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
韩召颖
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世界了解 中国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对外汉语教学作为教育文化交流的 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加强世界其他国家 和人民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了解。以 汉语国际推广为主要使命的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发展迅速， 采用灵活的手段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中国公共外交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 要求提升，这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学习热。为了促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 认识和了解，满足其他国家人民学习汉语的要求，中国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 做法，设立了孔子学院，以加强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孔子学院因此 成为了汉语国际推广的世界品牌和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活动。
孔子学院成立的主要动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稳定持续发 展，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化的重要 推动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日益增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大提 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世界了解中国的要求进一步 增强。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加缺乏了解，甚至因此而 产生误解和错误认识，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在外交上所不得不面对的严峻 挑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中国风险论” “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等等，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时泛起。这 些对中国的看法，如果不是某些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民众 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而造成的。面对 “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和平、发展、合 作”的外交政策，以缓解和消除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迅速发展所产生的不 安和担忧。可以说，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中 国外交不仅需要明确的战略与政策，还需要不断拓展外交空间，提出具体详 细的行动方向。就依然在世界许多国家不断蔓延的“中国威胁论”而言，除 了要明确阐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立场之外，我们还需要促进和加强 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公共外交可以作为实现国家对外政 策的手段之一。
中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一致的。中国公共外交的目 标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尤其是 其中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相互了 解，有助于消除各个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误解，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重担，在介绍历史的中国、文化 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发展的中国以及向世界展示全面的国家形象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从“感知中国”“春节品牌”系列文化活动到日内瓦联合国 万国宫的“艺术之旅”，从塞万提斯“中国主宾国”活动到以色列“中国文 化节”，从西班牙“中国艺术节”到“巴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从 赫尔辛基“中国春节庙会”到“凡尔赛宫中国文化之夜”，世界各地的孔子 学院……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行公共外交活动是与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的。从国际 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来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性增强。 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的成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密切相关，其对 外经济政策的得失与全国人民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通讯技术的发 展，对国家政策的关注不再仅仅限于政府部门的官员，普通民众对国家政策 的制定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会更多地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所有这些使每 个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不可能不对国内舆论置之不理。正是由 于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这些影响，任何国家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 不仅要顾及国内的公众舆论，同时也试图在其他国家争取或制造有利于自己 国家利益的公众舆论，对于今天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通过语言教学等形式的教育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可以加强其他国家公众对自 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了解，进而取得外国公众对自己国家政 策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公共外交作为对外政策手段，它的作用也就显得越 来越重要。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与孔子学院
