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城市外交报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大为拓展，传统外交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 重要变化，其中以地方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以其灵活多样、润物无声的独特优势，走上外交前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更好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不断为中国民间对外友好工作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9年，城市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益补充，实践越来越丰富，经验越来越成熟，开始从平面走向立体。
当前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虽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已越来越受到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政策和行为的影响。城市外交作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力量，以城市为活动场域，是一种能动的主体间实践，而不是单纯的配合。我国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一种半官方外交，正在发挥配合总体外交、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
服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回顾2019年，中国城市外交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为主题，紧紧围绕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以节点城市为依托，以构建城市网络关系为纽带，推动城市外交朝着全方位、多领域方向不断发展。北京、上海等中国超大城市，通过多层次、宽领域的人员交流与互访， 使城市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现自信与担当的重要舞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持续提升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能力。2019年的主场外交中，中国分别在北京市和上海市，主办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场国际性大会，分别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和“新时代，共享未来”等主题。北京、上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坚定有力，“城市”成为实施主场外交、兑现大会“主题”的重要载体。
二是通过“承办”世界性大会，为中国总体外交实践贡献力量，展现“承办城市”的特色形象。2019年北京市承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园艺展览盛会，约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展示，吸引国际友人20余万人次。北京世园会向世界呈现的不仅是植物、展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平台，方便公众与世界不同文化进行交流互动，也向世界展现首都北京的良好形象。
三是通过“筹办”国际性大会的预热活动，为中国总体外交进一步发展做好铺垫。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活动即将亮相中国城市，城市开展预热活动做好正式活动前的铺垫工作，让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脚步的逐渐接近，前期的各项预热活动通过各渠道逐步展开。此外，杭州正在筹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福州正在筹办2020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国际性大会的前期预热活动正在不同城市相继展开，这些系列活动为中国总体外交的稳步推进，正在做着扎实的铺垫工作。
四是通过“嵌入”地方特色元素，服务保障国家总体外交。中国城市外交不仅为了实现地方城市利益，更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2019年1月15日，彭丽媛同芬兰总统夫人豪吉欧在北京欣赏音乐诗会，西城区作为地方接待单位，发挥全国学校教育领先优势，安排当地学生用芬兰语朗诵了由豪吉欧创作的获奖诗歌《一月已然春天》和《我亲爱的宝贝》，豪吉欧十分感动，连连称赞。此外，2019年11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豫园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活动展示了上海市特色文化，丰富了中法外交内涵。
五是以节点城市为依托，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 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助推器，城市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行为主体和网络空间节点，本质上是一条条联结亚欧经济圈的经济大通道。2019年5月， 福州市举办的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以“拓展海丝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更加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交流。同时，2019年北京市派出多个团组赴“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地区举办“欢乐春节”活动，支持同仁堂、北京建设集团等企业海外发展，赴东南亚国家开展公益捐赠、医疗合作、节能环保等民生合作项目。2019年1月25日《参考消息》转载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于2019年1月23日发表的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教授伊格纳西奥·尼尼奥·佩雷斯的文章称，“中国在对外行动中愈发重视城市和地区间合作的重要作用。而规模宏大、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典范。”
多层次开展友城交流合作，实现高数量向高质量推进
国际友好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外交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与推进我国城市对外合作的重要桥梁。1973至2019年以来，中国友好城市结交数量总体演变趋势是在不断上升，近两年中国对外友城在保持数量总体稳定的情况下，更注重交往质量的提升。
虽然近两年中国对外友城结交数量增幅有所下降，但友城之间交往深度和质量却在不断推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友城结交重实效，从政府文件落实至民众获益，从重视数量增加向重视质量提高方向发展，夯实民意基础成为重中之重。虽然2019年新结友好城市增幅相对去年有所下降，但应看到，友城之间更加致力于高质量和精准对接。例如，2019年，北京利用与首个国际友好城市东京都结好40周年之际，提升友城互动质量，深化拓展金融、科技、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互利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明晰友城交往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底线、以中国人民的感情为评判标准，2019年北京市、上海市分别解除与布拉格友城关系。2019年1月，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2019年10月，布拉格市决定终止同北京签署的友城协议；10月9日，北京市宣布立即解除与布拉格市友城关系并暂停一切官方往来；12月24日，布拉格市与台湾台北市正式缔结为姊妹市；2020年1月14日，上海市也发表声明，宣布解除与捷克布拉格市友成关系。
三是创新城市外交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模式，构建多边城市合作舞台。北京等城市通过多边城市外交舞台，稳步扩大“朋友圈”。2019年，北京市利用中国中东欧国家（17+1）首都市长论坛，深化与17个中东欧国家首都之间的深层合作。四川成都创制新的合作模式，打造更广泛合作网络，举办“蓉欧+”全球合作伙伴大会，“蓉欧+”战略合作平台也正式运营，实现与多个欧洲城市实质性经贸合作。
四是统筹规划友好城市发展，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9年9月，沧州市发布《沧州市国际友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1 年）》。沧州在开辟友城渠道、拓展友城关系同时，努力提高友城合作与交流的层次和水平，使大多数友城间交往更具实质性内容。厦门市于2019年10 月16日发布《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审批流程》，对厦门市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进行程序规范，如对建立友城关系的“办事程序”“申报材料”“签署协议书”等，实行地方外事治理的制度化、程序化、民主化。
拓展民间交流渠道，注重灵活性和主动性
民间交流是城市外交的重要特色，能发挥“稳定器”和“解压阀”的作用，为政府间关系的改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城市外交既需要政府间关系，也离不开民间友好。中国的城市外交联结了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既充分体现了城市外交的“半官方”性质，也体现了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辩证关系。2019年民间外交助推我国城市外交蓬勃发展。
一是举办丰富的城市对外文化活动。2019年的“北京周”“北京之夜” 等城市文化活动分别在东京、都柏林等城市举行，展示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推动了经贸文化交流合作。2019年10月，成都市启动了“成都·欧洲文化季”，共邀请到西班牙、英国等8个欧洲国家参与，开设展览、音乐会、舞蹈、电影和美食交流会等13场文化活动。除此之外，“PANDA成都” 还走进美国洛杉矶、日本长崎、墨西哥梅里达等城市。
二是大力做好中外青少年交流，培养城市友好事业接班人。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中国北京市、武汉市和苏州市的7所学校的70 名高中学生，赴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交流活动。与此同时，日本东京都、茨城县、爱知县、三重县、北海道的7所学校的70位高中生也于2019年10月来中国进行交流互动。
三是创新地方交流合作平台，开展专业性活动。以推动务实合作为主要方向，发挥地方政府的交流桥梁作用。2019年10月，上海市举办了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全球顶尖科学家汇聚上海，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讨科学发展前沿问题。7月26日，福州市举办“福州古厝保护与文化传承论坛”，国际文保专家悉数参加，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存城市风貌特质提供方案、路径。
