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和对人类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防控措施，取得一定防控成效，获得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赞赏。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举国一致团结抗疫，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控制疫情的援助支持，都在同舟共济中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既是强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号召，更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的伟大创举，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共建美好明天的愿望，得到广泛赞同。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和对人类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一系列重大防控举措。国际社会再次惊叹中国气魄、中国精神、中国速度和中国体制优势。一方有难、全国支援，各省市响应习主席号召，先后派出数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空军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役大中型运输机，执行紧急大空运任务。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也付出了牺牲，更为人类抗击重大传染性疫情提供了经验，从世界卫生组织到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各重要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都给予积极评价和高度赞赏。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世界的稳定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举国一致紧密团结，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随时通报疫情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时指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我们付出巨大努力，为有效减缓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赢得时间。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经受住了考验，用自己的努力和牺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只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中方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有力举措，不仅是对本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全世界负责。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我们用中国速度为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为世界防疫树立新标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首先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感同身受同赴国难， 积极捐款捐物，港澳同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世界各国领导人相继表态， 愿与中国共同抗击疫情并提供所需援助。其中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加油，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呼喊“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日方愿举全国之力，不遗余力地向中方提供一切帮助，与中方共同抗击疫情。“我相信，只要日中两国团结合作，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日本向中方捐赠物资的外包装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古诗句，印证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通的千年情谊。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作为“老北京人”，用中文为武汉和中国加油：“祝愿武汉朋友们健康平安，百病不侵，尽早恢复正常的生活。共同留下来温暖的春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用中文为中国加油，“俄罗斯与中国同在”感动了亿万国人。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世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面临共同灾难，人类必然会做出一致的反应。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以创纪录的速度分离出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并立即同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有助于其他国家研发病毒测试工具，发现感染者。这意味着中国在帮助其他国家进行防疫，如果没有测试工具，感染病例可能被忽视，造成疫情扩散。谭德塞举例说明中国和德国卫生部门密切合作，快速识别、隔离德国境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例子。中国公开、透明、负责任的举措，使得德国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病毒进一步蔓延，帮助德国控制了疫情”。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第146届会议上，几乎每位成员都对中国表示赞赏。中国采取了大规模措施，应对疫情， 包括武汉“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国家传播。一位英国代表说， “武汉封城是英雄的举动，因为我们因此更加安全了。”

谭德塞说，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中国举动的时候有很多压力，但是正因为有压力，才不能隐瞒事实，因为中国的行动确实帮助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向其他国家传播。“我们不需要取悦于任何人，公开赞赏一些国家好的做法有两个目的，一是鼓励这些国家继续坚持正确的政策，二是带动其他国家借鉴、学习这种做法。”2020年2月6日，谭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中国武汉民众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的一切，“有武汉人民的这种团结精神，病毒终会被战胜”。2月9日，谭德塞通过社交媒体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医护人员致敬。他说：“全世界感激你们为找到最好的治疗办法和防止病毒蔓延所作的努力。”2月15日，谭德塞在慕尼黑世界安全会议讲话中表示，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令人鼓舞，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方传播的速度。

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紧密相连，中国对世界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始终认为尽最大努力予以支援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率领的科研团队数十年艰苦攻关，研制出有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予以最高评价，认为“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实际上，青蒿素拯救的生命远超数百万人，现已成为以非洲为主的疟疾高发地区价格最低而疗效最佳的药物。自1960年代以来，我国向近7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2.5万人次，诊治患者近3亿人次，培训了数万医务人员，有效地促进了受援国医卫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2018年非洲爆发传染性和死亡率极高的埃博拉疫情，习近平主席立即做出指示，中国在第一时间紧急驰援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国，先后派遣1200名医卫人员赴疫区救护，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室和诊疗中心，对当地人员提供指导和培训。4次向13个非洲国家及有关国际机构提供了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防护物资、粮食和现汇资金等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援外行动。国内科学家紧急动员，研究攻关。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突破，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和广泛好评。

中国经济不仅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贡献率达1/3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指出：中国经济与世界总量占比2003年为9%，现已达19%，亚洲和世界经济与中国的融合度空前紧密的趋势不断强化，“我们对中国动员整个医疗体系的所有力量，采取的应对措施表示支持。同时也对近期在财政、货币和金融方面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充满信心”。该组织发言人赖斯指出：“如果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小，对全球其他地区经济的影响将更小。但如果不确定性上升令全球供应链受到系统性影响或全球金融市场遭受严重影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更大。”中方多次向世界保证，中国有能力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也是为处于下降周期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好则世界好，世界好则中国好。中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最重要的一方力量。中国与世界，确实是荣损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多位外国驻华使节发表视频，代表各自国家与中国人民共度难关的信心和祝愿，使我们深受感动。疫情过后，历史铭记的不仅有中国人民抗疫斗争的众志成城和英勇顽强，也有各国携手应对危机的同舟共济和风雨担当。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合作应对疫情，早日战胜病魔，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促进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赞赏各国使节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国家（组织）在危难时刻同中国站在一起。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和最好诠释。”

同时也应看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相继对中国领导人表示将全力支持中国抗疫的同时，也有人指手画脚，甚至恶毒攻击落井下石。个别国家借题发挥、过度反应。一些媒体无视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巨大努力和国际社会的通力协作，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出言不逊，制造恐慌，甚至颠倒黑白、无端攻击中国。一些敌对势力重演“颜色革命”故技，港独台独分子趁机捣乱。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但能起到暂时性蛊惑人心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作用。

流行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灾难，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不分种族、不分地域，而且往往使人措手不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思考和应对。三年前，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分别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和日内瓦万国宫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篇历史性演讲，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描绘新蓝图。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温这两篇重要讲话，我们对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信心。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做好疫情公共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度易传播性在各国民众间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国际舆论场上也出现了部分抹黑中国的论调，疫情不仅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中国整体国家治理能力、公共外交话语权的一次考验。“如何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如何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如何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疫情公共外交的三大主题。“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和认同中国”的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实践成为做好疫情公共外交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迅速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 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国际合作， 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与疫情相伴的也有恐惧与歧视。疫情的高度易传播性在各国民众直接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恐慌，更有国家和地区通报了针对中国的粗暴歧视，激起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梳理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舆论场上八类抹黑中国的论调：第一，“经济骤降”论，例如《纽约时报》2月11日发表题为《“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就表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第二，“中美脱钩”论，例如，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1月31日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则流向墨西哥”。第三，“国设崩塌”论，例如德国之声2月6日以《这不是冠状病毒，是“官状病毒”》为标题，声称中国治理体系不是现代治理体系，因此才会如此“不堪一击”。还有一些海外社交媒体，网友模仿“人设崩塌”一词，编出“国设崩塌”论，用以污蔑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崩塌”，嘲讽中国无法按期实现全面小康。第四，重提“东亚病夫”论，典型代表为《华尔街日报》2月3日刊登的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文章。第五，新“黄祸论”，2月1日，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时政类周刊《明镜（Der Spiegel）》在其出版的最新一期封面上写着“新型冠状病毒”，并用一行黄色大字写着“中国制造”，还用副标题“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表明对全球的危害。第六， “新1984”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病毒的传播。2月20日，“美国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 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让中国迅速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点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类似。第七，“生化武器”论，例如1 月31日，美国共和党反华参议员汤姆·科顿发推特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甚至还宣称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第八，“世卫偏袒”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防疫成绩的肯定被某些外国媒体说成“偏袒中国”。2月12日，谭德塞再被提问是否受到中国的授意和压力而一直试图褒扬中国，谭德塞对此进行反驳并表示不满。第九，疫情不透明、耽误世界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3月11日说，中方在疫情爆发之初进行了掩盖，这是耗费了国际社会两个月的时间来作出反应。第十，赎罪论，中国积极援助其他受疫情折磨的国家，是为了替自己赎传播世界病毒的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26日召开会议指出，“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要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同相关国家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加强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如何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如何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如何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疫情公共外交的三大主题。