对外汉语教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对外汉语 教学事业，对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中国和世 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为主要 任务的孔子学院，成为21世纪中国公共外交重要活动之一。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始于1950年。当年，清华大学筹建东欧交换 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接待了新中国第一批外国留学生。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1952年，根据政府间协议，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 等人首次赴保加利亚教授汉语，这是解放后我国向海外派遣教师教授汉语的 开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留学生纷 纷回国，北京语言学院解体。被派往外国任教的教师也大部分撤回。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 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1987年7月，经国务院批 准，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2006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 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
最近几年，随着世界各国对汉语教学需求的持续扩大，学习汉语人数 迅速增加，“国家汉办”所领导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取得长足、全面的发 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所承办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的建立和迅 速发展。从2004年开始，中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经 验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 公益机构，取名为“孔子学院”。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 立；2007年4月9日，孔子学院总部（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在北 京挂牌，它与“国家汉办”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境外的孔子学院都是其分 支机构。
孔子学院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的形式开办。虽然中国设立孔子学院借鉴 了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经验，但却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 式。首先，从一开始，孔子学院坚持中外合作办学和自愿的原则。根据《孔 子学院章程》规定，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首先由外方自愿提出申请，中外双 方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署合作协议。其次，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根据各国 （地区）特点和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进行丰富多彩的汉语学习 和中国文化推广活动。在世界各地所开办的孔子学院中，有的以在中小学的 汉语教学为主，有的以在大学的汉语教学为主；有的以课堂教学为主，也有 的利用互联网络技术以远程教学；有的以中国戏剧、电影、武术、中医、旅 游为特色；有的以学校学生为主要学员来源，也有的主要是满足社区各界人 士对汉语学习的要求。最后，中外方的共同投入成为孔子学院成功运行的保 障。2008年以来，在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中外双方对孔子学院 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2009年，中外双方共投入资金1.19亿 美元，平均每所约40万美元；2009年共有专兼职教职工约3100人，其中中方 1150人，外方近2000人。
几年来，孔子学院建设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 解中华文化的园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 友谊合作的桥梁。世界各国建立的中国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 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立322所孔子 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设在 91国(地区)共322所，其中，亚洲30国(地区)81所，非洲16国21所，欧洲31 国105所，美洲12国103所，大洋洲2国12所。孔子课堂设在34国共369个(缅 甸、马里、巴哈马、突尼斯、坦桑尼亚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 11国31个，非洲5国5个，欧洲10国82个，美洲6国240个，大洋洲2国11个。
孔子学院的作用和影响
自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以来，中国在全球建立的孔子学院数 量和规模发展迅速，而且，一些孔子学院为了推动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还在 当地的中小学设立了孔子课堂。这些孔子学院（课堂）在北美洲、欧洲、亚 洲地区的国家数量比较多，而在南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国家的数量相对较 少。这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课堂）所进行的丰富多样的活动，在 公共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学院的设立还拓展 了中国的外交空间。
首先，全球各地孔子学院推动了所在地区的汉语教学。孔子学院总部 不仅为各地孔子学院提供了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还在师资和教材方面提供 了重要帮助。2009年，孔子学院总部向109个国家派出教师2060人，向71个 国家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2740人，还为49个国家培训外国汉语教师2.3万 人，向114个国家2169个机构赠送教材、文化读物、音像制品及工具书等 430多万册。
第二，孔子学院增进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仅2009年，各 国孔子学院就深入社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7500多场次，参加人数达300多 万，开发和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活动和项目，如“汉语角”、汉语速成班、 中华文化或中国研究讲座等。这些活动无疑促进了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认 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制度，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
第三，孔子学院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孔子学 院采用的中外方大学共同合作的独特办学模式，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 学提供了便利、深入的交流合作机会，成为它们重要的交流平台。此外，孔 子学院的各种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也促进了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全 面、客观、真实的认识。2009年，孔子学院总部组织和邀请了总共1400多名 外国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官员访华，共计3900多名外国青少年来华参加“汉语 桥”国际学生夏令营、冬令营，“孔子学院奖学金”还资助了112个国家(地 区)4100多人来华学习汉语。
