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对柬埔寨援助分析（2008—2020）
袁明哲
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积极发展美柬 双边关系，对柬埔寨的援助规模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一 时期，美国对柬埔寨援助规模稳步上升，人均援助规模较 高，美国国务院和USAID等多个官方机构作为援助主体进行 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活动，并呈现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 为辅和重视“民主人权”输出的特点。美国对柬的援助政策 有着长远的战略考量：平衡中国影响力，进行价值观渗透， 谋取经济利益和树立道义形象以及扩大军事影响力。经过长 期的发展，美国已建立全面的对柬援助机制，并取得一定成 效。援助是理解美柬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两国关系的发 展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
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增加了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与战略的关注， 同时积极与柬埔寨进行接触。美柬关系开始从“试探性渗透”向“全面巧接 触”转变。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更加重视对柬关系。2019年，美国国务院发 布《印太战略愿景》指出，柬埔寨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援助。2009年，美国对柬埔寨的援 助金额首次达到一亿美元规模；2012年以后，美国始终保持一亿美元以上的 对柬援助金额；2018年援助金额为1.64亿美元，达到历史峰值。国内外学界 持续关注并研究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 增长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援助以何种机制来运行？取得什么样的成效？ 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概述：规模、主体、类型与特点
援助规模
2009年以来，美国共向柬埔寨援助约13.7亿美元，年均援助金额约1.14 亿美元。从时间跨度来看，美国对柬的援助规模稳步上升。在奥巴马政府第 一任期，年均援助金额9550万美元；第二任期，年均援助金额1.21亿美元；在 特朗普政府任期，年均援助金额1.26亿美元。在美国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援助 中，对柬人均援助规模较高。柬埔寨人口约1600万，人均获得援助金额约86美 元。而泰国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国，人口约7000万，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共向 泰国援助约9.73亿美元，人均援助金额约14美元，远低于对柬援助水平。
援助主体
美国政府对柬埔寨的援助主体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USAID）、 农业部、国防部、公共和卫生服务部等官方机构。以2012年为例，美国对柬 埔寨计划援助约1.27亿美元，其中国务院、USAID、农业部、国防部、卫生 和公共服务部的援助金额分别为5616万美元、4921万美元、811万美元、718 万美元和337万美元，占当年计划援助总额的96.1%。
援助类型
对外援助可以分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是指发展援助或人道 主义援助。军事援助是指对受援国政府军队进行援助，或是对其进行提高军 事能力的援助。
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分为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两种。其中，经济援助包 括：民主人权与治理、农业与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全球健康和教育与儿童 保护。军事援助包括：国际军事教育和进行不扩散反恐和排雷相关活动。
援助特点
第一，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从2009年到2020年，美国向柬埔 寨提供约13.11亿美元经济援助和5873万美元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活动占比 最大，军事援助规模较小。
第二，强调“民主人权”。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对柬埔寨 的治理（Governance）实际援助金额为8900万美元，约占任期内援助总金额 的23.3%。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内，治理实际援助金额为9600万美元， 约占当期援助总金额的20.6%；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治理实际援助为1.39 亿美元，约占任期内援助总金额的20.6%。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重 视在柬“民主人权”的存在。除越南外，柬埔寨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 治理援助国，年均治理援助2675万美元。
美国对柬埔寨援助的战略考量
