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因与对策：安倍二次上台以来的中日关系
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刚柔并济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迈向新时代。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回顾安倍二次上台以来的中日关系，分析安倍对华战略的特点和动因，探讨中国如何以“超越历史”的姿态引领中日关系走向未来。
中日关系特殊而重要、敏感而复杂，也是我国周边外交关系中的关键一环。2012年年末安倍二次上台执政，当时的中日关系一度面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下，在当代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的关键阶段，“不安分”的日本和“不友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实属不利。回顾安倍二次上台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及分析安倍对华战略的特点和动因，有助于我们充分研判中日关系的应对之策，使两国关系的发展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跌至谷底到重回正轨，摩擦不断中的曲折发展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面对综合国力竞争落于下风且双方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焦虑的日本越来越将崛起的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中日关系开始在摩擦不断中曲折发展。
2012年9月，日本右翼政客、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导演的“购岛”闹剧以野田政府“国有化”的形式荒唐收场，中日关系急剧恶化。2012 年年末，安倍晋三作为日本保守势力的强硬派代表，再度上台执政。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其执政一周年的日子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2014年11月，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来京出席APEC峰会的安倍，希望日方切实按照共识精神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2015年5月，习主席在京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希望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中日关系虽然实现了止跌，但正如外交部长王毅于2016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安倍政府“一方面不断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使中日关系在反复恶化的低位徘徊。2016年9月，习主席在杭州会见出席G20峰会的安倍时强调，两国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减少“绊脚石”。
2017年和2018年分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习总书记亲力亲为的推动下，他多次会见安倍，引领日本响应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2018年，两国总理时隔多年实现互访，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缓和改善与对峙预防：安倍对华战略的“两面性”
安倍二次上台以来，在对华战略方面“缓和改善”与“对峙预防”双管齐下，其“表面发声改善、背后摩擦不断”的“两面性”特点非常明显。
2013年年初，安倍在“购岛”闹剧后不久就派出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作为特使向中国表明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却于2013年年底转头参拜靖国神社，对内兑现“拜鬼”政治承诺的同时，“破罐破摔”地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安倍还不断以东海、台海、南海为切入点，针对钓鱼岛加强对峙、实质提升“日台关系”、插手搅局南海仲裁案，在领土、台湾、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大搞“三海共振”，频频激化中日矛盾。
安倍将中日矛盾转危为“机”，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其内外政策上对中日关系困局大加利用。对内巩固保守执政联盟，强行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本西南列岛防卫力量，为推动修宪大施拳脚；对外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先后迎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将首次执政时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升级为如今的“价值观外交” 和“地球仪外交”，联合美澳印等国构建“海洋民主安全联盟”（日本版“印太战略”），妄图围堵遏制中国。
2017年以来，在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经济领域，安倍也明显体现出“协调”与竞争同步的“两面性”特点。安倍连续两次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表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以缓和中日关系，并于2018年访华时与中方共同举办“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表现出相向而行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的积极姿态。与此同时，安倍在国际经济博弈中竭力争取主动，与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安倍挑起特朗普撂下的TPP，牵头构建CPTPP（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于2018年年末使其生效，同时还在积极探讨力促美国回归的可能性。2018年7月，日欧签署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覆盖6.2亿人口，约占全球经济总量30%、全球贸易总量37%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诞生。此后不久，美欧也初步达成零关税意向，使日美欧零关税贸易格局初显。
审时度势与战略碰撞：安倍对华战略的外因与内因
从安倍的“两面性”对华战略中不难看出，日本既为实现“正常国家” 和“全面大国”的战略目标一路高歌猛进，也竭力维持其在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的有利地位，更在与中国既“协调”又竞争的互动中，力争在大国博弈加剧和新旧秩序转变中抢得先手、占得先机。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作为国际体系和日美同盟主导者的美国的战略转向，是安倍审时度势调整对华战略的系统外因，而日本的战略追求及其过程中与中国的战略碰撞则是安倍对华战略形成与变化的互动内因。
国际社会方面。安倍一方面认为各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需要有所加强，以“价值观外交”强化与澳、印、东南亚等国的协作关系，甚至试图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一方面也认识到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好判断和避免陷入与中国对立的战略考量，审慎地推进“远交近衡”的对华外交战略。
美国因素方面。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安倍一直都在主动强化日美同盟，追随美国做遏制中国的亚太急先锋。虽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促使安倍出于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需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向中国“接近”，但同时也加速了其以CPTPP、日本版“印太战略”等为抓手与我国争夺地区秩序重构的主导权。中美贸易摩擦中，日本针对华为采取的或明或暗的抵制措施和日本企业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而出现的“脱中国化”趋势表明，同盟体系内部的协调机制或使日美在经济领域达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共识和战术协调。
战略碰撞方面。自2012年起，与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进入新时代几乎同步，日本也开启了安倍的“超长期执政”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正常国家、全面大国”的“日本梦”之间的国家战略碰撞， 正在成为由历史纠葛、领土纠纷、国民感情脆弱、相互认知错位、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等多组矛盾构成的中日结构性矛盾中的重要内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日综合国力以及中日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此升彼降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吴怀中研究员在分析中日关系时指出，日本的外交战略中，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而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日本似乎感觉到正在被“周边化”。尚未甘心的日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得不在国际社会和中日关系中努力“刷”出自身的“存在感”。
日本自身方面。成为“正常国家”一直都是二战后历任日本执政者的政治“夙愿”。2013年2月，二次上台后不久的安倍就在访美时向世界发出了“不做二流国家”的政治宣言。已经成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安倍政权，破除了日本近年来的“短命政权”现象，使得安倍追求的“日本梦”前所未有地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对于安倍而言，日益崛起的中国是其追梦进程中的最大变量与潜在威胁。早在二次上台之前，安倍就在自己的论文中炮制了日本版“印太战略”雏形的“安全之钻构想”，并于二次上台次日公开发表，遏制中国之心一览无遗。如吴怀中所言，重要的是，遏制中国的战略取向并不仅仅因为安倍个人的强硬保守色彩，更因为其作为“公约数代表”聚合了日本朝野官民的共识乃至美国的期望，安倍二次上台后三选连任的超长期执政便是佐证。虽然对所谓中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挤压日本生存和发展空间满怀戒备并竭力遏制，但安倍仍希望继续利用中国发展的红利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同时为在中国崛起后的未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所准备。“身段柔软、战术务实”的安倍仍将在战略竞争的主基调下对我国采取“适时妥协、局部合作”的灵活平衡术。
超越历史与引领未来：中国的应对
针对安倍对华战略的“两面性”，习近平主席着眼大局、立足长远，既坚持原则又强调友好，既坚决斗争又协调合作，以两手对两面，引领推动一度跌至谷底的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并迈向新时代。2019年6月，习主席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同安倍举行会晤，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迈向新时代，如何定位未来的中日关系？需要我们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动态认识中国和日本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也要在战术上刚柔并济。既要对“不甘落败”的当下日本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也要对“审时度势”的未来日本有足够的战略自信。以“超越历史”的姿态，引领中日关系走向繁荣共生的未来。
战略层面，日本既是周边，也是大国。既要将日本放在我国周边外交棋局中的关键位置，也要为日本在我国大国外交运筹中留有余地，不使日本因为自觉“失宠”而疏远甚至剑走偏锋。尤其是在经贸互利合作、国际秩序重建等方面，充分认识到日本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发挥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作用，使中日经济互鉴互补不仅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更要使其成为亚洲及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战术层面，我们要引导“正能量”，抑制“负能量”。在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确保分寸不乱的底线，在经贸合作和秩序共建等课题上力求互利共赢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充实“两分法”理念，认清传统友华人士淡出历史舞台、日本民众对华好感久滞不升等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现实。讲友好，更促利好，谈未来，更促往来。让更多的日本企业从对华经贸合作中获利，为更多日本青年提供了解中国、走近中国的机会。
