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
美国智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从国际政治变化推动美国智库发展、巨额资金为智库运作提供充足经费等方面分析了美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并深入探究了美国智库在全球的舆论生产，同时也阐明了其在知识生产倾向与职业操守方面的缺陷。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希望为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思想生产、开展公共外交、提高影响力等提供借鉴。
美国智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影响巨大，自其诞生伊始，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思想生产、观点供给、决策参与和学术研究，是美国智库的生存价值基础，并成为美国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架构，不仅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为更加深入了解美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及其在全球的舆论生产，笔者于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奔赴美国考察，通过与数个美国著名智库的对话和观察，了解美国智库如何发挥影响力，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传播研究结论，牵引世界政治的走向等相关情况，以便为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思想生产，以及开展公共外交，增强我国软实力和智库影响力提供一些借鉴。
国际政治变化推动美国智库发展
美国智库的发展与美国政治制度、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税收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二十世纪初，美国智库出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繁荣，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开始在这一时间诞生，帮助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第二次繁荣是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战后美国政府急需发展经济，需要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为政府献计献策，提供决策依据，因而非常重视民间研究机构的意见。一大批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智库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并从中获得社会与政府的大量资助，成为左右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要力量。
此后，20世纪70、80、90年代，美国智库因为世界冷战与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又实现了三次大发展，从而奠定了今天美国智库的繁荣和运作基础。美国智库因为建立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故“旋转门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发生，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的角色不断轮换。政府与智库之间密切互动，一方面，总统邀请智库研究人员担任高官，推行符合自己的治国理念；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任职政府，实践学术理论。因此，智库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浓。
在二十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冷战期间，为及时掌握世界各地发生的政治动态，预判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鼓励民间成立智库开展相关研究，以便为美国政府应对国际政治变化提供智力支持。
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智库规模庞大，研究人员数量惊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有400名从事研究的专职人员，其发表的研究报告对社会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在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经济研究院等智库的访问期间，了解到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国会在一些重大国际决策会上须召开有智库与学者参与的听证会，以便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能够倾听到公众的呼声，使政策更符合民意、更加科学和合理，也能够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权衡政策出台后美国利益的得失，以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虽然政府在施政时可以依托行政团队，根据自己的决策意志出台治理社会的政策，但是过去的美国政府均形成了决策之前倾听智库声音，并根据智库的研究观点衡量决策得失的传统。因此，美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听证会为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客观而言，国际政治变化是推动美国智库发展的外部因素，在这个因素的强力作用下，美国智库从小到大发展成今天影响美国政治和世界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从美国智库研究报告的预判性与精准性来看，其显示了美国智库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对时势的精准判断，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智库为何被历届政府所重视。
巨额资金为智库运作提供充足经费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建设的需要，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美国税收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它保证了美国智库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由于美国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很高，如果富人把遗产捐赠给学术研究机构，遗产税则可以抵销部分税额，又可以提高捐赠人的社会美誉度，因此美国智库每年都能得到外界的大量资金捐助，这些资金支撑了美国智库的研究，推动了智库的发展。
