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嵌入与信息政治的兴起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在公共舆论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范式，是把公共舆论视作实体性的社会存在，其中有三个要件：一是认为公共舆论是“公众”的意见，二是这种意见具有多数特征，三是公众意见外在于权力并与权力对立。
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上述范式需要转换，公共舆论不再仅是“公众”的意见：首先在人类群体中区隔公众，在意见流中区隔公众意见，既不符合现代公民权利观念，也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其次，认为只有呈现出多数特征之后才有公共舆论，是把特定范围内的投票行为等同于公共舆论了；再次，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社会中，公共舆论与权力不是截然二分的，权力机构和公共官员也在不断地发布信息、表达意见。
作为意见市场的公共舆论，是围绕特定主题展开的对话和探询，这是一个由多种信息流、意见流构成的沟通过程。意见流、信息流之所以被称作公共的，并非预设意见的参与者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是借助意见流、信息流的多视角、广联结和循环性，经由这一探询过程，赋予某个主题以公共性——这一公共性赋权过程就是公共舆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影响的不断深入，以沟通、循环和探寻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舆论及其公共性生产过程日益嵌入社会和政治过程及权力运行中，形塑出新的信息政治景观。
信息社会公共舆论的嵌入
对于信息社会，人们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但是，对于在信息社会中即将浮现出什么样的权力体系，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为了描述正在浮现的信息权力形态，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是以韦伯式权力为基点，研究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公共舆论与权力的关系演变以及权力演变的轨迹和趋势。
权力具有空间性。权力空间首先体现为权力的范围，在垂直层面，权力空间体现为权力落差。在前者确定的前提下，权力关系主要就是权力的等级支配关系，韦伯研究的重心就在这里。权力金字塔有自己的顶端和底部。顶端与底部的距离不是无关紧要的，权力落差的变化意味着权力运行方式的改变。在线性的体制下，权力落差的缩小意味着权力强度的提高，权力落差的扩大意味着权力强度的降低。在制造业秩序的视域下看就是如此。
德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承接韦伯，研究了随着博弈者数量增加而引起的权力变化。在垂直等级化的权力体系中，随着博弈者数量无限增多，最终导致权力完全网络化，权力由被服务的对象转变为服务他人。从这一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权力具有不断集中和“再封建化”的内 在机制。权力的这一演变轨迹今天仍然可以清晰观察到，比如，跨境金融交易、国际“避税天堂”、大型跨国机构、“伊斯兰国”等，类似欧洲中世纪的专制诸侯国，这些不断增多的“私有化”权力实体侵蚀着国家的主权权力。
实际上，信息时代的权力演变要复杂得多。信息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普遍流动深刻改造着工业化秩序下的垂直权力体系，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所有权力层次上都出现了信息场域。信息社会则把旧的工业社会权力结构的每个节点都转变成信息化的场域。
在此，可以把价格机制嵌入经济过程视作公共舆论嵌入的模本。
1936年，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发表了主题为“经济学与知识”的演讲，提出了知识分工才是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在信息不受阻碍的流通中，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能够根据同样的价格信息来生产。价格机制的实质是信息的自由流通。
价格机制是将无数陌生人联结起来的长链。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机制。首先，它传递信息；其次，它向人们提供刺激；再次，它用来分配收入。由于这一长链的存在，一个社会中彼此隔离的生产者、消费者才能抱着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作为一种信息流动机制，价格机制中的信息就是无数有着明确行动目标、寻求自身利益满足的个体发出的信号；信息流动的动力机制深嵌于信息系统内部，也就是说，行动者发出的信号本身就具有动力性质，它刺激着其他个体做出反应。在市场经济中，这一信息流动机制的独特性在于没有一个中心控制系统，价格体系所传递的信息自身就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它能够唤起人们的行动，无须一个控制系统再给予动力。
经济过程中的价格机制与政治过程中的公共舆论机制类似，都具有长链和生产性功能。在信息社会，政治过程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嵌入了公共舆论， 而舆论对权力的场域化切割导致权力体系趋于水平流动。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公共舆论在两个领域的嵌入。
一是嵌入社群、社区构建。在工业社会或制造业社会，权力运行依靠的是社会化的社区组织，社会行动是基本的分析单位。这种社区具有地缘上的邻近性。社会关系发生在邻近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长期的。通过社会关系的纽带，人们被联结到一个结构中。
而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这种邻近性和结构性被信息的流动改变了。各种各样的流，观念流、信息流、资本流、物流、移民流、影像流、全球游客等，组成了网络化的信息空间。瞬间的、远距离的和流动的信息冲击着人们的感知系统，给稳定的社会机构带来种种风险，导致旧的社会纽带弱化和解体。在信息社会，沟通媒介是社会的主导性原则，沟通媒介成为社会事物的核心。由信号和流动组成的信息成为社会的基本分析单位。
信息社会中由信息或媒介创造出的新的社会联结有时被称作“虚拟社区”，这是在与实体性社区比较的意义上使用的。虚拟社区是一群主要借由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信息和关怀。这里，虚拟并不表示不真实或不现实。在信息时代，人们利用大众媒介和不断涌流的信息构建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着自己的生活空间并追寻着生活的意义。这种构建活动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家所在的社区，却是同样真实的。
二是嵌入决策系统。能够参与直接决策的总是少数人。所有的决策，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系统中。高质量的决策需要过滤掉过于情绪化的要求，需要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都会采取措施隔离公共舆论流。
对现代决策系统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种“小集团思维”。用美国心理学家贾尼斯的话说，它指的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在这个团体内，存在着一种团体压力，这种压力导致心理效率、道德判断力和现实感觉水平的降低。在决策过程的讨论阶段，团体内部通常都存在着一个似乎体现着正确决策意见的“思想保镖”，以抵御外部影响和内部不同意见；团体压力与“沉默的螺旋”一样，导致出现一边倒的意见流。
在信息时代，公共舆论的意见流正逐渐冲破决策系统精心设置的隔离外壳，嵌入权力及决策系统内部。在决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处理的每个议题，都嵌入了多种意见流的对抗和争辩。信息时代舆论嵌入权力和决策系统，带给领导人的挑战是巨大的。处于不同层级上的决策者都要回答“如何建立起与公共舆论流连接的机制，但又保持决策的理性化和独立性”这一问题。
舆论的嵌入甚至影响到战争这一人类最具强制性的权力。在前信息时代，战场是封闭的；而在信息时代，战场上则密布着摄像头，各种影像资料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视等媒介在全球传播。军事专家对战场上的进展实时解说，预测敌对双方的军事行动，模拟战斗场景——存在于公共舆论中的战争开始对实际的战争进程产生影响。
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埃默森•布鲁金与新美国基金会战略学家辛格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称，社交媒体已经“武器化”了。他们撰写的文章说，“伊斯兰国”发明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使追随者可以将推特账号与之关联，允许“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自动发帖。两位研究者总结说，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强化了“我们与他们”的“敌人—朋友”叙事方式，经由愤怒情绪主导的中介机制，将病毒一样的意识形态传染给更多的人群，引发沉睡已久的仇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形成的舆论直接影响了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信息政治的几个主要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和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信息政治的若干特征在不同国家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下面我们概括地予以描述。
一是流离政治的兴起。信息网络场域的兴起组成了相互重叠、相互联结的新社群和新社区，这改变了权力结构。众多网络场域被各种信息填充，每个这样的场域都是一个舆论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信息的移植、交换和生产。等级化的垂直权力被信息流层层切割，以至于权力越来越趋于在水平层次上运动。以往把权力区分为上层和下层、支配和被支配的做法逐渐失去效用。权力处在流动状态，权力空间变成了一个流动性空间。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具有中心性，而与此相关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资本和积累来展开。而在信息时代，由于舆论的嵌入，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连接、沟通和循环，那些处在连接和循环核心位置的社会群体和地点将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博弈的主要场域。
在信息政治中，存在着两个社区，即由信息流创建的虚拟社区和现实地理空间上的社区。信息流创建出的社区与实体性的社区具有同样的功能，可以动员起来观念流、资金流和社会团结，两者还可以相互连接，可以从线上到线下，也可以从线下到线上。
对于网络动员，理论上尚存在一定争议。研究发现，网络创建出来的信息社区不是虚拟的，更不是无定型的，而是有着与传统的社区同样稳定的特质。网络空间中的弱连接更适合电子动员，尤其是跨国动员。对于接受新信息和完成任务而言，弱关系实际上效果更好，因为新的信息不大容易进入一个邻近的、稳定的和面对面交往的团体。网络场域已经开始创制权力，拥有了国家机器的某些职能。