从近中期来看。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正在与中国逐渐拉开差距，但日本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社会治理等方面既有客观优势、也有主观自负。追求“正常国家”和“全面大国”的日本仍将在守成大国阵营中竭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并在美国逐渐走向衰落与中国尚未完全崛起的国际格局转变过渡的短暂空白处，全力扩大自己的战略腾挪空间。冲突对抗与协调合作的矛盾并行将成为中日关系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经常性状态。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应对这种经常性状态下时有发生的各种“不正常”状况。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可以借鉴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中对日本未来的描述，冷静分析并动态观察日本未来的战略取向。看其在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秩序中地位作用的过程中，抑或继续依赖美国、抑或适应中国崛起、抑或更加寻求自主。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或仍将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暗度陈仓”地壮大力量，不断追求成为更为自主的“正常大国”，以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建立既不依赖美国也不倒向中国的更为“正常”的日美及日中关系。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既不过虑整军经武的日本被军国主义再次“鬼上身”，更要集中精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引领日本与我国共建“诚心合作共赢、真心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
要引领未来，就必须要超越历史。我们要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裹挟， 更为自信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带来的情感纠葛，多显大国气度和强国风度； 我们要努力扫清历史问题遗留下的现实障碍，坚持原则底线的同时，在实力对峙中保持克制，既要有斗争精神也要有破局智慧。我们要超越历史周期的美好幻想，抛却中日回归“中强日弱”的感性期待，客观认识日本谋求的“日本梦”，理性对待“中强日不弱、中大日不小”的两国关系。
95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时向日本发问，是做“霸道的鹰犬”或做“王道的干城”？如今，虽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强权政治的“霸道”仍在横行，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王道” 已渐入人心。在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不论是“霸道”或“王道”，当时的中国都无力左右，而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不再屈从“霸道”，还高高扛起了“王道”的大旗。中山先生曾无奈地将做“鹰犬”或做“干城”的选择交给了日本，而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告慰先生，中国将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以大气自信和理性包容，引领日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其成为中华民族身边“强盛而精致”的善邻。
贾秋雅：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社长助理。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国际组织在城市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分析
随着全球化纵深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正在国际组织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参与国际组织的水平也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公共外交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参与国际组织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城市应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提高国际组织参与水平，推动城市地位与国际话语权的不断跃升。
国际组织对于城市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
参与国际组织对一个城市的国际交往水平要求较高，是城市公共外交能力的综合体现。国际组织不仅能为城市搭建对外沟通联系的平台与网络，也为国家总体外交和改善全球治理提供具体支撑。
一是为城市建设与发展集聚有利资源。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的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衡量城市吸引力、辐射力和城市体系的空间尺度已由国家范围、地区范围延展到世界范围，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重要国际化功能的全球城市正在迅速崛起。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国际组织机构与城市国际地位的紧密联系，也将国际组织列为全球城市的重要评价指标，例如弗里德曼（1986）将“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纳入世界城市的评价标准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拥有国际组织总部的数量；霍尔（1996）将是否为国际组织所在地作为评判世界城市的基础性指标等。拥有一个或几个全球城市对于整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来说至关重要，而拥有国际组织的数量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水平作为全球城市必不可少的评判指标，也是我国城市的普遍短板。吸引和加入国际组织不仅能够提升城市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更能通过吸引外资流入、引入国际会议活动、解决就业等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城市建设带来各类重要资源资本。
二是为城市开展国际交往打造外部网络。对于城市而言，国际组织是一种外向型的国际性网络，有利于城市交往关系的向外拓展延伸。参与国际组织是城市对外交往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城市国际化程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继续扩大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纵观当前聚集国际组织总部数量名列前位的城市：布鲁塞尔、巴黎、伦敦、华盛顿、日内瓦、纽约等，这些城市无不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外部联系网络。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参与国际组织的水平和能力也将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的城市有机会利用国际组织搭建的多边外交平台推动广泛协调与对话，为走向世界舞台搭桥联网，促进更多城市互利共赢，实现可持续合作。
三是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鲜明案例。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作为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主体，城市应从世情、国情、市情出发，走出符合实际、独具特色的国际交往道路，为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容与内涵提供具体支撑。同时，城市也应在立足自身特色优势资源开展公共外交的同时，通过展示中国城市的多元魅力和发展成果，在国际组织的多边交往平台上多渠道、多角度对外阐释中国理念，发出中国倡议，传递中国经验，展示中国成就。这不仅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生动鲜活的城市案例，还能向世界彰显当代中国城市的精神风貌，进而为提高我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奠定扎实根基。
四是为促进全球治理创新提出城市方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成为必由之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各个国家面临的燃眉之急，也要求超越国家框架的各层次行为主体共同携手应对。城市和地方政府作为重要的次国家行为体之一，可以在一些国家难以触及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依靠地方自治体的非对立关系与灵活的非对抗性手段解决问题，例如共同发布城市联合宣言，在国外设置联络代表处，或直接向对方政府表明针对某议题的态度等，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城市方案。通过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经验制度和精神内涵，城市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实现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丰富和改善全球治理观念做出有力贡献。
城市参与国际组织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参与国际组织的方式主要包括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与事务，与国际组织合作举办国际性活动，吸引国际组织总部等机构落户，以及发起成立国际组织等等，这些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城市公共外交能力与综合国际地位的提升。
加入国际组织，参与会议活动。除在中央政府指导下进行各领域的对外交往，城市自身申请成为国际组织会员，并与国际组织进行具体事务、项目、资金、人员和信息的往来也必不可少。城市加入国际组织后，最为主要的互动模式就是参与国际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包括国际组织的工作性会议，国际组织针对各领域举办的论坛、展览、节庆、培训等专业性活动，以及城市发展相关议题的赛事与评奖等。这些活动为城市交流合作创造了宝贵的平台，也成为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吸取先进发展经验的重要契机。
主办或承办国际组织活动。城市可依托自身优势资源与外部联系网络， 与国际组织合作举办上文中的各类活动，成为相关活动的主办方或承办地。近年来，中国城市在申办国际组织活动中表现日益积极，争取活动的举办权乃至永久落地，例如2018年广州成功举办全球市长论坛暨第四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系列活动，取得良好的影响效果。在全球层面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也高度重视发挥城市在举办落地活动中的作用，例如联合国人居署围绕“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每年选择特定城市举办可持续城市发展论坛等活动，为城市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多边性平台。
参与国际组织运营管理。在参与国际组织的高级阶段，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参与国际组织的运营管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吸引国际组织总部或秘书处、办事处等落户。目前，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内罗毕、布鲁塞尔、波恩等西方城市均因国际组织总部或机构集聚而成为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事务管理的高地，中国城市中则以首都北京为领先。此外，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曾提出建设国际组织中心区、国际组织园区等规划，广州、杭州、成都等也将大力吸引国际组织相关机构入驻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发起新的国际组织，引领国际议题设置。当城市自身发展水平和参与国际组织水平发展到高度完备的阶段后，就具备了创设新的国际组织的基础和条件。例如2005年时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通等政要牵头倡议成立了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为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做出了重要的城市贡献，也有效提升了成员城市在气候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目前，中国城市一方面很少是国际组织的主动发起者，另一方面在加入乃至担任国际组织的管理角色后，仍在议题设置、信息积累、话语权建设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未来应将此作为重点提升目标。
