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为中国在现代世界重新定位

柯银斌

2009年底，两位旅居海外华人寒竹、文扬的新著《中国 力：大历史、大未来与我们的强国法则》由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作者提出“中国力”这一全新概念，进而阐释中 国的历史和未来，值得关注。

作为一本专注于中国时政的书籍，《中国力》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自鸦 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自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为什么遭受了如此多 的痛苦失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什么如此艰难曲 折？中华民族是怎样在濒临国家破碎、社会沉沦的边缘凭借自己的力量建立起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政府和民众是怎样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中 独辟蹊径，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书中都给出了作者自己的答案。

由于世界上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浪潮 中被迫展开的，因此，考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过程。 笔者认为，要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要看清中国的现状，要预测中国的未 来，必须要把中国放在全球化这个大棋局中来考察。其中，理解中国跟西方 国家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由于大众媒体的日益发达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现代政治科学从学者的 研究书斋走向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研究 成果直接对社会发生影响是最有意义的。《中国力》作为一本通俗的畅销书， 在一些问题的表述上并不是很深入，有些问题被省略了，有的问题则只是点到 为止。笔者愿尝试着把此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作一个比较深入的阐述。

如何定位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

与国内大多数抨击西方强权政治的“中国系列”书籍不同，也跟西方 国家一些捧杀中国的书籍不同，《中国力》并不把西方国家作为中国必须与 之斗争的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将会重走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道路。相反， 《中国力》把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定义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定义为 经济人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关系。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学生。近三十年来，尽管 中国的持续发展速度举世第一，尽管中国的GDP2010年就有可能跃居世界第

二，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学生阶段，中国仍须把西方国家当 作老师来学习。看不到西方国家领先于中国的诸多方面，看不到中国与西方 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看不到中国自身落后的一面，中国将会在轻浮狂躁中 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学生，中国究竟应该向西方 国家学习什么？这也是《中国力》试图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作为先发的 现代国家，其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中国人。我们既 不能妖魔化西方，也不能天使化西方。所谓现代国家，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民 族主义是所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是西方国家的本质。在西方国家那里，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从来都高于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宪政体 制都是为其民族国家利益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是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西方国家是我们的老师，但他们 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来向我们宣教，他们在全球事务中所做的一切，归根结 底都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我们决不能让西方 国家的利益来主导我们的行动。相反，我们向西方学习，最终也是为了追求中 华民族在国际社会的利益。《中国力》一书用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也明确地批评了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

“西方”≠美国

由于近百年来，美国一直居于西方国家的领袖地位，中国知识界一些 人常常把西方和美国作为同义语使用。当一些人说，中国应该西方化，常常 是在说中国应该美国化。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基本是以美国而不是欧洲为学习 样板这一事实，更加深了人们把西方等同于美国的简单化。《中国力》着重 说明了美国仅是西方国家中的一个特例，中国在近代以来的一个重大错误， 就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学习英国，而是企图照搬美国的制度。两百多年前，美 国的建国直接采用民主共和制，有着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殊条件。今天， 美国社会和一般西方国家仍然有着重要区别。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是 一个缺乏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特例。美国民众对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对社 会贫富分化的承受能力远比一般西方国家强得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 年历史文化传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如果试图通过直 接跟只有两百多年独特历史的美国社会接轨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必将在 中国引起剧烈的阶层冲突和强烈的社会动荡。

全球化的后果决定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冲突最终难以避免

对于相当多的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人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意是 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小心翼翼地韬光养晦，但是西 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中国这几十年对西方国 家是如此之友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如此之顾全大局，但换来的还是西方 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挑衅？很多中国人读不懂这个不对称的现象，而中国学 界的一些专业人士则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这个现象。一些主张中国政治 西方化的人相信，只要中国实行了跟西方一样的政治制度，“中国威胁论” 自然会烟消云散。一些坚持中国走自己道路的学者也相信，西方对中国发展 的遏制和围堵是出自政治理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 员钱立伟先生把美国与日本、欧洲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家庭内部的关系，而美 国跟中国的关系，则是美国在家庭以外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国坚持的这个 内外有别的根据主要是由于中国有着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按 照《中国力》一书的观点，这种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来解释中国跟 西方的关系并不符合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

《中国力》指出，全球现代化和两极分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很 少有人能否认，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全球市 场化的大潮中，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寻求自己在世界中的最佳位置。由于这个 根本性的原因，全球化不得不遵从市场的一般规则，这就是物竞天择，优胜 劣汰。所以全球化的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主权国家内部，政府可以运 用国家权力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