印度裔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通过研究印度裔美国人如何借助电子媒体参与印度本土政治，揭示了“流离政治”功能。
他发现，在美国的印度人能够很便捷地直接得到有关印度发展的信息。在美国的印度人之间围绕族群暴力、国家正当性和党派政治的对话，为他们在美国的“少数主义”政治创造了新的结盟和动员形式。许多通过电子手段积极介入印度政治的人，也往往是最不遗余力地在美国各城各区中重新组织各种流离政治的人。阿帕杜莱分析说，这些现象暗示着，虚拟电子邻里为印度人提供了新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作为美国教师、出租车司机、工程师和企业家，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或郊区参与地方性的生产之中。阿帕杜莱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全球电子化转型对流离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地方政治中的一个全新元素。流离人口将这些影像、新闻和观点等全球信息流带入了他们的电子邻里空间，并以特定方式助长了产生邻里空间过程中的内爆力量。
因此，信息空间中的政治也是现实政治，试图区隔出一个政治现实空间和政治网络虚拟空间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
二是政治沟通方式的变化。每位领导人都有自己特有的与民众沟通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常常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平静地与民众进行“炉边谈话”。广播是一种垂直的、单向的传播系统，罗斯福借助这一传播媒介建立了一个权威的、理性的、温和的领袖形象。在信息时代，仅凭这种沟通方式已经很难取得成功了。
在欧美发达国家，信息政治开启了新的政治沟通和动员模式。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201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政治组织基础 比较弱的两位竞选者——特朗普和马克龙——当选。特朗普遭到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反对，来自本党（共和党）的支持也远不如对手得到的本党（民主党）支持多，马克龙是从社会党中脱离出来的“政治素人”，几乎没有组织基础，但是他们都成功当选。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善于通过网络进行动员。
我们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例。在总统竞选过程中和当选之后，特朗普都十分重视推特，因此他被称作“推特总统”。在竞选过程中，通过推特表达政见是正常的，但在当选总统并且已经组建了决策团队之后，仍然通过推特发表对政策问题的看法，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他每次在推特上的表态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相关的公共舆论也随之掀起波澜。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个人推特为中心的舆论场嵌入决策系统中，这个决策中心与建制化决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增加了决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推特上，特朗普与其他用户是一样的个体，他们之间没有权力关系， 他的意见，即使在成为总统后，仍然是个人意见。因此他发的推文，不是在教育民众，不是在传达命令，而是在试探和询问，跟帖、转发、评论汇集成一个意见中心，他本人、他的决策班子以及其他政治人物，都可以通过观察这个舆论涌流判断民意。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政 治。公共舆论的嵌入为决策植入了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面对这种信息政治，其对手会感到焦虑和无从把握，而特朗普则从这种不确定性中得到好处。
三是政治风险增大。舆论在权力和决策系统中的结构化，造成权力运行和决策系统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政治风险加大的趋势。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回归呢？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解释直指各种能够“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风险的“知识”。这些“知识”意味 着“界定风险的权力”。那么，为什么“知识”会成为风险增加的因素呢？ 根据贝克的解释，“知识”实际上是知识剩余或知识的副作用。正是知识剩余造成了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比如说在现代工业、金融市场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都包含着这种知识剩余。只不过，以前它们被视为在现代理性所主导的概率计算范围之内的正常现象，因此为公众所容忍。但是，在信息社会中，它们都以“风险”的形式被大众重新发现，并且借助全球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在极大的范围内被传播。
在一个不断信息化的社会里，随着媒体的社会渗透度日益增加，风险也就无可避免。而且，由于技术条件的提升，媒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提升。
一方面，在广度上，新兴的网络媒体使得世界变得一体化了。网络媒介把信息和知识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社区。但与此同时，与知识相伴随的风险也被传播到每个角落。在全球层面上，很难有哪个地方、哪些人群能够“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在深度上，信息媒介也使得全球连接的触角深入极为隐蔽的私人领域。公民对社会充满疑虑和担心。
然而，风险——尤其是全球性风险——又表现为一种与之相反的逻辑： 风险其实是一种沟通媒介，而且是一种不自觉的、非意向性的、但具有强制性的沟通媒介。这是因为，对于彼此隔绝也互不关心的现代公众来说，一旦他们感知或者认识到，他们被置于同一风险处境时，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可能成为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在这一条件下，风险就有可能穿越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国家等现代性边界，进而把不同背景的阵营、党派与国家团结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进步的和解放的力量。
为政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社会中政治的高风险性。
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叙事方式发生了改变。以前权力总是要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话语修辞，而随着沟通媒介或舆论的嵌入，权力变得像是拼贴画，宏大的单一叙事被不断涌进的信息流切割，变得面目全非。结果，支配性权力实施卢卡斯“第三维度”权力，即误导认知的能力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舆论结构中总是包含着要求对话的力量，沟通和循环总是能够把要求对话的力量带入现场。这意味着权力随时要面对“闯入者”和诸多不确定的意外事件，随时要做出回应。对于权力来说，这是一个新现实。
政治风险加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舆论嵌入刺激着一些团体发出声音。以往支配者总是用等级、资历、程序、技术能力等为借口阻碍一些人参与到对话中来，在信息时代，这些理由都不再成立。权力中的舆论结构是一个即时应答的结构，拒绝作出应答本身就是风险。斯科特所说的“共谋的沉默”，本•阿格（Ben Agger）所说的“社会结构化的沉默”，诺依曼所说的“沉默的螺旋”等预示着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将不断受到深嵌于权力中的舆论的质疑。权力自身也成了一个自我探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系统开始具有自反性。
张剑荆：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对外教育援助在公共外交中将大有可为
对外教育援助是重要的人文交流方式，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也是援助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培育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民心相通被我国提上了战略的高度，而对外教育援助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实效性，使国际教育援助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国际教育援助是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国际援助方式。它从20世纪60年代实施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教育条件，还带动了援助国内部的各要素向受援国进行多层次的扩散和渗透，使援助国与受援国的社会民众有着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从而促进了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交流和互动，是援助国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培育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建设路径和主要内容之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民心相通了，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社会基础，中国倡议、世界共享的“一带一路”才能行稳致远，我们和世界各国携手种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树才会根深叶茂、百世长青。作为一种“软力量”，“民心相通”是一项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种方式的人文交流，而对外教育援助是重要的人文交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促进民心相通。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国际教育援助从二战后兴起至今，援助的理念和侧重点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关注经济发展到关注人类基本需求；从以双边援助方式为主到以多边援助、双边援助共同推进；从项目援助到部门援助和计划援助；从支持硬件设备建设到支持软件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拉开了国际发展援助的序幕，国际教育援助也随之展开。此时国际教育援助的宗旨是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援助侧重于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初等教育领域投入几乎为零；援助方式主要以技术援助为主，如派遣教师、顾问及设置高额奖学金等，少量的援助用于修建教舍、购买教科书和其他教学物资。