中国城市发挥国际组织作用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公共外交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开始走上国际组织平台，拓展对外交往形式和渠道。为进一步发挥国际组织在我国城市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重点突破。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机制。中国城市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城市经验，建立高效规范的国际组织管理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形成由外事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及有关单位配合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职能分工，定期交流情况；完善相关政策，形成工作合力。从顶层设计层面把加强国际组织参与列入政策，出台各类相关激励政策，对表现突出的机构与个人进行奖励。利用民间友好团体、企业、高校与学术机构等多元力量，与国际组织建立多层次关系并推进合作，激活国际组织联通世界的枢纽功能。充分发挥智库作用，加强对城市参与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为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第二，夯实链接网络，巩固与各类国际组织联系。城市应加强信息获取和沟通，跟踪国际组织发展的最新动向，积极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支持。盘活已有的国际组织资源，举办各行业领域和多元形式的交流活动，搭建政府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其他公共外交主体之间的复合型平台。根据不同国际组织性质特点，研究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创新参与国际组织形式，深化国际组织活动参与效果。鼓励本地有条件的机构主体加入行业性国际组织，为城市拓展外部网络打通更多渠道。
第三，培养国际人才，打造参与国际组织专业队伍。城市可借力中央部委及其他先进城市的国际人才资源，制定奖励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优秀人才流入。从知识传授、素质培养、视野提升、理想教育等多个角度出发， 在语言培训、理论背景、外交技能、实习实践等方面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全方位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有条件的城市可利用华侨华人、国际友好人士等资源，推动其成为联络国际组织的桥梁与纽带。重视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主体性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提升全体居民的国际化素养，为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打造一支多层次、宽领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第四，优化服务保障，完善参与国际组织配套措施。城市应建立完善参与国际组织和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组织框架，从制度上确立各类主体与国际组织合法互动的良性保障。出台扶持性政策，对于入驻的各类国际组织机构落实相关优惠，例如为其提供适合的办公场所及其他设施，设立与国际组织发展相关的基金会等，实行透明化公开管理。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国际组织举办的一些公共服务项目，让国际组织为城市发展提供专业化服务。主动为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及家属提供教育、医疗等优惠资源，以宜居宜业为原则增强城市的国际组织吸引力。
鲍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措施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此最为关心的是社会大众，受益最直接的亦是。它满足了作为一名普通民众的信息知情权，标志着政府转变职能，转向服务型政府。新闻发言人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准则，倾听社会诉求，与社会民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和沟通。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发言人不仅仅简单宣传政府的政策法规，更体现了政府行政职能的权威性与公关执行能力的完美结合。“新闻”二字凸显了发言人对于信息舆论的一种把握能力，通过发言人对事实信息的筛选使报道的新闻更有舆论引导力。
新闻发布会和发言人的层次形式
2004年我国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三个层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即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到目前为止，多部门设立了自己的发言人，近百位新闻发言人走向前台。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之后，新闻发言人的数量持续上升。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央11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集中面对媒体，成为了标志性指向。综观整体，当前新闻发布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准备特定的背景吹风会。背景吹风会作为舆论的前期造势，为记者更深入地了解政策导向提供了便利条件，通常采取半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发布会所发布的内容也不一定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而是政府对新闻媒体提前进行把关，属于政府议程设置范畴。
第二，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定期例行和不定期新闻发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通常有固定的主题、时间和场所，信息发布的内容大多涉及政府日常措施的制定和政策的发布，属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一部分。不定期新闻发布则涉及的主题广泛，且具有不可预测性，例如公共危机事件的新闻发布，承担新闻发布的部门通常是与该事件有归口管理关系的行政职能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出席。
第三，公告新闻公报、声明、白皮书等文件。此种新闻发布方式可以充分体现出信息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色彩，彰显信息的级别性和严肃性。利用法律条例的形式发布信息可以避免新闻媒体对信息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进行二次筛选，确保直接完成政府的信息传递。
第四，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答记者提问。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闻发布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新闻发言人既有义务为记者提供本部门的电话、微信、传真或电邮等方式，也有责任根据媒体的要求为记者提供便利的条件，以便于将信息及时地传输出去。
第五，建立政府信息发布网络平台。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包括BBS论坛，甚至召开网络新闻发布会，这些能够起到很好的疏通舆情作用。
第六，接受记者的单独访问。CCTV、CGTN的高端访问栏目，所采访的对象大多为各国的政界要人，从他们的回答中记者同样可以捕捉到新闻信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接收记者专访的新闻人物已经担任了发言人这个角色，传播的信息同样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
发言人制度的政治民主理论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要想实现民主，公开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政治信息的公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信息透明、公开公平的重要体现，因为80％的信息由政府掌握， 政府有权对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设置和资源再分配，所以政治信息的共同分享是政府执政为民思想理念的重要标志。相应地，新闻发言人在公众的政治生活中自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
首先，政府在议程设置方面不能一味地随着政府意愿制定信息发布内容，而要利用媒介的力量，充分尊重媒体在第一线采集的劳动成果，媒体关心的就是政府关注的，也就做到了贴近公众的生活，贴近实际。因为只有媒体能够有机会亲自走进社会大众的生活当中，记录百态，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充分尊重民众的知情权。
其次，随着现代信息的纷繁复杂，媒介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政府政策信息与众多商业化意识形态内容混杂在一起，受众表面上能够选择的余地日益增大，但却并不意味着受众能够在众多的信息中正确地加以选择， 甚至某些时候政府对某件事情的议程设置能力与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不相符合。故而新闻发言人要利用自己对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引导公众认知良性发展，使公众在第一时间得到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出理性的判断。
再次，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在政策信息输出时保证受众接受无障碍，还应该给公众足够表达言论的机会，使公众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并且能够将这种思维进行恰当地表达。这样新闻发言人才能在履行自身职责的同时，还顾及到受众的自我维权意识。
最后，新闻发言人在给受众一个表达意见渠道的同时，也要不断地对社会大众的思维进行信息整合，对舆情进行跟踪分析，及时参与到受众对信息选择判断的心理活动当中，根据具体事态发展趋势及时修正政府议程设置， 政府对舆情的监督也应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因此，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制定发布内容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大众的广泛利益，也不能忽视小众群体的立场，应对事实的真实度和深刻度予以重视。总之，新闻发言人只有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去看待、分析问题，才能将政策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受众。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措施
加强新闻执政 提升政府能力
“政治传播，也叫政府传播，是指政府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政府机关内部的信息传播、政府机关对外的信息传播和外部对政府机关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新闻发言人所要体现的传播现象更多集中在政府机关对外的信息传播，在以政府为主导的传播活动当中，无不体现着政治与媒介的一种相互博弈结果。传统上政府与媒体合作的形式大致是在媒体上投放固定的广告份额、征订媒体摊派给各个单位的新闻刊物。随着媒体逐渐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战略，政府与媒体这种传统合作方式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因此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与媒体合作的新形式，是一种利于双方的“共赢”模式。
媒介产业化时代，商业媒体大量涌现，传统党政刊物利用宣传操纵舆论的能力逐渐减弱，完全用老旧方法采集新闻的成本高昂。商业媒体的出现颠覆了传统模式的采集过程，主动制造新闻并且通过雇佣强大的新闻制作团队，在迎合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凸显新闻的趣味性和猎奇心理，目的是吸引大量的广告商和投资人，主要为社会精英阶层和掌握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人所投放，使报道社会草根阶层的媒体自然被处于边缘化的位置。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这些新兴的商业媒体拥有强大的资本投入，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尤其是评论类和谈话类节目的异军突起，使商业媒体拥有更多的机会来评论公众感兴趣的议题。实际上，商业媒体对议题解读的过程就是他们参与政治的过程，随之也就拥有了操纵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很多市场化媒体借此有了利用媒介操纵政治观念的色彩。
