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韩贸易摩擦远因解诂
2019年夏季，日本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韩国发起了两轮经济打击，结果导致发端于历史认识问题的政治对立经由贸易摩擦扩大到安全战略争端，加之双方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爆棚，对原本就相互厌恶抵牾的两国民意更是起到火上浇油的不良效果。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次日韩交恶是多年来历史认识矛盾和岛屿主权争端的总爆发，本文意在透过日韩贸易战表象，解读评估两国利益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阐发日韩之争对地区合作与国际局势，以及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产生的种种影响。
导语：祸起萧墙——骤然降临的日韩摩擦
2019年7月1日，日本经产省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一个月后，日本又对韩国发起第二轮经济制裁，安倍政府的内阁会议批准通过《出口贸易管理令》，正式决定将韩国从享受出口最惠国待遇的“白色清单国家”中移除。对此，韩国也给予强烈回应，一面指责日本对韩国实行了“经济侵略”，同时将日本从自己的“出口国家白名单”中剔除以示报复。随后韩国又废弃了到期的《日韩军事情报秘密协定》（GSOMIA），使两国关系跌落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骤降的日韩贸易摩擦令世人愕然，作为东道主国的日本刚刚在G20大阪峰会上，推动二十国领导人就“实现自由、平等、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保持市场开放”达成了共识，却反手就对韩国打出一记“重拳”。韩国方面的反应也呈现逐步升级趋势，从政府到民间同仇敌忾，发誓要对日本打赢这场大韩民国的“第二次独立运动”。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本是隔海相望的邻国又同为美国军事盟友，怎么会突发贸易摩擦， 双方在互不相容的争端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仇怨与争端？
历史积怨与现实争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纵观日韩关系史，两国在利用对方展示自身外交成功的背后，交织着历史认识的偏差和现实的分歧，也存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摩擦长期化倾向。
曾几何时，安倍政权也想过用改善日韩关系为自己的外交业绩加分的。早在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就曾显示出欲把韩国纳入其“价值观外交” 的姿态。为此，2007年的日本外务省出版的《外交蓝皮书》还特地将日韩关系定位为“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伙伴”，并表示今后“要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仍显示出对韩关系高度重视，2014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里甚至增加了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的内容。然而，到了日韩建交50周年的2015年，“慰安妇问题”却因日本对历史罪行欲盖弥彰的做法持续发酵，此后几年两国摩擦不断，作为日韩关系晴雨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关于日韩关系的定义一再下滑——2018年删除了“共享战略利益的重要邻国”，2019年公然批评“韩国做出有损两国关系的举动”，指称日韩关系“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进而删除了两国“面向未来”的表述内容。
与历史认知差异相比，日韩之间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刻且几无解决希望的“死结”，即围绕竹岛（韩方所称的“独岛”）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在所有现实利益当中，兼具自然资源、海洋划界、军事价值的争端岛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一问题虽然不为贸易战台面上的直接理由，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领土争端是日本朝野乃至社会各界记恨韩国的一个真实的“心结”。用中国社科院杨伯江研究员的话说：“本次日韩对立既是历史观之争，更是现实利益之争。”毋庸讳言，对安倍政府来讲竹岛（即韩方所称的“独岛”）在韩国实际控制中恰如梗刺在喉，加之岛屿争端事关日本历史上侵略行为， 所以日本方面不直接谈岛屿争端，而是以文在寅政权事实冻结了2015年朴槿惠政府签订的《韩日慰安妇协议》为由头，批驳韩国政府言而无信，是在“有意丑化日本的国际形象”。而韩国方面在针锋相对地开展历史批判的同时也注意保护对独岛实际控制的“优势地位”，人权律师出身的文在寅总统明智地避开岛屿争端话题，主张“抗击日本不法统治的抗日运动是建国的起源”，锋芒所向直指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罪行。
日方规锁与韩方反制——双方争斗在持续深化
众所周知，本次日韩对立的“导火索”是2018年10月至11月的韩国劳工索赔事件。2018年11月，韩国宣布解散由日方出资10亿日元设立的“和解与治愈财团”基金会，由此2015年双方签订的以“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的《韩日慰安妇协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此，恼羞成怒的安倍政府怒批“韩国背弃了此前的承诺”，决定日本不再“隐忍”，挥动经济制裁的“大棒”打响对韩国的贸易战。
一年来，日韩双方一面激烈争斗，同时也不断接触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但由于彼此间存在严重认知分歧，矛盾非但未得到缓和，反而呈愈演愈烈趋势——双方在历史认识对立的大背景下政治摩擦不断，先后出现了日本抗议韩军对日本自卫队开启火控雷达风波、韩国国会议长要求日本明仁天皇道歉等“攻防战”。时至今日，日韩间的争斗还在扩散。8月22日韩国宣布不再续签韩日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2019年9月6日，韩国釜山市议会发出“日本‘战犯企业’采购禁令”，将三菱重工等284家日本企业定义为“战犯企业”，明确市政府将不得采购其产品。9月11日，韩国政府体育观光部又正式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要求奥委会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上禁止悬挂日本曾作为战前军旗的“旭日”旗。接二连三的“不祥事”使得日韩关系愈发复杂，双方对立不断升级为政府层面相互攻击与无休止的指责。
客观地看，日本制裁韩国以及双方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的。人们不禁要问，这样“双输”的局为什么坚持做下去呢？答案恐怕只能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寻找。有评论认为，日本对韩国发力是不能排除安倍为修改宪法激化矛盾，鼓励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成分的。但笔者认为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日韩之争虽然是双边范围内的对冲较量，但需要将其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乃至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这一过程来思考。按照张宇燕教授的观点，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使用新一套国际规则规范限定行为，并试图藉此锁定对方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这是一种可以叫做“规锁”的错误行为。而日本对韩国的作法显然也带有“次层级规锁”的意味。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脱离西方国家，独自采用技术经济制裁的方式来达到胁迫他国接受其政治诉求的目的，这一通过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打压他国科技企业的招数，有效仿美国之嫌。连日本经产省官员宇佐美典也承认，此次事件是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开始制裁华为的背景下，经产省才讨论了“重要技术管理体制事业”，进而采取的措施。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无论哪种“规锁”都得不到实施者预期的效果。须知，尽管文化有差异，发展水平有区别，但对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来讲，各方面都是有足够聪明才智和发展潜力的，“规锁”对方的结果可以奏效于一时，从长远看反而会促进竞争对手加快科技研发与追赶速度。如果日本还记得大国间在液晶技术发展中出现过的“液晶演义”中韩国赶超并取代日本的教训，就应采取更加明智的做法。从另一个角度讲，日本以“韩国政府不遵守国家间既有成约、不遵守贸易规则”为由打击韩国的支柱产业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世人难免要问：日本是不是在捡软柿子捏——对最不守信用、屡屡毁约退群的特朗普政府，日本为什么既不敢发声，也不敢制裁呢？
摩擦殃及周边大国——对中美意味着什么
常言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伴同互联网发展从“平的”转向“深的”这一新变化中——这是力主“世界是平的”观点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修正后的新说法，大国间的相互影响正在越来越紧密，日韩摩擦直接影响到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战略与军事安全战略。
首先，在区域经济发展建设意义上，日韩关系极度恶化对东北亚地区正在推进中的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如此，日韩之间的冲突还将对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产生不良影响。而且，按照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陈言执行院长的分析，对于中日韩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分工而言，日本对韩国实行出口管制， 对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会产生负面影响。这在全球化的当下，一件商品的生产往往需要多国参与的经济环境下，日韩间的经济贸易摩擦绝非利好消息。因此，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经济上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都不应也不会坐视日韩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至于仅看到日韩两国与中国都有历史和现实的矛盾,就持“看热闹、看笑话”的主张和做法则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
较之中国对经济发展的关切，美国显然更关注日韩摩擦对自身安全战略的影响。有分析认为，本次日韩对立暴露出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的特点，结果将直接导致美国亚太战略的统筹力度有所下降。日韩虽同为美国的盟友，但双方在三国同盟中的需求不同。日本欲提升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的地位，而韩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超乎想象。当日韩发生问题的时候，韩国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如果美国没有积极介入和调停，势必引起韩国的不满，将会影响到美国在韩国的形象和影响力。而日本更希望自己解决双边的问题，所以对美国的调停，日本倒是有保留的。日本担心将来有“后遗症”，拒绝加入美国护航联盟，在美国F-35战机上，日本更是谋求由“客户国”变成“伙伴国”，但美日同盟也有控制日本的一面，如果过度地信任日本，技术完全开放，那日本自主性增加以后将来也许会给美国反过来造成某些不利的情况。换言之，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显现出其战略自主性。至于美国，虽然对日韩之间的冲突没有积极地调停，但底线是不损害三国同盟的利益，尤其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美日在经贸、防务、国际秩序构建等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升级，“同盟裂痕”正在扩大。