从大历史看新冠肺炎疫情

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记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会怎么写？我尝试把它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一个大考验。去年底， 中国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现在就出现了新冠肺炎这样一个大的考验。考验当然要辩证的看，如果能够把暴露出来一些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问题，进行很好解决的话，这对我们改革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与巴基斯坦总统伊姆兰·汗通话中指出，“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及时总结经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第二句话，疫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大插曲。之所以说是大的插曲，不是根本性的扭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就是因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并非不可逆的；而且要辩证看待，不能只看到负面的影响，还有很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如数字化医疗、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公、数字化传播、数字化交易、数字化物流、数字化娱乐已蔚然成风，正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疫情助推了我国制造业的信息化转型，加速了人工智能、物联网、5G技术、生物医药的创新和应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次，以及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这正印证了那句俗话——“凡是不能打到我们的，必将让我们更强大”。

第三句话，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大实践。习近平主席同几十位外国领导人通电话时均强调，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抗击疫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个案。截止3月5日，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向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民间团体向中国捐赠医疗物资。韩国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说：“韩中是近邻，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日本援助物资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些都是东亚“共生”思想的鲜明体现，有助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病毒不分国界，只有世界同时消灭之，抗疫战才成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当前中国在疫情中心采取的高强度措施,为世界创造了防疫窗口期。解放全人类恐惧，才能解放我们的恐惧！我们呼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话语体系化”的新冠肺炎疫情

如果单纯讨论疫情对经济影响，姑且可以认为是直观粗浅的学术判断， 而有关中国国家治理体制是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的报道，其用心是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建立起来的积极公共形象一并否定。 诸如此类的媒体报道、网络“民意”与一些公众人物的“个人意见”，大肆宣传与放大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内容，破坏中国控制疫情对外蔓延的贡献，在公共外交的舆论场上处处掣肘、节节设环。疫情的严重与否、风险之大，都在此处成为了一个聚拢“话语”的载体，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权力”的体现。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被“话语体系化”了。米歇尔·福科在《话语的秩序》中强调，话语是人们争夺的对象，更是人们进行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这场关于肺炎疫情报道的舆论战，与在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还有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催生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理论一起， 造成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自己说了不算的悖论。

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疫情首先肆虐的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是能够贡献抗疫和控疫经验的先行者，而是可以置身事外地进行随意点评的对象。

这种异化源自于西方固有的“一神教”思维。“一神教”的思维模式随着近代西方世界的扩张转化成以“现代性”为代表的世俗宗教。“一神教” 思维在古代西方表现为只承认上帝是唯一的神，其他宗教均为异类，近现代以来表现为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这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如今在欧洲表现为对内推崇多样性，对外推广普世性的双重标准；在美国表现为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的分离。西方人将世界分成支离破碎的部分，而非整体思维观，并养成征服对立面的传统，对不能征服的对象则妖魔化之，并公然赋予这种征服以道义的涵义。

总结来说，疫情初现中国所引起的关注已经发展成中国公共外交的领域的一场战役。结合长久以来的西方“双重标准”，新型冠状病毒都透出一丝丝的政治性，这是荒谬的。当下的疫情折射出的外交舆论场上的漩涡，凸显公共外交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性。向来受西方话语权所捆绑的中国，不幸成为疫情首次爆发的国家，肯定会在一开始受到“夹枪带棒”的指点。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明白疫情与“双重标准”的结合也能带来公共外交全球参与的新纪元，激发更多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中国群众能在这场话语权争夺战当中获得优势，带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群众，能够为我国打造国际公共形象获得更大的自主性，成为当务之急。

疫情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

名不正则言不顺。疫情防控阻击战甫一打响，有人便将新冠肺炎称为“武汉肺炎”。我一开始就觉得十分不妥。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很客观， 把它变成叫COVID-19，那么就是一个学理的名字。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我主张是人类的新型冠状病毒，它可以发生在武汉，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

脱贫是中国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和最明显的贡献之一。抗击疫情的经验，可不可以成为中国脱贫以后又一个对人类共同事业的重要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采取的一些做法超越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为人类未来的抗击类似的疫情提供新的标杆。”我们要努力把它从中国方案或者说中国智慧，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治理方案和智慧。

讲好中国应对疫情的故事，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焦点。我们应该说中国是站在人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前线，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失手，那么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今年的世界联合国大会，如果也有个中国女孩用一个模型，就像瑞典女孩阐述气候变化一样的，阐述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控制住疫情蔓延，那么就像世界卫生组织一些专家说的，全球2/3的人就都有可能会被快速感染，这是对于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贡献最好的宣传。

笔者在拙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中提出新时代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

认识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也自然非常多。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目前的纠结集中在是否接受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 country）。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人一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就是说，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

一句话，将恐惧转化为希望，是“三认”的使命。这在疫情公共外交中也得到生动体现。

中国为阻止疫情全球扩散展现了担当，为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赢得了信任，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了标杆。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速度受到赞誉，中国治理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国际舆论认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展现出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令人赞叹，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立了典范，为国际社会应对传染病危机、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积累了有益经验，提供了重要借鉴。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班迪表示，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展现出的领导力与透明度堪称典范。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整个世界都感谢并赞赏中方应对疫情的努力和成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得比中国更好。国际权威专业期刊指出，中国为国际科学界加入抗疫战斗铺平了道路，为科研合作的全球动员奠定了基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避免其蔓延付出了巨大牺牲，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既控制了疫情在中国境内扩散，也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 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

传统中国文化认为，有四种力量境界：诸道同源之理，万法归一之道， 纲举目张之法，提纲挈领之术。

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病毒无国界，疫情有区域，人心都是通的。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世界将心比心，要认识到人类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战区发生的一切，事关各国生命安全。疫情期间，各国政党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支持，政党外交大显身手，通各民族、各阶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截止3月5日，已有120个国家的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共500 多人次向习近平主席发来慰问电和慰问函，声援和支持中国的抗疫斗争，为我国疫情防控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分享信息，技术支持，及时、公开、透明地分享疫情信息和技术经验，对各国共同应对疫情至关重要，从而引发中国抗疫故事的全球共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都指出，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而是恐惧、谣言和污名化。谭德塞与古特雷斯倡议的“避免歧视、谣言和恐惧”，与中国早先所倡议的“隔离，但不隔绝爱”异曲同工。

