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分析框架

柯银斌　王雨薇

本文针对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研究, 提出一个三层次的分 析框架: 一般性分析, 关注的重点在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 适 用于任何组织个体和类型; 组织特性分析, 根据组织目标和使 命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分析不同特性( 全行为体、准行为体 和双行为体) 的组织公共外交能力; 组织类型分析, 根据组 织机构的不同类型( 城市、公司、智库、媒体) 来分析其公 共外交能力。

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从2009 年开始的倡导推广阶段进入2013 年开始的能 力提升阶段, 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学界关于公共外交能力的研究成 果甚少, 既没有对多年来各类公共外交实践活动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和 总结, 更没有产出对实际工作有指导和规范作用的研究成果。少量的公共 外交能力研究文献, 主要是以国家整体或个人层面为行为体进行分析和研 究, 这些研究很少与其组织层面相联系, 更鲜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层面的公 共外交能力的学理分析和案例研究。

组织公共外交能力在公共外交能力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的位置, 它既 是国家整体公共外交能力的组成部分, 又是由个体公共外交能力组合而成 的。因此, 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针对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研究, 提出一个三层次的分析框架: 一 般性分析, 关注的重点在组织能力和行为能力, 适用于任何组织个体和类 型; 组织特性分析, 根据组织目标和使命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分析不同特 性(全行为体、准行为体和双行为体) 的组织公共外交能力; 组织类型分 析, 根据组织机构的不同类型(城市、公司、智库、媒体) 来分析其公共 外交能力。

笔者期待这个分析框架, 能助力于中国公共外交能力研究的进步。通 过大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和积累, 切实地为中国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做 出知识供给的贡献。

一般性分析: 组织能力与行为能力

组织公共外交能力是组织在公共外交领域或完成公共外交任务的能力。 首先, 它是组织拥有的能力, 组织是能力的主体。其次, 它是组织在公共外 交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能力, 或者是组织完成公共外交任务的能力。因此, 它 既是组织能力又是行为能力。对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分析和研究可以或应该 借鉴其上位的两个概念来进行。下文的论述来自GPT 的回答和笔者的整理。

组织能力: 定义、要素与结构

组织能力是组织内部所拥有和展示的, 能够有效地运用资源和潜力, 实现战略目标、适应环境和应对挑战的综合能力。 组织能力的要素包括: (1) 人力资源: 具备高素质和多样化的人员组 成, 包括招募、发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2) 知识管理: 有效的知识获取、 传递和应用, 包括知识共享、学习和创新的能力。(3) 过程和流程: 高 效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机制, 包括决策制定、沟通、协同和执行的能力。

(4) 组织文化: 具有积极、共享和适应性的组织文化, 鼓励创新、学习和 合作的能力。(5) 资源配置: 合理配置和管理组织的资源, 包括资金、设 备、技术和供应链等方面的能力。

组织能力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1) 基础能力: 是组织运作的基础, 包括基础的管理和运营能力。(2) 核心能力: 是组织在特定领域或任务中 表现出色的能力, 包括专业的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3) 综合能力: 是在整个组织层面上协调和整合其他能力, 使其能够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 的能力。

行为能力: 定义、要素、结构 行为能力是指组织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的行为和能力, 以实现特定目 标或应对特定任务或挑战。

行为能力的要素包括: (1) 知识: 组织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和专业知 识。(2) 技能: 组织具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执行任务的实际能力, 包括 认知技能、社交技能、技术技能等。(3) 情绪和心态: 组织具备调控情绪 和管理压力的能力, 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适应性的行为。

行为能力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1) 基础行为能力是构成更高级别行 为的基础, 包括基本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2) 核心行 为能力是组织在特定领域或任务中表现出色的能力, 具有特定的专业技能 和知识。(3) 领导行为能力是在组织或系统层面上展现的能力, 包括管理、 决策、协调和影响他人等能力。

组织特性分析: 全行为体、准行为体和双行为体 组织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是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研究的重要视角和维度。 组织与公共外交的关系或称之组织公共外交行为特性的不同, 决定了组织 公共外交能力的范围、层次和发挥作用的方式。

根据组织的目标和使命及其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组织分为 三种类型: 以公共外交为使命和主要任务的组织, 即公共外交全行为体; 组织整体虽不以公共外交为使命和主要任务, 但其中的子组织是以公共外 交为使命和主要任务的, 即公共外交准行为体; 组织既是公共外交的全行 为体, 又是其他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平台或渠道, 即双行为体。这三种 类型的组织, 其公共外交能力存在各自的特征。 全行为体: 公共外交能力=组织能力

具有公共外交全行为体特性的组织包括: 以对外交往为主要使命的组 织, 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及地方友协等; 以国际交流 为主要任务的组织, 如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 地方政 府外事办公室; 对外宣传机构与媒体等。

全行为体组织的公共外交能力与其组织能力是等同的。对其公共外交 能力的研究可以全面借鉴、移植组织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值得注意的 是, 有关组织能力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组织的, 因此, 在借鉴、移植研 究时, 我们必须关注企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不同特性。

例如, 杨国安在《组织能力的杨三角》一书中认为, 企业成功=战略× 组织能力, 并提出了组织能力的三角框架: (1) 员工思维模式(愿不愿 意), (2) 员工能力(会不会), (3) 员工治理方式(容不容许)。这个三 角框架可用于全行为体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研究吗? 如何有效借鉴和移植?