强化基础保障，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城市对外交往需要一定的软硬件条件支撑。城市涉外硬件建设主要包括语言标识规范化、国际机场建设、国际班列建设等；城市涉外软件建设主要包括出入境政策优化、外事机构优化等。2019年，中国城市外交在软硬件方面齐飞并进，为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一是加快推动语言标识规范化建设。2019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启动对本市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使用与管理监督工作。2020年，北京还将出台《北京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对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使用予以规范。广州多语种公共服务平台于2019年7月上线，960169多语种服务热线号码也同期正式开通。在广州的外籍人士拨打960169号码后，将得到英语24 小时实时服务，以及9时至21时的每天12小时日语、韩语政务翻译服务。
二是提升城市国际交往功能的硬件设施建设。在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 北京、上海、成都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积极打造国际化社区样本。北京市提出打造国际人才港，为国际人才落户、住房等方面提供便利。在便利化的国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于2019年9月通航，北京实现了“一市两场”，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向前迈进一大步。重庆、石家庄等国内诸多城市国际机场开通多条国外城市航线，国内外城市之间的人员、商贸往来以及旅游合作更为便捷。
三是对外政策进一步优化。在出入境政策更新方面，2019年经国务院批准，厦门、青岛、武汉、成都、昆明5个城市将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外籍人才引入机制方面，2019年8月，北京市将朝阳、顺义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外籍人才出入境管理改革措施拓展至北京全市范围；9月，上海市临港新片区发布了《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地引进外国人才的通知》；11月，山东省发布了《外国人来山东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
四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推进涉外机构改革调整。一方面，加强专业队伍建设，2019年北京市、上海市等地方政府外办不断加强城市对外交往人才队伍建设，北京市持续多年委托外交学院举办全市外事系统干部培训活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外事机构改革，2019年甘肃、西藏等省市对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调整全面落实，外事办公室由人事处下设机构上调为相对独立机构。
扩大对外开放，紧密国内城市间的协作配合
中国城市外交是内政与外交的结合，建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完善基础上，体现了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有效统筹。2019年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一方面通过设立“总领馆”，直接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商务等方面的协调合作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副省级城市联席会议”，以实现国内城市间的协作配合；此外，还通过积极推进城市群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一是地方设立总领馆，搭建国际互通桥梁。2019年2月，俄罗斯在哈尔滨开设俄罗斯总领事馆；6月，中乌两国政府就乌拉圭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达成协议；10月10日，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在海口举行开馆仪式，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在海南设立的首家总领事馆；10月13日，尼泊尔获批在成都设立总领馆；11月6日，蒙古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正式开馆；11月11日， 希腊获批在成都设立总领馆。通过上述总领馆的设立，中国城市与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了多方面的协调合作机制。
二是参加副省级城市联席会议，保障外事活动协同发展。“副省级城市联席会议”是国内城市间多边协调合作机制的一种形式。2019年10月，第十七届全国副省级城市外办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主题为“外事资源品牌创建”和“外事管理创新”，会议催生了地方外事创新发展新思路，实现了以联席促联谊、以共创促共进。
三是推进城市群外事工作一体化，提高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包括京津冀城市群在内的中国各城市群内部外事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积极推动地区外事工作向一体化方向发展。2019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参与调研并出席京津冀外事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统筹外事资源，加强区域合作，把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2019年京津冀三地外办主任第二次联席会议在雄安新区召开，就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特别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进行了交流探讨。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参与和引领全球城市治理
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城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转型日益呈现交替演绎图景。2019年，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领域既有“高级政治”领域，也有“低级政治”领域，主要包括安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整体呈现多领域、多层面的特点。
一是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城市安全治理。中国强调区域安全合作对于城市治理的重要作用，并在此认知指导下加强与周边国家城市开展合作。例如在禁毒领域，云南省充分发挥“中国南伞边境禁毒联络官办公室”作用，与缅甸北部省开展边境禁毒执法合作，2019年双方共开展禁毒执法合作5次，抓获外逃人员8名。在反恐领域，新疆自治区与周边国家城市建立了边境地区和执法部门反恐领域对口合作机制，在情报信息交流、边境联合管控、涉恐人员查缉、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进行务实交流与合作。
二是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经济治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城市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被动开放型向主动开放型转变。世界城地组织亚太区2019年执行局会议暨“一带一路”国际城市经贸合作对话会在浙江义乌举行，来自UCLG（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和全球41个国家79个城市和组织的360余名政商界代表及智库学者，围绕“共享贸易畅通机遇，促进城市共赢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以期推动城市间国际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三是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城市环境治理。2019年，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通过参加C40等国际城市组织，为全球城市环境治理做出贡献。2019 年4月2日，C40中国区域论坛暨中国城市气候行动规划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颁发首钢气候项目第二阶段认证证书。在这次论坛上，南京、成都、青岛市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积极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将与全球70多个C40城市一道致力于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10月10日，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市长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颁发7个类别“城市奖”，中国广州因成功发展和推广纯电动公交车项目获得城市“绿色技术”奖项。
总之，2019年中国城市外交源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背景，内容丰富、载体多样、效果显著，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与窗口，是参与全球化的先锋。中国城市外交未来发展既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实现地方城市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捍卫全球正义，与其他国家城市一起应对日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共享城市发展与治理经验。
刘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鸿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站博士后。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对中日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观察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方经历了从质疑、警惕到积极参与的转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8次在不同场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轨迹与参与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一带一路”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应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习近平与安倍晋三8次面谈“一带一路”