在现实中寻求历史和解——解铃还须系铃人
抛开细枝末节不论，韩国老百姓作为战争受害方所承受的痛楚，远远超出日本公众之想象。本次日韩对立再次引发人们对日本如何对待历史问题的思考。在外界看来，安倍政府急欲卸下“历史包袱”却总是让自己“作茧自缚”，这提醒日本政府必须“谦逊”地正视历史问题。这充分表明，由于过往的侵略战争历史及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使得今天日本社会中存在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声音，并一再刺激和强化了战争受害国公众的历史记忆，进而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之间迄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解。
最近，日本《每日新闻》、时事通信社等各大媒体纷纷做出预判，认为日韩对立将长期化。短期来看，日韩当前的矛盾即使在内外压力作用下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由于双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所以日韩两国的关系难以真正转圜。据日本媒体透露，在即将公布的日本2019年度《防卫白皮书》中，韩国的重要度会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这进一步释放出安倍政权有关东亚政策调整的新思路。另据雅虎日本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24日，安倍首相在联合国演讲中批评文在寅总统“为什么不努力突破历史上最坏的日韩关系，敞开襟怀与日本举行会谈”，同时仍旧强调“韩国必须遵守国与国的约定，即遵守国际法规则”。向国际社会宣布了日韩对话的先决条件是韩国回归朴槿惠前总统在慰安妇问题及劳工赔偿问题上的立场，也暗示韩国日本不会采取“无条件对话”方式解决目前的争端。无独有偶，前不久外务省的一位高官曾十分豪迈地盘点日本外交的成就：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目前除开与中朝韩俄四个国家之外，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把日本认定为“友好国家”。对此，笔者不禁哑然失笑——这位外交高官自我感觉未免过于良好， 如此判断不也从反面不打自招地表明了日本没有一个近邻国家处在友好关系状态吗？
上述情况表明，面对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复杂交织状态，安倍政权还是决心给韩国以“致命的一击”的。同时，日本也在寻求本国在日美关系中更大主导权的转变，借此试探美国的态度及底线，伺机“建立强大日本”。不过，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是希望双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协商，而不是贸易制裁来化解矛盾。而且，日本与韩国想要化解本次争端， 从内心深处消除不良影响的话，历史认识问题这道坎是根本绕不过去的。我们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正视历史事实，拿出解决问题的真实诚意才是日本与韩国和解的前提条件。
冯晶：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东北亚和平与“韩中朝”经济合作
东北亚国家都想要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和平稳定。东北亚和平安全的核心因素在于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韩中朝的紧密沟通，笔者认为，需要两个新对话机制，即韩中朝的“党对党对话”和“学术对话”。东北亚国家都想要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和平稳定，关键在于如何与朝鲜沟通建立互信，促使朝鲜积极参与东北亚和平发展的新进程。
东北亚国家都想要地区的共同繁荣和和平稳定。东北亚和平安全的核心因素在于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并且主要行为角色不在于东北亚国家之间，实际上朝美关系才是主动行为者。在朝美对话过程中，韩中朝应该从现在开始启动未来东北亚和平繁荣的准备工作。
东北亚和平经济发展需要各国基本发展构想的理解
东北亚和平经济发展，需要理解各国的基本发展构想是什么。笔者问三位中国学者，“在韩中朝经济合作方面，东北三省主要关注哪一点，有什么理由或背景？”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东亚和平研究院副院长王生回答说：“吉林省最主要的关注点有三点。第一，图们江流域和鸭绿江流域的出海口的畅通，建设边疆近海省。第二，东北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桥的核心位置，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港口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满欧班列让连接东北亚至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亚欧贸易物流通道实现了双向贯通。建设中的长珲欧班列，也可经由斯拉夫杨卡港走海运抵达我国东南沿海和日本、韩国,形成东北亚地区的铁海联运通道。第三，韩国提出的东北亚铁路共同体建设，把经过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与欧洲的高铁联通。”
中国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东亚和平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吕超提出了如下看法：辽宁省是与朝鲜接壤的边境省份。韩国是辽宁省排名第三的外贸经济合作伙伴国。在朝鲜的对中贸易伙伴中辽宁省排名第一。丹东市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拥有最大的对朝贸易口岸，朝鲜对中进出口的80%贸易量要通过丹东口岸交易。以上基本情况说明辽宁省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的经济合作非常紧密。2018年9月10日，辽宁省政府公布“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方案中提到：以丹东为门户，倡导研究连接朝鲜半岛腹地、直达南部港口的丹东—平壤—首尔—釜山铁路、公路及信息互联互通。争取国家适时设立丹东特区，将丹东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朝黄金坪经济区和丹东国门湾中朝边民互市贸易区打造为对朝经贸合作重要支撑点。协调丹东至朝鲜新义州至平壤公路新通道建设。所以辽宁省在对韩朝经济合作中，一是关注中朝韩铁路、公路、通讯的互联互通。二是重视丹东与中朝黄金坪经济区的合作。三是通过鸭绿江新桥连通丹东—新义州—平壤的高速公路建设。四是加强沈阳、大连、丹东机场对朝鲜的国际通航水平、积极申建中朝边境旅游试验区。
黑龙江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对该问题持如下看法：中韩关系出现改善带动的两国合作出现新变化，朝鲜今后国家重心将向经济领域倾斜。随着东北亚地缘和安全局势继续走向和缓，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中韩等双边合作朝向朝中韩三边合作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在这种趋向下，黑龙江省利用位于“一带一路”陆海结合点，连接欧亚的跨境物流通道枢纽，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区域等有利条件，扩大对韩及对朝合作进而形成向韩朝合作为牵引，中韩朝合作为重点的半岛经济圈延伸，依托对俄合作的现实基础与韩国的新北方政策对接并连接俄罗斯及欧洲，依托朝鲜曾是该省重要贸易伙伴的传统优势扩大与朝鲜的特区开放衔接，最终形成朝鲜半岛物流网与黑龙江通道有机连接，并形成新欧亚大陆桥的跨境节点。黑龙江省积极关注中韩朝合作既是该省形成以对俄合作为中心，向日韩扩大，向朝蒙延伸，依托东北亚，辐射亚太的一个窗口四个区开放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打造在东北地区深度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进而从地方政府角度积极推动形成涵盖朝鲜的具有真正意义的东北亚经济圈，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的重要开放诉求。
东北亚和平经济发展需要共同研究“韩中朝”如何合作
为实际打造韩中朝经济合作，韩中两国需要哪些方面合作？王生回答了四个要点：第一，韩中两国在推进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体制构建的进程中要密切合作，“相向而行”。第二，双方要相互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同“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对接。第三，妥善处理“萨德”遗留问题，恢复经贸关系的发展。第四，为朝鲜实行“发展经济和开放”创造一些有力的外部环境。
吕超对中韩当前经济合作提出了六个重点：第一，改建升级后的京义铁路与中国东北铁路网连接。第二，中韩日自贸区的建设。第三，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一系列具体合作项目。第四，中韩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环境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第五， 金融服务业的合作。第六，中韩或者中日韩联合对朝鲜的经济合作。
笪志刚所长强调四个中韩合作点：第一，在推动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进程的解决上增信释疑的合作。朝鲜半岛问题的彻底解决既需要朝鲜内因起作用，也需要外因去斡旋和推动，中韩在推动联合国缓和对朝制裁和推动朝鲜渐次开放上需要加强合作。第二，中韩需要推动在联合国制裁决议框架外摸索对朝合作的多边合作路径。现在朝韩在边境地区的铁路、山林调查，推动旅游合作的努力已开始显现效果，中韩应致力于形成三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圈，双边和三边开发的潜力巨大。第三，中韩需要加强“一带一路”与“半岛新经济构想”的对接，进而带动半岛铁路等物流网络向欧亚延伸，为朝鲜摸索可能的开放积累相应的进出基础乃至硬件条件。第四，中韩需要摸索未来在朝鲜建立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三边合作区的可能机制和模式。中韩要不断夯实双边关系的改善，为推动中韩朝三边合作营造好的周边、区域和国际氛围。
东北亚和平经济发展，“韩中朝”如何沟通
由于韩国和朝鲜的政治体制关系，笔者无法与朝鲜学者沟通，不知道朝鲜学者和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如何想。韩国虽然提出与朝鲜有关的“半岛新经济构想”和“新北方政策”，但一定需要与朝鲜紧密沟通交流，把韩国的规划重新修正和补充，进而成为朝鲜也同意的、真正的“半岛新经济构想”和“新北方政策”以实现未来的和平发展。因此笔者在各种论坛、座谈会以及会议上反复强调，除了韩朝首脑会议和各种政府机构之间的传统对话，为实现韩中朝的紧密沟通，笔者认为，需要两个新对话机制。
第一，需要进行“韩中朝党对党对话”。实际上进行韩朝“两党对话” 比较困难，因此以韩中朝“三党对话”进行，多听朝鲜内部的声音，进而与美国进行“四党对话”。这种“党对话”可以减少各国政府的负担和压力， 反而提高四方沟通程度和深度，比较容易找到结合点。目前关键是以多层面、多层次与朝鲜沟通交流，使朝鲜参与互动理解的对话机制，逐渐建立互信的基础，进而进入深层次的谈判机制。
