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学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
曾文彬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 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者在日本八年的执教效果明显，有利于传播中国文 化和培育新一代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友好。期待今后在新形势 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休外交官走向外国大学讲堂，从事公共 外交，大力宣讲中国，并取得更大成果。
2001年5月，我在外交部退休。2003年4月起，我受日本长崎大学聘 请，前往该校担任中国问题的教授，正式登上大学讲堂，教授中文和“中国 概况”，直至到该校规定的退休年龄65岁退休。之后，我又转到位于日本名 古屋郊区的中部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和有关中国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 课程，长达5年。我作为一名退休的外交官，受聘到国外大学任教，通过讲 堂和日常的广泛接触，向大学生面对面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这在外 交部恐不多见。
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在长崎大学，我负责全校的中文教学。学习中文，是长崎大学学生选 修的第二外语，自入学后的第二学年开始学，学两年。学生很多，每年都有 近千名。两个学年的学生加在一起就达近两千人，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由于 我是学校唯一的中文专职教师，搞好中文教学就是我头等重要的职责。我除 了承担5个班，每个班都有50多人的中文教学外，还负责同其他7位中文老师 （6位临时聘请，1位兼职）的联络以及课程的安排，并需适时向他们提出中 文教学的要求，了解他们的教学情况。这样的安排和工作对初来乍到的我来 说，的确担子不轻。但当我想到学校对自己的信任和嘱托，想到学生们对自 己的热切期待以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肩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和对日本大学 生进行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便首先从虚心向其他已在任的中文老师请教为 起点，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中文的教学中。
一开始，我通过对中文老师和学生的走访、调查，摸清了当时学生学 习中文以及老师们在中文授课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并立即与老师们一起 研究，共同提出来了改进的具体办法。同时，在讨论中老师们还一致同意我 提出的在中文教学中需坚持的下述几项要求：一是需要老师在教学中讲明学 习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调动学生学习中文的自觉性；二是要讲明中文本 身的特点，以使学生逐步掌握学习中文的规律；三是要教给学生学习外语， 其中包括中文的学习方法；四是在教中文的同时，要相机简要地介绍中国的 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五是要重运用，多听、多说、多写，不能仅仅停留 在语法上；六是要少而精，不能贪多、求快、求全；七是要随时听取学生意 见，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此外，我们还根据学校要求和当 时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现有的基础，拟定了一、二年级学生分别应达到的中 文水平。正因为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以及老师们的共同努力，经过不到一 年，就收到了明显效果。课堂上说汉语、用汉语的人多了，校园内用汉语会 话的人多了，报名学汉语的学生也就更多了。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所教的 一个二年级学生在长崎县举办的中文比赛上得了第二名。无疑，这就更加鼓 舞了学生们学习中文的积极性。学生们的积极性提高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我下班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为他们补课，或 者同他们练习会话，或者问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使我应接不暇。其他 不少中文老师也遇到同样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中文教学，有 的学生中文水平有很大提高，能自己阅读中文报纸，有的毕业后还找到了可 以运用中文的公司工作，有个别的甚至当上了中文老师。总之，通过中文教 学，传播了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增进了学生们对中文，对中国 历史、文化、现状的兴趣和了解，从而走近了中国。
开设“中国概况”新课，系统介绍中国