最后，孔子学院还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空间，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 双边外交提供了新的舞台，有利于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支 持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但长期以来中 国外交的重点一直是外国政府和官员，对外国公众尤其是普通公众的关注严 重不足。以汉语教学活动为主的孔子学院的设立，大大拓展了中国外交的空 间，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外交提供了新的舞台。近几年来，孔子学院成 为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重要日程之一。例如，2011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访美期间参观了芝加哥孔子学院；2011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 克强访问英国时，在大英博物馆与几所孔子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互动活动；4月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澳大利亚期间出席格里菲斯大 学旅游孔子学院揭牌仪式；4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国访问 期间，在亚美尼亚参观了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在肯尼亚 参观了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4月中旬，国务委员刘延东访美期间到俄勒冈 州的波特兰为12所孔子课堂揭牌。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设立和迅速发展虽然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但 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部分人士和政客的担忧。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 对外关系委员会出台的报告《美国的又一赤字：中美网络时代的公共外交》 就表达了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在美国设立孔子学院的担忧。然而，该报告的 内容却令人失望，它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客观比较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活 动，而是将矛头指向中国限制信息自由。然而，事实上，中国孔子学院虽然 在美国发展比较快，迄今已经建立了大约70所，可是，孔子学院在美国立足 也还不到7年的时间，主要是进行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的推广。而美国在中 国的文化中心虽然仅有5个，但美国政府对华实施的富布赖特项目与和平队 （Peace Corp）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孔子学院作为中国一种 新的教育文化交流形式，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还都无法跟美国的 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相比。虽然孔子学院建立以来发展比较快，但总 体规模距离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还有着很大的差距。2009年孔子学院中外方 共投入的资金为1.19亿美元，而2008年富布赖特项目美方共投入的资金就达 到3.74亿美元。
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新兴的重要公共外交形式，其所开展的活动加强了 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增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 友好关系，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
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与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以20纪50年代为例
周丽娟
20世纪50年代，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戏曲艺术 的对外交流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 到了巩固国家之间关系，发挥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作 用。这段历史的回顾对开展公共外交有许多重要的启示：以 “歌舞演故事”为特点的中国戏曲艺术应该成为向世界说明 中国的一个重要选择，当前还应借助于在国外建立的对外文 化交流阵地传播戏曲知识，发挥互联网、电视等新兴媒体的 作用以扩大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传播效果和受众面。
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只与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国家、少数亚洲邻国及几个西北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6 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谈到：“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 合作一样，也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 件。……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 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 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这段话肯定了对外文化交流在整体对 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 视，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中国政府重视戏曲艺术对外交流的原因
中国戏曲的脸谱、服饰和四功五法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 艺术魅力。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无孔不入地 渗透到戏曲文化的表层与内涵，国外观众通过欣赏戏曲能够在愉悦中便捷地 了解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心理性格、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 式等。
建国前，以梅兰芳为首的京剧界人士到美国、苏联和日本的访问演出 均引起轰动，加深了这些国家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化和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因 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格外重视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
在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中的作用
