，她来到了泰国，在泰国法政大学学习，并在曼谷的一家报社实习。刚到泰国，凯瑟琳觉得曼谷十分“混乱”，但她很快“爱上了”。在报社，凯瑟琳的工作是将报纸上的故事从泰语翻译成英语，不久她又就开始在街头进行采访。凯瑟琳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研究泰国问题的专家，她在泰国的学习的经历以及人脉有助于她实现这一目标。凯瑟琳说：“学习泰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些经历只能用母语分享”，“新科伦坡计划让我获得了一份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原本无法进入的职业机会。”
阿玛利娜•史密斯（ Amarina Smith）是来自格里菲斯大学的原住民学生，主修法律、政府和国际关系。阿玛利娜在罗克汉普顿高中学习了普通话，一直对亚洲感兴趣，因此申请奖学金。2016年她获得科伦坡计划资助在中国香港大学学习，并在香港的一家法律公司实习。回顾其在香港的学习和实习经历时候，阿玛利娜指出：“我期待着扩展我的文化知识，特别希望能够研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在香港的经历使得我学到了知识，了解到其他国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将这些知识和理解带回澳大利亚，帮助当地的原住民改善生活环境，享有其权利。”
促进与该地区社会、文化和组织之间的广泛联系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之一。大量的数据表明，新科伦坡计划促进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教育和商业目标。尽管在项目实施初期，大学受到能力的限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新科伦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学之间寻求合作、增进了解的平台和催化剂。
不过，在肯定新科伦坡计划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该计划也存在着不少值得思考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学生感兴趣的国家和大学与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目标国家与大学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新科伦坡计划学生的目标国分布越广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越多越符合其预期的战略目标，但是澳大利亚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往往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以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最后提名的学生为例，当年该计划的目标国和地区有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理想状态下，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比例应该大致相同，而且去印尼的学生应该更多一些。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奖学金项目的40名学生中，去印度尼西亚的只有5人，而去日本的有11人，去香港有12人，去新加坡有12人。近年来，这种地域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学生们的目标国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的优选倾向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次，新科伦坡计划中的短期和长期项目在实施中存在矛盾，学生们相对更愿意选择短期项目。尽管亚太地区对澳大利亚学生的吸引力在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热衷的更多是短期留学或者实习项目而不是长期项目。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40人，实习项目1300人，而2018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预计120人，实习项目13000人。从2014年和2018年的数据来看，短期的项目人数大大超过长期项目的人数。一般说来，对语言的浸淫和文化的体验需要在目标国生活较长时间深度融入才能实现，而短期的蜻蜓点水往往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最后，新科伦坡计划在年龄和学业成绩等方面严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也因此备受争议。新科伦坡计划的遴选对象是澳大利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并致力于培养未来澳大利亚的领袖。这种定位或者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将普通的澳大利亚大学生排除在外，而且给人造成该项目仅仅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印象。对年龄的限制也不利于不同年龄段的澳大利亚人的体验。从实现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目的和手段来考虑，增加对年龄和学习成绩考量的灵活性，同时综合考虑不同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因素，更能够实现澳大利亚的战略目标。
新科伦坡计划对中国的启示
就新科伦坡计划从提出到运行的过程来看，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带一路”的框架下针对周边国家的专项双向交流项目。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派遣本科生出国留学，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学生出国留学。但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地多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去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留学相对不足。要改变这一状况，仿照新科伦坡计划，建立周边国家专项计划是一个抓手。这个专项计划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鼓励中国优秀大学生到周边国家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也提升周边国家大学生来华进修的力度。2016年，教育部就公布了“一带一路”教育计划，宣布未来3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未来5年，建成10个海外科教基地，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大。
重视企业参与，强调实践，注重校友会的功能。鼓励企业参与，特别强调在目标国的实习是新科伦坡计划的鲜明特点之一。而相对来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实习（尤其是踏踏实实在目标国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鼓励学生去周边国家的外国企业和中资企业短期实习，增强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和交流，将是未来留学生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此外，新科伦坡计划重视校友会建设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校友会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是校友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可以打造一个创业者带创业者及就业者的可信度极高的小圈子，共谋福利。
最后，更加注重宣传，提升优质项目的知名度。新科伦坡计划实施五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外交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在亚太国家演讲以及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时必谈该计划。澳大利亚政府专门设有项目计划办公室，负责宣传和协调。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在大学举行展览会，举办研习学生欢迎会、校友联谊会及新科伦坡计划论坛等方式提高知名度。他们还通过新媒体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和动态，让公众熟知这一计划。这些措施，我们在实施类似计划的时候，可以借鉴。
