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与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的交往
夏纪慧
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人接触、交往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公 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人际交往中建立的理解、信任和友谊， 是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取得成效的基础和保证，尤其 是当交往对象属于公共外交核心受众时。
2009年，中国与美国建交30周年。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从 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长远的战略眼光、非凡的政治智 慧、勇于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一举打破中美两国多年相互隔绝 的坚冰，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与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实现了中美 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1982年至1998年，我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青联）国际 部工作期间，从事中美友好交流工作。青联与美国的主要交流对象包括 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Young Political Leaders，ACYPL，以下简称青理会）和美国国际领导人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ACYPL，以下简称中心）。
今天，回忆起我在参与青联和美国交流项目的十几年时间里，我接待 过多批美国访华团、多次随青联代表团访问美国，结识了近百位美国青年政 治家或其他领域的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成为了朋友。当时我国还没有公共 外交的概念，我也就不会认识到自己是公共外交的践行者。现在看来，当年 的经历，正是公共外交活动的具体体现。
青理会和中心：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
青理会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开展国际青年政治交流活动而于20世 纪60年代中期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半官方组织，旨在增加美国青年政治领袖 的国际阅历并培养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国际交流活动使他们实地学习和考察 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加深他们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治制度及各国内政外 交政策的了解，使他们同各国政治和企业界的青年领导人建立起友好关系， 并通过各种活动提高其成员在美国社会中的知名度。
参加该组织交流活动的多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议会、两党机构及 全国性团体的青年官员和政界人物，包括总统高级助理、特别顾问、参众两 院议员助理、州政府行政长官助理、州议员以及一些大公司和企业界领导 人。活动经费由美国政府新闻署拨给，同时由一些大公司、基金会以及个人 提供赞助。
中心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主张在全 球范围内识别并将各国正在崛起的领导人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 在美国及其他各国的青年领袖们之间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网络，以促进和 提高他们的领袖才能和素质，最终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社会。许多国 家政界人物参加过由该中心组织的活动，包括俄罗斯的叶利钦和美国的克 林顿。
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缺乏 交流和相互了解不够，美国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在工作初期，虽然受阅 历、对美国的了解程度、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和认识以及英语水平的 限制，我没有能力用深奥的理论、渊博的知识和非常地道的英语来与美国青 年政治领袖们进行深入交流，但我非常珍惜每次接触和交流的机会，通过热 情周到的服务，以朴实和诚实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实际情 况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展现中国青年健康、大方和愿意与世界增进了解、建 立友谊的精神面貌，达到交流和传递信息的目的。
在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不论是以翻译还是陪同的身份，我借助日渐娴 熟的英语能力，结合自己的经历向美国青年朋友介绍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化，让美国青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从真诚，到友情，再到理解
在我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塔特怀勒（M a r g a r e t Tutweiler）。1982年她首次访华时，已经在白宫工作。访华前，她对中国 的了解完全来自美国的媒体，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有很深的成 见，特别是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消极印象。的确，在我国文革时 期，中美对立，而当中国彻底否定文革并发布正式文件的时候，中美关系正 处于建交前后，大部分美国人甚至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中国在粉碎“四人帮” 后所发生的变化，更谈不上对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带来的变化的认 识。塔特怀勒小姐就以为：“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伤害，中国政府仍然在伤 害人民。”
当塔特怀勒小姐随代表团到了访问的最后一站（广州）并参观著名学 府中山大学时，通过结识接待代表团的校方负责人，她为能看到在美国接受 过教育、对美国友好、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感到欣慰和敬佩。 这位校方负责人就是我父亲，他时任分管外事的副校长。他向客人介绍学校 和中国教育发展情况时，结合亲身经历，应询就文革等问题进行了现身说 法，表现出在经历了文革的痛苦和不公的待遇后仍然对祖国抱有激情和希望 的乐观态度，使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青年政治家们，特别是塔特怀勒深受 感动。
