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美国媒体涉华报道新情况
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西方保护主义思潮弥漫的背景下，中国通过2016年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以及2017年5月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与此同时，美国却因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政策而遭到各方质疑，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移开始进入国际舆论视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重要平台，在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纽约时报》如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如何看待中国国际影响力以及提供怎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参考，是考察西方涉华舆论新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本文利用专业数据库和媒体网站资源，通过数据分析、比较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根据《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考察在中美全球治理角色转移之际，该报涉华报道的特点及变化。
《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整体框架仍较为负面
《纽约时报》2016年仍维持较高的对华关注度，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其涉华报道仍具有较明显的消极倾向。
（一）《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自十八大以来逐年小幅下降，但对华关注度仍远高于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关注。利用专业数据库Factiva进行数据统计，2016年《纽约时报》全年涉华报道量为1294篇，略低于去年的1378篇。 自十八大中国领导人换届以来，该报涉华报道呈逐年小幅下降趋势（见图1），2013年以来每年平均下降幅度不超过4%。另外，《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量远高于其有关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报道量，维持了较高的对华关注度。（见图2）
（二）热点事件是《纽约时报》展开对华深入报道、发挥强势话语权、强化对我施压意图的主要契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频次和密度总体平均、平稳，不过，围绕2016年初股市波动和经济形势，2016年两会，G20杭州峰会，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论坛，十八届六中全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中美领导人首次通话，香港旺角骚乱、立法会选举及议员宣誓风波，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一系列热点事件等，均曾出现过密集报道态势，并通过社论、专家访谈、实地采访、背景介绍等多种体裁形式对同一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以实现其对中美政府施压或建言的传播意图。
（三）负面议题和消极报道在《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社论中占比较重，反映该报对华态度总基调。《纽约时报》的社论部分与新闻部分完全分离，社论委员会自成一体，由委员会成员定期开会讨论热点问题并撰写社论，直接代表该报舆论导向。2016年，该报刊发与中国直接相关的社论19篇，包括：负面议题报道8篇，占总量42%，涉及香港、西藏、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异议分子、司法审判、民间团体等话题，对我民主政治、人权自由批评指摘倾向明显；一般议题报道9篇，占总报道量的58%，从报道倾向上看，也以向我施压为主，包括渲染我在南海问题上的“好战”和强硬加剧区域紧张形势，指责我对朝态度是近期朝核危机的根源，批评我投资主导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担忧我资本外流冲击美国金融体系，警告我 “僵尸企业”问题严峻等。
（四）中美关系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政治和社会领域议题分布明显失衡，人权、涉港和环境负面议题报道十分突出。《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普遍具有较强的分析性和评论性，通过对其2016年全年涉华报道逐篇梳理，遴选出含有一定评论观点或倾向的深度报道共398篇，占其涉华报道总量（1294篇）的三分之一。其中，包含南海问题、朝核问题、贸易 问题等在内的泛中美关系话题报道共122篇，占比最重（31%），成为该报涉华报道的核心议题。从各领域报道来看，政治和社会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比例失衡，有关维权律师、异议分子、“六四”、文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网络监管等人权议题以及涉港议题的报道量占政治类报道绝大多数，而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量也远高于医疗卫生、航天科技、体育文化等其他社会话题报道量。
《纽约时报》仍未突破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纽约时报》2016年涉华报道的负面基调主要表现在：
（一）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报道，突出人权和民主问题，塑造一系列二元对立。在《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两会、十八届六 中全会、涉港等政治议题报道中，依然存在对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该报仍将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大会议描绘为“精心策划” 的“橡皮图章”会议，称人大代表选举是“伪选举”，“没有搅局者，只有庄严的投票”。该报在对两会的报道中质疑我是否有决心推进削弱政府权力的改革，将经济转型困境下的工人抗议置于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对立面。涉港议题是《纽约时报》集中攻击我民主政治的典型案例，该报在凸显“港独”新兴政治力量崛起的同时，刻画香港和内地“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形象。人权议题是《纽约时报》涉华报道议程中的“重头戏”，2016年，该报围绕一些维权律师和人权倡议者案件、“六四”和文革等异见分子状况、我强化网络监管举措以及雷洋案等司法审判话题，不断突出自由和“专制” 的对立。