政府“新闻执政”是建立自上而下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政府议程设置能力，利用媒介的力量来掌控新闻舆论的走向和树立执政形象。虽然媒体可以利用政府权威专家的影响力论证新闻观点，但政界专家也需要媒介的力量完成议程的发布。政府在议程设置时的目标是明确的，而市场化媒体的执政能力性质却是隐形的。当政府的政策措施出现失误时，社会舆论会就政府的权威性和政务公开性对其进行问责和监督，媒体如果利用自身的新闻执政能力在政策倾向或舆论引导上出现错误，则将对媒体的行为进行问责。即便对媒体行为进行了问责，势必又会影响媒体对新闻自由的考量，因此政府必须掌握“新闻执政”能力。新闻自由的意义不在于满足媒介对新闻产业观点的认同，而在于对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新闻发言人对信息掌控的下限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政府新闻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的上限可以是维护政府公共关系利益。因为媒介所关心的议题一定是公众所关注的话题，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将媒体的议题转变成政府的议题，从而制定相关的发布策略，通过媒体再传播给受众，这样就达到了信息的反馈，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由此可见，政府“新闻执政”能力是对媒介市场的一个监管，任何低估媒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发言人应明白，只有平衡媒介信息市场和保持真实的信息发布，才能做到对人民负责。
放宽发布权限 建立问责机制
建立信息发布权限是为了避免新闻发言人对信息的垄断。发言人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实际上是对发言人发布权限的挑战，媒体为了按照媒介规则寻求“新闻价值”，往往形成了记者挖掘无限的新闻事实与发言人受新闻发布权限约束之间的博弈，属舆论监督的体现。不少境外媒体记者认为在中国新闻发布会上，官员权力越大越敢于“说话”，事实上是涉及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权限问题。总的来说，我国没有统一的新闻发言制度，虽然各部门现在都有各自的发言人，但一般都由外交部担负对外交涉的种种活动，即使有些不属于外交部管辖范围的非外交问题，当记者需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时往往不能及时找到所对应部门的负责人，只好求助于外交部门希望给予一些解答，造成了新闻发布官员权力小而责任大的局面。如2005年6月国家审计署掀起审计风暴，报告中被审计长点名的部门新闻发言人并没有积极地向公众作出回应，甚至对媒体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虽然有相关条例颁布实施，但每个部门的实施方法、程序进度都存在着差异。新闻发布不仅要维护政府形象，还要通过媒体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随着新闻发言人法律保障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发言人总体上还要放宽对信息披露范围、披露程序方面的权限，避免发言人在新闻发布时总是抱着趋利避害的心态在做事，信息“要不要发布”“在何时发布”“发布之后引起负面效果怎么办”？对这样的情况问题难以澄清。因此需要建立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监督和问责制度，这样发言人自身才能对信息发布的责任与权力有清晰的认识，对公众和媒体才会更加负责。新闻发言人应该被赋予更多的话语权，回答问题的范围不应受到过多的行政干涉和条框限制。
整合媒介资源 推销新闻理念
由于媒介商业化致使记者队伍采编新闻成本降低，媒体的报道逐渐同西方趋同，加之自媒体兴起，报道内容热衷于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欲望的新闻，越来越多的“软新闻”成为记者谋生的手段。西方商业媒体的记者可以为任何掌握资金的广告投资商撰写新闻，为投资人掀起新的舆论轰动效应， 降低了记者队伍的公信力，成为觊觎社会公共关系产业的对象。社会精英阶层的需求是公共关系产业琏产生发展的土壤，成熟的公关公司会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新闻媒介记者提供精心准备好的新闻稿、供记者采访的对象、观点中立的各方面专家等社会资源，制造、包装公司所代表的利益方需要的新闻观点和政治立场，并按照金融机构和西方政治团体的利益塑造新闻舆论。
我国新闻发言人同样需要整合资源，打造为政府服务的团队。诚然， 政府内部的新闻办可以成为发言人的智库，但更多时候是传统模式的宣传方式，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自身制定的议程并非就是记者所认同的，而记者要比政府更接近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政府新闻发言人要想在社会公共关系产业中有所作为，平时就要练就将宣传变成新闻并纳入到政府新闻公关策略中的能力，要求政府主动出击和包装自己的议程。政府将每天的日程安排会提前告知记者，并提供给记者相应的新闻稿，如在事后发布刚刚发生过的议程安排，从政府行动上看缺少了主动的意味。白岩松采访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为什么要公布新闻发言人的电话？”赵启正说：“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工作岗位，他们需要和新闻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联系不密切就会影响效率。”
政府新闻发言人要做的是塑造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形象。新闻发言人可以定期为记者发政府新闻宣传品，扩大记者的联系网络，为记者建立一个新闻资料档案室，方便记者对政府历届政策措施跟踪、搜集和查询，让记者在政府的信息网络中快速找到他们需要的资料。表面上政府服务于记者，实际上是记者为政府服务。还可以借鉴国外新闻发言人的方法，善管媒体，及时全面总结，培养自己的新闻记者团队，让团队作为政府公关行为的一个表现。如美国白宫记者、五角大楼记者、国会记者、国务院记者等，每天专门负责传播政府的声音，他们拥有了稳定的新闻信息渠道并成为只为政府服务的专职记者队伍。与此同时，政府也保证了在突发危机事件时能够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记者的新闻素材更多会是政府发言人的直接引语。研究表明，政府新闻报道议程设置的越早越容易在舆论环境中生存下去，先发制人。
结论
新闻发言人既是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的结合体，更重要的是一种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言人发布的信息并不是发言人作为一个自然人的个体言论表达，而是通过发言人这个角色体现出形象传播。目的是利用媒体的力量搭建起政府与公众互动沟通的平台，了解社会公众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信息的舆论反馈。在此基础上，新闻发言人的工作职责体现出一种制度化的要求，通过发言人这种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打造政府信息公开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发言人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发布制度的一种。
新闻发言人虽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中国结合了许多客观现实后， 发言人已成功融入了本土化战略的进程，为适应新时代新闻发布策略而不断走向完善。发言人摆脱了曾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回应，逐渐认识到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性。一言可以兴邦，发言人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适合国情的新闻发布的方式方法，对政府新闻注入了新闻营销的理念，让宣传的信息表面上更加“柔和”且看起来符合主流媒体传播的思维方式。发言人制度在经历了雏形阶段、成长阶段以及成熟阶段以后，在应对一系列危机公关事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今后新闻发言人制度进程的道路上， 依然会经历种种难以预测的事件，对于发言人来说每一次的机会都将会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都会得到锻炼和考验，今后新闻发言人将会成为在国内外舞台影响力的重要表现。
米广弘：文化学者，影视剧顾问，电视栏目撰稿人。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五星红旗始终在心中飘扬
笔者于1977年秋到外交部西欧司二处（法国处）工作。1979年12月，到中国驻法国使馆长驻。1984年初离任回国，又于1985年初到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工作，1989年回国后又到法国处上班。2003年离开中央外办，第二次到驻法使馆工作，至2011年离开，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最后于2011年4月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在非洲度过外交生涯的最后几年。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深深感受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把捍卫国家利益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飘扬。
我于1977年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于2015年退休。在这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不论是到外交部上班，还是穿过长安街经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到中央外办上班，又或是24年的在我国驻外使馆常驻时， 五星红旗始终在我眼前或在我心中高高飘扬。我将此形容为“每天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当我在电视和媒体上看到暴徒在香港撕扯五星红旗的镜头或报道时，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同时想起2008年在欧美各地同时发生的暴徒撕扯中国外交使团的中国国旗的情况，不禁从心底发出呼喊：“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辉煌象征岂容玷污！国家的尊严岂容践踏！”
第一次出国的感受
我于1977年秋到外交部西欧司二处（法国处）上班。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新入部的大学生都来自外语院校，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是从零开始。我用“如饥似渴”形容当时为适应工作和提升自己所做的努力。每天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左右离开办公室，周末也不例外。我在处里的工作主要是办案，另按领导要求学习了速记。参加完领导会见后，整理谈话稿有时是一个通宵， 第二天在水龙头前洗把脸再接着上班。
1977年，中国改革实施开放政策前夜。欧洲面临市场饱和和经济停滞的“滞胀”局面，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实际是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出口产品。1978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访华，期间瞻仰毛主席遗容、登上长城、参观故宫，并在与邓小平同志的亲切会见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协定》。这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前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定，还在谷牧副总理的陪同下参观辽阳中法大型石化项目。这一重大合作项目在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起到引领和开拓作用。我作为一名外交新兵，参与了接待巴尔访华的全过程，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以及西方国家对发展对华实质关系的迫切愿望。随行的法国外贸部长德尼奥是德斯坦总统的亲信，认为访华成果低于预期不好向总统交代，便用法文写了一张只有一句话“合同也是友谊”的《我的大字报》。由此可见，法国急于向中国出售产品的心情溢于言表。
当时的西欧司二处主管我国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五国，还有一个同志主管欧盟。有关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全处都会出动参与接待。我先后参与过法国总理、希腊总统、西班牙国王，以及法国前总理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后再次出任总理和总统）的接待工作。
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多名部长和北京市长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首站便是法国，受到了超规格接待。德斯坦总统和刚访华不久的巴尔总理分别与代表团会谈，要求“只谈经济和经贸”。德斯坦总统明确提出：“中方需要什么，法方可做什么？”谷牧欧洲经济考察之行对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作用不容低估，我就参与了谷牧代表团访法的准备工作。
1978年10月下旬，北京市交通考察组赴法，公安部负责交通的局长为团长，我被借调担任翻译。出国前在公安部借了服装，还领了三四百元制装费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三接头”皮鞋和衬衣等。“说起来是笑话，想起来是历史”。
我们此行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到法国考察交通管理的，经使馆与巴黎有关方面联系后得到满意的答复，中方考察团一行10多个人受到了热情接待。到使馆汇报工作时，我第一次见到飘扬在异国土地上的五星红旗，倍感亲切， 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从百废待兴的祖国到以繁华著称的法国，从数百万自行车洪流的北京街头到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道，从许多商品仍在凭票供应的排除购物的商店到物品极为丰富的超市，心中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考察团在巴黎交通调度和监控中心观看高峰时段的交通状况，同时也看到了一辆处理事故的警车因自身故障反而造成交通拥堵的情形。我们对所闻所见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傍晚，我们站在立交桥上，看着两条首尾不见的车的长龙，迎面而来的是耀眼的黄色灯柱，背你而去的的是红色的尾灯，感慨良多。入夜，我躺在旅馆床上，车胎轧过石块街面上发出沉闷的隆隆声一直在耳边回响，入睡后都能感觉得到，脑海里自然浮现出“战略大转移”几个字。我从巴黎给爱人发回的明信片中简单写下“铁塔的高耸，香榭丽舍的繁华，超市的物品和人流，道路上车流如梭”等字句。