20世纪50年代，以英国和美国联合主导实施的科伦坡计划，核心内容是向受援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其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援助，如提供技术培训、专业化教育、学术交流计划、留学教育计划。据统计，截止1970年12 月，科伦坡计划共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了72544名技术人员，并向该地区派遣了14102名专家，捐赠了高达4.795亿美元的教学设备。
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获得广泛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入国际教育援助的行列中来，并且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理念下，国际教育援助开始向初等教育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日益重视农村教育、非正规教育、女性教育等初等教育领域的援助。199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有关基础教育的报告，强调：“初等教育的投资回报远远大于其他层次的教育，要求援助国继续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在教育质量差及群体低收入的国家，需要将其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国际教育援助不仅能够改善受援国的教育基础，提高它们的教育质量， 也是援助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提高其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从而增强国家的影响力，是援助国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以促进人文交流，进行思想文化渗透，2011年，国际教育援助在全球达到110亿美元，约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8％。
如日本就成功地利用教育援助的手段，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渗透，并在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改变了二战后侵略国家的形象。同样，日本通过加大对蒙古的教育援助，实施“草根计划”，成功地提升了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蒙古国内超7成的蒙古人认同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将日本视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表示要向日本学习，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已经开展了对外教育援助。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兴援助国，国际教育援助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援助方式。
成立伊始，新中国就展开了对外教育援助，如无偿捐赠教学物资及资金、派遣专家对受援国进行培训，此时来华留学生较少且以双边援助为主。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主要有派遣教师、接收来华留学生、受援国国家教育代表团来访、技术培训等，仍然以双边援助为主。随着入常，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多边教育援助活动，注重与国际机构合作，援助的规模呈井喷发展之势，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援非的教师只有3名，到70年代，教师已经多达115名；同时非洲来华的留学生规模也激增，20世纪50年代，来华留学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及、肯尼亚、乌干达等少数几个国家，总人数为24人。到了70年代，人数达到648 人，学生遍布于中国建交的25个非洲国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迅速。我国对外教育援助的规模日益扩大，援助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多元化：设立政府奖学金项目，资助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捐赠教学物资；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成为重点的援助领域，发展了官员培训班、技术培训班、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志愿者项目等多种形式，涉及农林牧等几十个专业。此外，加强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共同培训的各类技术人员累计达到1500多人。
21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教育援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迅速增加。2006年，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我国提出在3年内为非洲培养1.5万名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
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框架内，我国领导人多次承诺加强对外教育援助。2013年，中国向东盟国家承诺在未来的3-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5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14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将为其免费培训20万名技术人才，免费提供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向拉美国家承诺在未来５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 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并于2015年启动 “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2015年，中国向亚非国家承诺在未来的5年内，将向其免费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2017年，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承诺，将每年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
以国际教育援助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举措
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强调了“民心相通”的重要性，指出要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民心相通被提上了战略的高度，而对外教育援助则是打通心与心的隔阂，消弭人与人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是提高国际影响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但由于中国的援助历史较短，援助经验欠缺，制约了我国对外教育援助发展，本文抛砖引玉，提出了几个提升对外教育援助效应的建议。
完善国际教育援助法律和机制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或者是针对某一特殊事件而制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政策。我国在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可借鉴其成熟、合理的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教育援助法律。
一、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法律。从法律层面规定教育援助的宗旨、对象、目的、批准程序、援助规模、援助方式、年度教育援助占对外援助的比例以及监督机制等，增强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透明度。
二、设立独立的教育援助机构。设立专门负责教育领域援助的机构， 全权负责对外教育援助，使教育援助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教育援助的效果。独立的对外教育援助机构既可以提高对外援助的决策和管理效率，也有助于避免各部门之间相互掣肘以及重复援助，可以使援助资金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三、建立科学的教育援助评估机制。建立项目评估与项目总结报告制度、全面统计制度以及年度报告制度，规范项目评估工作。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严格的质量监控机制，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
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的培养
2016年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人， 其中许多是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此庞大规模的留学生，是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我们必须深度挖掘留学生这一潜在资源，让其为中国代言，讲好中国故事。
第一，实现奖学金来源多样化，将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地方政府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中央角度来说，应增加奖学金名额，均衡获得奖学金学生的地域分布，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应提供种类丰富、适应地方特色的奖学金项目，此外还应鼓励企业、学校等社会组织以各项名义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增加奖学金供给渠道。
第二，构建和完善留学生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完善留学生社会化的支持体系，满足来华留学生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就业、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学校要及时为留学生解决在华的困难，让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建立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留学生档案，档案可以完整地呈现来华留学生的背景和学习期间的各类信息，此举既可以使来华留学生感受到学校对其个人经历的尊重，还可以为国家外交和安全部门提供重要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整理出校友信息，培养友华、爱华人士。
大力发展非官方教育援助组织
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具有灵活性，能为政府官方援助组织做补充，共同为国家利益服务。政府组织的教育援助往往都是大型的活动，而且还是针对非常需要教育援助的地区进行的，这样会遗漏一些同样需要援助的地区，民间组织和力量可以参与其中，弥补政府组织的活动的不足。此外，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间教育组织，鼓励知名企业家、社会名流、慈善机构参与到对外教育援助项目中来，共同推进对外教育援助的发展。