艺术是国际语言，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在沟通中国与 出访国人民之间的心灵、加深双方之间的感情和理解、巩固和发展国家关系 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帮助巩固了与建交国家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巩固与建交 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文 化交流随之展开。
1955年中国越剧团访问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柏林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 后，观众们有节奏地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扮演梁山伯的范瑞娟和扮演祝英 台的傅全香双双谢幕达28次之多，民主德国《新德意志报》以《迷人的中国 歌剧》为题发表评论说：“远道而来的越剧团的艺术家们的访问演出，又一 次证明艺术在团结和使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方面的力量。”苏联《真理报》 《消息报》等大报都接连发表了评价文章。苏联人民一致称赞《西厢记》和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美妙的抒情的诗篇”，是“充满人民性的现实主义 巨作”。正如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在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所说： “通过你们的演出，我们看到了古代的中国人民如何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斗 争。你们的艺术不仅表现了人民的痛苦，而像‘化蝶’一样，更表现了人民 的意志与力量。在过去中国人民只好把自己对自由和幸福的理想寄托在‘化 蝶’上，但是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自由和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今天中国 人民不仅长了两个翅膀，而且可以飞翔到世界和全球。”
1955年，中国古典戏曲歌舞团访问北欧五国，其中芬兰、挪威、瑞 典、丹麦都是此时期与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丹中友协主席汉森说： “你们像《雁荡山》中攻占堡垒一样，攫取了丹麦人的心。”挪威《晚邮 报》说：“京剧，它在某一方面把东西方割裂的东西结合起来了。”芬兰舆 论认为“中国艺术家的表演，一夜之间缩短了中芬两国的距离。”挪威奥斯 陆一所戏剧学校的校长奥生感慨：“铁幕是西方国家自己制造的，我们受美 国封锁的影响太深了，以致不大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艺术。”该国演员杰 克说：“遗憾的是挪威还参加了那令人厌恶的北大西洋集团，要是举行民意 投票的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会投反对票的。”
1954年到1955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访演，印尼人民文化协 会秘书苏佐诺发表文章说：“京剧的演出证明：虽然我们不懂中国语言，但 通过卓越的演技，我们两国人民是可以交谈的。演员们的全身和所有的动作 都充满了内心流露出来的感情。”
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戏曲 艺术的对外交流又丰富了国家之间交往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戏曲艺 术几乎遍访了所有的建交国家，这些访演毫无疑问加深了人民之间的感情和 理解，巩固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二，发挥外交先行官和开路先锋的作用。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驻 外使节会上谈到，“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 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 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1955年10月20 日他在全国文艺工作大会的讲话中称担负文化使节责任的文化工作者是“国 际活动中的先锋”。针对未建交国家中国政府制定了“文化先行，外交殿 后”的方针。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承认中国。冲破铁幕，争取 与广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又一重点。1955年5 月，中国艺术团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戏剧节，首场演出的京剧折子戏均受到 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演《三岔口》时，据主演张春华回忆，观众“炸堂” 了，坐满三层楼的观众鼓掌、跺脚，一再强烈要求再演一遍！艺术团的演出 被认为是五十年来巴黎文化生活中最为轰动的一件大事。11月1日，周恩来 在接见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耶率领的议员代表团时说：“如果法国政 府、法国议会有困难，现在可以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 交流，造成气候，然后水到渠成，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割断关系。”“大 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 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1958年，中 国戏曲歌舞团参加第三届巴黎国际戏剧节，所到之处都博得了观众难以形 容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巴黎的观众甚至用他们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中国话叫 “好”，他们认为京剧表演的动作是以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和百分之一厘米的 空间来计算的，法国各个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对京剧表演用尽各种各样的颂 词，“完美”“神奇”“瑰丽”“美妙”“辉煌”等。一位法国朋友说： “愈来愈多的法国人民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加强友好关系，因此任何一个 不愿失去人心的政界人物都得考虑他们对待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什么态度。” 在巴黎一个旅行社为组织到中国旅行而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解说员意味深 长地介绍：“这是法国从前的大使馆，到现在还一直空在那里，它正等着我 们大使去上任啦！”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德玛尔 达夫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兴奋地致辞：“我们为促进法中人民友好而进行的工 作困难越来越少了，因为支持我们的人愈来愈多，今天有几百人在这里欢迎 你们，下一次你们再来的时候欢迎你们的将有成千上万，现在中法两国还没 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是这一天总会来到的，而且不会很远。”1964年1 月，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由于近代 以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物质损失与精神伤 害，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疑虑、隔阂甚至是憎恨。