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

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复杂性、深刻性和不可测性，在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地区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显现。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各个角落，不但迫使各国政府按下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暂停键，同时还迫使整个人类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为了阻止病毒的传播和蔓延，封城断路、控制社交、“闭关锁国”，竟成为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启之际世界上普遍采用的社会管理方式。停工停产、停运停市、停学停课，在许多国家旷日持久。惶恐不安的人类社会似乎要永远失态！

面对不论民族与种族，不论国别与疆界，不论宗教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体系，也不论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如何，至今仍在疯狂肆虐的新冠病毒，国际社会的大多数终于意识到，人类归根结底是安危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统一体。在共同威胁和挑战面前，各国人民除了彼此关爱、相互支持、共克时艰，绝无其他选择。

世界大变局与疫情大流行相互交织，社会关系封闭化与国际关系危机化此生彼长。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为了在防控疫情的全球阻击战中夺取共同胜利，为了在经济保卫战中实现恢复性增长，为了重新建立国家间的信任和国际上的合作，世界各国都必须将加强政策沟通、阻遏政治病毒、消除信任赤字、深化人文合作当作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是人类良知的共同呼唤，也是时代赋予各国的历史责任。

中国与东盟：风月同天、守望相助

中国人民与东盟各国人民，历史上即已形成源远流长的特殊关系。各方之间的利益纠葛与利害关系，经纬万端。我们不仅是风月同天的好邻居，守望相助的好伙伴，同时也是共谋发展的好朋友，命运攸关的好弟兄。中国与东盟之间在双边范围内和在10+1框架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睦邻友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检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大国与区域合作组织之间，都不具有这样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2003年中国与东盟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方一直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与肯定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并与东盟就《中国— 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愿景》达成共识。双方决定构建以政治安全合作、经济合作、社会文化合作三大支柱为主线，以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新框架。

截止2018年，双方贸易额增长近10倍，人员往来增长近13倍。中国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合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持续推进，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正在成为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与邻为善、联动发展、共谋安全的楷模和典范。

2020年11月15日，一个影响更大、因而也更加利好的重磅消息传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10国，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共15国，正式签署了RCEP协议，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拥有22亿人口，GDP总量和域内贸易总量约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共同市场得以建成，意味着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潜力、最有前景的自由贸易区宣告诞生。中国与东盟再一次以实际行动，为区域一体化健康发展，为助力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打造发展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树立了不可多得的好榜样。

扩大深化中国—东盟间人文交流与合作

在全世界为RCEP的诞生羡慕不已，我们自己也为RCEP的诞生而深感自豪时，还有更艰巨、更繁杂、更有意义的工作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完成。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并深化我们之间已经开展起来，但远远不能适应各方需要的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在这里，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与东盟在人文领域中长期开展交往与合作所积累的诸多成就，在总结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发现缺陷和短板，规划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

譬如，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游客出境旅行的首选地，每年去东南亚旅游的中国旅客多达2000多万。双方人员往来的规模，2018年即已超过5000 万人次。新冠疫情爆发前，双方每周有3800多次航班往返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扩大旅游资源、发展旅游合作方面，仍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和内涵，通过发展旅游业增进民间友好工作，还要更加深入和扎实才行。

再如，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呈方兴未艾之势，形式和内容都变得丰富多彩。中国已在东盟国家建立6个中国文化中心、60多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双方互派留学生总数已经超过20万人次。2018年，中方决定再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2000个短期研修和在职学历教育名额，同时提供100个为期4年的本科奖学金名额，另外宣布5年内邀请1000名东盟国家青年来华参加各种培训。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框架下，中国—东盟少儿艺术教育成果展等各种活动也举办得有声有色。

大众传播领域，特别是影视与媒体的交流合作，在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介绍，几年前火爆中国影坛的热片《泰囧》，一度成为介绍泰国旅游风情和文化习俗的“神片”，大大拉近了两国影迷和民众的友好情感。由此产生的泰国旅游热，催生越来越多的泰国青年来华学习和旅行。“汉语热”和“中国热”在泰国一时形成风潮。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因形式和内容喜闻乐见，也进入了越南、缅甸等国文化市场。

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当今世界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之间的智库往来，近年来日趋活跃。例如，中国华侨大学与泰国有关方面共同组织备受中泰双方重视的中泰战略研讨会，到2018年时，已经举办过7次。研讨范围涉及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个领域。例如中国—东盟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智库联盟论坛，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扩大合作、深化交流的又一有益尝试和探索。

