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新阶段：文化及发展理念的“走出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走出去”战略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而且须高度重视和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以及先进发展理念等“软力量”的“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必须是优秀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提高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需要善于寻找进入当地文化的“切入点”及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的“共振点”。经过改革开放40年砥砺奋斗的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经验，为中国发展理念“走出去”提供了有力资格和底气。要让中国故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认知和欢迎接纳并参与，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就不仅仅是必需，更是一种必然。
“走出去”战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长征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推手，不仅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壮大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01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并在次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确定为国家战略以来，“走出去”战略对于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在2000年福布斯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10家中国公司，其中9家为国有企业。但到2017年，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07家为中国公司，其中75家为国有企业。在建筑业的表现则更让人振奋，2017年全球最大的10家建筑公司中就有7家为中国公司。
然而，在“走出去”的千军万马中，毕竟入围全球500强的企业仍为少数。在高大帅的龙头国企大旗之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微企业也行走或即将行走在“走出去”的征途中。坦率地说，不少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思考的是市场与利润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硬力量”，而不是文化及发展理念等浸孕在企业经济活动的“血脉”之中并最终决定企业能否在异国他乡“走进去”并“走长远”的“软力量”。而在“走出去”战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及发展理念等“软力量”的“走出去”。
中国优秀文化需要“走出去”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特征，涵盖了人们的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动偏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软实力”概念之父约瑟夫·奈认为，在构成“软实力”核心要素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三者中，文化吸引力是软实力的核心，也是一国软实力的基础。因此，在“走出去”战略步入新阶段的今天，特别需要通过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同及向心力、吸引力。文化“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一样，先是通过传播让中国文化被世界广泛地认知和了解，在了解之后被喜爱、接纳甚至融合到当地文化之中，继而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阶段跳跃与升华。
笔者近年来在非洲调研时，常常能听到和直观感受到西方在非洲留下的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如人们常常说，“语言”（英语和法语、葡萄牙语等）和“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殖民统治植根于非洲的两颗最富生命力的文化和观念的“种子”，而且这两颗“种子”经时间的历练早已与非洲的社会和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了非洲文化和观念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需步西方的后尘。我们不仅有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且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社区文化和企业文化等支撑中国改革开放与和谐稳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给养同样丰富和多元，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挖掘、提炼并用国际上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境和语言来加以表述和推广。目前，一个比较遗憾的事实仍然是，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及我们自身目前对中国文化的挖掘仍更多地停留在古代传统文化方面，真正为人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化还并不多。
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文化本身必须是优秀和具备吸引力的文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提高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坦率地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虽富有吸引力，但推广手段单一。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则难以抵御美国等西方流行文化，甚至印度和韩国文化的影响。中国5000年文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从汉字到琴棋书画，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从少林武术到吴桥杂技）虽博大精深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前来学习和钻研，但在挖掘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国际友人甚至包括不少中国青少年而言，我们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要么入门的门槛较高（如书画类），要么比较艰深难懂和远离现实的快节奏生活（如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因此在推广和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再加上推广形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推广，民间很少介入），因此在一些国家常常出现“中华武术馆”的普及率赶不上“印度瑜珈练习班”的情况。
近些年来，笔者有机会到非洲拜访了卢旺达、南非、埃塞俄比亚、摩洛哥和津巴布韦等国的孔子学院。在走访这些孔子学院的图书馆时，看到书架上的系列图书大多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甚至是更专业的中华医学史或者经典《红楼梦》等四大古代文学名著，据悉来翻看和借阅者寥寥。其实这样的大部头不要说对于初学汉语者难度过大，兴趣点不易激发，即便对于有相当程度汉语功底的人也未必能够潜心坐下来研读。相比而言，更具有时效性和现实感的期刊、图文并茂的杂志、时政类的报纸或音像制品等恐怕更受欢迎，也更有利于当地民众了解当代中国和丰富多彩的现当今的中国大众和流行文化。
另外，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还需要善于寻找进入当地文化的“切入点”及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的“共振点”。如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坦桑尼亚时曾特意提到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就是很好一例。该电视连续剧聚焦的是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男女婚恋、婆媳关系等家长里短，因其反映的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很接地气，观众从中都可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加之演员表演的也好，在中国播放时就创下很高收视率。当这部系列电视连续剧译制成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电视台播放时，同样酷爱收看当代家庭生活剧的坦桑尼亚民众不仅从片中了解到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且从中看到和了解到现代中国的家庭文化、社区文化乃至服饰文化，在引起共鸣的同时加强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了解。
又比如中国企业于2017年5月底帮助建成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这条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的现代化铁路，不仅为肯尼亚创造了4万多个工作岗位，而且铁路建设过程中考虑到沿线自然保护区动物迁徙的需要而特意加高了铁路支架高度（方便长颈鹿等超高动物迁徙）及隔音设备强度。项目承建单位中国路桥还通过帮助沿线居民打井取水、捐资助学、道路救援、修建地区道路、参与环保事业等，促进企业与当地社会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一条铁路建设所反映出来的优秀企业文化不但能够支持企业取得“走出去”的成功，更能够实现“走进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先进发展理念需要“走出去”
1985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时任总统尼雷尔时曾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的确，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不仅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内取得了由落后变先进的经济发展成功，而且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是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中取得的。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发展奇迹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是如何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其执政能力建设并继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的？中国经验对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借鉴？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最突出并且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广泛欣赏和赞誉，因此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学习借鉴也主要集中在减贫和经济发展领域。如2005年5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门从事减贫的国际培训、交流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减贫经验开始“请进来”和“走出去”。