第二，“韩朝学术对话”。韩国需要听听朝鲜的学者和专家对韩国“半岛新经济构想”“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的看法，同时与朝鲜学者和专家一起讨论其他国家的国家战略，如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东北振兴政策”。在这过程中，韩国需要中国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韩中朝”经济合作是东北亚和平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冷战时期，韩中两国以“政经分离”和“求同存异”的基本合作原则，在过去27年的发展关系中，充分地表现出了被称为“奇迹”的成功合作案例，同时在东北亚的和平缓和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东北亚和平的关键在于“朝核问题”和“朝美关系”如何进展，但真正的东北亚和平安全应从地区经济合作开始。
在这方面，韩中都是能发挥主动性的国家。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潮流方向，韩中两国应加强以“新北方政策”和“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两国国家战略对接，进而展开在构建“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和“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上的紧密合作。依据2015年12月20日成效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韩中两国积极加速推动“韩中日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时可创新东北亚新经济合作组织，打造“新东北亚和平经合时代”。
在这局面中，韩中主动斡旋朝美之间的摩擦，同时与朝鲜紧密沟通，一起推动“韩中朝经合”，进而展开有俄罗斯、美国、日本、蒙古等国家参与的“东北亚经合”方案，达到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正常化，开启东北亚新和平发展经合时代。
总而言之，东北亚和平安全的关键词是“半岛无核化”和“朝美正常化”，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关键词应在于“韩中合作”和“韩中朝经合”。真正的东北亚和平发展需要双轨并行，即“朝美安全对话”和“韩中朝经合”的同步进行。一方面，可避免美国单边主义对东北亚的过度管控和朝美分歧产生的武力冲突，另一方面，可提高构建东北亚经合组织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韩中”和“韩中朝”的经济合作将会有能力开启同时主导东北亚的经合时代和和平时代。
金相淳：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理事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美战略竞争视野中的东北亚安全秩序
进入21世纪后，贸易战引发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反映了新时代中美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影响中美两国，而且会对地区和全球事务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朝核问题，还是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军事大国的各种努力，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与竞争关系也可以从中美大国的战略竞争中找到一些线索，中美战略竞争必然会对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战略和地区安全秩序加以重塑。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中美角色定位和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变，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经调整战略应对中国崛起，一旦经贸领域冲突蔓延到其他领域，则表明中美关系将从战略合作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乃至战略对抗，在这一过程中，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和安全秩序如何变动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
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一届政府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与战略，积极发动对华贸易战。受此影响，美国政界和学界掀起中美脱钩论调。相比于那些主张中美贸易战不会导致中美全面对抗的观点，国内许多研究者和观察家却判断，中美关系总体上滑向战略对抗，中美贸易战不过是两国走向全面对抗的起点和借口。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双方各自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在经过40 多年的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阶段以后，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持续扩大，中美关系的确进入一种结构性的强竞争状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上，这一竞争让中美关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新时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引起美国霸权的警惕和不安。随着美国资本和技术在中国市场盈利能力的持续减弱，以及中美贸易的长期失衡和我方相对收益的持续增加引起美国精英的不安，美方尤其担心中国将更多的贸易盈余运用在军备竞赛、对外援助和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海外并购冲击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让我国外交从被动反应型走向主动塑造型。为了应对中国对美国全球利益和价值的挑战，分析认为，“美国统治精英所谋求的目标不仅仅限于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而是要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科技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甚至威胁进行核战争。”
从趋势上看，中美战略竞争正在走向制度、规则和价值层面的博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的方向没有达到美国的预期，反而中国崛起发展以后，从经济到政治却对美国主导的制度霸权和全球利益构成一系列挑战，这引起美国的反制。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的对华敌对性政策演讲表明了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基本态度。
从美国发表的战略报告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充满攻击性，通过塑造新的敌人和威胁因素，美国精英的新冷战思维正在有意识地被动员起来， 并成为新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指导思想。因此，在短期内，或者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中美战略竞争将会让两国经济问题高度政治化和复杂化。
在中国外向型权力持续扩大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必然要经历一个相互调适的竞争阶段。从长期看，和平竞争与合作竞争依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中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认为霸权转移让中美存在高冲突风险。但是，在核恐怖平衡的制约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刻影响下，中美关系沿着传统的军事对抗的路径发展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反而是在经贸科技领域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导致的产业链陷阱让中美两国合作共赢关系遭遇重创。
尽管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增长，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不平衡，国内制度性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在对外战略上，虽然有了一系列的政策实践，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没有意愿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会寻求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
站在全球体系和国际格局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不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非资本主义落后地区二元对立的“中心—外围”结构，也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元对抗的旧冷战结构，而是一个交叉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开放性全球体系，今天的中国已经融入到这一体系之中获得发展，而且相比于其他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这就决定了中美战略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变化
随着中美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竞争，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在全球层面，虽然中美关系属于单位层面的变动，但是，在东北亚地区， 作为全球霸权和地区强国，中美关系结构相对于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可以发挥体系层面的作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走向和地区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美国通过双边同盟体系影响甚至部分控制日本和韩国的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于和俄罗斯和中国存在历史和领土纷争，日本即便实现军事大国化，同时应对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也会力不从心，何况日本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也非常紧张。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之前，韩国更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平衡周边大国力量也需要美国发挥仲裁保障作用。
其次，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涉及到地区和全球安全治理议题上两国具有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共同利益，也有着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义务和责任。例如，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不过，对朝核问题产生的根源，中美两国有着深刻的分歧。这一分歧也表明，两国对朝鲜半岛安全事务及其解决方向有着重要影响。