当时的日本政府屈从并追随 美国敌视中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中日关系的坚冰需要足够的耐心 与智慧，毛泽东提出了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战略构想，1955年10月15日，他 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谈到：“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位，这 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文化交流，现 在就可以做啦！”周总理制定了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先导，增进两国人 民的了解和友谊，以达到逐步实现恢复邦交的路线。建国前以梅兰芳为首的 京剧界人士两次到日本访演并为关东大地震举办过赈灾义演。中国派出的第 一个访日演出团是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演出《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白蛇传》《三岔口》等大小剧目25出。53天中演出32场，戏 票往往在一小时或半小时内全部售光，许多人只得花近十倍的高价买黑市的 戏票。此外，在东京、大阪进行了四次电视播出，为救济日本战争中的孤儿 和广岛原子弹受灾者还举办了两场义演。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看了演出后向 梅兰芳先生致意：“你们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京剧代 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广岛等地，一路上到处洋溢着“东京—北 京”的友好呼声，有时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振臂高呼“中日友好万岁， 万万岁！”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说：“京剧演技所具有的出色的表现力和它 的形式的优美征服了日本观众，京剧的美妙的内容也打动了日本观众的心 弦。……今天，我们说的日本观众，自然其中有很多人在思想感情上对共产 主义抱有怀疑或反感。但是这些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并没有妨碍他们欢迎京 剧团、欣赏和理解京剧。”一位日本青年给演员李少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 信，他谈到：“艺术让两个具有巨大心理隔阂的民族联系在一起了。”一位 在门司车站欢迎京剧团的老渔民噙着泪恳切地说道：“我们两国的鸟，早已 自由地飞来飞去了；我们人不该输给鸟啊，我们应该自由地常来常往！”时 任日本京都市长的高山义三在接风会上致辞：“有人把外交看作是戴着白手 套的外交官加配战刀的军队，那是荒谬的！真正的外交是人民的心与心的交 流，从而达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交流。”在日本国会举行的招待茶会上， 议员穗积七郎最后说：“日中两国今天在文化上握手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也 能在政治上握手。”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 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1956年，他又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 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 事情都做了，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两国外长签字和喝香槟酒了。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初，在日本兴起影响广泛的“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促使日 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的戏曲艺术对英国、比利时、荷兰、智利、乌拉圭、 巴西、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许多未建交国家的访演，受到了社会各 阶层的欢迎，亦如在法国和日本的演出一样，都为20世纪60—70年代与这些 国家的建交培植了舆论氛围，奠定了群众基础。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 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20世纪以来外交公开化成为不可遏制 的时代潮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外交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事情，但国 民的情感和情绪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演出遍及 五大洲，可以说每一场演出都引起了轰动，许多演出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记忆。通过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中国与出访国人民初步建立起了友 谊，巩固了与建交国之间的关系，对未建交国起到了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 的作用。
对当前开展公共外交的启示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发展，开展公共外交显得尤为重要，虽然 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外交任务已和20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但 这段历史仍然对我们当前开展公共外交有多方面的启示：目前昆曲和京剧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戏曲作为中国 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符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向世界说明中国， “以歌舞演故事”为特点的中国戏曲艺术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在传播 方式方面，对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要派大型演出团现场演 出，欣赏“现在进行时”的演出打动心灵的效应是其他任何传播方式不可能 达到的；20世纪50年代戏曲艺术借助于报纸和广播等传播媒体，在国际上造 成了声势和影响，掀起了中国“戏曲热”，今天我们应借助于迅速发展的孔 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交流中心等对外文化交流的阵地传播戏曲知识，使国外观 众能够真正欣赏戏曲艺术，领会其深刻的内涵，还应充分发挥电视和互联网 等媒体的作用，扩大公共外交的传播效果和受众面。
周丽娟：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
日本的动漫外交：经验与启示
王 博
动漫外交是日本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日本政府采取了 四项策略来推动动漫外交：差异化出口，锁定目标人群；利 用官方发展援助推销动漫产品；举办动漫艺术节，扩大动漫 影响力；外交服务动漫，扩大动漫海外影响。中国是日本动 漫外交主要的对象国，应理性认识日本动漫外交的影响。
2006年4月28日，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东京数码大学发表的题为 《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动漫外交”概念，提出了动画和漫 画是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通过设立国际漫画大奖增加日本影响力等观点， 但其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打出动漫外交的旗号，而日本官方也没确切清楚地解 释。然而，有实无名的动漫外交的的确确在进行着，再考虑到日本庞大的动 漫产业，特别是动漫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我们有必要从动漫设 计和推广中发现日本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本文将动漫外交界定为日本利用 动漫及相关产业来增加国际影响力而进行的公共外交。
