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相交，成其久远——评《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

彭港澳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发展日益重视，当今中国在国际形象塑造上以及国际舞台的发声中也急需公共外交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支撑。王义桅（下文简称作者）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一书对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全书共十个章节，重点回答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外交的概念问题，二是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好公共外交，三是中国是如何做公共外交的。最后还提出了超越公共外交的观点，中国公共外交要在“民相亲的基础上争取心相通，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最终达到情相怡”。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由美国教授埃德蒙·格利恩于1965年首创。其中核心词“public”在中文中有三层意思：公众、公开、公共。结合这三层含义，作者认为，公共外交指“一国政府出面，通过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影响和改变国外民众对该国的认识，争取其理解，培养其好感，以达到推销政策、提升形象和传播观念等目标的活动。”在公共外交领域研究与实践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有人认为公共外交为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有人认为公共外交只是应急式的外交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理解什么是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的悖论与特性

公共外交的悖论作者认为，传统公共外交从诞生起就带有浓重的美国情结，不同程度地呈现一定的悖论。一是自我中心悖论。公共外交起源于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美式公共外交假定自我为中心的片面宣传，最终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效果适得其反。二是单向度悖论。美式公共外交居高临下地传播美国福音而非平等互动、尊重对方看法、倾听对方想法。单一地告知他国民众，不见得能够赢得其理解。三是言行不一悖论。美式公共外交成功之道在于将美意志包装成普世价值进行宣传，然而在实际行动中的霸权行为却和宣传表述相冲突。传统美式公共外交理论发达、资源丰富、目标远大，源于美国梦和美国模式的魅力，中国正在学习和赶超，但其中存在的这些悖论也同样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中国公共外交在西方话语霸权下也呈现出一定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悖论。主要表现为：一是他者化悖论。世界上大多的新闻都是由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框定，致使我们很多本意上的好的提法效果上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如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强调“和平”，却被西方世界侧重于“崛起”的“威胁”。二是异化悖论。中国的公共外交表达究竟是迁就西方的理解还是让西方迁就中国的理解，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难题。如果中国政府使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则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遭受国人批评；如果完全用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表达，又常常使国际社会难以全面理解。三是实力与形象的悖论。中国日益崛起的硬实力可能遭致西方国家的敌视与警惕，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软实力形象”受损。中国公共外交的使命需要客观分析现实困境，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陷入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二元对立，要让增强的中国实力更具世界性，更为外部世界所接受。

公共外交的特性

理解公共外交的特性有助于我们在执行相关公共外交活动时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作者看来，公共外交具有三种特性。一是公共外交具有艺术性。公共外交艺术源于国家，着眼于人民。他认为不能仅仅将公共外交看作雪中送炭的应急措施，而应将其价值定位于锦上添花的“术”，中国公共外交需要顺应潮流，达到表达自己、启发世界，实现“我将无我”的境界。二是公共外交具有时代性。现代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新时代里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都在与日俱增，当今变局下公共外交将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战场、国际交往的新范式，也将增多国际交往节点，国家、城市、个人都成为节点，而非将国家作为勾勒世界版图的唯一标准。国际交往中的变量增加，将使得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具有活力和包容性的系统。三是公共外交具有国家性。公共外交的三大使命包括提升国家形象、改善国家处境和表达国家意志，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另外，在公共外交理论方面缺乏国际一致标准，如中国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便与美国迥异——公共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外国民众，也包括本国民众（这在美国指“公共事务”）。公共外交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鲜明的国家特色。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电子媒体，面向其他国家建设的美国之音、欧洲自由之声等电台重在美国价值观输出；中国的公共外交的奥运模式、孔子学院模式，则具有政府主导、社会动员、媒体跟进的特点。中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时，应把握艺术性、时代性和国家性等特征，结合实际情况，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

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基础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还不算十分成熟。鉴于目前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维模式几乎垄断了的公共外交理论，以及上文提到的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些亟需解决的悖论难题，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国能够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有所突破。作者在本书中详述了中国具备的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哲学以及一定的国内基础，助力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公共外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作者认为，进入新时代，党政交往、党政外交已不能概括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以下简称中共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回顾中共公共外交的历史，很多西方人可能会对“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产生警惕，或者是由于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共产”这一概念的抵触，亦或是60年代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迄今仍让东南亚人警惕中国共产党。这种历史状况正在被逐渐改善，中共公共外交经历了从借力到发力的过程转变，形式也经历了从领袖魅力、制度魅力到理念魅力的转变。以2017年底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标志，中共公共外交积极主动，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各政党在涉及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战略上形成更多共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共公共外交深入民间，充分挖掘新媒体在互动建构中的独特作用，强调与国内外民众平等地沟通对话，主动配合国内外民众理解中国政策、认识中国国情、了解中国诉求，而非刻意去改变对方的想法。从中国共产党网站到新一届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再到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北京倡议》，中共公共外交已经收获颇丰，日益向世界展现了自信、开放、鲜活、可爱的中共形象，为公共外交活动开展引领方向。

中国公共外交哲学

作者认为对于公共外交的分析不应停留在实践和经验层面，他从哲学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公共外交哲学”，总结出其中的三层境界。一是润物细无声。公共外交是政府行为，但现在越来越淡化政府色彩，让社会和民众成为公共外交的主角。中国公共外交成功的向社会化外交转型，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念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二是大音希声。中国公共外交需要超越美式公共外交简单将外国民众视为客体、他者的阶段，在周边国家民众长期对中华文明有较高认同、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而非简单的他者情况下，确立文化文明认同，促进公共外交向人性化外交转型。三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是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外交，感觉不到中国。不仅要解决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建构问题，还要解决自身价值观的普世性问题。为此，中国公共外交也可以尝试淡化特色，学习“不可思议的印度”折射世界多元性而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让世界各国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元素，增强对中国的认可感，“于我心有戚戚焉”，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