冷战结束后，在东北亚大范围内出现了大国均势，在朝鲜半岛小范围内出现了南北均势，只是这种大小分层均势并不稳定，朝鲜采取了核开发战略对抗韩美同盟，日本试图突破和平宪法以避免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权力真空。所以，中美战略竞争一旦进行入对抗状态将大概率强化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作用，导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更加脆弱。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压力会传导给次级行为体，触发一系列国际矛盾。中美战略竞争如果无限扩大，两国关系将走向战略对抗，但是，大国直接对抗将造成难以承受的代价，不仅破坏地区秩序，甚至会震动全球体系。因此，大国战略对抗压力将逐级转移，结果，中美战略对抗将演变为美日与中俄的对立，美日韩与中俄朝的对立，继续演变为美日韩与朝鲜、中俄朝与韩国的矛盾，最终演变为韩朝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第二，地区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将促使新冷战大概率重新出现。在东北亚，二战与冷战遗留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如台海问题、朝核问题、独岛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一旦这些矛盾与纷争议题被操纵和利用，那么，东北亚国家也非常容易陷入新的地缘政治对抗。尤其是，随着日本军事大国化和朝核问题的长期化，东北亚地区很可能再次出现冷战式的对抗。
第三，受新冷战思维和政策的影响，朝鲜半岛地区将再次沦为周边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的主战场。如果中美对抗升级，美国必然强化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关系，这会导致日韩与中俄之间的矛盾升级。在美国的强烈牵制下，韩国无法制定和实施独立的对朝政策，而朝鲜也不会采取弃核措施，这会造成韩朝矛盾升级。反过来，随着韩朝敌对与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将导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撕裂。
东北亚各国安全战略与地区安全秩序
根据美国学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会促使单位层面的国家采取自保措施。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核心的东北亚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必然反映在东北亚各国的安全战略上，进而影响地区安全秩序。而地区安全秩序的建立还取决于各国的国家利益、政策理念与权力大小。
近10年来，中国崛起给美国霸权带来压力，基于现实主义的的美国同盟政治在中国的经贸扩张背景下正出现动摇，中美战略竞争必然增加美国的战略投入，盲目和中国进行战略对抗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目标的实施。因此，特朗普政府选择将政治安全问题经济化，寻求削减美国霸权的成本。
具体到东北亚，美国的战略主要有：第一，美国在东亚确实面临来自“修正主义国家”中国的挑战，但是，这一挑战不应该完全由美国来买单。第二，美方可能也意识到美中战略对抗的严重后果，而是采取了和平的竞争方式。第三，美国避免刺激朝鲜半岛局势将美国拉入一场地缘政治冲突，而是寻求以谈判的方式让“无赖国家”朝鲜弃核。可以看出，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有所克制。
对美国的积极遏制，中国正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增强和俄罗斯的战略协助，对韩日两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强化。此外，针对台湾问题和香港局势对美国的介入发出严厉警告。在海上安全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在西亚太地区的前沿活动。整体上看，中国的地区战略呈现出立场强化和积极牵制。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战略呈现出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姿态。不过， 受到美日同盟条约、和平宪法和国土资源的制约，日本的扩张性安全战略是有局限的。由于日本与中俄的历史领土纷争，美日同盟应对中俄挑战的关系非常牢固，尽管如此，日本政府持续追求独立的军事作战能力，防止美国抽身亚太，这实际上将会削弱美国对地区盟国的控制力。面对美国政策的摇摆，日本也寻求和中国改善关系，防止地区局势陷入僵局。
作为欧亚国家，俄罗斯远东战略地位始终不如东欧和中东地区，虽然惯性支撑着俄罗斯采取对抗性的外交和国防战略，但是，国家实力的衰退让俄罗斯在介入地区事务上明显力不从心，例如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俄罗斯的作用实际上遭到边缘化。在维护远东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和发展远东地区经济上面临更大的外压。为此，俄罗斯需要和中国保持战略协作关系，和日本保持接触。
在中美竞争制约下，朝鲜半岛国家的安全战略具有攻击和依附两重性。就攻击性而言，朝鲜的核武装进程很难逆转，另一方面，韩国对朝政策走向保守。就依附性来说，韩朝两国政策自主性能力将下降。与此同时，中韩战略关系和美朝关系正常化则难以达到期望值。结合前述分析，整个朝鲜半岛依然置于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中心，是周边大国博弈和陆海文明冲突的前沿阵地。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增强，必然带来地区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这些国家在调整战略适应外部环境时，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反过来重新塑造地区安全秩序朝某一个方向发展。虽然无法准确判断东北亚安全秩序在未来如何被建构，但是，维持和平稳定还是走向冲突战争依然是地区内各国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
从二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维持了长期的和平，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 主要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对抗与冲突。近年来，国家之间在科技、金融领域和信息领域的和平竞争更加激烈，实际上，中美无法通过战略对抗和脱钩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美维持长期的和平竞争与合作竞争是可能的，但一定要防范中美战略竞争挤压下在东北亚出现“21世纪版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地区安全秩序出现大崩溃。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朝鲜政局演变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AHSKF2018D17）阶段性成果。
梁立昌：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中国方略
东北亚地区作为当今国际安全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集聚了不同身份地位的大国，既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俄、中三国，也包括位居全球前三位经济体的美、中、日三国，更包括世界军事大国前三名的美、俄、中三国。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随着“不满意”国家和“满意”国家趋入一个更加激烈竞争的时代，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不仅事关诸大国关系的灵活性和可塑性，更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需的周边安全环境。
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重大意义
不论是因应现代主权国家建立的国际关系固有性质，还是囿于二战之后两极世界的遗产犹存，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是中、美、俄、日等诸大国利益所需，也是地区发展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所求。特别是随着安全边际递减效应，安全问题引发的全球性威胁和地区性挑战已经嬗变为一个复合概念， 不但包括结构性安全问题，也涵盖进程性安全问题，更延伸至功能性安全问题和普遍性安全问题。因此，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既有助于消解安全问题的泛化，也有助于缓解相关各国的安全压力，更有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一是对国际体系结构性安全问题的调整。不管是就个体而论，还是对由个体构成的国家来说，渴望安全、追求安全直至实现安全始终是人类活动的永恒主题和根本需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尤其是当人类怀着强烈的安全愿望，意欲创建一个逃离“孤独、贫乏、卑龊、兽残而短命”的自然状态， 走向保障公共安全之时，国家及国家安全便应运而生。然而，实现安全并不像渴望安全或者追求安全那样简单易行，因为在一个“无世界政府的结构现实主义国际体系中”，安全秩序的基础只能是相对安全，也就是相对不安全。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下对结构性安全问题的调整只能是消除或者控制各个国家，特别是控制大国对“绝对安全”的获得。
二是对国际制度进程性安全问题的协调。在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国际体系中，孤立的问题、孤立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每一个先前问题都会引起下一个后续问题，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发生交往关系。当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联系上变得更加复合，高度依赖，日趋紧密互动，国际制度就成为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各主权国家对彼此之间密切关系确定性和预期性的共同诉求，而建立其上的用来约束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原则、标准、规则和程序的体系便是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甚或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对安全期望所形成的自我约束及合作的法制化安排或进程性目标。
三是对全球治理功能性安全问题的回应。全球治理是指“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各层次人类活动的规则体系”。面临当前频频复发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包括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有关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任何一国都无法自成孤岛，独自应对。故此，世界各国唯有根据当下的最大实际和客观现实，积极扩大主权国家结构框架范围之内的国际合作，有效调整传统的非可持续发展方式以应对全球性的风险和挑战。即通过大国和小国之间富有积极成效的功能性合作来及时回应全球化进程带给世界各国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危机。