江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严倩文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熊猫外交”的效果研究
“熊猫外交”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有突出贡献，但远远被低估，本文就“熊猫外交”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回顾，着重阐释“熊猫外交”的正面效果。最后提出挖掘“熊猫文化”，助力“熊猫外交”长久的正向影响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改善和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并将此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熊猫外交”作为最有魅力的中国软实力，对改善中国国际形象有突出的贡献，但关于这些贡献却鲜有讨论且远远被低估。
“熊猫外交”的影响力
“熊猫外交”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外交，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影响范围方面，德国学者Falk Hartig总结“‘大熊猫’吸引的公众人数远比中国孔子学院、 China Daily、 CCTV或其他任何艺术团体多得多”。从效果来看，“熊猫外交”是中国获得赞誉最多、回应最为正面的形象提升项目。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很少有什么像大熊猫这样能够获得海内外众口一词称赞，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显示：“甚至受到外国广泛赞誉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一项国家形象提升活动能与之相媲美。梳理和回顾“熊猫外交”，可以更好地服务提升国家形象这一目标。
“熊猫外交”的发展历程
“熊猫外交”的开端：“赠送”
“熊猫外交”始于“大熊猫热”（ Panda Mania）。1868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 Armand David）将大熊猫标本送到巴黎并掀起了“大熊猫热”。1869年至1946年间，超过200西方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找大熊猫。真正意义上的“熊猫外交”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1年，宋美龄代表国民政府将大熊猫作为“珍贵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礼”赠送给美国以答谢美国联合援华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援。大熊猫被赋予“亲善大使”身份，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的“熊猫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的“大熊猫热”始终热度不减，“熊猫外交”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外交增添了重彩浓墨的一笔。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为答谢美国将两头麝香牛赠送给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宴会上，将大熊猫玲玲和欣欣赠送给美国。此后，“熊猫外交”频繁。1957年至1982年间，先后有23只大熊猫被赠送给苏联、朝鲜、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等9个国家。
由于担心数量非常有限的大熊猫种群日益减少，同时也为响应保护濒危动物的全球性号召，从1982年开始，中国停止赠送大熊猫，结束向海外纯政治性的赠送模式而转向“租借”方式。在海外国家的邀请下，中国先后组织了数十次“大熊猫访问团”出访各国。
21世纪后的“熊猫外交”
21世纪后，“熊猫外交”的开展方式由“租借”改为“合作研究”。2007年9月12日，国家林业局举行发布会宣布：“中国不再向国外赠送大熊猫，但仍可以与国外开展合作研究。”从此中国开启了与海外合作研究模式的“熊猫外交”。截至2017年10月，我国与全球12个国家的14个动物园建立了大熊猫长期合作研究关系，共有40只中国籍大熊猫（含出生幼崽）生活在海外。
“熊猫外交”的正面效果
从“赠送”到“租借”，再到“合作研究”，“熊猫外交”好评不断，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改善了中国的政府形象。
1972年“熊猫外交”的效果
新中国最轰动的“熊猫外交”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际：赠送大熊猫作为重要议题由中美领导人敲定，后由当时的“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 Pat Nixon）亲自主持官方接收仪式。
大熊猫被捐赠给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后，再次掀起“熊猫热”。
美国公众对大熊猫的态度是“狂热的”。《华盛顿邮报》如此描述美国人的热情：“自从尼克松访华，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带回两只毛茸茸的礼物，美国人从此深深爱上了大熊猫。”该报持续追踪报道了大熊猫赴美后引发的“熊猫热”：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熊猫馆”开放后三天，“在大熊猫馆水晶玻璃馆前，游客以每小时1200名的速度，争相排队，只为一瞥上周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大熊猫”；“甚至有游客在熊猫馆开放后一连三天前往动物园，只为一睹大熊猫睁眼”。统计数据显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熊猫馆”开放后一年内，约1，100，000名美国游客参观了大熊猫。
美国媒体一改对中国异常苛刻的态度，以非常正面的基调对大熊猫热做了持续报道。《华盛顿邮报》破天荒地多次使用一串象声词作为标题来表达无法言喻的巨大惊喜——“ Awwwwwwww, They are Cute”（啊～～～～它们实在太可爱了！ ）；此后，该报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记录式报道。1992年大熊猫“玲玲”去世，美国的两大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时报》同时用头版报道该消息，可见西方主流媒体对大熊猫主题的重视和喜爱程度。
上述报道通过对大熊猫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可爱”而不“古板”“良善温和”的中国形象；这些报道都摈弃了当时西方媒体一贯使用的“红色中国”这一“非常负面”的倾向性表述方式，代之以严肃而中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熊猫”这种明确的表述方式指出大熊猫和中国之间的联系，言辞之间不再贬抑，而是充满尊重。
“合作研究”以来“熊猫外交”的效果
新时期的“熊猫外交”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其一是直接的“熊猫外交”；二是间接的“熊猫外交”。前者通过与海外专业动物园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大熊猫直接面对海外公众，赢得海外公众好感；后者则通过推进国内保护大熊猫工作，赢得国际声誉。
目前，两种途径的“熊猫外交”均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普遍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
直接的“熊猫外交”通过组织大熊猫代表团，或实施非商业目的国际合作研究，满足了海外公众一睹大熊猫风采的愿望。这是“熊猫外交”中最为“迅速”的方式。自1996年中国与美国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以来，美国已有4个动物园与中方建立合作研究关系。张玲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这4家美国动物园游客量每年达700万余人，占美国总人口的2.3%，大熊猫是美国游客的必看展区。这样庞大的受众人数是其他任何提升国家形象项目都无法相比的。而参观“大熊猫”的行为往往是以家庭或学校为单位完成，“大熊猫”获得了不同年龄层次民众的喜爱。
间接的“熊猫外交”指的是中国政府通过保护大熊猫赢得全球声誉。海外专业组织和媒体机构对此纷纷做了正面报道，肯定中国政府的贡献和努力，高度赞扬全球保护野生动物的最有效模式——“中国经验”——供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即“政府领导，迅速有效地开展保护工作”和“重点保护和再造野生动物栖息地”。