虽然中国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成就世人瞩目并鲜有争议，但国际上对中国政治治理的认识则走过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有认为中国改革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改革则原封不动或原地踏步的；也有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走的太快，“僵化”的政治体制终将无法适应而行将崩溃的等等。虽然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并且在发展和团结稳定的道路上步伐越走越坚实，但出于对中国认知的偏狭和“冷战思维”的固话，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始终对中国的政治治理抱有顽固成见和负面认知。
这种认知坚冰的融化始自21世纪初期以来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全球经历的新震荡。特别是近十年来，当全球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两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政治社会发展挑战的洗礼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勇立潮头，不仅没有被源自资本主义中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倒，也没有发生如一些西方观察家所预测的“阿拉伯之春”式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显示出了比美欧等资本主义体系更能够抗压和抗冲击的体制优势。也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近些年来也开始从以往的经济领域开始扩大聚焦到中国的政治治理领域，西方学者所认知的中国先进发展理念的内涵也突破了原有狭隘的单纯经济层面，开始包括政治治理、执政党建设等政治发展内容。而这一观念的转变为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时代注脚。
2014年9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问世并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截止到2017年4月该书的泰文、柬文和乌尔都文版的首发式，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该书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620多万册。自问世以来，该书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亮相。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捷克、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南非等国纷纷举办研讨会、书评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府和政党，惊叹于‘中国道路’带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开始从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身上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尤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多元并起、非西方世界快速发展的历史大格局中，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
作为一个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的“发展型国家”（国际学术界认为“发展型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通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且这一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并拥有能有效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以推动国家发展的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届领导人均秉承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升华“发展观”的内涵，为全球发展和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也因此具备了向世界提供发展的“公共产品”的资格和底气。
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砥砺奋斗的中国，已经在高铁、新能源等领域领先于世界。中国外交也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入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和人类历史过往中各大国以武力征服手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所不同的是，崇尚“和为贵”和“分享”文化的中国是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换句话说，中国不是手持利剑到舞台中央“秀肌肉”，而是端着画笔来书写人类发展的新画卷。要让中国故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认知和欢迎接纳并参与，中国先进发展理念“走出去”就不仅仅是必需，更是一种必然。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发挥文化“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背景下，我国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硕果累累，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建设“一带一路”应当继续发挥文化“走出去”的先行引领作用，为促进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奠定坚实根基。
民心相通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涵，而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则是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必由之路。2016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2016年12月，文化部印发《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旨在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这一重要论断对推进文化“走出去”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既要有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和民心工程的软助力。“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进一步加强文化“走出去”，也有助于加深各国民众对我国的理解和认同，促进沿线各地人民增强互信、加深感情，为“一带一路”顺利落地营造良好的民意基础和外部环境，助力我国开展相关区域公共外交，提高文化软实力，塑造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走出去”取得的成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打造了多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文化活动品牌，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搭建了若干具有广泛辐射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文化“走出去”水平显著提升，与沿线各国文化合作迈上新台阶。
文化交流打开“一带一路”友好合作窗口
文化交流活动异彩纷呈，品牌效应不断提升。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文明之路。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亮点频现，形成了“中国文化周”“欢乐春节”等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2014年起，“‘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走出去全球艺术巡展”先后亮相阿联酋、印尼、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家及杭州G20峰会等国际场合，全方位展示中华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艺术家互动交流。2018年春节期间，“欢乐春节”活动覆盖5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受当地华人和外国民众喜爱。丰富多彩的活动成果充分体现出对外文化交流中开放包容的中国精神，也在文明碰撞与互动中创造出各国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有利环境。
综合性文化会展蓬勃发展，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国内各地纷纷以国际性会议和展览为基础，推动构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平台。2017年义乌文交会特别设立“一带一路”馆及“一带一路”国际艺术展区，打通文化交流“新丝路”；北京文博会邀请了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伊朗等在内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45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及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等国际机构参展，举办“一带一路”国际特色文化展、“一带一路”商务沙龙、“一带一路”节点区域语言文化展等活动，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成功搭建跨文化交流合作新平台，又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曝光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化传播面向“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