双边援助与多边援助相结合
目前我国是以双边援助为主，多边援助的规模和数量较少。在双边援助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利益倾向，这样就容易出现碰撞和摩擦，影响对外教育援助效果。多边援助则可避免或者缓解政治上的摩擦，并且多边援助组织一般都拥有独立完善的运行机构，专业性更强，通过多边援助机构不仅能提升教育援助的效果，还可以规避其他国家对我国援助目的的质疑。因此，我国在实施对外教育援助过程中，应积极参与多边援助，扩大多边援助的数量和规模，借助多边援助平台和机构提升教育援助的质量。
结语
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教育援助国。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到，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举办了11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在对外教育援助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外教育援助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培养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进民心相通，但是，我国的对外教育援助要想真正发挥这方面的成效，除了要有切实的法律、机制等方面的改进外，还需要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坚持平等的援助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选择和意愿，在教育援助过程中，去意识形态化，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基本原则坚定地落到实处；第二，强化受援国教育的能力建设，将受援国的教育能力建设作为对外教育援助的优先发展目标，在制定对外教育援助政策时，要考虑到受援国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使受援国逐步摆脱对援助的依赖。
邝艳湘：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静：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共外交理论视角下的日本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
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建交后，公共外交成为日本对吉外交的主要方式。日本主要通过大使馆、官方发展援助、日本国际合作署、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等机构协调配合实施对吉公共外交。日本按照公共外交国家品牌模式主要通过出口、文化、人员等三个方面努力提升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形象，并力求籍此强化自己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
2015年10月23-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亚五国展开访问。关于安倍晋三此次遍访中亚五国的动机引发众多讨论，其中包括日本意图加强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日本以塑造国家形象为主要特点的公共外交政策，日吉关系的发展，以及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公共外交的具体方式与内容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公共外交理论的两个维度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格里恩首先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
公共外交理论的对外宣传维度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当代的公共外交并不稀奇，其实就是对外宣传的进化版。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的目的一致，即培养或修正其他国家民众对待本国的对外行为或政策的态度，使他国的民众接受或肯定本国的政治方针，最终推进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外交理论的这一维度具有较明显的政治意图。
公共外交理论的国家品牌维度
公共外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即所谓的国家品牌。1998年，英国国家品牌主要理论家西蒙•安霍尔特提出所谓的国家品牌六角形模式，它包含旅游、出口、管理（对外和对内政策）、投资和内移民、文化和遗产、人6个方面。西蒙•安霍尔特把塑造国家品牌看作是改变、改善或强化国家形象和名誉。该理论认为，提升本国商品形象对于改善国家形象起很大作用，反之亦然。公共外交理论国家品牌维度的特点是经济色彩强，政治意图弱。
日本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发展
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后，1992年1月26日，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建交。从1992年至今，日本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高潮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多次重申吉尔吉斯斯坦坚持民主和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日本、美国、欧盟国家开始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前苏联国家提供援助，旨在支持这些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等改革。日本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1993年，日本政府在官方发展援助的框架内开始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援助。1994-2000年期间，在国际社会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援助规模中日本名列第一。这一时期日本提供财政援助明显与吉国内社会政治生活推行民主原则挂钩。
这一时期的后半期，随着认识到整个中亚地区巨大的资源潜力，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变化，不仅继续关注和强调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方向，而且开始积极从事经济方面的活动，提出加强在重点经济领域的合作。
低潮期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开始改变其对吉尔吉斯斯坦实施援助的立场，具体的表现是在比什凯克的日本公司开始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严重腐败问题。二是199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地区日本地质学家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武装人员绑架。这些事件改变了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印象。中亚的安全保障问题使得日本对能源运输通道的前景产生严重怀疑，导致这一时期日本深化和发展关系的中亚国家转变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恢复期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反恐行动的进行，美军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军事基地等，日吉关系也进入全新的一页。2003年1月，日本在比什凯克设立大使馆。2004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在日本设立大使馆， 日吉关系开始转好。2007年，巴基耶夫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特别指出，吉尔吉斯斯坦高度评价与日本的合作水平并准备进一步巩固和全方位扩大吉日合作，之后吉日签署了“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和日本新的友谊、伙伴、合作关系”联合声明。2013年，阿坦巴耶夫总统访问日本，这次访问给双方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日本打算拓展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援助，以及恢复对战略性项目的优惠贷款。日本援助的重点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及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强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协助恢复卫生、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吉尔吉斯斯坦被吉官员认为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这次访问之后日本的一些贸易代表团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寻找日吉贸易合作领域的对接点。总的来说，在日本和吉尔吉斯斯坦关系发展中不存在重大矛盾和原则性问题等障碍性因素。
公共外交是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主要内涵
在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关系发展中，日本正是按照公共外交国家品牌六角形模式中的旅游、出口、管理（对外和对内政策）、投资和内移民、文化和遗产、人等六个方面，努力提升自己在吉的国家形象，并籍此强化自己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
日本对吉公共外交的主要实施机构
日本对吉公共外交的实施主要通过大使馆进行，另外还有官方发展援助、日本国际合作署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等机构。各机构彼此之间责任明确，并且强调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
第一，日本驻吉大使馆。2003年1月，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大使馆。日本驻吉大使馆主导日本对吉公共外交的具体实施，包括各类援助项目以及各类教育文化交流项目。
第二，官方发展援助。日本主要依赖官方发展援助来实现其公共外交。1999年，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5357亿日元。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机构包括政府层面的日本科学教育部以及其下属的公共外交部门， 也包括大学、私人协会和非政府组织。日本的科学教育部以及下属的文化关系处进行了大量的文化交流项目。科学教育部下属的公共外交部门的预算主要来自日本基金会。日本基金会主要进行日语项目、文化交流项目、日本研究项目三类活动。
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公共外交的主要工具之一。日本不仅积极为自己的公共外交提供资助，而且有针对性的为科学、教育、语言和文化项目创造条件。借助于此日本得以强化对被援助国的影响，改善自己的形象，并由此获得在这些国家政治领域的影响力。