海外的专业组织盛赞中国政府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副主席赞扬中国政府：“中国在大熊猫栖息地重建、拓展和新栖息地建设方面的工作非常出色，中国树立了杰出的榜样——只要政府致力于保护动物，就能发生奇迹。”2016年9月4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宣布大熊猫从“濒危”变成“易危”，同时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的努力；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则称赞中国政府保护大熊猫工作“了不起”。
一贯对中国政府苛刻的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进行正面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各国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范例”，赋予中国政府“全球野生动物专家”的身份。 BBC连续发布系列报道热情称赞并感谢中国政府为保护大熊做出的贡献：2016年9月4日， BBC以“大熊猫脱离濒危名单”为题庆祝中，盛赞中国政府对“大熊猫脱危”的巨大贡献；2016年9月5日， BBC报道表示“感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该物种的保护，大熊猫的数量得以增长。”同一天， BBC再次称赞中国政府保护大熊猫的具体工作和贡献。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连续几天的多篇报道中同样称赞中国政府在大熊猫保护工作中的表现，认为在大熊猫保护工作上，“中国政府工作出色”；大熊猫“脱濒危”证明“中国政府对这一物种的保护是有效的。”“中国政府多年来致力于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和重建，大熊猫成功地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名单移到‘易危’名单”。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 David Pilling）直白地宣称，在动物保护方面，“中国是希望所在”。
海外媒体对“大熊猫”议题的正面报道倾向也蔓延到中国政府对其他“濒危”动物的大力保护，比如对藏羚羊、麋鹿等的保护工作。
在西方对中国政府惯于吹毛求疵的背景下，大熊猫保护工作却为中国政府赢得几乎是众口一词称赞。
“熊猫外交”的正面功能
“熊猫外交”对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有着以下优势。首先，“熊猫外交”能够跨越政治藩篱，塑造正面的政府形象。西方国家、海外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诸多问题意见尖锐，但对于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却是难得的一致称赞。其次，“大熊猫”契合“和”文化，有助于塑造中国“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大熊猫品性温和，完美地契合中华“和”文化。我国在快速崛起过程中，势必伴随着海外的猜疑和警惕，“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中国在海外形象的波动在所难免。温顺、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符号比“龙图腾”“睡狮”等符号更契合中国当前倡导的“和谐”，更能传达中国“和平崛起”之意，并能更好地减少国际上的负面影响。
深化“熊猫外交”
“熊猫外交”是我国提升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挖掘“熊猫文化”，能助力“熊猫外交”最大化发挥国家形象提升的效果。
充分开展合作研究，尽力淡化商业色彩
中国是大熊猫的唯一输出国，但在大熊猫科普知识传播方面和文化传播方面仍有待改进。“合作研究”模式使得美国动物园成为中国大熊猫文化的海外传播中转站。重视大熊猫科学研究、提倡合作研究，既能为保护大熊猫工作做出贡献，又有利于淡化商业色彩。海外各国对大熊猫的宣传是多方位的，具有宣传内容形式多样、宣传设施齐备、互动丰富多彩、网站信息丰富、公关管理到位、从业人员素质高等特点。例如：每年中小学校都会来到动物园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动物园每天都在固定时间讲解大熊猫的习性和饲养方法等。这种教育传播模式，能够有效淡化大熊猫的商业色彩。
重视熊猫文化传播，积极开发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往往可以提升传播力，大熊猫是“全球明星”，注定“万众瞩目”，挖掘“熊猫文化”有助于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同时有助于“熊猫外交”发挥长久影响力。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影业以大熊猫和中国功夫为主题拍出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系列电影；英国导演贾斯汀•查德维克（ Justin Chadwick）拍摄以露丝•哈克尼斯事迹为原型的《淑女与大熊猫》，而“大熊猫之国”的中国却在熊猫文化产品开发方面表现差强人意，不得不说遗憾。
充分利用新媒体，设置生动的大熊猫议题
国内熊猫繁殖基地已开始利用新媒体来宣传熊猫文化，例如利用专业网站、开辟微博，开设了“熊猫频道”（ iPanda），但这些网站、微博甚至熊猫频道的内容主要以枯燥的“直播”和“卖萌”为卖点，缺乏文化支撑。这方面，海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美国多数动物园“熊猫馆”都开辟宣传展区，图文并茂介绍“熊猫外交”的历史，非常具有吸引力：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仍陈列着1972年尼克松带回中国国礼大熊猫时的箱笼；海外几乎所有动物园的“熊猫馆”都会在每只大熊猫的出生、首次亮相、百日、生日、产崽、返回中国等中国传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策划一系列的宣传，并当地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实时动态，间接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
结论
大熊猫作为“亲善大使”，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为中国国家及政府形象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总的来说，“熊猫外交”对中国国家形象改善的贡献仍然远远被低估。
新时期“熊猫外交”在发挥正面作用方面还具有非常大的潜力，深度挖掘“熊猫文化”助力“熊猫外交”，必然能够对中国国家形象改善和提升等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对“熊猫外交”存在一些尖锐的批评，也值得关注，如“中国熊猫繁殖营利目的过于明显”；“人工繁殖和放生大熊猫不科学、不人性”；“外借大熊猫是为了中外贸易协议的成功”等。尽管这些负面指责不尽属实，但却引人深思并值得警惕。“熊猫外交”中及时应对负面的信息，才能提高全球公众对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的理解和支持，也能有效避免负面信息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该论文为重庆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新时期媒介体制改革背景下‘公共新闻’的有效传播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0232005205009。
赵丽君：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我在海外做公共外交工作
本文作者在海外很多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开展公共外交，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就当前来说，就是要重点宣传中国“走出去”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致力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本文是作者根据回忆写的几个自己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片段。
片段一：真的没想到
神秘、奇特、美丽、原始……凡去过的人，大多会用这些词来形容尼泊尔。可对初到尼泊尔的我来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这片土地，却意味着不少的“想不到”。
想不到中尼两国的友好渊源如此深厚。加德满都的老王宫博物馆是尼泊尔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参观时，我了解到中尼之间有着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到过尼泊尔。元朝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还曾来华监造北京的白塔寺。
想不到中尼两国人民的往来如此密切。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地处山区，境内群峰林立。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前往加德满都的行程肯定颇费周折。谁知查询航班后，我发现国内有多条航线连接尼泊尔。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些航线都很繁忙，有时往返加德满都一票难求。