考虑到长崎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很多，但了解中国却很少，甚至心存 疑虑。据此，我提议并征得学校批准，从我到任后的第二年，即2004年4月 起，在全校开设了“中国概况”新课，由我主讲。每学期一个班，讲15次 课，每周一次。为此，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编印、对外发行的《中国》一 书，较为系统地编写出一简要教材，介绍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 对外关系以及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及关系演变、发展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等。学生很多，每学期都有200人上下，在大教室上课，授课用麦克风。这 一新课的开设，大大地激起了学生们对中国、对中日关系的广泛关注和浓厚 兴趣。每次上课，学生们都要提不少问题，我都一一耐心作答。下课后，仍 有学生追着我问问题。问题主要包括下列几类：一是关于我国内的基本情 况，如我国的政党情况、政治体制、法规、人权、宗教、计划生育等；二是 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的对日政策，为何要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 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今后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中日是否会为钓鱼岛 的争议打仗等；三是关于今后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如中国强大之后是否会向 外扩张，是否会侵略别国，是否会争夺外国资源等。对于这些问题，我都在 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予以耐心答复，因而逐步消除了学生们对中国的一些误解 与疑虑，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信任。为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学校还专 门将我的授课制作成光盘，发给学生随时学习。
此课教授的效果如何，请看我最近收到的一封学生来信就知道一二。 来信人名叫小岛雄三，他是我当时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在信中说：曾老师， 您当年给我们讲的“中国概况”课太有用了，衷心地表示感谢。您大概知 道，我在长崎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从事日中旅游的公司，一直来往于日中 两国之间，到过中国不少地方。在工作中，我感到您当时给我们所讲的有关 中国的政治情况、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习惯等对我都有很大帮助， 使我在工作中避免了不少差错。您上课时，还给我们讲过中国人好客、热 情、宽厚、友善，我觉得的确如此。前几年日中关系紧张时，日本媒体都说 日本人在中国会受到歧视，但我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未碰到过什么麻烦，中 国人对我都很好，工作上遇到困难，中国的同事们都会马上伸出援助之手， 使我感到很温暖。直率地说，相比之下，我们有的日本人，现在心胸显得有 些狭窄，太挑剔了，对中国总是表现不服气。媒体的报道也过于片面，走极 端，遇到一些事，总是反复、夸大地进行报道，使人感到不自然。相反，在 中国我倒觉得自然些。
此外，在我的推动下，长崎大学于2004年4月起，先后同我国北京师范 大学和北京教育学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彼此间进行教师、学术论文和留 学生的交流。
讲授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推动中日友好
在中部大学，我属于国际关系学部（系），所教课程与长崎大学不尽 相同，除第一年担任过两个班的中文教学外，主要承担国际关系和中国政 治、外交、文化、开发等方面的课程。为说明问题，我想在此举两门课程， 并简要介绍一下所讲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的世界”，所讲内容主要包 括：何谓“政治”；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19世纪中叶的中、英鸦片战争 和欧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谈与战后国际秩序； 亚、太战争的终结和日本战后所走的道路；冷战的开始与朝鲜战争；中苏、 中美、中日关系的演变与发展；9.11恐怖事件与伊拉克战争；世界环保问题 等。二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内容主要是：中、英鸦片战争及欧美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抗日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政 策及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及其演变；中美、中日、中朝和中韩关系；改革开 放和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同联合国、世贸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 织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展望等。从上述所讲述的观点和内容即可看 出，我是通过讲堂向学生主要介绍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历史，中、美、日、 俄、欧关系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当前的国内情况，以便逐步在学生心目中 树立起中国的形象。