平衡中国影响力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东南 亚各国的全方位合作，增加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与投资规模，积极参与东盟等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东南亚传统盟国的军事 合作，促进“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传播，发展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在 “印太战略”中，美国将加强与重点国家的安全合作以拉近安全纽带，加强 双边贸易以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投入，维持现有地区规则以对冲“一带 一路”倡议。“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印太战略”的出台加剧了中美两国在 东南亚地区战略竞争紧张程度，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影响力博弈的重要地 区。美国希望通过对柬援助平衡中国在柬的影响力。
中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个维度频繁互动。在政治方面，2010 年中柬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两国签署《构建中柬命 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在经济方面，中国一直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进口国， 2020年中国与柬埔寨进出口货物总额高达955亿美元。在军事方面，中国是 柬埔寨的最大军事援助国，2019年6月20日，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 国将向柬埔寨提供超过一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进行价值观渗透
2018年柬埔寨大选之后，特朗普表示柬埔寨的“民主进程”发生了倒 退。美国认为，柬埔寨“民主化”进程缓慢，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民间 社会与组织政治参与度较低，公民信息获取与传播受限，“民主人权”无法 得到有效保证。
首先，柬埔寨自身独特的政治环境为美国进行“民主”输出创造条件。 2012年奥巴马出访柬埔寨与洪森举行会谈，但双方在选举问题存在严重分 歧。其次，缅甸民主转型对东南亚民主环境的冲击。缅甸的“民主”转型为 美国在柬埔寨推动“民主”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10年缅甸结束了 军政府统治，步入“民主”改革进程。根据《2013年国家人权实践报告》显 示，柬埔寨国内仍存在一定数量的不尊重人格完整、不人道处罚、任意逮捕 或拘留、拒绝公平公开审判等现象，同时公民言论、信息与新闻自由受限。 美国希望将缅甸的“民主”转型作为柬埔寨“民主”转型的“范例”，对柬 埔寨进行价值观渗透。
谋取经济利益和树立道义形象 对柬埔寨的援助不仅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也能树立其在柬埔寨
人民中的道义形象。
柬埔寨位于全球产业链下游，巨大的资本市场亟待填充，工业结构和工 业体系不完整，国民收入严重不平等；国内卫生条件恶劣，传染病等卫生问 题泛滥；国内农业与自然资源发展受到严重威胁，非法砍伐行为肆虐，水土 流失现象严重。而美国的经济援助活动，涉及经济、卫生、环境、农业与教 育等方面，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柬埔寨人民具有强大吸引力，有利于树 立其在柬埔寨的道义形象。
美国通过直接面向柬埔寨人民援助活动，提高了美国在柬的软实力，增 加了柬埔寨人民对美国的认同，从而更好地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
扩大军事影响力
美柬军事合作关系不同于美泰、美菲军事盟国关系，军事合作强度相对 较低。美国的军事援助活动集中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加强国际军事合作方面， 例如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资助 柬埔寨军官赴美学习。美国希望通过军事援助活动，加强在柬埔寨的军事存 在，构建美柬军事合作关系。
首先，柬埔寨地理位置特殊，极易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 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场所。美国希望帮助柬埔寨，加强其边境检 查和拦截技术，提高其边境控制能力。其次，有助于美国的军事援助由非传 统安全领域逐步向传统安全领域渗透，如201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与柬埔寨皇 家武装部队进行了双边人道主义演习和年度战备与训练演习。此外，柬埔寨 国内存在高密度未引爆的地雷，严重威胁柬埔寨人民生存安全并制约经济发 展，美国希望通过军事援助解决柬埔寨战争遗留问题。军事援助活动，能进 一步扩大美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对柬埔寨援助的机制与成效
美国对柬埔寨战略援助机制
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以美国对外援助法为依据，以美国国务院和USAID 为外交和援助的主要领导机构。美国国务院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使各方协调 一致；USAID是美国对外援助最主要的官方机构；美国国务院与USAID共 同制定政策确定国家对外援助战略的具体目标和规划等。美国政府各官方部 门作为援助主体，承担援助政策并执行机构责任，通过与受援国政府与社会 的组织进行对接，具体执行对外援助战略，对其活动进行经济援助。
美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成效
第一，助力美柬关系发展与稳定。援助是推动美柬两国关系向更高层 次发展的“润滑剂”。首先，美柬政治交往与高层互动增加。奥巴马于2012 年11月19日访问柬埔寨，成为第一位访问柬埔寨的美国总统；2019年11月1 日，洪森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虽然美柬关系的发展起起落落，但是柬埔 寨希望与美国重新建构新的友谊；2020年是美柬建交70周年，两国进行一系 列的庆祝活动，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其次，美柬两国经贸 密切度大幅提升。美国是柬埔寨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奥巴马政府以来，美柬 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实现巨大增长，2010年，美柬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 突破200亿美元；2018年，美柬进出口总额高达472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 近一倍；2019年，美国对柬埔寨的进出口总额更是增加到472亿美元。