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应建立卫生伙伴关系，协同应对疫情，避免恐慌。中国向伊朗等国家派遣抗疫小组，援助试剂盒等举措，赢得称赞。2 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报告》评价中国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措施为“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经济学家保尔·多诺万表示，此刻恐慌才是经济的主要威胁，一旦恐慌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对消费者行为造成影响，将对经济产生严重损害。谷歌搜索显示，“新冠病毒”一词搜索量飙升，就反应了这种恐慌。反过来，如果谷歌“新冠病毒/肺炎”不是如何渲染病毒的可怕，而是中国抗击的生动实践，将减轻世人恐惧，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empathy）：代表性例子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举措。当地时间2月26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华盛顿应约会见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JCPA）主席大卫·伯恩斯坦等美国犹太人组织主要负责人，并接受由JCPA等87个美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的公开信。这封《给华裔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信》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及世界各地排华情绪有所上升，我们对此感到忧虑。我们深知在此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可能迅速演变为恐慌，导致无辜人士受到排斥和歧视。我们承诺将共同努力，确保你们感到安全、得到支持，并共同反击社交媒体上的辱华言论。”

总之，通过分享中国抗疫故事，外界了解了中国如何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而认识、认可、认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的工作态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疫情公共外交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召开外交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扩大疫情防控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好沟通协调，同有关国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向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通过携手应对疫情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现在应该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介绍中国的一些防疫的经验做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说，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一些实践走到了一些世界卫生条例前面了，说明中国实践可以引领新的国际规范制定，这个文章一定要做好。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双边、地区和多边机制，讲好抗疫故事。要充分利用武汉百万大学生的优势，比如在武汉抗击疫情外国留学生、领馆、外企的故事，用一个网上博物馆的形式进行展示，把全球人民、华人华侨抗击疫情的生动故事展示出来，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世界传播。比如在联合国总部，即在美国纽约，做一个展示中国是怎么做到控制疫情的展览。

第二，积极推动疫情应对成为全球议题，疫情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是新冠肺炎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要把中国经验、实践上升为国际通用做法，引领地区性的、多边的和双边的机制和能力建设。全球层面上也要强调规章制度、或者称为机制建设，改革国际的一些机构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禁止保护主义，禁止禁运中国的货物、切断人员流动等。甚至可以在抗疫胜利后，在武汉召开全球公共卫生论坛。

第三，积极开展对外卫生援助。中国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如过剩的消毒剂、口罩将来怎么处理？是不是把有些东西援助给一些欠发达国家？因为是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为了帮助中国防止疫情，把他们当地的口罩都买光了。这一做法可以作为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推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结合中国优势和先进的技术，推动建立全球远程医疗平台。这类似于黄金储备，即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建立起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储备。需要考虑到部分欠发达国家在将来发生公共卫生危机时怎么办？同时也可考虑设立一个类似IMF机制的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组织，用作战时储备，通俗地说，就是大家需要的时候“借账”，事后再“还账”。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就发挥协调各国卫生防疫的部分功能，但他并没有发挥IMF的功能，也没有设立安理会制裁的联动机制。因此，应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改革完善。

第五，凸显传统文化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作用。在此次疫情应对中， 中国传统医学和传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向外传播好中西医结合的成功案例，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伟大复兴的信念。此外，“火神山”“雷神山”两个医院的命名，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因此可以通过小说、电影等形式，如制作一部人类公共卫生的科幻大片《封城》，让更多外国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可以考虑在武汉建立博物馆，以纪念这一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抗击病毒的战役，表达“永不再来”的信念，形象地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另外，还可以发出倡议，向社会征集类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口号，传递中国理念。我国也应该通过一个重要场合，表达对于各国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感谢之情。

第六，加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以前主要是抽象地谈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如菲律宾、日本、韩国。但是这次疫情表现出了“相隔距离较远的盟友不能解决问题”的现象，而跟中国建立起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则是极好的机会。如受美国制裁的伊朗疫情形势严峻，中国借此开展与伊卫生援助合作，可谓“雪中送炭”。同时，与一些跟中国直接相关且密切联系的、城市或地区层面的国际组织（如APEC、东盟等）共同抗疫，也是形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很好时机。

第七，加速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健康丝绸之路”这个提法虽还没有从机制上确立，但2021年第三次高峰论坛需将它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将公共卫生纳入议题，因为丝绸之路上大量人员流动，在不安全的情况下是很难开展的。在健康丝绸之路上，可以考虑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卫生援助、培训、技术转让等，把我们先进的通信技术、中国特色与医疗结合，建立远程医疗平台。在将来出现类似的紧急状态时，这种远程会诊的医疗救助形式在网上学习、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都能派上大用场。

第八，推动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在做好国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分享在防控措施、诊疗方案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探索开展联防联控的措施，加强沟通协调、互通疫情信息、交流防控经验和技术，并且开展治疗方案、药品和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向疫情比较严重、需要得到支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为中非、中欧、中伊、中日韩卫生伙伴关系乃至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我国应着手将应急国际抗疫统一战线，变成构建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网络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长效机制。

第九，充分重视抗疫战争的溢出效应，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对一些疫情发展以及应急措施可能带来的国际负面舆论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如为了带动中国的就业，出口、经济增长，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实际救急的补贴措施，但随着疫情慢慢缓解并稳定以后，国外势力一定会指责中国该做法违反WTO规定。所以我国一方面要应对疫情，首先解决疫情，但是也要考虑到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要“病急乱投医”，其产生的副作用和其他遗留问题，将造成未来长远的“麻烦”。如今，疫情正逐步演变为全球政治经济风险，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做好预案。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抗击疫情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及随后的全球性蔓延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国际形象构建过程中遭遇的巨大挑战。所谓“武汉病毒”“东亚病夫”及“中国道歉论”等奇谈怪论的出台，都意在借疫情之势来污名化中国。要把疫情的挑战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机遇，就必须至少讲好三个故事：一是讲好中国政府快速反应、领导人民团结抗疫的故事；二是讲好中国民众和民间组织积极配合及果断行动的故事；三是讲好中国积极援助他国抗击疫情、做好负责任大国的故事。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一场灾难，也是一次大考。中国将在磨难中成长并展现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气派和责任担当。

谁也不曾料到，2020年中国农历新年的前夕，一场肆虐中华大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已造成8万多人感染，3000多人死亡。为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和源头不明的病毒，中国政府和人民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战役中，尽管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阻断病毒的进一步扩散、特别是国际蔓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但仍有一些国际媒体甚至政要把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华尔街日报》甚至发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歧视性文章。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些政客和福克斯新闻台这样的媒体还把美国疫情蔓延的原因朝中国“甩锅”，声称美国未能及时应对疫情是因为从中国获得的信息“令人难以置信地沮丧”。言下之意是：因为中国信息不透明，所以美国疫情未得到控制。凡此种种，都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的确给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国家形象塑造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化挑战为机遇，需要我们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做好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工作。