想不到尼方给我如此高规格礼遇。我到加德满都后的首场外事活动是拜会尼军领导人。那天，在尼军总部门口迎接的拉亚马吉准将是我在印度任职时的旧相识。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他把我领到会见厅，而在会见厅等我的竟是尼军参谋长卡特瓦尔上将。上任后第一次与尼军打交道就见到他们的最高将领，尼泊尔朋友的热情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亲密友好的两国关系给我开展公共外交等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片段二：真心交朋友
在海外开展工作，重要条件之一是要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我主要在南亚工作，南亚绝大部分国家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只要熟练掌握英语就基本解决了语言问题。过去，中国的老一辈外交官大多依靠翻译与朋友交往，但我觉得通过翻译就隔了一层，深不下去。现在，年轻一代语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还有一个熟练运用的问题，语言水平差，交情就不深。
我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保持外交的活跃度。我很少在办公室坐着，喜欢在外面跑，平均每天有四五场外交活动。早餐外交，起床就见朋友，既花费少，又比较随和，一杯咖啡、一份煎蛋、两片面包，一边享受一边聊天，迅速与朋友拉近距离。这样，一个月下来，就可与30多位朋友交往。朋友遇到困难，及时嘘寒问暖，尽力帮助解决。比如，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基兰患有哮喘，每到初冬季节就发作。我不但托朋友从国内带去药品，而且还送他御寒衣帽，他深受感动。他经常与我讨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问题，还请我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如此，通过数月真心交朋友，开展公共外交的局面就基本打开了，我不但与党政军警高层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结交了与方方面面工作有关的一大批朋友，有事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片段三：登上大讲台
参谋指挥学院是尼泊尔最高军事学府，这里不但有尼泊尔本国军队的学员，而且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家军队的学员。尼泊尔军队一般只邀请各国大使到参谋指挥学院介绍本国情况。针对外部势力在尼泊尔蓄意制造“中国威胁论”、支持分裂势力活动，我经精心做工作，尼泊尔军队特意安排我到其最高学府与学员开展交流。
为搞好这场活动，我们作了充分准备，从选题到细节，从演讲稿的编写到PPT的制作，都一丝不苟。同时，在学院大厅布置板块，介绍中国情况和观点，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我还亲自动手准备几道具有中国特色的菜肴，供学员下课后享用。此外，我们还向学院图书馆赠送近百册包括《中国智慧》《解放军画报》《中国共产党你了解多少》等在内的中英文双语书刊，并请孔子学院院长张树彬派老师在我演讲后表演中国传统文艺节目。
上讲台后，开始时我基本按助手制作的PPT演讲，但感觉不够自如，台下反应不太热烈。于是我脱稿演讲，随时互动。我以在南亚工作近20年的亲身经历，谈中国致力于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繁荣，整堂课生动活泼，台下提问不断。特别是美国学员表示，“看来中国并非威胁，对南亚发展是积极因素”。此演讲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对此新华社和中新社进行了报道。
当然，这种随机的演讲是有条件的，一是要吃透对外政策精神；二是需要有很好的外语基本功，才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三是情况要熟悉，知识要丰富。
片段四：爬山赴边境
中尼边境地区崇山峻岭，珠穆朗玛峰就位于两国边界上。中尼边境尼侧主要居住着藏传佛教宁玛派信徒。长期以来，外部势力与分裂势力相互勾结，试图利用中尼边境地区，破坏我藏区的社会稳定。为此，数次深入中尼边境地区，开展公共外交工作。
有一次，在尼泊尔共产党的一位议员和区委书记的陪同下，我前往吉隆口岸对面的拉苏瓦。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至中尼边境，只有两条单行道公路，一条通吉隆口岸，一条通樟木口岸，每下大雨，就会塌方，造成交通中断。这次正遇塌方，我们中途不得不徒步约5公里，翻越两个山头，费时4个多小时。
中尼边境尼侧非常落后，百姓非常贫穷。当地县长请客，也只能吃极其简单的尼泊尔套餐，县长、客人、司机同桌用餐。晚上，县长安排我们住最好的饭店，但最好的饭店也是几人睡一间，被子就是棉絮，没有被套，也就无法洗，因此臭味很浓。有的地方经常停电停水，没有通讯，手机无法与外界联系。在此情况下，也就谈不上洗澡洗脸了，晚上只能和衣而眠。
尼泊尔边民非常渴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中国人受到夹道欢迎。在共产党区委书记的安排下，当地共产党组织举行数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请我发表讲话。我表示，维护中尼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必须依靠边境两侧百姓作出共同努力；中尼边境安全稳定了，才能提高边境的开放度，尼泊尔商人才能与中方一侧做生意，也才能解决尼侧边民生活必需品的来源问题；边境安宁开放，尼泊尔才能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约一个小时的讲述使他们明白了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和责任感。他们纷纷表示：“我们这个地区100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决不会出现‘藏独’标志，我们决不会允许外部势力和分裂势力破坏尼中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片段五：深入战乱区
军人在海外展示良好形象，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工作，有时候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印度，我冒着四五十度的高温，走南闯北，做普通民众的工作；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我立即前往总统府和电视台等重要目标所在地；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我多次深入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查曼，头上战机轰鸣，眼前炮火连天；在非洲的刚果（ 金）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404天时间里，就有33位联合国维和人员为世界和平事业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联合国维和人员，拿枪的执行强制和平任务，不拿枪的执行维护和平任务。军事观察员队伍由不拿枪的军官组成，任务是维护和平。我作为联合国驻刚果（ 金）军事观察员队伍的主要负责人，频繁赴刚果（ 金）各地观察点，与驻当地观察员一起巡逻，不但了解情况帮助观察员队伍解决实际困难，而且与各派反政府武装接触，做工作敦促他们加入刚果（ 金）和平进程。
布尼亚的情况特别复杂，一个县范围内就有60多个反政府武装组织，而且这个地方联合国维和人员经常遭伏击。因此，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维和人员尽量避免与当地反政府武装接触。
我抵达布尼亚时，当地联合国观察员反映，当地反政府武装组织头目纷纷抱怨，联合国高官都不愿见他们。我随即表示，只要他们有要求，我都愿意见。几天时间里，我深入各派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基地，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与他们共餐共饮交朋友，给他们讲述和平进程的重要性。我在这里的角色不但代表联合国，更多的则是展示中国人的友好形象。他们感受到，中国军人的话可信，中国人是真诚的朋友，因此不少都放下武器，加入了刚果（金）的和平进程。