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基础

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国内基础。在作者看来，中国梦是中国社会的新契约，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契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之外的全球中国的新身份，以及中国强大后如何与世界相处，实现全球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共赢、共通、共享、共鉴，真正做到中国梦与各国梦“梦梦与共、天下大同”。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中国有种错误认识是：中国的成果在国内靠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国际上靠的是搭乘全球化便车，缺乏自身价值观，因而这种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可持续性，并由此滋生中国威胁论等观点，中国梦为讲清楚中国成功背后的价值根源开了题，并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了中国实践道路。此外，中国梦具有三重世界意义。中国梦丰富了人权内涵，人的幸福、价值和权利从此不仅仅是西方价值的普世折射；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丰富了大国崛起的路径，鼓励了其他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现代化、全球化从此并非仅仅是西方的话语垄断；中国梦同时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丰富了国际关系内涵，国际体系和规范从此并非仅仅是西方规范的延伸。彭港澳 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作者结合对公共外交内涵的理解与国内的公共外交基础，梳理中国公共外交开展的相应的国际表达与实践探索，并提出了超越公共外交的观点。

中国公共外交的国际表达

在作者看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国际表达主要有以下三个标志性倡议理念。一是关于中国梦的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词是复兴，要讲清中国梦的合理性，即中国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逻辑；要讲清中国梦的合法性，复兴的中国如何包容西方，并非重复二元对立的悲剧；要讲清中国梦的合目的性，中国复兴之后如何帮助他国复兴从而回馈世界。表明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共识，同时打造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的认同。二是关于“一带一路”的表达。“一带一路”作为中共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倡议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激活丝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被压抑的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认同，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引领意义。建设“一带一路”，即通过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塑造和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三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关键词中，“人类”超越国家身份，体现天下担当；“命运”升级合作共赢，体现命运与共；“共同体”树立全球意识，塑造共同认同。这一理念继承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执、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引发和获得了多个国家政要的普遍共鸣与国际认可。

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

按照中国公共外交的现实实践，作者将其主要分为了对周边国家、对西方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公共外交三个部分，因其实施对象的不同，其具体实践的途径和目的也有所差异。

做周边国家公共外交的文明担当。中国周边国家公共外交，尤其是东亚公共外交，应着力消除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纵向等级秩序与西方传来的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横向秩序之间的矛盾，着眼于通过文明对话塑造现代东亚文明意识，争取周边国家对中国文明道统的认可。另外，习近平在2013年中共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对待周边国家外交应力图消除历史上中、日、韩等东亚国家间的矛盾误解，维护稳定和谐的东亚现代文明关系。

对西方国家公共外交的存异。所谓西方国家，本意比较宽泛地指经济较为发达，主要以基督教为宗教信仰的国家，这里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中欧相互误解常常源于对关键词、思维单元的不同认知。许多调查显示，欧洲是对华印象最为负面的地区之一。在作者看来，对欧公共外交面临“变动中的欧洲思维逻辑”和“变动中的中国身份”双重机遇。一方面，欧洲优越论退守为普世价值观，对欧公共外交要帮助欧盟寻找到只有欣然接受中国崛起才能更好地弘扬其普世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中国由民族国家向文明国家回归，中欧完全可以建立起“文化G2”，即中国（硬件）——欧洲（软件），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文明希望。

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外交的求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期待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新兴国家期待借助中国力量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这些都增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自信自觉。在具体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多组关系，如处理好对外政策宣示与国内生活实践的关系。公共外交强调言行一致，为此，不必追求完美的国际形象，否则容易给人不真实甚至欺骗的感觉。如在对发展中国家宣讲中国崛起的和平性上，能再少些政策宣示，如多一些向外界展示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理念中的和平情节，而非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中国公共外交的超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倡导民心相通，超越公共、超越外交。民相亲是公共外交需要做到的第一层超越，旨在获得公共外交的客体即受众的认可。为此，要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发挥好新兴媒体传播作用，通过战略沟通塑造对象国政治、舆论精英的中国意识，让外界客观全面动态地认识中国新形象，理解复杂中国的内政外交。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不同国家民众间相互了解时，心灵的沟通成为公共外交需要完成的第二层超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各国开展了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也为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民心相通创造了条件。

“情相怡”是中国公共外交的第三层超越，“情相怡”的重要途径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超越“讲”。需要多倾听，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需要与期待，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讲，激发对方听中国讲的兴趣。其次需要超越“中国”，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成功对其意味着什么。“中国梦也是世界梦”的概念就超越了简单的国家边界，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最后要超越“故事”。中国故事是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与其他国家的故事具有共通性。除了讲好解决人类共同或类似问题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智慧外，更应侧重讲外国也可以在相关问题上少走弯路，解决问题。至此，外国人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同样也能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人。

希望与恐惧成为世界对中国崛起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也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现状。作者在整书中回答了“国之交”如何“民相通”的问题，阐释的民心相通之道，不止加强民众相互了解，更在于创造共同记忆、共同身份和共同未来。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导的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之道。

彭港澳：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