打那以后，我们结下了友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嘛。虽然我们不 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趋同，但她从此关注中国的事务。1984年4月，塔特怀勒 小姐作为助手随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访华。虽然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但她 仍通过接待人员与我联系，邀请我去她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小叙。她讲的最 多的是1982年第一次访华的经历，并表示那是她最愉快的一次学习经历，她 恨不得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我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都告诉她。
1984年6月，当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随青联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塔特 怀勒小姐给予了我特殊的款待，单独邀请我到白宫用早餐。当时我在代表 团名单上排在最后一位，按官本位原则，这种待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 我头上的。
后来我多次访问美国时，塔特怀勒小姐还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小叙， 安排我与时任美国财长贝克(James Baker)见面，到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参 观等等。
在与塔特怀勒小姐的多年交往中，我父亲的真诚使我们之间建立起友 情。在朋友的交往中，我们相互向对方介绍本国的情况和政策，做到了相互 理解。这是人际交往型公共外交的基础和保证。
从学习到认同
另一方面，我在陪同美国访华团的经历中，增加了对美国的了解，特 别是来自市场经济背景的他们，表现出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初见端倪 的市场经济的认同，使我大长见识。
1982年，我第一次陪同美国访华代表团在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博 物馆附近有不少陕西农民妇女，她们手里拿着自己绣制的、具有典型中国风 土人情特点的小花袄、小动物、装饰物等东西，一见到洋人就一拥而上，嘴 里喊着“万多拉”（One dollar，一美元）、“吐多拉”(two dollar，两美 元)、“奇普”(cheap，便宜)等明显带着汉语注音痕迹的英文，向客人推销 商品。说实话，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情形对国人还是比较陌生的， 我也感到不习惯，觉得这是对客人的不礼貌，还试图阻挡她们接近客人。可 是，这些美国青年却兴奋不已，他们与农民妇女们讨价还价，买下了自己心 爱的商品，有的干脆就把刚买的帽子戴在头上，把小花马甲穿在身上，多数 人把物美价廉的纪念品留作送亲朋好友的圣诞礼物。看到我诧异的神情时， 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些农村妇女有经济头脑，她 们是企业家，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通过交流，我们不仅相互学习，彼此之间亦建立起了信任和友情。最 有意思的是，青理会访华团成员均由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组成，他们经常按 美国的民主方式进行辩论或讨论。可是，当出现就安排某项活动请他们通过 民主方式讨论却无果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说：“夏，你决定吧。 美式的民主还需要用中国式的集中才能有效。”
未来的政治领袖：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公共外交是以独特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手段。国与国之间，人民 和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和广泛支持是发展双边甚至多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在 上述经历中我认识到，通过访华和与中国青年接触，那些美国青年政治领袖 对中国的国情有了切身感受，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耳闻目睹了中国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情况，对 中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同时也结交了不少中国青年朋友，并保持联 系、交流信息。
不论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这种经历和经验积累，为保护中美关系 历经30年风雨和波折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两国由昔日的相互对立和隔绝 成为今天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者，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我为自己有幸为实践公共外交做出了绵薄之力感到欣慰。
夏纪慧：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发挥中央企业在对非整体外交中的独特优势
范集湘
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也面临 着不少挑战。央企在对非整体外交中发挥的作用表明，除 经济建设外，央企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升中国的软 实力。但是，央企还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缺陷和问题。为 此，央企除了进一步注重在对非援助中的“造血”功能和 企业社会责任，还应该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机制， 发展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建立企业与国内非 洲研究机构互补双赢的合作机制，与团中央合作，吸纳有 专长的青年志愿者。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迎来了格局重组的时代。在这个“后危机时 代”，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中国 央企在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下不仅获得了对非投资合作的战略机遇，同时 也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增加国际话语权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加强中非合作在后危机时代意义重大