众所周知，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经7年了。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8次在不同场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安倍晋三首相不仅因此成为外国政要中直接听取习近平主席讲述“一带一路”倡议最多的领导人，日本对“一带一路” 的认识轨迹与参与程度也发生了变化。笔者梳理了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以就正于方家。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印尼雅加达“应约”会见安倍晋三时指出， “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与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属于告知性质。安倍晋三的回答是，“日方认识到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巨大需求，愿基于这一认识同中方探讨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问题。”
2017年7月8日，习近平“应约”在德国汉堡会见安倍晋三，他指出， “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器。双方应该推进务实合作。我们欢迎日方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这是习近平第二次与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提出了“框架问题”。安倍晋三的回答是，“日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并开展机制性交流，深化经贸、金融、旅游等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也就是说，安倍晋三基本上认可了“一带一路”的框架。
2017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会见安倍晋三时指出，“新形势下，双方应该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尽早落地。”这是习近平第三次与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提出了“框架合作落地问题”。从纸面到地面，从口头承诺到行动落实，说明中日在“一带一路”上已经开始着手合作，只是“速度”不能令人满意，需要“尽快”。
2018年9月12日，正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的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中方愿同日方一道，着眼新形势，为两国务实合作开辟新路径，打造新亮点。”这是习近平第四次与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提出将其作为中日深化关系的新平台和试验田。安倍晋三的回答是，“日方愿作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争取更多合作成果，加快推进日中关系改善和发展。”
2018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安倍晋三时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这是习近平第五次与安倍晋三面谈“一带一路”。安倍晋三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日方第一次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评价。
2018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安倍晋三。从中方的报道看，习近平虽然这次没有明确提及“一带一路”，但指出，“中日经贸务实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欢迎日方继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这可以看作是习近平第六次与安倍晋三围绕“一带一路”的谈话。安倍晋三则表示，“日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努力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第三方市场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
2019年6月27日，习近平在大阪会见安倍晋三时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天地，欢迎日方积极参与。”这是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第七次面谈“一带一路”，再次欢迎日方积极参加。安倍晋三的回答是，“日方希望扩大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创新等领域合作，愿为双方企业相互提供公平、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市场环境。”显然，中方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希望日方不仅仅是“参与”，还要“积极参与”。而安倍晋三则第一次隐讳地提出了“市场环境”问题。
2019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晋三时指出，“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积极培育双向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创新环境，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安倍晋三的回答是，“日方愿同中方积极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就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这是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第八次面谈“一带一路”，提出了“共建”的新要求，并且肯定“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一带一路”与中日关系
从上面简单梳理的习近平与安倍晋三8次面谈“一带一路”的内容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具有战略定力和耐心。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方蹄疾步稳，一方面积极推进这个倡议的拓展与落实，另一方面则是极具耐心地向世界大国说明这个倡议的内涵与未来。
第二，中方将此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抓手与新平台。2012年，安倍晋三就任日本第96代首相；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习近平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陆续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日关系的“助推器”“新平台”“试验田”，实际上为发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指出了新的路径。
第三，中方不断地在寻找“一带一路”建设上与日本的“共同利益”。任何一项国际战略，如果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都将是孤掌难鸣。而这种共同战略利益又不是自然凸现的，需要不断寻找、契合。中方不断提出“经贸合作”和“务实合作”，讲“义”的时候，也讲“利”，让日本也有一种获得感。
第四，中方从邀请日本“参加”到“积极参加”，进而提出“共建”的希望，展现出更加开阔的胸怀，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接纳。
第五，中方在反复向日本宣介“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也积极听取、吸收日方的建议。现在，日本方面强调的“日中第三方合作市场”，可以看作是日本版“一带一路”的解释。
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初表现出抵制的态度，保持警惕；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日本逐渐开始认真研究和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最近两年，日本逐渐表现出客观看待、主动参与的姿态，开始积极释放友好的信号。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积极评价。此后，安倍晋三多次对“一带一路”表示期待。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双方同意设立“一带一路”官民协议会。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中日合作的历史经验值得进一步梳理和参考。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政府、企业积极参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同时，日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中日两国的这种合作经验，值得进一步梳理，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进行运用。
中日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有望进行很好的互补。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日本，有利于全世界。2018年10 月，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中日两国企业家签署了50余份、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并计划携手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的更大空间。李克强在论坛致辞中表示，“我们今天举行第三方市场论坛， 就是要表明一个意愿：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不搞‘恶性竞争’，而要更大发挥互补优势，更大拓展合作空间，在第三方市场实现三方共赢。”安倍晋三说：“日中关系已经开启由‘竞争’到‘协调’的新阶段。”
中国有“一带一路”倡议，日本有“印太战略”。中日最终能在第三方合作问题上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国都很务实，不拘泥于这个合作到底在谁的倡议或战略框架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两国加强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日本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一定会出现的是习近平主席对安倍晋三第九次面谈“一带一路”。它能否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五个政治文件的内容，引人注目。