回国后，见到西欧司主管法国的副司长说起法国之行，我怯生生地用法语悄声说“巴黎比北京漂亮”，领导一听站了起来用中文回我“漂亮多了”！我心中踏实了——领导没有批评我“崇洋媚外”。
后来，巴黎交通管理部门应邀回访北京，我又被借去翻译。只记得由于我方听讲的有数十人之多，只能在公园内露天席地而坐。大家的提问声、笑声、鼓掌声在空场上回响。我们当时的情况与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
40年之后的今天，巴黎还是当年的巴黎，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要更破败一些，特别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8个多月的“黄背心”运动还在继续，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百多家商场被烧毁，面目全非。而今天的北京，全面现代化程度已把巴黎远远抛在身后。我出国后时常怀念国内的住房、交通、食物等的便利和丰裕，现在冲口而出的一句话当是“北京可比巴黎漂亮多了”！
先后两次十二年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
1979年12月，我到中国驻法国使馆长驻。在外交部工作两年多，以及曾短期到法国出差，加上与法国各方面的交流和与访华的法方代表团的接触， 我对法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到使馆后，从跑机场接送、门口值班、帮厨、水电及设备维修，以及信件处理、礼宾安排、给领导当翻译等，所有工作都接触到了，这是一个年轻外交人员的必修过程。我也曾有过眼里看的是“尼日尔”，落笔写成“尼泊尔”的经历，幸好及时发现，没有让领导跑错地方，造成被动。
有一年多时间，使馆的国旗由我负责升降。每天清晨，我提前赶到使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拉上旗杆顶部，看着她在巴黎上空迎风招展，心中油然产生出一股豪情。
1980年10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对华进行正式访问。接待外国元首的准备工作是国内国外同时进行，到使馆后的工作也“由内转外”。德斯坦访华取得完满成功，邓小平会见并设宴款待，双方同意从战略高度考虑中法关系。这是我国同西方大国首次提出这一观点，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和欧洲前途以及发展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德斯坦总统指出，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应在经济关系中得到反映，法方愿根据中国的特点发展对华经济关系。
德斯坦访华后，便投入紧张的总统选举，谋求连任。左翼方面则推出了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参与竞选。访华成果是德斯坦竞选的一项竞选资本，密特朗因此也要求访华，并得到中方同意。我参与了密特朗访华的准备工作， 还与使馆领导一起迎接和送机。密特朗虽以个人名义访华，但同样受到了周到热情接待——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参观故宫、游览长城，还专程去曲阜领略中国古老文化。密特朗后来如意当选总统，他认为访华成功是福报。后来，参加法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都希望访华。
1984年初，我离任回国，又于1985年初到中国驻摩洛哥使馆工作，1989 年回国后又到法国处上班。北京政治风波后法国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对中法关系造成极大伤害。法国后来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和幻影战机，中方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关闭了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法方预料，中国并没有像法方认为的那样崩溃，相反， 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广泛深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法方为失去中国广阔市场懊悔不已，反说中国“制裁”了法国，不得不改变策略，保证不与台湾发展政治与军事关系，实现对华关系转圜。
2003年，我离开中央外办，第二次到驻法使馆工作，至2011年离开，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第二次驻法期间，我经历了中法互办文化年，胡锦涛主席两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希拉克总统和萨科齐总统分别两次访华。中法互办文化年为时两年，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中法相互在对方国家举行了数百场活动，如埃菲尔铁塔曾被数千束灯光燃成“中国红”，北京正阳门也曾披上法国蓝白红三色的国旗。又如2006年春节期间，中国在香榭丽舍大道举行大规模彩妆巡游，吸引了数十万人观看。再如“法国巡逻兵”飞行队曾在长城飞行，把法国三色抛洒在长城之巅。
1864年中法建交是戴高乐将军做出的战略决策。戴高乐将军从世界前途和发展趋势的总体态势，以及法国要在国际局势发挥独特作用的考虑出发， 认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必将发展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早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发展关系符合法国的战略利益，因而顶住美国的压力决定与中国建交。中法建交爆炸了一颗“外交原子弹”，在当时冷战形势下引起巨大反响，是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最早表现。
中法关系史上曾有过多次第一。法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第一个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的西方大国等。中法第一个互办文化年，第一个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第一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签署投资与贸易协定等。两国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巴黎气候协定，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方面，有着相互接近的立场并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说，“中法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具有特殊性和引领作用。”
中法双边关系也具有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共同属性。两国关系也经历过波折和起伏，有时甚至是惊天巨澜。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对我国实施“制裁”，中止高层往来和在台湾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 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遭遇严重阻挠，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法国的另一面。当奥运火炬在巴黎遇阻的画面传回国内时，举国愤怒，但守护火炬的场面同样感人。五星红旗在巴黎全城飘扬，《义勇军进行曲》在巴黎上空回响。此情此景，与香港同胞阻止暴徒撕扯国旗的举动何其相似！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我国驻欧美主要国家大使馆悬挂的国旗同时遭到撕扯。驻法使馆旁边是法国农会，暴徒从农会窗子爬出，又攀着排水管爬到使馆外墙上，扯下国旗。在我国驻欧盟使团，暴徒架梯爬过高高的钢架围栏，跳到院子时把国旗从旗杆上扯下。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而且是在警察的注视下完成的。反华暴徒为何撕扯国旗？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暴行污辱的是我们的国家！保护国旗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些远离祖国但代表祖国的外交人员的重大责任。“护旗”与“护国”同义！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高调在波兰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访法计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法关系虽然有过波折，但阻止不住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是我们心中要知道，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 并非所有国家和团体或个人都乐见中国发展强大。
到非洲任大使经历政变
我于2011年4月出任驻中非共和国大使。这是我首次到非洲国家工作， 我将在这里度过外交生涯的最后几年。
中非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却属于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6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河流纵横，没有沙漠，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但人们仍是“躺在财富上受穷”。首都班吉在当地桑戈语中是“俏女郎”之意。1960年独立后，数十年来政治动荡、连年战乱、社会难安、治安不彰。平均10年发生一次军事政变，政权更替频繁但都以非正常方式进行，政府治国无方却贪腐成风，致使经济凋零、民生倒退、城市毁损。“塞雷卡”叛军集团于2013年3 月武装政变夺取政权，这是中非独立后为时最长、破坏力最强、社会撕裂度最大的一场政变，首都班吉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俏女郎”衣衫褴褛，已不复当年模样。
从欧洲到非洲的反差十分明显。美国驻中非大使告诉我，据他所见，中非比其上世纪70年代时的情况还要落后。据我观察，非洲贫穷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绝对与发达国家的繁荣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发达国家的压榨、掠夺、控制有关，至今并无改变。中非合作使非洲受益，非洲对华友好是出于内心的。世界向东看，非洲最积极。非洲的日常消费市场已是中国商品的天下，对非合作也促进了商品出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国对非关系的发展也促使其他大国更加重视非洲，为非洲人民做一点实事。
中非作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和发展靠援助、安全靠维和的阶段。我到任后第二天便向博齐泽总统递交国书，紧接着拜会总理、议长及近40名部长，外交使团、国际组织和国际维和机构，以及中资机构，举行总统、总理及全部内阁成员出席的到任招待会，安排使馆工作等。到任30天后便患上疟疾，当晚打吊针治疗，次日上午又主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节目在当地的落地仪式。
2012年12月初，4支反政府武装联合组成“塞雷卡”集团，半月便占领半数国土，与非洲多国部队形成对峙。博齐泽总统向法国政府求救，希望法国驻军帮助控制形势。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回答是法国不干预中非内部事务， 驻军只保护本国侨民和利益，态度与前几次截然不同。
根据我数十年的形势调研经验直觉，这次叛军举事意在推翻博齐泽政权，法国的态度更使之可以胆大妄为，政局将有大变化。使馆当即决定，中方所有人员安全至上，先撤到首都地区，观察局势变化再做决定。在美国关闭使馆、联合国组织撤离人员的情况下，局势混乱，人心惊恐，安全已无保障。在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关怀指导下，我方人员撤离的计划提上日程。
法国、埃塞俄比亚等航空公司均已取消航班，只有肯尼亚航空公司还偶尔不定期派出飞机。300多名同胞，如何安全迅速地撤离？使馆果断决定： 全力争取安排同胞乘坐肯航班机，同时尽快租用包机，最短时间内安全撤离。中非政府各部门已陷入瘫痪，首都班吉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使馆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联系航班、购买机票、租用包机，为我国同胞加急办理证照、第三国签证等必要手续。经过整整7天的连续奋战，截至12月27日，共撤出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员工317人，绝大部分安全返回祖国。
2013年1月下旬，在非盟和联合国的斡旋下，中非组成联合政府，反叛武装头目入阁，局势趋缓。出于设备安全和工程进度考虑，一些中方人员陆续返回。3月22日中午，我出席中方援建的宾博医院救护车交接仪式。刚返回使馆，便得到消息说联合政府总理蒂昂盖伊与我分别后即被非盟维和部队保护起来，叛军已突破达马拉防线，向首都进发，多国部队未加抵抗。我电话询问法国驻中非大使，回称班吉危在旦夕，但法国军队不会干预。
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知中方人员到使馆暂避。两个小时后，67名中方人员带着重要资料和随身物品赶到使馆。中资企业的数十辆汽车停在使馆，安全无虑。国内得到使馆汇报后指示，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确保公民和企业及使馆安全。
