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与法国的国际地位及中法战略合作关系
戴高乐主义是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最重要因素。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具体落实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继承和发展戴高乐主义，取得了一定成效，扩大了法国的影响力。中法关系近年取得长足发展。中法仍是东西方大国中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前途共同点最多的大国，也是立场最为接近的大国。
戴高乐主义与国际事务
法国是被美英联军经由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而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解放”的，戴高乐在盟军登陆8天后才从北非赶到诺曼底。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军队只是在“说服”美英之后才得以“解放巴黎”，戴高乐走上香榭丽舍大道接受民众欢呼。法国获得“解放”三个月之后，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才得到美英苏的正式承认。
美英苏确立的二战后“雅尔塔体系”本无法国的份儿，戴高乐却以其不畏强权、不惧挫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努力，在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大巨头间折冲周旋，终使法国以“战胜国”身份在德国驻军，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戴高乐在战略上向美国靠拢，但明确要求照顾法国的利益，同时积极与苏联发展关系，成为苏联在西方“最能说上话”的“友国”。戴高乐敢于对美苏提出激烈的批评，使美苏既看重与法国的关系，又对法国有所忌惮，因而对法国的要求和利益关切予以适当照顾。
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具体落实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法国外交的独立性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美国也承认“法国有反美的惯性”。戴高乐明确讲过，出于维护法国的利益，不论是欧共体还是北约，甚至是联合国“这玩意儿”，法国都可以弃之不顾。法国坚决顶住美国压力，建立独立的工业和防务体系，特别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借以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和核控制。由于美国反对法国参与北约决策和拒绝给予法国北约欧洲南部战区总司令的职位，戴高乐决定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制，军事和防务不受北约军事节制。1966年10月，本为控制法国的北约理事会被逐出巴黎，匆忙迁往布鲁塞尔，美国驻军及设施一并撤离法国。此后，法国对北约一直采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的策略。美国为避免由其控制的北约破裂，只能对法国予以迁就。法国因之得以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既被双方倚重，又得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
戴高乐视中东地区为坚持外交自主的重点地区，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站在阿拉伯世界一边，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的扩张举措持强烈批评态度。数十年来，这一政策既保持了法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也为法国争取到了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法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为埃及制造的军舰、80年代为伊拉克建造的核反应堆，先后遭到以色列的劫持和轰炸，均未交付使用， 但法国政治和经济“名利双收”的效果均已达到。2003年，希拉克坚决反对小布什“新保守主义”政府入侵伊拉克，申明美国若要在安理会付诸表决， 法国必将投否决票，这被称为法国外交的“高光时刻”。
戴高乐把欧洲和非洲设定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大国作用的两大战略依托。欧洲建设从建立煤钢联盟到经济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从消灭欧洲战争策源地到经济合作再到政治联合，从四大内部统一市场到设立欧洲央行和推行单一货币欧元，每一步都是法国设计并付诸实施且切实取得了进展。法德轴心的欧洲建设发动机作用始终没变，法国作为欧洲建设的政治带头羊功不可没，只是由于近年经济实力衰减而部分地被德国取代。法国在经营欧洲的同时并未放松非洲。戴高乐曾对非洲独立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在无力抗拒之后遂通过政治和经济控制维持对非影响。法国总统府的“非洲小组”曾对非洲国家首脑生杀予夺，西非和中非两个法郎区均由法国设计实施，金融政策和发钞权现仍由法国掌握，非洲的安全事务仍依靠法国。美国在冷战后设立了非洲司令部，但由于法国反对始终未能移防非洲，还“临时”与欧洲司令部合署在德国斯图加特办公。随着国力衰减，法国在非洲的行动已捉襟见肘，但对非洲局势的控制和影响能力仍远高于其他大国。非洲始终是法国产品倾销地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地。
密特朗是戴高乐的政敌，但执政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戴高乐主义色彩。1981年密特朗就任伊始便驱逐了数十名苏联外交人员，同时在捍卫法国利益方面与美力争，在美苏间显示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密特朗公开表示冷战结束对法国并非好事，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同时提出设立欧洲单一货币欧元限制德国的经济实力，实现“欧洲的德国”目标，避免出现“德国的欧洲”局面。
戴高乐主义与法国影响力
萨科齐虽是右翼领导人，但因与希拉克政见不合，执政后提出与法国传统外交“决裂”的思想。美国因实力和影响力下降已沦为“相对大国”，法国作为西方成员应为捍卫美国的地位做出努力。法国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弄翻得不偿失。法国积极参与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并击毙卡扎菲，结果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头号打击目标，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恐怖事件死伤甚众，实际上是在为美国挡子弹。奥朗德继任后吸取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教训，不主张出兵叙利亚，却率先承认叙非法政权，法国本土则继续遭受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尼斯恐怖袭击使国庆纪念日成为举国哀悼日。萨科齐和奥朗德执政的10年，可以看作是法国国际影响力连续下降的10年。只有巴黎气候协定是奥朗德最值得夸耀的重大外交成就。
马克龙当政后提出“重返戴高乐主义”的理念，扩大法国的战略回旋余地，重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作用，首先“要同所有各方都能说上话”。
马克龙欧洲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恢复法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大张旗鼓地重申“主权欧洲”和“防务欧洲”建设，虽因国力不逮而效果不彰，但“声势”业已造成。“造势”是戴高乐主义的基本特色之一。欧盟与英国脱欧谈判主要由法国定调，由法国前外长巴尼埃负责，主张温和处理的德国只能迁就法国的立场。
在特朗普对默克尔极端反感、美德关系陷入历史窘境的情况下，马克龙成为特朗普在白宫接待的唯一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后，马克龙当即强烈反对并与之通话表示不满。马克龙还提出“让地球重新伟大”的口号，反衬特朗普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指出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对地球犯下的错误”，并表示气候外交已成为法国外交重点之一。
2018年G7加拿大峰会因特朗普拒绝签字而未能发表联合公报，马克龙遂决定2019年G7法国峰会不发表联合公报，并在会前邀请普京总统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会晤，峰会期间再次邀请扎里夫集体会见欧洲领导人。美国于2020年8月在安理会提交延长对伊制裁决议草案，法德英均投弃权票，特朗普因此对欧洲盟国“极感愤怒”。欧美关系持续走弱。
马克龙在使节会议讲话中指出，因为美国不断犯错特别是新一届政府犯下的错误，“西方霸权业已终结”，北约因美国独断专行而处于“脑死亡” 状态。这种话只有马克龙能说得出来，法国外交部分地恢复了往昔的“敢言直言”风格。
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欧盟追随美国对俄实施全面制裁，致使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对俄经贸严重受损。2014年以来，欧盟每半年延长一次对俄制裁，但法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协调，互动频繁。2017年5月， 马克龙就任当月，即以法俄建交300周年联展的名义邀请普京到凡尔赛会晤，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打开对俄关系。2018年，马克龙邀请普京出席一战百年仪式和首届世界和平国际论坛。2019年，马克龙邀请普京在G7峰会前会晤，提议俄罗斯重返G7机制。马克龙力求在美俄间行动自如，自诩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随时与各大国领导人通话的元首”。
在中东问题上，马克龙重回传统的“疏美（以）亲阿”政策，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谴责美国杀害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反对美国承认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及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世纪和平计划”，积极斡旋黎巴嫩危机和在贝鲁特爆炸后往访并组织国际重建筹款，访问巴勒斯坦期间因与当地民众接触与以色列安全人员爆发冲突，再现“希拉克之怒”，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广泛同情。在利比亚内战问题上与俄罗斯一起支持反政府武装国民军，与美国、土耳其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立场相左，在地中海拦截土耳其向利比亚运送军火的军舰，协调欧盟反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和在地中海开采油气。由此可见，马克龙的中东政策明显与美国拉开距离。
法国在坚持把恐怖主义列为最大威胁的同时，对国内极端势力的思潮进行坚决斗争和打击。2017年以来，法国已关闭了356个极端宗教场所，428个外国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并强制解散50多家与激进伊斯兰思潮联系及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社团组织。法国于2020年初成立了镇压伊斯兰主义委员会， 全国98个省都设立了分机构，是世界上唯一设立这种机构的国家。内政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南指出，法国反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从未如现在这般果敢，马克龙是行动最为决绝的总统。
法国中学历史与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因向学生讲解穆罕默德漫画而惨遭斩首后，马克龙总统当即召开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加强学校治安， 对散布仇恨和支持杀害教师的所有组织与个人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对所有破坏国家秩序的组织者绝不姑息，全面清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极端伊斯兰思想）社团和组织以及与之接近的人士，追究在网络上声援恐怖分子者的法律责任。马克龙有关支持言论自由和伊斯兰主义在世界制造恐怖的言论招致伊斯兰各国强烈批评，一些国家发起抵制法国商品和抗议运动。