依托重大国际活动策划主题宣传，展示国家形象与文化魅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开展主场外交，利用博鳌亚洲论坛、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磅国际性活动做好展示与宣传，多角度呈现我国发展成就与大国形象。依托国际交往重大契机“借船出海”，增加文化元素曝光度。如广州连续三次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举办“广州之夜”，集中展现广东音乐、美术、美食等岭南特色文化名片，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中国城市之美。
学术教育交流持续加强，中华文化更具感召力。截至2017年12月，在“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中，已有51个国家设立了138所孔子学院和135个孔子课堂，许多国家掀起“汉语热”，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和需求日益强烈。此外，我国已在海外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中国文化中心数量达到了11个，中国文化中心成为我国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故事、阐释政策理念的重要平台。随着“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持续推进，相关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新增长点：2016—2017年，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等国家来华留学生增幅平均值超过20%，这些人才扮演着中华文化的积极参与者与主动传播者，构成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多元力量。
文化贸易助推“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文化贸易提速发展，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要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文化贸易能够起到重要的抓手作用。据统计，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达176.2亿美元，增长18.5%，占比18.1%，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北京、上海、深圳建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打造“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枢纽平台，推动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走出去”。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增长点，未来还有着强大的发展后劲。
文化产业活力迸发，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通过提高内容生产能力、培养外向型人才、建立海外分支机构等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作品、图书出版物、动漫游戏、文化艺术展演等得以走出国门，在国际各类会、展、奖、节上屡获殊荣，成功实现以文化“卖出去”带动文化“迈出去”。截至2017年5月，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互译出版协议，翻译出版了近100种优秀图书，和15个国家签订了电影合拍协议，成功合作推出了一批文艺精品，如中印合拍电影《功夫瑜伽》、中捷合拍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中俄合拍电视剧《晴朗的天空》等，获得国际市场与口碑双丰收。
更好地发挥文化“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建设“一带一路”进入新时代，应当继续坚持文化先行，充分发挥文化“走出去”的先行引领作用，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文化内容生产，扩大文化交流辐射范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时尚流行元素，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国际受众需要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跨界融合，鼓励优秀作品参加海外展示、播映、演出、评奖，主动向沿线国家供给公共文化产品。加强统筹协调，提升与沿线各国人文交流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整合提升各类文化活动品牌与交流平台的覆盖影响范围，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通道。
二是加强对外宣传渠道建设，扩散文化传播效应。更新传播思维理念，坚持内容与渠道并重，利用国际高端会议与重要场合做好中华文化宣传。创新传播技术手段，综合运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渠道，提高受众互动参与度。拓展媒体合作关系，增强本土媒体的海外影响力，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重点新闻信息服务平台及社交媒体合作。强化海外文化阵地建设，重视人际传播效应，借助来华外国人、华侨华人等文化“他者”叙述，以多元视角讲好中国故事。
三是优化文化贸易结构，推动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创新文化企业生产经营机制，提升企业国际竞争优势。扶持好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发挥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一带一路”市场信息流通与数据共享。鼓励企业组团参加国际文化类展会，拓展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和渠道。积极打造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提供便利。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法律法规、资金、人才等各项配套服务保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离岸文化中心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16BKS066）的阶段性成果”。
鲍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安全需求与军队“走出去”人才培养课程方阵建设
军队院校在培养军队“走出去”和“一带一路”人才保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理应适应“一带一路”的安全需求充实课程和教材，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以下领域的素质培养，即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素养特别是军事公共外交素养、新媒体素养和军事外交话语权建设、跨文化交流素养、沿线国家自然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概览、危机处理和公共关系、相关外语能力。文章将结合“一带一路”的安全需求，对以上部分课程构想进行简要论述。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军队参与到海外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中，并在国际维和及国际护航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还在吉布提设立了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这一切令世界瞩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让世界理解并认同中国的新形象，理解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担当，是本文的出发点。
军队院校在培养军队“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人才保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理应适应“一带一路”的安全需求充实课程和教材，特别是进一步加强以下领域的素质培养，即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素养特别是军事公共外交素养、新媒体素养和军事外交话语权建设、跨文化交流素养、沿线国家自然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概览、危机处理和公共关系、相关外语能力。
在约翰·奈斯比特等著的《世界新趋势：“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2017）一书中，未来学的大咖们谈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发展过程可能受到政治和经济方面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制约。一些武装冲突集中在西亚地区和非洲，客观上会干扰“一带一路”的部署，威胁中国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而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种族、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会增加“一带一路”项目面临的风险。因此他们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个多角度、多维度的综合体。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构想，需要从多个角度逐一审视研究”。（奈斯比特等，2017：153）以下是对课程建设的一些初步思考。
战略传播相关课程
这里指战略传播要特别加强对不同受众的研究。军队“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要接触的战略传播的受众是多样的。特别是具体实施环节，就与国家利益的关联来看，程度不同。我们和各类受众有的进行了一定的交往了解，有的是进行了接触性的交往。从受众对我军的认知和认同来看，有了解的，更有不甚了解或者观望和猜疑的；他们的接受能力方面，有信息化能力强的，有更多依赖传统媒体的，还有需要直接面对面交流的。受众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进行军事公共外交方面应选取多样化的途径。在传播的媒体编码中如何考虑受众可以接受的报道模式，增强报道的可信度，如何对涉外网络民意进行引导，如何在传播中主动设置议题、利用好媒体间议程设置，如何亮出观点增强国际话语权，如何全方位适应并运用好新媒体战略传播，这一切都可以在课程中进行实战型的演练和课堂情境模拟。
军事公共外交相关课程
军事公共外交是由国家和政府授权并组织进行的军事内容的公共外交行为。狭义的军事公共外交，指的是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参与的公共外交事务，以军队为主体，公共外交为主要方式，是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公共外交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部分，包括军事外宣、新媒体传播、非战争军事行动、军地互动等。通过面向外国公众的各种活动，展示特色军事文化，传播核心价值观，提升军队的国际形象。随着军队公共外交人才培养的进步，狭义的军事公共外交将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它是对传统军事外交内涵的拓展和延伸，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军事交流与合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通过军民互动，达到超越传统军事外交形式的效果。