我向大家讲解形势发展，着手准备第二次撤侨。两个企业代表团分别在广州和卡萨布兰卡机场前往中非，立即通知取消行程。
使馆连夜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经营的各有一架小型飞机的包机公司联系，定妥舱位。1月23日一早，30人在使馆外交官陪同下前往机场，分乘两架包机离境，剩下的37人将于下午离境。为预防有变和登机方便，包机公司经理也被请到使馆，随我方人员一同前往机场。但6辆越野车却在沿途遭遇手持棍棒刀具的市民拦截，高喊外国人不能丢下我们不管，石块雨点般砸来，道路已被切断，使馆车辆只好掉头返回。此时停水停电已近30个小时， 酷热难耐，使馆同时得到消息，“塞雷卡”已定于24日晨进攻首都。
24日凌晨4时，中方6辆越野车趁着夜色再闯机场。我事先已与法国大使通话，请法国士兵放行。当车队强行突破路障，刚到机场停稳，周边便响起密集的枪炮声。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我们赢得了一个时间差!
我留守使馆，亲眼看到叛军车队从使馆门前的烈士大道入城的情形，也目睹了叛军抢劫使馆旁边的总理府和对面的高级住宅区的场景。叛军在城里抢劫得手后，装满物资的车辆又呼啸着往城外开去。
在国际社会斡旋下，过渡政府成立，非洲维和部队升格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欧盟派出1000名警察维持首都秩序。中资公司先后又有30多人返回，了解情况和探索恢复有关工程的可能性。
2013年10月，形势再度恶化，十万班吉市民占领机场并在机场附近设立难民营。时局混乱，普通人都成为暴徒。中非全国460万人口，三分之二沦为难民。由于时差关系，国内记者电话采访时都是半夜或黎明时分，我在电话里时常反问：“你可听到枪炮声？”回答：“听到了。请你们注意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使馆第三次组织撤侨。
赤手空拳的中国外交官，为了发展与驻在国的关系，为了保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守，与酷暑疾病恐惧劳累为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五星红旗每天照常升起，在赤道非洲的骄阳下迎风招展。有我们在，就有五星红旗在，默默地向外界宣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五星红旗的存在，才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任，也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
2014年5月和11月，中非过渡元首庞扎女士两次为我授勋，是两国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这一举措既是对中国的感谢，也是对使馆工作的肯定。中国与非洲的友谊得到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的高度称誉。
关于五星红旗在非洲的故事，中国前驻南非大使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2002年，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与江泽民国家主席通话后，说他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罗本岛监狱坐牢时，曾用配给的劣质香烟盒的纸头叠成五星红旗的样子，并用非国大党特殊的握手方式庆祝中国国庆。五星红旗代表着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中国，五星红旗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幸福的大道。
我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已有46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要时刻铭记入学誓词，脑海里要时刻浮现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作为一名共和国外交人员，奉行“忠诚使命奉献”的核心价值观，要把捍卫国家利益置于最崇高的地位，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飘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外交人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在实现唯心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过程中，外交人员仍需为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继续努力和奉献。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绝不会比以前少，但现在的中国已是与世界强国比肩的中国，已是令世界头号强国忌惮和焦虑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是一艘不惧狂风骤雨顶风破浪奋力前行的巨轮，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力量。而历经风雨洗礼的五星红旗更加鲜艳夺目，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新一代外交人肩上的担子更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个欧洲学者眼中的孔子学院
海外视角下的中国，不仅体现于外国民众的眼中，还存在于海外研究者的认知与理解中。作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教育实体，孔子学院以教育的形式，践行文化的功能，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塑造的一项重要内容。德国学者Falk Hartig的《中国公共外交：孔子学院的兴起》一书，在分析公共外交基本内涵及其与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等关系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孔子学院进行调查研究，从公共外交适度性、行动者多元化、基于网络和基于等级的传播方式，以及孔子学院中外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网络等方面，分析了孔子学院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优势、功能和挑战。有关研究结论对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交互关系、公共外交的“利己性”和“利他性”，以及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完整性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多借鉴。
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经说，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相关。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国家形象”方面的最大问题，不是简单的“国家形象”的好或坏，而在于中国人自己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有很大差距（乔舒亚·库珀·雷默、沈晓雷，2006）。
“向世界说明中国”任重道远，需要思想和认识的转变，更需要方式和方法的调整。而用来塑造“国家形象”最主要的方式，已经由二战和冷战期间所运用的宣传，转向公共外交，转向一种平和的、潜移默化的“国家形象”塑造。国际教育项目作为传播国家理念主张和政策立场的重要手段，一直被视作公共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吴迪、张勇先，2017）。
孔子学院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领域的一个国际教育项目，得到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国内学者的关注。然而，正如我们要表达的中国形象与外国民众所感知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一样，外国学者和民众对孔子学院的认识与理解也必然有所不同。“他者视角”下的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无论是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优化与效果提升，还是对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Falk Hartig的独特视角和研究关切
德国学者Falk Hartig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媒介与传播专业博士，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孔子学院和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将孔子学院视为中国大外交背景下进行公共外交的一个路径。他通过大量一线资料，从孔子学院组织结构入手，剖析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途径和手段的优势和问题。他是少数一直关注孔子学院和中国公共外交研究，而且观点相对客观的国外学者之一。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客观的研究成果对孔子学院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Falk Hartig在《中国公共外交：孔子学院的兴起》一书中界定了公共外交的概念，及其与文化外交、国家形象的关系，以此作为孔子学院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和方法，并通过孔子学院案例研究，详细描述了孔子学院的结构与组织、活动与受众，以及问题、挑战和潜力。
该书认为，孔子学院致力于满足全世界的中国语言文化需求，是中国最具魅力攻势和争议性的工具。相比于该领域的其他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已经找到感兴趣且有合作意向的国际伙伴来共同资助孔子学院，并有教育和文化交流领域的中外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这成为孔子学院独特的组织结构设置， 也充分表明了中国在公共外交背景下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的意愿。
公共外交的中国路径
在国家进行国际传播和面向世界自我介绍的机制中，公共外交的角色与功能已得到广泛共识。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公共外交的模式和手段也在转变，从宣传式单向沟通（只说不听）到对话式双向沟通（说和听并重）演化，完成了从“旧”公共外交向“新”公共外交的转型。任何一个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路径和方法首先是根据其国情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探索适合本国特点公共外交路径的过程中，孔子学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对此，该书重点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于公共外交的转型与本质特征
该书认为，近年来公共外交领域主流范式在转变，其特征就是从“旧” 公共外交发展到“新”公共外交。“旧”公共外交的目标是说服，主要以国家/政府为中心，控制信息单向流动，且仅允许发送方和接收方有限互动。“新”公共外交强调相互理解和双向沟通，更关注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寻求共同利益空间。
公共外交理论研究范式转变，对开展孔子学院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中国对公共外交的传统理解，更注重通过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以纠正误解，缺乏对互动、参与和寻求共同利益的关注。孔子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项目，因此更倾向于是一种“旧”公共外交手段。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具有独特的组织结构配置，强调外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使得孔子学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案例。
公共外交本质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其背后深层次驱动因素是国家利益，因此公共外交中存在“适度原则”。一个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本意是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但过度宣传可能会增添“政治宣传”色彩而被认为是粗暴的政治宣传，从而导致公共外交结果“事与愿违”；而如果真实全面地展示本国的方方面面，则会暴露国家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和短板，也会给“有目的”的国家可乘之机。如何把握好公共外交的“度”，进而实现相对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效果。
关于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外交
该书认为，文化交流本质上可以归属于文化外交范围。从传播的视角看，公共外交所传播的信息包含了文化因素。因此，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个部分，其核心部分之一是语言文化推广，各个国家的语言国际推广机构通过语言教学开展文化传播，增进目标受众对公共外交行动者所在国文化的理解和商品的购买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其经济增长。这与公共外交的目标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尽管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多元，但无论是非官方还是官方的对外文化活动，其所代表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甚至是国家属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对外文化活动仍然是政府和国家力量驱动，属于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范畴。