马克龙在派出特使向有关国家解释法国立场的同时，坚持制定“全面安全和反宗教分裂法”。马克龙指出，反宗教分裂法主要针对激进的伊斯兰分裂主义，因为伊斯兰分裂主义已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形式和现象，世界各国都面临相同的重大危机，在法国则使一些地域或城镇处于同社会分隔的状态， 与“共和国价值观”形成对立。爱丽舍宫总统府解释说，马克龙提出该战略的主要思路是捍卫共和体制及其价值观，即人人平等、相互尊重、自由开放。政府与行政管理不能含有宗教因素，宗教与政治分离且不能自成一体和影响社会活动与民众生活。
法国舆论指出，对极端宗教主要是极端伊斯兰教义对社会造成的分裂状态进行立法，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法案。法国右翼和极右翼不断攻击政府在该领域“天真”和无所作为，现在距下届总统选举仅剩一年半左右，马克龙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不断推迟之后，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马克龙总统再次表现出决心和行动力。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引发欧盟激烈反应，马克龙提出对美国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等大公司征收“数字税”的设想并通过了议会立法，遭到了美国强大压力，但马克龙声称绝不让步。当前形势下，美欧、法美之间的联系基本停顿，“待美大选之后再议”。若特朗普蝉联，则欧美关系改善无望。
马克龙把2020年定为“戴高乐年”。
戴高乐主义与中法关系
1964年，戴高乐顶住压力毅然决定与中国建交，是出于对世界战略态势及中国发展前途判断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出于对法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出的战略布局。戴高乐认定世界必然走向多极化，中国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国要顺势而为谋势破局。中法建交对中法两国及世界走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国际政治多极化之始。从世界前途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分析角度看，中法是东西方国家中共同点和汇合点最为相近的大国。
中法建交之初，法国居高临下的心态显而易见，同时从对华关系中谋取了不少实际利益，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对象国之一。法国每每要求中方给予“回报”，“大合同”是法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中的基本诉求。“同等优先”则是中方给予法方的特殊优惠。
法国因其在西方的特殊地位而受到中方重视。法国在西方大国发展对华关系中有多个第一：第一个建交，第一个签署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第一个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对抗，第一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第一个建立军事战略对话机制，第一个相互举办文化年等等。中法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希拉克执政以来，法国历届领导人在阐述法国外交政策时，不可避免地都要提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及对华关系，或借重或提防，或合作或斗争，中国都是法国交往的重点国家之一。
法国和欧盟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隶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必定会站在美国一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法国率先对华制裁，并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向台湾出售军舰和战机；2008年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都使中法关系遭受重大损害。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快速增长，是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和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基本因素，更是世界局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因素。中美同为主导国际关系走向的基本力量，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法国和欧盟已承接并接受中国崛起这一历史现象和趋势。法国和欧盟希望在中美之间游走，借美国压中国，以获取实际利益。法国和欧盟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政策取向更具这一特点，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对华关系的必要性和不可取代性。
新冠疫情使欧美近年来关系持续走低的趋势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政府公开挑拨欧盟成员国间关系和破坏欧洲建设的各种做法，特别是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立场使欧盟极为恼火，美国组建反华同盟的难度增加。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美国气急败坏地出台制裁措施，法德和欧盟也有所跟进，但明确表示不主张制裁，因为制裁解决不了问题。欧盟在对华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出现明显差异，既是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欧盟为了显示自身力量的必然反映。
马克龙就任后便提出要每年访华一次，2018年和2019年分别从西安和上海开始其中国之旅，颇具象征意义。习近平主席2019年访法受到超规格接待，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上都取得共识，“大合同”使法国极度满意。两国元首在新冠疫情后频繁通话，成果显著。法国在新冠疫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出席2020年上海进口博览会，扩大对华合作，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马克龙作为西方世界少有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之一，极有可能将在2022年再度当选蝉联第二个5年任期，是法国继续执行戴高乐主义外交的政治和法理保证。今日法国虽已远非昔日法国，但在许多情况下仍可发挥独特作用。2003年拉法兰总理奉希拉克之命在非典期间访华，2020年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坚持不撤离，都证明是正确的决策，对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戴高乐主义的基本内容，最终落实到捍卫法国利益。在美国已把中国列为最大战略对手，以主要精力应对“大国竞争”的形势下，法国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中法互利合作关系的必要性更显突出。中法仍是东西方大国中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前途共同点最多的大国，也是立场最为接近的大国。
拜登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欧洲舆论对欧美关系回缓寄予厚望，首先是欧美关系的气氛将大为改善，其次是美国将重返多边主义，第三是共同价值观将重新主导欧美关系。就在“美国重回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时刻， 法德却就“欧洲战略自主”爆发激烈争论，马克龙坚持发展欧洲独立防务和逐步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性的既定思路。马克龙不会放弃戴高乐有关通过欧洲一体化建设提升法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想。法国仍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共和国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综述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中国采取果断全面的防控措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积极与他国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援，充分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国家形象、全球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公共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倡议与跨文化交流、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多元互动背景下的公共外交等方面展开，学者们还对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公共外交进行研究，以资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
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国之间在疫情防控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不断深化。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从新冠疫情的舆论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等方面展开探讨。
“信息疫情”与公共外交。新冠肺炎肆虐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疫情大战，更是一场舆情博弈战。2020年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会上，就将“信息疫情”列入优先研究议题之中，指出了比疫情传播更快的虚假新闻的严重性。在2020年的相关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梳理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黄祸论”、“生化武器”论等八类抹黑中国的论调；王义桅在《做好疫情公共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已被‘话语体系化’”；孙明、孔祥龙在《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中分析了“中国病毒论”“借疫获利论” 等涉及中国抗疫负面论调的报道热度趋势等。面对将中国抗疫举措政治化、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国际舆论场，陆佳怡在《“信息疫情”语境下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中国驻外使领馆通过信息发布、释疑解惑、阐明立场和倡导理念等向驻在国及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的关键举措，为其他公共外交主体提供借鉴。孙明、孔祥龙指出，中国应“更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多主体多领域全球合作，以人为本地讲好抗击疫情的鲜活故事”，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争取国际社会理解支持、推动建构新时代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全球抗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学者们将抗疫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紧密联系，王义桅认为“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和认同中国”的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实践是做好疫情公共外交的关键。