讲好中国政府快速反应、领导人民团结抗疫的故事

当突发疫情来临并蔓延，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陷入恐惧与慌乱，而是在最初短暂的震惊和地方医护力量明显力不从心之后，很快展现出举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第一时间建立举国体制，汇集全国资源，采取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迎击疫情。中央政府迅速成立了以李克强总理为组长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主管卫生领域的孙春兰副总理亲自赴重灾区湖北武汉，现场坐镇指挥抗疫工作。在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三（1 月27日），受习近平主席委托，李克强总理又赴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代表国务院慰问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迅速解决疫情初期武汉现有医院床位的严重不足，很多已被确诊的患者“一床难求”、无法收治入院的窘况，武汉市政府决定以超常规的速度建设新的应急传染病收治医院。很快，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电视台每天直播建设过程），7500名建设者日夜奋战、近千台机械设备日夜运转，在武汉知音湖畔的一片滩涂坡地上仅用了短短的10天时间就建成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并完成病人运转，随后又很快建成了拥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以及用体育场馆等改建而成的14所能够容纳更多床位的“方舱医院”。在准备充足医院、床位、检测设备、口罩、防护服等硬件设备物品的同时，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及部队医院共计4万余名的医护人员队伍也陆续抵达湖北武汉等疫情重灾区。这些让国人肃然起敬的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在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上了最危险的第一线，是最值得我们讴歌的“逆行者”。当医护人员摘下口罩和脱下厚厚的防护服，当看到他们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压痕以及被汗水完全浸透的衬衣，这些画面和照片不仅感动着所有的中国人，也同样是国际媒体转播和转发最多的照片，同样感动着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2月23日，当抗疫阻击战进行到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一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17万人参加的电视电话会议， 分会场一直设到了县、团级。在这场主题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一方面指出，各级政府必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另一方面，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虑，习近平主席也提出要根据各地疫情的分级情况，逐步推进精准复工。

讲好中国民众和民间组织积极配合及果断行动的故事

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除了政府的统筹和高效指挥以及专业医护人员在前线的奋勇拼搏之外，广大民众对各种严格甚至严苛的防控措施的积极配合同样必不可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一家原本买好了春节前（1月23日中午）从北京飞回南方广西老家看望父母的机票，但1月22日午夜时分看到武汉“封城”的命令后，我立刻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果断退掉了机票，全家人都选择留在北京原地不动，并减少甚至不出门。疫情爆发时期，正是中国最重要、最热闹的农历春节期间，广大中国民众积极配合政府及疾控专家们的号召与建议，不聚会、不游园、宅在家里、取消年夜饭聚餐。即便是万不得已必须出门，则一定戴好口罩。因为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保护，也是我们普通公民在这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对国家和社会所能够做出的最基本的贡献。

而对于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近千万居民来说，封城、公共交通的中断以及随后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方面都需要大家严格积极配合，并且在某些方面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但武汉人民做到了，这也是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关键所在。否则，因人员流动所导致的大范围感染，将使疫情防控难度成几何倍数地增大。正因如此，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3月初在赴武汉考察后的记者发布会上曾动情地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这段陈述当即赢得了热烈掌声，也让现场的翻译在转述时几度哽咽。3月10日，在武汉“封城”的第47天，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武汉时也深情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武汉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有了武汉人民的坚持和努力，才有了中国今天疫情防控的积极向好态势，“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必将通过打赢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再次被载入史册！感谢武汉人民！”

千万、亿万的人民不仅积极配合各项疫情防疫举措，而且以个体或民间组织的方式行动起来，在组织私家车接受医护人员上下班、给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可口的饭菜、给社区居民配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如果把抗击疫情比喻成一场真枪真刀的战斗，政府及强大的医疗战线当然是正面战场上的主力军，而外卖小哥、民间车队、社区服务则是游击队和后方支持。主力军和游击队、前线和后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武汉黄陂区一个菜农，开着车数次给上海援汉医疗队所居住的酒店送菜，且分文不取；无数的武汉市民和志愿者，在得知武汉的医护人员吃不好饭甚至没饭吃后，默默给武汉的医院送去盒饭等生活物资……中国民间在这场疫情中所体现出的自觉、自律和大爱是最能感动国际、最能拨动全球普通人心弦的“抗疫之歌”。正如李克强总理3月6日在北京考察顺丰华北航空分拨中心时对“快递小哥”们的称赞： “你们是疫情中的逆行者，是平凡英雄。”

抗疫无国界：讲好中国积极援助他国抗击疫情的故事

2020年年初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中国抗疫能力的一场大考， 也是对世界各国抗疫及国际合作的一场大考。随着中国境内疫情防控走向积极向好的态势，中国之外的国际疫情局势却日趋严峻。截止3月10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持续蔓延，中国以外逾百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数量突破3万，其中欧洲重灾区意大利确诊病例超过1万，已有超过630人死亡；中东地区重灾区伊朗确诊人数突破9千，伊朗总统鲁哈尼称“新冠肺炎疫情已几乎影响到伊朗所有省份”。而且更让伊朗感到担忧和痛心的是，伊朗副总统、内阁部长、副议长、总统和议长顾问、议员及前驻外大使等伊朗政府高官也纷纷“中招”感染甚至去世；亚洲除中国外的重灾区韩国确诊人数也已逼近8千，而韩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仅与中国的浙江省接近（浙江省的确诊病例为1200多例），可见韩国疫情的严重程度。

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也相应地把全球疫情风险调至到“最高级”。2月最新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更是刊出了一幅新型冠状病毒围绕地球旋转的封面图。疫情无国界、抗疫需团结。在中国人民奋力打响抗疫阻击战时，我们得到了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如今，世界打响了抗疫阻击战，中国也在尽我们的全力在物质、资金乃至更宝贵的经验方面提供我们的帮助。尽管中国自身的抗疫任务仍然艰巨，但仍然派出中国的公共卫生和防疫专家驰援伊朗、意大利，中国政府及中国公司还调配口罩、核酸检测盒等防疫物资运送到韩国、日本、伊朗、巴基斯坦、非盟及一些非洲国家。如为支援韩国抗击疫情（特别是重灾区大邱市的疫情），中国驻韩大使馆在短时期内为大邱市紧急筹备了2.5万余个医用口罩。运送爱心口罩的货车上悬挂着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名句和“大邱加油！韩国加油！”的醒目横幅，以最快速度驰援大邱一线。3月10日，随着意大利疫情的爆发性增长以及病死率的持续上升（最高达到6%，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平均3.4%病死率的近两倍），意大利外长致电中国外长王毅，请求中国的支援。中意两国外长在电话中讨论了双方在卫生与技术上的合作机会，中方将向意大利紧急发送1000台肺呼吸机、10万套高科技口罩和2万套防护服，以及5万个检测盒、200万个普通医用口罩等“大手笔”驰援。中国红十字会也将向意大利派遣中国医疗专家团，帮助意大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还设立了“抗疫国际人道援助基金”，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募集资金和防护物资，驰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 首批募集采购和捐赠物资已运抵伊朗和伊拉克。

当俄法德韩国等多国禁止口罩出口后，中国政府明确表态：“不会对口罩等医用物质设置任何出口限制。”中国工信部表示，中国对防护服的生产供应已经超出湖北省的需求，鼓励中国防护服生产企业积极对接国外需求。3月7日，中国政府还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决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用以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