第三，日本国际合作署。在日吉建交以来的25年间，日本国际合作署的培训中心以及日本各高校为吉尔吉斯斯坦培训了几千名专家。从2007年起, 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公务员开始在日本高校中进行职业培训。目前，这一项目的第一批毕业生已经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公职系统担任重要职务。
自2000年起，日本国际合作署的志愿者到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学，以及在“一村一产品”的项目框架内帮助当地社区用当地原材料生产产品并帮助开发销售市场，包括日本的销售市场。这些志愿者用吉语和当地居民交流，会弹奏吉尔吉斯民族乐器。这些志愿者建立的萨赫娜古丽库姆孜艺术团多次在东京举办的吉尔吉斯斯坦文化活动中演出。
第四，人力资源开发中心。1995年，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开始在比什凯克运作。2000年，该中心更名为吉尔吉斯斯坦日本人类发展中心，不仅教日语，而且安排各种培训课程，例如商业培训课程、计算机培训等。中心的主要职能是推广日语。早期主要是在政府机构中推广学习日语，中心开办之后则是面对所有想学日语的民众。中心对日语教师和学习日语的学校提供支持，举办教师培训班、提供教材、举行竞赛及日语专题讲座等相关活动、举行去日本进修的考试等。
日本对吉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日本对吉公共外交主要致力于人员、文化、出口等三个方面。
第一，人员。一国的人员与其它因素相比能更好地形成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总体看法。一国人员的行为风格、在各领域的专长、完成合作任务的能力都会形成其他国家对该国生活和工作环境的看法。截止2010年2月1日，在吉尔吉斯斯坦有来自日本的97名志愿者和14名专家。他们分散于吉尔吉斯斯坦各地区：比什凯克-54人，楚河州-17人，伊塞克湖州-29人，纳伦州-10人， 塔拉斯州-1人。日本的专家和志愿者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关键领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过日本专家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众显示出对日本人非常高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援助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吉国人力资源的培养问题。日本国际开发署在实施项目的同时通常还对项目中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进行培训。进行培训，提供良好教育是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会对日本在吉国教育领域的声誉起很大作用。目前，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教育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在日本学习过的专家以及学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受欢迎。此外，日本还向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公务员提供教育机会。从2007年开始，每年大约有20名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公务员去日本的大学学习，其中包括日本的神户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日本国际大学、广岛大学、筑波大学，立命馆大学等。在日本学习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回到吉尔吉斯斯坦后成为日本正面形象的传播者。
第二，文化。文化可以说是一国国家形象最有特点的表现要素，对一国文化的了解会影响对该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文化成为日本推进公共外交的主要工具之一。为了加强日本文化对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吸引力，日本驻吉使馆每年定期举办日本文化节以及文化活动。此类文化活动在吉首都及吉尔吉斯斯坦各地区进行，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格斗艺术、语言、电影 、餐饮等各方面。2010-2011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报道的148起关于日本的活动中，其中53起与文化有关。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对日本的这种报道不仅加强了吉民众对日本的兴趣，而且对那些完全不了解日本的人关于日本国家形象的预设起到了重大影响。文化在日本推进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形象方面起了重要的而成功的作用。
第三，出口。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实施的还有西蒙•安霍尔特提出的通过出口推进国家形象的项目，此类项目主要由日本国际开发署负责。作为国家形象要素之一的出口指的不仅是从一国出售到另一国的商品，还包含商品质量和技术理念。出口商品上注明的生产地是出口国在国外的代表和形象。日本国际开发署在官方发展援助部门的资金资助下，利用日本的技术和工艺，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许多通过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技术塑造国家形象的项目。所有开展的项目都需要引进日本的各种工艺设备，而且这些工艺设备通常都使用在吉尔吉斯斯坦大量民众都可以获利的领域，这毫无疑问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推进日本在吉民众的良好形象。
以提升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对吉尔吉斯斯坦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对日本在吉存在的态度。应当说，日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公共外交是较为成功的。
结语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那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提出通过五通来实现该倡议，其中人心相通正是我国公共外交应该开展活动的领域。2015年，日本首先安倍晋三遍访中亚五国，有外媒称日本的意图之一是挤压我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发展对中亚公共外交的自身需求来说，还是从打破日本对我国的影响来说，研究日本对包括吉尔吉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公共外交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公共外交中，也应当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由此不仅在中亚国家的政府层面，尤其是在社会层面增强对我国的好感，从而有效破除在中亚地区散播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也应当注重通过人员、出口、教育等多个途径协调进行，不能一些领域在努力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一些领域却在无意识地伤害我国的国家形象；在人员这个环节，应当要反思，由于我国各类出国人员关于出国后个人形象代表国家形象的意识淡薄，因此，反而出现因对我国出国人员个人形象印象差而导致对国家形象印象不良的问题，这方面与日本形成了反差；在教育这个环节，对于到我国来学习的中亚留学生一定要按较高标准严格管理，保证优质的教学质量， 形成对我国教育方面的良好印象，同时在教育对象的选择应该更有方向性和针对性。
廖成梅：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媒体高度关注中共十九大
中共十九大于10月18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吸引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场盛会被国际舆论视为观察未来五年及更长时间内中国政策发展方向的重要窗口。境外媒体以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客观报道五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创造的辉煌成就，关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未来擘画美好蓝图，期待中共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乃至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外媒相关报道热度空前
参与大会报道的外媒记者人数与播发报道总量创新高。十九大新闻中心数据显示，报名采访本次大会的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达到1818人，分别来自134个国家和地区，较十八大时增加近百名，增幅达19.6%，远超十七大时的790名和十六大时的590名。境外记者积极通过笔墨、话筒和画面向世界报道中国的“超级一周”，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强大影响力。利用专业数据库进行统计，十九大期间境外主流媒体英文报道5082篇， 分别比十八大、十七大、十六大期间增加102%、245%和260%；中文报道8153篇，分别是十八大、十七大、十六大期间的3倍、6倍和8倍。美联社、路透社、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以及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等媒体均对大会开幕式进行了滚动播报，对习总书记所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摘编和分析。众多国际主流媒体使用头版头条、图文并茂进行报道。
境外媒体十九大报道掀起三次高潮。本次大会，境外媒体报道量在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有显著增幅，一是10月18日，本次大会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二是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三是10月25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