孙海潮通过《新冠肺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专文强调，“无论是中国举国一致团结抗疫，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控制疫情的援助支持，都在同舟共济中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于洪君在《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传播》中指出，在抗疫背景下“各国必须更深刻且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适应当前全球抗疫的新形势、新特点，又要服务于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安斌、童桐也指出，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展现中国大国形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国际形象构建过程中遭遇的巨大挑战， 贺文萍在《抗击疫情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表示“应把疫情的挑战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机遇”，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事实上，通过各方努力，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此次疫情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 张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公共外交浅析》就概括了中国在疫情公共外交活动中以大使、专家学者等为主体，以《人民日报》、中国外文局等为主要媒介向海外受众传递中国智慧的成功实践；翟慧霞、张键的《疫情防控的公共外交“战场”》分析了中国通过人文交流、媒体传播、研究分享等方式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成效。但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仍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孙敬鑫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探索与思考》一文中提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重要思想的指引、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全媒体可视化呈现、艺术化展示的综合使用、策略技巧的灵活运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跨文化交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协同发展仍为主要且重要的公共外交诉求。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许多学者聚焦“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旨在还原“一带一路”造福沿线的初衷和本意，破解负面国际舆论，推动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好”“走稳”。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丹在《“一带一路”的舆论困扰与周边公共外交》中呈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的舆论困扰，提出孔子学院作为人文交流的有效载体，可以推进邻国民众从学习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入手，更直接地理解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从而增强对负面舆论的辨别力和免疫力。杨玲丽等学者指出，周边国家宗教文化差异大、跨文化交流困难、西方国家以民众反抗为由唱衰“一带一路”等原因都对中资企业嵌入东道国当地社会实现“民心相通”造成阻碍，中资企业应加深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了解，借助公共外交的实用性、公益性，加强与当地民众的跨文化交流，为企业营造有利的经营环境。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方式。如何开展宗教外交是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热议的话题。徐以骅在《中国宗教“走出去”——论宗教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肯定了宗教在公共外交、跨文化对话、中外人文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并将发挥更大作用。王作安的《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一文，强调宗教外交不仅要做得好，还要说得好，应花大力气向世界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传播中国宗教好声音、讲清中国特色处理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从宗教视角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张柏华也在《中国民间信仰与民心相通》中阐释了宗教信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作用，认为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达到民心相通之目的。王理万的《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梳理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
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在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下， 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方式、规则、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新技术和新平台两个维度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新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史安斌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数字化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他在《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中指出，伴随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智慧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外交成为各国外交部门竞逐的新焦点，数字化技术推动了公共外交从“目标化”到“定制化”演进，从单纯关注“传播力”数据的策略性思维向更加注重公共外交目的意图是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思维转变，未来还将针对特定传播对象个人的性格特征、利益诉求和习惯偏好开展“人格化传播”，精准开展公共外交。基于“数字化公共外交”，史安斌还探讨了数字公共外交兴起与广电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新冠肺炎疫情下数字公共外交挑战与创新、从大使自拍看数字公共外交等问题。欧亚、刘星瑞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前景与问题》，提出未来人工智能将运用于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政治机器人的计算传播、沉浸式体验传播应用等领域，也将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对象国受众施加影响、制造认同，营造有利于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
新平台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侯英珊在《国际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新媒体平台扩充了公共外交渠道以准确展现本国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并能及时回应国际关切，更能形成有利于国家自身发展的国际社会舆论环境。陆佳怡、宋志鑫就从个体叙事和情感连接两个层面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引发海外公众的共情与认同进而发挥公共外交效应，继而认为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个体应成为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 在与他国公众分享日常生活经验中建立情感联结，助力国际传播。钟新、王宁等学者分析了“我与中国”短视频大赛全球动员模式，确立了鼓励民众通过短视频制作、社交平台发表等方式参与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价值。聂书江也在《全球治理下中国话语权提升的路径创新》中强调，新媒体平台的社交化和平民化属性为中国话语的直接到达提供了机会，我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应注重与国外社交媒体的双向沟通与反馈，为国外民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和与中国交流提供机会。
学者在肯定新媒体公共外交使传播更“软”、更“小”、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对此，赵鸿燕、李金慧的《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思考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伦理区分，以及新媒体公共外交存在的伦理限度，进而探讨新媒体公共外交伦理的可能性发展。
多元互动背景下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中的‘多元互动’通过联系与整合分散在各行为体中的信息和资源实现功能互补，使得各行为体的行动能力和资源水平得到了优化与提升，进而使得系统的行动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跳出传统公共外交的框架，关注了智库外交、民间组织外交、节庆外交、博物馆外交、公司外交等更广泛的公共外交议题，积极探讨多元主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
智库外交。韩方明在《发挥政协平台优势凝心聚力做好公共外交》中研究了政协平台与智库的相互补充关系，并表示智库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或者作为当政府外交处于僵局时的替代者，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为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来承担一种积极的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从而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陈杰探讨了中国涉海智库的海洋公共外交实践、意义、现状、范式与提升策略。李一骁、于洪君分析了《“一带一路”智库公共外交的特点、挑战及建设路径》，肯定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各类智库在促进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也指出了智库研究能力和成果质量仍需提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及时性、主动性、持续性有待增强，以及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等不足，并指明改进路径。