后危机时代，美国“虚拟经济繁荣”的终结严重打击了全球商业银行 和实体经济，使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遭受重挫；而以“金 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生机和希 望，并有望引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其中中国的发展引起世 界瞩目。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长，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的启动，有效提升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但是，中国的快速 发展仍然面临各方面的挑战。
中国与非洲大陆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近些年随着2000年中非论坛的 开启，到2006年北京峰会确立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关系迈入了一个历 史新高度：中非关系从“革命伙伴”，经“自主经济建设”最终进入“共同 发展”的新时期。此后，中国积极履行北京论坛中的各项承诺，向非洲提供 多种形式的援助和投资合作。实践证明，中非合作新模式是务实的、富于成 效的，对非洲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在国际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这种合作给非洲人带来了一种认知的深刻变化——“让非洲人找到 了平等”，“非洲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非洲可以向世界贡献些什么， 而不是仅从外部世界得到什么。”
中非关系的新发展也使西方大国重新思考和定位对非方略。奥巴马曾 用“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与美国在非洲的不存在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来形容中 非合作给美国带来的震撼性影响。基于大国竞争这一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美 国迅速调整了非洲长期处于其全球战略边缘的位置。
由此可见，中非合作不仅仅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也改变了非 洲的落后现状，提升了非洲的战略地位，与此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 位，加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央企对非洲经济的长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央企的投资和经营，对非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央企在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国家提高了自身发展 能力和“造血功能”。
非洲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资金短缺等问题，强烈期待外 方的援助。中国的央企，尤其是有雄厚基础的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在多年的国 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在深化落实中非合作 中，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对非洲的投资合作中，央企十分重视对修路、建学校等基础设施建 设，并选择那些投资量大、盈利少，长期被一些西方国家忽视或不愿进入的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发展报告的记录，中国同35个非洲 国家有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议。中国水电集团在非洲20多个国家承建的多 个技术含量高、建设难度大的大型、超大型水电站项目和公共基础设施，如 苏丹麦洛维水电站，埃塞俄比亚泰克泽水电站，加纳布维水电站等；中土公 司中标的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项目等。
中国央企在非相继承揽的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为非洲经济的发展增 添了活力，提高了非洲未来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
二是建立在“双赢”原则基础上的投资合作，为改善非洲的国计民生 做出了卓越贡献。
非洲真正缺乏的并非援助，而是生产领域的投资。中非贸易从援助到 投资的转变，不仅帮助非洲从根本上逐步解决粮食危机,也有助于转变其自 身的经济结构，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截至2008年底，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存量78亿美元。2009年1月至9月，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达到8.75 亿美元，同比增长77.5%。
三是央企在本土化、属地化经营战略中为非洲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提 高劳动者素质做出贡献。
央企在非洲的本土化战略中，善于把一些国际经济规则、管理理念和 工程标准融入到非洲国家的本土方式和使用习惯中，并付诸于具体的经营管 理之中。企业鼓励积极参与当地发展，并与一些政府机构、多边发展银行和 产业链上游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网络，企业也赢得、拥 有了一大批对中国企业信任、热爱的所在地的政府机构、业主群，提升了中 国企业的知名度。在工程施工中，注重对当地非洲员工传授知识和技术，培 训技术工程人员、熟练工人，既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也为提高非洲劳动者 素质做出了贡献。中国水电集团出资帮助安哥拉60名有志青年到中国武汉大 学留学，在当地国反响良好。
央企在对非合作中打造中国国际形象
提升中国软实力
央企出于自身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在“走出去”后能够始 终站在国家对外关系、能源安全、国际合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开展 国际经营。通过优质服务、优质产品，搭建起同项目所在国家间“和谐、共 赢”的国际经营模式。在对非合作中，央企在多方面打造出良好的中国形 象，提升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一、在海外经营中坚持国家荣誉和企业利益并举，通过经济外交打造 中国企业品牌，弘扬中国国际形象。