动漫外交的发展历程
动漫外交在日本最初的尝试并不顺利。1958年，东映动画株式会社计 划把在日本国内大获好评的动画电影《白蛇传》出口到美国，但由于文化差 异和票房方面的考虑而被美国人拒绝。随后的《少年猿飞佐助》（1959）、 《西游记》（1960）也均告失败。如何跨越文化价值观的鸿沟，以一种超越 价值观念的形式赢得海外市场，成为动漫外交是否成功的关键。 《铁臂阿童木》系列动漫的出现是日本动漫出口的转折点。1963年9 月，为填补国内儿童节目空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播放了在日本刚 刚播放8个月的动画剧集《铁臂阿童木》，没想到在美国播出后大获成功。 之后美国市场对日本动漫敞开，并成为日本在海外最大的动漫市场；《铁臂 阿童木》也成为第一部出口到海外的日本电视动画，并在随后20年里陆续出 口到欧洲和中国，成为全球知名的经典动画。此后，按照日本政府对动漫的 态度，可以将日本的动漫外交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漫推广阶段（1963-2005）。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文 化推广为主，实现动漫产业在海外的拓展和推广，但政府并没有以外交作为 首要目的。
自从《铁臂阿童木》获得成功后，日本动漫产业总结经验，注重锁定 青少年和儿童群体，融入动画、漫画、游戏等元素，模仿美国卡通艺术形 式，使得其世界影响力急剧扩大。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动漫产业形 成了融商业性、文化性、扩散性于一体的动漫产业，凭借制作成本低，周期 短的优势，日本动漫先后占领了东南亚，欧洲市场和刚刚实施改革开放不久 的中国。进入90年代，日本动漫已经风靡全球，出口市场连年扩大。连一向 高傲的法国人都对日本动漫情有独钟，把日本动画片作为每年法国动画节的 主角。美国更是日本动漫的固定市场，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 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画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 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四倍之多！
推广动漫，日本不仅仅利用出口。自2002年起，日本还开始举行东京 国际动漫节（TAF），为全世界的动漫制造厂商和动漫爱好者搭建相互交流 的平台。2005年，日本外务省决定拿出官方发展援助中的24亿日元的“文化 援助基金”，购买日本动漫播放权，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供其播放。在这 样的背景下，动漫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了解日本、感 知日本的一个窗口。现在中国的“80后”一代，就是在《花仙子》《圣斗士 星矢》《聪明的一休》这些经典的日本漫画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而“90 后”成长在网络时代，观看动漫的手段更加多元化，所接触的日本动画也更 多。很多动漫爱好者购买大量的动漫衍生产品，如玩偶，小说，形成了庞大 的消费群体。
虽然日本的动漫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但还是 要看到，由于在政府内没有旗帜性人物的倡导，日本还是缺乏进行动漫外交 的自觉性，除利用官方发展援助为一些国家提供动画外，少有积极主动的外 交举措。动漫输出以市场为导向，模式为非官方性质的产业整体输出。出口 动漫只是民间企业的经济行为，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政府更多的是以 动漫的经济效益为主，虽然极力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但在运用动漫提升国 际影响力，塑造形象方面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规划。
第二阶段：动漫外交阶段（2006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文 化外交为主，政府开始将动漫产业作为外交的一个工具，采取预算支持、融 入外交、网络外交等方式，将动漫和游戏、网络、手机、图书、玩具、外交 等捆绑在一起，服务日本外交战略。
真正意义上的动漫外交始于2006年。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于4月28日在 东京数码大学发表了题为《文化外交新设想》的演讲，提出依托日本先进的 动漫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日本动漫，通过动漫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日本文 化，培养更多的知日派，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这次演讲提出的计划随后在 麻生的推动下开始有计划、有层次的开展。外务省2007财年预算草案中为 “国际漫画奖”和海外动漫大使追加了1000万日元的预算；2007年4月，外 务省发放了印有动画形象柯南的宣传手册；5月，外务省创设了“国际漫画 奖”，用以奖励在漫画领域表现杰出的新锐漫画家，第一届的评选于当年6 月22日进行，7月2日颁奖，“国际漫画奖”最优秀奖颁给了香港人，其他获 奖的还有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的漫画家；5月31日麻生携漫画访问波兰，践 行动漫外交。
日本政府还不断开发动漫人物的外交潜力。在2007年11月1日开始的海 外安全宣传活动中，日本起用“给人安心与安全感”的漫画形象铁臂阿童木 为“海外安全大使”；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正式任命世界各国家 喻户晓的卡通形象“哆啦A梦”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动漫文化大使”，承 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升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
2009年，日本政坛发生了政权更替，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 而麻生也黯然下台，但麻生力推的动漫外交并没有中断。每年一届的“国际 漫画奖依然如期举行，2010年的最优秀奖颁给了中国的漫画家张小白；2010 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与鸠山首相就中日两国共同举行影视动漫节的 提议达成共识；风靡全球的动漫形象凯蒂猫的制造商—日本三丽鸥公司还赠 送给温家宝总理一件特别的礼物——穿着和服的凯蒂猫。
日本政府还积极将动漫外交与网络外交相结合，利用社交网站、微 博、手机等新媒体推广动漫外交。由日本外务省支持，一个非政府组织运营 的介绍日本的门户网站（Web-Japan）的子网站（Kids Web Japan）有专门的 漫画（Manga）板块，每天用不同语言更新大量日本动漫信息。几乎所有的 日本动画都会在播放之前建立电脑版和手机版的官方网站，介绍动漫内容及 衍生产品，并且提供订购服务。在中国人人网上，高达、阿拉蕾等日本知名 动漫都注册了公共主页，吸引了大量中国年轻网民关注。
动漫已经成为了日本向世界推销自己的一张重要的“名片”。阿童 木、机器猫、小丸子这些动漫形象，寄托着日本政府改善国际形象，弥合与 东亚人民间隙的良好愿望。同时，日本政府还希望通过动漫外交，达到推动 海外日语教育，吸引海外人才等目的。然而，从现状来看，要把动漫在国际 上的巨大影响力转换成日本的软实力，日本不仅需要在动漫外交上加大力 度，在外交的其他方面也要有所改善。
日本动漫外交的策略
日本动漫外交之所以在海外流行，主要取决于日本动漫的产业优势与 人才优势。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四项策略来推动动漫外交。 差异化出口，锁定目标人群
直接输出动漫产品是现阶段扩大日本动漫影响力的最好方式。图书杂 志出版+电视播放+衍生产品制造=滚动发展模式、庞大的文化产业群，这一 不依赖政府的动漫市场化模式是日本动漫外交的强大动力。
目前，世界上有68个国家播放日本电视动画，40个国家上映过日本动 画电影。虽然日本动漫已经尽量做到了普世化和模糊化，但由于东西方的价 值差异和文化差异使得日本动画在出口时十分注意选择市场，并针对目标市 场的特殊情况对动漫作品进行修改。