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活动领域，涉及旅游、教育、文化、艺术、科技、卫生、体育、媒体、智库、会展乃至服务贸易等诸多方面。人文交流与合作，是展示不同文明、推动文明互通、实践文明互鉴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诉求，面临着许多相同和相近的发展任务，同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海地区等某些敏感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和主张，而某些外部势力又借机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激化矛盾、制造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全方位、多主体、深层次的人文交流与合作，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及建议

中国与东盟在人文领域已经开展的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不过，上述这些努力和成就，与目前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仍远远不够，既不够全面、不够均衡，也不够深透、不接地气。因此，我提出如下几点具体建议，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是适应RCEP建立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制定包含中国—东盟在内的RCEP人文交流与合作发展纲要，加强对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政策规划与宏观指导。建议成立RCEP人文交流合作高级别委员会，或在RCEP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合作委员会。当前条件下，可考虑首先在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譬如中国与越南之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中国与泰国之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中国与菲律宾之间、中国与缅甸之间，逐步建立国别人文交流合作委员会，一国一策地扩大和深化人文交流合作。

二是扩大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规模，努力提高其质量和水平。建议在RCEP框架下，或在中国—东盟（10+1）机制内，搭建新的教育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和提升教育合作水平，加大互派留学生、互招本科生、互派教师的规模和质量。尤其要加强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的教育合作，将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中等教育合作，分门别类地进行规范和管理。可以借助广西的区位优势， 建立中国—东盟职业技术教育合作示范基地。

三是扩大和深化以影视合作为核心的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合作。建议借助中国与东盟异常丰富的人文交流历史，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摄制传记故事片、历史文献片的可能性。拓展东盟国家优秀影视作品进入中国、中国优秀影视作品，特别是反映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和生活方式的优秀作品进入东盟国家的渠道。拓展双方各类文化艺术家、各种优秀文艺作品和演出公司到对方国家开展交流的活动空间。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认知与交流合作。

四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媒体交流与合作。媒体交流与合作，至今仍是中国与东盟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短板。建议考虑到RCEP签字后的新情况和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需要，适时建立中国与东盟媒体交流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新机制，加强并改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记者互派制度，加大中国对东盟国家记者站的政策支持和实际投入，加大中国国内对东盟国家历史与现实、内政与外交的报道力度，要鼓励东盟国家更全面、更准确地报道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和内外政策。要共同加强有关中国与东盟互利合作的理念与成就的报道，将中国与东盟的媒体交流与合作，提升到与国家关系整体水平相适应的地步。

五是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智库交流与合作。智库是一个国家研究国情世情、为政府执政施政提供智力支持、沟通本国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推动本国与外国交流互动的重要工具。东盟国家的某些智库，不仅在本地区，甚至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中方宜持续加大对中国—东盟智库交流合作的扶持力度，加大对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论坛之类的高质量活动的政策支持，欢迎并鼓励东盟国家知名智库到中国开展机制化的交流，支持并鼓励双方智库人士走出去和请进来，开展联合研讨，交流相关信息，互换研究成果，共同为提升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并促进RCEP成长做出独特贡献。

于洪君：本刊编委，察哈尔学会首席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联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大变局下的口岸开放：张家口近代自开商埠涉外关系考述

二十世纪初，庚子之变与辛亥革命相隔十余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临二千多年来之大变局。“自开商埠”是清末民初国家主动采取的口岸开放政策，借以摆脱困境、发展实业、振兴商贸，融入世界。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的商埠要地，其口岸开放从清末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至民初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田中玉完成准备程序，困难重重历经十年之久。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国势羸弱外交无力的时期，张家口开埠过程屡受涉外关系制约，在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史上鲜见。

河北省张家口自清中期至民国早期，凭借着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已经演变为旅蒙商贸与中俄恰克图外贸的重要集散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 年张家口至库伦公路汽车客货的营运，利好条件对于中国北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临大变局，励志图新增强民族经济实力，改善内外环境以渐进融入世界，亦为国家上下所共识。本文通过档案、文献史料调查，以清末民初应时政府对于张家口城区开埠的不同政策，简要考述百年前这个北方内陆城市开埠历程中的涉外关系。