病毒无情人有情。除了提供抗疫物质及资金帮助外，中国对国际抗疫斗争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贡献——抗疫经验。中国因被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在先， 并且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病毒的蔓延。这艰苦卓绝的一个月不仅为世界的抗疫保卫战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时间，而且还积累总结了许多经过实践验证的经验。迄今中国已经发布了7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 这些方案均源于中国，且已翻译成多语种同世界各国分享交流。迄今，中方已与欧盟、东盟、非盟、加共体、上合组织、南太岛国及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举行视频会议，交流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一些行之有效的中国诊疗方案已被翻译成外文并发布在网上，与世界分享。据悉，中国伊朗双方就把中国诊疗方案翻译成了波斯文，民众可免费下载。甚至连法新社的报道评论都说，“中国正从一个世界疫情中心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有能力帮助遭受疫情重创的地区抗击病毒的全球防疫专家的形象。”中国也非常愿意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与有关国家分享经验，开展在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等方面的科研合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战胜疫情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守望相助、携手抗疫。病毒无需护照，抗疫不分国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蔓延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人类公共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教育课。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公共卫生安全是全世界应致力解决的共同课题。习近平主席在写给比尔•盖茨的回信中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呼吁：“病毒已经发起进攻，我们必须加入人类抗击病毒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大合唱中，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威胁，我们必须团结如一人。”疫情之下，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结语：在灾难中成长并展现大国气派和责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湖北武汉爆发，于是一些国际媒体及政府高官想当然地把病毒来源地认定为是“武汉”以及由中国人吃蝙蝠等野生动物造成的。其实，关于病毒源头的科学调查与研究仍在进行之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中国专家等在内的全世界病毒科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和分析，任何媒体、机构和个人现在就妄下定论显然既不科学、也不专业，如果再借此对其他国家污名化，则更不地道。中国顶级专家钟南山院士也说，“这次疫情灾难最早发生在中国，但并不等于源于中国。”事实上，包括俄罗斯、伊朗等一些中东国家的媒体还有指控这次疫情是美国的生化实验室制造的“生化武器”云云。虽然中国在这场疫情中付出的牺牲巨大，但我们不卑不亢。对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中国道歉论”和“武汉病毒说”，我们坚决反对；同时我们也不掉转枪头，无根据地把病毒源头指向他国，拒绝对任何国家的污名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一场灾难，也是一次大考。但对于这样的大考，我们无须畏之如虎，而应当在灾难中成长、在反思中前进、在凤凰涅槃中重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月23日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所说，“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在大疫和灾难面前的国家形象树立，展现的是对人民生命的尊重、对抗击疫情的责任担当、对困难和挑战的沉着应对，以及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慷慨解囊、无私贡献。国有国的气质，大有大的样子。这次疫情的大考证明中国不是空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此。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缩短了国与国、人与人的距离，大家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等方面已经是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但另一方面，疫情等传染病的爆发又能够迅速阻断经贸和航班往来、拉开国与国以及人与人的距离，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公共安全命运共同体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理论阐述，就在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多难兴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公共外交

对中国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们果断决策、统一行动、广泛动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在这场危机和大考中，我们充分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充分展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能力与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中国果断采取了有力有效的防控防治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同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能力与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精准施策就是最大的负责

新冠肺炎肆虐，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都受到严重威胁。“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政府采取了最坚决、最果断、最彻底的有效措施，力争将疫情控制消灭在中国境内，最大限度遏制疫情输出，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疫情特点， 我们果断决策、精准施策，打出了一系列防控防治的“组合拳”。例如：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决服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突出重点地区攻坚，以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为重点，集中力量打“阻击战”“总体战”；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各省区市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周密部署、深入动员，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强化各类物资保障，采取各种举措，引导支持医用防护服、口罩等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复工扩产，千方百计抓好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加大科研攻关力度，集中力量科学论证病毒来源、病毒传播力、毒性等关键特性，加紧研发抗击疫情所需的疫苗、药品等；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医护人员、人民子弟兵、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志愿者等各司其职、勇于担当、履职尽责；等等。

正是由于我们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科学举措，抓好落地落实，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据国家卫健委数据，3月11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确诊病例15例，其中武汉新增8例。数据最具说服力！ 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决定性胜利。

公开透明就是最好的宣传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公开透明就是最好的宣传。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比如，每天通报疫情信息和最新防控措施办法，使民众能够及时、准确了解相关情况，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深度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广大民众科学防控，正确理性地看待疫情，最大程度减少疫情蔓延的可能；及时澄清各种谣言，还事情于真面目，让民众了解真实情况；及时回应各种关切，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问题倒逼防控工作落地落实落细等。

我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相关信息，开展疫情工作的对外宣介和国际合作。比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甄别出病原体，并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为开展病理学研究、研制疫苗、开发诊疗工具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技术性支撑作用；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时、定期开展专家层面交流会，及时分享疫情监测、调查、防治信息和风险评估意见，共同研讨完善疫情防控措施；组派工作组赴武汉，全力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同胞回家，稳妥有序协助有关国家撤离侨民， 协调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妥善应对涉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各种方式在国际舆论场上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揭露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对中国的防控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他认为“这些关键信息给各国提供了希望、勇气和自信，病毒是可以被遏制的”。有外国网民评价：“中国不仅在为自己的人民抵御病毒，还在前线为全世界战斗！”

众志成城就是最强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这场特殊战斗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显现。一方面，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比如， 面对疫情蔓延的巨大风险，我国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湖北省坚决按照国家的决策部署，采取“封城”等特殊举措，努力把疫情蔓延势头遏制住。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那样，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政治勇气，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再比如，为帮助湖北省抗击疫情，我们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迅速开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多家方舱医院，千方百计增加床位供给，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需要的医用物资，并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

另一方面，我们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优良传统。“人心齐，泰山移。”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屈，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靠的就是万众一心的团结伟力，靠的就是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比如，旅居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自发组织起来，积极行动，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伸出援手，助力祖（籍）国抗疫。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动情地表示，“天涯海角隔不开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万水千山斩不断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总之，在抗击新冠肺炎战斗中，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向世界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

沟通协作就是最佳的选择

病毒无国界，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战胜病毒，需要各国团结合作、并肩战斗。除此，别无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给比尔·盖茨的回信中特别强调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确实，“无论是尽早战胜疫情，还是减缓它对全球发展的冲击，都要坚决摒弃自私狭隘的‘脱钩论’、零和博弈思维与‘孤岛’心理。”

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方面采取迅速行动，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本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做好信息交流，迅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检测试剂盒，为世界各国有针对做好疫情防控、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谭德塞明确表示，“中国的努力应该得到认可。”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的努力和付出，为世界赢得了一个“机会窗口”。他强调，“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污名化或者攻击一个国家，而是团结一致，与我们共同的敌人——COVID-19，进行斗争。”

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法国、英国、沙特、卡塔尔、韩国、印尼、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话，鲜明表达了中国必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以及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中国态度。王毅外长和驻外使节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介中国抗击疫情所做工作，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携手应对疫情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电话、信函、声明等方式对我国表示慰问和支持。”

特别是，随着疫情向其他国家扩散，中国在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及时向相关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组派专家组支援、分享防控经验和治疗方案等各种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中国的暖心之举与爱心行动，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经历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必将更加深入人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快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面加强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内的各项事关人类福祉的国际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社科一般项目《新时代习近平民生外交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SKSJ046）的阶段性成果。