教学的效果如何，我想在此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不少学生在每学期期 末考试的试卷上都要写上一段话，感谢我的教课。有个学生是这样写的：曾老 师，我自幼喜欢历史，您所讲日中关系的历史以及我们后人应采取的态度对我 教育很深。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是想搬都搬不走的邻居，唯一的选择 就是和平相处。彼此必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不能再 让过去的历史重演了。过去，日本人在中国的确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这是历 史事实，不能抹杀，否则还会重复历史。因此，“以史为鉴”，对日本来说极 为重要。但是有一些日本人，一听说“以史为鉴”就有反感，我认为这是错误 的。当然，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以史为鉴”的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我作 为一个日本青年，将牢记历史，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教导等。
另外，有几个学生在我2011年4月回北京之前，曾到我办公室送我，与 我告别。他们都这样说：您最后讲课时说到，日中两国要同舟共济，笑迎未 来，我们认为这是很对的，现在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的最 大出口国，依存度很高，已经成了“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相互合 作，而不能相互猜疑。现在，我们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总是看着美国人的 脸色行事，这是一种耻辱，我们不赞成。有些媒体总说“中国威胁”，但我 们认为“威胁”并不是来自中国。美国将第一、第二颗原子弹都投掷到了日 本，照此下去，说不定日本今后还会要遭殃。我们日本需要的是和平，不需 要紧张、威胁。您虽然回中国了，但您的话我们将永远记在心里。
可推荐、批准更多的退休外交官
我在日本的8年任教，已于2011年3月结束，并于4月回到了北京。回想 起来，这8年是很有意义的、值得的。我所教的日本学生已有好几千人，可 以说我的讲课在他们的心灵中洒下了一颗颗友谊的种子，我深信到一定的时 候会发芽、生长并结出果实。在外交部，像我这样退休的外交官还有很多， 而且每年都有。这些人在外交战线生活、工作几十年，教育、训练，对国 内、国外情况都较了解，政治素质、知识水平和政策水平都较高，资历也较 深，而且具备各种应对外事工作的能力，又大多懂外文，可直接与外国人接 触、交流，应该说这是一支很难得的潜在的智力资源，如能发挥他们的余 热，对国内国外都是十分有益的。
但据我所知，前些年，也有一些同志曾受到国外学校的聘请，请其前 往任教，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未能成行。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 化，公共外交在外交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大提升，重要性和必要性 也日渐突出，已成为我国外交工作中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这就为这些老同 志提供了更多开展公共外交的机会。为此，我认为有关部门应根据形势的发 展和需要，思想要更解放些，措施要再放手些，应大力支持、鼓励这些有 可能、有需要、有条件的同志去做这项工作。而且我还认为，有的重点驻 外使领馆，还可根据需要，主动推荐这样的同志去从事这种工作。当然， 对这样的同志出去要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如要严格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 规，尊重当地我驻外使领馆指导，不干扰他们的工作，还要加强本身的学 习，随时回国充电等。
可以说，我这8年在国外大学的执教生涯为我国退休的外交官开了一个 头，是一次尝试。我深信，同时也期待今后在新形势下能有其他更多的退 休外交官走向外国大学讲堂，从事公共外交，大力宣讲中国，并取得更大 成果。
曾文彬：日本中部大学客座教授，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的公共外交
宋黎磊
上海以城市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思路已经突破了国际友 好城市这一地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最初形式，但是还存在 很多不足和问题，需要从观念、机制、行动和国际经验比较 四个角度出发进行大胆尝试，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 开放的“部门化”“碎片化”，彰显上海城市软实力即公共 外交影响力。
城市开展公共外交已发展成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 项内容的“综合外交”。公共外交的能力和水平往往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上海的公共外交是指上海市政府配合国家公共外交战略，民众参 与，提升国际公众对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认知，即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形 象推广系统工程。
上海开展公共外交的现状与问题