成锡忠：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中国前驻尼泊尔国防武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近年来支持“一带一路”成绩显著，在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本文以该公司相关做法为例，总结经验，提出建议。今后国家应更重视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组织力量做好研究，对不同国际组织分类施策，提升其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过去，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主要是从双边入手，着重发展国家间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达58个。同时，国际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际组织可以提供重要的平台，如果可以与国际组织自身战略对接，将带动我国和国际组织内国家在某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将显著提升。在实践中我们也观察到，我国日益重视国际组织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2017年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出席，他们代表的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国际组织正在广泛推动战略对接，持续投入资源，积极寻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契合点。目前，已经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是我国日益重视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的结果。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专营机构，也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机制的重要成员，近年来支持“一带一路”成绩显著，承保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出口达到5100多亿美元，同时在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本文拟以该公司相关做法为例，总结经验，提出建议。
引领金砖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虽不能算作正式的国际组织，但因其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较高，与“一带一路”合作有诸多相通之处，可以协同发展，本文也将其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来看，金砖国家认可“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融资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核和重要驱动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深度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平台作用，加强同金砖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 Export Credit Agency,ECA）的合作。2014年7月，金砖五国ECA在巴西举行第六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ECA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起多边合作关系。2016年10月，五方在印度共同签署了《金砖国家ECA论坛框架》文件，正式确立“金砖国家ECA论坛”机制。为配合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国信保于2017年6月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三届金砖国家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负责人会议”，推动金砖五国ECA与新开发银行签署了《总体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拓宽了金砖国家ECA的合作机制和渠道，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牵头的金砖国家“出口信贷领域合作”被列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正文，五国ECA和新开发银行签署的《总体合作谅解备忘录》被列入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成果文件”。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引领的金砖国家ECA合作，拓展了金砖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内容，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通过深化与金砖国家同业机构的合作，可以不断提升承保技术水平，推进项目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深化我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从“第二轨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推动力。
由点带面参与东盟合作
近些年，“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持续推进，取得不少成果，可以说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东盟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较为积极，马来西亚、泰国、老挝和印度尼西亚都与我国有“一带一路”合作计划。但是作为一个组织，东盟的态度较为谨慎，尽管我国把东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提得很高，但东盟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一带一路”。2015年4月，我国建议成立工作小组，探讨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和“一带一路”对接，但并没有实质性进展。2016年9月8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会后通过了《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其中第三点提到：“东盟注意到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和‘2+7合作框架’等倡议”；第十条提出：“通过整合《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优先领域，探讨加强双方互联互通合作方式，并鼓励相关多边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可见，这次峰会在东盟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上并无实质成果，两点提到“一带一路”的地方态度并不积极。
东盟整体上的冷淡反映出我国与东盟国家仍然缺少战略互信，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南海争端使得东盟国家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有着“大国平衡”传统的东盟对“一带一路”不抱有太多热情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些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仍然是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加强同几个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东盟的态度对于“一带一路”在东南方向推进的阻碍。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过重点国家，以点带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东盟的平台作用。一是积极推进重点国家项目承保。近年来承保了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一期电站、马来西亚350万吨钢铁厂、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等一批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承保金额前十名的国家中，东盟占据四席，分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二是在东盟国家设立海外机构，拓展市场，加强合作。在印度尼西亚设立了工作组，以深化同东盟国家的整体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是还参与东盟层面的合作，如参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助力中国企业与东盟国家建立合作，参与中国—东盟保险合作与发展论坛，探讨和加强同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等。