清廷外交难点与察哈尔都统呈奏被拒

清代中国与世界的商贸往来，乾隆二十年后始有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带来了屈辱的“约开商埠”五口通商。进入二十世纪，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致使中国处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清末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自开商埠”为其一之策。近代史学家朱英指出：“一般说来,外部因素往往是促使近代中国某些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初动因之一,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中国内部因素的作用……。由于自开商埠的各方面管理权均属于中国,并且不得设立丧失主权的‘国中之国’之租界,故而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自清代起始，作为中国北方重要商埠的张家口，有一段明代长城成为了一面重要的“界墙”，形成了“口内”与“口外”二个地界，亦即“关内” 与“关外”之别。而其内、外地位轻重不一，行政辖治权各有其属。郭蕴深依据中俄两国自1860年11月4日至1881年2月24日之间签订的五件条约中，指出俄商“获取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但最终未能设立领事官，也未能像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一样成为一个开放的商埠”。此处“张家口”所指为“口外”地界，这是清廷面对俄国强势压力的一种妥协，始终拒绝俄商进入“口内”城区。

清后期，清廷坚持“口内”城区不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由于清末外国洋行借本地商号之名涌入张家口城区，形成了“开埠效应”，由此“口内” 的开放成为清政府的外交难点。

对于俄商在张家口长城以外独家开设茶栈而得利益，早已引起日本的不满。1904年日本人《论开张家口为商埠》做出表达：“俄已图掩有蒙古、欲握张家口要冲之地，……虽然天下之事不能豫睹其将来，不若当今之事中国自开该地为万国通商之地，以绝强邻窥伺之志。”俄国极不满意日本人图谋打开张家口城区为“万国通商之地”，1905年俄外交部照会中国云：“闻贵国有开张家口库伦为商埠之议。……张家口亦为俄商出入要道，非寻常海口可比。今无端胡开商埠，是有意侵损俄商利益，决难承认等语。”

近代以来，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作为中国的两个“强邻”，同在“窥伺”张家口的地理地位与商贸业利益，两国间的“角力”公开化，令清政府无法摆平陷入困境。即使在清末新政下，光绪33年（1907年）时任察哈尔都统诚勲呈奏张家口城区“自辟商埠”后仍被拒绝，清廷明示：“臣等查张家口地方向为西北商旅来往之孔道，现在京张铁路将通，……商务必益臻繁盛。该都统所奏自系实在情形，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虽自辟稍可保主权，而内地究不同口岸，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多一商埠即多一轇轕。”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势羸弱外交无力，清廷官员对于张家口城区的对外开放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在涉外关系上尽量避免与列强之间的“轇轕”纠缠，并对外解释：“外务部会议开放库伦及张家口之事，以今后若开放，恐生俄国之疑，因决议俟和局定后再行商办。”在商贸方面也畏手畏脚，“难保各国不思利益均沾，指地贸易要求。……势不能不预拟一切变通办法，以资对付”。因此杨天宏指出：“近代中国的口岸开放偏重政治及外交的考量，开埠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但也有可能转化成国人尤其是统治者担心的‘开门揖盗’之举。”在此问题的权衡上，清政府陷入了困境。

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张家口二次“自开商埠”操作

1914年第一次开埠调研勘察

辛亥革命后，民国北京政府较前清有所进步，对张家口等地实施“主动开放”的国家举措。1914年1月8日发布大总统令，此令要求“……即由国务院会商主管各部迅将开埠事宜妥为筹办，此项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别，并应悉心规画妥定章程，呈候核夺颁行”。随之北京政府国务院与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了有效的工作，以外交部通商司为牵头单位组织会商，派出人员分东西两路展开调查。1914年1月20日至5月30日期间，国务院及相关各部来往函件约30件。

民国北京政府组织调研中，聆询外国顾问建议、咨询涉外法律成为要点，对于自开商埠十分谨慎且又缺乏外交经验，仍然尽力避免与各国势力发生矛盾。有四件文书如下。

一是外交部通商司佥事魏渤“开放北边七区意见书”。意见书首先强调领事裁判权的对策，否则“凡外人所划之地，即领事裁判权所及外人财产所在领事裁判权随之，甚至外货所至之区均为领事裁判权……。此七处于中国本部，故属边地，于民国版图腹地也，故领事裁判权从此扩充内地”。由于开埠城市（镇）须为洋商划定具体地界及相关栈房建筑，魏勋还提出了在开埠前的三点具体规定。

二是莫理循顾问意见书。莫理循就张家口等地开埠提出了令政府难堪的解释：“开放商埠虽俄国口言反对，实为民国之佳音，缘此系证明开放商埠可阻俄国侵掠计划……倘俄国政府实有反对之语，则可告以开放商埠为振兴商业起见，毫无政治关系。现正从事在该各处设立洋关，所收税项拨作赔款之用。俄国系占赔款数目最多之国，中国政府深信俄国政府对于开放商埠之举必能满意等语……。理循接到日使馆函，有贺喜中国昌盛之语，此系日人赞同。”从莫理循意见书中可以看到，俄日两个帝国在华利益的“角力”延续至民国。