民间外交。王泽壮、匡泽玮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 的经验为例，指出应注重发挥和完善华侨民间组织的“联络中心”作用， 维护民间组织自身形象把“民心相通”工作做实做透，并建立媒体发声渠道扩大民间组织影响力，让民间组织在推动国际社群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上发挥作用。张跃进的《中国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兼论扬州民间社会公共外交》一文，着重强调了公共外交三个层面中的“民间社会”层面，分享了扬州公共外交协会开展民间外交的经验。董露分析了“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公共外交活动的“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新思路，强调了民间外交在增进情感、深化理解、展现担当等方面对中俄关系向高水平迈进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和积极影响。
论坛、盛会、节庆外交。周萍萍在《北京—东京论坛的公共外交意义》中梳理了北京—东京论坛十五年来如何影响和引导中日两国的公众舆论， 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刘书凝以上海世博会为例，研究地方国际展会品牌的塑造如何促进他国民众、投资者、媒体对本国的了解，成为公共外交的新手段。钟新以中国驻外使领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球公共外交活动为例，探讨了《节庆外交的互动模式与本土化创意策略》，从中概括了多元主体、多元渠道、多元资源参与的节庆外交新形式。万立良也在《国际盛会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中指出，各国应抓住国际盛会带来的新契机，通过加强国际发声体系建构、提升话语权、多媒体多主体共同发力、捕捉国际热点等再塑国家形象。
博物馆外交。裴严华在《博物馆的外交潜力》中，将博物馆想象成一个能促进相互理解、弥合群体间鸿沟的地方，认为博物馆是公共和文化外交中重要的非国家参与者，其有潜力通过外交努力为缓解文化冲突作出贡献。
公司外交。柯银斌的《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一文讨论了公司外交的要素构成和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途径。
他国公共外交经验借鉴
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对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在软实力建设、国际舆论应对、智库外交、卫生外交等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研究，从中梳理他国公共外交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影响，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指导。
俄罗斯的公共外交。郭金峰梳理了俄罗斯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工具及绩效；徐向梅在《俄罗斯公共外交体系建设及对西方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俄罗斯公共外交注重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以俄罗斯海外侨胞为重点对象、通过严厉的手段为树立国家正面形象而斗争的鲜明特点。贾渊培、宋琼探讨了《西方对俄罗斯舆论战方式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指出俄罗斯通过全面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减少或者消除妖魔化行为和“俄罗斯威胁论”的影响来改善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应对策略，可供中国反围剿舆论战借鉴。
德国的公共外交。唐小松、周歆可在《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中提出，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 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卢奕尧浅析了歌德学院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为中国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坚持独立性原则”“坚持文化自信，化干戈为玉帛”“加强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等启示。
美国的公共外交。吴赟以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例开展图书外译传播的公共外交实践研究，为中国图书外译传播提供“淡化政治色彩，转变政治主导职能”“传递价值观，实现双向互动”“考虑文化变通性，建立多样化叙事策略”等经验。尹君、李晓露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的活动及其对澜湄合作的影响》，强调中国在此背景下应支持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关注当地民众利益，与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援助项目，搭建“民心相通”之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彭伟步在《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中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压，我国政府和企业可通过适当向美国智库提供研究经费、成立中美联合智库等方式，避免误判、增进了解，实现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
日韩的公共外交。刘吉文在《公共外交视角下的韩国卫生外交》中分享了韩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力开发抗疫科技产品构建先进医疗国家形象、发挥“名人效应”隔空助力民间外交等创新举措，为中国抗疫外交提供新思路。程蕴的《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一文，总结了当代日本公共外交形成的“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莫艳通过日本公共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构建的研究，为中国软实力构建提供了“提高对外援助政策的针对性”“加强对外援助的多方合作”“注重各层次的民间交流”等启示。
总体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局势下，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在跨文化交流、新媒体运用、多元互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海南国际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浅议对全球私营军事安保产业的规制
全球私营军事安保产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国际国内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前对全球私营军事安保产业的规制可分为经济规制、公共规制和行业自律三种。三种规制各具特色，也均有缺陷。要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的积极作用，我国政府部门对内应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对外应积极参与私营军事安保国际治理进程。我国私营安保公司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应注重学习和利用国际规则，积极申请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机构的资质认证，以提高国际认可度、扩大国际市场。
对私营军事安保产业的“规制”是指借助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方式约束、规范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活动，避免它们出现不端行为并产生负面影响。依据规制动力的来源，可把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路径分为经济规制、公共规制和行业自律，其动力分别来自市场、政府和行业协会。
经济规制
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本质是市场主体，以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经济规制路径从理性人假定出发，重视市场竞争的作用，以预防和应对委托代理问题为着力点，强调利用经济工具和市场机制来规范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活动。
经济规制特别关注私营军事安保市场上的委托代理问题。应对委托代理问题，经济规制首先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认为它可以弥补公共规制的缺位，甚至比公共规制能更好地约束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活动。总体而言，当今全球私营军事安保产业存在着较为充分的竞争。无论私营军事安保服务的买方还是卖方都数量庞大，前者包括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其他实体和个人等多种类型，后者则提供军事服务、安全咨询、培训、武装保护等多种类型的服务。而且，私营军事安保行业的准入门槛不高，每年都有大量新公司涌入，在壮大该行业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由于存在竞争者， 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必须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注重公司名声，约束自身及员工的活动。正因如此，当今的私营军事安保行业尽管偶有丑闻曝光，但总体上处于有序运作状态。
市场特征或结构是影响委托代理问题的第二个因素。根据查尔斯•马宏尼的观点，按照买卖双方的数量，私营军事安保市场可分为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和竞争市场三大类。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代理方推脱责任的程度各不相同。美国情报服务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美国政府机构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买家。在这种市场结构之下，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一旦被发现有推脱责任的行为，将会被拉入美国政府采购黑名单而无法继续从事相应业务。由于风险太大，从事情报搜集与分析的承包商较少推脱责任。美军后勤与基地运营市场则是卖方市场的代表，它由克鲁格—布朗—鲁特（KBR）、福陆（Fluor）、巴布科克国际（Babcock）和德阳（DynCorp）四家公司所垄断。由于具有较大的谈判和议价权，四家公司经常给美军带来各种问题。作为竞争市场的近身和场地保护市场则由于同时存在多个买家和卖家面临着逆向选择问题。
影响委托代理问题的第三个因素是合同，这也是委托方可以把握的为数不多的约束代理方行为的措施。受委托方差异、时间时机等多种因素影响， 即便同一国家不同政府机构签订的私营安保服务合同也各不相同。不同合同蕴含着不同的激励结构，从而影响着私营安保公司的表现。Benjamin Tkach 的研究发现，在伊拉克战争中，规定了固定价格的合同，比那些根据小时费率和报销结构来付款的合同以及那些实报实销与预付费相结合的合同，更有助于促使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尽责完成工作。
经济规制从经济人假定出发，强调通过加强市场竞争、改善市场与合同结构来规范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行为，具有内驱性强、覆盖面广等优势。不过，经济规制路径存在一些内在缺陷。前面提及的卖方垄断市场的形成、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以商业合同形式攫取欠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必须通过非经济力量进行矫正。而且，一旦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最终还是需要依托各国法律和国际法进行处理。由此可见，经济规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公共规制的缺位和不足，但无法取代公共规制的作用。