在笔者的调查与访问过程中，许多美国智库向笔者提供了智库资金来源与运作的原则，并对资金的使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三大部分：一是美国大财团、大家族或者富有人士的资助，例如美国著名财团洛克菲勒对许多美国智库提供资助，要求智库就其关心的课题开展研究，并提交较为客观、独立的研究报告；二是社会普通人士的捐助， 例如彼尔森经济研究院的资金来自大量社会普通人士的资助；三是政府项目资金的资助，政府通过委托或者公开竞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一批急待开展研究的项目，由各个智库通过竞标来承担研究工作。
在美国富有人士或家族的资助下，智库实现了快速成长。截止2018 年，美国智库数量有1872家，兰德公司（Rand Corp）、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城市研究院（The Urban Institution）为影响力、资金捐赠额度在美国排名前四的智库。这四家智库募集的资金数以百万计（见图1）。
迄今为止，这四家智库获得外界的资金仍处于前列。例如2018年兰德公司募集到3.27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募集到1.05亿美元的资金。除了美国社会向智库提供资助外，许多外国政府也向美国智库捐赠资金，如亚特兰大顾问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东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获得了外国政府的大量资金从事相关研究。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在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甚至直接左右美国政府的决策。
美国智库的全球舆论生产
美国总统实施四年一次的竞选机制，这为许多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从政的机会。许多著名的智库研究人员因为多年从事美国政治和经济研究，对不同时期美国公众的思想发展与政治诉求非常了解，他们能够触摸到美国公众的脉搏、了解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提出许多治理决策意见，而为许多参选总统的政治人士所吸纳，也因此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如果研究报告得不到政府的采纳，智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治游说来传播思想，一方面为美国公众提供不同于政府的观点，以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营造舆论，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攻击，以显示研究报告的价值，从而增强智库的影响力。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国利益建立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控制上实现其独霸世界的目的。美国智库为政府提供了众多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左右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美国智库研究人员为了扩大其影响力，经常接受美国电视台、报纸、广播的采访，利用美国媒体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来影响全球舆论，或借助官网、社交媒体、学术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演讲等方式发表其观点，实现其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目的。
例如1948年11月诞生的兰德公司利用其与美国军方的紧密关系，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国进行军事刺探和分析，准确预测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兰德公司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均有非常高的预测水准，这些成功预测使兰德公司声誉达到顶峰，一举奠定了其在美国政界与军界的地位，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首席智囊机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18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The State Strikes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提出了许多观点，质疑中国“国进民退”的经济发展策略。这种观点引起了许多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以及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不满，因此纷纷支持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开放市场的决策，甚至施压中国改变政治制度。
在访问的过程中，笔者询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米切尔·汉森（Michael Hansen）“美国精英是否弱化了对中国的支持”，他证实了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精英减少对中国的热情与支持，而转向支持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政策。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则有可能构成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性伤害，这值得我国相关部门重视。
与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强大舆论相比，我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却鲜得到西方媒体的大幅报道，这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报道视角与偏见有关，但也显示了中国智库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客观性和中立性均有待提升。此外，我国媒体在国际缺乏话语权，虽然对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智库报告进行大篇幅报道，但是由于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媒体，因此也就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强大的舆论，从而帮助我国政府阐述外交政策、维护我国利益。
美国智库的知识生产倾向与职业操守缺失
美国智库的运作建立在外界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因此其学术与政策研究受到外界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基调、领域与课题多少存在一定倾向性，这就导致美国智库在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以及公共外交等方面存在缺陷。
据笔者了解，几乎所有智库都在官方网站上列明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捐赠者的名单，再三强调其研究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言下之意，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受捐助人的意志所影响，即使资金来自于政府或特定的基金会，也会基于客观和独立判断的智库研究工作原则，向外界提交客观的研究报告， 为政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参考意见。