准行为体: 公共外交能力=行为能力 具有公共外交准行为体特性的组织包括跨国公司、智库机构、高等院 校、国际组织等。这类组织整体有其不同于公共外交的使命和任务, 但它 们或者具有公共外交的功能, 或者在组织结构中设有专门的对外交往部分, 或者两者兼有。这类组织的公共外交能力是行为能力, 即组织在公共外交 领域或完成公共外交任务的行为和能力, 是其组织能力的构成部分。 以跨国公司为例, 通过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产品和能力是其主要任务。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母国属性, 它在东道国是一个“外来者” 的角色。这个 角色使跨国公司具有“天然” 的公共外交功能, 即通过企业形象和品牌传 播、推广母国的形象和品牌。为了有效经营海外业务, 跨国公司总部通常 设有专门的经营管理部门, 负责海外分子公司、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的运 营。这些海外业务和管理部门不仅与东道国市场利益相关者打交道, 而且 要与其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沟通并建立关系。前者是市场战略与能力, 后者 是非市场战略与能力。笔者认为, 这种非市场战略与能力就是跨国公司的 行为能力, 可称其为公共外交能力。

对中国新型智库而言, 公共外交是其四大功能之一。为实现公共外交 功能, 新型智库必须拥有相应的公共外交能力。这个公共外交能力并不是 新型智库整体的组织能力, 而是其组织能力的构成部分, 是新型智库开展 公共外交活动、实现公共外交功能的能力, 因此, 它是一种行为能力。 因此, 对准行为体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研究更多地要借鉴和移植行为 能力的理论和方法。

双行为体: 公共外交能力=组织能力×行为能力

具有双行为体特性的组织包括跨国传媒公司、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国 际组织等。它们不仅是公共外交全行为体, 而且是其他行为体开展公共外 交的渠道和平台。前者决定了其公共外交能力是组织能力, 后者又要求它 构成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能力的一部分。

跨国传媒公司作为跨国公司的一个类别, 它具有公共外交准行为体的 特性。由于它的主要业务是全球传播, 而全球传播又是公共外交的主要方 式, 由此, 它就具有公共外交全行为体的特性。同时, 它所拥有的各类媒 体又是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传播渠道, 被纳入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行为体系或 价值链中, 这种关系决定了各类媒体构成公共外交行为体行为能力的一个 组成部分。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亦是如此。

国际政府组织首先是国家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平台, 尤其对小国而 言, 其重要性特别突出。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公共外 交、参与全球治理的平台。对某个行为体而言, 与国际组织建立多层次的 关系, 是其行为能力发挥作用的结果。另外, 国际组织自身亦有其目标和 使命, 这决定了它自身也是公共外交全行为体。

因此, 对双行为体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研究就更加复杂。这类研究需 要同时借鉴和移植组织能力与行为能力的理论和方法。 组织类型分析: 城市、公司、智库、媒体

尽管学界关于公共外交能力研究的成果甚少, 但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 还是有不少的论著。初步观察发现, 以城市、公司、智库、媒体为行为体 的公共外交研究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在此, 本文以上述两个层次的分析框 架为指导, 重点讨论这些行为体公共外交能力的一般性问题。

从行为主体来看, 城市公共外交能力是一个能力体系, 由政府、公司、 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公共外交能力所组成。其中, 政府不仅承担各部 门公共外交能力提升的责任, 而且有义务承担公司、智库、媒体和社会组 织等公共外交能力提升的任务。

城市外事办公室是公共外交能力体系中的核心组织。外事办公室专司 城市对外事务和对外关系, 是公共外交全行为体, 其组织能力体现为公共 外交能力。外事办公室通过友好城市关系和对外友协体系, 与国内外城市 形成关系网络, 其成效如何, 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公共外交能力。

公司公共外交能力

公司作为国际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 一般是指跨国公司的公共 外交能力。当今公司的目的正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向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 化。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可分为国内与国外、市场与非市场等多种类型。国 外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是公司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和受众, 因此, 公司公共 外交能力就表现为公司与国外非市场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谈判、合作 的能力。

国外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治组织(政党、议会、政府、司法 等)、大众传媒(当地和跨国传媒公司分支机构)、非政府组织(当地和国 际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 和社区组织及民众等。因此, 公司公共外交能力 可分解为公司与上述各类组织打交道的能力。

公司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和素养是公司公共外交能力的核心。公司总部 专职对外事务和对外关系的部门(如国际部、国际发展部等) 是公司公共 外交能力的枢纽。海外分支公司、合资企业和联盟是公共外交能力的基础。

智库公共外交能力

智库作为国际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对以国际问题为研究领域 城市公共外交能力

城市作为国际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对以国际化/ 全球化城市为 目标的城市而言, 其公共外交能力尤其重要。城市即使不以国际化为目标, 其公共外交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的智库而言, 公共外交能力尤其重要, 是组织能力中的核心构成部分。依 官方的意见, 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功能之一, 因此, 公共外交 能力成为新型智库不可缺少的行为能力。 研究、交流与传播是智库价值创造的三大环节。当外国机构和人士参 与到这些环节中的时候, 公共外交行为就发生了。智库应有相应的能力来 使公共外交行为取得预期的成效, 这些能力就是智库公共外交的行为 能力。 在不同性质的智库中, 以上三种能力的地位是有所不同的: 倡导型智 库的国际传播能力是核心能力; 研究型智库的国际合作研究能力是核心能 力; 行动型智库的国际交流能力是核心能力。

媒体公共外交能力

媒体作为国际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 或者国际行为体利用媒体 渠道和平台开展公共外交的能力。前者意义上的研究需要以多学科知识的 综合和大量的案例为基础, 本文仅关注后者意义上的分析。 国际行为体利用媒体渠道和平台开展公共外交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 利用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渠道; 二是利用网站、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平台。前 者主要表现在内容提供上, 后者除内容提供外, 还需有运营支持。因此, 媒体公共外交能力包括内容提供能力和自媒体运营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 大众传媒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媒体公共外交能力的 重要影响因素。也就是说, 国际行为体所利用的大众传媒在国际舆论市场 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大, 媒体公共外交能力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 自媒体运营能力是媒体公共外交能力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 国际行 为体应把自媒体运营能力作为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自媒体运营能力 越强, 其公共外交能力就越强。