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并不存在着一个世界政府运用强制性 的国家权力来调节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利益分配，所以只存在着激烈的市场 竞争，而没有有力的政府调节。说得坦率一点，全球化遵循的就是丛林法 则。全球化遵循这个丛林法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 个“二八”分野的格局。占世界人口20%的富国占有和享用着全球80%的资源 和财富，而其余拥有人类80%人口的国家只占有和享用着全球20%的资源和 财富。这个人口数量和财富数量相反的“二八”格局是当今世界的现状。 占世界人口20%的富国俱乐部基本由西方国家组成，其间虽有一些国家在 “二八”格局中流动，但这个大格局基本没有变动。作为在“二八”格局中 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国家力图维持世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是一种经济人 的理性选择。

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的事实则意味着不得不颠覆这个已经形成了几 百年的“二八”格局，无论中国多么地小心翼翼，多么地韬光养晦，都没有 用。中国的兴起不同于日本，不同于“亚洲四小龙”，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 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富国俱乐部里，虽然空间非常有限，不过挤进像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这样的经济体还是勉强可以，世界的“二八”格局并不会因此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中国的崛起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一个国家 的人口就占了世界人口的20%，超过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如果中国要挤 进“二八”格局中的富国俱乐部，那么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世界的 “二八”分野结构不变，所有西方国家将被中国挤出富国俱乐部；另一种可能 是全球的“二八”结构被完全打破，全球利益重新分配，全球秩序重新组合。 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西方发达国家丧失巨大的既得利益都将是难以避免的。 这就是西方对中国感到恐惧的根本性原因，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现实根源。 中国的巨大身躯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面临着遏制和围堵，这个现实是不以中 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决定的，更不以中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中 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跟金砖四国中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完全不同。西方国家在 内心从来就不相信印度能够顺利转型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西方国 家对印度的褒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来牵制中国。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并坚 持和平发展，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反遏制反围堵的准备。

中国知识界对中央集权制度的认识存在误区

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是有着重要作用的。笔者注意到，在《中 国力》出版之后，有一些人批评说这本书是在宣扬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 或者宣扬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的那种天皇制度，这是一种缺乏政治常识的误解。 中央集权其实更多地是指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 主要相对于封建和联邦这两种制度而言。一个国家，只要不是封建制度和联邦 制度，大多属于中央集权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集权和单一制基本上是 同一个含义。《中国力》已阐明，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摸 索和奋斗，终于用共和的形式重建了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就是说今天中国仍 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国家结构的形式上跟法国等中央集权的共和国一样。 事实上除了美国这个特例，几乎所有现代民族国家在一开始都是通过 中央集权形式建立起来的。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 集权政府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中国辛亥革命后 的结果证明，没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国家。从五四运动 和北伐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的一些先进人物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开始 寻找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共产党人最后在1949年以共和的 形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所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既是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以共和形式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

摆脱对三权分立的迷信

中国知识界在谈到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时候，常常不谈这个制度在西 方社会中的局限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在西方社会中所分割的权力非常有 限，影响面也极为有限。严格说来，三权分立并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平衡系 统，而仅仅是政治权力内部的一种分割和相互制约。在所有的西方社会中， 政治权力都不是一种主导的力量，都不得不服从资本的统治。一些中国学者 在谈到西方三权分立时很少指出，在三权之外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资本权力 控制着整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政治领域中分立的三权不过是 资本的附庸，三权之间可以分离，但无论哪种政治权力都无法跟资本分离。 《中国力》一书难能可贵地指出，中国社会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已开 始逐渐形成执政党组织力量、政府力量、资本力量和社会舆论力量的制约和 平衡，这种“四权平衡”是全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远比政治权力内部的平 衡更广泛、更重要、更能防止社会的畸形发展，也更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当 然，中国今天尚没有真正达到这种权力的平衡，但中国模式的改革使得中国 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社会发展应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从来就莫衷一是。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发展有没 有形成中国特有的模式？如果有中国模式，那么如何去定义这个模式？社会 发展是应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还是应符合某种“普世原则”？且看《中国 力》对这些问题如何作答。

首先，《中国力》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普世的模式。从世界历 史看，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试图把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每一个冠 之以具体国家名称的模式既不具有范本的意义，更不具有普世意义。《中国 力》把中国文化中实践理性优先和兼收并蓄的包容能力称之为“中国力”， 并创造了“sinolizing”这个概念作为英文表述。可以肯定地说，有着五千 年特殊文明底蕴的中国模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模仿的。所以争论中国模 式可不可以推广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中国力》批评了一些人以西方某种模式为标准来指责中国发展 的偏见。有人说，中国模式非驴非马，是个四不像。这种话的实际含义无非 是说中国的发展一定要符合某种普世原则，一定要“像”某些西方国家的某 种模式，否则就是异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意 识形态狂想症”。应当再次强调的是，中国的发展应该根据中国的实践，由 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来整合各种社会发展的理论，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都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都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服务。

柯银斌：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