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与公共外交
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利用在公共外交领域得天独厚的优势，积极承担了宪法和相关章程规定的公共外交职责，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是搭建一系列公共外交平台，组织各层次的人员交流，持续化、机制化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发生了深刻变化。70年来，人民政协在公共外交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日益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大有可为。
人民政协的公共外交职责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特别适合开展公共外交。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有广泛的代表性。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在公共外交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民政协着眼于广交朋友、广结善缘，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人才荟萃优势、组织机构优势、公共外交资源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优势，人民政协公共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适合开展公共外交。
人民政协的公共外交职责体现在宪法和相关章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领导人一向重视人民政协的公共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就被纳入国家整体外交布局，毛泽东把“协商国际问题” 作为人民政协五大任务之一，周恩来也强调人民政协的“第一大任务”是对外交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人民政协开创了公共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他强调：“人民政协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努力加强同各国朋友的友好往来。”江泽民对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增进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合作予以充分肯定。胡锦涛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为给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实现快速发展，人民政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这标志着公共外交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人民政协“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按照国家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加强同各国人民、政治组织、媒体智库等友好往来，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人民政协的公共外交活动
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有巨大优势，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外交工作。
首先，各层次人员交流是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通过纪念会、座谈会、研讨会、演讲会等形式开展活动，发出声音，配合我国的总体外交。同时，人民政协积极开展外事活动，接待了许多国际友人，宣传了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维护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政协派出和接待的访问团日益增多，开展对外交流的国家范围不断拓展，开展对外交流的领域不断扩大。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指出：“按照国家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务实开展高层交往，深化同外国相关机构、政治组织、媒体智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笔者也曾多次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出访，广泛接触各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人士，深刻感受其在增进友情、加深互信、消除误解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人民政协搭建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持续性、机制化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1994年成立的“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先后加入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积极发展同各国宗教界及世界性、地区性和各国宗教和平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委员会多次组织中国五大宗教团体代表人物联合出访，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宗教界团结和谐的盛况。1996年创办的“21世纪论坛”，邀请中外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开展研讨，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和促进合作，目前已举办多届。此外， 2001年成立的“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平台，下设国际事务委员会、国际协会工作组、中欧圆桌会议工作组、中国—拉美经济技术合作小组等机构。多年来，理事会在全国政协的领导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际交流活动，为增进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了解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人民政协注重公共外交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相关研究得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推动公共外交工作。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从战略高度强调了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中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时，通过多种方式拉近与世界各国民众之间的距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年3 月，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创办《公共外交季刊》，支持地方政协成立公共外交协会，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和宣传普及。”上海、天津、广东等地方公共外交协会纷纷成立，其中大多数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均由当地政协牵头成立。此外，察哈尔学会等非官方智库聚焦公共外交实践和研究得以迅速发展，通过举办论坛、撰写报告等方式发布了丰富成果，形成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
对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工作的建议
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
首先，应加强中国特色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建设。公共外交的中国特色， 受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深刻影响。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通过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重要表现。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在对外交往工作中的作用， 发挥政协委员、地方政协在周边外交、公共外交、友城建设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加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建设。
其次，加强人民政协与其他领域的交融合作，统筹推动公共外交。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中国公共外交的参与机构和力量立体化、多元化，需要梳理各自的优势资源，进行科学统筹。其中，人民政协是推动我国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动。今后，人民政协应会同人大、军队、地方、人民团体协同合作，统筹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最后，加强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与规划。公共外交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人民政协开展公共外交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员往来和信息流通产生深刻影响，跨国人员交流和相互认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让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化解争端、解决分歧、消除误解，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韩方明：本刊副总编辑，察哈尔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推动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势在必行