本文仅是关于组织公共外交能力的分析框架, 它指明了组织公共外交 能力研究的主要思路、方向和关注重点。在此框架引导下, 下一步还需要 从结构角度来剖析各类行为体的组织公共外交能力, 然后在案例分析的基 础上, 归纳总结组织公共外交能力提升的目标、途径和方式。

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王雨薇: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认知冲突情境下的公共外交能力反思

周庆安

21 世纪以来, 冲突情境是全方位的, 是文化、利益与观 念领域的全面博弈; 同时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 其在国际 传播和公共外交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而社交媒体特殊的连 接性、算法特征及数据驱动力也为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提供了 新的手段。因此, 今天的公共外交工作面临着全新的政治和技 术环境; 公众认知更加直接地成为一种衡量变量, 甚至是成败 得失的重要因素, 而认知塑造和博弈成为舆论斗争、政治斗争 的重要战场。这对于21 世纪第三个十年各国的公共外交提出 了新的课题。

21 世纪以来, 两个趋势对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形成了直接挑战。一方 面, 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冲突情境。与20 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不 同, 这次的冲突情境是全方位的, 是文化、利益和观念领域的全面博弈。 从2016 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进入政治上的民粹周期, 到2022 年的俄乌冲 突进一步外化了这种冲突情境。

另一方面, 随着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 其特殊的连接性、算法特征和数据驱动力为国际传播和公 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手段。公共外交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受众数据, 因而有更 多条件和可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传播工作。但也应当注意到, 社交媒体 所依托的算法本身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武器”。尽管我们仍需要有更 加翔实的案例来证明社交媒体已经深度影响了公众的观念形成, 但是从21 世纪以来的几次地区冲突与国际重大舆论斗争来看, 社交媒体已经深刻嵌 入舆论斗争的过程中, 甚至形成了认知和观念之战。

因此, 今天的公共外交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面临着全新的政治和 技术环境。公众认知更加直接地成为一种衡量变量甚至是成败得失的重要 因素。而认知的塑造和博弈也成为舆论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重要战场。 这对于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各国公共外交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观念冲突外溢和对公共外交的挑战

进入21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正在遭遇着一次深度 冲击。这次冲击从现象上看,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单边主义、民粹主 义政党抬头的趋势, 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之后, 国际局 势日渐复杂。从观念上看, 是冷战结束后, 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 主义政治遭遇了一次严重挑战。从国际态势上看, 是2022 年开始的俄乌冲 突带来的全球观念冲突锐化。在这些演变中, 基于民族、族群、社会、团 体的观念对立与冲突并没有减少而是进一步增多。观念冲突从传统的国家 政治领域外溢到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从此次俄乌冲突来看, 在冲突爆发 后, 欧洲的反俄情绪从政治、经济方面外溢到文化、艺术甚至知识领域, 导致了大量精英分拨站队, 俄欧之间原本基于安全的矛盾扩散到观念的不 同层面。

观念冲突古已有之, 但是在20 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 全球 产生了一个错觉, 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观念的冲突会逐渐随着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消减。21 世纪以来, 由于“9·11” 事件的爆发和全 球反恐战争的开展, 导致西方世界认为观念冲突主要集中在恐怖主义和文 明社会之间。在全球反恐战争渐入尾声之际,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一 系列弊端在多个层面暴露出来, 其中就包括贫富差距、南北差异、东西方 文化冲突以及俄罗斯对于安全困境的焦虑等。

这个冲突情境有别于20 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 更具有隐蔽性、全面 性, 当然也更具备长期性。冲突的内容既有安全方面的, 又有意识形态方 面的, 更有发展方式和全球化路径方面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本来就 为全球的观念认知构筑了壁垒。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伴随 着社交媒体对人的信息接收习惯的变革。社交媒体发展以来, 最核心的变 化不仅是信息发布或传播方式的变化和平台型媒体的做大, 而且还在公众 中逐渐形成了碎片化、体验式、交互性强的认知习惯。这种认知习惯强化 了观念的“回声室”, 给平台型媒体的算法演进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土壤。

二者交织之下, 国际观念冲突和算法的入局形成了一种复杂交错的格 局, 或者叫做基于社交媒体的全球认知冲突。二者在某些激烈议题上的相 互影响、相互助长, 最终激化了认知领域的冲突和对立, 促使全球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冲突情境。而这与20 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不同的是, 这种 冲突情境是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共同发展挑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 出现的。

公共外交能力面临反思和重构

“公共外交” 概念自20 世纪初被提出以来, 在百年间成为国际传播中 的一个前沿现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公共外交逐渐成为各国政 府引导国际舆论、影响他国民众看法的重要手段。1965 年, 塔夫茨大学学 者埃德蒙德·格利恩(Edmund Gullion) 对于公共外交的基本定义是: “公 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 包 含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 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 其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 这一定义直到今 天仍基本适用于公共外交工作。

公共外交工作的主要渠道是基于信息、数据、观念等内容的传播和交 流。从性质上说,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公众“俯身” 传播, 其本身即现代化中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彰显, 也是民族国家特性的外化。 对内而言, 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构建方式, 是民族群体意志的共识体现; 对外而言, 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人的平等和群体之间的平等。因 此,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基于公共空间, 面向公众群体的深层次对话, 其中 既有共识构建又有分歧消弭, 甚至还有共识与分歧之间的情感互动。

但是全球不少国家在公共外交领域出现的问题, 就是以文化传递替代 了观念融通, 以政策宣导代替公众对话, 对国际交流和共识的构建进行了 简单化的处理,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深层次的观念冲突, 只是重视形 式上的交流, 重视精英主义的接触, 将公共外交理解为精英之间的非政府 层面对话。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外交与“二轨外交” 日趋一致, 其重要性 和覆盖面也在逐渐缩减。