深度参与伯尔尼协会工作
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人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edit &Investment Insurers），又称“伯尔尼协会”（ Berne Union），是世界各国的信用保险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1934年在瑞士伯尔尼成立，目前拥有来自73个国家的84个信用保险机构。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伯尔尼协会，并于1998年成为正式会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成立后，成为中国大陆在伯尔尼协会的唯一代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深度参与伯尔尼协会工作，借助其平台作用，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业机构的联络互动，挖掘合作机遇，搭建合作平台，开创共赢局面，目前已经与伯尔尼协会41家成员机构签署了50份机构间合作文件，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同业机构、机构间合作文件22份；同时，积极参加伯尔尼协会年度会议，派员担任协会短期险分会副主席，向秘书处派遣工作人员，扩大了自身影响力，提升了我国在伯尔尼协会的话语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过深度参与伯尔尼协会相关工作，从ECA合作层面深化了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直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落地，意义重大。
以上是我国重要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推进“一带一路”方面的举措。笔者认为，今后国家应更重视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组织力量做好研究，对不同国际组织分类施策，提升其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刘晓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政府系联合培养博士生。
秦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调研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的原理：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分析
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见仁见智，但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新兴理论出发分析公共外交原理的研究并不多，这就为拓展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理论范式创造了可能。作为建构主义的代表学说，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可以解释公共外交的原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催生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反作用于规范结构，而这一过程所建构的新身份界定国家利益。这一分析为中国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带来了一些启示。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各国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随着国家间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许多国家的全球战略布局中都有公共外交的身影，中国亦是如此。
公共外交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路径比较丰富，对这些学说进行比较和整理后，不难得出关于公共外交的共性部分——它不同于讲究对等原则的传统外交，属于一种面向跨国媒体和各国公众公开的新型外交形式。公共外交行为主体可以是政府行为体，也可以是被授权的非政府行为体；手段多元化，包括公关、传播、人文交流和援助等一系列塑造或影响认知的手段；直接目标是提升国际形象、影响各国公众舆论、促成外国政策改变；最终目的是实现和维护利益。因此公共外交可以定义为：一国政府及授权机构面对跨国媒体和国际公众开展的，通过一系列塑造或影响认知的手段，旨在提升国际形象、影响公众舆论和外国政策，最终实现和维护利益的新型外交形式。
作为突破传统外交概念体系的一种新型外交模式，公共外交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即公共外交的原理见仁见智。但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公共外交原理的研究并不多。建构主义是涉及文化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新理论框架，与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当今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特征存在交叉。因此，本文尝试采用建构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Wendt）的建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公共外交的原理，以期拓展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理论范式。
温特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正逢其时——20世纪80年代，冷战近乎结束，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鸣的强劲势头逐渐衰弱，使得人们反思这两大主流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随着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和语言哲学的引入，建构主义应运而生。尼古拉斯•奥努弗（ NicholasOnuf）首先将“建构主义”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学界，此后克拉托赫维尔（ Kratochwil）、亚历山大•温特和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等学者发展了这一理论框架。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建构主义主张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构，重视思想、观念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作用。
建构主义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温特为代表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是影响最大的一派。温特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国际体系文化（ 共有知识、文化性结构）对国家的意义；物质性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它们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够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 秦亚青， 2006）。最关键的是，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可以建构行为体的身份（ identity），而身份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前提。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互动中首先应当关注国家身份的建构。
温特建构主义中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包含三个主要因素——共有知识、物质性因素和规范结构存在的条件，三者相互关联。行为体在特定的国际社会环境中拥有共有的理解和期望，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决定行为体的互动模式；行为体的物质性因素不能化约为观念性因素，只有通过互动才能发挥作用；规范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互动的结果，且互动可能造成规范结构的变化。简而言之，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建构了规范结构，规范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身份界定了行为体的利益，进而使行为体选择对应的互动模式。