文化外交和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政策密切相关，其地位是由整体外交环境决定的，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点。战争时期不重视文化外交，和平时期重视文化外交，这导致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外交策略在各国的地位普遍较低，原则上能得到支持，但就日常实践而言则只是一项次要的外交活动， 缺乏长期持续性。由于世界目前处于总体和平时期，文化外交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具有短期持续性，但从长期来看却存在维持困难的问题。
中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导致文化外交的资金来源也有差异， 欧美国家的文化活动多由公共资金资助，即纳税人的钱，政府对资金有所保留，而中国对外文化活动的资金大部分则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正是这样，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方式引起了国外公共外交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关于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该书认为，与其它国际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相比，孔子学院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其中外合作组织结构，这不仅使某一孔子学院及其合作伙伴受益，还对中国公共外交行为产生广泛影响。这种独特的合作模式体现出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中国愿意在公共外交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发展。这种方式具有战略智慧，因为它将提升孔子学院的形象与声望，使其成为中国公共外交领域一个投入不多却收效明显的项目。借助全球兴起的汉语与中国文化热潮，中国政府找到了有兴趣、有意愿的国际合作伙伴共同为孔子学院提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
孔子学院的组织结构吸引了国外利益相关者，他们为孔子学院提供场地和人员等。案例表明，这种合作方式的优势明显。首先，孔子学院在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获得较大成效，虽然当前中外方投入比例是1:1，但实际上国外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正在逐渐增多。其次，国外利益相关者助力搭建中国政府与外国民众沟通的桥梁，提高了孔子学院项目的可信度，国外合作者大多数是大学，它们不仅强调与政府保持距离以保证独立性，还通常对政府持怀疑态度，这使得孔子学院项目的可信度更高。再次，以《孔子学院章程》为基础，孔子学院作为外方主办大学组成部分和本地化机构。最后，中方外派人员可以开阔视野，得到锻炼和提升，并将新理念带回中国，进而发挥更大作用。然而，该组织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中国大学经常和国外多所大学或者多个机构合建孔子学院，可能会导致中方大学负责孔子学院建设与管理的人员相对紧缺。
关于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
该书认为，孔子学院综合研究的不足有两点：一是孔子学院研究的概念框架存在混淆，经常将孔子学院与中国软实力、中国公共外交、文化外交混在一起，要么以功利的宣传为研究背景，要么将其作为无特定目的的文化交流案例；二是对孔子学院缺乏深入了解，并给孔子学院贴上各种标签。
在中国公共外交大环境中的孔子学院，中外合作的组织形式非常重要，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全面分析其组织结构。由于孔子学院由国家汉办、中方合作者和外方合作者三方共建，这使得孔子学院像一家位于国外大学内的 “合资”机构。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的建立方式具有灵活性，但主要是中外合作，国外机构须首先向孔子学院总部提出申请，总部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在中国找一个大学或者相关机构与申请者签订共建协议。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孔子学院不是中国政府强制建立的，而是国外合作方主动要求，并基于中外双方自身利益的。国外对于孔子学院的研究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虽然张口闭口谈孔子学院，但是对于孔子学院却很少有过接触。
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工具，孔子学院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展示了一个正确的中国（The Correct China），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The Real China），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学院对中国公共外交的贡献。这与中国的国情体制有关，任何国家公共外交的途径和方式都含有国情因素，中国也不例外。这体现的是公共外交本身的特点，不应该成为批评孔子学院的借口。孔子学院独特的中外合作组织结构，提高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信息的可信度，总体上来说这种结构的积极影响更大，有助于孔子学院实现其整体价值，这是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明智选择。
在中国公共外交大背景下，孔子学院研究的视角应向以下三个方面拓展：一是对其他地区孔子学院的研究，如非洲、拉丁美洲等，这些地区的孔子学院所处的环境与发达国家不同；二是对孔子学院中方合作者的研究，如支撑机制等；三是对孔子学院参与者的研究，如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参与孔子学院、如何感知传播的信息等。
孔子学院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向
总的来看，《中国公共外交：孔子学院的兴起》一书对孔子学院和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启示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孔子学院运行与管理应把握三个“适度”。一是内容选择适度， 面向国内外不同类型目标群体的信息传播，应在把握适度性的基础上提高精准性；二是活动参与方式适度，在主办各类课程和活动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当地组织的活动，通过“承办”或“协办”实现“二级传播”；三是国别地区差异适度，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国别地区的适度差异化。
第二，兼顾好基于等级和基于网络两种传播模式，寻求新旧公共外交的“最大公约数”。在继续做好“政府—外国受众”模式的同时，加大孔子学院对国内社会的反哺力度，拓展“政府—国内民众—外国受众”模式。
第三，孔子学院不仅是公共外交的行动者，还作为一个海外实体存在， 为行动者搭建了公共外交的实践平台，政府、企业界、媒体界、理论界、城市等都可以成为其合作主体。这种基于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生的协同，使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功能产生“叠加效应”，并获得更多社会认同。孔子学院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应该被进一步研究与强化。
第四，针对国外对孔子学院的批评和质疑，要有更加有力的增信释疑。一方面，学者作为独立、客观的研究个体，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应为教师和志愿者提供“半成品”甚至是“成品”，降低对个人知识储备、理解水平和表达能力的依赖性，当然，这有赖于孔子学院总部积累并供给更多的公共性知识资产。
进一步的思考与展望
诚然，本书的部分观点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延伸或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关系。尽管Falk Hartig在书中对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都有所论述，但是并没有对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国内外学者对此也众说纷纭。不可否认，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都属于外交的形式，但是否应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分类则有待商榷。文化外交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外交途径，与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乃至所谓的铁路外交平行；公共外交是按照行为主体划分的外交途径，与政府外交、企业外交、城市外交平行。作为一个领域的文化外交和按照行为主体划分的公共外交，不是一个概念层级内的内容，它们彼此交叉，但既不能等同，也不能分割。孔子学院通过多元利益主体合作，进行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使其处于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的交叉场域。
第二，关于公共外交的“利己主义行为”本质。毋庸置疑，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公共外交也不过于此，但是，在多方“利己主义行为”的基础上，存在正和博弈的空间，使得这种“利己”也同时具有了“利他”的特性。文化外交基于国家利益，但超越国家利益，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实现了国际和全球意义。因此，如何认识与理解孔子学院，使其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空间，不仅要说明“他利”，也需要坦诚地说明“自利”，同时要均衡“自利”与“他利”的关系，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形成“共利”。在这一点上， 孔子学院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功能具有一致性。
第三，关于正确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该书一再强调，孔子学院向世界介绍的是正确的中国（The Correct China）而非真实的中国（The Real China）。然而，此处的“非真实”不是虚假，而是体现了由于信息的局部缺失造成的“不完整性”。事实上，“正确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不是对立的，反而存在很大交集，那就是中国生动的发展现实。除此之外，正确的中国还包括中国的发展愿景，真实的中国还包括中国的发展问题，因此， 如何巧妙、客观地介绍中国的问题和不足、方案和信心，关系到信息传播的完整性。孔子学院可以成为中国公共外交转型的政策试点，把更多经验教训转化成公共外交的知识资产，进而为其他公共外交项目提供借鉴。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孔子学院在全球文化治理中的功能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EGA170434）的成果。
王彦伟：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孔子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
孔浩鹏：河北省隆化县委办公室科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行动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如何发挥企业的主体性作用，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为当下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本书《全球商业共同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行为》聚焦“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共建‘一带一路’”这个主题，从理论、战略、行动三个层面进行探索，为中国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现实性的建议方案和理论指导。
本书《全球商业共同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行为》共十三章，由四个部分组成，主要探讨了五年来中国企业参加共建“一带一路”的进展如何、“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之间存在哪些主要区别等多个议题。“全球商业共同体”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原创性核心概念，它巧妙地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国企业的新要求,以及中国企业需要的多学科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理论、新目标、新战略和新能力，并给出了针对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和行动。