（二）关注中国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强，突出中美角力以及中国与周边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对立”。2016年，对G20杭州峰会期间奥巴马亚洲之行的报道集中体现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该报认为， 主导G20杭州峰会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美国在亚洲面对的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一个重新走向强大的中国”。围绕南 海、朝核和贸易问题的中美角力是《纽约时报》2016年有关中美关系报道的三大主线，其中以南海仲裁案为高潮的中美南海角力表现最为突出。该报认为，南海仲裁案“事关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是“中国在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对裁决的回应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进一步刺激南海、朝核、台海和中美贸易等问题，《纽约时报》密切关注特朗普当选后的中美关系动向，认为特朗普的当选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担忧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收缩，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个“战略机遇”。
（三）担忧中国经济转型困难，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及不确定性加剧了对全球经济的消极影响，施压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纽约时报》密切关注我经济走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重点关注我经济调控举措。2016年初对我经济放缓、资本外流和股市波动的密集报道，集中体现了该报对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看法。该报认为，“产能过剩加剧中国经济放缓”，“不良信贷风险不断加大”，“全球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股市波动、资本外流及币值波动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担忧”。2016年下半年以来，由房地产行业带动的经济复苏再次引发《纽约时报》对我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该报十分担忧我经济政策和调控举措带来的联动效应，称“北京的失误可能造成全球性后果”。该报认为，中国仍可通过仅靠技术追赶而得到相当快的增长速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松绑，问题是“中国似乎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四）在社会领域，突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峻，质疑中国医疗监管的公信力，弱化中国科技领域发展成就。以空气污染为主，包括土地和地下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在《纽约时报》涉华报道中占据较大比例，将环境污染归因于工业生产并突显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愤怒是其主要报道手法。2016年， 该报着重报道我煤电产业生产状况对环境的影响，称我虽然出台限制煤电政策，但煤电厂仍在“不断增建”。该报还突出报道了以常州学校“毒地”为代表的几起学校化工污染事件，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生态移民问题以及工业废料处理不当的城市环境问题等。《纽约时报》有关我社会领域其他负面议题的报道还包括，借魏则西事件和非法疫苗事件质疑我政府监管公信力等。但对我“天眼”望眼镜、墨子号量子卫星、神十一升空等科技领域发展，则以消息报道为主。
《纽约时报》近期涉华报道中的积极变化
《纽约时报》2016年以来的涉华报道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为其整体较为负面的涉华报道基调增添了一些理性色彩。
（一）肯定两会为了解中国政府工作重点提供重要线索。《纽约时报》对中国政治制度根本上持批评态度，但对人大会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予以充分肯定。2016年，该报报道称，“两会可以提供有关中国政府工作重点的重要线索，还可以从中一窥中国人当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另外，该报还肯定中国在2016年两会上将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数字变成区间范围“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旨在重振改革进程的重要新方案”。
（二）客观看待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肯定我控制资本外流和稳定币值。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16年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困境会引发全球危机吗？”的文章，对国际舆论中普遍弥漫的夸大中国经济“硬着陆”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言论予以纠正，认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纽约时报》注意到我加大金融监管举措起到的积极成效，于3、4月及时反映我资本外流放缓和外汇储备增长，认为尽管外界对中国修补金融体系的能力仍然有所怀疑，但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止住了资金的大量外流。针对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有关中国“操控”人民币贬值的多次指责，《纽约时报》指出，事实正好相反，中国在外界竭力打压人民币之际，正在努力支撑人民币，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状况的巨大转变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三）反映美国学界在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上的理性态度。《纽约时报》所刊发的专家学者署名文章普遍比一般涉华报道和专家访谈文章更为理性和客观，对该报的涉华报道倾向起到了平衡作用。如，美国战略情报顾问尼古拉斯•博洛兹和东南亚事务独立分析员亨特•马斯顿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美国应停止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化行动”的文章称，“中国已经获得了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美国领导人应该对中国少一点优越感，应该以不挑衅的方式与中国展开更多沟通，对军事化的过多关注只会导致冲突。”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文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将如何帮助美国中产阶级再度崛起？”的文章，驳斥了中国制造业给美国带来就业问题的观点，认为在将来，“中国创新给美国人带来的益处，将不亚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那种互惠”。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纽约时报》发文称，“中国现在从多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来看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正在把自己拥有的大约四万亿美元资金储备投资到像‘一带一路’计划这样的全球基础设施上，除非能够拥有接近于中国的活力，否则美国别指望用过时的贸易协议（TPP）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不管它们被说得多么伟大不朽。”