温特建构主义对非物质因素（知识、价值、文化）、国家身份以及行为体互动的重视，与公共外交的内涵相一致。公共外交正是国家行为体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向外界传递信息、知识、价值的行为。它努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或提高国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或尽量消除国际社会对其的误解和偏见，或力图改变其他国家甚至这个世界，最终使国家的相关利益得以实现或维护。这一过程符合温特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
如果从温特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公共外交所传递的信息、知识、价值等将摆脱了现实主义所赋予的工具使命，目标不再局限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竞争优势，而扩展到思想、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层面的观念互动和共识达成，进而实现行为体身份认同的理想建构（张庆园， 2012）。温特建构主义对公共外交的评价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不谋而合。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旨在通过国族间文化的不断交融而形成共识，借助文明样态的持续对话而达成共赢，是对近现代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均势”和“霸权”两种国际秩序的超越（徐艳玲， 2016）。可见，采用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公共外交原理的研究路径是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的。
图1 温特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原理
通过简单梳理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和对公共外交过程的观察，可以初步厘清公共外交如何发挥作用。如图1所示：（1）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2）行为体为了改善身份、实现或维护相应的利益开展针对国际公众的公共外交；（3）当公共外交能够在与对象的互动中取得广泛共识和价值优势时，国际公众就会成为行为体建构身份的有效介质——国际公众具备公共舆论的力量，能够影响其所归属的行为体，进而改变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4）最终使行为体获得新身份和相应的利益。可见，作为行为体与国际公众之间的互动，公共外交可视为行为体对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的能动反作用。
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催生公共外交
温特建构主义中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而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构成这一结构，使得结构的核心内容不具备物质主义性质。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称作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以强调共有观念或文化的规制作用。根据温特的相关理论，规范结构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从而使行为体选择相应行为模式。例如，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达成的共识使得各个国家明确大气污染对生态安全构成的威胁，那么一国对大气污染的治理行为就不会导致邻国原则上的反对，至多是对治理手段存在异议。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这个“规范”存在许多分歧，那么一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就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严厉反对。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两国对大气治理手段上存在的异议可以通过洽谈协商、合作援助的形式解决；而一国反动的反恐战争则可能由于联合国的干预决议而收场。可见，规范结构最终会建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只能顺从规范结构的建构。说明结构建构主义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朝鲜持有不同的态度。在美国看来，朝鲜掌握核武器构成的威胁远大于英国。核武器作为国家的一种物质性因素，本质上并无差别，但通过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就能造成美国对英国和朝鲜采取不同的政策。那么，假设朝鲜能够改变这一规范结构，美国对朝鲜核武器的态度是否有可能转变？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存在可操作性，朝鲜也愿意这样做。毫无疑问，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对某个国家有时是不利的，它会建构不利的身份，从而导致利益的缺失。此时国家就会选择相应的行为模式力图去改变它。
公共外交就是行为体应对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时选择的行为模式，规范结构催生了行为体的公共外交。从实践上看，公共外交并非总是在规范结构对行为体不利的背景下产生的，有时公共外交的开展是积极主动的，意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利益，甚至是改善整个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大力援助远在非洲的数个最不发达国家，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改善了这些国家的民生和发展面貌，也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但这并不是出于非洲国家对中国存在影响中国利益的不利期望，而是因为中国愿意在国际社会中承担大国责任，试图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下探索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共享的新秩序。换言之，公共外交能够反映出行为体对规范结构所持的态度。
国际公众是公共外交建构身份的介质
公共外交的关键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而国际公众正是公共外交建构身份的介质。公共外交的“公共”两字反映出其与政府间传统外交的鲜明区别——通俗、公开透明以及民众的广泛参与。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时直接与国际公众进行互动，传递信息、知识、文化和价值观，培养国际公众对行为体的认知与赞同，或消除他们的误解与偏见。当互动的影响力足够强大时就能产生对该行为体有利的公共舆论，从而有效干预国际公众所属其他行为体的相关政策，最终改变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
`然而，国情的复杂性导致公共舆论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同时对美国和中东地区公众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相对而言，美国具有多种政治参与渠道和活跃的社会集团，大众传媒非常发达，舆论环境较为宽松，甚至有专门的政治游说机构；而中东地区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众基础比较薄弱，社会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政府对民意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对舆论环境的控制也较严格。因此，对美国和中东地区开展公共外交的难度是不同的，这也要求行为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因地制宜”。