十九大报告、领导层换届和党章修改最受关注。外媒十九大报道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其中，十九大报告、领导层换届和党章修改最受关注。一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反响强烈，积极解读报告重要意义；关注“新时代”“新 思想”“新矛盾”“新目标”等基于对中国现实新理解的新论断、新提法、 新举措，并从中观察我未来政策走向。二是积极评价大会对党章作出的修改。围绕十九大对党章作的最新修改，境外媒体重点关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舆论肯定这一新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未来的重大意义。三是高度关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不仅结束了数月以来外界对我新一代领导集体人选的猜测，更令外媒切实感受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成功，外媒认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十年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正面评价我执政成就、积极看待我发展前景，但担忧与质疑仍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期间，境外媒体着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过去五年非凡的执政成就，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经验，称赞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展现的“自信心”与“使命感”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印象，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正面指导意义。客观分析经济社会失衡和不平等、工业产能过剩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社会迅速老龄化和环境污染问题、领土争端和朝鲜半岛核危机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产生的风险，预测十九大后我各项政策的未来走向，指出我将继续深化国内改革、更加注重绿色经济发展，还将在全球舞台发挥更积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舆论正面评价我执政取得的成就、积极看待我发展前景的同时，一些西方媒体对我是否会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示怀疑， 对经济改革前景表示忧虑，非议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威胁世界民主秩序。对于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我在军事实力、科技、互联网和国际责任等方面成为“大国”或“强国”的表述反应敏感。会议召开期间，炒作我加大对新闻、 互联网和社会各界“管控”。
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媒体对十九大有不同关切
从报道内容与基调来看，受现实利益、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全球主要国家及地区的主流媒体涉十九大报道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不同关切，这表明不同国家、地区及其民众对中共党代会后中国未来发展及对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有着各自的关切，具体分析如下。
十九大期间，俄主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篇幅增加，不少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将报道聚集在“新”字上，新时代、新常态、新变化、新局面等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俄新社、塔斯社等把目光主要聚焦在中共新领导人的产生以及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规划上。俄媒对近年来在中共领导下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十九大是决定中国及世界未来的“全球性大会”，将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主流媒体高度重视我十九大的召开，将其视作观察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对外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在充分的会前预热报道后，美国主流媒体围绕十九大进行持续、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并结合十九届一中全会进行密集的后续解读。彭博社、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报道量位居前列。一些美国媒体对中国五年经济发展成绩单给予高度肯定，不过，在积极报道我大会期间发布的官方信息的同时，仍有部分媒体针对我领导人、政治体制、经济改革、中国模式及对外政策等话题进行负面解读。
英法德西等欧洲主要国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推送与十九大相关的信息，“中国进入新时代”等类似标题出现频次高。欧洲主要媒体关注主题多元， 积极评价大会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肯定“中国模式”对解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问题的重要作用。但受制于意识形态等因素制约，英法德等国家媒体涉十九大报道中有关政治议题的报道普遍比较负面，渲染外界对我高层人事的臆测、曲解我反腐斗争、攻击我政治体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影响力，欧洲媒体心态复杂，报道“先扬后抑”，赞扬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肯定我在维护世界秩序、推动经济全球化、改善国内民生方面的努力，但对我市场改革力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较多非议。
受制于对我党的固有偏见和对我国迅速崛起、中日经济军事实力逆转的忧虑等因素，主流日媒报道总体偏负面。日媒高度关注习总书记的报告，重点报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以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渲染我经济面临难题、炒作我出现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对我人事安排、修改党章、意识形态工作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冷嘲热讽式评论”。
总体看，基于地缘上的接近以及中国在地区事务上影响力的不断增大， 周边国家媒体大多对我十九大积极关注并给予正面报道。认为十九大是全球性会议全球瞩目，对世界格局具有深远意义；认为我国家“由富变强”的成就和壮举前所未有；对我军队改革、治理腐败取得的成效予以积极评价；看好与我关系的发展，建议所在国把握机遇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然而，也有部分媒体渲染我领导人全面强化控制“加强集权”，担忧我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尤其是南海权益的主张将让周边国家“面临困境”。
由于有着相似历史遭遇，并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加上中非根深蒂固的传统友谊，报名参加十九大报道的非洲记者的比例大大提高。有关中共十九大的话题在非洲国家掀起一股热潮，相关的新闻出现在非洲多国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站上。非洲媒体积极评价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福祉、预防和治理腐败等方面成功经验，并表达希望深入了解中国从而加深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理解。
党的十九大受到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古巴等拉美国家主要媒体关注，多个拉美国家媒体几乎全程参与了十九大的报道。拉美媒体不仅敏锐捕捉十九大发布的重要信息，还在报道期间细致观察中国的发展与变化，通过镜头和文字，第一时间向拉美国家传递真实的中国。拉美媒体赞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促进本国发展。
沙涛：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刘柳：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专项舆情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军改以来我军国际舆论形象塑造探析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背景下，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军队国际舆论形象塑造是军事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军队对外传播工作的重头戏。
随着我军军改持续推进，我军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合作愈加开放、海外行动积极作为，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国际舆论形象日趋丰富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场仍不绝于耳，对我军国际舆论形象进一步提升造成负面影响。未来，我军亟需通过深入调研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变化，加速建立涵盖监测预警机制、多语种立体传播平台、传播指标评估体系等素质全面、可“守”可“攻”的舆论阵地，进一步加强我军国际舆论形象的传播能力，讲好军队故事。
军改以来我军国际舆论环境变化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形势下，随着我军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涉外活动种类和频率明显增多、“大国利器”相继重磅亮相，我军形象塑造逐步由“他塑”向“自塑”阶段过渡。
受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现实利益和国家软实力塑造等多方面制约和影响，我军国际舆论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提升我军正面舆论声量是目前我国军事形象传播上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统计结果显示，军改以来海外主流媒体及Twitter关于我军的信息共计超过11万条（数据来源：环球网Global Eyes全球媒体监测系统）。海外主流媒体和海外社交媒体话题重合度较高，国际舆论对我军关注度走势较为平稳， 涉军舆情热点趋于多元化分散状态，仅个别时段受涉军热点和地缘政治影响，话题量明显增加；伴随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持续推进。近期，国际舆论对我军关注度持续上升，“中国威胁论”“南海威胁论”的声音虽然不绝于耳，但军事合作的主题也逐渐进入视野。
以上情况显示，国际舆论环境对我军形象塑造还有待提升。“改革必成，强军可期”，加速塑造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国际舆论形象迫在眉睫。
我军国际舆论形象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中国威胁论”的过度渲染。随着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军事威胁论”呈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军事装备加速现代化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的言论不绝于耳。海外媒体报道多数时候选择性忽略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欲打造“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威胁，却大肆渲染中国对周边军事威胁。只要有与中国军力有关的事件发生，西方就会抛出“中国军力对周边地区乃至对世界造成威胁”的论调，不少媒体也会跟着炒作“中国威胁论”。