军事公共外交的目标必须与国家整体外交和军事外交的目标一致，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由于其性质特殊，受众面广，内容形式复杂多样，军地综合，需与民间外交互相配合协作（也有一些地方组织和机构可以承担军事公共外交的行动）。这也需要我们熟悉全方位的公共外交。
中国的军事公共外交正在兴起和发展之中，如何在沿线各国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活动，需要在相应的课程中展开学习讨论。思路之一是从新媒体时代的思维方式中学习。新媒体时代场景技术的适时体验与精确营销能够给我们开展军事公共外交以新的启示。有远见的市场营销者正在将重点从信息轰炸转向适时体验，移动技术在客户恰好有所需的时候传递适当的信息，而精确营销就是将潜在客户感兴趣的优惠信息以适当的方式精确地发给他们，可以说精细化和场景化是商业公司运营中的新挑战，值得军事公共外交学习。
鉴于以上的认识，开设军事公共外交课程，梳理其中所需的军事公共外交素养，对于军队走出去和“一带一路”人才的培养善莫大焉。向世界说明中国军队的职责将落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军人肩上，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系统了解军事公共外交的领域和路径，培养相应的素养，急需提上议事日程。
新媒体素养相关课程
这关乎新的军事外交话语权建设。岳鹏在“中国开展军事公共外交的障碍和使命”一文中，谈到了三方面的障碍。一是外国公众的戒备心理和缺乏信任。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军事公共外交受到时不时冒出来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军队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积极的军事外交。二是美国等大国军事影响力的遏制。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会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中国军事公共外交的效力。三是缺乏对象国国内民众的支持。军事公共外交常常针对外国的民众展开，由于军队和民众身份不对等，容易引发信任危机。此时新媒体外交的作用就很重要，通过新媒体传播建设新的军事外交话语权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展开公共外交。新媒体素养的课程建设我们将另撰文论述。
跨文化素养相关课程
日益增多的中国军事公共外交对交流中的跨文化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并不仅仅是精通外语的问题。在跨文化的言语和非言语交流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造成外语水平之外的问题，而对跨文化素养的基本了解可为中国军人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增添信心和魅力，对于与沿线国家日常接触中的各种交流也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在语言与非语言行为中都会有所体现。价值取向时刻影响着我们的整体认知，并转而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在军事公共外交中，受众分为不同程度的军事相关——如外国的广大民众、外国的精英人士、外国的军人等，并可进一步细分。学习和熟悉受众的文化价值体系差异能使我们对客体有更好的把握。在世界价值概览的调查中，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视角依然清晰，我们需要在跨文化素养中加入军事文化的价值观对比和研究，把我们的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通过讲好中国军队的故事传播出去。
跨文化交流课程中可以就言语与非言语交际的特征、跨文化交流中的言语风格差异展开讨论。例如低语境和高语境交际、直接和间接的言语交流模式、趋向于人和趋向于身份的言语模式、自我强调型和谦逊型言语模式，等等。跨文化交流中的非言语交际功能和类别也可作细致的分析，例如可有反映和操控身份、表达情感和态度、掌控对话、形成印象以及人际吸引等多重类别，还可以在课程中介绍语气（辅助语言学）、表情和手势（身势学）、眼神接触（眼神学）、肢体接触（触觉学）以及空间（空间关系学）和时间（语言时位学）的跨文文化特征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结合军事文化交流的语境条分缕析，举一反三。
“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还希望建立文化之间的互通，以帮助各国相互理解并建立互信。但是，用符合文化习惯和情感诉求的话语同异国人民沟通是需要系统学习和在实践中提升能力的，我们不仅要学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还要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情感和价值，这些在军事文化交流的文艺节目设置中就可以考虑进去，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就此展开生动丰富的案例研讨。
此外，跨文化交流中的刻板印象识别和歧视话语规避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素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习俗千差万别，容易陷入不经意表达刻板印象的泥潭，更不用说未经培训的歧视话语可能造成的误解和伤害。刻板印象即假定一个人的行为的有些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他或她所在的文化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行为模式。刻板印象是文化中心主义的体现，是必须要防止的一种话语倾向。我们需要在课程中详细讨论刻板印象的构成、分类与例举，分析对刻板印象话语的不敏感引发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从而尽力避免言语中的民族、种族、地域歧视。作为扩展，可以进一步分析跨文化交流中的三种态度：种族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崇他主义。开办跨文化交流工作坊，展开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影视片段分析和场景设置演练等，对于军队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在跨文化交流课程中，我们除了学习个体之间的交流，还应该讨论团体之间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之间的交流，其实是包括了危机处理和公共关系学的内容。跨文化交流课程可在这方面针对具体而微的方案展开工作坊式的研讨。
限于篇幅，其他课程就不再展开讨论。以上简述的课程可以组成方阵，以主题为线索展开工作坊式的讨论，集中攻关。“一带一路”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其跨境发展策略，即五通。与软政策相关的两通是：政策沟通，即相关国家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这样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共享信息的远景来不断调整目标；民心相通，相关国家间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交流等，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断加深，这有利于彼此建立更加平顺的商务合作关系，更好地理解政治方面的挑战、风险和彼此的发展需要（奈斯比特等，2017：202-203），这也是其他三通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战略传播、军事公共外交和新媒体素养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课程就会涉及以上方面的交汇领域。希望本文论述的关于课程方阵建设的初步思考有助于应对“一带一路”建设安全方面的各种隐忧，有助于增强沿线国家对中国军队的信任，有助于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积极响应倡议的国家休戚与共、共创繁荣。
李战子：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军事外交与国际合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公共外交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管总的规划和行动纲领，是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平台。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区域。近五年来，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五通”为引领，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项目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交流，地区外交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我推进在中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现状、进展和前景的分析与展望，探讨在中亚开展公共外交的内容、形式、途径和手段，强调公共外交在配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的独特作用与重要价值。
“一带一路”建设：价值与进展
经过近5年努力，“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喜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贸易畅通合作倡议，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内容被纳入联大和安理会等重要决议。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28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6位，境内投资者共投资了164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企业。商务部合作司数字显示，中国2016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超过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44.1%。2016年，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成为亮点，直接投资为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47.7%。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56家合作区，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17.7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中国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和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周边合作、促进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倡议。“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十分广泛。