蒋丰：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日本主流媒体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认知与态度
新中国70周年国庆是值得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的一件大喜事，中国政府举行了庆祝大会、阅兵式等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日本朝野、媒体对此高度关注，《朝日新闻》等五大全国报纸纷纷刊发了相关社论。本文将以这些社论为基础，介绍和分析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2019年10月1日的国庆活动以及建国70年的伟大成就的认知与态度。
2019年的国庆无疑是隆重的、喜庆的。10月1日上午，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随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当晚还举办了首都国庆联欢活动。新中国70年国庆是值得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的一件大喜事，连日来，举国上下欢度国庆，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
中国70年国庆活动引起邻国日本朝野、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9月26日专门发来视频贺词，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坚信日中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课题，共同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对构筑两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媒体方面，《朝日新闻》等五大全国报纸不仅对此进行详细报道，而且纷纷刊发了相关社论。本文将以这些社论为基础，介绍和分析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2019年的国庆活动以及建国70年的伟大成就的认知与态度。在中日关系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并展现良好发展势头的情形下，了解当下日本主流舆论的对华认知与态度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肯定新中国成立70年的伟大成就
纵观日本五大全国报纸的社论，都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予以肯定。《每日新闻》在10月1日的社论《中国迎来建国70年，走与国际秩序共存之路》中称，“新中国成立已70年，正如拿破仑的‘预言’那样， 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已经觉醒，正在‘震撼’着世界。”“与建国初期相比，中国的GDP增长了170多倍,人均寿命从35岁延长至77岁。曾是最贫困国家之一的中国，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工厂’，这在人类历史上完全值得大书特书。”“中国在科技领域投入巨资，站上了信息革命的潮头，在新一代通信标准5G、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已拥有世界顶级的技术实力。”另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日本经济新闻》在10月2日的社论《中国以70周年为契机，与世界和谐相处》中认为， 中国“自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过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迅猛发展令全世界为之惊叹”。《朝日新闻》在10月2日的社论中认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巨大发展，现在中国人民正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读卖新闻》10月2日的社论和《产经新闻》10月1日的社论也都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见，日本主流媒体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予以肯定，接受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事实。
关注阅兵式及新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
北京天安门广场10月1日举行的盛大阅兵式，是日本主流媒体的关注热点之一。例如，《朝日新闻》10月2日的社论就提到，“当天活动中时间最长、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阅兵，向国内外展示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等尖端武器。”《读卖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在10月2 日的社论中也都提到，在10月1日举行的新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阅兵式上，射程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登场亮相。对于新中国国防力量的不断发展，《每日新闻》10月1日的社论认为，中国已成为“与经济低迷、不堪忍受军力负担而崩溃的苏联完全不同的新型军事大国”。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右翼媒体《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甚至《朝日新闻》却仍然持有深度偏见和错误认知。例如，《读卖新闻》10月2日的社论妄称中国正“通过增加军费进行军事扩张，在南海的军事据点政策造成地区不安定”。《产经新闻》10月1日的社论中妄称中国“在欠缺透明性国防政策下的军备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正在增高”。《朝日新闻》10月2日的社论妄称中国的阅兵是在“炫耀武力”，“不断增长的中国军事力量，正在恶化地区的安全环境”。简言之，日本媒体对中国国防力量的正常发展现状并未放下心中成见，仍然持有较深的偏见和警惕。
错误解读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日本主流媒体尽管接受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但对于当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未来走向仍然持有“国强必霸”的旧式思维，仍然心存疑虑、误解与偏见。在这方面，右翼媒体的论调最为明显。《读卖新闻》10月2日的社论开篇就给中国扣上“强权国家”的帽子，妄称中国的“强权统治会增加国际社会的压力及国内不满，将招致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不稳定”，错误地认为“不少国家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抱有危机感”。《产经新闻》10月1日的社论妄称中国阅兵是在“追求霸权、鼓舞人民”， “中国可能向着确立霸权的方向迈进”，“美国正在使用所有手段阻止中国确立霸权”。不仅如此，左翼媒体也持相似的论调。《朝日新闻》10月2日的社论标题为《中国建国70年，摒弃强权思维》，社论中妄称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并未消除确立霸权的疑虑”，“值此建国70年之际，希望中国正视并改正自己有时妄自尊大的姿态”。中国“是就这样作为与时代相悖的强权国家继续产生摩擦，还是真正地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存？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这里”。《每日新闻》10月1日的社论称，“世界对强大起来的中国感到困惑，警戒感在增强，美中贸易斗争就是体现。是破坏国际秩序，还是谋求共存？想要明确中国的姿态。”而立场相对中立的《日本经济新闻》在10月2 日的社论中称，中国近年来的“对外强硬姿态，激化了与美国的摩擦，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既然中国正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为实现强国目标不顾一切地冲向世界第一而引起摩擦，并非上策。中国现在应该朝着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最优先方向而努力。”
展望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主流媒体在其社论的结尾大都谈及近两年来明显改善的中日关系，并结合曾经计划中的习近平主席2020年春季访问日本一事，向安倍政府建言。《日本经济新闻》在10月2日的社论结尾中说道，“曾经形势严峻的日中关系有了改善倾向。中国方面重复播放了安倍晋三首相发来的‘中国建国70年视频贺词’，里面提到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将于2020年樱花盛开之际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想要确立不受中美关系所左右的稳定的日中关系，首脑定期互访是不可或缺的。”《每日新闻》10月1日的社论称，“日本需要与身为巨大邻国的中国共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2020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向中国直言担忧，促使中美对立关系走向缓和，正是日本应担负起的重要作用。”《读卖新闻》也在10月2日的社论结尾处建议安倍政府“必须利用日中关系改善的机遇，促使中国重视国际协作，尽到作为大国的责任”。但是，思想偏激的《产经新闻》却是另一种论调，该报10月1日的社论称，“美国正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的霸权，日本也需要以同样的危机意识应对中国的威胁。”因而“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改善对华关系， 以免重蹈帮助中国崛起的覆辙”。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产经新闻》的这种论调明显是不识时务、用心不良。
总结
新中国成立70年国庆活动引起日本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并且纷纷刊发社论。通过上述对日本五大全国报纸的社论内容进行梳理与解读，大致可以明确日本主流媒体对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认知与态度，简单概括如下。
第一，日本主流媒体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予以肯定，接受了中国取代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 但是各大媒体之间的心态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例如，《每日新闻》用不少笔墨来介绍新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借用了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已然觉醒这一拿破仑描述中国的经典话语来形容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新闻》也称赞“中国的迅猛发展令全世界为之惊叹”。但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仅用一两句带过，并未多加介绍。