然而，笔者发现，美国智库虽然努力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但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而使智库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智库的公共外交偏好受到公众的质疑。例如中东财团和政府对美国智库的资助最多，他们是美国智库的“金主”，也是支撑美国智库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2018年10月2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却从此失踪，沙特涉嫌谋杀卡舒吉的行为在国际上受到强烈关注，但是美国智库却鲜有对此事的激烈反应和批评性研究报告，而特朗普政府也对此事不了了之。这就说明虽然美国智库再三向外界强调其运作的独立性，但是从此事来看，仍然无法避免让公众对其独立性与客观性产生疑问，对智库的职业职守产生怀疑，这背后反映了中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明显左右了智库的研究。
美国媒体、美元、军队是维护美国利益的三大支柱。美国媒体独霸天下，再加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强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因此，超级实力使美国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世界“政治海啸”，造成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动和重组。当美国政府官员与智库高级研究员的观点相契合时，政府便会引用智库的报告结论来制定外交政策，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进行施压，甚至颠覆该国政权。美国智库由此实现研究价值的最大化，扩大了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使受到研究报告影响的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为此，一些国家不得不给予智库更多的资金支持，希望智库的研究报告淡化其对美国的威胁，让研究报告形成的结论对该国更有利。例如，除了中东外，以色列也给予一些亲犹太人的智库巨额的资助，帮助其获得美国政府更多的经济和军事帮助，以及促使美国政府出台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美国智库除了发表研究报告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外，还通过智库的游说活动帮助资金资助者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有时为了向特定的对象索取捐赠资金，一些智库还会出台不利该国的研究报告，以此要挟该国向其投资。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智库当初设立的初衷和中立原则，因此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
美国智库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美国智库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等发布消息，出版研究报告，邀请政府官员宣讲相关政策等方式，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在全世界制造舆论，达到影响政府决策与国际政治的目的，进而扩大智库的影响与声望，维护美国利益，但也因为美国智库具有利用媒体制造全球舆论的能力，一些智库为制造轰动效应而夸大研究结论、严重误导公众，对被批评的个人、组织与国家极不公平。
结论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智库的“游戏规则”，即其在重大决策中减少对美国智库的智力依赖，也不积极吸纳智库的研究结论，并减少了政府对美国智库的资助，甚至限制游说集团的活动，导致一些美国智库缺乏资金来源，“旋转门现象”面临失效。但总体来说，美国智库仍然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国际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智库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对社会运作和国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也已与美国政治融为一体，因而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个人意愿而消失。
智库是一个公共研究机构，其价值就在于其研究报告的科学性、客观性与预判性。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左右美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除了其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准外，还与美国媒体、美国政府影响力有密切关系。当前，我国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压，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避免误判、增进了解、携手合作。一方面我国政府和企业应适当向美国智库提供研究经费，借他们的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瞭望中美关系的发展，触摸到美国社会对我国的态度，通过智库的直接或间接的游说工作，改善我国与美国政府、工商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智库要加强与美国智库的合作，成立中美联合智库，帮助两国政府和公众相互了解、促进合作、化解分歧。我国学者要积极加入美国智库，帮助美国智库研究者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使研究报告更加科学、客观，协助规划中美关系的发展，实现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
智库是集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的机构，能够为国内、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分析和咨询，使决策者和公众可以就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明智决定。加快发展我国智库、提升智库研究的影响力，是促进我国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其在全球的舆论影响力、提升其在全球地位的主要渠道。我国目前面临许多国内外急需解决的问题，更需要智库参与和帮助政府前瞻性地规划和制定国际政治政策，为我国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海外华文传媒促进“一带一路”信息互联互通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AXW007）的成果之一。
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的欧佩克公共外交