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充满爱国情怀、重信守诚的央企领导人，在国际 经济舞台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善于把维护国家利益和追求商业利润统一起 来。他们通过企业外交，积极向海外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促进文明之 间的对话和交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当代中国央企领袖的睿智、才华和人 格魅力，为其他中小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有的优秀的企业领导还被冠以 “经济外交的光荣使者”“编外大使”等称号。
二、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体现大国风范。 大多数企业在制定企业新型发展战略中都将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 问题放入重要议程。在国际经营中，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商业道 德，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众多央企在经营中，遵循国际、所 在国及当地政府的法律、法规，投身当地社会发展、慈善活动。
例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在赞比亚的属地化经营投资中秉持“发展企 业，回报社会”的理念，热心当地公益事业；注重安全劳动、重视劳工权 益，通过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当地劳工福利问题，并给以艾滋病员工无歧视 待遇等等，这些举措都得到赞比亚社会的好评。中国水电集团在非洲的经营 中，将回馈社会、奉献爱心等放在本土化经营战略优先发展的位置上。曾多 次、大额度地向非洲国家捐助、赈灾，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经营中帮助政 府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例如公司在安哥拉承建的项目中，当地雇工比例已超 过70％，熟练工人超过40％。这些举措得到安哥拉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称中国水电集团公司是国际化、有风度的大公司。在博茨瓦纳，中国水电先 后向贫困家庭、艾滋病组织、华侨总商会和孤儿救助中心等提供赞助以及修 建医院等。
这些央企在非洲负责任的行动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形象，也提高了 中国在非洲的威望。
三、央企在企业文化中蕴涵的爱国情怀、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中华 文化特征，增进了非洲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弘扬传播了“和为贵”的中 华文化精神。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曾强调“扩大 相互借鉴的文化交流，加强人文对话，增进双方人民了解和友谊。”央企历 来重视海外员工爱国情怀、国家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在企业文化中提倡并推 崇“和为贵”“以德怀远”“怀柔”等富含儒家思想、中华文化特征的价值 理念。而这与当代企业文化所提倡的包容、奉献、向上等文化精神有很多相 似之处。这些企业文化特征在不同程度上都能从“走出去”的央企以及海外 员工的言行上得以反映。他们尊重所在国家的风俗民情，与所在地的政府、 社区公民建立和谐共融的关系。尤其是央企员工所表现出的勤奋、热情、节 俭、奉献精神，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综上所述，“走出去”的央企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浪潮中能够发挥自 身优势，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开发资源，为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发 展能力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讲，央企是中非合作论坛各项政策的主要践行 者，是通过国际经营活动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中坚力量。 央企在未来中非经贸合作中的对策
中非合作的迅速发展和取得的丰硕成就，既给非洲带来强烈推动，也 给西方国家造成了很大刺激，由此出现许多对中国误解，甚至负面的议论， 诸如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破坏环境 论等等。
在未来的中非合作发展中，央企需要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应 该进行理性分析，制定有效措施。妥善处理“成长中的烦恼”，以免造成 “成长的瓶颈”。把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局部建设与宏观环境等结合起 来，真正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一、进一步改善对非援助机制，“输血”和“造血”功能并重。 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已经有五六十年，对非洲经济发展也起到了推动 作用。但是，仅依靠援助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的， 关键是要探索出援助与贸易合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即把援助与合作结合起 来，把资源性项目贸易与公共性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输血”和 “造血”并举，资源贸易与公共性项目合作并重，增强非洲独立发展、自我 经营的能力，从根本上促进非洲的发展。
二、正确处理追求经济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加快，“走出去”的央企也逐渐暴露出很 多问题：如不顾实情，照搬、移植国内用工模式；一些采掘型、水电、能源 等企业在经营中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破坏传统民生等负面效应；企业因缺乏 长期战略部署，国际管理能力较弱，不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义务和承 诺等，最终使企业的过度多元化经营陷入困境；一些企业还因伪劣产品、恶 意竞争等导致破产倒闭，造成失业者、制造商对中国企业的抵触情绪和对中 国产品的抵抗运动。
“走出去”的央企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是中国国家品牌的组成部分， 履行公民义务也是国际社会对它们的普遍期望。为此，企业需更注重把国际 经营中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放在企业的整体战略部署当中 考量。
三、重视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机制。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往往在国际舆论中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标榜代表全球“公共利益”的国际组织，跨国界联 合，能够以环保为借口，凭国际舆论的压力使一些威胁生态环境、人权 的企业和项目下马。还有一些代表“部门利益”的专业组织，常被西方 自由民主制度控制，左右国际舆论导向。例如，西方一些国际组织曾借 口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频频指责中国漠视该地区人道主义灾难。一些极 端国际组织利用环护、社会责任等，肆意攻击我国人权，损坏中国政府 和企业的国际声誉。