在输出方向上，日本的动漫外交以文化相近性为基础形成亚洲重点。 比如风靡亚洲的《哆啦A梦》，因为情节比较温馨简单，在初期就没有选择 出口到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北美市场；而充斥着暴力的《圣斗士星矢》，出 口到欧洲时也做了大幅度的“净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区由于地 域接近、文化相似性，日本就把动画加工地迁移到这些地区，直接塑造观众 对动漫作品的欣赏标准，为长期流行奠定文化基础。
利用官方发展援助推销动漫产品
日本政府把动漫作为提升日本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工具。在动漫设计 中，注重有效传播日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取向。同时，注重影响受众对 外部世界的认知，塑造群体认同，引导社会舆论，渗透日本的标志性符号， 使之成为日本国家的名片。
为了贯彻外交意图，日本政府的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公共外交的主 要支柱，也是早期动漫外交的主要实现形式，现在仍是动漫外交的主要载 体。把动漫外交与官方发展援助相结合体现了日本公共外交手段的多样性。 2006年，日本外务省向伊拉克最大的电视台免费提供了52集动画片《足球小 将》，这成为日本利用官方发展援助践行动漫外交的经典案例。
举办动漫艺术节，扩大动漫影响力
除上文提到的东京国际动漫节外，其实早在199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 文化厅就开始举行媒体艺术节，一年一次，内容分为动画、漫画、游戏娱乐 和新媒体艺术四个部门，分别选择优秀作品给与奖励，每年的授奖典礼隆重 举行，由文化厅长官亲自颁奖，这对促进动漫画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除 此之外，在东京、广岛以及日本的很多地方，每年举行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 动漫节，也对扩大日本动漫影响力，加强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外交服务动漫，扩大动漫海外影响
动漫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日本政界也不乏动漫爱好者，前首 相麻生太郎就是其中之一。携漫画出国访问，在讨论国事的间歇和他国领导 人讨论动漫，这些都是麻生践行动漫外交的重要手段。麻生虽然于2009年下 台，但这种公开的“动漫秀”并没有消失，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获赠凯蒂猫 就是例证之一。
理性认识日本的动漫外交
中国是日本动漫外交的主要对象国，在麻生的《文化外交新设想》就 提到“只要看看中国街道边上年轻人常去的小商店就非常明白了。日本的动 画商品、各式各样的模型排列得满满当当。与米老鼠和唐老鸭相比，日本流 行、日本动画、日本时尚的竞争力远远超过了你所想像的程度……着实增加 了喜欢日本的人，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抓住了年轻人的心。”如麻生所言， 日本动漫在中国年轻人中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通过动漫更多地了解 了日本，了解了东京之繁华，京都之静美，对日本有了更加良好的印象；为 了看懂原汁原味的日本动漫，中国的很多年轻人都开始自学日语。中国是世 界上学习日语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底，有82万中国人在学习日 语，其中有20万人是通过学校教育以外的途径学习日语。当然有很多人出于 工作等方面的考虑，但大部分人还是因为对日本文化尤其是对日本动漫的热 衷，出于兴趣开始学习日语的。
虽说如此，但是日本动漫在中国的影响也未必如麻生描述的那么夸张。 首先，日本在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 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进一步下降。历 史和现实的原因交织在一起，使得动漫外交的效果大打折扣。很多动漫爱好 者都只把动漫当成一种业余爱好，能理智清醒的看待问题，对于日本的很多 所作所为不能认同。
其次，日本的动漫产品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尤其是因为很多动漫 作者对中国了解不多或是心存偏见，所以在很多动漫中，中国和中国人的形 象都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甚至十分负面。如在动画《一骑当千》中，中国 三国时期的名将成为了现代的日本少女，这个设定引起了相当多中国动漫爱 好者的反感和抵制，而在动画《迦南》中，中国上海被描绘成魔都，大多数 中国人面目狰狞。这些作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抵消了那些优秀的日本动 漫作品的力量。
最后，对于日本的动漫外交，我们既要警惕，更要学习。虽然日本动 漫在中国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力，其在中国所取得巨大经济利益依然不 容小觑，但是我们应学习和借鉴日本动漫外交的思想。我们在外交上也应该 积极转变思维，利用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发展民族产业，从而开辟中国公 共外交的新局面。
王 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 中心研究助理。
俄罗斯“中国年”的公共外交成效评估
刘萧翔
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可谓中俄间别开生面 的公共外交，是两国共享理念——“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的实践。虽然不能指望办一次“中国年”就能改变某些俄罗 斯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但它至少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正面形 象，俄罗斯人也对两国的未来趋于乐观。中国若能正视文化 差异，继续以不同载体推动公共外交，设身处地尊重差异， 未来收获将必然可期。
“中国年”的公共外交特征
分属儒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中俄两国，因文化差异而有难以逾越的 隔阂，此虽未必导致冲突，却有碍关系的深化。两国通过以国家为主体、文 化为主题的互动模式，相互举办“国家年”，推动民间、地方与企业的了 解、交流及合作。有别于条约或公报宣示，“国家年”乃是付诸实践的公共 外交。 “中国年”具有以下特征。
理念的落实
中俄在反霸与多极化的战略汇合，而达成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的理念共识，但如何落实却是一大挑战，而其关键在于两国社会互信的长年 不足。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李静杰指出，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巩固、扩大 战略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有后续的“国家年”。如其所言，“国家年” 实乃化解无形隔阂、增进互信的第一步。透过实际交流，才可能强化了解与 友谊。所以，“中国年”非但方向正确，亦为共享理念的落实。
人本的回归
中俄民间互信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系文化所致的观念歧异。若欲调 和，唯有回归人本一途。“中国年”所针对的正是广大俄罗斯民众，以交流 促进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了解，传达中国的友好讯息。如此，俄罗斯民众才能 真正理解中国，进而消弥隔阂。是故，在宣传对象的抉择上可谓切中核心。 文化的侧重