陈水胜：退役军人事务部副处长。

席桂桂：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公共外交浅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1月20日牵头建立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言人、大使、专家学者是此次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外文局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媒介，以为海外受众提供疫情最新数据和防控举措为主要内容。本文以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分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公共外交，并据此提出几点思考。

疫情防控需要开展公共外交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中国切实履行国际承诺，为全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以实际行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还要对外传播好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目标、举措和效果，既树立中国负责任的良好国际形象，也提高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一方面通过多边主义寻求国际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卫生健康状况；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2020年1月11日， 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9日国家卫健委成立肺炎疫情应对领导小组，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23日武汉宣布“封城”。疫情的爆发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舆论。一些国家实行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或旅行限制，一些媒体歪曲了事实，如《华尔街日报》刊登歧视性文章、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标题为“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等。为有效引导疫情防控的国际舆论，需要通过公共外交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性组织通报收治病人情况、防控措施，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疫情防控期间所开展的公共外交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1月20日牵头建立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涉及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由32个部门组成。从机制上而言，宣传工作组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主体上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言人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核心力量。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显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此期间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新闻发布会。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3月4日在武汉举行中国专家的记者会，还用英文介绍专家在一线诊治的经历和防控经验，分享给全球。3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北京协和医院援鄂医疗队的专家远程视频连线北京发布厅的中外记者，用英文介绍介绍新冠肺炎重症的科学救治。

大使是在驻在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为例，2月6日，他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新闻一小时（NewsHour）》节目主持人Judy Woodruff的采访；2月9日，他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向全民（FACETHENATION）》节目主持人Margaret Brennan采访；2月13日，他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早间新闻（Morning Edition）》节目主持人Steve Inskeep的采访。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崔天凯大使回答了涉及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中国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政府取信于民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专家学者是特定领域的舆论领袖，以其精湛的专业技术获得国际公众的信任。2月11日，钟南山院士接受英国路透社（Reuters）的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一些地区病例开始下降，疫情有望缓解。”他说： “中国政府在透明度、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等方面比SARS时期做得更好。”3月3日至4日，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连线，向欧洲呼吸学会（ERS）介绍了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成果和经验。

媒体在国际舆论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期间，《人民日报》通过11个语种向国外媒体及时推送疫情报道，引导国际舆论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正是共担风雨时》《团结合作势在必行》《关键时刻更见中国制度优势》等文章不仅被全网置顶推送，而且在多家国外媒体上发表。其中，《团结合作势在必行》在泰国《经理报》、南非《比勒陀利亚新闻报》、俄罗斯《俄罗斯报》上刊载，《正是共担风雨时》在波兰《论坛报》上刊载。人民日报稿件在许多国家的报纸上用当地的官方语言整版刊发，如《俄罗斯报》12版整版刊发《火神山医院建设——与疫情竞速》《团结合作势在必行》《致敬！逆行的“白衣战士”！》，西班牙《理性报》29版整版刊发《通力合作，共战疫情》，巴西《商业导报》8版整版刊发《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抗击疫情的暖心“大后方”》《不提高疫情风险级别，世卫组织最新判断意味什么？》《疫情面前，美方做了什么》，利比里亚《新闻报》4版整版刊发《做好春运返程保障》《把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关》。

针对一些西方舆论的歪曲、抹黑，《人民日报》英文客户端发布《英国企业家为武汉抗疫提供支援》等文章进行回应，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与四十余家海外华媒合作，如《人民日报》海外网推送的文章《海外网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等于划定“疫区国”》及时、有力地回应西方舆论。

在疫情爆发期间，由于没有外国记者在武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国官方媒体成为境外媒体获取疫情动态的第一信源。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对外发布的疫情防控素材被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FN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法国24电视台（France24）、德国电视二台（ZDF）、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境外电视台选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为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4）、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土耳其国家广播电视台（TRT）、希腊OPEN TV、南非卫星电视5台（eNCA）、印度ZEE媒体集团等国外媒体提供武汉疫情连线报道。值得一提的是，CGTN新媒体平台推出《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Twitter上被谭德塞本人转发。

《中国日报》的网、端、微、海外社交媒体多媒体平台齐心协力刊发报道，集中宣介预防和控制疫情的有力措施，生动地讲述国内外疫情防控的感人故事。如1月30日《中国日报》在头版报道天津、武汉、广东等地率先为当地外国专家和外国人提供服务热线和指南，方便外国人能在第一时间获得防疫的最新信息。《中国日报》全媒体平台报道来自13个国家60多位艺术家为中国加油打气的视频，他们纷纷表达：“Stay strong！We are with you, China！”

中国外文局发布英、法、德、俄、西、阿等十几种语言稿件，包括大量的原创稿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直播新闻发布会和中国网抖音账号推送消息。，同时深入一线推出反映地方疫情防控的多语种视频、图片和文字报道，选择部分高质量的内容和视频报道进行多语种编播。

对于公共外交开展的几点思考

作为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至国际的第一道防线，中国无论是防控举措还是公共外交都为保护国际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国际形象。正如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不仅保护了中国人民，而且保护了世界人民，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据国务院新闻办消息，疫情爆发期间，先后有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四国、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120个国家的3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向中国发来慰问和支持，表达信心与支持。如德国中学生齐唱《让世界充满爱》， 日本友好人士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科特迪瓦足球运动员亚亚·图雷录制视频为武汉加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金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南非U-Mask公司向中国捐赠三万只医用口罩，南非标准银行集团上万名员工发起“穿红衣，挺中国”活动。‍

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公共外交，客观公正的声音成为疫情爆发期间国际舆论的主流，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必胜的信心被广泛传播。正如公共关系专家陈先红教授提出，我们要用公关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比如2月23 日武汉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记者见面会上，疫情防控一线的普通工作者讲述他们团结奋战的故事，并与记者互动，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后，媒体可以向国际社会讲述更多“病毒无情人有情”的故事，如来自蒙古在华读书的10岁小姑娘拿出999元零花钱捐给中国疫情灾区，韩国新任驻武汉总领事“逆行”赴武汉履新，来自埃及的留学生艾丝拉·莫尼尔、喀麦隆的玛利亚姆·达雷尔、巴基斯坦的纳西姆·巴罗克、阿富汗的穆罕穆德·沙克尔等积极客观评价中国政府和学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护措施。此外，为了节省穿脱防护服的时间，降低交叉感染概率，不少医生穿上成人纸尿裤，女医生剃光长发；为了抢救更多的患者，医护人员就地休息，一线医生新娘推迟婚礼，一位护士因母亲逝世而不能回家只能含泪向家的方向三鞠躬；为了将全球捐赠的抗疫物资及时转运到各大医院，救援队员许鹏在运送路途遭遇车祸殉职；为了保证疫情期间医院的清洁，清洁工阿姨12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等等。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国外主流媒体以及Twitter、Facebook、Tiktok等社交媒体传播出去，减轻负面舆情，并塑造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和好感。

张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公共关系学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疫情之下：中国的卫生外交应走向何方？

2020年1月30日，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两个事实，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不仅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创伤，也从国际舆论等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内部伤害。对于处在世界关注中心的中国，此次“战疫”在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提升国际话语权带来机遇。

2020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无需“签证”的疫情再次向世界昭示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性与重要性。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已经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其他国家不断升级对华限制措施，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声援，到针对华裔甚至亚裔的偏见浪潮，中国始终在这场漩涡的中心。