第二，提升美国国家形象。首先，在柬埔寨政府的努力与美国的援助 下，柬埔寨社会各领域中美国的存在程度得以提升。在医疗领域，2016年3 月，美国与柬埔寨签订协议，美国将向柬埔寨提供3500万美元援助柬埔寨用 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妇女与儿童营养状况、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等方 面。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领域，2017年11月22日，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馆宣 布，将增加2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调查和清理柬埔寨东部未引爆的地雷，以 保障农业、道路、商业和住房安全。如在农业发展领域，2017年2月2日，美 国国际开发署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签订谅解备忘录，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未来 五年将投资400万美元。根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东南亚国家调查 报告》中“假设东盟要在中国和美国中做出选择，您会选择与谁结盟？”问 题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20年数据中42.3%的柬埔寨人选择美国，57.7%选择 中国，而在2021年数据中53.8%的柬埔寨人选择美国，46.2%选择中国。由此 可见，美国在柬埔寨的国家形象正逐步改善。
第三，“民主人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柬埔寨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政 府公信力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显示，柬埔寨政府效率 指标从2013年的-0.91增长到2017年的-0.66，2019年又增长至-0.58；法治 指标从2013年的-1，到2017年的-1.06，再到2019年的-0.94，并处于逐年增 长趋势。但是，“民主与人权”价值观降低了柬埔寨国内政治稳定性。柬埔 寨救国党是柬埔寨国内第二大党和最大的亲美反对党，在2013年柬埔寨大选 中，柬埔寨救国党获得44.46%的支持率，柬埔寨人民党获得48.83%支持率， 洪森在此次大选中险胜。随后，柬埔寨当局指控反对党领导人沈良西为政治 罪犯，美国政府大力向柬埔寨政府施压，柬埔寨国王不得不特赦沈良西。为 此，柬埔寨国内政党对立和政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不稳定。
结 语
援助是理解美柬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 对柬埔寨援助概况、战略考量、机制和影响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对美柬关系 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于美国来说，柬埔寨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有利于 其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柬埔寨来说，矛盾 是美柬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柬关系并不存在不可兼容性，相反在 经济合作领域存在多种可能。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对柬埔寨援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应继 续推动中柬关系发展。中国对柬埔寨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短期挑战和长期影 响，加强与柬埔寨社会全方位合作，促进柬埔寨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维护中国在柬埔寨利益，继续推进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 高层次迈进。其次，美国的援助制度、援助程序设计、援助行为和援助领 域，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应当不断完善对外援助法律，提高援 助专业程度，增加信息公开度，将援助活动和援助领域更多惠及民众。在援 助中宣传“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认同，提 高中国影响力。
袁明哲：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日文化交流实践研究——以扬州公共外交协会柳丝艺术团为例
吴 玲
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需要广泛地发挥非政府 组织与公众等非政府行为的作用。扬州公共外交协会柳丝艺术 团正是一家长期以来以艺术为载体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践 行公共外交理念和使命的民间组织。本文旨在研究如何持续有 效地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中日理解与文化交流。 以扬州公共外交协会柳丝艺术团为例，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得 失经历，说明新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互动 性、学术支持、政府与民间的协同、公益与私利的平衡以及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元活动模式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围绕提升 格局、开阔视野、创新发展展开思考。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基于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信息传播全球化日益发展，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非政府行 为主体成为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模式也发生了深 刻变化。相应地，当下国内外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观察公共外交，步入新公 共外交的研究阶段。