第二，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国防力量的正常发展仍然抱有较深的偏见和警惕，用“国强必霸”的旧式思维错误解读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五大报纸特意在社论中点出阅兵式上亮相的东风-41弹道导弹，以及中国的军费增长、军力发展等情况，给日本民众营造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的氛围。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媒体就惯用“军事威胁论”来描绘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引导日本国民产生偏执的对华认知与敌意。这说明日本舆论仍然坚持用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的发展，强调东亚的地缘政治。
第三，日本主流媒体间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态度与建议存在不小差异。《日本经济新闻》和《每日新闻》更趋积极，希望确立不受中美关系影响的稳定的中日关系；《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虽然胡乱给中国扣上“强权国家”的帽子，但也强调中日间要展开对话；《产经新闻》则是居心叵测地不希望日本改善中日关系，从而有借口与美国一起“应对中国的威胁”。需要注意的是，一向号称左翼媒体的《朝日新闻》，在涉华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愈加保守、偏执，特别是在鼓动“中国军事威胁”方面，早已和右翼媒体为伍了。
从以上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主流媒体并未真实地报道和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的伟大成就和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决心和信心，而是用偏执的心态看待中国国防力量的正常发展与和平发展道路， 有意地向日本民众展现一个“强权国家”的中国形象。在当前中日关系不断改善、两国国民急需正确且深入了解彼此的情形下，日本主流媒体的这种心态和做法反倒是给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加了舆论障碍，并不可取。
刘树良：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疫情防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威胁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言自明。本文通过梳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进一步说明在疫情防治中中国如何一以贯之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在疫情防治中凸显，无论是从封城、地毯式排查等防疫措施方面，还是从政府官员问责方面，都丰富着中国故事、展现着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新型冠状病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他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他者”，这个“局外人”既可以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也可以是将人类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力量，需要全社会、全人类一起去面对。2020年伊始，当新冠肺炎开始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蔓延时， 人们迅速意识到这个新的“他者”带来的极大挑战。这一挑战困难程度不仅在于人类对病毒的传染路径和治愈办法的一无所知，更在于它的致命程度和蔓延速度。面对每日剧增的感染人数，国际社会也同样做出了迅速反应。以朝鲜为例，其自身已经存在粮食、医疗器械和药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如果游客到访进一步加剧新冠肺炎的蔓延，国家或将无力迅速应对，于是“封关” 成了朝鲜采取的一个可行且有效的应急举措。再如中国的北方邻国蒙古，刚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暴跌中经济受到重创，且正值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同样采取了“封关”政策面对不惧寒冷的新型冠状病毒。与此同时，地处东北亚的俄罗斯也封闭了远东地区的边境，避免同中国的游客和商业人员往来。
相比朝鲜、蒙古和俄罗斯，另外两个东北亚国家韩国和日本则反应较淡定和稳重。如政府首脑在公开场合下支持中国的抗疫举措，日本的商家和民间社会也伸出援手，无偿供应口罩等物资，支援中国。此外，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展开从武汉撤侨的行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取消前往中国的航班，同时对中国游客和在近期曾入境中国的本国民众采取有效的限制手段。
总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该疫情成为了国际焦点，上升为一大外交事件。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全人类需要共同防范的“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捍卫和保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多次向世界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等问题在这场全球范围内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中找到了答案。
本文对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阐释进行梳理。早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就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强调， 在地球村里各国的命运是互相联系、相互依存的，这个命运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指出，“这个你我之间互融共通的命运共同体使得各国人民之间‘休戚与共， 梦想相连’。”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这个共通的命运共同体一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不太平的世界上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共享的目的，就是要把地球村建设成为和睦的大家庭，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2018年开始，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除了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外，也开始提出具体的实现办法。“一带一路”倡议也被写进联合国的重要文件里，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认同。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呼吁各方深入交换意见，呼吁各国人民齐心协力携手前行，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同年， 习近平主席开始具体谈论中国贡献，他希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可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建设，推动持久的和平，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让世界更加开放而包容、清洁而美丽。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中国会持续地走开放的道路，持续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020年初，上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在经历中美贸易战后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就在习近平主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寄予厚望时， 在希望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让这一带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举措被寄予更多的期待时，一场覆盖全国甚至波及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了。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面前，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同国际组织以及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一起努力。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什么是中国的担当，什么是中国的力量、速度、方案和智慧。
2020年2月27日，在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会谈时，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我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 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高度肯定和普遍认可。中方将继续同包括蒙古在内的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2020年3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更是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展现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
此次战“疫”中所表现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很好地向世界人民讲述了中国故事、展现了中国智慧。
在中国方案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久，中国迅速采取了封城、地毯式排查、小区独自为战、检测等中国方案，反映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危机事件中能及时高效地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些举措在世界上也屡获好评， 为世界其他地区避免疫情扩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中国政府也运行“疫情问责”制，如湖北省黄冈市卫生部门官员因业务不熟悉、在关键的时刻“一问三不知”而被调查及革职。此外，中国的义务人员也在以自己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如张文宏医生受邀拍摄为民众提供专业医疗咨询的视频， 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共同抗疫。