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并没有直接和有效地获取到其他 相关国家的全面真实信息。而各国精英在对话过程中也会根据自身的政治 利益需要, 通过设置议程和框架进一步过滤相关信息, 从而使得他国公共 外交的效果减弱。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看起来热热闹闹, 投入不断增大, 但实际在国际层面上的观念分歧和差异并未得到消弭。加之西方部分国家 的国内矛盾开始外溢, 有部分政治力量借助国际冲突转移国内矛盾, 从而 使得国际层面的观念冲突开始不断恶化, 进而形成了认知领域的冲突, 甚 至是认知战。自2022 年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认知层面的冲突不断扩散, 并在社交媒体算法的帮助下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冲突战场, 一度对物理域战 场带来了极大冲击。

基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能力建设

21 世纪以来, 曾有不少学者提出, 数字时代的公共外交应当更加重视 社交媒体环境, 构建数字化公共外交, 或者被称之为“公共外交2. 0”。重 视社交媒体环境, 实际上是重视在认知冲突情境中的新公共外交平台。由 于传统的话语权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权威被消解, 新的 叙事主体开始崛起, 深刻地影响了今日的受众环境。因此, 观念冲突下的 公共外交能力建设也与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传播的视角来看, 公共外交能力首先是受众的认知能力。公共外交 核心工作的开展仍然是面向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在社会结构上都不一样 的受众群体。对受众的认识和研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重要。传统 的受众认知是基于政治倾向和经济水平进行的画像, 但是今天的受众认知 更需要理解受众所处的技术环境、代际背景, 甚至是他们接收信息的习惯, 这些因素都会对他们的观念形成产生影响。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 受 众群体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代际化和不确定性特征。受众的细分既包括 传统的阶层分类方式, 又包括社交媒体影响下的分类方式。由于信息接收 习惯的变化, 人们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 观念不断被强化甚至极化, 情绪 被不断放大和印证。以2016 年之后的美国社会为例, 受众群体的细分度、 对立程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因此, 简单地用两党区分受众群体就容易陷入此 前的旧框架中, 不能理解作为共和党另类的特朗普为什么会成为政治明星 和推特大V, 并在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其次是观念构建能力。公共外交的第二个核心是传递自身的价值、理 念和意识, 并通过传播和对话形成共识, 赢得理解。因此, 如何在21 世纪 第三个十年构建自身的有效观念, 就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 各国面临着自身价值体系的叙事更新问题。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是稳 定的、长期的, 但价值体系的叙述和构建则要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来进行。 21 世纪的观念构建带有很强的社交特性, 如碎片化、去权威化、反馈 性、直观性等。这些观念和群体的体验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价 值体系中的体系化思维常常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或外交行为相悖, 因 此近年来西方民主价值等观念频繁遭到冲击。但其体系中的安全、自由等 观念常与近年来各国民众的负面体验相吻合, 因此很容易在碎片化的观念 构建过程中获得认同。

最后是创新叙事能力。公共外交的第三个核心是选择合适的表达渠道, 进行有效的叙事。2016 年以来, 新闻传播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少学者都十 分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 这其中固然有美国政治的内在裂痕 因素, 但特朗普创新性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和情感连接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社交时代的冲突情境中, 公共外交面对着新的媒介化 政治。这不是一个新话题, 政治从来就是和媒介联系在一起的。但媒介化 政治的核心是受到媒介形态深刻影响的政治表达和叙事。社交媒体时代的 媒介化政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叙事形态。

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叙事能力需要在碎片化的语境中探索结构性的叙事 风格和路径。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 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话语体 系变革、元宇宙等虚拟技术带来的场景体系变革, 以及大数据带来的表达 方式变革, 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公共外交不仅更重视渠道的创新、平台的投 放, 而且更重视内容的构建。这些叙事一方面要回应全球困境、时代焦虑 和各国面临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又要突出个体在集体发展中的独特性、 小人物和大时代的交织回响, 通过短视频、互动的方式更多地表达出来, 才能真正体现公共外交的观念建构。

同时, 围绕认知冲突情境, 公共外交更需要进一步构建基于互动的解 释能力。当前的国际舆论斗争, 面对更多的现场、更多的直播、更多的实 时和碎片传播, 同样更需要对解释权的争夺。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的情境中, 现场信息和权威发布都作为特殊的武器发挥了作用, 主要参与方围绕如何 定义、如何解释这场冲突展开了大量的公共外交博弈。一个国家解释自身 的目标、行为和效果, 是对公众获取事实的最重要注脚。

提升新公共外交能力的重要途径

新的公共外交情境, 呼唤对公共外交能力的进一步升级。民族国家要 提升公共外交能力, 需要进一步完成对全社会的动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于2012 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的重要讲话所 指出的, 要构建国际传播的战略传播体系。公共外交要应对当前复杂的冲 突情境, 需要更进一步的体系化思维。

一是多种队伍的结合。公共外交能力的培养需要不同的群体共同参与。 总体来看, 外交、智库、国际传播队伍往往是公共外交工作的主力军, 但 在后疫情环境中, 经济、文化甚至是科技力量都开始参与到公共外交工作 中来。尤其是在文化、科技领域, 中外对话开始增加, 博弈甚至竞争、较 量也开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细化对不同领域受众的认知, 如何构建文 化科技的观念并形成有效的叙事, 是对专业化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

二是多元学科的结合。传统的公共外交是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等领域 的结合体, 新的观念冲突下的公共外交, 需要更加深入地结合数据、算法 和技术领域的发展。技术平台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也成为博弈 主战场之一。2022 年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技术发展, 2023 年以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正在建构一个传统话语场之外的新表达平台。 公共外交除了积极构建自有技术平台之外, 还需要能够真正在新技术平台 上形成对话能力, 才能有效地抵达受众群体。