四是对世界秩序普遍性安全问题的解决。当今时代，世界混乱无序，却又在锲而不舍的追求“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世界秩序观的远大构想和伟大实践，科学回答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期待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与此同时，在这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观念的时代，“地球村”的形象已从概念走进现实，从想象变为真实。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和规范的势力及力量也构成了诸如国家解体和极端组织崛起等种种威胁。所以，寻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理念的世界秩序，是因为构成世界秩序的根本基础保障就在于一个普遍性安全问题的解决。
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现实困境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终结至今，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全球化趋势的急速推进，虽然东北亚已经不是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前沿阵地， 但依旧是大国战略竞争导致安全问题丛生的集中区域，尤以朝鲜半岛最为突出。相较于逐渐缓和的国际安全大环境，该地区复杂多变的安全压力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深入影响到地区经济一体化。
其一，在政治制度安全上，存在着以中朝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方和以美日韩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方的制度性挑战。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的兴起和入侵，传统意义上由中国主导的东北亚秩序（包括广义上的东亚秩序）迅速衰落，深深陷入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落后境地。尽管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东北亚各国都走上了各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作为历史遗产的冷战格局还是塑造了两大阵营国家成员国对其自身政治制度的选择，尤其对中朝来说，由美国推动的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势必对中朝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甚或安全上的潜在考验。
其二，在主权领土安全上，存在着中日韩俄等国争端不休的领土领海权利主张。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根本性框架，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是规范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东北亚来说，更为尤甚。在此核心观念的指导下，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东北亚各国都把国家政策的目标局限于绝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而不是彼此间和地区共同利益的拓展和增进。所以，面对愈加强烈且敏感的民族主义意识，不论是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海洋领土争端，还是日俄之间北方四岛之争，抑或韩日之间的独岛问题都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而造成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的重大威胁和挑战。
其三，在军事实力安全上，存在着中朝俄和美日韩为同盟或准同盟的联盟对抗关系。虽然苏联解体带来了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 但根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确定的中朝军事互助权利义务关系还是基本上保证了中朝双方在东北亚安全合作中的高度协调一致。可是，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通过“重返亚太”战略来强化其与日韩军事同盟的传统安保关系，该地区结构性安全压力骤然增大，这既有朝核危机的主要参与方朝鲜连续核试验诱发的风险，也有俄罗斯作为地缘大国的必然反应，尤其是其在北方四岛的军事存在和武器部署。
其四，在区域经济合作安全上，存在着日本领衔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国创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经济主导权竞争。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整个东北亚的经济实力迅猛提升，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以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有益于推进亚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益于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新平台新机遇。日本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将其重新修订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优势，进而主导21世纪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以便与中国引领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经济主导权竞争。
中国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战略取向
无论如何，不论是出于各自国家经验符号的历史记忆，还是出于国际体系权力斗争的地缘政治，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都离不开中国与美、俄、日等诸大国关系的全面协调和深入合作。这既是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世界潮流的必然诉求，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共同发展外交政策的使命所在，更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外交的实践需要。
首先，稳步推进并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复合型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已经位移至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重心，并广泛外溢到地区层面、国际层面和全球层面。作为“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的中国与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都应在优先注重国内事务的前提下，开展合作，减少冲突，调整关系。特别是在决定亚洲未来及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的问题上，中美两国要逐渐认同和接受彼此的地区历史角色，向着“共同进化”的方向来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其次，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面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人类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互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国际议程日趋繁多、安全问题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的扩增日益要求国际社会携手应对，通力合作。而在中俄同是东北亚地缘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地位情势下，中俄都肩负着维护东北亚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地区责任和国际责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决定着国际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更决定着亚洲乃至世界是走向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抗或合作，还是走向地区武装冲突与世界安全稳定的战争或和平。
最后，积极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近邻且同为东亚两强，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担负着促进东北亚地区和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国际义务，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都有深远影响。随着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和日本步入新时代新年号“令和”，中日关系发展都迎来新的巨大历史机遇，也存在一些复杂敏感要素。只要中日双方能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定位，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中日关系就能保持良性持续互动的行为模式，定能沿着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并最终造福两国人民、符合新时代潮流。
结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那些看似最安全的状态却是最少寻求安全的状态， 而当人类无休止地寻求安全的时候，反而难以获得安全。不言而喻，从对安全，尤其是对生命安全在初民状态的首要考虑，到构建公民国家安全的漫长曲折历史过程中，安全一直是各国的首要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换言之，就像安全为了实现自己的设计，其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而这种答案永远不会好于提出的问题。然而，如果无限是通过有限来实现，无限就不那么可怕或者恐惧。也就是说，随着安全边际递减效应造成的安全概念嬗变和安全问题泛化，打造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不但有利于中、美、俄、日等诸大国安全压力的释放，也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所指，“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
何蕾洋：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
云新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蒙古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分析
本文简述中国北邻蒙古国和地处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韩国、朝鲜三个东北亚国家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从政治、经济、人文视角论述蒙古国与韩国、朝鲜的密切关系，并展望蒙古国依靠本国与朝韩两国拥有的良好关系斡旋朝鲜半岛问题，对半岛局势的缓和将起到积极影响，同时对中国坚持的和平稳定、无核化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朝鲜半岛政策，无疑是积极的支持。
蒙古国和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
蒙古国和朝鲜半岛的南北朝鲜都是中国的近邻，同属东北亚地区国家。他们都是小国，但是，他们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战略意义非常重要。