继2012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成立，扬州紧随其后，于2013年创立了扬州 公共外交协会。扬州公共外交协会以迅猛的势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在民间 公共外交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以该协会柳丝艺术团在中日文化交流领域的贡 献为代表。2014年扬州柳丝艺术团被吸收为会员单位，成为当时会员中唯一 的一家民间机构。
本文将从新公共外交的视域，系统梳理笔者十多年亲身组织和参与的、 以扬州公共外交协会柳丝艺术团（下文简称“柳丝艺术团”）为载体进行的 中日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旨在以此为例证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实践，从而思考 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日友好。 柳丝艺术团的缘起与中日文化交流实践分析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震灾后，笔者与时任日本厚木市议员、扬州市 “城市贵宾”德间和男先生共同策划、组织扬州市文艺志愿者赴日本交流演 出，以此慰藉受震灾影响的日本厚木市民。尽管初次组团受到经费制约、核 辐射顾虑以及对于日本的一些未知困惑等诸多因素影响，但是凭着“一诺千 金”的决心和勇气，依然经多方努力组建了“柳丝艺术团”。团名“柳丝” 二字，以扬州的市树“柳”为依托，其谐音“留”，表达一种难舍难分而又 充满希望的情绪，而“丝”代表以弦乐为联系，寓意维系两国人民的友情。
2011年7月31日，当时仅由五人组成的柳丝艺术团（如今有核心团员三十名 左右）。从落地成田机场起就受到了厚木市政府以及民间的热情接待，并先 后参加了市长表敬访问活动、厚木市一年一度的传统节庆“香鱼节”国际庆 典招待宴会及演出、香鱼节游行、烟火大会、市民广场和老人院看望演出。 厚木市政府还专程为柳丝艺术团安排了一场在市民会馆举行的柳丝艺术团专 场演出。
2011年8月4日，在柳丝艺术团归国前夕，就已经收到了厚木市的来年访 日邀请函。厚木市市长小林常良先生表示：“柳丝艺术团此次的访日演出， 慰藉了厚木市市民受震灾的心，维系了两市乃至两国人民的友好。”他还特 地给柳丝艺术团颁发了感谢状。于是，2012年至2019年，年复一年，柳丝艺 术团坚持在每年的7月底至8月初进行为期一周左右的访日文艺演出、友好交 流之旅，直到2020年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中止。
罗曼·罗兰曾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它能显示人的真正感 情、内心生活的奥秘和热情的世界。”“艺术无国界”的理念其实先于“文 化全球化”概念，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其已成为世 界文化艺术界的主流思潮。柳丝艺术团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了自身的 组织定位和活动宗旨，即作为公益性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社团组织，立足 扬州本土的文化土壤，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舞台上力求以精湛的文化艺术 打动人心、拉近距离、促进交流。这也正是笔者坚守这份事业的“初心”。 回顾柳丝艺术团的历次出访演出，除了精心安排高质量的节目外，从节 目创意到编排等都紧扣交流主题，因时、因地制宜，注意细节，入乡随俗， 以真情实感打动人。柳丝艺术团每年去厚木市交流演出的节目安排除了做到 每年演出的曲目不重样，还兼顾保持扬州特色与两国文化交融。比如，了解 到有一位厚木市出生的歌手生物股长的歌曲《YELL》在日本大街小巷广为 流传后，柳丝艺术团于2015年和2019年出访厚木市之际，将此歌用小提琴和 琵琶曲演绎。当这首日本人耳熟能详的音乐从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上精湛地流 淌出来时，现场的厚木市民大为惊叹，深深地感受到艺术团的良苦用心。这 也增强了他们对柳丝艺术团和扬州市民的喜爱。
但是，在新公共外交视域下，伴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柳丝艺 术团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思考、研究和提升。
首先，FALK H.（2014年）指出，新公共外交认为，要提升公共外交的 成效，必须从类似宣传的单向交流转变为注重对话与倾听的双向交流，以对 话代替独白。在这方面，柳丝艺术团最初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相对偏 向单方面的表达与输出，而缺乏挖掘和打造与日本民众互动的创新型节目和 交流环节。不过，柳丝艺术团近年来逐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节 目创意和编排上适当下功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在设计和选取演出 环节的演唱曲目时，尽量选取一些中日两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比如《拉 网小调》《我只在乎你》《北国之春》《送别》等，并事先准备好歌词发放 给台下的观众。演出结束时大家可以同唱一首歌，甚至即兴起舞、与演员互 动，将交流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新公共外交视域下，柳丝艺术团与日本民 众的互动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提升、成长的必要性，即如何更好地强化 现场互动交流效果、如何有效地做足“请进来”的功课。