三是内外叙事体系的结合。从传播的角度来看, 今天一个民族国家的 “内宣” 和“外宣” 已经无法分割了。尽管内外叙事的目标各有不同, 但是 在基于网络化的社交媒体上, 内外叙事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分隔, 甚至 交织着彼此的强烈印证。因此, 公共外交不仅是对外的创新叙事, 也是对 自身叙事能力的一次深刻检验。近年来, 中国之所以在全球气候变化等公 共议题中具有很强的话语影响力, 与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 如云南野象迁徙的故事, 受到多国媒体与民众的关注与认可, 都可以被作 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外共同故事。在这种情况下, 公共外交的创新叙 事能力也要与国内叙事能力齐头并进。

2023 年, 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带有强烈冲突感的全球变革场景。既有的 安全和发展诉求仍然存在于各个国家之中, 但新的技术驱动着话语体系的 变革。按照传播领域的看法, 旧的叙事方式正在逐渐退场, 但新的叙事方 式还未形成。因此, 理解我们所处场景的不确定性, 并为之培养更加出色 的公共外交能力, 是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形成与自身发展地位相匹配话语权 的重要途径。

周庆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讲好“ 合作共赢” 故事的能力

陈雪飞

讲故事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能力之一, 各个国家也都致力于 讲好自己的故事。传统公共外交强调谁来讲故事, 如何用外国 人听得懂的语言讲故事, 通过什么渠道讲故事, 近年来“ 新 公共外交” 的发展正在推动从讲好“ 我” 的故事转向讲好 “我们” 的故事, 也就是讲好“合作共赢” 的故事, 后者对组 织故事素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新公共外交从传 播到合作的范式转换、如何讲好合作的故事进行深入分析。

作为专业术语, “公共外交” 于1965 年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 与外交学院的学者埃德蒙德·格利恩(Edmund Gullion) 提出, 迄今已近60 个年头。格利恩最初提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的概念, 在一定程 度上是为了替代二战时被纳粹德国污名化的“宣传” (Propaganda) 一词, 从而在冷战的背景下赋予美国对外宣传活动以合法性。所以很容易理解, 格利恩当时提出的公共外交偏重于通过单向宣传影响他国舆论进而影响他 国政策。它是以开发舆论为指向、以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为核心的。但历经 半个多世纪公共外交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随着国际行为体日益增加以及国 际传播环境的不断变化, 公共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改变, 正在经历 从单向信息传播到双向观念沟通再到关系建构的范式转换, 也有人将之概 括为从独白到对话再到合作, 这亦被视为“新公共外交” 的核心理念。在 知名公共外交学者朗达·扎哈那(Rhonda Zaharna) 看来, 新公共外交是一 种注重培养网络和关系的公共外交。不过, 当前还处于范式转换期, 这依 然是个有待推进的议题, 但有关这些理念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 何通过公共外交达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从传播到合作的范式转换

在传统的公共外交范式来看, 公共外交重在“塑造叙事” 和影响“对 话”, 因此致力于确保国际受众的关注度以及对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进行管 理。其实这仍然是当今公共外交的重心。瑞典隆德大学的学者詹姆斯·帕 门特(James Pamment) 认为, 21 世纪的公共外交反映的依然是“战略传播 时代的宣传”, 大部分的公共外交实践还是基于对影响力的狭义理解, 尽管 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认识到, 公共外交的实践可以转变为更具包容性和协作 性的关系建构, 但人们仍然更倾向于通过管理和控制叙事与媒体框架, 来 影响国际受众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行动的看法。不过, 新的传播环境、 新的媒介生态对这种管控叙事的方式发起了诸多挑战, 乔治·华盛顿大学 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 就指出, 单纯 利用信息传播方式来实现公共外交目标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扎哈那也 多次强调, 美国应该摆脱以信息传播为导向的公共外交思维, 转而发展公 共外交的“关系” 潜能, 从而实现跨越文化鸿沟的相互理解。奥巴马时期,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过“21 世纪治国之道” (21st century statecraft) 的观念, 倡导美国的外交活动应该努力与关键人群, 比如世界各地的 青年、女性和穆斯林群体等建立起联系, 尽管这一倡导还只是落于观念的 层面。

这种关系导向的“新公共外交” 建基于双方或多方的合作。何谓合作, 简言之, 它指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包括一国政府与非政府之间) 在 努力完成共同项目或实现共同目标中的倡议与行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 等人在《分裂时代的英国公共外交》 一书中, 广泛探讨了合作对于建立信任的价值, 并专门论及来自不同国家 的公共外交实践者需要在促进共同政策目标方面进行更大的合作。合作不 仅是公共外交的平台, 而且是公共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耶胡达·本-梅厄(Yehuda Ben-Meir) 就强调, 以促进社区内合作为目标的发展项目, 可以产生明显的公共外交“效益”。 合作能够带来社会资本,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作为 一种资源可以为合作者带来收益。社会资本是从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 得的, 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 是通过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产 生的。它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世 界银行就肯定社会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公民社会和有效政府的重要前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与政治社会学家罗伯 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 都对社会资本进行过论述, 他们认为无论是 在社区内部还是在社区之间, 开展项目、构建网络以及发展伙伴关系都极 具价值, 因为它们培育了社会信任, 培养了互惠规范, 而且能够创造在危 机时期可以证明是无价之宝的善意。就此而言, 典型的例证来自以色列指 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 与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哲 学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 于1999 年共同创建的西东合集管弦 乐团(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该乐团汇聚了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 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年轻演奏家, 旨在通过音乐消弭“西东” 之间的各种 “主义” 之争, 弘扬“人类大同” 的理念。乐团成员每年都有一两个月聚在 一起, 共同排练和巡演。这么多年来, 有数百名年轻音乐家从乐团“毕