上海以城市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思路已经突破了国际友好城市这一地 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最初形式。上海现有国际友好城市70个，国外领馆62 个，2012年上海公共外交协会成立以来,积极促进国际间文化交往,如先后与 芝加哥和休斯敦市政府签署了“交换播映城市形象片”的备忘录。组团参加 意大利米兰上海周的活动等。此外，上海公共外交协会还积极加强与国际智 库间的交流,拓展与上海文广传媒上海外语频道等媒体合作,做大做强公共外 交平台、拓展对外传播空间。但是客观而言，上海的公共外交无论在行动还 是在理念上都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世博公共外交的效应有所显现，但是上海 市在世博之后借力、造势，提升上海城市国际影响力的效果还不明显。 对开展公共外交重要性认识尚不足。可以说自2008年启动世博会海外 推广以来，上海公共外交终于迈出坚实一步，但是与纽约、伦敦、巴黎、东 京比较，上海虽在一些硬指标上有所建树，但是就举办国际会议数量、大型 国际事件举办量、大学数量、大型剧场年演出数等文化资源指标而言，上海 仍然远远落后。上海需要把城市公共外交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规范，使其成为 一种常态工作机制。 地方公共外交制度框架未统筹。政府在国家公共外交战略中应该担任 主导和策划布局的作用，上海市外办、政协等单位是上海开展公共外交的核 心部门。此外，企业、民间组织、文化团体、一些特殊群体乃至个人等都应 该有意识参与，共同组建公共外交的网络。上海市政协于2011年2月成立上 海公共外交协会,由上海公共外交领域111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122名 个人组成。篮球明星姚明退役后担任了上海公共外交协会“荣誉大使”。但 是包括上海海外华侨华人、国际友人与“上海市荣誉市民”和“白玉兰荣誉 奖”等大批上海公共外交的潜在人脉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对外沟通方式单一化陈旧化。从目前来看，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 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仍是传统主要的公共外交方式。但随着交往的深入 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公共外交的方式也要适应新发展和新要求。国际 人士了解上海的两个主要渠道是：互联网（43.6%），电视（40.9%），特别 是虚拟空间的“网上城市外交”要求有关方面积极推动海外公众特别是青年 人了解和认知上海的热情，鼓励他们将对上海的体验和关注或者是游览经历 制作成视频和他人分享，依托网络的传播效应来扩大上海的国际影响力。 公共外交形式的效果不明显。公共外交的属性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但是也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即真实性、共鸣性、独特性。在真实 性方面，上海对外传达的信息应尽量真实，不虚假，不文过饰非，切实报道 上海在改善民生、提倡环保、推行低碳、倡导和平、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努力 和成效。共鸣性就是要求与其他国际化城市分享治理经验，打动人心，让不 同文化和语境中的人产生共鸣，引发同感。独特性就是要挖掘海派文化中不 同于其他文化体系的独特因子，用海派特色说明自己，彰显上海海纳百川、 开明睿智的城市精神，塑造城市品牌，拉近与国外公众的距离，让上海在外 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想访问、想投资、想生活的城市。 上海公共外交对软实力“借力”不够。2012年发布的《上海国际城市 形象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国际人士的眼中，金融中心的认知程度最高， 其后是经济、贸易、航运中心（36%），大多数人认为上海文化中心的象征 在于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而上海的美术、音乐、沪剧等文化产品在受调 查者中认知度低于15%。上海国际大都市被认同的首要特征仍是“经济加速 器”。这仍部分归因于后发城市经济高速增长衍生的附属效应，还未体现出 国际经济影响力向社会文化方面的扩散和转移。 上海公共外交人员储备有限，限制了人际互动和口碑传播的效应发 挥。在衡量全球城市人才影响力的两个关键指标，外籍人口占比和留学生规 模方面上海与其他国际大都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2010年伦敦、纽约、巴 黎非本国出生人口所占比例为27.05%、35.9%、17.55%，而上海该指标不到 1%。而跨国人才交流被认为是传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所以上海不 仅要在增量上扩大海外人士入沪规模，更有充分挖掘存量资源，激励他们成 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宣传者、代言人。在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视“外籍 新上海人”的声音，将成为上海构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必由之路。
上海开展公共外交的目标与对策