公共规制
公共规制是指一国或多国利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实施的规制。从规制主体来看，公共规制包括国别规制、国际与区域规制。
就国别而言，美国是对私营军事安保产业规制最完善的国家。美国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法律条目很多，针对性强的法律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许可审批类法律，最典型的是《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交易条例》。根据《国际武器交易条例》，美国企业在向外国客户出口防务产品与安保服务之前，必须向国务院防务贸易管制处申请许可证，在获取审批之后方可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如果出口涉及超过1,400万美元的单件“主要防务设备”或者超过5,000万美元的防务产品、服务或培训，美国行政部门必须通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不过，《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国际武器交易条例》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规制是不完整的，仅约束美国企业与外国客户的防务和安保贸易，并不适用于美国企业与本国客户尤其是美国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易。
第二类是监督问责类法律，它们处于不断修订之中，旨在把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纳入适用范围之内。此类法律主要有两部，一是1951年生效的《统一军法典》，它区分了军人与平民，规定前者适用于该法，后者（包括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员工）则不适用。《2007年国防授权法》对《统一军法典》做出修正，把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员工纳入到军法管辖范围之内。二是2000年生效的《军事域外管辖权法》，它规定美国国防部长有权命令军警逮捕涉案的军人、军队雇佣的随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美国普通法院审判或犯罪行为发生地国。该法最初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仅适用于国防部的人员和承包商。《2005年国防授权法》做出调整，规定美国其他政府机构雇佣的承包商员工在海外从事支持国防部行动的活动时，也将受到《军事域外管辖权法》的约束。但是，上述修正对于何为“支持”国防部行动的定义模糊，在实践中很难适用。
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当前并不存在专门针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成文法律。不过，有三类国际或区域性法律可适用于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活动的规制：一是国际人权法，如197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公约》、1987年《反酷刑公约》；二是国际人道法，如1907《海牙公约》、1949《日内瓦公约》；三是与反对雇佣军相关的法律，如1977年《消除雇佣军制度公约》、2001年《联合国雇佣军公约》。
尽管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并非无国际法可依，但在实践中利用这些法律来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存在很多困难。首先，上述法律针对的主要是主权国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不具备适用这些法律必需的法律人格。这些法律能否发挥规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行为的作用，最终还是依赖于国家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规制。其次，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国际规制通常被视为对雇佣军国际规制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既有国际法对雇佣军的界定非常严格，它们几乎无法适用于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规制。最后，国际立法过程一来非常缓慢，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关于《联合国雇佣军公约》的提议和讨论，但它直到2001年才正式生效，而且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无一批准该公约；二来非常被动、滞后，缺乏预见性、前瞻性，往往只有在发生了涉及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重大丑闻之后才得以向前推进。
行业自律
第三种路径是行业自律，即由行业协会制定和执行规则，对本行业企业活动进行规范的活动，其特色在于企业自愿接受行业组织的规制。就私营军事安保产业而言，行业自律分为两类：一是纯粹的行业自律，参与者全部为本行业的企业；二是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行业自律。
第一类主要出现在英美两国。在美国，行业自律表现为以国际和平行动协会为载体的规制。国际和平行动协会成立于2001年，既接收美国企业也接收外国企业，有60多家会员，年度预算开支超过40万美元。该协会宣称其目的有四：一是推广较高的行业活动和道义标准；二是推广“其会员能够不断增加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贡献”的理念；三是为会员提供网络化的商业机会；四是向公众公开本行业的活动与作用。为实现这些目的，该协会建立行为守则，规定了哪些行为和活动是适当的，并要求会员仅仅为声誉良好的雇主服务，而且仅仅提供防御性军事安保服务。在英国，英国私营安保公司协会是行业自律的主要载体，它在2006年创立于伦敦，仅仅接收英国公司，拥有5家正式会员和9家临时会员。同国际和平行动协会一样，该协会也设计了一系列规制工具。
行业自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制定明确的行业标准、义务性报告机制、切实的监督安排、有效的奖惩措施。然而，根据Renee de Nevers的研究，作为私营军事安保领域两大主要行业自律组织，国际和平行动协会、英国私营安保公司协会均未建立起可供外界评估成员是否遵守其标准的自律框架，均难以减轻外界对缺乏规制的担忧。由于资源、能力有限，两大协会很少对会员违规活动开展调查，对违规会员的制裁则少而又少。在黑水公司尼苏尔广场丑闻发生后，国际和平行动协会的确开启了调查，但黑水公司在调查的第二天就退出了该协会，并改头换面继续为美国政府提供军事安保服务。这个案例常被用来证明行业自律的缺陷。
第二类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即“蒙特勒进程”下的行业自律，也称“行业自律+”。“蒙特勒进程”起始于2005年，瑞士政府和国际红十字会邀请各国政府、私营军事安保业界和市民社会代表开会讨论现有国际法条件下国家在私营军事安保公司问题上的责任问题。2008年，与会方达成“蒙特勒文件”，明确了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定义，为各国提供了规制私营安保产业的最佳做法，为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规定了严格的国际人权标准。
2010年，在“蒙特勒文件”基础上，各界代表又签订了《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简称“国际行为守则”），列出了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提供服务时应该遵守的原则，以及“与管理和治理有关的具体承诺”。此后，相关方又推动制定了私营军事安保行业标准，建立了私营安保服务供应商国际行为守则协会（简称“国际行为守则协会”），负责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资质进行国际认证，同时“在国家司法管辖权不能有效行使、没有能力履行相应义务或者没有建立监管体系的情况下独立监督、问责和处罚成员”。
时至今日，“蒙特勒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蒙特勒文件”和“国际行为守则”为核心文件，以行业标准及认证为依托，以“国际行为守则协会”为载体，政府、业界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的新的体系。与纯粹的行业自律相比，“蒙特勒体系”具有三个创新点，一是国家政府投入其中并形成高水平的执行机制，二是确立明确的、较高的人权标准，三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其中。由于“蒙特勒体系”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且无法律约束力，仍然可算作一种行业自律。随着时间发展，“蒙特勒”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来其会员数量不断增多，二来它关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界定得到联合国等机构的认可，三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把“国际行为守则协会”的资质认证视作雇佣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先决条件。
当然，作为一种行业自律，“蒙特勒”模式也面临不少缺陷，这包括“国际行为守则协会”的指导委员会主要由西方国家成员组成，代表性不足；监督和执行机制仍不完善，除了允许或拒绝政府采购之外的其他奖惩手段有限；相关规定主要基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验，对于是否适用于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议题存在法律争议；对非会员缺乏约束力等。
结语
私营军事安保产业是一个规模不断增大、合法性趋于增强的朝阳产业。不过，受概念界定之争、政治优先度低等因素制约，对私营军事安保产业规制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该产业发展的速度。从当前规制来看，公共规制进展极为缓慢，为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建章立制的政治动力不足。经济规制是一种内驱式规制路径，具有独特优势，但难以克服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带来的诸多弊病。行业自律中的“蒙特勒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接受度越来越高。萨拉•珀西、李强等学者认为，完全依赖行业自律就像“让热心的狐狸来负责鸡笼”，用自愿性的行为守则对一个涉及使用致命性武器的产业进行规制无法令人心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我国对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需求进一步增大。要充分发挥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的积极作用，我国政府部门对内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放松对本土私营安保公司限制的同时加强监管， 完善惩罚机制；对外应积极参与私营军事安保国际治理进程，包括联合国层面的立法活动，以及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蒙特勒进程”。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在增强自身实力、竞争力的同时，应该注重和利用国际规则，与国际标准接轨，积极申请国际行为守则协会的资质认证，以提高国际认可度进而扩大市场机会。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项目《本土私营安保公司与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6ZGB012）的阶段性成果。
刘建伟：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台当局利用智库对美游说策略分析