欧佩克（OPEC）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组织，以协调产油政策，控制国际油价和产量，维护产油国石油主权和经济利益为目标。由于自诞生以来，不断面临各种争议和非议，欧佩克很早就开始了公共外交活动。冷战时期，欧佩克主要是通过“第三世界主义”的公共外交，改善自己的国际处境，确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冷战结束后，气候问题日益严重，全球气候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关键词，生产和销售传统能源的欧佩克遭到诸多批评和质疑。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欧佩克公共外交对此做出了明显回应，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欧佩克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的挑战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国际社会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发展和使用清洁能源成为普遍观念，世界各国均主动在能源、环境和气候领域向低碳路线靠拢，并加强相应的国际合作。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给欧佩克带来了以下不可回避的挑战。
首先，石油消耗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欧佩克成为国际环保力量针对的重点目标。环保组织认为，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各种环境外部性，如导致温室气候大量排放和石油污染、增加了公众的健康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因此，国际环境会议提出通过征收碳税、燃油税或总量管制和贸易计划等方式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同时要求欧佩克调整生产计划，以减少碳排放、减缓全球变暖。
其次，欧佩克被指责不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但它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却更弱。国际环保力量认为，欧佩克一直宣称自己是“南方发展中世界的先锋”，以促进南南团结和南方发展为己任，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佩克国家更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措施对自己经济收益的影响，而不是关注全球变暖对发展中国家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国际环保力量要求欧佩克正视石油资源利用而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责任。
此外，新兴能源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欧佩克重要性的质疑。许多人认为页岩油、核能、风能、天然气、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正在削弱欧佩克在全球能源供给版图中的地位。欧佩克的诞生与发展，以及欧佩克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都与石油息息相关，如果石油时代即将终结，那欧佩克这个曾经呼风唤雨、左右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是否会变得不再重要，甚至走向终结？
欧佩克公共外交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回应
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的挑战，欧佩克公共外交做出了如下回应。
第一，传统传播途径和新媒体相结合向国际公众传递信息，塑造欧佩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形象。传统的传播途径包括：发表政策声明、宣言、决议、在重大场合（如政府间国际组织与专业性非政府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或重要时刻进行演讲或举办国际研讨会等。欧佩克越来越多地提到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欧佩克为全球气候治理所做的努力。如2000年和2007年分别发表了《第Ⅱ号神圣宣言》和《第Ⅲ号神圣宣言》，明确指出欧佩克已经认识到能源生产与消费、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因石油资源利用而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以维护全球环境福利。新媒体传播途径包括：在社交媒体（Twitter和Facebook）、欧佩克官网、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官网，以及欧佩克与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共建的网站（如国际能源论坛网）上发布新闻、布告、评论、数据，不断声明欧佩克为了向全世界“提供清洁的、价格合理 的和具有竞争力的石油资源”，加大了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踊跃参加了联 合国资助的长期气候变化协商、世界银行发起的天然气燃烧减排同盟和国际 能源机构的温室气体研发计划；积极参与了有关气候变化学术会议，自己也 组织了会议深入开展气候变化与能源领域的研究。此外，欧佩克也非常重视 通过新媒体增强与国际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和互动。
第二，发展援助和文化交流相结合，促进国际社会对欧佩克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支持和认同。一直以来，欧佩克采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援助原则， 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以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气候治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优先议题后，欧佩克在发展援助中增加了环保合作，在亚非拉的30多个贫穷国家和地区开展能源扶贫项目，特别是开展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沼气、水电）相关的能源项目，改进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村家庭、社区、企业、医院、学校的照明、发电、灌溉、卫生、污水处理以及基础设施状况，增强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帮助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欧佩克也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如向有志于从事气候治理和国际扶贫的青年学生提供奖学金，邀请他们到欧佩克成员国学习、到欧佩克总部实习，促进青年人对欧佩克气候治理观念的认同。