第二，跨文化传播造成报道信息不对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军事崛起，曾对我国制裁和禁运，倒逼我国军事装备制造业发展， 在制造能力、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然而，在中西方新闻运作模式不同以及国际话语权不对称背景下，这种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却被解读成“军事威胁”和“军力落后”，这种“极化”印象造成我军形象在国际传播 中被广泛“误读”，给我军国际舆论形象的良好塑造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第三，报道带有政治诉求和实用主义色彩。目前，在国际舆论对我军形象认知多元化的形势下，随着政治利益诉求的变化，各国报道倾向及立场随之变化。一方面，在一些国际热点冲突地区，部分国际舆论呼吁中国承担大国责任，要求中国军事介入的声音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特别是有领土争议地区，一些媒体要求中国“军事克制”，遵守“国际法”、保障所谓“航行自由”的声音也甚嚣尘上。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些对中国军队颇为“矛盾”的观点表达了西方舆论对中国军队的“实用主义”需求。在西方无法满足或者无法解决或者无法提供公共产品，部分国际舆论就希望中国来填补这个空白；当中国军队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安全之时，它们就认为中国正在破坏和瓦解西方在该地区固有的秩序。这种实用主义做法给中国军队的国际舆论形象塑造造成了不少困扰。
第四，海外中文媒体及中文媒体海外传播渠道待打通。在全球文化多样化和军事社会发展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调研结果显示，国际舆论对我国军队的建设发展和舆论塑造的制约愈发明显。当前，我国军事海外传播体制不健全，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手段和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而海外中文媒体及中文媒体海外版天然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背景优势，可加速搭建军事领域舆论宣传引导阵地，推进我军国际舆论形象转型。总之，国际舆论场博弈和互融的媒介平台不容忽视。
提升我军国际舆论形象的四点建议
第一，挖掘“一带一路”倡议军事意义，谋划讲好中国军队故事。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如何讲好军队故事，已成为军队“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建立在国家层面的大举措，除了在各国互信互惠基础上即将重启丝绸之路外，亦可以理解中国海外战略布局的落子之处。中国军事力量走出去为世界和平提供公共产品、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营造平稳环境的同时，也为我军国际舆论形象摆脱西方媒体束缚提供环境基础，以便讲好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中国军队故事，同时辐射至沿线国家，加快塑造我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国际舆论形象。
第二，建立完整的海外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回击不利舆论。2016 年，环球时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发起“2016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国外受访者提及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时，最突出的印象是“复杂的”、“崇尚军事的”、“强硬的”、“傲慢的”；同时，“自信的”、“合作的”、“友好的”等形象认同率在20%左右。负面词汇的高提及率可侧面反映出中国国际舆论形象提升的艰难性。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与“军事落后论”等极端言论不定期交替出现，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涉军舆情暗藏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难控性不言而喻。及时把控海外主流媒体和海外社交媒体的第一手信息，把控国际舆论风起云涌的脉搏，是实现我军国际舆论形象塑造的基本保证。可通过建立组织保障机制、海外涉我军预警监测机制、海外媒体不当言论预警机制、信息回击机制等，第一时间发现有损我军形象的不实言论，及时进行精准有效的回击。
第三，打造多语种全媒体国际立体传播平台，对我军形象传播全覆盖。“形象就是力量”——是此前美国提升综合战斗能力的关键点之一。网络传播作为信息承载的关键部分，若要实现我军国际舆论形象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跨越语言鸿沟，避免因海外媒体因翻译错误或断章取义造成负面国际舆论扩散。对此，可通过聚合资源，搭建符合各国文化及语言基础的多语种官方网站有效发声；同时，适时打造海外传播意见领袖队伍、利用高流量社会媒体传播信息等方式多管齐下，为提升军事“软实力”提供关键性 保障。
第四，构建我军国际舆论形象指标评估体系，提供有效外宣决策信息。现阶段，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为我军国际舆论形象构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为我军形象塑造带来了机遇。海外信息难收集、各国媒体倾向多元化、信息反馈不及时，严重制约我军形象塑造进程。针对以上问题，在舆论危机管理中应继续强化管理意识和评估意识，即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构建完整的评估体系，强化对海外主流媒体和海外社交媒体言论的趋势性分析研判，建立包括规划、保障、传播、控制、反馈的有效信息传播闭环，为我军国际舆论形象传播塑造提供前瞻性理论基础和决策性信息。
张冬瑾：环球网舆情分析师，环球智库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人类文明的演进和中国世纪的到来
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丝绸之路》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并引起关注实属罕见。该书促使我们去关注国际社会的诸多热点问题，在世界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通过宏大的研究内容和巧妙的行文结构揭开了人类文明演进和帝国兴衰的秘密。书中有趣的历史事实和崭新的研究观点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其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 书中有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成为“横扫全球26个国家非虚构榜单的现象级畅销书。”该书英文版首发于2015年4月，中文译本首发于2016年10月。在全球范围，人们阅读兴趣的持续高涨主因在于，它揭开了人类文明轮回的秘密和民族国家兴衰的关键，“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在国内，该书被《人民日报》三度刊文推荐，是“一带一路”必读书， 它契合了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经济学家巴曙松评论指出，“该书对（丝绸之路）这一地区文化、宗教和历史的详细阐述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丝绸之路上纷繁复杂的利益纠纷和遍地荆棘，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倡议‘一带一路’亟待强化的现实课题。”该书丰富的历史事实和珍贵的历史经验能为我国制定严谨科学的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依据。
成书背景
作为一部全球畅销书，其成功必然触动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因此，理解其成书背景非常关键。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一个转型发展时期，各种棘手问题接踵而至，世界在和平与发展、冲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塑造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形成。
首先，以中国为首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实现群体崛起，世界权力重心开始出现明显转移。冷战结束后，美欧等发达国家一度欢呼“历史终结”， 它们提出构筑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新秩序构想，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启了新一轮改革。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出现新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金砖机制得到核心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西方经济精英意识到非西方核心国家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今，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中国经济导报，2017年8月16日）。另一个变化是，G20机制日益受到全球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这一机制正逐渐完善。由于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因此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实质性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平台。