台湾当局历来重视对美国的游说工作，多年来通过官方及民间等多种渠道持续对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展开游说。蔡英文上台以来，鉴于智库在美国对台政策出台制定及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台湾当局加大了对美国智库的游说力度，以期实现其“联美抗中”、推动渐进式“台独”的险恶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蔡英文当局对美智库游说目标、游说手法及其影响，提出我国应对举措，粉碎台湾当局利用美国智库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图谋。
智库在美国对台政策出台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当代美国，智库在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助推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被誉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在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也是同样如此。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后，美国谋划对台政策底本， 即“与台湾关系法”制定和出台中，美国智库就通过为白宫出谋划策、深度参与国会听证会、向媒体投书塑造舆论等方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世纪，美国智库持续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政府“推销”观点、推动决策，主要途径包括一些从事过台湾问题的学者通过“旋转门”进入美国行政当局，这些人在学者与官员的身份变换中将其涉台研究“设想”变为美政府对台政策；发表预测台湾政治走向、评估台海军事力量的报告，为美国数轮对台军售寻找“借口”；与两岸智库联合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了解搜集两岸学界观点，为政府对台决策提供参考。
蔡英文当局对美智库游说的目标
蔡英文执政后，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的重大调整与变化， 台湾当局开始积极寻求自身美国对华战略的功能定位，在“亲美疏陆”“联美抗中”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在美国获得最大利益，台湾当局加大了对美游说工作的力度，有台湾媒体坦言，“美国的两岸关系问题学者在重大议题上多半是官员咨询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帮政府传话，因此是‘我方拉拢的重要对象’。”作为美国对台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大脑”，智库成为台湾当局对美游说的重点目标。台湾当局对美智库游说的主要目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利用智库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影响美国立法及行政部门的对台决策。为避免台湾被边缘化和被筹码化，台湾当局希望通过游说美国智库，借助智库影响力达到推动美国会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促使特朗普政府提升台美实质关系的目标。
二是利用智库对美国乃至国际舆论的影响力，提升台湾议题的国际曝光度。美国主流学界对台相对友好，对台湾政府处境持同情态度，舆论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亏欠台湾”的论调不时抬头。蔡英文当局希望借这股声浪，持续推动美国学界知名台海问题专家发出于台湾有利的声音，不仅要增加台湾议题在美国的能见度，更是要达到影响国际涉台舆论格局的目标。
三是培养年轻一代的“台湾通”，壮大美国学术界亲台力量。近年来， 随着唐耐心、容安澜等老一代“知台派”美国学者逐渐退出美国学术界，面对美国学术界所谓“台湾通”的世代交替，台湾当局对于如何维系台湾在美国的存在感、培养年轻一代台湾政策研究者倍感焦虑。因此，蔡英文当局寄望于在游说美国智库的过程中，挖掘和培养美国年轻学者中的新生代“台湾通”，期待其成长为“独当一面”甚至进入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决策层的政策制定者。
四是推动“渐进台独”，为实现“事实独立”创造条件。蔡英文当局游说美国智库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令外界相信其将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并持续扩大台湾地区的国际参与空间，为实现“事实独立” 创造条件。台湾地区举行选举期间，台湾当局还加大对美国智库的游说力度，派遣多轮人马赴美沟通、游说，积累选战资本，炒热选情，赢取选票。
台当局利用智库进行游说的手法分析
台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智库作为台湾在美国维持能见度、强化对美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高级政策类智库的关系。蔡英文上台后，加大了利用美国智库谋求政治利益的步伐。
一是蔡英文本人多次利用过境美国的机会，在精心策划安排下，出席美国智库活动，借助其平台向国际社会喊话。据统计，2016年以来，蔡英文以视频连线、亲自出席等不同方式，共参与了美国智库相关活动4场。分别是2020年8月，出席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台湾议题在线座谈会，以视频方式发表“第二任期台湾面临的安全外交和经济挑战”演讲；2019年4月，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三家顶级智库联合举办的“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与美台关系”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同时接受与会嘉宾的提问；2019年3月，蔡英文利用过境美国夏威夷的机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特别政策对话，并发表题为“台湾与美国：印太区域中之持久伙伴关系”的演讲；2017 年10月，蔡英文利用过境美国的机会，在夏威夷与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举行会谈，就党的十九大后两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从蔡英文发表演讲的主题看，她选择的大多为能够引起美国方面兴趣、“契合”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服务于美国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议题。
二是蔡英文频繁与美国智库代表会面，给予高规格待遇，就特定议题与美智库学者“一唱一和”、形成互动。蔡英文上台后，每年均多次会见来台的美国智库代表，与之深入交谈，结合美学者研究议题，有针对性地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根据公开报道统计，2016年5月至2020年8月间，蔡英文年会面美国智库代表分别为2次、3次、7次、13次、1次，其中2019年最为频繁， 这反映出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蔡英文为胜选加大利用美国智库学者访台机会向美方宣介其政策主张的力度。蔡英文会面次数较多的美国智库学者是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佛讷，此人被外界披露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候任期间与蔡英文通话的幕后牵线者。为放大会谈的国际影响力，蔡英文往往投其所好，为美学者所谓研究成果背书。2018年“九合一”选举以及2020年“大选”前夕，蔡英文频繁会见美国智库代表团，会谈期间，蔡英文多次对美学者表达台湾选举深受大陆“散布”的假新闻、假信息干扰，配合这些美国智库学者大肆热炒所谓大陆“干扰”选举的错误论调，也给这些智库的所谓“结论”提供“佐证”。
三是台当局多个部门以多种方式加强与美国智库的联系，向美国主流学界灌输台当局在推动两岸关系上充满“善意”的观点。一方面，台湾当局多位官员频繁出马，加强与美国智库的互动。2020年8月12日，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与美国进步中心国安与国际政策的副会长马格沙曼、美国进步中心主席谭登等人探讨有关问题。2018年1月，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新南向政策研究报告发布会”并担任专题主讲人，向美国智库宣介台湾“新南向政策”的成果，并表达加强台美合作的意愿。2019年底，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应邀出席詹姆斯敦基金会举办的年度“中国国防暨安全会议”，并发表以“中国对台影响力行动”为题的演讲，煞有介事地对美方学者“列举”大陆“影响” 台湾选举的“种种手段”。台湾当局行政部门还委托台民间智库通过与美国智库合作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创造机会加强双方交流。2018年，台湾“陆委会”分别委托台湾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国防安全研究院”与亲台立场明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兰德公司合作举办研讨会。正如一位台官员所言，“通过学术交流促进美国各界对两岸议题的了解，有助于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研究与分析。”
四是通过特定机构向美国智库和研究人员提供“金援”，推动美国智库游说美国决策者，为“台独”势力提供更多保护。特朗普上台以来，多个美国主要智库学者通过投书国际主流媒体、发表演讲报告或专著等形式，鼓噪美国应采取支持美台达成贸易协定、对台出售高级尖端武器防卫等举措， 展现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与力度。这些看似来自美国智库的声音，其背后有着台湾当局通过“金援”加以运作的影子。2020年6月，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哈德逊研究所、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及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曾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获取过赞助经费，尽管它们对这一关系做出了披露，但这些信息往往都“埋藏”在它们的网站或年报的“深处”很难被直观看到。这5家美国智库中，美国国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获得的资金超过50万美元，位列榜首。结合2018年以来五家智库对外披露的数据， 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获得来自台湾当局资金在25万至499,999万美元的区间内、美国进步中心获得台当局资金在5万至9万美元之间、新美国安全中心获得台资金为10万至24万美元，哈德逊研究所2018年则获得超过10万美元资金。翻看这些智库近两年发表的多篇涉台报告，除一篇报告中提到了该报告出自台湾“外交部”的合作项目外，均未提及收受台湾当局金钱事宜，这容易使报告读者产生文章观点是学者“独立”意见的错误印象。
五是台当局在美国自行建立智库，披着智库的合法外衣频繁向国际社会喊话。除了“借嘴发声”，蔡英文当局还加大力度在游说工作最终目的地的美国直接搭建智库平台，以达到“以我为主”式地开始游说工作。蔡英文第一任期开始仅四个月，民进党及海外“台独”势力就在美国智库云集的华盛顿地区的杜邦环岛创办了“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从身份上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是根据美国税法501C3条款成立的一家非营利组织，享有在美国“合法”从事活动的权力。为打开台湾游说美国智库工作的新局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基本沿袭美国智库开展活动的种种套路。从人员选择方面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拉拢的往往是具有从政经历的美国智库知名台湾问题专家，“加盟”后授予其顾问委员或高级研究员头衔，包括曾任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白宫前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葛林，美国国务院亚太经合组织事务高级官员、前美国驻华公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晓岷等人。从工作机制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以“三个支柱”为主线，即每周发布全球台湾简报、每两周举行公开研讨会、每年召开年度学术报告会并发布年度报告，以达到该机构“为台湾发声、强化台湾关系”的宗旨。此外，该机构还通过提供奖学金、研究岗位等机会，为美国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发展提供支持，以培养新生代“台湾通”。从游说手段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通过为美国台海问题知名学者举办著作讨论会、与知名智库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拉近和这些美国学者的关系。从游说主题看，“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配合蔡英文当局的政策，主攻提升美国学术界对台湾提升台美关系实质性的支持，包括强化美台经贸关系、重申美对台政治保证、提高对台军售武器性能、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等不同层面，该机构多名研究人员在美国智库、主流媒体发表大量文章，频繁接受外媒采访， 鼓噪提升美台关系。