但是，处在漩涡中心的中国也面临着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外交话语权的机遇。随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外交行为体的多元化特点日益明显，尤其在卫生领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需要紧密配合。在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及时透明，对降低全球公共卫生风险贡献了中国经验，也为我国卫生外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世界卫生组织能做什么？

二战后，联合国为了应对健康和卫生问题专门召开了国际卫生大会，并成立了联合国框架下专门负责卫生领域的专业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WHO的力量在于其中立的国际定位和专业的服务能力。一方面，WHO由194个会员国组成，并且拥有区域化的工作结构，因此它公正且有强大的召集能力。另一方面，WHO制定了全球认可的卫生医药的标准和规范，在应对疾病方面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为了应对突发性的全球病毒传播疫情，WHO于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中加入了“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定义为“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事件”。因此其标准大致有三个：一是非常规事件；二是可能通过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三是需要采取国际协调限制措施进行应对。针对疫情发展情况，总干事负责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在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宣布为PHEIC的决定。2020年1月30日《卫报》在《世卫组织还宣布了哪些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一文中统计，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前，WHO共定义过5次国际疫情为PHEIC，包括甲型H1N1病毒疫情（2009年）、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2014 年）、西非三国埃博拉疫情（2014年）、巴西塞卡病毒疫情（2015年）和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疫情（2019年）。WHO宣布疫情为PHEIC，旨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协调各国联合应对疫情。因此，PHEIC不针对具体的国家，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但是因为疫情被宣布为PHEIC，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可能会影响疫情爆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因此WHO对PHEIC的启动程序也非常谨慎。

作为一个卫生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WHO即使宣布了疫情为PHEIC，它也无法采取任何法律性或强制性措施要求相关国家进行防控工作。但是，WHO既可以通过分享疫情信息达到“点名批评”的效果，也可以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来防止疫情的扩散或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WHO牵头发起了一个危机管理团队，调集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秘书处多部门的专家。该团队将帮助WHO将重点放在卫生应对上，而其他机构将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来缓解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广泛影响。2月27日，WHO又和世界旅游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致力于共同指导旅游业应对疫情。

中国和世卫组织的精诚合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WHO积极配合，共同应对疫情蔓延造成的健康风险和“信息疫情（infodemic）”带来的污名化风险。

一方面，中国和WHO在信息共享、防控措施方面的沟通非常积极及时，赢得了WHO的赞誉。2020年1月3日，在仅有27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时，中国政府就将此事通报给WHO。自此，WHO建立起全球监视系统， 以收集和监测病例的基本信息。1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评估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否构成PHEIC，并讨论必要建议。同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表示中国坚持信息公开和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加强与WHO的疫情沟通，开展及时、定期的专家防控交流，邀请WHO专家赴现场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在经历两天的讨论后，WHO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做出的风险评估为：中国——非常高，其他地区——高。直到1月30日晚上，谭德塞率团访华结束后，WHO宣布疫情已经构成PHEIC。但WHO同时表示对中国抗击疫情充满信心，建议各国不要采取过度的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中国和WHO在对抗“信息疫情”和社会污名化方面立场一致。“信息疫情”指与疫情爆发相伴的过多的、未经判断真伪的信息大量出现，导致人们难以发现真实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意见。学者John Zarocostas认为，“某些国际媒体引用或发表的‘阴谋论’性质的判断或预估只能扩大恐慌情绪，对合作抗疫毫无帮助。而全球范围的错误信息造成的恐慌甚至比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带给人类社会的伤害更大。”中国作为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国家，也遭到了类似“武汉疫情”“中国疫情”等污名化语言的攻击，发生了针对华人或亚裔的仇外事件。甚至是谭德塞，也因为称赞中国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被攻击为“屈服于中国的压力”，遭到部分民众发动在线请愿运动要求其辞职的公共压力。为了使错误信息的传播最小化，2月3日开始，WHO寻求与谷歌、Twitter、Facebook、腾讯和抖音等社交媒体合作，以确保民众搜索时优先看到官方信息。同时，针对疫情导致的污名化现象，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发布了预防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社会污名”的指南。

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应走向何方？

学者David P.Fidler指出，“卫生作为21世纪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共识。”越来越频繁的全球性疫情警示各国政府重视公共卫生，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全球卫生治理。而实现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途径就是开展卫生外交，并进行有效的卫生合作。WHO将全球卫生外交的关注核心定义为“塑造和管理在卫生方面的全球政策环境”，目标是“处理好卫生、对外政策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考验，中国在应对考验时表现出的智慧与担当对我国卫生外交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全球卫生外交的独有特性是“全球”和“卫生”，即一个超越国家边界影响的、以专业知识为主要外交谈判筹码的问题。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卫生问题很容易超越国界，迅速进入一国甚至多国的外交议程，演化成国际政治议题。学者张清敏认为，“全球卫生外交的侧重点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来落实其对外卫生政策，而是关注卫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卫生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他还提出， “与传统外交不同，全球卫生外交与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密切相关。在全球卫生外交领域活跃的行为体不是军事或经济影响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卫生领域的先行者。”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国科学家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病毒并与国际科学界分享，以及以“中国速度”“中国效率”开展的防控措施都可为中国当前和今后赢得全球卫生外交领域的“话语权”。

第二，积极与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共同开展全球卫生外交。全球卫生外交是涉及多行为主体、多层次互动的外交领域。对于需要多方合作方能取得治理成效的问题，除了与国家行为体保持积极互动外，中国更需要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国际组织既是中国分享治理经验与成效的平台，也是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新型冠肺炎状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国始终与国际社会、特别是WHO密切沟通，通报病例和研究成果，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中国与WHO的合作不仅能控制疫情在全球传播，也有利于减少中国的负面舆情。

第三，积极塑造全球卫生外交的新规范，主动界定卫生外交领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准则。外交规范在外交实践上形成，具有指导和引领未来外交实践的作用。全球卫生外交所代表的正是新的外交规范的发展趋势，而且这个规范与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紧密相连。中国首先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此理念应用于对外交往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上的重要性，因此，中国在塑造全球卫生外交的新规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 全球卫生外交也进一步界定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准则为相互依存、相互需求，而非支配。

刘晓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海外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特点及启示

在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作为中国在非洲的华侨民间组织之一，肯尼亚中华总商会 利用自身特有的交往渠道和影响力，以搭建平台、协调联络、筹措物资等多种方式，不仅有效参与国内抗击疫情，也在所在 国（肯尼亚）人民面前充分展示华人华侨爱国、团结、奉献等正面形象，体现出灵活性、持久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肯尼亚中 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中国海外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启示。

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乃至全球蔓延，无疑属于国际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如何有效遏止病毒的国际传播、共同化解危机， 这不仅对国际社会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建立有效国际防控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也对相关疫情国家统筹、挖掘和利用外交资源以构建最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在此过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各类华侨组织、民间机构、社团等非政府机构（NGO），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防控、物资筹措、政策沟通、形象塑造等一系列公共外交领域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本文主要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为例，在介绍该组织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支持公共卫生外交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探寻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并总结华侨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特点及启示。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

如今，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开始支持外交活动，并在塑造国际关系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为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积极支持公共卫生外交事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从以下几方面支持公共外交。