其次，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中间地带出现的一轮轮局势动荡正在困扰着全世界。今天，中东乱局的成因除了中东国家之间内部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和经济社会问题以外，让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大国的干涉引起的混乱。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领导世界秩序，积极干预国际事务，显示出霸权的傲慢。在这一地区，除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参加了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还策划和鼓动中亚北非国家民众进行政权变更运动， 也即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使得该地区政局长期动荡。可以说，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预刺激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接二连三的战争和内战制造了大规模难民危机。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难民危机和叙利亚政治危机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最后，欧美经济衰退和全球激烈的地缘竞争让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动摇。“一带一路”为世界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依旧未能彻底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和之后欧债危机的阴影。与此同时，西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西方“逆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合作呈现碎片化趋势。另一方面，美国同其西方盟国一道，试图在地缘政治上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从东西两翼夹击和围堵伊朗，在政治上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除此以外，欧美国家还对俄罗斯和中国开展新一轮的地缘政治攻势，2013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美俄矛盾还未消解，美国煽动的钓鱼岛和南海危机更是让中美两国对立加剧。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政府接连宣布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威胁对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审查。这都显示出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出现动摇。
内容结构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该书确实提供了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棘手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历史经验，可谓正当其时。除了视角独特，该书还精心组织了写作内容和结构，线索明朗，细节生动，读者置身其中，仿佛进行了一次历史远行。
在视角上，该书既不是西方中心论，也不是彻底的东方中心论，而是西方视野中的欧亚中心论，这打破了西方意识形态束缚，提醒读者那些被忽视或者掩盖了的辉煌历史。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我不满于课堂上有限的地理知识，除了欧美为中心的论述，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作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其对其他文明产生学习和研究的驱动力。作者认识到西方历史观的狭隘，并提出，“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这一欧亚中心论视角与麦金德的陆权理论相得益彰，再次印证了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心脏地带的说法。该书所描述的世界史主要是涉及从南边的赤道到北纬50度之间的地理空间，这一地区集中了欧亚绝大部分国家，而中东地区成为沟通欧亚国家的十字路口和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钥匙。
在内容上，作者生动叙述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政治力量争夺资源控制权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斗争史，极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和拓展了其历史厚度。该书以“The Silk Roads”命名，这种表述意味深长。在接受采访时， 彼得•弗兰科潘表示，“丝绸之路本身包含很多种含义，除了丝绸，丝绸之路也意味着语言、瓷器、观念、植物和动物的传播，以及人们的旅行等。” 当然，还包括政治，军事，宗教和外交关系等内容。在书中，他首先指出， 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欧亚中心地带国家就与东方形成搭建了东方丝绸之路，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现象。其次，他还描述了西欧诸国逐渐融入丝绸之路的过程，以及开辟海上新航路的历史，这里既有大英帝国的辉煌，也有欧洲列强对抗引发的世界大战。他继续指出，二战结束后，美苏霸权争夺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反西方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因此，该书展示了世界各国极为复杂的历史联系，尤其是东西方国家在丝绸之路上上演的各种剧情。
在结构上，作者一开始就将东亚的汉帝国，中心地带的匈奴和欧洲的罗马帝国放在一起叙述，勾勒出一幅联系的世界经济地理图画，叙述发生在丝路上的历史故事，阐明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轮回。该书以时间、空间和文明主体三要素作为叙述线索，评述了不同文明主体在这一枢纽地带相互联系中的发展更替过程。丝绸之路所揭示的不仅有人类文明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故事，更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尤其是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今天，回顾丝绸之路上发生的这段人类文明发展史有助于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其在欧亚中心地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如作者所说，“欧亚国家试图在这篇连接东西方的关键地区继续保有支配地位，但却徒劳无功。”尽管欧亚中心地带依然重要，但是，竞争却变得日益激烈。随着我国新丝绸之路的实施，欧美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前所未有地出现转型，“丝绸之路正在复兴”， 一个偏离欧美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
阅读价值
作为一部涵盖面很广的历史史诗，书中有趣的历史事实和崭新的研究观点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同时，不得不惊叹，丝绸之路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竟然发挥了巨大的蝴蝶效应。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中国消失的匈奴却出现在欧洲论述中，其西进运动对基督教在欧亚的广泛传播发挥促进作用。公元350年到360年，草原部落向西部运动引发一股较大的移民潮。匈奴入侵黑海北部和高加索，甚至远击巴尔干半岛的行为促使当时的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结盟，结果“有了罗马的资助以及波斯统治者的接纳，基督教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亚洲的主流宗教”。汉匈战争能够对欧洲局势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了古代中国其实早就与西方社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崭新的观点是，作者对蒙古帝国的存在给予高度评价。尽管许多文献充满对这个草原游牧部落的厌恶，但在作者看来，“果断的决策制定、简洁的组织结构和清晰的战略目标是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的关键”。这其中包括强大的军事统治，商业智慧、宗教包容和高效的驿站网络。我们可以反向推理，蒙古帝国的崩溃导致欧亚大陆贸易通道的阻断，才会有新航路的开辟改写人类文明史，海权时代的到来让欧美国家快速走上资本主义扩张道路，从而诞生了19世纪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
除了有趣的历史事实和颠覆性的研究观点，其最大的阅读价值还在于， 该书中还有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这对我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有借鉴意义。
第一，作者以大量笔墨叙述了资源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这揭示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依然是物质经济利益，而控制贸易通道和垄断资源是文明持续繁荣的关键。在书中，作者刻画了15世纪以前的穆斯林商人、罗马人、北欧罗斯人和威尼斯商人从事毛皮贸易和贩奴贸易中的形象，描述了15世纪到19世纪期间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开辟海上贸易通道掠夺黄金白银和进行海权竞争的过程，以及20世纪的德国人发动对苏战争抢夺小麦和美国人取代英国人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和苏联争霸的历史。这些描述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丝绸之路及人类文明兴衰的关系和过程。
第二，资源是中间地带国家生存发展的依靠，但是，如何掌握资源和有效利用资源才是该地区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关键。作者指出，欧亚中心地带具有丰富的资源，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作为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它们一直发挥着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作用。然而，在其历史上，中间地带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西方国家对该地区资源的垄断和持续的政治干预造成这些国家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平衡，民众的意识形态具有反霸倾向，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政治行为反映了这一地区人民朴素的宗教价值观和掌握本民族命运的本能。
第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争霸历史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指导理念具有现实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西方会重新评估这一地区的存在价值和汲取历史教训，和中国重启新一轮地缘战略竞争，增加我国和平发展的阻力，该书可以让我们规避一些风险。葛剑雄评论道，“此书视野广，涉及面广，颇具新意，特别是非常重视中西本土文化、宗教、历史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有利国人开阔眼界，摆脱对历史的自娱自乐。”作者也认为，此书有助于“让中国学会如何与地区邻国处理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上如何扮演最恰当的角色，以开放的眼光适应世界转型。”
丝绸之路并没有衰落，而是始终主宰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并将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彼得•弗兰科潘认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缪。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中国世纪必将到来。
梁立昌：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淮北师范大学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