其二，艺术承载与传播文化，是文化的生动体现，以艺术促进公共外交 大有裨益。以笔者在柳丝艺术团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动中的一些见闻为例， 《送别》起初是日本新泻高等女子学校的教师犬童球溪在1907年根据美国奥德 威作曲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创作了《旅愁》，而后由李叔同（弘一法 师）采用《旅愁》的旋律填词而作。据柳丝艺术团艺术总监、男高音歌唱家蒋 毅教授介绍，《送别》这首歌是国内学习声乐的必学歌曲，然而在他几十载的 声乐生涯中虽然知道《送别》的原作曲源自美国，却直到他从日本新闻看到文 化人类学者秦兆雄于2022年3月6日实地考察《旅愁》碑后才知晓《送别》这首 歌还承载了日本的文化。这表明，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在艺术领域的互动交流 成果尚未得到系统梳理，倘若能进行该方面的系统研究，则对于中日文化交流 实践大有裨益，且日后开展中日文化交流也将事半功倍。
再者，柳丝艺术团的中日文化交流实践表明：外交无小事，一旦走出国 门，公众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即代表着国家形象，每一位出访交流演出的成 员都是中国文化的符号，需要充分遵守本国和他国的规则和制度。同时，新 公共外交视域下，柳丝艺术团的中日文化交流还需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发 挥政府与民众在公共外交中的协同作用，以更好地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 理解与交流？如何平衡文化与经济、公益和私利的关系？进而，公益事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和制度保障，而发展经济能否确保兼顾公益 的初衷和效应？
最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与其他许多国际交流组织一样， 柳丝艺术团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受阻。为了应对新的挑战，柳丝艺术团在 2022年1月参与了首届中日艺术荟云端互动活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因疫情 带来的活动空缺。尽管云端呈现近乎完美，但意想不到的网络障碍、云端会 场的管控失调以及隔着屏幕的疏离感，与现场互动的效果仍然存在不少差 距。新公共外交视域下，反观全球疫情形势，利用传统渠道与新渠道等多元 渠道展开文化交流活动乃大势所趋。这也对柳丝艺术团提出了新的要求：未 来应如何提升在线交流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好各种新媒介和平台展现文化 交流的内涵？如何扬长避短，结合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活 动？如何将以艺术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用集线下展示和线上直播于一 体、集互动与研讨于一体的多模态形式呈现？
思考：提升格局，开阔视野，创新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主任赵启正分别 在《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和《公共外交战略》中提出了“真实、原生 态、生动、及时、精准、互惠”的多维新公共外交理念，并指出，“新公共 外交应该提倡兼顾对方利益，更为强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建构求同存异 的全球对话网络。”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呼吁需要紧扣以下三点建构全球化 伦理：第一，对于他者的体谅（compassion）；第二，对于异文化的感受性 （cultural sensitivity）；第三，对于对方信赖感（confidence）。本着上述多 维新公共外交和构建全球化伦理的理念，结合笔者以扬州公共外交柳丝艺术 团为载体开展中日文化交流十年以来的实践体会，基于新公共外交视域，现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思考。
知己知彼，求同存异
福川伸次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国民之间心心相连，形 成牢固的信赖关系……然而，了解对方绝非容易之事。日中两国一衣带水， 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但仅凭这一点就认为两国国民无须努力就 可以互相了解的话，我认为是极其危险的。”如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心相 通”？首先要了解对方。在深入了解日本前，人们可能会觉得日本与中国的 关系与“一衣带水”的缘故很像。不过，秦兆雄在《日本解读应用<论语>与 <孟子>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尚武重名传统、纵式社会结 构以及神佛结合的生死观与中国尚文重孝的儒家文化大相径庭。”因此，增 进中日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提升和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基石。 这需要做到知己知彼，最大程度地减少文化摩擦，求大同存小异，不断 跨越外在的和潜在的文化鸿沟。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交际专业人才培养、出访 组织的规范化、公共外交活动标准和指南制定、系统的学术研究等方面可以 做出进一步努力。
因地制宜，创新发展