第三，构建能够体现自身利益的全球治理话语。为了消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被动局面，欧佩克构建了能够体现自身利益的新的治理话语。其一， 呼吁包容性能源转型。作为石油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指出，虽然能源转型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一趋势应该是包容的而不应该有歧视性，石油作为人类能源具有战略重要性，石油曾对经济增长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未来石油仍将是可获得和可靠的能源资源。其二，强调欧佩克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欧佩克指出，其成员国虽然通过石油贸易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整体上都是发展中国家，其国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欧佩克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其成员国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石油贸易，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将促使各国在未来将所利用能源转向风能或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对产油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国际社会也应该考虑产油国的发展问题。其三，对于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可获得性和可承担性与能源的可持续性同样重要。欧佩克承认能源的可持续性需要重视，但也认为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是否能买得起的问题，否则不但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使用，还会引起这些国家预期之外的财政负担，引发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欧佩克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能源贫困，能源和发展潜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可靠的、价格合理的、经济可行的、社会和环境可接受的合理服务， 获得能源对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上欧佩克的治理话语有助于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在满足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方面欧佩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未来影响欧佩克公共外交效果的因素
毋庸置疑，欧佩克通过公共外交积极回应全球气候治理带来的挑战，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它的积极认知，也有助于欧佩克的国际形象得到改善，让国际社会看到欧佩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面。但是欧佩克公共外交最终能取得的成效还受到以下诸多因素的限制。
首先，石油资源的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的一面很难被忽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注重能源发展的可持续性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石油等化石能源大规模使用而造成的气候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能源使用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会导致地球环境趋于恶化。这必定使欧佩克长期成为国际社会针对的对象，国际舆论中始终会存在对欧佩克的批评和指责。
其次，国际环保力量多年的观念构建和宣传教育已经使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危及公共健康、经济发展、人权、南北关系、甚至人类安全，气候变化问题对于人类的紧迫性要求所有的国际行为主体走向全球气候合作，参加气候合作并遵守相应的政治安排是每一个国家和组织都不可推卸的政治义务。就此而言，欧佩克面临的道义压力不会减轻。
再次，目前清洁能源的发展被视为解决气候变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及强化能源系统弹性的关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认同推进清洁能源政策革新和技术创新的理念，并不断在国内层面推动清洁能源快速发展，在全球层面加强清洁能源的合作。这将导致欧佩克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和收入的减少。而积极有为的公共外交需要资源的投入，如果欧佩克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那么其成员国能够将多少资源投入公共外交事务中将成为一个问题，欧佩克开展公共外交的资金、援助项目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最后，国际社会对欧佩克的一些刻板印象，如“ 严重分化的欧佩克”“正在被边缘化的欧佩克”由来已久，随着新兴石油生产国的强势崛起，这种质疑必定还会持续。而卡塔尔退出欧佩克、成员国考虑经济多元化的出路、沙特和俄罗斯考虑组建新机构取代欧佩克的地位，以及欧佩克解体等事件的发生和传言的流行，将强化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对欧佩克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削弱其公共外交的效果。
综上可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组织，欧佩克通过公共外交建构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仍然任重道远。
张丽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萨摩亚关系的影响及疫后重建路径
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起了刚经历过严重麻疹疫情、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萨摩亚的政府和民间高度重 视。在此次疫情中，萨摩亚政府坚定支持中方、双边友好大局稳固，但中萨旅游往来、经贸合作、援助项目等却将受到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在疫后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民间也应进一步加强“民心相通”工程，以在疫后重建中萨友好关系。
2019年底，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麻疹疫情。自10月中旬爆发麻疹疫情，11月15日萨政府发布紧急状态令，截至12月28日宣布结束长达六周的全国紧急状态，萨摩亚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萨摩亚累计报告麻疹病例5655例，死亡病例81例（大部分为5岁以下儿童，也有小部分成年人死亡）。萨摩亚人口数量仅有19.7万，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此前绝大部分民众没有接种麻疹疫苗，刚刚过去的麻疹疫情给萨摩亚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和沉痛教训。