以上中国方案反映了中国治理体系的快速性、有效性、灵活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极具中国特色。但西方一直崇尚民主体制，向来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官僚、人浮于事，是否具备自我修复能力及是否公平受到西方社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在此次中国战“疫”中得到了最好的回应。中国的治理体系是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它可以灵活机智地在关键时刻，顶层设计建立统筹小组，找到并聚拢负责任且优秀专业的人才，调集全国力量及时高效地解决问题；中国的治理体系是开放透明的，民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情况、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百姓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
在中国力量方面，此次战“疫”中所反映的中国力量包括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中西医结合、中式幽默、中国民众的大局意识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前线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等，他们讲述了一个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中国速度不仅体现在“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建设中，还体现在疫情实时进展、专业防范知识、心理辅导的快速传递。中式幽默体现在人们自发制作并传播与疫情相关的漫画、笑话、科普知识、公益广告、动画作品等，通过轻松的方式相互鼓励和安慰、传递社会正能量，共同“云战疫”。同时，各大高校、大专院校、中小学的教师通过远程教学保证学生们不耽误学业，中国的医护人员冲在疫情第一线，不眠不休地检测、治疗，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大局意识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和中国力量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中国故事准备了最好的叙事框架，体现的也正是临危不乱、意志坚定和制度自信的中国智慧。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真正实现了化“危”为“机”，这些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将为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病毒、战疫和中国故事
2020年3月10日，意大利仿照中国做出了封城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询问中国方案的电话，各国都在积极地探讨和学习中国经验。即使是在抗疫之初，对疫情持怠慢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抗疫相关商品减少征税”的举措。中国用自己快速、有效、果断的执行力和行动力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天灾面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叹。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多次赞赏中国人民的奉献精神为整个世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经验，在对付这个威胁人类命运的病毒时，中国政府和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国精神和力量。
王丹凝：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华女子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在“事实报道”和“价值评判”间寻求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一心，通过艰苦努力取得了疫情防控形势向积极向好态势不断拓展的良好局面，受到 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也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西方主流媒体继续强势引领国际舆论走势，呈现了大量有关新冠肺炎疫 情的新闻事实，虽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奋力抗击疫情的形象，但也掺杂了不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评判，其中一些消极报道表现十分突出，需要提高警惕。
外媒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度从报道量可见一斑。据专业数据库统计，截至2020年3月1日，仅英文报道即有15.6万篇。其中，1月1日至20日仅2400篇，另有12.4万篇报道都集中在1月20日至2月20日之间，此后开始出现阶梯下降趋势。其中，来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北美、欧洲和大洋洲媒体的报道有6.3万篇，接近总报道量的一半，高于来自亚洲国家的5.4万篇报道（其中包含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6万篇），远高于其他区域的报道量。本报告以美 国和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四报两刊在疫情受关注度最高时间段内（1月20日至2月20日）发表的877篇报道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总体报道态势
第一，以反映新闻事实为主的报道居多。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中国防疫紧要关头，外媒一些带有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报道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愤慨和高度关注。不过整体来看，绝大多数外媒报道属于事实报道范畴，集中反映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疫情发展和科研进展情况、全球各国及各界对疫情的反应等，此类报道约占总报道量的74.1%；有关各地防疫举措的报道兼具事实和分析，占19.3%；涉及价值评判较多的报道，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典型人物，约占15%（见图1）。
（注：各类主题统计数据略有交叉，十大主题统计数据相加超出总报道量（877 篇）约8.2%。）
第二，倾向评级为均衡的报道占大多数。具体来看，大篇幅关联我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批评中国防疫举措和领导人、具有明显攻击性的“负面”类报道仅占总报道量的11%。而属于均衡评级范畴的报道有：肯定中国防疫举措、驳斥外界谣言的“积极”类报道；客观反映疫情发展、科研进展、外界反应等的“中性”报道；深入反映疫情防控中切实存在的问题、担忧疫情对国内外经济影响的“中性偏消极”类报道，共占总报道量的89%（见图2）。
第三，逐渐形成“防控”和“归因”两条主线。在疫情防控早期阶段， 即1月20日中国正式通报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周内，外媒集中关注中国接连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防疫举措，包括快速检测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迅速出台财政税收支持政策等积极表现，针对武汉政府信息披露问题的讨论多侧重于梳理基本事实。因此，虽处于舆情爆发时段，但总体态势平稳（见表1）。
而随着疫情发展，1月底以来外媒开始迫切、密集地追究危机的根源， 并将之归咎于“中国制度”“中国模式”问题，有关批评言论至2月6日“李文亮医生离世”前后达到顶点，随后，转为持续、零星不断地出现；与此同时，持续密切关注“武汉封城”后出现的物资短缺、就医困难、医护安全等问题以及我国及时跟进的因应之策，尤其认可我国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大力调整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公开通报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增加统计临床确诊病例等亮眼表现。两条报道线索交织前行，2月10日前后， 开始有评论认为中国的防疫举措“可能正在发挥作用”，有关制度攻击的言论也开始减少（见表2）。
第四，强化了媒体的“价值评判”功能。积极的一面是，面对传染病毒这一全球公共卫生话题，24篇社论（见表3）中有一半用以探讨疫情传播对全球其他地区、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应当采取的防控准备，外媒普遍认为针对中国采取禁航、禁旅等过度反应不可取，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攸关、祸福与共的进步价值观。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社论涉及对中国体制的攻击，凸显西方制度的优越感。典型手法是基于西方“公民社会”逻辑树立矛盾与对立的中国形象：其一，将中国政治体制与防控行为割裂——将病毒传播归咎于体制，将快速应对归因于外部压力；其二，将中国政府与科学界（甚至医护人员）割裂——将信息披露归咎于政府，将快速响应归功于科学界。
第五，在整体趋同中各具鲜明的特色。从关注度来看，美英四报两刊在同一时间段内的报道比例相对稳定，一般而言，财经类报纸《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报道量最大；政策外交综合类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次之；周刊《时代》和《经济学人》最低，此次疫情报道亦然（见图3）。
从主要关切来看，最关注疫情之下“国内外经济影响”的是两家财经类报纸；最关注“世卫组织/美国/其他各国反应”的是以政务报道为特色的《华盛顿邮报》；最关注我国“中央/地方防疫举措”的是美国严肃新闻代表《纽约时报》；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报道最多的也是两家政策外交综合类报纸（见图4）。
从倾向评级来看，“积极”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华盛顿邮报》（8.0%）和《经济学人》（7.1%）；“负面”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均为17.0%）；“中性与中性偏消极”类报道占比最大的是《金融时报》（91.5%）（见图5）。
从社论定调来看，最能体现“全球应对”协作精神、较少或未涉及对我国“体制攻击”，倾向较为“均衡”的为《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最大篇幅涉及对我国“体制攻击”，倾向较为“负面”的为《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见图6、图7）。
综合分析，在普遍偏于自由化、全球化立场，但又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偏见的倾向趋同之中，《金融时报》表现得最为均衡、多元；《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更关注切实具体问题，在中国防疫举措方面着墨较多，“问责”中国政府的和领导人的“负面”类报道占比也最大；《华盛顿邮报》倡导全球协作、反对外界对中国过度封锁的呼声最大，但对我国防控举措和政治体制的攻击力度也十分突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三大报中倾向最为保守的一家媒体，由于财经类报道量较大，“负面”类报道占比并不突出，但对我国意识形态攻击最为猛烈。