欧亚大陆是“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目标，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五通”建设、发展战略对接和项目落地的重要对象。“一带一路”旨在在合作基础上联通欧亚大陆，实现东西贯通、双向交流和陆海联通。“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惠及世界，是中国迄今为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中国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运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作用提出的重大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为中国与周边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契机。中亚是“新亚欧大陆桥”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的必经之地，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人口和土地大国，也是我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重要支点国家。中亚地区应该也必须成为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向。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努力方向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既是我国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对我周边公共外交内涵和外延的丰富与扩展。在丝绸之路沿线和中亚主要国家，我国公共外交并非始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日，而是古来有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从以下方面精准发力。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机制建设。我国将于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宣布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中国还将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根据“一带一路”机制建设推进需要，还很有可能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推动论坛向常设性国际或区域组织转变。我们要在上述设想、倡议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规划，或面向欧亚地区专门出台“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实施方案，成立“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指导委员会或部际协调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常态化、机制化奠定公共外交层面的良好基础。
第二，公共外交要与安全保障相辅相成，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沿线国家的人员、项目面临的安全风险不容低估。相关国家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围绕项目、劳工、环保、产品质量等问题，不时干扰、抹黑我形象，侵蚀我在沿线国家的民意基础。如果说公共外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软件工程，那么安全保障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硬件系统。“一带一路”建设要有安全保障兜底的底线思维，要努力实现我对重点项目、重要支点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和保障的全覆盖。
第三，积极开展媒体公共外交。媒体公共外交是指利用新闻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外交政策的方式，是指政府运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新兴电子通讯手段宣介推广对外政策，也是新闻媒介积极参与并发挥影响的公共外交形态。2015—2017年，人民日报社牵头连续主办“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效果良好。政府层面应加强舆论引领工作，建立政府间传播合作机制。我在沿线驻在国使领馆和文化中心要采取更加生动有效的文化交流形式，真正发挥应有作用。要充分调研沿线各国媒体对华报道倾向，加强主流媒体间交流合作，积极组织沿线国家和中国媒体人士互访。用好我国多个电视频道在地区国家落地的优势，更好地开展电视公共外交。
第四，重视智库公共外交作用。智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对“中国因素”日益突出与“中国声音”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有关部门要增强通过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战略意识。各类智库都应作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扮演好民间友好使者的重要角色，发挥好思想库作用，着力引导沿线国家的舆论民意，承担起培育沿线国家知华友华力量的重要任务，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民心相通之路”。要整合打造从事“一带一路”或区域国别研究的机制灵活、特色鲜明的若干高端智库平台，加大对智库及其人才的支持，建立智库公共外交中高级人才的培养机制。完善国内研究智库与沿线国家代表智库的交流机制，包括互派中短期访问学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等。
第五，开展积极有为的企业公共外交。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体。企业拥有比其他社会组织更清晰的组织目标、更严密且制度化的内部结构和更灵敏的环境反应机制。与一般社会组织相比，企业更具备开展公共外交的机遇和条件。指导帮助更多企业融入公共外交工作，是公共外交事业的重要使命之一。要鼓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开展本土化经营，实现大部分原材料、设备就地取材，多吸收当地劳动力，加强管理培训，输出先进技术，实现与当地政府、社区和公众的多方共赢。企业应主动将公共外交融入管理层决策体系，融入利润追求和经营管理中去，一起规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能力条件允许范围内，多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企业要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尊重当地宗教社会习俗，处理好与各方关系，注意环境保护，塑造良好形象。
第六，发挥好驻沿线国家使领馆的公共外交功能。公共外交是驻外使领馆的一项天然职能，大使、参赞等各级外交官在驻在国发表演讲、接受访谈、投书报刊，甚至参加一些社区公益慈善活动，都是公共外交的体现。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开展项目合作，很大程度还存在决策偶然、情况不明和投资盲目等问题。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赋予驻外使领馆统筹协调职能，明确要求它们把我在所在国开展的各项官方、企业、媒体和民间组织的公共外交都管起来，并要管好。驻外使领馆身处外交第一线，掌握资源、人脉和信息，要全面摸底所在国情况，特别是要把所在国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法规、政治生态、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信息摸透，形成“一带一路”建设国别公共外交手册或指引，供企业参考。
中亚公共外交：挑战与方向
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区，蕴藏丰富的战略资源，也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中亚土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人口6500万，与中国有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中亚五国中，土库曼斯坦为中立国，其他四国均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中亚地理位置、地缘战略特点及其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将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对中亚外交大致经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亚国家独立至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第二个时期是上合组织成立至今。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对中亚外交的重点是与新兴独立的中亚国家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跟中国接壤的中亚国家签订边界协议。在第二个时期，中国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共同创立上合组织，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纳入机制化发展轨道。按传统外交标准看，中亚无疑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经营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这要归功于中国多年来在这一地区孜孜不倦的外交投入与努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中国对中亚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对中亚公共外交取得了初步成绩。中国已在欧（中）亚地区设立38所孔子学院，广泛建设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同独联体地区国家的人员交流达到每年数百万人次，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多个国家先后对中国公民实施了签证便利化措施，中国保持着俄罗斯最大外国游客客源国的地位。但也要承认，中亚公共外交仍是“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主攻方向之一，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正视解决的一个难点。
第一，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等因素，中亚与我国官方、民间交流最少，中亚民众对现实中国的了解很不够，如果说有，也大多来自于西方媒体（包括部分俄罗斯舆论）的片面报道。
第二，我对中亚公共外交的覆盖面不够广。公共外交活动多局限在高层以及学习或正在学习中文的国外民众，这使得我公共外交活动的知晓度有限，传播受众有限，效果打折扣。我对中亚公共外交应更多面向社会民众，继续拓展交流渠道。我与中亚官方和民间关系上存在着一定落差，官方更热、民间较冷。在向中亚民众宣介中国政策理念、让他们了解合作带来的利益方面，还要做大量工作。