从目标层面而言，上海公共外交应确立三重目标。近期目标：“上海 超越上海”，从四个中心建设到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将经济实力充分转化 为文化吸引力，巩固并提升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中期目标：“以人为本的 上海”推动海外公众对上海核心价值观与上海精神的认知，塑造更加丰富和 立体的城市形象。长期目标：“塑造上海城市品牌”，维系对城市的知名 度、满意度和忠诚度，把城市品牌塑造纳入城市管理的长效工作中去。 就上海开展公共外交的对策而言，首先在观念层面，要促进中央对公 共外交工作须地方层面积极参与的认识，提升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国际化大都 市建设中公共外交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在机制层面，实现公共外交工 作由外事部门“一元化”统筹向各相关部门团结协作的“多元化”方向转 变。另外，在行动层面开展交流要坚持“以人为本”，官民并举、以民促 官，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最后，将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对纽约、 伦敦、东京、新加坡的城市形象推广案例进行研究。 概言之，上海在融入国际化进程中，就自身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胆尝 试。应利用中央大力推进公共外交战略契机，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 开放的“部门化”“碎片化”，彰显上海城市软实力即公共外交影响力。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中国纸媒与美国思想库的互动特征及其启示——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吴 非 张慧芬
随着美国思想库日益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通过 研究报告等内容实施舆论牵制，中国媒体在对议题进行关 注的时候应该切实加强对自身主动权的把握。对2 0 0 0— 2011年间中国传统媒体中有关“布鲁金斯学会”议题的新 闻文本进行简单的分析，可以总结归纳二者的互动特征， 并为我国媒体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提供 借鉴和参考建议。
据2010全球思想库报告结果，布鲁金斯学会排在首位。布鲁金斯学会 自称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 态”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 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但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倾向于自由主 义的左派智囊，被划分为中—左派智库。从其与政党的关系上看，过去几十 年中布鲁金斯学会与民主党政府的联系相对紧密。布鲁金斯学会成立初期仅 仅关注美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但随着二战的爆发和美国孤立主义的结束， 布鲁金斯的视野逐渐拓宽，先后成立了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1998年），萨 班中东政策中心（2002年），美国与欧洲中心（2004年），约翰·桑顿中国 中心（2006年）和布鲁金斯多哈中心（2007年）等，目前开设逾15个经济研 究所。而其中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导对中国的研究。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 年，总部设于华盛顿，承担对于中国 问题的研究。美国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 如、韦德宁和杰弗里·贝德都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布鲁金斯 学会设立有多种形式的面向中国的访问学者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每年 在华盛顿特区主办多项活动，中美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会就中国的政策问题 和中国面临的挑战发起讨论。布鲁金斯学会也于2006年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 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 中美关系的诸多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该中心 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一个海外机构，也扮演着引领布鲁金斯学会发展成为 全球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角色。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能源环境、 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保障、中国的城市化。另外，布鲁金斯学会逐渐扩 大在中国影响力的过程中，还专门开办了中文网站，网站的主要内容是其关 于中国研究的成果。
国内纸媒对布鲁金斯学会的报道结果分析
经济类报纸所占比重最大
笔者在中国知网全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内搜索2000—2011年以“布 鲁金斯学会”为主题的报纸原文，共搜索出313篇。对其进行整理，根据统 计情况显示，报道主题中涉及“布鲁金斯学会”的共有64份报纸，其中经济 类报纸共有24份，全国性综合日报6份，地方性日报8份，军事类报纸2份， 行业性报纸5份，机关报4份，学术报纸2份，专业性报纸10份，周报3份。其 中经济类报纸所占的比重最大。
主流大报为主
有关“布鲁金斯学会”内容出现10次以上的依次为新华每日电讯、人 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参考报、东方早报、中国社 会科学报、中国国防报。由其主办机构和发行范围看，报纸层次基本属于主流大报。