结论与建议
外界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有以下三大主要原因：一是冠状病毒的全新特性引发未知的担忧，短时间内未发现有效医疗救治办法；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其在全球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三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势必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对比了2020年关于冠状病毒的新闻报道与2018 年关于埃博拉的报道的显著不同——数据显示，在2020年1月新冠病毒爆发的第一个完整月份，超过4.1万篇英文印刷新闻文章提到了“冠状病毒”一词，而相比之下，2018年8月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疫情的第一个月，只有大约1800篇英文新闻报道提到了“埃博拉”。
西方主流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量报道，吸引了全球高度关注中国抗击疫情的表现，对此，及时把握境外舆论动态、回应外界关切的热点问题， 对展现中国国家形象具有正面意义。外媒报道呈现出全面、多元、平衡的特征，总体来看，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是一件好事。
第一，对客观公正反映中国防疫工作的报道予以支持。中国正式通报确认新冠肺炎疫情后，一些外媒驻华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武汉，与中国记者一同深入前线展开采访活动，记录了武汉市医疗机构全力运转、武汉市民积极配合政府防疫、一些运输和物流行业普通工作者主动为防疫工作做贡献的积极形象。2月中旬以来，经国务院新闻办、湖北省委宣传部等方面协调，多家主流外媒机构通过电话或视频通话方式采访武汉一线医务人员，并予以客观报道，真实反映了我国抗疫工作情况。对此类展现中国防疫工作积极面的报道，应表示欢迎并提供适当帮助。
第二，对批评中国防疫工作的报道进行精细区分和处理。一方面，吸纳对疫情防控有利、具有切实参考价值的建议。针对外媒反映“武汉封城”后出现诸如“物资短缺”“就医困难”“医护安全”等切实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地区采取过度封锁措施，影响正常经济生活的现象，迅速采取或调整政策管理举措，有利于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地开展。同时，严肃处理个别用心不良的媒体和报道。对于触碰底线、明显存在歧视、贬低中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报道和言论，需及时发现、严厉处置。
第三，坚持主旋律正能量传播的同时增强危机应对能力。疫情发生后， 国内外舆情形势错综复杂，各种声音密集交织、激烈博弈，在此背景下，只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引领舆论走向才能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战役的强大正能量。为此，我国宣传部门和主流媒体主动出击，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应及时总结疫情传播中的经验教训，引导主流舆论更好地把握宣传宏观大局和披露现实问题之间的平衡，把握好关注当前疫情态势和追溯早期疫情隐患之间的平衡，做疫情问题“发现者”，而非被动“回应者”。
第四，借势提升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转“危”为“机”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个个鲜活案例和具有时代感、世界性的叙事话语来展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反击西方媒体充满矛盾的叙事逻辑和价值评判。建议可从紧密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积极分享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体现大国贡献与担当，重点介绍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展现出的克制、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着力凸显中国与周边国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等方面着手。
张丹萍：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
音乐不仅是一种蕴含情感的艺术，还能蕴含思想和观念。音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载着一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在增强一国政治影响力、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曾琳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一书构建了“音乐外交理论模型”，以中、美、俄三个大国的音乐外交互动作为案例，分析了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扮演的“政治先锋”“观念大使”“身份标识”“文化桥梁”角色，对如何将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剧，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虽仍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软实力”也越来 越被视为一个国家实力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文明 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主席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思想。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超越语言和国籍、深入人们生活的文明，一种蕴含情感和思想观念的文化，其在公共外交中的潜力理应得到挖掘。
《“枪炮”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一书便从音乐的特质出发，结合国际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理论，通过对政府文件与报告、学术 研究论文、新闻报道、深度采访等多种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从文献回溯、音 乐的“枪炮”外交分析、音乐的“玫瑰”外交分析、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奏鸣、音乐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弦外之音”几方面，系统地探索了音乐 和公共外交二者之间产生“共振”的内在脉络和深层缘由，“跨学科”地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如何发挥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启示。
构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
为了证实音乐外交的重要意义，并探索音乐在公共外交中如何扮演重要角色，该书作者梳理了国内外大量关于公共外交、音乐艺术、国际政治中与音乐相关的文献，并突破学界现有研究基础，清晰地阐述了“音乐外交”的定义，同时创新性地提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建构图”。
首先，目前学界对于公共外交中的文化议题只是泛泛而谈，只从总体的角度探讨“文化是公共外交中构建公众观念与内容的一种重要方式”，缺乏对文化具体内容如音乐、美术、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具体分析。《“枪炮” 或“玫瑰”：公共外交中的音乐》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音乐艺术能推动国际关系的特质，如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乐”治国、“西东合集乐团”消除民族隔阂、《马赛曲》《欢乐颂》等音乐曾在国家冲突中发挥作用等，并基于此总结了音乐是一种聆听艺术、情感艺术和教化艺术，确认了其对处理国际关系具有潜在推动作用。从作者对“国际政治中的音乐”的研究现状的梳理结果来看，目前文献大多呈现音乐的工具理性层面，如音乐可作为“心理战工具”渗透政治观念、音乐为政治权力服务、音乐对缓解国际冲突和捍卫国际安全的影响等，而对于其价值理性的意义层面却未曾涉及。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领域的空白。
其次，该书给“音乐外交”下了一个详细具体且可操作性的定义：“音乐外交是以音乐为纽带的外交形式。它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的，通过乐器的演奏、人声的歌唱、音乐文化产品等途径，直接而广泛地接触外国政府或公众，向他国传播本国的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等，从而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 维护国家利益，分享不同文明的一种外交形式。”同时，作者也尝试构建“音乐外交理论模型建构图”，其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进攻性”音乐外交（音乐可作为“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和“防御性”音乐外交（音乐作为“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的理论内核，另一部分是音乐外交需要“双向沟通”、注重“长远影响”、可能“偏离政治理念”的理论外延，这些也是全书着重论述的几大维度。
探索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
正如书名所述，音乐在公共外交中或扮演“枪炮”角色，或扮演“玫瑰”角色。本书通过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和“中俄关系中的音乐化传播”为主，其他各国音乐外交的例子为辅，利用大量篇幅通俗易解地向读者展示了音乐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如何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考、新见解。
“枪炮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先行兵”作用
本书认为音乐作为“先行兵”时，能在短期内消除他国公众的疑虑和误解，进行观念输入和情感冲击，起到试探对方政治意图、软化负面情绪、加强对本国认同的作用，主要承担“政治先锋”和“观念大使”的身份。