在这方面，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在与国际河流组织交流的过程中有深刻 的体会和丰富的经验。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河流“绝对”自由流淌理念、惯于 攻击各国水坝建设的美国国际河流组织，近年来在国际上攻击中国在非承建 的水电站项目，严重损害了中国水电集团在国际上的形象。2009年7月，中 国水电集团邀请中国大坝协会、中国水力发电学会等多方面水电专家，在京 接待美国国际河流组织代表。双方就中国水力水电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 规进行探讨，就该组织在网页、杂志等发表的歪曲事实、缺乏科学依据、 极不专业的言论提出质疑，并充分交换看法。通过交流，河流组织政策执 行主任白好德(Peter Bosshard)感悟很深，他在会谈结束时说：“过去由 于我们的组织缺乏有效、可靠的信息来源，造成了许多对中国政府、中国 企业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并导致彼此之间产生了一些误解和不愉快事情 的发生，为此深表遗憾，郑重道歉。”并希望今后建立与中国水电集团的 交流渠道，及时交换信息，消弭误解。
这件事也提醒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国际经营中，不仅要高度重视社会 责任，还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重视国际舆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另 外，中国企业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友好坦诚的方式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国际 组织坦诚交流，甚至辩论，增进了解，交换看法。过去一些中国企业采取的 对极端国际组织置之不理，或任凭它们在国际上发表负面言论的做法，都会 不同程度地降低企业威信，损害中国形象。
四、发展与非洲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的关系。 非盟是非洲最大的综合性国家间组织，是非洲一体化最重要的物质载 体。加强与非盟的合作可以延伸与非洲各国的多边合作。另外，次区域组 织是目前非洲国家开展政治经济合作最积极、最有效的基本单元。以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和西非经济共同体为代表的次区域组织，在动员和整合本 地区力量方面常有非凡之举。因此，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注重与这 些次区域合作组织发展关系，以点带面，形成和扩大企业在非的区域合作 网络。
五、建立企业与国内非洲研究机构互补双赢的合作机制，为企业在非 洲的投资项目等进行综合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项目履约难度增加，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使 中国在非经营的央企面临各种显性、隐性经营风险：汇率损失、市场萎 缩、业主恶意欠款、动乱、战争、恐怖活动、政府赖账和废债、汇率、通 胀、自然灾害等。为此，曾有多家央企于2009年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希 望政府在大型海外工程实施中，实行非企业可控的“重大风险政策性兜底 保险制度”。即企业在国际经营中遭遇不可控的重大风险时，实施特别状 况下政策性低费率兜底性保险，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 重视加强“走出去”的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和信息咨询。而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央企走在了前面。如中石 油曾与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合作，为公司进入苏丹能源市场进行苏丹政局中长 期发展趋势的评估。
从科研机构看，国内很多非洲研究机构，因经费短缺导致研究队伍弱 化，许多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人员，没有机会和经费到非洲大陆进行实地考 察。因此，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是一项互利双赢的合作机制，并可以为中 国的非洲研究做出贡献。
六、央企可以与团中央合作，吸纳有专长的青年志愿者，为企业的本 土化战略做附属性的工作，落实国家的非洲派遣青年志愿者计划。 2006年的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曾提出“三年内我国将向非洲派遣300名 青年志愿者”计划。3年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15个国家派遣了300名青年志 愿者。2009年向突尼斯、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多哥、肯尼亚、尼 日尔、博茨瓦纳等国派遣187人。志愿者们在广袤的非洲大陆弘扬中华民族 文化，增进了中非友好，有力地服务了国家外交战略。美国《华盛顿邮报》 刊发文章说，中国甚至创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和平队，即中国青年志愿者协 会。与美国的和平队一样，它向发展中国家派遣青年工作者，并在这个过程 中改善中国的全球形象。
因此，建议在非洲有国际经营项目的企业，可以与团中央合作，吸纳 一些青年志愿者，尤其是学习非洲语言、从事非洲研究的志愿者到非洲的 工程项目，比如精通东非坦桑尼亚国家的斯瓦希里语、西非豪萨语的青年 支援者。不仅利用他们的学识为企业和非洲政府及社会做沟通和交流，配 合国家的整体对非援助计划，而且为青年志愿者提供了到非洲本土学习、 实践的机会。
在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外交已远远超越并突破了传 统意义上的官方外交方式，国家交往的主体和载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企业、 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以及社会公众等已成国家整体外交的组成部分，极大地 丰富着国家外交的内涵。“走出去”的央企，通过经济外交和企业外交，必 将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展现中国经济的最新发展成果，彰显中国国家品牌，为 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话语权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范集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日本对中国的信息传播策略
井出敬二