因此，2020年1月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到了萨摩亚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应对措施。疫情防控势必对中国-萨摩亚两国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中方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萨摩亚对疫情的防范应对
反应迅速，严防病例输入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萨摩亚政府不断加大力度防止疫情国家公民进入萨摩亚。早在2020年1月23日，萨摩亚政府就发布了旅行公告，对来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国家的公民入境萨摩亚设立限制条件，严格采取系列措施， 加强海关边防安全管控。公告规定，“来自病毒感染国家的所有人员必须在无确诊病例的国家停留至少14天，并在前往萨摩亚之前进行医疗检查。”其后不久，有6名中国公民来萨办理入境手续时，因不符合萨相关规定而被遣返，该举措造成了旅行受阻和经济损失。2月，萨摩亚政府两次更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旅行公告，增列“进入萨摩亚前需在非疫情国家隔离14天的国家名单”。3月2日起，政府大幅减少出入萨摩亚的国际航班频次。3月20日起，萨摩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如临大敌，但防护能力极为脆弱
截止2020年3月20日，虽然萨摩亚尚未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学校、企业等也仍正常运行，但萨摩亚民众和在萨华人之中已有较普遍的紧张情绪，忧虑主要源于对萨摩亚医疗防护能力的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萨摩亚几乎没有任何有效防护措施和工具。萨摩亚卫生部长也表示，若萨摩亚出现感染，无异于灭顶之灾。更有消息称，萨摩亚国立医院只有四个可用床位，没有检测试剂盒和防护服。鉴于萨摩亚几乎毫无防护能力，政府不敢冒任何风险。
疫情对中萨关系的影响
萨摩亚政府坚定支持中方，双边友好大局稳固
萨摩亚是南太平洋岛国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2018年11月，双方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多次公开力挺中国，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援助的抹黑行为，他也予以批驳。
疫情发生以来，萨摩亚国家元首、内阁总理等高层纷纷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萨摩亚元首图伊马莱阿利法诺表示，“刚遭受麻疹病毒侵害的萨摩亚人民此时此刻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患难与共。我们坚信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能战胜病毒。”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对中国政府面对疫情采取的果决措施表示高度赞赏，他表示，“我们坚定站在中方一边，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早日取得疫情防控关键战斗的胜利而祈祷。”此外，萨摩亚驻华大使同在华留学生一道弹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表示祝福，萨摩亚社会人士、孔子学院学员纷纷录制视频表达支持，在萨华侨华人踊跃捐款支援中国抗疫。
中萨旅游往来、经贸合作、援助项目等受到冲击
2019年是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旅游年开幕式于2019年4月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举行，闭幕式于同年12月在中国昆明举行，旅游年促使中国成为南太平洋岛国迅速增长的客源地。然而，疫情突然爆发使得旅游年成果未能及时得到巩固，旅游合作暂时陷入停摆。萨摩亚旅游局称，新冠肺炎疫情令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2019年10月，第三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萨摩亚成功举行，中国和与中国建交的10个太平洋岛国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受疫情影响，论坛上签署的一系列经贸合作项目进展几近停滞，中、萨双方企业蒙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
疫情发生后，因中方人员赴萨受阻，中国对萨援助项目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惠州市援助萨摩亚友谊公园和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工程，因承建方上海建工集团的几十名中国工人未能如期赴萨，目前工程实施进度缓慢。原计划2020年1月底赴萨开展教育援助工作的约10名中国志愿者教师滞留国内，导致萨摩亚国立大学的中文项目、中学的理科教育援助项目、两所小学的中文教学全部暂停，目前仅有1名孔子学院海外志愿者仍在萨摩亚小学开展中文教学工作。
此外，在萨华人经营的餐馆、果蔬超市等也受到影响，客流量明显下降。据孔子学院志愿者观察，在萨摩亚民间和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少量歧视中国人的声音，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
关于中萨关系疫后重建的建议
政府层面：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萨摩亚资源少、市场小，经济严重依赖外来援助和国外投资，2014年才从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据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萨摩亚国内生产总值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66美元，经济增长率-4.1%。
疫情期间，萨摩亚充分感受到中国对其旅游业和对外贸易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对萨摩亚经济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应进一步巩固双方友好关系，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巩固已有成果。目前，萨摩亚几乎见不到大型中国企业的身影，推动大型企业同萨摩亚开展关键项目合作、对接萨摩亚海洋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是推进中萨经贸合作再上新台阶的关键所在。
民间层面：加强“民心相通”工程
虽然萨摩亚的总体涉华舆论环境目前是大洋洲最好的，但在普通民众中和社交媒体上，伴随着“债务陷阱”等抹黑言论，“中国准备接管萨摩亚” 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促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民心相通”，将有助于有效提升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国家形象，为双方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促进经贸旅游合作等打好民意基础。
实施中国-太平洋岛国“民心相通”工程，可从如下方面入手：第一， 加强留学生教育交流与合作；第二，促进文化艺术交流互鉴；第三，推动双方互建常驻机构；第四，巩固和拓展友好省州（城市）建设；第五，推进高校进一步对接太平洋岛国，加强国际中文教育。
梁国杰：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