对于蒙古的地理位置，早在1904年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大战略思想家哈尔福德·J·麦金德（Sir Halford J. Mackinder）曾说，“这里是世界的中心”（泛指蒙古地区）。他认为，欧亚大陆中部平坦的大草原曾利于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蒙古是否是世界的中心未曾得到考证，但是蒙古国具有连接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甚至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理位置，还具有地处中俄两大国之间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这是事实。蒙古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历来吸引着世界大国及邻国的战略关注。蒙古国也利用其独特的天然优势，发展多重外交，扩大本身的国际影响，并获取国家利益的更大化。
历史上，一些国家围绕东北亚战略利益的角逐与冲突往往以朝鲜半岛为焦点地区。中日甲午战争（1894）和20世纪上半期两次大规模战争，即日俄战争（1904）、朝鲜战争（1950）都是围绕着朝鲜半岛爆发或以朝鲜半岛为主战场。有学者言：“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小国，都非常重要。”如果说蒙古是占据“中心”位置的小国，那么朝、韩两国确实是靠近大国的边缘小国。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就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的确，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南北对立的关系以及各大国在半岛的战略利益等因素，决定了其在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中“四两拨千斤”的战略重心价值。
蒙古国与韩国的关系
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称蒙古国）与大韩民国于1990年3月26日建立外交关系。2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蒙韩两国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展。
蒙韩保持高层交往
蒙韩总统和总理互访频繁，蒙方支持韩国的“阳光政策”，韩方为蒙提供经济援助。
20世纪90年代蒙韩总统实现互访。1991年蒙第一任总统奥其尔巴特首次访问韩国时，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航空联系协定》《关于互免外交公务护照协定》和《两国教育部合作计划》。韩国决定当年为蒙提供1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10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1999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蒙，两国签署了《21世纪互补发展合作协议》。蒙表示支持韩国对朝鲜推行的“阳光政策”，韩总统承诺向蒙提供用于改善蒙古通讯状况的1900万美元的贷款和3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元首更加频繁交往。2001年蒙总统巴嘎班迪访韩， 两国发表了《蒙韩首脑会晤联合新闻公报》。双方认为，蒙古自然资源丰富、而韩国有先进的发展经验和技术，双方在“恢复南北朝鲜铁路并与蒙古连接”等项目上有广泛的合作可能。2006年韩总统卢武铉访蒙，期间两国领导人会谈中，韩方允诺为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11年韩总统李明博访蒙，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从“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蒙韩双方还签署了《蒙韩中期合作规划》，蒙古矿产能源部与韩国知识经济部之间签署《资源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双方商定为减少乌兰巴托市区空气污染，依托巴嘎诺尔煤矿建立煤炭深加工企业方面加强合作，韩方决定向蒙提供3亿美元优惠贷款。2016年蒙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互访。
两国总理层面互访多次。2001韩国总理李汉东访蒙，这是韩国总理首次访蒙。韩政府允诺向蒙提供1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用于发展电信业，双方签署了中小企业合作协定和两国电信公司的合作协定。2003年蒙总理恩赫巴亚尔访韩，双方磋商了韩在蒙帮助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蒙韩还就旅游合作、增加蒙古留韩国的学生、集约化农业、信息技术以及保障蒙古在韩国劳工的合法权利、东北亚区域合作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2018年1月蒙总理呼日勒苏赫访问韩国。蒙总理称，蒙韩关系在蒙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首次出访从“第三邻国”韩国开始。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将与蒙建立的“全面伙伴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上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关系和民间交流。他强调，韩蒙两国都为东北亚地区繁荣发展而做出积极的努力。此间，双方签署了“2017—2019年蒙从韩贷款”“两国劳务合作协定”等谅解备忘录。此次，韩国政府为蒙提供相当于7亿美元的优惠韩元贷款。
蒙韩经贸关系和人文合作
近年来，蒙古同韩国的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目前，韩国已成为蒙古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和重要的投资来源地。
贸易与投资。蒙韩建交初期，1990年两国贸易额仅为90万美元。到2018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2.836亿美元，其中，蒙出口韩2120万美元，蒙自韩进口2.624亿美元（蒙古海关总署《进出口货物统计年鉴2018》）蒙韩贸易的特点是蒙历来从韩进口多于出口。蒙韩进出口贸易总额一般位居蒙外贸的第4—5位。蒙从韩进口的各类汽车充斥蒙古市场，还有电器、农机、医药器械、化妆品、服装和食品。蒙主要向韩出口畜产品、纺织品、鹿茸和少量萤石等矿物。
2014年韩国对蒙直接投资额为3144万美元，累计直接投资额达3.84亿美元。韩对蒙投资一直占据第4—5位。随着前几年受国际矿产品市场价格走低和蒙国内投资环境不佳和政策不稳等影响，外商在蒙投资缩减，韩国在蒙投资亦受到了影响。韩在蒙投资的主要行业为贸易、餐饮、地质、矿产、通讯、医疗、美容等。
人文交流。蒙古与韩国的人文交流很广泛。按双方“教育合作协定”蒙韩每年互派留学生，近年赴韩留学的蒙古学生不断增加，据统计，2016年在韩蒙古留学生7000多人。韩国青年也纷纷来蒙学习蒙古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韩生活的蒙古人接4万多，其中1.2万人为合同工。同时，2017年有9600个蒙古公民到韩国就医，而在蒙生活和工作的韩国人约3000人。此外，近10多年来1753名蒙古公民与韩国人结婚，占蒙古公民与外国人联姻人数的一半（引自《蒙古消息报》2018年第7期）。而在体育方面，韩国的跆拳道在蒙古也很流行。双方还商定，每年两国建交纪念日前后，双方都要搞一些宣传对方历史、文化，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文化周”活动。与其它亚洲国家一样， “韩流”同样也冲击着这个草原之国，年轻人看韩剧成为一种时尚。
蒙古国与朝鲜的关系
蒙朝关系回顾
1948年10月1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朝鲜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承认并与蒙古建交的国家。蒙古是朝鲜传统的友好国家。
在朝鲜战争期间，蒙古政府给予朝鲜人民物质及精神上的援助和支持。1950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抗美斗争的朝鲜人民给予援助的决议，并设立了专门委员会。1953年1月以苏仍扎布部长会议副主席为首的蒙古赴朝鲜慰问团赴朝。从1951年至1957年，蒙援助朝20万头牲畜、5000吨小麦、12万件衣服。1953年5月，在乌兰巴托设立了一所抚养朝鲜孤儿 的学校，专门接纳朝鲜战争期间的遗孤，共有200多名孤儿和30名学生从朝鲜送到乌兰巴托。1959年5月蒙朝签订了关于蒙古收养孤儿的移交书。
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互访多次。1956年金日成首相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蒙。1956年泽登巴尔部长会议主席率蒙古政府代表团访朝。1988年6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再度访蒙。此外，两国各部委领导之间的接触也非常密切。双方各级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互助的亲密关系。
蒙朝关系现状
1990年代初，蒙古选择民主化发展道路，实行开放政策以后，蒙朝关系处于相对低调状态。蒙因国内经济滑坡，两国没有太多的经贸往来。新世纪以来，两国恢复传统关系，交往密切起来。
2002年朝鲜外相白南舜访蒙，这是朝外相17年来首次访蒙。两国签署了《蒙朝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这一条约的重新签订标志着蒙朝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蒙朝双方在《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中特别强调了军事防务问题。蒙古方面则表示支持全体朝鲜人民在没有外部因素参与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是蒙朝关系的另一重点。在《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中，双方表示将鼓励各自国家的私人和企业积极参与双边经济合作，鼓励相互投资，扩大和发展在运输领域，特别是在铁路运输方面的合作。蒙古希望自己的铁路与贯穿朝鲜半岛的新义州铁路相连，从而增加一个出海口，扩大对外经济交往。
蒙古是与朝鲜保持友好关系的少数国家之一，蒙曾努力要做朝核问题“第七方”。2003年蒙总理恩赫巴雅尔访朝后宣布，蒙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东 北亚安全事务，主要着眼于帮助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他表示，朝核问题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使危机通过和平的对话得到最终的解决。
2004年蒙总统巴嘎班迪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时表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本地区和世界的利益，相信半岛问题将通过和平协商得到解决。
2013年10月蒙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应邀访朝，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执政后首位访朝的外国元首。蒙总统与朝方讨论“乌兰巴托对话机制”，蒙古拟在朝日之间作为第三方，斡旋和调停半岛问题。“乌兰巴托对话机制”是蒙古时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于2013年4月在蒙举行的第七届民主国家共同体部长会议期间提出，旨在建立一个加强东北亚地区安全、增进区域国家互信的对话交流机制，迄今已经召开5次会议。2018年6月14日第五届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国际会议在乌兰巴托举行。鉴于蒙日有着良好关系，在朝日关系上，至少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蒙可以起到调停作用。