第三，我对中亚公共外交的协调和工作方式有待改进。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和操作起步较晚，需要找准结合点，加强针对性，努力融入目标国的利益中去。公共外交涉及外交、文化、教育、宗教、旅游、交通、商务等诸多部门，需要整体布局、通盘协调。这既由中亚国家宗教相同、原为一国后各自独立的特质所决定，也是基于现有公共外交的效果。我对中亚做了大量尝试性公共外交工作，有些甚至是开拓性的，但总体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四，相对于中国在中亚地区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我对中亚公共外交的努力略显滞后。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社会根基较薄弱。中国在中亚国家的大众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基层中缺乏强大支持。中亚国家媒体较少报道中国议题；双边文化交流存在中国“走出去”多、中亚“走进来”少的现象；中亚国家普通民众对华认知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
第五，我对中亚国家的民间社会力量重视不够。与官方外交相比，我对中亚公共外交及民间外交差距较大。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亚外交注重和政府打交道，民间交往少。今后在中亚，要继续与各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更要重视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工作，两条腿走路，不断扩大交往层面，向各种力量传播中国理念，逐步编织扩大社会网络。
第六，我对中亚公共外交的重点应放在形象构建上，放在民生工程上，放在促进中亚经济合作上，放在“一带一路”大市场建设上。我对中亚公共外交的近期目标是，缩小认知差距，加强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民意舆论基础。中期目标是提升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软实力，做到相互包容，共同构建。战略目标是，让公共外交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在中亚的存在塑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和国际环境。我在中亚形象建设的终极目标应是积极友善的政治形象，公平正义的外交形象，诚实守信的公司形象，可靠过硬的产品形象，客观正面的历史形象，亲和力十足的文化形象。
赵世人：上海政法学院客座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与中国奇迹“走出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奋进的中国以一系列伟大实践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推动了历史性变革。“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着中国奇迹“走出去”的步伐，也为中国实践的长久延续与未来创造凝聚了全球智慧。“一带一路”倡议展现的是“开放改革”“问题驱动”“以民为本”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建设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为中国实践“走出去”开辟可行路径，为中国放开眼光，学习借鉴他国的长处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奋进的中国以一系列历史性变革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实践绘就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此前接受新华网高端访谈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一个“奇迹”。在西方学者看来，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与经济高速持续发展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两大奇迹。奥地利《趋势》杂志网站刊登题为《中国：龙的世纪》的文章称，中国改革开放后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将其描述为“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例子”。“一带一路”作为几十年来由一个国家发起的最广泛、最全面的国际性经济合作倡议，从提出伊始就顺应着一些国家争相学习中国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经验的需要，引领着中国实践“走出去”的步伐。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理念，还将为中国实践的长久延续与未来创造凝聚全球智慧。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逐步完善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其中蕴含的是“开放改革”“问题驱动”“以民为本”等造就中国奇迹的基因。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逐步完善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其中蕴含的是“开放改革”“问题驱动”“以民为本”等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我国的开放首先是向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即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身发展，这背后其实是“开放改革”的渐进逻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也是如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国策。日前由多家研究机构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也显示，去年中国自这些国家进口666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近20％，占中国总进口额近四成，进口增速首次超过出口。另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顾问说：到2050年，“一带一路”建设将贡献80%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增30亿中产阶级。未来10年，新增2.5万亿美元的贸易量。增量与贡献的“双增长”反映出以开放带动中国改革，推进全球变革的中国实践。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是共面难题的“中国药方”，体现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实践。今天人类生活的全球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中国不能缺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张带着问题搞建设、抓改革。针对“道不通、路不畅”等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顽疾，“一带一路”倡议以“要想富，先修路”的互联互通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着眼于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市场主体“弃实投虚”等极易诱发危机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引导投资流向实体经济，以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的民众。
此外，“一带一路”反映出“以民为本”的中国实践，正在造福相关国家民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思维模式大转型。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竞争力2018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的红利集中显现，夯实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近18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倡议在跨越“数字鸿沟”、教育减贫、文化交流、医疗合作等方面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红利，让更多民众分享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蛋糕”。诚如津巴布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玛威斯·斯班达博士所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很伟大，正在造福世界人民”。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奇迹“走出去”开辟可行路径
五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民众出于“加强合作、学习经验”的考虑，接受、认可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一带一路”代表性项目和典型案例的不断涌现，为中国奇迹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提供了现实路径。
当下的国际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与调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明显加剧了西方裂变；“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的大行其道给世界发展增添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进程中意愿缺失、能力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引领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意义获得了更多的认可。法国《世界报》将“一带一路”称为“中国实力增长的镜子”。《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在海外受访者中，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受访者占18%，其中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该倡议对其国家、个人、地区经济和区域和平都具有积极意义。五年来，“一带一路”由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从方案变为国际行动，从愿景变为了现实。2018年2月17日，中国外文局所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首次发布了《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产生的政治话语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十三五”等词汇强势上榜，反映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等中国实践的代名词日益为世界民众所熟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和组织、企业等积极响应和深度参与。截至今年4月，中国已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基础设施、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等合作领域。在中外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代表性项目和典型案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缅甸的皎漂深水港、马中关丹产业园、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等等，这些项目不仅仅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丝路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和发扬，更为“走出去”的中国实践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范例。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实践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联动世界，惠及全球。“一带一路”与中国实践“走出去”的进程正在回应佛朗西斯·福山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的预言，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达到规划预期，“中国模式”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开花结果。