三是外国人狄顾问意见书。狄顾问呈送外交总长的意见书，就“自开商埠”涉及建设栈房等地上物权等问题，较为详尽的介绍了日本民法中相关外国人购置不动产权益及其相关法律问题，为张家口等地开埠提供参考。

四是张家口调查报告书。向外交总长提交报告的重点是张家口、归化二地，并指出：张家口自有铁路修通，已具商埠气息，有此基础开埠不难。调查报告给出1903年张家口洋行共有三十余家，并例举17家洋行采买物资数量。

1914年开年之初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令”，是由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 该计划由上而下推行，而由于民初北京政府与地方行政管理的不稳定状态， 以及各级财政难以支持开埠费用等问题，奉令调查后再无其他准备程序。

1918年察哈尔都统田中玉重启开埠

民国北京政府期间，各路军阀轮番进驻张家口任职察哈尔特别区都统， 田中玉任职时间最长。田都统就张家口优越的区位优势及其商贸业之繁盛， 以1914年“大总统令”为基础，自1917年11月致国务院说帖“请接续进行开埠事宜”，至1918年8月得到外交部内务部同意重新启动。直至1918年底共有十件与政府相关部门往来函件，自下而上推动完成了重启自开商埠的各项筹备事宜并报备政府部门。

1918年10月6日，田中玉就《筹备张家口自辟商埠事》呈大总统函件中，陈述了1914年张家口开埠未果的原因，并强调开埠事不可再拖延：“前大总统令一律自辟商场，……其余如张家口多伦诺尔洮南葫芦岛各处大都限于财力，一时尚未及举行；若竟悬事待款，长此因循不惟克外人责言，抑或有妨国家商政。”另外此函件还提到了日本公使照会：前以满蒙间中日通商关系日见密切，曾经中国政府于民国三年将张家口等处开放，作为自辟商埠，应请从速实行。以此件日本照会及1914年莫理循建议书中日本人的态度，明显看到日本人对于张家口自开商埠严重关切，责怪1914年以来张家口开埠事未果，并以“满蒙间中日通商关系”而论，暴露了其蓄谋的“满蒙” 之策。

领事机构与洋行

1918年底张家口开埠完成了所有准备程序，政府当与各国在京使团磋商。经房建昌考证：1920年4月美国首先确定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这是张家口城（口内）历史上开设的第一个外国领事馆；日本外务省1922年3月14 日下令在张家口设领事馆；苏联1924年11月7日在在张家口设领事馆。

清末民初张家口未开埠之前，多国洋行涌入显现“开埠效应”，就此现象日本人于1904年《论开张家口为商埠》中写道：“张家口由中国通于蒙古及俄属西伯利亚之重镇而为通商之要区，近年该地之通商发达效着，……闻天津之洋商冒中国商人之名开分行于该地，以从事收买者指不胜数。而面对未开埠之前的洋行进入，清廷官员十分敏感，直隶督抚予以严查：窃查各国洋商，若赴内地开设行栈，以及华洋商互相假冒、影射牌号，均为约章所应禁者。……拟清饬下京张、正太等处铁路经过各州县，洋商只准入内地寄寓客栈，办本行货物出洋，不得在内地开设行栈，……如该地方官失察，即行撤参，以示惩警。”未开商埠前洋行商人在张家口做生意受到约束，只可以与当地商家合作，用“变通”的方式做生意，不可以随意公开挂牌设立洋行。

结语

清末民初，自开商埠自中国南北东西发展迅速，已达50余处。张家口处于干旱寒冷的北方边地，其口岸开放的历史成因，主要基于地理位置优越与商贸兴盛：自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二十年，俄国官方商队北京贸易将张家口立为必经之地；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后张家口成为主导恰克图贸易的集散地；1860年后中俄茶叶贸易之争，俄商争得张家口“口外”设置茶栈利益； 1904年俄日战争后，日本加紧与俄国在张家口的利益之争；清末民初三四十家洋行涌入张家口的“开埠效应”等等；与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一些城镇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在开埠的历程中，外部势力的干扰以及政府的对策，成为近代张家口自开商埠攸关国家涉外关系的一个难点、节点。当中国处于二千多年以来的大变局之时，弱国无外交，弹丸之地的张家口城区对外开放承受着外部势力的掣肘，走过了艰难历程。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之变局，新冠疫情、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考验着各国，而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奠定了稳健前行的基础，并致力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其国力完全不可比较，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坚持走与各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

本文就近代张家口自开商埠历程，作该地口岸开放涉外关系简短考述， 以达知史明鉴之意。

常忠义：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李国欣：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