在“政治先锋”方面。当国家关系处于“冰点（不友好）”状态时， 音乐首先可以成为最好的试探先锋来试探敌意，如1956年冷战期间，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赴苏联演出时特意奏响苏联国歌以表达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随后演奏美国国歌以试探对方意愿，苏联观众竟纷纷起立鼓掌，并在这一年美苏关系出现解冻迹象。其次，音乐可以用来释放善意，如1973年3月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演出团体，2007年德国欧斯那伯路克乐团在伊朗的交响乐演出结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交响乐限制，都展现了出访国与受访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愿，用音符唱响“和解之声”，开启友好对话。此外，音乐可以用来软化矛盾，如2011年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举办的爵士音乐会，就是在两国互信跌至“冰点”、巴基斯坦反美情绪高涨的时刻，促进两国人民互相沟通和理解的最简单直接的公共外交方式。在以上这些“破冰之旅”中，音乐的隐蔽性使其虽在内容本身不带有多少政治含义，却能传递某种政治同盟或合作的暗号，释放沟通的善意与信号，展现友好姿态。
在“观念大使”方面。当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出现分歧时， 音乐可以将文化观念和政治理念隐藏于音符之中，或进行意识形态进攻， 或平复文明冲突。本书主要通过阐述美国如何有意识、有策略地运用音乐作为其政治的“观念大使”出征他国，来支撑这一观点。如在冷战期间，美国派出黑人爵士乐团出访苏联、东欧、中东及非洲国家，借用黑人爵士乐承载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对公众进行价值观念渗透，培养“亲西方”的思想体系，并使其建立对美国形象的认知和好感。而在冷战后，美国也因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在国际社会的信任和好感度下降，为此美国不仅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爵士乐团演出取悦他国听众、展现和平姿态，还推出“嘻哈大使”音乐交流计划，试图建立与伊斯兰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与当地音乐家友好交流、合作演出，表达了对世界不同文化、信仰和传统的尊敬，试图平复文明冲突，塑造本国良好形象。
“玫瑰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防御”作用
本书认为音乐作为“防御性工具”时，如同“玫瑰”余香，能通过分享不同文明吸引他国公众的兴趣和好感，从而起到塑造国家身份、增进相互信任的长远作用，主要承担“身份标识”和“文化桥梁”的角色。
在“身份标识”方面。本书认为国歌和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家）是一个国家身份和形象的“听觉标识”，其所代表的国家理念和文化不仅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也影响着他者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认同。一方面，本书总结了世界各国的国歌，主要分为《义勇军进行曲》等表达捍卫国家独立的战歌，《金色的孟加拉》等歌唱祖国山川的赞歌，《天佑女王》等咏唱君王或上帝的颂歌三类。国歌的反复咏唱，不仅能凝聚国人人心，还能成为对外的一种身份宣誓，确立了“我是谁”“我代表谁”的国家“软边界”，无形间建立起一道国家的防御之墙。另一方面，本书也大量分析了各国民间音乐（家）的特征，认为其能最直接地反映该民族人民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思想情感，使他国公众通过民间音乐交流建立对该国的真切想象和认知。如朝鲜古老民谣《阿里郎》让人们认识了朝鲜民族坚韧不屈、浪漫直率的另一面；波兰钢琴家肖邦充满诗意的音乐作品则让世界人民认识了英勇又淳朴的波兰人民，在宣传波兰国家形象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桥梁”方面。公共外交的目标之一是搭建各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平台，使其以平等的方式对话、以文明的方式分享，本书便强调了音乐作为“文化桥梁”时，在公共外交中“听”和“分享”的过程。首先，由于民众常通过政府引导或媒体宣传来构建对于他国的“想象”，因此容易造成偏见和误读，而音乐的沟通与交流则可以使两国民众跨越国界“倾听”彼此的文化，使偏见和误读在审美愉悦中慢慢消解。如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组织为维也纳观众演出大型藏族歌舞诗《神奇的家园》，借此展现如今西藏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使当地民众被西藏独特的文化内涵所震撼，也更客观而公正地了解西藏、了解中国。其次，音乐的共通性和包容性能嫁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助于分享文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认同。如宋祖英与加拿大著名歌手席琳·迪翁创新中西合璧的民歌《茉莉花》，美国著名萨克斯演奏家凯丽金将《茉莉花》改编成动人的萨克斯演奏曲，奥地利著名作曲家斯塔夫·马勒从中国古诗中找到灵感完成其惊世作品《大地之歌》等，都是通过用外国乐器演奏本国音乐、将本国和他国音乐主题结合创造新作品等方式进行文化分享或融合。这种分享文明的过程还能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他国民族风俗、历史文化、国家性情，形成认知与好感，并逐渐培育认同与信任。
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
该书并非仅仅停留在对音乐外交相对频繁的美、俄（苏）两国的分析， 还对目前音乐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也并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案例分析和抽象化的理论构建，还基于外国音乐外交的实践经验及中国音乐外交的现实情况，对中国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作者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国内外纸质媒介2000年至2017年间对中国五个主流乐团的出访报道为例，考察音乐在我国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该书总结了在两国建交前奏或建交纪念日、中外文化年（周）时期、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情况下，中国主流乐团往往会充当“外交先行者”，展示国家形象、搭建文化桥梁、传递合作友谊，且通常选用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表达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类型，以赢得共鸣和认同。但中国更多注重的是在重大外交事务场合和各项重大活动中采用音乐外交，中国音乐外交更多承担的也是面向各国政要的政治使命，而缺乏对基层民众这一重要群体的重视，忽视了音乐交流、文化传播是一项长期的、日常的事业。为此，该书为音乐运用于中国公共外交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从传播主体而言，应注重音乐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合作和战略化管理。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扩大与非政府组织、海外机构、学术界、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不同层面群体的合作，运用各自不同优势拓宽音乐外交模式， 并适当弱化政府主导意图、淡化意识形态以让中国文化、中国形象更深入人心。其次，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音乐出访的内容、人员、战术等进行系统的战略管理，在保持文化年、国家年等固定的音乐外交形态的基础上，注重利用数字媒介与世界各地民众进行长远持续的、日常化的音乐交流与分享。如通过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合作、记录和分享音乐，建立长期友谊，润物细无声地讲述“中国故事”。
第二，从目标公众而言，应注重针对不同公众的需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实现本土化传播。特别对于中国近年来重点开展外交工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其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形态各异，应对目标国的目标受众进行深层细分，根据政治和经济背景、语言、文化价值观、音乐喜好、媒介接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制定不同的音乐外交方案。如美国并非一直将代表国家音乐文化最高艺术水准的古典音乐作为外交的首选音乐类型，而是根据穆斯林青年喜欢“以说唱的方式表达重要的社会政治信息以及个人强烈的政治意识，追捧嘻哈音乐的反权威性和不羁”，选择在阿拉伯国家开展“嘻哈大使”音乐外交项目，既注重了本民族的独特表达，又考虑了对象国的接受程度，实现有效的音乐外交。同时，还应格外注重与基层民众以及年轻群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第三，从传播内容而言，应注重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融合性、共通性。首先，近年来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被频繁运用于国内重要事件和国际事务场合，但一首歌曲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形象。未来应充分挖掘56个民族的不同风土人情和文化财富进行音乐创作，因为多样化的音乐类型将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国公众关注中国。其次，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必然蕴含着大量吸引外国群体的传统价值和审美元素，应适当让这些中国元素融合西方的审美习惯进行针对性传播，以使中国理念通过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认同。此外， 应更多地选择表达爱、命运、自然、人性等人类共通情感的音乐题材进行巡演，如表达英雄主义和对爱情坚守的《霸王别姬》、表达对人生终极意义考量和对世界道德深刻反思的《大地安魂曲》等，共通的音乐内容更能引起灵魂的碰撞、情感的共鸣，其所产生的亲近感也更有助于获得受访国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与信任。
本书作者不仅具有优秀的音乐素养基础，还拥有宽广超前的国际视野。音乐和公共外交看似不同领域，但音乐所关乎的人性的“真”与国际关系所追求的“善”让二者存在某种特殊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公共外交中的载体，承载一国政体、价值观、文化特性、形象等进行传播，为本国发展创建观念和认同，增加国家“软权力”；另一方面，音乐可以成为世界通识的“语言”，创造对话与沟通的机会，潜移默化地消除误解、破除舆论、降低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促进国家、民族、世界向“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靠近。
当然，本书作者也并未将音乐夸大为“神丹妙药”，本书也承认了音乐外交的制约因素——由于音乐本身并不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其传达的理念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治意图发生偏离从而疏离外交目的，且人们对一国音乐文化的好感也并不必然能转化为对其政府和权力主体的支持。因此， 当音乐作为公共外交手段时，只有与一国的外交政策相结合，并有规划、有策略地运用才能卓有成效。同时，切不可急于求成地追求音乐外交的短期利益，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魅力将在长远的未来绽放光彩。
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