最近一段时间，东北亚地区各国间关系伴随着周遭环境的变化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早已成为普遍诉求的当今世界，东北亚地区各国应研究借鉴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就构建区域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进行沟通、研讨和磋商，共同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各国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复杂、最剧烈的格局转换期和历史过渡期。中朝韩日俄蒙六国所在的东北亚地区，冷战时期曾是世界上阵营对抗最鲜明、彼此积怨最深重、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地区。如今，冷战结束已经30余年，国际关系总体和地区安全格局已有重大改变，但这里仍是发展问题最突出、大国博弈最明显、区域合作最困难的一个地区。
由于朝美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战略性矛盾和对立、朝韩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理念差异和利益冲突，朝鲜坚持先军政治路线并且大力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半岛局势缓和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复杂。冷战结束之初联合国与有关各方共同提出的雄心勃勃的图门江流域开发计划、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谋求经济合作的努力和尝试、中日韩共建东北亚经济区的主张和设想，或浅尝辄止，或半途而废。就连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也遭遇重大挫折，至今复谈无望！
2013年9月至10月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访问中亚东南亚之机， 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亚太国家的反应总体上积极而热烈，但东北亚各国的立场和态度不尽相同。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在北京召开时，俄罗斯和蒙古领导人积极参与，在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方面表现出强烈意愿。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日本， 亦有相应级别的官员与会，但后继行为与表现，不能不说差强人意。由于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相互交织，领土纷争与互信缺失彼此叠加，“一带一路” 这一规模空前的共同发展行动和国际合作大业，在东北亚全域推进严重迟滞。作为地缘经济板块，东北亚总体上没有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先锋区”和“示范区”，部分区域反而成了犹疑徘徊的“观望区”和“迟滞区”。
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得不到根本改善，中日经贸往来与科技合作失去了20世纪后期蓬蓬勃勃的良好势头。中韩关系也因突如其来的“萨德”问题而严重受挫，两国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同时滑坡。朝鲜因为不停顿地试核试导而遭到严厉制裁，对外经济联系处于完全断裂的边缘。半岛南北双方、日本同半岛南北双方、俄罗斯蒙古与整个半岛及日本的经济合作，均呈久无起色的疲弱不振状态。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早已成为普遍诉求的当今世界，具有很大发展潜能的日韩朝三国，竟徘徊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国际合作之外，令人深感不安！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过渡期，力量对比关系深刻变动、新旧格局剧烈转换，导致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性分外突出。2018年年初，朝鲜方面突然宣布放弃多年坚守的拥核自保方针，朝美两国从相互威吓走到谈判桌旁；中朝之间历史形成的传统友谊，经过中朝双方的共同努力，重新发扬光大；俄罗斯与日本虽然在领土问题上芥蒂未除，但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二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活跃期也是不争之事实。东北亚局势缓和与和平发展，曙光再现。
更令人欣慰的是，近两年来，中韩关系也出现了良好势头。双方领导人以高层交往引领政治对话、经贸合作及人文交流，两国关系基本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逐渐回到对话与合作并行发展的健康轨道。继安倍首相成功访华后，中日两国领导人又举行了大阪会晤，为两国关系持续改善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被激活。东北亚区域合作有了多元动因，展现出新的前景。
但与此同时，东北亚局势发展还不明朗。美朝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就政治解决朝核问题达成共识，第二次会晤却无果而终，朝核问题迷离不清，朝美关系还有变数。美国主导的对朝制裁没有松动。包括中俄韩等国在内，国际社会欲提升对朝经贸关系，难有大的作为。再加上韩日两国经贸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两国政治关系形成不良发展态势，朝鲜与日本的关系没有丝毫改善，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共谋和平与安全的全区合作大格局，一时还无法生成。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目前，美国奉行以孤立主义、保守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霸权主义，但以持续对朝施压方式推动解决朝核问题，这一总体思路没有改变。美国与朝鲜直接对话与沟通的窗口也没有关闭。朝鲜在核问题上立场全面倒退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朝鲜无法承受立场倒退引发的风险和代价。中俄韩日及其他有关各方主张朝核问题政治解决的意志和决心，也不会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亚各国应相向而行，在政治上密切交往，在经济上相互助力，在人文领域深化交流，在安全方面加强对话，共同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各国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务实合作向纵深发展。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认为，东北亚各国应研究借鉴世界上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就构建区域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进行沟通、研讨和磋商。要在形成初步共识的基础上，召开区域合作外长会。如有困难，亦可考虑首先召开经济部长会、贸易部长会、发展部长会、财政部长会、文旅部长会、央行行长会，直到国防部长会等。条件成熟后，择机召开机制化的东北亚六国首脑会议。美国不是东北亚国家，但属于东北亚事务的重要参与方。为体现和保障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开放性，可采取“6+1”模式，以适当方式吸引美国参与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的相关对话和磋商。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但并非不可操作的建议。已经重启的中日韩合作机制，可以为推动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发挥主导或引领作用。三方外长会或领导人会议，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共同制定和发表一份原则性的宣言或声明，阐述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最终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原则、方向与路径。与此同时，可以言行并举，拓展中日韩合作思路，创新中日韩合作模式。譬如，以“3+1”模式，首先吸收朝鲜参与到中日韩合作机制中来。尔后逐步吸收俄罗斯和蒙古国参加。中日韩三方合作完全有可能成为提升东北亚区域合作水平的核心力量，成为推动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的主引擎。
构建东北亚发展与安全共同体，目标是宏伟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将是多方面的，甚至可能是始料未及的。但我想，只要相关各方能够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对立，超越历史积怨鸿沟，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与需求，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与潜能，我们就能把日本与韩国的资金和技术、俄罗斯与蒙古的能源和资源、中国与朝鲜的市场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把激发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活力、参与和促进朝鲜经济开放、实现图们江流域共同开发、推动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区、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几大目标融合起来，实现最大限度的合作发展、联动发展和共赢发展，打造出东北亚地区全域合作的新范式，开辟出东北亚各国和平发展的新格局。
于洪君：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