中国是日本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国家，信息传播又是公 共外交的主要方式。如何在中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有三 个方面的问题尤其重要：一是全面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 的认知结构，二是掌握中国人接收有关日本（人）信息的主 要途径，三是制定针对性强的信息传播策略并执行。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国家之一。从经济方面看，以前日 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数年前，日本不断增加对华投资，同中国的贸易 额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从日本安全保障 方面来说，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政府、日本人都已经从中国的经济发 展中认识到，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就像日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一样重要。 另外，日中之间有各种误解，存在着一些不信任感。所以，日本对中国开展 积极公共外交的想法越来越强烈，通过媒体报道和双向交流等方式，让中国 百姓广泛、深入地理解日本，希望能消除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
公共外交包括很多要素和形式，一是替本国对外说明政府的政策、做 法、国情等；二是文化交流；三是在海外传播本国的语言；第四是开展各种 双向交流。
以从事对中国公共外交具体工作的笔者的立场看，公共外交就是与外 国市民接触，通过媒体、文化、教育和市民等交流，影响他们的想法（舆 论），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做法是很重要的，对本国政府处理同外国 复杂、多样的关系很有助益。日本只有通过与中国的双向交流，才能增强中 国人对日本的亲近感和理解。
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舆 论”，即“舆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基于什么样的信息形成的？怎样才 能够预测中国的“舆论”？中国外交是否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我们作 为外国人能否影响中国的“舆论”…… 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众多前辈长期努力，日本同中国在人际交 往、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中国人如何看日本及日本 人，还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 域、不同的层次，结论是大不一样的。
2006年12月29日，中国《环球时报》刊登的对北京等5个城市的1361名 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重复回答）如下： 问：哪对双边关系对中国影响最大？ 答：①中美关系78%，②中日关系48.7%，③中俄关系19.8%。 问：中国与邻国关系中，哪对关系最重要？ 答：①同日本60.2%，②同俄罗斯51.5%，③同印度9.7%。
问：最想去的国家是哪国？ 答：①美国32%，②法国9.4%，③日本8.6%，④英国8.1%。 2004年秋天，日本研究中心（Nihon Research Centre）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新闻与传媒研究所调查中心共同在中国实施民意调查，在“对日本有什 么样的印象”方面，回答“喜欢＋怎么说都喜欢”的合计29%，“讨厌＋怎 么说都讨厌”的合计40%。该中心称：“最近10年，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度 减少了10％左右。”
日本研究中心2005年6月在中国又实施了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 回答“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比率为71%，远远超过“对日本有亲近感” （16%）。在回答“对日本没有亲近感”的理由中，排在最前面的“历史认 识”占69%、“领土问题”占51%、“日本反华情绪严重”占47%。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每隔两年实施一次有关日本的民意调查。 如2006年9－10月的调查，对象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在内。结果显示，在日 中国人亲日的比率是很高的；在“对日本是否有亲近感”方面，回答“有非 常亲近感＋亲近感”合计占7.5%，“一般”占37.6%；回答“没有亲近感＋ 几乎没有亲近感”占52.9%。
在问到“为什么有（没有）亲近感”的原因方面，回答“有亲近感” 的理由有：“两国友好交流源远流长”占24.1%；“日本经济发达”占 22.7%；“有留学、访问日本的经历”占16.3%；“有日本朋友”占10.8%； “亲戚朋友在日本”占9.2%；“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占2.4%。 在对“没有亲近感的理由”的回答中：“日本没有反省侵略中国的历 史”占63.5%，“日本侵略中国”占27.3%，“日本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 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占5.3%，“自己或朋友同日本人发生过不愉快”占 0.7%。
总体来说，学习日语、访问过日本、同日本人有交往的中国人与没有 这些经历的中国人相比，对日本是有亲近感的，而“来过日本回去后还讨厌 日本”这样的人是相当少的。在中国人当中，对今天的日本及日本人知道相 当少的人，对日本的看法是严厉的，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战后的日本同二战前 及二战中的日本是不一样的，日本实施防御性国防政策不会对中国构成军事 威胁等看法。中国人对日本形成否定的印象不是同日本人直接接触的结果， 有许多人是通过中国媒体和出版物获得的信息。
这些就是日本对华开展公共外交课题的启示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在 媒体、出版领域加强努力，同时，直接同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 加深其对日本的理解是相当重要的。
中国人认识日本的途径
日本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媒研究所2005年6月联合进行 民意调查，对中国人、日本人获取对方和亚洲各国信息的途径进行比较，其 结果是：“新闻报道、广告”中国占76%，日本占67%；“电视节目、广告” 中国占74%，日本占80%；“杂志报道、广告”中国占33%，日本占19%；“朋 友、熟人、单位同事口头相传”中国占28%，日本占9%；“互联网”中国占 22%，日本占12%。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6年9－10月的“从哪里获得日本信 息”的民意调查中，回答“电视”占65.9%，“新闻、杂志”占47.5%，“互 联网”占35.8%，“教科书”占11.3%。