其一, 与对象国的合作。具体来说, 不是单纯讲述给予和接受的故事, 而是旨在阐释一种相互需要的故事, 甚至不妨阐述中国以友为师的故事。 比如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合作。在机制方面, 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了多 项农业合作协议, 在防治蝗虫合作等方面建立了富有特色的合作关系。以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作防治蝗虫为例。为了解决蝗虫跨境迁徙造成重大农 业危害的问题, 中哈于2002 年开始正式启动治蝗合作, 通过成立联合工作 组、组织专家研讨会、开展边境联合调研以及定期通报边境蝗情动态等方 式, 历经多年的联合协作, 目前中哈边境的蝗虫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哈形成的合作机制为中蒙、中老、中越、中巴、中尼开展农作物病虫害 合作防控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另外在科技交流方面, 中国农业科学院 等中方科研院所与中亚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建 立了农业联合实验室, 开展了诸多农畜科研活动。在贸易投资方面, 中国 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规模也逐年增长。这样的合作故事能够更好地体 现我们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再比如中国和智利在车厘子(樱桃) 领 域的农业合作。车厘子在中国的热销不仅满足了国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也直接带动了智利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 樱桃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缺乏经验, 而智利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 经验丰富, 所以除了加强中国企业与智利企业在该领域的合作, 我国的农 业院校和科技团体也可以通过交流从智利取经, 从而基于中智双方的比较 优势深化农业合作。这样的合作故事可以传递一个谦恭友善的中国形象, 也许相较于一个体量巨大的援助者而言, 这一形象更为可亲。

其二, 与第三方的合作。第三方是个笼统的说法, 我们较多听到的是 第三方市场合作, 指的是中国企业与有关国家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 经济合作。但我们不必拘泥于企业与市场的范畴, 也可以是中国政府部门 与有关国家的政府或者国际组织, 以及中国的社会组织与有关国家的非政 府组织共同在第三方“社会” 开展的公益合作, 等等。

先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例, 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成熟的发展道路。 2015 年6 月, 在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发表的《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联合声明》中, 首次提出“第三方市场合作” 的概念, 旨在推进中国企业 和各国企业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第三国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和 民生改善, 实现“1+1+1>3” 的三方共赢。目前已经推进了中美、中欧、 中日等在非洲、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广涉新能源产业、 电力产业、化工产业、基础设施、装备制造、贸易物流等, 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果。比如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中的中日第三方合作。长 期以来, 中国和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存在普遍竞争, 日本于2009 年确立日 本—湄公河合作机制, 中国于2014 年提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 双方 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产品供给、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方面存在诸多竞 争。2018 年以来伴随中日关系趋缓, 双方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抓手, 在湄 公河次区域的关系出现积极转变, 其中EEC 的合作计划备受关注, 而最具 里程碑意义的是泰国“安美德智慧城市建设” 项目。2018 年10 月, 在首届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 泰国安美德公司、江苏嘉睿城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和日本横滨都市技术公司共同签署《有关在泰国安美德工业区推进智 能城市化的中日泰三方备忘录》。中日将在泰国的安美德工业园就太阳能光 伏、智能交通监管体系、智慧工厂、智能家居、智慧教育、普及新能源汽 车等多个子项目中开展合作。中方发挥其成本优势、日方发挥其技术优势, 努力达成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这一合作项目有助于促进泰国国内产 能升级、我国民营企业吸收先进技术、日本智慧城市经验推广, 更有利于 中日探索在东盟的合作模式, 的确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故事。

此外, 通过多方参与在第三方的社会层面开展公益合作。公益项目带 有更多公共产品的色彩, 公益活动的效果往往体现了主办方走进当地社会 的能力。有些公益组织能扎根当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就公共外交效果而 言, 这往往能发挥“润物细无声” 之功效。当然, 也不排除某些公益组织 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目标。因此, 外国机构开展的公益活动也常常引 发当地人或者国际社会的疑虑, 而通过多方联合开展公益项目, 能削弱这 种疑虑, 从而提升我们讲故事的说服力。比如, 2013 年启动的亚洲社区综 合减灾合作项目, 其由中国民政部、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共同举办, 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是第一期的两个亚洲伙伴国。英国国际发展 部与中国民政部牵头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等单位共同推进项目的实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协调。该项目为欧洲 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民众在抗灾减灾、和平发展方面提供了交流合 作平台, 且通过加强中英合作伙伴关系, 有助于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的实现。再比如, 与美国合作对非洲国家卫生官员开展联合培训, 并携手 支持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 与澳大利亚合作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开 展疟疾防控项目, 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省级疟疾实验室网络, 强化其 常规疟疾诊断和监测能力; 与柬埔寨、法国、日本、意大利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2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一起, 历时30 年开展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 动, 等等。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值得去挖掘、去书写并与世界分享。

结语

以上关于“我们” 的故事也仅是提供了几个范例, 涉及了不同的主体、 不同的领域, 但其背后传递的理念是一致的, 就是要书写“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故事。既然是“共同体” 的故事, 就应该是多方主体参与的故事, 不应该是明确区分主角与配角的故事, 或者说参与其中的都应该是主角。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如ChatGPT, 让媒体生态变得日趋复杂, 也令建基于 信息传播之上的公共外交更易陷在“战略宣传” 的桎梏之中, 或者更容易 变成“认知战” 的工具。在这个背景下, 提升“新公共外交” 的能力, 特 别是为合作的故事准备、整理和组织素材的能力就变得更为紧迫。当更多 的国家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 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故事才更为 真切。

扎哈那曾表示: “新公共外交要建立的网络是个动态的有机体, 它可以 生长和繁荣, 也可能枯萎和死亡。” 进而也可以说, 只有在这个有机体繁荣 昌盛之时, 才能谱写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精彩故事。