“一带一路”的全球参与为中国奇迹的接续创造凝聚力量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实践的接续创造也需要凝聚世界的认同与力量。“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的同时，也为中国放开眼光，学习借鉴他国的长处提供了契机。换言之，“一带一路”与中国实践的“走出去”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和相互改变的进程。
更进一步说，如果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中国实践是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的，那么接续创造未来的中国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为关键的则是理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一方面，诸如“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深层、全面和长期的互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寄希望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相向而行、同步推进、相得益彰的良性社会化交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与推动者，不仅要展现共产党人的开阔胸襟，还应表现出愿为中国奇迹接续创造凝聚力量的宏伟气魄。正如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越南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次强调的，“‘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
另一方面，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还不能忘了比较别人的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并适时根据国际社会的反馈完善自身的倡议主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同外国专家座谈时强调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北京大学翟崑教授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经过五年的演进，通过“发展+”模式，即发展＋安全、发展＋民意、发展＋生态，进一步突显出“一带一路”的安全意识、民意意识和责任意识。而将于年底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走出去多、引进来少”而释放的外向学习信号。
英国《卫报》刊文认为，“中国今天的自信，离不开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自信地走出去的中国实践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是解决世界面临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经济也迎来了普遍的复苏。可以肯定，新时代将催生越来越多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与中国实践“走出去”将开启中国与世界共创美好未来的新征程。
张久安：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编辑、博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秉承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认识误区，如单边撒钱外交说、投机性搭便车说、高风险不可控说、企业利义混淆说等。建立“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应当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国际治理体系参与和变革、政府和企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等关系。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一带一路”建设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他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要统筹我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
正确义利观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意义
以义为先，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新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要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目标本身就贯穿着“以义为先”的思想理念。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发达国家在关键时刻只求自保，美国公开宣称“美国利益优先”。“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种中国方案，没有先强调“中国利益”，而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着眼于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以义为先”的价值观，让世界各国耳目一新，看到了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希望，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让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义利平衡，参与重构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
重构全球治理结构需要理念引领。“义利平衡”是中华文化的治理理念与全球时代诉求的共鸣结合点，是中国贡献的符合各国利益的崭新全球治理理念。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是在二战后，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主要弘扬“以利为先”的价值理念，长期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义利平衡”，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着力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致力于重构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义利兼顾，全面推进“五通”合作取得实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长远看，“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推进的关键在于“义利兼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共识。设施联通是优先领域，要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要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激发释放合作潜力。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要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要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带一路”实践中义利观的认识误区
单边撒钱外交说
实践中，有人把“一带一路”建设和外交援助混为一谈，认为是“重义忘利”，是单边的撒钱外交。例如，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参与印度尼西亚的高铁建设，有人就认为中国的巨额投资和贷款将来会打水漂，质疑为什么不把资金投到中国国内。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政府主导外交援助是国际惯例，合理合法，“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包括必要的外交援助项目，但绝大多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的是双边或多边合作，中国的政府、企业和银行等机构可以在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中创造商机。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创新绿色、普惠和本币合作的发展模式（孟刚，2017），有利于主动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为中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机遇。最重要的是，境外项目运作都需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做支撑，中资企业和银行会对投入的成本和未来的盈利状况进行分析，有权利独立判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最终决策方案也不会受政府干涉。
投机性搭便车说
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中提出，指不付出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机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人便认为，这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中国单方面承担责任，做了冤大头。实际上，这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精髓没有理解到位。中国从来没有承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独自承担义务，而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了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不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我们都欢迎，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适当照顾对方利益，为沿线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毫无疑问，中国更看重的是整个盘面的合作共赢，而不是具体的几个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正确价值观的核心含义。历史证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封闭则各退。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合作为动力，加强沟通和协调，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是行不通的。