在中日文化交流领域，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论语与算盘》这 一日本著作近三十年来经由中国十多家出版社源源不断地翻译并发行，其作 者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涩泽荣 一将《论语》视（用）作商业圣经，开创了“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所代表 的“道德经济合一说”这一经营哲学。这一现象是日本人善用理论、注重实 践的体现，也是对于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体现，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 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 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新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日 文化交流实践，也应因地适时调整思路，化危机为转机，顺应新的发展理 念，创新开拓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路径，确保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秉承合理的义利观，兼顾公益与私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倡导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抓共管、共同进步，其本质上也是兼顾经济和道德建 设、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展的理念。但是，文化与经济如何协同发展、怎样兼顾 好个人利益（私利）与集体和国家利益（公益）、如何确保个人事业与公益事 业均衡发展，可以从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传统传承与创新中寻求可 供中国参考的内容。日本的义利观从最初接受中国儒家思想的重义轻利观念， 到江户时期荻生徂莱提出“义利并不对立”，到石田梅岩为代表的儒家开始倾 向于义利两全思想，到中井竹山提出“义即利”，到明治时期涩泽荣一提出其 “论语算盘”说所代表的义利合一说，再到创立了至今影响深远的儒教资本主 义经营哲学，其内涵便是公益与私利、道德与经济的平衡术。
确保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展，建立他者意识
以柳丝艺术团为缩影，可以看到我国一批有志于公共外交事业的民间团 体在公共外交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些组织在平衡公益和私利、 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困境也是我国公共外交事业在制度和经费建设方面的两难 困境。他们的实践为中国公共外交事业在新公共外交视域下的决策提供了借 鉴、提出了考验。与此同时，如何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如何更好地建 立互惠、互利、互信、互助的中外友好关系，如何建立他者意识与协作意识 并落实到行动，也是值得深究的课题。
吴 玲：扬州市职业大学商务日语系讲师，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文化交流 博士课程在读。
中国视野、历史机遇：“万里茶道”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与张家口话语权构建
常忠义 刘秋根
2013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在俄罗斯、2014年在蒙古国，习近平主席相继肯定了 17世纪之后“万里茶道”对于当代中俄蒙三国的历史价值与 现实意义。近年来，“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 遗项目逐渐展开，张家口以茶道行将走出长城、走入草原戈 壁的最后节点，以及主导了整个清代及民国前期中俄恰克图 茶叶贸易的历史，成为申遗项目的重要节点城市。张家口又 为察哈尔历史文化渊源重地,如何准确地以当代中国视野把握 历史机遇，把握中蒙俄国际合作关系与民众公共外交产生共 鸣之视点，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构建确切的张家口话语权与相 关释读，对于“万里茶道”申遗项目犹有意义。
申遗工程与张家口历史地位
2019年3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单》，2021年11月国务院将其列入“十四五”文物保护规划，为中 蒙俄三国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万里茶道”成为一项中国境内相关九省 （区）共同参与的宏大文化工程。
万里茶路”申遗主体和主题
中国的茶叶史非常久远，研究著述颇丰。“万里茶道”以茶叶史为主体 和主题，具有特定的界限与内涵。首先，有着特定的地域与时限，即17世纪 中叶至20世纪初叶，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生产加工、长途贩运、草原贸易与 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为载体，且以当代国际视域下中蒙俄三国间形成的万里 茶叶贸易路线为主线。其二，万里茶路上巨量的茶叶贸易是由市场供需关系 所决定，贯通了从产地到消费市场的庞大产业链，成为17世纪后期经济全球 化走向的侧面应照。其三，“万里茶路”并非由国家主导，而是纵跨三个世 纪、以商民商家为主体的民间商贸。商贸除带来广大地域内民众所需生活物 资的互通有无之外，其相随的人文交流、民生的改善、国家税收的增减等， 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相邻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方面。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张家口主导地位
清康熙朝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应时政府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 约》，成为途径漠北漠南蒙古草原的两国间陆路往来之依据。二十年后确立 了以色楞格至库伦至张家口的俄国官方北京商队途径，张家口成为长城边口 唯一通行要地。从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直至 1929年苏中断交，历史延脉的惯性与地理方位的优势，张家口始终主导着中 俄恰克图茶叶贸易，成为茶叶南来北往的集散重地。中国清史档案与蒙古国 档案，以及近些年面市的民间文书，均有充实的史料依据。