（四）积极关注我环保举措、新能源技术和科技进步。《纽约时报》突出我环境问题的整体基调没有改变，但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我环境治理举措及进展的报道。同时，该报积极评价我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认为我正在“谋求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领导权”。与以往相比，《纽约时报》有关我科技进步方面的报道开始明显增多，认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由美国继续向中国转移，称“中国人工智能赶超美国不是梦话”，“未来十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工业、农业和其他应用领域的最大机器人生产商。”
结语：《纽约时报》涉华报道的积极面在增加
如上所述，《纽约时报》2016年对华关注度仍维持较高水平，但从其报道手法、社论主题、议题分布等情况来看，仍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并未完全突破以往刻板印象。《纽约时报》涉华报道所呈现的负面基调和施压态势，一方面源自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中国崛起和中美角力的现实担忧。
不过，随着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的平稳过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多积极作用以及对外交往能力的不断提升，《纽约时报》评论中国的理性成分正在增加。其涉华报道开始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肯定中国政治体制自身的重要性，客观分析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积极报道中国在科技、新能源和环保方面的进步等。
由此可见，虽然《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具有一定的消极框架模式，但不断变化着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的主动作为仍能直接、有力地影响其涉华报道态势。未来一段时间内，该报涉华报道可能仍将以中美关系议题为主，重点是在朝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中美谈判，其涉华报道的积极面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改善《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状况，除了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努力和成绩外，公共外交领域的对外宣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上升，与外界联系日益增多，我面对国际社会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加，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也更加成熟。不断提升对外交往能力，将以往过于紧张和僵硬的对外宣传手段向更加灵活自如、更为形式多样的方向转变，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张丹萍：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沙涛：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专项舆情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努力办好“世界城市日”， 推动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世界城市日”是首个由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国际日，办好“世界城市日”，具有国际、国家、地区三重意义。本文回顾了“世界城市日”设立以来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分析了存在的不足，从明确性质、完善体制、深化研究、积极策划活动、重视传播、资源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办好世界城市日的对策建议。
“世界城市日”是首个由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国际日。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之际，联合国、国际展览局、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共同发布的《上海宣言》倡议，将上海世博会闭幕之日定为“世界城市日”。2012年起，外交部、住建部、中国贸促会、上海市政府全力开展“世界城市日”的申设工作。经过艰苦攻坚，2013年12月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从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31日设为“世界城市日”。
“世界城市日”的设立，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城市化问题的关注， 也说明中国在全球城市化讨论中话语权的增强，同时也为上海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因此，办好“世界城市日”，具有国际、国家、地区三重意义。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开展研究，对如何用好“世界城市日”这个平台提出建议。
“世界城市日”对于世界、中国、上海的意义
“世界城市日”是国际社会对城市发展和对可持续发展两方面思考的成功交汇。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有两股发展思潮在不断演变和成熟，一是城市建设规划思想，二是可持续发展理念。2010年10月《上海宣言》指出“和谐城市应该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生态环境友好、经济集约高效、社会公平和睦的城市综合体”。可以说，“世界城市日”的设立，是国际 社会对城市发展和对可持续发展两方面思考的成功交汇，是全球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上海需要“世界城市日”。对中国而言，“世界城市日”的设立既符合国际需要，也包含着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虑：在国家层面，“世界城市日”的设立，一是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普及与深化，二是可以作为中国开展城市公共外交的良好平台。在上海层面，“世界城市日”是独一无二的公共外交宝贵资源，是世界给予上海的机会，是上海能够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提升城市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上海开展“世界城市日”活动实践回顾