“采访思想库研究员”为获取观点的最主要方式
“演讲”“研讨会”“内部报告”三大主要形式作为常规性活动对媒体 的议题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比重上看，媒体还是主要通过采访思想库研究人员 来获取直接的观点。相较于专访，个别采访占据比例较大，在报道中出现的形 式主要有“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相结合”三种。 而在报道中，也出现了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个“思想库机构”被提及 的情况，所占比例约为2%。当涉及到“思想库建设”主题时，布鲁金斯作为 一个可以参照的典型范例。除此之外，基本是利用布鲁金斯的思想库的研究 背景来为特定报道的主题服务。 通过布鲁金斯学会对于中国媒体的影响形式来看，呈现出了研究人员 个体与媒体的高联结度，如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专家李侃如、李成在各 大报中出现的频率极其高，而思想库作为独立的机构并未与媒体形成特定的 紧密联系。
经济、政治、军事为三个主要的议题类型
据统计结果显示，出现议题的类型广泛，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笔者在分类的时候未将“外交”列出来，是 因为外交层次涵盖至政治、经济、军事几个大类中。）其中，经济所占比重 最大，经济、政治、军事为三个常规的议题类型。 笔者对与议题里的主题进行了统计，并对具有代表性指向范围的类目 进行了呈现（如下表1），结果显示如下。 媒体文本的选择也主要以宏观经济为基本的着眼点。经济议题的指向 以“美国”为主，集中在金融、企业、就业、经济危机、中美经贸关系等方 面，美国税务、汇率、证券、经济政策等方面也有所涉及，由此可以看出， 媒体文本的选择也主要以宏观经济为基本的着眼点。相比而言，中国的比重 相对较少，涉及中国的汇率贸易、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金融，以及兼具中 美双方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能源关系”。另外，能源是经济议题中的 一个主要指向内容，所占比重达到了16%。主要包括有世界能源形势、能源 安全，能源供给。
中美政治关系为常规议题，思想库建设成为报道新取向。在所选取的 新闻文本之中，符合政治范畴的有103个，主要的指向范围有中美关系、美 国选举、美国外交、美国双边关系、政治互访、美国时局、中国外交等，其 中，“中美关系”“思想库”“政治互访”的比重较大。除了“思想库”之 外，“中美关系”“政治互访”为国际新闻报道的常规议题。而随着近几年 的“思想库热”，思想库建设，以及特定的思想库活动成为了媒体国际报道 的一个新取向。
军事议题分布较为均衡。军事议题集中在伊朗问题、伊拉克战争、阿 富汗战争、美国军事外交关系上，诸如反恐、核问题、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此类问题的分布比例较为均衡。
中国纸媒与布鲁金斯学会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议题较为分散，报道无框架特征，未追踪思想库研究选题
中国传统媒体在与思想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虽然议题集中于经济、 政治、军事三个大的方面，但是总体上数量较少，议题的指向范围较为分 散。因此，报道的内容并没有呈现出某种框架的性质和特征。针对于布鲁金 斯学会而言，2006年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导中国问题的研究。另 外，2007 年成立布鲁金斯清华中心，促进中国发展中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独 立研究。近年来，布鲁金斯针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中国经济与 贸易方面，包括中美经济关系、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的努力、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对中国快速经 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国内挑战的研究，包括中国国家与各地区事务的管 理、政治领导权问题、财政改革与国企改革、城市化问题以及环境可持续发 展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及中国能源政策研究等。而从媒体的议题建 构中看，并未追踪研究重点，而只是对于其及时性活动进行常规报道，以及 由采访获取对于特定问题的观点辅助报道。而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公 众最主要的方式是发布报告、出版书籍。从本次分析统计数据看，引用报 告内容的仅仅占据4%的比例，而通过采访获取观点的方式高达83%，显示 出中国媒体欠缺对于有关中国崛起的前沿报告、分析报告和相关出版物的 研究的追踪。
过度关注美国问题，削弱对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认知