“北商、西商”与“东口、西口”。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从1980年代的 “商队茶考释”研究文章与《中俄茶叶贸易史》专论起始，其后近四十年 中，相继以大量档案史料为据进行研究，确认久居张家口城区内的山西茶商 经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继续北上经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被称 之为“北商”。而位于漠南草原之上的归化城茶商，经库伦西行科布多、乌 里雅苏台，直至新疆方向，史称“西商”。
东、西两口（东口为张家口，西口为归化城，归化城现为内蒙古呼和浩 特）始为民间商家所用称谓，起自清嘉道时期，成为清代民初中国北方贸易 集散的二个重要市口。由于山西茶商们长时期垄断了蒙古草原与中俄恰克图 的茶叶贸易，两口茶商长途贩运进入漠北草原后各自有着传统的销售地域， 以致在砖茶市场上形成了各自的砖茶规格系列，不存在无序的竞争。两口茶 商在恰克图茶叶贸易上的交叉，仅在清同治六年（1867）其它缘由而呈奏朝 廷同意，“西商”曾短时期“假道（借道）恰克图”，并非意在与张家口茶 商争夺恰克图茶叶贸易之利。
张家口历史遗迹辨析与历史档案挖掘
张家口位于“万里茶道”中国境内路段，行将走出长城，进入蒙古草原 戈壁之前的最后节点。将近300年的茶叶贸易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历史遗址遗迹。曾经的茶商、驼队运输等各路商家也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 账册文书等纸质文献。
张家口草厂巷街区历史遗迹，位于张家口堡外北侧的草场巷街区，东西 走向（长600米、宽4米），地势高低及走向与堡内一侧相同，且以明代筑张 家口堡墙挖土造成的北关沟壕为界。清代以来逐步以茶栈、驼运等相关行当 聚集后而形成街区，街区完整印证着产地茶叶南来停顿、修整、分销转运、 北出长城再做出发的集散功能。这条主街以“草厂”起始，街内两侧小街巷 之冠名，呈现着历史上驼号、茶店（栈）、缸房（酒坊）、面舖、口袋、井 棚（水井）等旅蒙商家相互配套的行当，也有以清乾隆后期商家字号命名的 “万升（盛）玉”历史遗存街巷。主街西端外还曾经有过山西祁县人于清康 熙十九年（1680）二月初二开设的“晋昌源”茶栈历史记录等等。
文献挖掘与清代“茶市”研究。清代南方茶叶运至张家口、归化城 后，聚集在地的大小茶商参与交易形成了繁荣的“茶市”。民间历史契约 文书——咸丰、同治《兴隆魁信稿册》、光绪《玉記西口书信稿账（大玉 川）》、同治《义記东口来书稿账（德长义）》等多件相关史料，记载了东 西两口砖茶“茶市”中的多种交易方式、随期交易量、大小茶商相互间的业 务关联，以及张家口至库伦的确凿驼运时限、运费，承运责任与赔付等等重 要讯息。
草场巷街区作为“万里茶路”历史遗迹完整留存于张家口老城区内，是 载有重要历史信息的代表性街区、活化石街区。目前在“万里茶道”相关中 国九省（区）的城镇中还未曾发现类似遗迹。河北大学等院校历史研究学者 曾经多次予以实地考察记录，而对于张家口在“万里茶道”历史进程中所遗 留下来的民间文书档案，也在有效地整理中。
近代中俄恰克图贸易与张家口的历史地位
近代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中俄条约中有多件涉及 到张家口，由此凸显了近代中俄关系史、中俄恰克图外贸史上张家口的重要 历史地位。如清同光朝时期，俄国政府反复向清政府施压，致使俄商争得在 张家口长城边墙之外（大境门外、口外）设置茶栈的重要商贸利益。有学者 统计在1868—1870年的三年间，经张家口、恰克图输往俄国的中国货为全部 输俄商品的99%；光绪朝后期京张铁路的筑建路权谈判，沙俄曾视为其利益 范围，不得他国染指；清末民初，张家口城区的自开商埠受到沙俄方面的严 重关切与反对等等。
万里茶道回流物资催生的张家口皮毛业
17世纪中叶之后的“万里茶道”，贸易体量巨大，商民们换回来的皮毛 为回流大宗物品，其中有来自俄罗斯的珍贵野生动物毛皮与粗细呢绒织品， 以及蒙古草原蓄养动物毛皮与羢毛等。作为茶叶贸易集散重地的张家口，贸 易回流同时催生了本地的皮毛支柱产业。如：乾隆四十九年《（张家口）永 丰堡水母宫碑文》有“如上下堡皮行亦重有赖焉，羔羊之皮灈以清泉”之 记；咸丰年间皮毛业兴盛，坊间有着“一品玄狐二品貂、三品狐狼五品羔” 之闻言；清末民初有三四十家外国洋行在本地采购大量毛皮、羢毛等；民国 后期，张家口形成了分工有序的七大皮毛类行当，如生皮销售又分为皮毛代 理与皮毛贩卖，皮裘行分为泡制与缝制等等。
准确构建“万里茶道”张家口节点的话语权
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深入融合之地，地势地貌上 为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接壤处。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宣德四年（1429）筑建 张家口堡，成为都城西北方向的拱卫要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朝廷设 张家口都统（察哈尔都统），直至1952年中央政府裁撤察哈尔省建制，先后 一百九十多年贯穿着察哈尔历史文化的脉络，张家口成为华北地域史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张家口现以“万里茶道”申遗的河北省唯一参与城市，其话语权的构建 需要以中国视野、世界视野去做定位；以学术研究辨析相关历史进程，建立 准确通俗的公共史学，摆脱狭隘的地方文旅宣传；以民间公共外交为视点与 蒙俄两国学界与民众产生共鸣；从三个层面切实融入、深入参与到中蒙俄三 国“万里茶道”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申遗合作中。
明代张家口“马市”与清代“茶市”
“茶马互市”是明代中后期从长城边墙展开的与草原民族的商贸方式， 以茶叶、绸缎等多种生活用品换得草原马匹。相关研究文章指出，明代长 城九边沿线的互市呈“西茶、东马”分布，张家口与草原民族的互市为“马 市”，输出品亦非茶叶。清以降，张家口以集散功能为漠南漠北草原所需物 资流通服务，并为中俄恰克图边贸服务，其中茶叶为大宗商品，形成的“茶 市”极为显要。张家口有着传统的“市圈”与商人群体，且以距离京城最 近、北出长城连接漠南草原之地理优势，故此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张 家口都统（察哈尔都统），也承担起清廷为草原贸易“票照”的签发职责。 由此，笼统的张家口“茶马互市”之议，是将两个朝代的概念混为一 谈，并不确切。