2019年4月蒙古新上任的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赞丹沙塔尔接见朝驻蒙大使。朝大使向蒙议长传达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邀请他访问朝鲜的意愿。赞丹沙塔尔表示感谢并称，美朝首脑会晤2018年在新加坡、2019年在越南分别举行，未来完全可以在乌兰巴托举办。
蒙古国与朝鲜的经贸合作份额不大
1956年5月、12月两国分别签订了蒙朝文化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1961 年朝无偿援助蒙古建设的一所7年制学校落成，1966年朝鲜提供技术设备的乌兰巴托搪瓷厂投产。
1980年代初蒙朝贸易额约1000万卢布，1992年为147万美元。2017年蒙朝贸易总额达到历史最高231.9万美元，增幅10%，2018年降至152.52万美元（蒙古海关总署：《进出口货物统计年鉴2018》，第19页）朝鲜从蒙进口冷冻牛肉、雪茄和香烟，蒙从朝主要进口药品，药品占进口量的78%。
蒙古国与朝鲜半岛关系
蒙韩积极发展关系的考量
在政治上，韩国方面利用蒙古与朝鲜传统友好关系，使其支持韩国的“阳光政策”，在韩朝之间起到调解作用；同时蒙古方面欲参与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谋求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借此提高蒙古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在经济上，蒙韩两国都希望利用韩国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先进技术以及资金优势，共同开发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韩国答应出资在蒙东部省开辟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由韩方提供资金和技术设备以及管理，吸纳滞留在蒙古的朝鲜难民作为主要劳动力。
蒙古试图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半岛问题
蒙古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很大的抱负，一直想在解决半岛核问题上有所建树。
蒙古的学术界认为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可以起到积极地调和作用。他们认为：第一，蒙古和南北朝鲜同时有相当友好的关系，而且蒙朝人民之间没有历史遗留下来问题；第二，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今天的民主国家，在政治文化方面蒙古能够和南北朝鲜同时沟通；第三，由于历史因素，朝鲜对东北亚一些国家一直存有疑虑。蒙古是除了地区稳定利益之外在朝鲜半岛没有特殊利益的小国，蒙古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
所以，蒙古国是在解决东北亚问题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蒙古国与半岛关系的对华影响
众所周知，目前朝鲜半岛局势仍然复杂。中国面对严峻的半岛局势，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的原则，并一直高度关注和不懈地进行调节。
中俄之间的蒙古，借助其与韩、朝两国的良好关系，亦试图进行积极的斡旋，这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又一个有利因素。特别是蒙古不仅与韩、朝和中、俄、日本拥有友好关系，而且同与朝鲜对峙的美国也具有很好的关系， 美国是蒙古的“第三邻国”，蒙古是在东北亚地区与各方以及美国都能对话和沟通的唯一中立国家。所以，蒙古在韩、朝之间的斡旋以及与各方之间的协调，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必将起到积极的影响，同时对中国的半岛政策无疑是有益的支持。
本文系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推进研究》（项目编号：16JJDGJW008）的研究成果。
娜琳：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内蒙古大学教授，蒙古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参议院选举后安倍外交走向观察
一直以来，日本社会对于参议院选举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但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修宪这一政治夙愿中，参议院选举有着特殊意义。本次选举由安倍率领的执政党赢得最终胜利，但修宪势力仍未达到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在本次选举中，日本外交形式的变化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韩强硬外交顺应了民间社会的“反韩”情绪，同时也致使日韩关系走向低迷。这对日韩关系、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关系秩序的调整及发展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
7月21日，日本国会第25届参议院选举结束。作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参议院选举，自然受到日本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既是日本民众对安倍政权施政满意与否的一次集中反馈，也是安倍政权就未来国事问信于民的一次重要契机。
然而，从选举结果来看，并没有出现太多意外，亦如很多日本媒体选前普遍预测的那样，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的执政党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当前执政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的背景下，赢得参议院选举的安倍政权在今后两年里，不会因立法、预算等问题受到国会过多的掣肘。同时，此次参议院选举是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以来的第一场全国大型选举，所以选举结果也就带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即自民党在“新时代”开局良好。
日本国会参议院长期被忽视
参议院与众议院均是日本国会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战后至今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参议院的受重视程度始终不如众议院，甚至在日本国内还有声音呼吁废除参议院。
参议院是在战后日本政府强烈意愿下才得以保留的。现行的《日本国宪法》是战后由驻日盟军总司令（后文称GHQ）参与制定的。因为与美国不同，日本不是联邦制国家，并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每一个州都选出固定名额的民意代表，所以GHQ建议战后日本采取一院制，并拟将其写入宪法。但可能是出于《明治宪法》曾规定日本采取两院制的原因，日本政府在当时并不接受GHQ的构想，强烈主张维持两院制。经过一番博弈后，GHQ最终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意愿，在1947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国宪法》中明确写入了“国会由众议院及参议院两院构成之”“两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全体国民的议员组成之”。参议院得已保留，战后日本继续维持两院制。
尽管战后重新制定《日本国宪法》赋予参众两院平等的地位，但众议院享有的“优先权”是参议院不可比拟的。《日本国宪法》的先进之处在于规定了参众两院议员均由选举产生，而《明治宪法》仅规定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贵族院（即参议院）议员不需要通过选举产生。因此，在《日本国宪法》框架下，经过民众直接选出来的参众两院议员能够更加广泛地代表民意，在国会中能够更加细致地表达民意，这是此前的《明治宪法》所欠缺的，也是战后参议院的重要价值所在。
然而，在立法、预算审议等方面，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关系却并不是平等。按照《日本国宪法》精神，当参众两院意见不一致时，众议院的表决结果为最终结果。虽然战后日本国会参众两院曾出现过“扭曲国会”现象（即执政党掌控众议院，在野党掌控参议院），但真正采用众议院结果作为最终结果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日本驹泽大学法学部教授、国会研究专家大山礼子曾指出，“55年体制下，参议院在审议预算、立法等议案的时候，几乎没有做出过与众议院相悖的结果，参议院的审议不过是对众议院结果的简单重复。”
其实，大山教授指出的正是战后日本参议院存在的问题与无奈。一方面，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自然也就导致参议院的审议结果常常与众议院一致。另一方面，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下，参议院作为“理性之府”的职能不仅没有发挥出来，反倒被极大地削弱。参议院在日本之所以被揶揄为众议院的“复写本”（Carbon Copy），原因也恰恰在于此。
以上仅是在《日本国宪法》层面导致参议院长期被忽视的原因，而日本采取的议会内阁制在一定程度上也致使参议院的受重视程度不及众议院。与英国等采取议会内阁制的国家相同，日本的内阁成员往往由国会议员组成， 内阁对国会负责，并接受国会监督。战后至今，日本历任内阁成员均以众议院议员为主，参议院议员为辅。此外，也有民间人士进入内阁担任大臣的特例，比如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2001—2006），曾任外务大臣的川口顺子和曾任经济财政政策大臣的竹中平藏就都不是国会议员，但民间人士入阁的情况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中并不多见。
自2012年底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其内阁成员构成也遵循了以往传统，不过内阁中的参议院议员被委以特殊重任成了安倍内阁的一大特征。比如，2015年入阁的丸川珠代，除了担任环境大臣外，还曾担任过奥运担当大臣，专门负责2020年东京奥运会相关事宜；2016年入阁的世耕弘成，一方面以经济产业大臣的身份负责提升日本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肩负推动日俄经贸合作的特殊任务。当然了，由于内阁成员主要还是来自众议院，就算行政府与立法府发生矛盾，其实质也只是内阁与众议院之间的博弈，即众议院通过内阁不信任案，或天皇根据内阁的建议解散众议院。因此，内阁与众议院的关系显然要比内阁与参议院的关系更受关注。
此外，众议院选举有时意味着政权轮替，而参议院选举仅是各政党势力的重新洗牌。基于《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日本政治规则，首相来自国会， 特别是众议院中多数党领袖，所以日本各个政党对众议院选举尤为重视，只要能在众议院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即使在参议院处于弱势地位，那么依然可以执掌政权。如此一来，也就导致日本社会对于参议院选举的重视程度不是那么高。
修宪使安倍格外重视参院选举
虽然相较众议院，参议院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但对日本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参议院选举也属全国大型选举，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将修宪作为最大政治夙愿的安倍晋三来说，参议院选举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安倍修宪在众议院实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不是很难，但在参议院就有些微妙了。实际上，在本次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最终并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门槛，在安倍还有两年任期的背景下，这着实提升了修宪的难度。