布鲁金斯学会相关议题的报纸版面多以国际、海外、要闻为主，于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库在媒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议题范围的指向当中， 不管是以“美国金融”为核心内容的，还是中美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 方面存在的双边关系，与美国相关的内容占据着绝对的比例地位。这与美国 思想库自身的属性有着较大的关系，其最终的研究目的是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 和根本利益服务，因此思想库的研究取向必然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媒体 的议程设置功能会通过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 的显著性，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而事实上， 如果深入分析美国思想库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会发现，美国思想库多从美国国 内事务或政治的角度来发表舆论，如针对于中国军力的变化和军费投入，中国 与非洲、俄罗斯等国的经贸、能源合作等，会分析这将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 响，进而为美国提出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中国政策的变化。而传统媒体在进行新 闻选择的时候，强调了对美国问题的过度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和削弱人 们对于中国所处国际形势和舆论格局中地位的认知。
过度追求思想库机构的影响力
所选择的新闻文本中，布鲁金斯学会被作为典型思想库机构提及的比 例占了2%。在所采访的专家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属于兼任研究员， 其可能在某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任职，但基本是以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专家的 身份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思想库的影响力是媒体进行新闻选择的重要 参照因素。思想库的“智囊”特性决定了其成员一般都具有独特的技术、知 识和信息优势的专业型社会精英，且绝大部分专职人员都有着处理各领域相 关问题的专业背景或实践经验。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贝德拥有 27年的外交生涯，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与东亚。由于媒体需要与思想库共 同生产新闻，其产生的观点可以作为权威信息源，提高新闻的权威性和说服 力。因此，在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过度追求思想库机构自 身影响力，而忽视对思想库内在研究逻辑的关注。
中国媒体提高传播能力的启示
摈弃“报喜不报忧”的传统立场，选择敏感话题进行报道，掌握国际舆论导向
在思想库的关系网络之中，除了政府之外，媒体与思想库之间存在着 直接或间接、或隐或显的联结关系。媒体既可以巧妙的借思想库之口表明报 道的潜在立场，又可以在客观上起到平衡报道的作用，彰显其“中立”的原 则。与西方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往往坚持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立场，相应 地弱化了敏感话题。这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方向有所出入，其对于中国 问题的研究焦点一般集中在几个方面：中国的人权、民主等问题；中国的经 济崛起；台湾问题。针对这几个研究重点，其所持观点的偏向多呈负面，围 绕着中国弱人权、弱民主、中国威胁论来展开。因此，传统媒体应该适时切 入思想库的敏感话题进行报道，把握住国际舆论中对我国不利的趋势和导 向，提高我国媒体参与国际舆论格局的构建能力。
追踪思想库研究话题 在媒体中培养思想库专门人才
美国思想库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不仅仅对于其政府的外 交政策会产生影响，且思想库通过研究报告等逐渐形成了对中国遏制的局 势，而媒体作为社会的监督和守望者，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局势，更应该发挥 其作用。针对我国媒体传播力弱的现状，一条有效途径就是追踪美国顶级思 想库的研究，媒体不仅要利用其中的正面内容，而且更要追踪有争议的内 容，通过设置新闻议程，策划报道，来突破思想库形成的舆论框架，传递给 公众更多的信息，也以此传递给社会精英一些信号，引发他们的思考，来提 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从目前我国纸媒与西方思想库互动的情况看，中 国媒体与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联系较为紧密，说明了媒体并不是不在意思 想库的研究现状，而是可能由于其对于美国思想库本身的性质、定位缺乏明 确的认识，缺乏长期的考察和跟踪，故表现出对于思想库宏观研究的把握不 到位，在报道范围上有局限。这与媒体中缺乏对思想库熟知的专业人才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此，要跟踪思想库的研究话题，除了与思想库的研究员建立 长期的联系之外，也要在新闻从业者中培养专业人才。
在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媒体会利用思想库广泛的议 题、立场丰富其报道的内容，在媒体将自身的立场和态度与思想库研究取向和 成果巧妙的融合起来的情况下，通过一种潜在的框架来达到影响舆论的效应。 而反观中国的媒体，其与美国思想库的互动还处于一个“依靠其提供意见源和 舆论内容”的初级阶段，缺乏对于思想库的长期跟踪以及巧妙运用甚至突破舆 论框架的能力。而这也将是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艰巨任务。 吴 非：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慧芬：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