陈雪飞: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 究中心主任。

“ 二轨外交” 智库网络与公共外交———以“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实践为例

郭延军

随着公共外交的快速发展, 智库成为公共外交的参与主体 之一, 发挥着重要且独特的作用。其中, 智库网络作为一种网 络化的智库组织形式, 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 能够在对话 交流、引导舆论和开展人文交流等领域更好地扩大受众面和影 响力。本文以“ 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参与“ 二轨外交” 的实践为例, 对智库网络参与公共外交的方式、特点进行梳理 分析, 并提出进一步加强智库网络能力建设、推动公共外交发 展的初步思考。

公共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一部分, 正从以政府为主体的“一枝独秀” 发展到由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智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元主体广 泛参与的“百花齐放” 局面, 极大地丰富了公共外交的内涵和外延。美国 学者杰弗里·考恩(Geoffrey Cowan) 和阿米莉亚·阿瑟诺(Amelia Arsenault) 认为, 公共外交存在三个层次———独白(Monologue)、对话与合 作。目前, 公共外交正逐渐从第一个层次的“独白” 阶段过渡到第二个层 次的“对话” 阶段。因此, 公共外交中对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方面有 利于消除相关方的刻板印象, 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国与 国之间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的重要前提。

智库是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主体, 在推动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发挥 着独特作用。当前, 我国智库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各种类型的智库承担着 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色。无论哪种类型的智库, 都是以知识 的生产、供给和传播为主要任务, 以影响特定国家、组织或人群为主要目 标。政府智库的观点体现战略性和政策性, 企业智库的观点体现行业性和 商业性, 高校智库的观点体现思想性和学术性, 社会智库的观点则更具独 立性和自主性。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方式: 发 起话题讨论, 引导舆论; 开展对话交流, 促进相互理解; 提供政策咨询, 影响政府决策等。

智库网络是一种网络化的智库合作形式, 是智库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 智库网络形式多样、各有特色, 但总的来说, 其目的是通过网络化、机制 化的组织形式, 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活动, 向特定用户提供智力支持, 向公 众推广和宣介某种观点或价值, 以及就某一问题向政府谏言甚至施加压力。 从理论上说, 由于智库网络是一组智库的集合体, 在知识传播和扩展影响 力方面一般比单一智库更具优势。

“二轨外交” 是指运用非官方人物, 包括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 社会活动家, 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渠道进行交流, 通过民间友好往来加 强相互信任, 待政治氛围成熟后, 进一步将民间成果和经验向官方外交的 轨道转化, 从而推动“一轨外交” 的顺利进行。“二轨外交” 智库网络则是 以开展“二轨外交” 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智库网络活动。可以看出, “二轨 外交” 和公共外交在行为主体、活动方式和工作对象等方面具有不少交叉 和重合之处。本文将以“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参与“二轨外交” 的实 践为例, 梳理和分析智库网络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 二轨外交” 智库网络的公共外交职能

“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是“东亚思想库网络” (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 NEAT)、“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 (Network of ASEANChina Think-tanks, NACT) 和“中日韩思想库网络” (Network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hink-tanks, NTCT) 的总称。这三个地区智库网络均是各国政 府正式认可的本地区唯一可以直接向东盟与中日韩(10+3) 领导人会议、 中国—东盟(10+1) 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交政策建议的“二 轨外交” 机制。

以“东亚思想库网络” (NEAT) 为例。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 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10+3)。2002 年, “东亚研究小组” (EASG) 建议在 “10+3” 框架内成立“东亚思想库网络”, 为“一轨” (官方) 合作提供智 力支持。这一建议在当年举行的第六次“10+3” 领导人会议上正式获得通 过。中方认领了这项任务。2003 年底, 外交部指定外交学院作为“NEAT 中国” 国家协调单位, 开展第二轨道外交工作, 以此为契机推动东亚地区 合作开展相关学术与政策研究以及公共外交工作。同时, 各国外交部均指 定本国的协调机构作为网络开展机制化合作的联络点。2004 年NEAT 通过 了章程文件《东亚思想库网络基本规则和框架》, 建立了国家协调员会议、 工作组会议和年会三级工作机制, 成为各国政府认可的专门从事东亚地区 合作研究并可以直接向“10+3” 领导人会议提交政策建议的专业“二轨外 交” 智库网络。2005 年NEAT 工作组正式启动, 成为国内较早开展以东亚 区域合作研究为主要方向的智库合作机制。近20 年来, NEAT 开展的联合 工作组研究超过80 个, 议题涉及地区架构、金融合作、贸易投资、人文交 流、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灾害管理、互联互通、水资源管理、城镇化、 包容性增长、采掘业合作、养老、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众 多领域。除此之外, NEAT 还在舆论引导、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公共外交工作。 归纳起来, 智库网络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职能主要有三个。

一是设立工作组, 以联合研究推动区域合作。“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 络” 每年向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提交政策建议报告, 得到了东亚各国 领导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为保证联合研究的顺利推进和研究质量, 联合 研究工作组的设立首先必须经过国家协调员会议的批准, 牵头国负责牵头 开展联合研究, 邀请各国专家参与研究并召开工作组会议, 在专家达成共 识的基础上撰写联合研究报告, 报告经国家协调员会议审议通过后, 提交 当年的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这一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各方基于共同利益、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报告, 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各国的利益关 切, 向政府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同时, 在研究过程中, 区域合作的国别意见和国别经验的区域分享, 促进了区域合作共识的形成, 进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例如,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中国—东盟思想库网 络(NACT) 多次围绕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举行联合研究和政策对话, 2021 年, “NACT 中国” 提出的“中国—东盟健康之盾” 倡议在纪念中国— 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周年峰会上由国家领导人正式对外提出, 成为中国为 东盟国家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 直接推动了中国—东盟在卫生健康领 域的合作。