台当局利用智库对美游说的影响及我应对之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民进党当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游说美国知名智库，希望借力舆论、学术的力量来获取美国对台湾制定政策的支持。台湾当局对于美国智库的游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极强的隐蔽性，大多智库发表的报告及文章完全不提及或是仅仅简单提到受到台湾当局资助的情况，而台湾当局更是对游说美国智库一事缄默不言。二是长期性，台湾方面对美国智库的游说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近年来随着美国智库影响力的不断壮大，出现多轮次政党轮替的台湾当局从未停止过游说工作。三是极强的目的性，据统计，美国有上千家智库专门研究台湾问题，内容涉及岛内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台湾当局并未广撒网，而是细心挑选、重点培养，主要围绕美国数家高级别、战略类智库展开工作。
台湾当局对美国智库的游说工作给两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制造了障碍。民进党当局在美游说工作的实质是为加强美台之间的联系、提高台湾“国际地位”,谋求实现“台湾独立”。对于台湾加大力度游说美国智库的种种行径，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到民进党当局为了在中美博弈中实现台湾利益最大化，一定会持续加大力度开展游说工作，将美国智库对于白宫和国会的影响力最大化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开展针锋相对的工作，继续推动与美国高级政策类智库的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中美两国台湾问题学者就彼此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客观介绍我方立场，了解美方认知，增进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理解，鼓励国内智库学者利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向外阐释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主张，敲打“台独”势力，维护台海局势稳定。
刘柳：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舆论战略视角下的多元公共外交理论研究
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正在成为影响他国公众舆论、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王莉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一书作为一本专业的公共外交研究书籍，体系完整，内容详实，深入剖析了公共外交的影响机制，阐释了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本书作者王莉丽作为公共外交研究与舆论传播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在本书中以开阔的视野、多元化的理论支撑，对公共外交的理论背景、现状及趋势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扎实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基础上，从舆论战略视角构建和阐释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不但为公共外交研究贡献学术价值，更为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指导与启示。
新时代，国际形势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及国际社会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偏见和疑虑，如何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长期发展利益，为我国和平发展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而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影响他国公众舆论、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有利于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会中提升国家形象，为和平发展塑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进而为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国际挑战提供有力保障。
公共外交的作用机制：影响公众舆论
《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作为一本公共外交研究书籍，清晰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及发挥的作用。本书作者认为，“公共外交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起到独特效应，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提升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构建信任和和平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公共外交这一重要途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舆论学和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学者，作者提出，多元的公众舆论是制约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即舆论是一种“软权力”，其背后蕴含着公众意见的强大力量，能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和公共外交的实施过程。而公共外交发挥影响力的机制即在于“通过影响舆论，进而推动国家形象建构和软实力提升”。舆论是公共外交战略中的核心问题，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对舆论重要性的认知，全书从舆论角度出发，在阐释中西方学界关于舆论的定义，解析公众舆论的特点、构成要素、形成机理的基础上， 构建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多元公共外交体系，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出发，为多元公共外交行为主体应如何与公众舆论互动进而影响舆论，以及共同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最终运用舆论的力量来提升国家软实力提出了专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多元是公共外交发展趋势
多元是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发展趋势。本书作者结合理论背景、文献梳理及案例研究，从多个方面阐释了公共外交背后所隐含的“多元性”。
多元行为主体
本书作者指出，传统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是以政府为活动主体，对他国公众开展大规模传播活动，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但受信息技术赋能等因素影响，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共领域的扩展，公众意见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新公共外交应运而生。新兴公共外交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而是包括利益集团、智库、媒体以及普通公众等，这些非国家行为主体在一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下，通过全方位传播媒介对目标受众开展传播活动，形成多轨公共外交体系，呈现出一种由多元行为主体构成的水平传播模式。作者在书中强调的“多元”概念中，其最核心的一点即是指多元化的公共外交行为主体。
另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公共外交发挥影响力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舆论，进而推动国家形象建构和软实力提升。作者认为，这种重要舆论影响力的实现，即需要“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和模式”，依靠“多元化行动主体”作为支撑。因而多元主体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多元研究视角和维度
公共外交的研究维度也日趋多元。在本书中，作者将国内外学界对公共外交的多维度、多元化研究方向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对大量学术文献和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公共外交与反恐、公共外交与文化、公共外交与社交媒体、公共外交与大众传媒、公共外交与公共关系视角进行总结。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外交实践与多重维度策略的紧密联结，及后者对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作用。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社交媒体的发展变化对公共外交的沟通战略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双向沟通的价值得以体现；再如作者在剖析文化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时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而教育是外交活动中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基于此，作者引用文献， 分析了包括孔子学院、伊拉斯谟计划等在内的教育外交案例，分析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及在外交领域表现得失。
多元学科理论支撑
公共外交作为跨学科领域，与多学科理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书中对包括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学、文化研究在内的数个公共外交的支撑学科的主要理论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对多种专业理论在公共外交研究理论建构中的作用作出相应分析和评价。
以公共关系学理论为例，书中详细阐释了公共关系的研究内容与公共外交战略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前者对后者在多个方面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国家品牌理论即契合了公共外交关于构建良好国家形象的需求和目的，国家品牌营销等理念的应用则有助于推动国家形象成功转型；再如，卓越公共关系理论所强调的对等沟通、长期良好关系塑造等内容与公共外交“提升国外受众对一国认知度和好感度”“建立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互信共赢关系”的诉求一致。