高风险不可控说
有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风险。实际上，任何经济建设都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例外。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经一贫如洗，经济发展跌至低谷。“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落后，但是资源禀赋各异，有强烈的发展愿望，政治上也多和中国互信，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充满期待。“一带一路”建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中国是要和沿线国家携手同行，发挥在近40年经济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控风险的经验，为沿线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发展，重新构建全球供需的产业价值链，实现互利共赢，这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设定时间表。中国在推动这一伟大工程中应当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耐心，确保政策沟通及民心相通能够和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同步推进，重点防范在沿线国家较为突出的政府失效、内战、恐怖主义等政治风险。
企业利义混淆说
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有两个极端。一是企业重利轻义说，认为“义”是政府的事情，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挣钱盈“利”。二是企业重义轻利说，认为企业应当绝对重“义”讲奉献，甚至牺牲“利”也在所不惜。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企业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主体，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主体，既要有防范风险、合法盈利的目标，又必须担当社会责任、履行义利兼顾的义务。实际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特别是重视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国的社区福利，是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历史角度看，凡是采取资源掠夺式或剥削扩张式经营模式的跨国企业，最终都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落得“义利”双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资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塑造企业形象，注意跨国文化融合，尊重当地文化宗教习俗，遵守所在国法律规定，不要将在中国曾经犯过的错误又复制到沿线国家。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企业履行原本应当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企业去代替政府的角色专注开展公共外交，这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让企业承当不必要的负担和压力。
践行“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的政策建议
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全球化工程，建设周期长，惠及面广，对域外国家参与不设限制，60多个沿线国家参与程度和进度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参与国的利益回报具有典型的跨期性，有的能够很快见效，有的需要等待较长时间，当期或单个项目难以立见回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作为倡议国和主导国的价值取向就非常重要。如果以“利”字当头，斤斤计较，那中国就会逐渐失去沿线国家的信任，甚至招致敌意。因此，中国应当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处理好中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让沿线国家分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好处，形成示范效应和凝聚力量。只有这样，“一带一路”建设才有可能可持续推进，并获得沿线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处理、参与和变革好国际治理体系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二战后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应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力争为我所用，积极参与并争取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的参与不能只强调本国利益，而要以“义利平衡”为价值取向，发挥大国担当作用，充分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国际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地方，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更是要“以义为先”，积极发声，推动变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都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具体方式，目的是为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的职责是积极引导，通过有效政策沟通，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为企业创造商机，保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制裁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之手会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看不见的调控。企业需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发挥主体作用，在海外要摆脱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兼顾义利关系。应该看到，在形成良性循环后，政府可以去除大包大揽的压力，企业经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得以生存后，可以赢得民心和市场，会在沿线国家营造更好的政商环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会有效促进中资企业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加快成长为优秀跨国企业，不仅体现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必要担当，还有利于形成更加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帮助企业融入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中，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
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取得成效的外在体现。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是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历史视角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兼容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原因。如何处理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正确方法：“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真诚守信是加强两国人民合作的根本，是深化“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互信的前提。重情重义是人文交流得以持久的保障，“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弘扬正义是大国责任，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得以一呼百应的历史传承。高擎道义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和兼容并包的根本原因，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精髓之所在。
处理好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
中国文化含蓄，不好张扬，推崇“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而海外大多数国家的文化比较直接，不仅看重务实合作的成果，也易被舆论引导。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处理好务实推进和舆论引导的关系。特别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既重视投资利益，也注重公共关系策划和维护，要积极主动和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及工会组织等加强沟通交流，向社会客观告知和宣介已经和正在担当的社会责任，比如解决了当地多少人的就业问题、通过培训对当地劳动力素质提高做出了多大贡献、在所在社区开展了哪些捐资助学或扶贫救困活动、对解决社会环保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给所在国创造了多少税收、从技术上弥补了所在国的哪些行业空白，等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政府和企业要在务实做实事和好事的基础上，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赢得好名声、好口碑，及时传播正能量，特别是要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让沿线国家和民众知晓中国的“正确义利观”，感受到中国“以义为先”的“一带一路”共建理念。
孟刚：国家开发银行法律事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