互动对象的选择也需要考量多种因素：文化素质、阶层结构、传播技术等。例如，21世纪以前，中东地区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美国对该地区公共外交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政界、学界、商界等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精英阶层；进入21世纪，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技术开始普及，美国进而将那些在海外有影响力的、易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人和其他普通民众作为涵盖对象（ 罗爱玲， 2014）。温特建构主义对文化的重视还提醒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时要考察国际公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最关键的就是宗教环境。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会导致互动双方的认知障碍，从而使公共外交活动陷入困境。
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给包括非国家行为体预留了充足的活动空间。相比行事刻板的政府，非国家行为体更受公众的青睐，在实践中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它们的加入减少了政府“自吹自擂”的嫌疑。跨国公司、投资机构、学术机构、社交平台、海外媒体等融入互动对象的生活，使公共外交呈现网络化发展模式，人文交流、重大赛事和国际会展的举办吸引着特定国际公众的参与，这些都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公众对行为体的认知，最终建构对行为体有利的身份认同。
行为体的新身份界定其利益
在温特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改变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而被改变了的文化性结构塑造了行为体的新身份。行为体的新身份界定其利益，这是公共外交实现目的的最后一环。身份可以表现为国家的形象，这种形象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例如，美国是当今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国际社会认同的美国国家形象，也界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
公共外交所建构的行为体新身份是规范结构改变的结果，这种改变是温和、缓慢的，而不是破坏规范结构。假设一个国家意图通过向国际公众传播国家恐怖主义来获取利益，显然国家恐怖主义并不是对规范结构的温和改变或完善，而是破坏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这种行为得不到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并不能塑造能够接受国家恐怖主义的规范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利”身份。
“新身份”不仅包括公共外交行为体对自我身份的再塑造，还包括规范结构下他者身份的改变对公共外交行为体身份所造成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公共外交所改变的国际形象不局限于行为体自身，还包括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例如美国在国际舆论中渲染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的“独裁统治”和“恐怖政治”，在改变这些国家国际形象的同时，也巩固自己“世界警察”的身份；以色列将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抵抗势力刻画为恐怖组织，以衬托自己在地区冲突中采取军事行为的合理性。
身份是利益的先决条件，行为体的新身份会带来国家利益的转变。纵观新中国的外交史，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处于变化中：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再到如今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国。中国身份的改变离不开公共外交的作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也由物质和经济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最终上升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总结与思考
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公共外交原理的解释更多地考量国际政治中公共外交过程中的社会属性，这一角度把握了公共外交作为行为体与国际体系互构的产物，区别于传统外交的“高政治”属性，必须重视国家身份和价值观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价值观，是应对当前国际复杂形势的全新理念，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答案”。那么，公共外交如何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变为现实？
根据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对公共外交原理的理解，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首先要基于国际社会的规范结构，即切合文化性结构的改变趋向。当前国际社会的文化性结构依旧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以及世界达尔文主义在两极格局瓦解后仍有市场，西方强国将自己的政治文化视作国际标杆，鼓吹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和普世性。中国的公共外交要具有针对性，务实地传递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西方世界有所差别的同时，也要选择温和宽容的手段，尊重他国的差异性，避免正中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下怀。
第二，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视国际公众和非政府机构的价值。过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多为官方层面的沟通为主，政府间对话占据外交活动的绝大数空间，公共外交也局限于政府机构的亲力亲为。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刻板的形象，无法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公众中的美誉度，国际公众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偏见得不到有效缓解。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着力接触国际公众。在继续推进党政外交、军事外交等政府机构负责的公共外交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跨国教育、海外投资等非政府机构参与的公共外交，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灵活性和多样性等优势。
第三，要厘清中国公共外交所要建构的新身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冀也是强国之路的目标之一，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纳入新型国际关系的考量之中意味着中国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霸权国。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所要建构的新身份是一个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包容性的负责任大国，而非依仗悬殊实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超级大国。这就要求中国必然要在公共外交工作中不忘谋求全人类幸福的初心，牢记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使命，从而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愿景变为现实，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本文为2017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建构主义规范传播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全球治理观”（编号： 17DZD007）的成果之一；2017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四个伟大’研究”（编号：17DDA002）的成果之一。
谈东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杨夏鸣：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