同日本比较，中国的“口头相传”“互联网”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由 此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播信息和需求，同 一定的导向相关联。
报刊杂志
中国的平面媒体经常登载有关日本的报道。近几年来，对日本的社 会、文化、经济、环境和节能等领域也有正面报道，但是，在日本的外交、 政治和防卫政策上，对日本正面报道的文章几乎看不到。 政府的宣传资料及机关刊物是由反映政府或该机关的政策、宣传方针 等内容构成的。中国向百姓传达有关日本的信息的基本途径是官方媒体，至 今为止，大多数地方仍然这样。向日本派遣特派员的通讯社（新华社、中国 新闻社）、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纸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全部是官方媒体，特派员 均持公用护照来日本赴任。
此外，《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青年参考》《新京报》等开 放型的报纸关于日本的报道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媒体正处在变革之中，报刊杂志领域也受到市场经济浪 潮的冲击。以百姓关心为由，他们刊登一些具有轰动性的国际新闻（特 别是日本新闻）来增加发行量，经常报道有关日本、美国的防卫和军事 问题方面的文章。
最近，以下几点应当注意：
1.有些中国记者就某些事件打算向日本驻华大使馆照会，要求日本大 使馆说明情况，再写相关的报道。在同笔者交往的中国记者当中，也有勤 勉学习、在为客观报道而努力的人。然而，连中国有识之士都承认，总的 来说，中国记者的素质、训练程度等还相差甚远，混淆宣传和报道。部分 地方还存在着记者领取企业“交通费”写报道的恶习。有人辩解说，这是 因为记者工资低，采访、报道必需的经费不足。这在日本和欧美是绝对不 允许的，如果记者这样做的话，其报道文章的观点就可能会不可靠。如何 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里确立媒体伦理，可以说是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在 内所有经济改制国家的新闻出版界直接面临的课题。
此外，在一些中国记者的报道里还包括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如报道日 本时会用一些脏话。对此，海外的中文媒体提出批评。2005年秋天，中国 新闻社在武汉召开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约有200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美国 《侨报》总编刘晓东指出，为了确保报道的客观性，记者在报道中不应当使 用含价值观的表达和语句；报道中不带有价值观判断；注意报道的公正性； 应该理性地评论。
2.在日本，虽有《东方时报》《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留学 生新闻》《华人周报》《联合周报》等中文报纸发行，刊登对日本、日中 关系的各种见解、评论，但其报道基本上很少被中国国内的报纸引用。除 了《参考消息》等部分报纸外，外国报道及外电很少在报道中被引用。不 过，最近引用的媒体开始逐渐增加起来。此外，《环球时报》等一部分报 纸除了向日本派遣正规的特派员以外，还委托住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由他 们执笔的稿件也被中国媒体所采用。这意味着从日本发出的信息逐渐开始 多样化起来。
3.在日本没有常驻特派员的媒体如《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等，也出现偶尔派人自费到日本来采访的事例。
电视
中国对战后日本政治、社会深入报道的节目很少，唯一的例外是2007 年3—4月中央一台播出《岩松看日本》系列节目。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就日本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问题，采访了许多日本人，问中国民众传达了 许多信息。这样详细介绍日本的大型电视节目在中国播出，可以说，在历史 上是第一次。为了这个节目，中央电视台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这是 一个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性的节目。
2006—2007年，中国播出与日本相关的电视节目有：中央电视台对安 倍晋三总理的采访和面向中国儿童的日本猜谜，教育台的中国高中生在日本 的交流活动，广东电视台的中国留学生看日本，香港凤凰卫视对日本防卫省 和自卫队的采访等，日本大使馆均以各种方式给予了合作。此后，中央电视 台还播出采访福田康夫总理、白岩松报道日本的续集。不过，总体而言，中 国的电视台介绍战后日本的节目还是相当少的。 在中国国内收看外国卫星电视的制度，日本国内是不知道的。第一， 外国卫星电视频道要在中国播放，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如日本放送协 会(NHK)，只有“NHK World Premium”频道才被允许收看。迄今为止，在中 书籍
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在书店里没有全面、公正介绍今天的日本的书。 近现代中国人写的日本（人）论著，有清朝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国民党的 戴季陶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的书，战后还没有能与其匹敌的研究日本的 著作。
最近，《菊与刀》（鲁恩·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中文版在中 国成为畅销书。在中国该书最早在1990年前后出版，仅2005年就印刷了7万 册，还有“看了这本书就能了解今天的日本”这样的宣传。
笔者认为，了解战后日本情况和有这方面知识的中国人看了这本书， 只能作为加深对历史认识的参考，仅此而已；对战后日本情况完全不知道的 中国人看了这本书，那对日本的了解就成问题了。
互联网
中国使用互联网的网民急速增加，这应当引起日本的注意。在中国人 获取信息和发表意见这两个方面，互联网作用的增大是不容怀疑的。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互联网刊登有关日本的信息全部是转载现成报刊 杂志报道过的内容，没有互联网记者独自采访的报道。笔者接受中国报刊 杂志记者采访的内容，也被中文互联网多次登载和转载。总之，尽管中国 人经常通过互联网获得或发布信息，但报纸和杂志等媒体的作用还是很重 要的。
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中，在中国看外国报纸、通讯社网站的可能性 也出现了，不懂外语的中国人，看其中文网站也是很方便的。中国记者等可 以看共同通讯社中文网站“共同网”刊登的日本各种信息，因该网站不付费 不能看更多的内容，目前只限于付费的中国人浏览。
笔者有一个想法，希望日本媒体的有关人员也开设中文网站。在发布 信息方面，中国的报纸、杂志为一般市民设的投稿栏目非常少，作为中国百 姓（特别是年轻人）发表意见的场所，互联网、博客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此外，手机的短信通过简短的文字传达，对传播信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在中国传播信息的策略