二是举办公开论坛, 以政策对话引导合作舆论。智库网络的年会以公 开论坛为主要形式, 由智库网络成员国轮流担任主席国, 聚焦当年重要和 热点问题, 邀请官产学媒各届代表开展研讨。“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曾 连续多年举办“东亚投资合作论坛” 等大型活动, 旨在通过东亚政界、企 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一个高层次、开放式、具有深远影响 力的东亚投资对话与合作平台。论坛通过邀请业界精英、精心进行议题设 置和媒体策划, 使其社会影响大为提升。通过政策对话, 启发思路并提出 新的理念, 进而推动政府行为。通过媒体宣传, 更广泛地影响了民众的理 念, 进而影响到东亚投资合作。例如, 论坛曾连续多年倡导推动建设东亚 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金融机构和平台, 并在智库层面形成高度共识, 为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舆论准备。 三是开展培训项目, 以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依托“亚洲区域合作 智库网络” 的资源和支持, 中方开展了多项面向亚洲青年的培训, 包括东 盟青年外交官培训、南盟青年外交官能力建设、澜湄青年外交官能力建设、 澜湄未来外交官培育计划等。其中, 2017 年启动的“澜湄未来外交官培育 计划” 已经成为澜湄合作的品牌项目, 受众面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通过沉 浸式的活动安排, 促进了地区国家青年对于区域合作及中国的外交理念、 战略和政策、传统和现代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了解, 同时增进了各国青年 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促进了青年之间的民心相通。更为重要的是, 通 过开展此类项目, 很多青年学生对区域合作产生了极大兴趣, 立志于将来 从事区域合作相关领域的工作。可以说, 该项目起到了为区域合作培养和 储备人才的作用。

智库网络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和特点

相比纯官方和纯民间机构开展的公共外交, 智库网络有着自身的特点 和优势。或者说, 智库是处于官方和民间的一个中间层次, 可以成为连接 官方和民间的重要桥梁。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代表性广泛, 可以在充分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智库网 络基于机制化安排和相关架构, 能够将本领域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聚合起来, 以网络化、扁平化的合作方式开展平等对话协商, 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共识。“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在实践中遵循东盟“协商一致” 原 则, 通过国家协调员会议、工作组会议和年会三层工作机制, 就相关问题 进行持续、深入的研讨, 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识。多年来, 网络成员间 培育形成了一种“合作的文化”, 即便是在国家间政治关系面临挑战的艰难 时期, 网络成员仍能够求同存异, 维持对话协商的进行。

第二, 专业性突出, 可以在深入联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观点。专业性 是智库开展公共外交的最大优势。智库的专业性体现在其不但可以贡献思 想(idea), 还可以生产知识(knowledge) 和提供信息(information)。如前 所述, “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每年都会围绕不同议题开展联合研究, 为 确保研究的专业性, 每个国家的国家协调单位都会邀请本国相关领域的权 威专家参与联合研究, 一方面保证了政策建议的专业性和严肃性, 另一方 面也向公众和社会传递了专业、准确的知识和信息。

第三, 灵活性较大, 可以在尽量照顾舒适度的基础上推动合作。智库 网络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话题选择较为灵活。当有关方出现意见分歧 时, 各方总能在尊重舒适度、保持灵活性而又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 努力 通过对话凝聚共识, 推动合作。事实上, 这种注重灵活性和舒适度的原则 早已内化于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中, 成为东亚区域合作成功的一个重要经 验。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东亚区域合作, 不难发现其进程之于结果的重要 性。维护合作进程不中断, 不但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种重要文化, 也成 为“亚洲区域合作智库网络” 的一种重要文化。

加强智库网络能力建设、推动公共外交发展的初步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全民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为我们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公共外交指明了方 向。智库在这一进程中责无旁贷, 应通过不断提升能力建设, 更好服务和 推动公共外交发展。为此, 应加快提升我国新型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在国 际舞台上弘扬和推广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 方案, 并由此产生文化吸引力与影响力, 为形成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家 软实力贡献“智库力量”。

一是要练内功。人才是智库发展的核心。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与 国际一流管理经验、既了解中国实际又懂得国际形势、既有外语基础又有 专业背景的智库人才队伍, 对于提升智库的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 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在这方面, “亚洲区域合作智库 网络” 进行了一些探索。网络通过拓展和深化国内政策研究网络, 充分调 动国内亚洲研究相关官产学资源, 打造国内一流亚洲区域研究团队, 积极 构建智库网络的国内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 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学术和政 策研究团队, 共同为东亚区域合作和公共外交贡献力量。当前, 随着区域 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为智库开展更 高质量的公共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因此, 智库要加紧培育自 己的国际化人才, 特别应重视“外语+专业” 人才的引育, 提升智库从业人 员的国际交往能力, 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话语去讲述中国故事, 并基于多学 科基础上产出更具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思想和知识。

二是要借外力。(1) 加强智库引智, 提升国际化水平。通过探索中国 特色的“旋转门” 机制、设立海外分支、聘请外国学者等方式, 吸引具有 国际视野的人才加入, 为新型智库谋取国际话语权创造优势。(2) 坚持智 库与媒体相融合, 强化新型智库的国际传播能力。智库要形成自己的核心 产品, 不断增强自身的专业影响力和传播力。智库与媒体融合, 既可以提 高媒体传播的质量, 也可以提升智库的品牌实力, 还可以助力国家全媒体 传播体系建设,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3) 充分发挥智库网络的优势, 不 断完善智库网络的机制化建设, 深化和拓展合作网络, 特别是应重视对议 题的引领, 加强在重要议题领域的对话, 通过“网络发声”, 让中国一方的 “独白” 变成各方的“共鸣”, 推动更多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惠 及世界。

郭延军: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