“皇商”与“官商”之辨
清代以来，张家口不断有山西商家商人聚集此地，逐渐形成了“晋商” 这一重要群体，或可称谓“东口晋商”。清代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可分为 两个阶段。其一记载于乾隆版《万全县志》中，是被清廷召入、服务于内务 府的“八家商人皆山右（注：山西）人，明末贸易来张家口……自本朝定鼎 后承召入都，设宴殿蒙赐上方服馔，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储司”。 实际上所谓“八家商人”的经商资本是官家本钱，以其之首的范家为例，清 档案《奏为范清济呈借帑银事（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中确切称其 为“官商”。而另外一个阶段的群体，方是清代中期之后聚集在张家口的大 量山西商人，其经营资本皆为自有本金，特别是垄断性的经营茶叶贸易而成 为了清代富甲一方的著名商帮。
多年来，一些文旅史话将“八家商人”演绎“八大皇商”，有违史实。 张家口至库伦商路“大道说”之误
“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商业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须以中国视野、世 界视野提升认知高点，方可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愿景做好历 史衔接。而历史衔接则需以各类文献史料与历史遗迹为基础，经过严谨的学 术研究，去还原宏大的历史叙事。
清代至民国早期，张家口至库伦（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旧称）为“万 里茶道”上非常重要的一段，且在20世纪初始各类文献逐步有“张库商路” 与“张库汽车路（张库汽车运输线路）”之说，实为百年前的历史原貌、原 始表述。近二十年来，旧时代商民们以驼运牛车艰难行走在没有标识的茫茫 草原戈壁，这种历史商路（注：非有形构建道路）言其为“大道”，这种以 语言学上的“夸张比喻”，作为地方旅游文化口号看似无可厚非，但这种表 述一则脱离了历史原貌而易生误导；其二“大道说”之渲染造势不利于“万 里茶道”申遗工作的三国间合作；其三不利于申遗中张家口节点话语权的构 建，易生歧义而被边缘化、弱化。
库伦现为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时下将邻国首都旧称与中国地市级城 市张家口用“大道”直连起来并不匹配，难以得到蒙俄两国学界与民间公众 的认可。事实证明，近些年来这种“大道说”，无论是影视等类文化产品， 或是在“万里茶道”整体申遗的项目进程中，均没有走到相应的大平台、大 舞台上而被接受。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项目，事关中蒙俄三国间的合 作，地方性的文化旅游宣传要在尊重历史原貌之下，以广阔的中国视野与胸 怀去尊重邻国民众间的公共外交往来，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严谨的史学研究与公共史学的建立
中国史学界相关张家口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已历经四十年，涉及商业史、 金融史、城市史、民族关系史、中俄贸易史等诸多领域，各类高校及其他 学术单位以张家口历史为研究题目（或相关题目）的硕博论文十余篇，仅在 2020年便有两篇博士毕业论文。2016年8月，张家口以北京冬奥会协办城市 召开了“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蒙古、美国等 八个国家的专家、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近300人参加；2020年12月，公共外 交智库察哈尔学会在北京主办了“察哈尔口岸贸易文化座谈会”等等。
近年来，有著名学者对社会大众关注历史的热情予以肯定，同时就当今 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指出管理者与社会大众迫切需要提高历史认知、鉴别与欣 赏能力。在历史研究上，专业学者当责无旁贷去服务社会、增强应用性。专业 史学向公众史学的提炼转化，以及向大众的普及，需由专业史学工作者做好引 领。在对历史的解释应用、媒体宣传、文化产品等方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与严肃的文化导向，避免庸俗化、浅薄化、演绎化的倾向。
结 语
“万里茶道”作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申遗项目，建立在考古学、历史 学、文物学、文献学各学科严谨的学术调研与研究基础之上，同样需要社会 各界参与其中。中国境内的申遗工作已经做出了大量颇有成效的基础性工 作，但也存在着各地各界自话自说、遗址挖掘欠缺、文旅宣讲与史学研究不 相吻合以致产生偏向或误导等问题。如何将“万里茶道”整体宏大史实的叙 事与各个节点的微观研究紧密联系，张家口作为申遗项目关联中蒙俄三国合 作的重要节点城市，若能构建中国视野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公共外交 融洽关系，以完整史料为佐证的话语权，将会为申遗项目做出应有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风雨重重，但中国领 导人仍登高望远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无论是“一带一路” 倡议，还是“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三国合作，当是机遇与挑战共 存下的中国宏大视野的体现。
马克思曾经对于19世纪的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路线与张家口之关系做过 阐述，但历史商路已经远去。2022年张家口以协办北京冬奥之城再次引起世 界瞩目，茶道与雪道相间，期待“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中国境内工 作在国家文物局与九省（区）通力合作下圆满完成。
常忠义：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 究员。
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经济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