共建“全球商业共同体”，本书作者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企业需要改变现有的“惯性驱动”模式，实施“创新驱动”，以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 为新目标，通过与市场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实现共同发展，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形成价值共同体以实现积极和平，与国际组织形成责任共同体以实现改善治理，从而有效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要求。
“全球商业共同体”释义和解读
本书提出了一个原创新词“全球商业共同体”，它指的是基于某个全球性商业场景，以其中的跨国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为成员的群体（利益相关者是指影响该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实现或受其影响的组织）。在该群体中，跨国公司与不同类型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将形成不同类型的关系（市场关系、非市场关系和治理关系），并实现不同类型的目标（共同发展、积极和平和改善治理）。作者在本书中写道，这个新概念是为了满足共建“一带一路”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而提出的，融合了多学科理论基础（共同体理论、和平学理论、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等）。可以说是关于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创新探索。
“全球商业共同体”由利益共同体（或称“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或称“和平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或称“治理共同体”）三部分构成。其中，利益共同体是基础，核心成员是跨国公司的市场利益相关者， 通过跨国公司市场行为，与中国市场利益相关者建立市场关系，实现共同发展。换句话说，构建全球商业利益共同体就是跨国公司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过程和行为；价值共同体是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和推进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核心成员是跨国公司的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母国和东道国）和规则监督类与公益类国际组织，借助跨国公司非市场行为，与众多市场利益相关者建立非市场关系，实现积极和平的目标；责任共同体与上述两者的规范和责任密切相关，是三者当中具有重叠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责任共同体是以跨国公司与规则制定类国际组织为成员，主要目标是改善治理（或减少治理赤字）。
共同发展、积极和平、改善治理是“全球商业共同体”的三大使命。实现三大使命的三大途径分别是：第一，通过与市场利益相关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第二，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形成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第三，与国际组织形成责任共同体，实现改善治理。这也意味着在实现“全球商业共同体”这个新目标过程中，中国企业跨国公司是行为主体， 中国跨国公司需要制定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性互动合作关系，需要关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个成员的个别利益，需要提升公司外交能力。
“全球商业共同体”理论内涵中既蕴含着中国企业作为行动主体如何有效共建“一带一路”，也试图探索中国企业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我认为它符合“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原则和要求，是从国际行为视角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对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有着实际指导意义。
从“惯性驱动”到“创新驱动”必要性和现实性
本书第一章现状分析部分写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的主要问题是“脱节”，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的新要求脱节；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与企业实相践脱节。同时分析了“脱节”的主要原因在于“惯性”“惯性驱动”，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把中国市场中的思路和做法直接移植到东道国，没有意识到中国与东道国在市场环境与非市场环境中存在的“制度距离”，没有结合东道国的实际行动情况来开展经营活动。
因此，要实现“全球商业共同体”这个新的理想目标，中国企业需要从“惯性驱动”模式走向“创新驱动”模式。坚持“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共同发展导向”取代“自我利益最大化”。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以建立“全球商业共同体”为新目标，重点在于把基于客户或股东利益的竞争战略扩展到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战略，在巩固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以公司外交能力为核心的软实力。
“创新驱动”包括理论创新、战略创新、行动创新，那企业如何做到“创新驱动”？本书作者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企业应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要求，转变以往“走出去”的惯性思维模式，从理论、战略和行动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完成“一带一路”倡议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同时也有助于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中国企业如何进行战略创新
战略创新离不开目标、战略、能力三方面内容，目标指引发展方向， 战略决定实现路径，能力则是战略实施的支撑和保证。共建“全球商业共同体”要真正发挥战略创新的引导作用，将“全球商业共同体”融入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体系中去，成为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在“全球商业共同体”理论之下，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在目标、战略、能力三个层面进行创新。
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要以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为新目标。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成长为跨国公司或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已经实属艰难。而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中国企业面临着在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商业共同体”的双重挑战。对于中国跨国企业而言，要以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为新的战略目标，在此指引下开展行动获得发展。
“全球商业共同体”新战略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新战略有三个关键词：共同发展、积极和平和改善治理，而合作是新战略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新战略的关键之关键。在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实践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之间的合作，跨国公司要在已拥有的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合作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企业之间合作的范围、广度和深度；二是跨国公司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跨国公司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比如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媒体、企业与社会民众等；三是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跨国公司建立国际规则标准，特别是企业国际化标准成效，取决于企业与国际化标准组织及其他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深化和巩固。
以“全球商业共同体”为目标的新战略需要注重“软实力”的培养。作者认为这种软实力的核心是公司外交能力，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公共外交。中国企业在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离不开公司的外交能力，这种能力在处理国际利益、国际冲突关系等国际交往问题中异常重要，中国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外交软实力。
打造“全球商业共同体”的对策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开展了“走出去”和“引进来” 等各类行动，而这些行动大多是依托“惯性推动”而不是“创新驱动”， 为了更有效和高质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需要更多的创新驱动，在战略上高度关注并重视开展实际行动。
首先，需要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和东道国企业、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建立商业利益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例如：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帕尔菲格的“双胞胎”企业，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港湾和法国企业采取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优势结合，共同发展。
不仅如此，实施“全球商业共同体”新战略，还需要将其进行拓展，把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拓展到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把市场环境中的战略联盟拓展到非市场环境中去。例如：玛氏公司在肯尼亚开展的混合价值链管理实践，与非政府组织发展伙伴关系，借此在某个群体中营造“信任”，让企业活动成为可能；美国冠群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微笑列车”活动，通过参与公益实现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的双赢。
其次，需要加强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交流、交往和合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企业公共外交，建立商业价值共同体，实现积极和平。在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基础之上建立“全球商业共同体”。例如：西港特区和泰中罗勇工业园由政府部门牵头，基于商业化活动场景，以市场方式向客户提供各类产品和服务，联合开发、有效对接、深度融合，实现政府和企业共赢。
对于中国企业自身而言，不仅要全面拥有“全球商业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与境外合作区之间的合作，积极主动开展公司外交活动，加强沟通交流和交往合作，更需要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国际经济规则的基础上，努力创制东道国的产业园区规则和国际规则标准。
最后，还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与规则类制定者国际组织的交往能力，加入新规则标准的提案和创制进程中，建立商业责任共同体，参与改善治理。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提出与推进的跨境电子贸易倡议——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为全球中小企业开展跨境贸易能力提供助力。这是首个中国私营企业牵头倡导创制的国际贸易规则，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启动推行，也得到了众多国际组织的认可并开展相关工作。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要求中国企业不仅要有独当一面的国际“硬实力”，也要能够不断加强企业国际交往和合作力，在参与国际治理中获取并积累相关经验，提升企业“软实力”。只有软硬兼备，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行稳致远。
温慧茹：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