自2012年至今，日本先后举行了3次参议院选举。就结果而言，安倍政权距离修宪门槛始终有一段距离。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是安倍再次担任首相以来，面临的第一场全国大型选举，最终的选举结果是自民党在参议院中占据115席、公明党占据20席。虽然在那次选举中，自民党没有实现自身议席数过半，但在联合公明党的背景下，达到了135席，结束了此前的“扭曲国会”。当时，修宪势力距离规定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还很遥远。
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使得修宪势力开始接近规定的门槛。当年7月的选举结束后，自民党在参议院中占据121席、公明党占据25席，自民党获得了参议院半数议席。与此同时，参议院的修宪势力接近规定的门槛，即自民党121席、公明党25席、大阪维新会12席（现改名为日本维新会）、珍视日本之心党3席，这4个政党席位数加起来为161席，由于参议院中还有11名无党籍议员，且其他在野党内也有支持修宪的议员，所以当年的参议院选举结束后，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推测安倍或将正式启动修宪议程。
在本次参议院选举中，由安倍晋三率领的执政党虽然赢得了参议院半数以上席位，但是修宪势力却依然没有达到规定的门槛，即自民党113席、公明党28席、日本维新会16席以及3名无党籍参议院议员，共计160席。当然了，鉴于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中也有支持修宪的参议院议员，所以安倍政权推动参议院通过修宪决议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修宪问题上，执政党与部分在野党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比如立宪民主党主张通过修宪来限制内阁解散众议院的权力等，如此一来，今后必然会有一番博弈。
参院选举后，日韩面临“准断交”风险
参议院选举虽然是日本的内政事务，但日本外交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最终的选情。观察本次参议院选举前后，外交形势确实给予了安倍政权不小的帮助。比如，日本政府在6月底成功举办了大阪G20峰会。通过统筹峰会议题、集中接见各国领导人，安倍政权充分向国内选民展现了其领导能力。同时，在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项深化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日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日俄关系朝着良好势头发展等，这些也都成了安倍外交的加分项。
然而，笔者认为在本次参议院选举期间，对安倍政权起到最大“助选” 作用的则是对韩强硬外交。
日本政府在参议院选举前夕的7月1日突然宣布，对用于智能手机、电视机的半导体制造过程中需要的3种原材料向韩国加强出口管制。尽管安倍政权的这一举措不免令国际舆论质疑，日本在G20峰会期间所强调的“营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究竟是真是假，但日本国内民众对安倍政权的决策是非常支持的。根据《产经新闻》在7月16日发布的民调现实，70.7%的受访者“支持”日本政府强化对韩出口管制，74.7%的受访者认为韩国“不是”值得信赖的国家。日本社会的“反韩”情绪未必会完全转化为对安倍政权的支持，但这样的社会氛围对自民党选情非常有利是毫无疑问的。
如今，参议院选举结束，日韩关系走向如何自然受到各方关注，但遗憾的是，目前仍看不出任何改善的迹象。8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修改政令，正式决定把韩国剔除在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了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家”。作为报复，韩国文在寅政权决定从9月份开始，正式把日本从韩国贸易优惠“白名单”中除名。日韩两国政府的相互制裁，无疑助长了两国民间社会的“反韩”“反日”情绪。比如，韩国民调机构Realmeter在8月19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八成的韩国人不愿意去日本旅游。同日，日本共同社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68.1%的日本受访者“支持”把韩国剔除“白名单国家”。尽管日韩纷争主要集中于经贸领域，但随着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中断，不排除向其他领域外溢的可能，特别是日韩两国能否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显得尤为重要。要知道，2016年日韩两国政府签署GSOMIA的时候，不仅使得两国可以直接交换情报、不必再通过美国中转，而且还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准同盟”水准。若GSOMIA没有得到续签，那么在当下两国民意对立的背景下，日韩关系将面临“准断交”风险。
笔者注意到，美国高官在积极调解日韩关系，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到新任防长埃斯珀、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先后访问日本与韩国，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撮合日韩关系改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8月9日向媒体表示担忧称，日韩之间不断恶化的贸易争端正在削弱华盛顿与两国之间的安保合作，呼吁日韩双方缓和对立。在奥巴马政权时期，美国曾成功调解日韩纷争（即朴槿惠政权与安倍政权），但特朗普政权能否顺利调解还有待观察，毕竟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韩国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同时特朗普政权更加注重经贸利益，而非意识形态。
参院选举后，中日关系登上新高度
在日韩关系低迷的同时，中日关系则迈上了新台阶。8月10日，第十四轮中日战略对话在日本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并再次确认将积极落实中日领导人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8月10日，中日两国高官在日本共同主持第十四轮中日战略对话，双方就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战略对话通常是政府间加强战略沟通的重要渠道，而能否展开战略对话、战略对话的水平与成效如何，则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今，中日战略对话时隔7年重启，这一方面说明了当下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良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已经到达一定深度，否则也不会重启战略对话，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正在不断被夯实。
虽然代表出席中日战略对话的均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副部级高官，但他们却都是两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最直接的参与者，因此通过战略对话，将有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助推中日关系发展。与此同时，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的背景下，时隔7年重启的中日战略对话，也将为国际与地区和平发展贡献一份稳定。
中日战略对话重启看似突然，其实是稍早前中日首脑会谈成果的延伸。6月27日在G20大阪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就“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构建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逐步确立稳固的战略互惠互信”达成共识，并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外交和安全领域对话”。此次在日本举行的第十四轮中日战略对话，恰恰是中日双方不久前达成共识的具体执行。而战略对话的重启要比此前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重启更具深意，因为它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政治、经济、外交、防务、环保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是聚焦大局，明确了解两国各自的底线，并规划未来。
此外，中日战略对话的重启，还表明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在加速。战略对话通常是政府间加强战略沟通的重要渠道，而能否展开战略对话、战略对话的水平与成效如何，则是检验两国关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如今，中日战略对话重启，则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正在不断夯实。
东亚秩序新调整能否促成中日韩FTA实现
日韩关系的低迷、中日关系的改善，以及中韩关系的总体稳定，可以说构成了东亚关系的新秩序。
在东亚秩序出现新变化之际，中日韩自贸区能否尽早落实，自然受到了各方关注。2019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0周年，回顾过去20年，中日韩三国在经贸、文化、教育和灾害管理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先后举行了十余次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同时，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不断强化，已建立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21个部长级会议及其下设的高官会、工作会议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韩自贸区若能实现，那么将形成一个拥有15亿消费者、GDP总量高达20.1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20%的巨大经济圈，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鲜活力。
尽管中日韩三国合作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机制，且自贸区的落成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韩自贸区时至今日依然未能实现。这其中既有横亘于三国之间历史、领土问题的原因，也有来自域外国家的干扰。当下，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抬头，确实是加速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落实的重要契机，但此时日韩关系的走低以及两国民间涌现的“反韩”“反日”情绪无疑将会拖沓自贸区谈判的整体进程，笔者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在短期内仍难以实现。
最后，伴随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日韩关系的遇冷走低，东亚的地缘政治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构成了东亚新秩序的组成部分。只是，这样的新秩序对于实现中日韩自贸区的促进作用有限。诚然，日本与韩国互为第三大贸易对象国，越早实现自由贸易，越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但是经历了此轮制裁的韩国，今后是否还会愿意扩大对日贸易、依赖日本原材料进口呢？正如美日韩同盟中，脆弱的日韩关系往往会动摇三角同盟的稳定一样， 中日韩自贸区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固的三边经贸关系。
陈洋：人民日报海外网评论员，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