黑龙江社科院俄罗斯所所长宿丰林曾指出，中俄关系凭倚两只巨轮前 进，不容否认政治之轮现下驶得很好，经济之轮却仍脆弱，文化交流却是双 边关系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化交流的贫瘠使得战略伙伴关系进展缓 慢，相互了解的缺乏也是过往冲突乃至于战争的重要因素。“国家年”既有 助于文化交流，亦能消弥“中国威胁”的非理性恐惧。 所以，“中国年”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效应深远，俄罗斯更于2008年2月 开通“中国”电视频道，两国合作以俄语介绍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发展。因 此，文化的侧重可谓切中两国问题的根本。
“中国年”的成效评估
宏观结果需凭借微观层次来实现，而从被宣传对象的角度评估“中国 年”，也将是较客观的观察。但必需说明的是，目前相关的调查统计，还面 临样本数与代表性的考验，因此仅能勾勒粗略样貌。因为在幅员辽阔的俄罗 斯进行调查并非易事，即便是俄罗斯国家人口普查也饱受抨击。在没有更好
的选择下，个人仅能多方罗列并辅以访谈，以求公正客观的结论。 地域性评估：对华排斥感略降，但未能扭转俄罗斯人的优越心态 冷战后，“黄祸反华”风潮在俄罗斯一度甚嚣尘上，其中又以曾属中 国的远东区南部为最。“中国年”若能于此有所斩获，甚至改变当地民众观 感，将尤具意义。个人赴远东区访查时值中国举办“俄语年”，而俄罗斯 “汉语年”翌年亦将展开，个人因此趁机探访俄罗斯人对“中国年”与“汉 语年”的观感。
当地多数俄罗斯人虽知道“中国年”，却是思索许久后才想起似有此 事；虽有人知道和看过相关活动，却有更多人表示并未见闻，甚至玩笑地表 示这可能仅存在于莫斯科和北京。此外，“中国年”似乎未能扭转俄罗斯人 的观感，因为近八成的俄罗斯人虽然知情，也表示肯定，但同样也有近七成 者不会因此改观，而近七成民众也不知“汉语年”举办在即。（参见表1） 您知道俄罗斯在2007年举办“中国年”吗？
资料来源：作者2009年9月于海参崴、伯力、海兰泡与乌苏里斯克的访察。 表1：远东区俄罗斯人对“中国年”、“汉语年”的观感（2009年） “中国年”的成效未如预期，或许与其主要针对年轻人而相对忽略其 他年龄层民众有关，或因为宣传不足，抑或俄罗斯人平日为生活奔波而无暇 顾及。此外，俄罗斯的地广人稀亦有碍活动的举办。
远东历史、考古与人类学研究所（后简称远东民族所）资深研究员列雅柏 切科则表示，“国家年”是很好的活动，但确实也未广为人知，可能多见于传 媒宣传，但因其属高级政治范畴，才会未尽人意。但他仍乐观表示，两国在政 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是很好的的伙伴，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将永远都是兄弟。 刘萧翔 俄罗斯“中国年”的公共外交成效评估
尽管如此，排斥感在这五年里的略降仍值得欣慰，而未想过与无意见 部分也呈正向发展。是故，“中国年”虽未能扭转当地俄罗斯人的优越心 态，但至少仍有助于化解他们原本的负面观感。
远东区俄罗斯人观感的僵化，极可能与其生活经验有关。就访查所 知，中俄边境贸易虽然互补，但市场结构却极为扭曲：俄罗斯人因收入有限 而不得不购买其认为相对次级而低廉的中国商品，中国人则为了生计必须忍 受许多不便或变相勒索，彼此多有抱怨又未让对方知悉。因此，物质需求并 无助于化解隔阂，反倒因为隔阂又巩固了既有偏见。多数俄罗斯人常误将华 商与势利狡猾画上等号，并认为中国人粗鄙，对于中国人认为当地曾属中国 之见更是不以为然。俄罗斯人的认知，极可能是忽略商人在商言商，与将自 己所接触者无限放大为中国人皆是如此所致。
全国性评估：成效有限，寄希望于年轻一辈
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可探知一般民众对中国人观感的动态变化。 其中，认为两国民众关系一般且平稳者皆维持在四成左右，其他项目则相差 无几。（参见表3）因此，“中国年”对一般俄罗斯人就两国人民关系的观 感并无显著作用。
而“中国年”有无正面作用呢？据远东民族所2009年的研究可知，当 地民众近年对中国人的态度并无显著转变。（参见表2）此外，中国人在当 地相对于他人也不受欢迎。受访者对中国人有优越感与排斥感者虽仅三分之 一，但远东民族所所长拉林及拉林娜却特地指出，由于多数俄罗斯人因羞愧 而隐藏真意，故实际比例可能远高于此。
就过去10年对中国的观感，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变化幅度则甚于 2007年至2009年者。但时值2007年“中国年”之际，观感变好者却下降6%， 变坏者也下降4%，但不变和不感兴趣者也各自提升7%与4%。虽然“中国年” 的举办当下让俄罗斯人观感变坏的比例下降，但使其趋于保留的作用却是更 甚。若就2009年与2007年相较，在“中国年”结束后，不感兴趣者明显下降 5%，不变者则下降2%，足见“中国年”引起俄罗斯人的关注，尽管观感变好 与变坏也各自提升2%。（参见表4）
然而，俄罗斯人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倒是明显好转，如认为中国是战略 与经济伙伴者即从34%攀升至41%；认为是盟友者虽从2007年的27%骤跌至 2009年的19%，但认为是战略经济伙伴者也上升了5%。由于两者皆属正向， 其间的此消彼长尚难谓俄罗斯人否定中国；其次，“友好国家，盟友”与 “战略和经济伙伴”的总和虽下跌3%，并转至“经济和政治敌人，竞争 者”，但3%尚在误差范围内，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年”恶化俄罗斯人就“中 国对俄罗斯意义为何”的判断。（参见表5）
前驻华大使罗高寿曾指出，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和稳定有赖于年轻一 辈，但对应寄希望于未来之“中国年”的成效有限，对俄公共外交后续的深 度与广度显然可再扩及不同的年龄层。
未来可再深化的方向
中俄目前皆有将“国家年”与“语言年”建立的良性互动转为常规形 态的共识，当前确实也是落实“中国年”于基层的良机。在评析“中国年” 后，以下拟就未来可再深化的方向提出建议。
以不同载体持续推动
此前，中方组委已注意到“中国年”的“下基层”问题，其后便贯彻 至“汉语年”，如活动即从莫斯科向外辐射贯穿远东区、西伯利亚直至俄罗 斯最西部。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推展公共外交，未来仍得借助不同的载体。 国家主导固然是方法，但要融入社会各界更有赖民间的努力。民众也是载体 之一，其作用更不容小觑。从普遍性与接触面考量，华商及华工亦为绝佳载 体，因其活动范围遍及全俄，而且最贴近民众生活。
要华商及华工肩负文化宣传使命，可能会让人觉得陈义过高，但只要 他们能自律遵守俄罗斯法令、把关商品质量，从平日交往逐步改变俄罗斯人 对中国人的观感，即是最好的宣传。俄方近年大力扫荡境内身份不合规范 者，使得为数颇多的中国人被迫离境，但中国游客借旅游管道趁机打工、经 商等情形仍然可见。此固然和俄罗斯吏治不清有关，但华商与华工若能确实 遵守规定，此一问题自能化解。劣货假货则是另一个严重问题，俄罗斯内部 一直都有对华商倾销大批带有致癌物质或污染环境商品的指责。凡此其实都 能从中国己方做起，除了加强法治教育与商品抽检外，更应灌输中国公民荣 誉心，使其了解自己在国外无时无刻都代表着中国。
设身处地尊重差异
冷战已终结多年，但俄罗斯人对中国负面观感却仍旧如昔，因此互信 建立极其不易。误解既起于民间互动，由此切入亦是一途，中国游客或在 俄罗斯因各种缘由而短期停留则是环节之一。部分游客由于未拘小节或未 留意国情差异，以致于发生不必要的误会，甚至给俄罗斯人留下粗鄙的错 误印象。
如中国人常习于问及对方个人或家庭状况，以示关心，但俄罗斯人反 倒认为是侵犯隐私。此外，生活习惯也必须留意。今日在俄的中国人，皆应 设身处地、尊重彼此差异，避免徒增无谓的纷扰，此亦能从中国国内的倡导 和教育做起，但倡导及教育并非短期工作，必须长期推广才能见效。 持续强化文化交流
“国家年”的开创性在于侧重文化交流，此亦两国所欠缺。有别于军 事或经贸利益的不稳固，文化交流的正面效应才是长久的。甫落幕的“汉语 年”已延续“中国年”的基础，并深入扩大文化交流，来日必将有开花结果 之日，亦将影响深远。故现阶段可再着力的是将文化交流融入生活面，以加 速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为此，不妨试着让中国风在俄罗斯蔚为风尚，并与商业、生活、旅游 等方面结合，因为18世纪的俄罗斯即是如此。当年固然与俄罗斯深刻的西化 受到启蒙运动尊崇中国为开明专制典范有关，但彼时的中国文化与商品确实 也是让人赞叹不已。故要让中国风再起，除持续文化宣传外，产品质量亦需 要全面提升与细致化，让俄罗斯人平日即感受到中国特色与风味，文化交流 届时自是事半功倍。在中国经济和国力崛起的辅助下，不但相得益彰，对中 国形象的提升也绝对有所助益。
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为彼此制造共同话语，就此而言，中俄两国相对 于他人的优势在于彼此已有共有的话语——“世代友好”，当前要务则在于 有效落实。唯有“国家年”此类侧重文化面的公共外交，方能真正转变两国 民众对彼此的观感，从而巩固友谊。透过对“中国年”的评析，我们未来只 要再做强化，收获将必然可期。
刘萧翔：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