在以上的信息环境中，日本大使馆等相关机构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活 动，应当采取以下信息传媒策略。
第一，平常要与中国媒体的干部、记者多交流，为加深其对日本的了 解做出努力。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上海、沈阳、广州、重庆、香港的日本总 领事馆总领事及以下的馆员，应定期分头同记者交流。
在北京，中国媒体记者更换相当频繁，特别是各报社国际问题的记 者经常调换，日本大使馆等应该交往的记者数量也随之增加。虽然同他 们交往、加深其对日本的了解不是为了让他们直接写报道，但根据眼下中 国政府、报社的编辑方针，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写报道。如果出现不恰当的 报道，日本大使馆可以通过写信等方式同他们交换意见，指出文章中的错 误。譬如，《田中奏折》在日本、美国被视为伪作，而在中国有时还把它 当作真货那样对待，这就应努力提供日美学术界动向的信息，增进理解。 如果有些错误得不到纠正，可以在日本大使馆的网站上，说明日本政府对 这些问题的立场。
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没有对过去的历史做出反省，日本大使 馆就利用互联网来做一些能让中国人理解的事情，如在大使馆网站上刊登能 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战争历史做出过反省的文章。日本外务省也在网站上开 设有关“历史问题”的问答专栏。
第二，日本大使馆应该尽可能利用各种机会向记者做简要说明，积极 接受采访。例如，宫本雄二大使2006年8月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该报道 被中国的许多网站转载。笔者也经常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并借此机会向对 方说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和国际贡献，还有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日本在战后 宪法体制下的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战后日中关系 及包括官方发展援助(ODA)在内的日中合作经过，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日 本对联合国改革的想法，以及今后日中面临的课题和对双方合作的展望（环 境、节能、人口老龄化、防灾等）。
笔者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工作期间，同其他大使馆馆员一样受到中国媒 体的关注，不管讲什么，都会马上被报纸刊登，互联网转载。如果用中文 在“百度”或Google上输入笔者的名字，能检索出1万多条，同一个发言 会被很多网站转载。
从互联网看，笔者感到日本大使馆很受中国人关注，这是比较成功 的，今后应更好地利用它，不过，不太理想的是中国人对日本存在的偏见和 误解还是很多，当然对过去战争的记忆还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 对现在的日本还存在很大的误解，对于这点，笔者感到比较遗憾。
但是，这种误解只是依靠在互联网上转载笔者的发言是没法解决的， 如果不花上3个小时诚恳地同中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不会有效果的。但 是，中国有13亿人口，笔者包括日本大使馆的其他人要对每个中国人都进行 3个小时面对面的交流，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第三，为了开阔中国媒体记者的视野，日本大使馆经常举办演讲会和 研讨会等。2005年7月，大使馆邀请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到北京，举办有关 日本的历史研究和教育及日本教科书形成过程的演讲会。因这样的机会千载 难逢，不但中国记者认真地听讲，而且北京的多家报社还向日本大使馆提出 申请，要求采访历史学家。日中两国政府对日中历史的共同研究从2006年才 开始，希望今后双方在历史领域的交流进一步活跃起来。
第四，邀请中国记者访问日本，或在记者自费访问日本时，为他们的 采访提供方便，使其增进对日本的理解。这种工作不仅是日本政府在做，就 连日本外国媒体中心（Foreign Press Center）、日本经济广报中心、日本 各报社等都在那样做。实际上，其他外国机构也是这样做的，如美国的民间 机构实施邀请中国年轻记者到美国的大学留学半年或一年的计划。中国政府 机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闻司）也邀请日本记者去中国，参观中 国的项目。
日本外务省实施的计划是邀请中国记者访日一周左右，同日本政府相 关人士对话等，从而让他们广泛了解日本。如果中国的记者带着问题参加的 话，通过访问日本会获得很深的印象，或许能够客观地了解日本。一名访问 过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对笔者说：“通过参观使我明 白了日本是如何面对历史、保存历史资料并向普通市民开放的。这些在中国 是无法了解到的。”看了歌剧《李香兰》后，中国记者也说，被日本人知道 正视历史的真面目而感动。
第五，国际交流基金会同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一项把 日本文献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的计划，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150多本 书的中文版，这是相当大的贡献。例如，正村公宏著《战后史——战后日本 的经济和政治》、京极纯一等著《日本的政治》、丸山真男著《日本近代化 和福泽谕吉》、速水融等著《日本经济史》、五百旗头真著《战后日本外交 史》等书在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翻译成中文出版。
此外，日本大使馆向在北京工作的美国、欧洲、澳大利亚、韩国、 新加坡和香港记者提供有关日本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在北京的外 国报社有2 7 8家，共5 0 7名记者（截至2 0 0 7年2月）。2 0 0 5年4月，中国 发生反日游行，町村信孝外务大臣访问北京。当时，日本大使馆为向外 国驻北京记者说明日本政府的立场而忙个不停。笔者本人也接受美国、 德国、英国、芬兰、澳大利亚、香港和阿尔及利亚等电视台和电台的采 访，说明日本政府的立场。
另外，笔者还在日本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会议室接待这些外国记者， 大约有50多名。笔者从日中关系的历史说起，阐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在笔 者的印象中，当时还散发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等重要文献的英文复印 件，并说明日中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 对日本来说，现在说明日中关系不仅仅对中国人，而且有必要作为面 向全世界的课题去认识。
井出敬二：日本国外务大臣官房顾问，曾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 主任（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译者：吴福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