首先，与所在国官方建立直接沟通和对话的渠道，协调和化解误解。随着国际间合作愈发密切，彼此融入程度越来越深，华侨组织作为支持公共外交的主体，其对话和交往的对象逐渐超出所在国的民间组织，与对象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已成为民间组织在对象国立足和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2月5 日该总商会在肯尼亚筹集抗疫物资准备空运回国时，肯尼亚相关部门以违反某规定为由暂扣，肯尼亚中华总商会获知后，主动与肯尼亚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派人到现场解释、协调，4天后肯方放行这批国内急需的医疗物资。另外，在肯尼亚国内也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后，该总商会第一时间与肯尼亚政府卫生防疫部门取得联系，向对方介绍中国抗疫的措施和经验，促成了肯尼亚对中国防疫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以“联络人”身份推动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作为肯尼亚境内的民间组织，相较于官方外交机构，其在当地社会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够在促进公共领域合作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会长卓武先生性情直爽，扎根肯尼亚从事多元化经营二十多年，在当地人脉关系广泛，经常扮演“联络人”的角色。为了预防疫情在肯尼亚爆发，他未雨绸缪，在肯尼亚政府、中国地方政府以及中国国内制药企业三方之间进行沟通与协调，成功促成“中国医药集团”“华北制药”“圣湘生物”等国内大型医药公司向肯尼亚捐赠防疫物资，并由中国驻肯大使馆出面举行交接仪式， 肯方各大媒体均予以报道，各界对此反响强烈。此外，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下属企业还直接承担了援肯物资的物流任务，并协助使馆对接当地医院开通疫情防控“绿色通道”。总而言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通过自己的联络与协调，有效地架起了中肯两国之间在疫情防控预警方面的合作桥梁。

再次，通过树立良好群体形象以促进国家形象的传播。作为侨团组织，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肯尼亚成为代表华侨华人活动的社会符号，这意味着其在肯尼亚华侨华人群体内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且对肯尼亚民众而言，华人华侨的概念并无区分，都是中国人，因此商会的形象就是“华人群体”的具体代表，商会所有成员都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具体符号。在疫情于中国境内爆发时，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一方面组织援华募捐，另一方面加强对疫情爆发节点返肯华侨的约束，防止华人慌乱而有损中国人的形象。这些具体工作都有助于在肯尼亚民众中树立中国人负责任、有担当的正面形象。“迄今为止肯尼亚无来自中国确诊病例”的事实在肯尼亚广为人知，有效抑制了当地因恐惧感染而产生的排华情绪。

又次，利用社交平台参与国家形象的传播。新媒体时代，社交平台不仅对信息的公共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公共外交开辟了新的平台。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利用社交平台WhatsApp，建立包括高官、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各界精英在内的网络社群，实现信息共享和交流。为了让肯尼亚各界了解和认识中国防控效果和全球疫情发展，总商会工作人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国内疫情报道同步翻译成英语于社交平台上发布，给肯尼亚民众营造了中国防疫“透明”“高效”的印象，突出了中国“以人为本”的基本防控原则。

最后，通过回馈社会的方式融入当地，促进民心相通。肯尼亚中华总商会非常重视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竭尽全力履行社会责任，以促成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在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该总商会仍然坚持融入当地，通过捐赠口罩等方式延续商会一以贯之的“本土化”行为。其捐赠对象不仅包括肯尼亚民间机构，如“内罗毕华韵学堂”“肯尼亚平均基金会”，还涉及当地海关、移民局等官方单位，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消除当地部分民众因疫情在中国爆发而产生的对华偏见，也有利于争取到肯尼亚国内各界对中国抗疫的广泛同情与理解，为两国“民心相通”做出了贡献。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特点

从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现实结果来看，该总商会采取的措施得当、反应迅速，不仅为国内抗击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也促成中肯两国之间的医疗合作，还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海外形象。此次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支持公共外交实践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灵活性。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是由肯尼亚的中资企业或机构发起， 在当地依法注册成立的具有驻外中资企业联谊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该总商会的成立背景、过程、运作以及自身属性决定了商会与官方外交机构之间不构成任何隶属关系。这使得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协调处理与各方面关系时，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民间而非官方的独特身份也赋予了该总商会在开展公共外交时的充分自由度和灵活度，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第二，持久性。长期以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着力通过细致入微的具体工作来获取当地社会对中国企业和华人的认可，这使得该总商会在当地的 “本土化”程度非常深。在此次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行动之前，该总商会已经多次向肯方捐赠医疗、教学、救灾等物资，并组织和动员中资企业向肯尼亚人民献爱心，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以共同促进肯尼亚的社会建设。

最后，统一性。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公共外交行为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国内外事务的统一和国家利益与商会利益的统一。全球化时代下，将公共事务（针对国内受众）与公共外交（针对海外目标群体）分开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全球关系中“相互关联”的现实。在疫情爆发初期，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侧重援助中国，向内塑造中华民族团结的形象，获取国内舆论对华侨华人的支持，以增强国家凝聚力；而在疫情全球性扩散阶段，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积极促成“政府—商会/企业—个人”全方位合作以援助肯尼亚，进一步塑造并传播中国正面的国家形象，以争取肯尼亚官方与民间的理解与支持。该总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利益诉求，与国家形象塑造从根本目标上来说是完全统一的，都在于促进彼此深入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繁荣。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支持公共外交的启示

总结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支持公共外交的个案经验，对今后中国民间组织更加有效地支持公共外交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注重发挥和完善华侨民间组织的“联络中心”作用。华商会本身是由所在国境内的中资企业、经销商自发组成的民间团体。为方便商会成员开展经营活动，商会往往会积极拓展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各界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它的非官方身份有效避免了当地的政治性猜忌。纵观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此次疫情期间支持公共外交的路径，正是凭借其丰富的人脉资源， 才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搭建起民间与官方、民间与民间的交流平台，这既能有效帮助国内抗疫，又能促进国家间的医疗合作，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公共外交成为中肯官方卫生外交的有益补充。

其二，维护民间组织自身形象，把“民心相通”工作做实做透。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带领华侨华人以身作则的实例表明，良好的商会群体形象在应急公共外交的情境下能够避免产生负反馈，从而维护国家的正面形象。华商会在对象国经营时的“融入策略”，不仅有利于树立民间组织自身的形象，而且有利于成为国家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肯尼亚的良好形象是其开展公共外交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平时工作做得扎实，关键时期就会发挥实际作用。因此，促进“民心相通”始终是民间组织支持公共外交的切入点和最终归宿。

最后，建立媒体发声渠道是民间组织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在数字化时代下，社交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价值空前凸显。在此次组织和实施应急疫情物资的捐赠活动、促成并协助中国对肯尼亚疫情防控物资的捐献、协调与排解华侨捐献抗疫物资滞留海关的问题等具体公共外交活动中，总商会自身掌握的社交媒体发挥了“喉舌”作用。

总之，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应对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过程中，积极有效地支持公共外交的经验充分表明：华侨组织、尤其民间商会组织，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体之一，在促进民心相通、化解矛盾、构建和传播国家正面形象、推动国际社群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等方面大有可为。

王泽壮：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教授。

匡泽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