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的构建
多元公共外交的概念及作用
在关于多元外交理论源流的探讨中，作者针对公共外交领域现有的多轨外交理论核心内容及其发展脉络展开分析。在肯定该理论对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该理论中存在包括“维度划分不准确”、“轨道分类标准模糊”等明显缺陷，指明其已滞后于发展需求。
在多学科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对现有多元理论不足的修正，及对舆论战略的深入研究，作者提出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并对多元公共外交的概念和作用进行阐释。作者指出，“多元公共外交作为一个系统，一种意识形态网络，主要由国家权力、思想权力、舆论权力和经济权力构成。”在这个系统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形成了“多个相互独立的中心”，并存在舆论互动。多元行为主体最终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影响公众舆论，构建互信的舆论环境，进而提升国家影响力和软实力。
多元行动主体的角色与功能
影响公众舆论，需要多元化行为主体共同作用。作者在书中对多元公共外交理论中所涉及的政府、企业、智库、媒体等不同行为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界定和划分。
政府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宏观政策和行为规则制定者”，为多元公共外交提供依据和便利；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则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经济权力，在经营过程中推动着信息和文化的流通，“传播和塑造着一国形象”；媒体是“舆论扩散器”及“媒介镜像构建者”，具有强大信息传播能力和舆论扩散力；智库则是兼具专业性、独立性和公信力的多元公共外交系统“思想源泉”，为公共外交活动提供思想服务与智力资源。另外，对于智库及媒体这两个作用特殊的非国家行为主体，针对其特点和作用，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专题论述。
一是智库公共外交。智库是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具体包括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三种类型。作者将智库视为多元公共外交框架中一个重要的、具有独立性的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突出其在新公共外交的多元主体中的重要地位和其特殊性，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对智库及智库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分析智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作用（在本书中，作者将智库在公共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分为三种，即“行为主体、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三重角色，并将智库的不同公共外交功能融入对三种角色的阐释中），并探究中国智库建设中的问题，为中国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出建议。
本书作者对智库的公共外交活动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因而作者在书中填充了详实的国际案例，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世界范围内知名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实践与成就。如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首的美国智库正致力于积极参与预防性外交，成为国际关系的缓冲带和助推器。它们既因“专家交流”的灵活性和放松性成为特定情况下“官方的替代者”，成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又为敏感问题的冲突双方提供第三方调停，使有建设性的对话和意见表达成为可能。
作者认为，智库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思想创新和舆论领袖作用。中国当前的智库建设，尚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的需要。作者分析指出，当下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力不足，舆论引领和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国际影响力、新媒体影响力较低，总体公共外交能力较弱。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要建立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发展模式， 加强宏观管理规划，保持独立性，建立人才流动机制等。中国智库应产出具有学术价值及实践指导价值的思想，通过设置海外办公室、与国外智库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重视新媒体传播途径等方式提高舆论影响力，影响国外舆论场，为中国公共外交服务。
二是媒体公共外交。媒体作为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的“舆论扩散器”，其核心优势在于舆论扩散能力。媒体角色与智库形成互为补充的关系，是多元公共外交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而具有独特虚构性和叙事性的电影，则是跨文化传播中潜移默化向目标公众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最佳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文化消费产品，其一方面拥有足够的易读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可以淡化跨文化传播中受众的抵触心理，提高接受程度。因而本书使用大量篇幅分析电影媒介的公共外交作用。
作者将好莱坞电影作为电影这一媒介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的成功范例。书中梳理了好莱坞电影与美国公共外交互动的历史演进，并着重分析了好莱坞电影的公共外交功能。作者指出，好莱坞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植入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向他国受众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展示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其影响力极高、辐射范围遍及世界， 有效提高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对比好莱坞电影的成功实践，书中也对中国电影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作者指出，当下中国电影缺乏文化内涵，逻辑牵强，类型单一，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和影响力较低。另外，相较好莱坞电影在制作中对于美国价值观与他国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国电影在文化差异处理与意识形态跨文化表达方面严重缺乏经验和创新能力。总体来看，中国电影尚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跨文化传播作用，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助力。
多元公共外交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变化。在本书中，作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分析美国外交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并分析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历史演进。以此为背景，作者对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发展路径进行深入剖析，并以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为支撑，提出对策和建议。
作者从舆论视角分析特朗普胜选因素，总结其对社交媒体的有效利用， 及对美国精英群体与广泛大众价值观念冲突的把握，指出特朗普正是顺应了选民的“反体制、反精英、反全球化”极端情绪，运用舆论力量成功推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战略”。其巨大影响力为中美关系带来极大挑战，并影响着中美关系走向。
作者认为，面对中美关系，不能采用零和思维，无论是历史经验及未来展望，中美关系都应是合作大于分歧。而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即有利于扭转舆论态势，维护改善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以此为目标，作者倡导加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公共外交，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并提出诸多如文化核心内容建构、价值观表达、新媒体运用、精准差异化传播、智库跟踪研究的等多维度的建议。
总结
整体来看，《公共外交——多元理论与舆论战略研究》一书体系完整， 内容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在梳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公共外交的现状与趋势，在扎实的多元理论背景下展开对于舆论与公共外交关系的探讨，在对公共外交系统的准确解读中构建多元公共外交理论框架，对以智库和媒体为主的公共外交行为主体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视角丰富、细致入微，学术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兼具。作者还以本书提出的核心理论框架为支撑，针对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公共外交层面的对策和建议，进一步提升了理论体系的应用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公共外交研究，经验丰富且视野开阔，因而在本书中，作者对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专题分析（智库与媒体），不限于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而是以其自身丰富的研究经验与调查经历为基础，将诸如“布鲁金斯学会的职能与作用”“好莱坞电影产业公共外交优势”等实际而生动的案例清晰展现，使得书中的理论框架更为清晰明了。
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中美关系走向难测的今天，公共关系的实际意义应当得到重视。但不可否认，现阶段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经验匮乏、能力不足及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尚不能积极发挥增强我国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作用，急需切实有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本书不但为我国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路，更在学术研究层面提供了一套适应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的公共外交理论体系，为公共外交未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一种趋势和可能。
任静文：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