“世界城市日”采用联合国（上海）模式，即联合国人居署作为主要活动的主办方，中国按照联合国的规章制度协助承办和推广系列活动。2014年9月成立的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下称“城市日中心”），是上海市建交委下属的事业单位，负责与联合国人居署联络协调，组织主场城市活动、论坛、展览、宣传推广等工作，相当于“世界城市日”秘书处。
活动实践
（1）主场城市活动
按照联合国举办国际性节日的惯例，主场城市每年选择不同的城市，且大多在创始国或倡议国之外。
2014年10月31日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城市日”的主题为“城市转型与发展”，上海为主场城市。上海市副市长蒋卓庆主持，住建副部长齐骥宣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的贺信；联合国秘书长助理、人居署执行副主任爱莎•基拉博•卡西拉宣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祝辞；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分别致辞。
2015年10月31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城市日”的主题为“城市设计、共创宜居”，意大利米兰为主场城市。上海市副市长蒋卓庆、人居署代表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出席活动。
（2）系列活动
2014年中国举办的系列活动包括：
9月29日，首届“世界城市日”标志图案（logo）在上海发布。
10月11日，“世界城市日”主题海报“地球的微笑”和“彩虹”正式发行。
10月24日，以“世界城市日”为主题的地铁文化列车在上海地铁８号线正式上线运营。
10月31日，举办“上海2014高峰论坛”“2014国际健康城市论坛”“第三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等。
2015年中国举办的系列活动包括：
10月31日，以“城市设计、共创宜居”为主题的“2015世界城市日论坛”在上海举行。住建部部长陈政高、上海市市长杨雄、联合国人居署代表阿利乌尼•巴迪阿尼出席并致辞。
在上海、苏州等地举行了“上海BIM国际论坛”“全球城市论坛”“中意未来城市峰会”“第一届可持续建筑与结构国际大会暨第二届低碳建筑产业化国际论坛峰会”等多场活动。
10月31日至11月2日，“2015年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10月2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蒋卓庆副市长介绍2015年度“世界城市日”相关活动情况。
（3）培训
目前上海开展的培训活动主要包括：
每年由城市日中心和同济大学举办非洲城市管理培训班；
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第一版《上海手册》培训课程，开设了2个培训班。
（4）《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
《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第一版由联合国、国际展览局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共同编写，于2011年11月8日在全球发行中英文版。2016年初起，城市日中心开展了第二版上海手册的修订工作。新版上海手册已在2016年10月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首发，提供给世界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参考。
不足与挑战
一、不足
从近两年活动来看，“世界城市日”这个平台层次较高，专业性较强， 也有一定的参与范围。但是，与“世界城市日”的意义和联合国系统举办国际性节日的规范相比，“世界城市日”在运作、营销、社会动员方面表现出的手段和效果还存在不足：
一是知晓度低。作为与上海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又起源于上海世博会的纪念日，即使在上海，其知晓度也不够高，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影响力就更低了。
二是社会动员不足。前两届活动局限于专业性活动，忽略了城市作为全体市民话题的包容性，导致社会参与面窄，组织动员面不广。
三是规划性不足。前两届活动以及正在准备的第三届活动，都是“进入一年策划一年”，缺乏前瞻性考虑和长期规划。
二、新的挑战和要求
放眼未来，“世界城市日”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如何借助 “世界城市日”平台，配合国家外交战略；二是如何适应中国、全球的城市化进程需要。
（1）外交领域
近年来，多边外交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阐述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中国自身发展观，宣布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充分体现大国自信和担当。杭州G20峰会，更是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从“参与”到 “引领”，从“被动”到“主动”，从“出资”到“出智”的转变。把“世界城市日”打造成国际城市交流平台，增强中国在全球城市发展与治理中的话语权，是对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配合与呼应。
（2）城市发展领域
2015年12月中央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2016年6月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长三角世界级的城市群，将上海定位为“全球城市”，这意味着上海将在长三角城市群中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整个区域，参与全球竞争。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的优势和城市病越来越受到各国领导人、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城市问题的解决，越来越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选择正确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时代赋予“世界城市日”，以及与城市有关的联合国机构、活动的共同责任。
办好“世界城市日”的思考与建议
“世界城市日”是历史给予上海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央政府支持上海长远发展的努力结果。要提高认识，在这个联合国日的名义下，为全球城市化进程服务，为国家利益和上海的长远利益服务。
一、明确性质，制定战略
明确“世界城市日”作为“城市发展”和“公共外交平台”的双重性质、双重定位。在这个双重结构中，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是这个项目国际层面的法理基础，探讨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表达形式和核心内容；另一方面，由上海世博会提出并最终明确“世界城市日”，是上海开展公共外交的极难得的历史机遇，思考如何借助这个平台提升公共外交影响力，为中国总体外交服务，为上海走向国际大都市服务，是我们经营这个平台的基本动力。
（1）要认识到“世界城市日”是联合国的国际日，是高层次、高水平探讨全球城市问题的平台，不是上海地方项目；
（2）要认识到“世界城市日”对中国的意义。中国为了得到这个机会，打破了意识形态等各种阻力，动用大量外交资源，说明了这个平台是一个外交角力的舞台，是展现软实力的平台。
（3）要重视顶层设计，把上海开展世界城市日活动纳入上海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在上海公共外交平台上编制世界城市日活动规划。
二、完善体制，内外有别
性质的双重性，决定了工作体制的双重性，要建立一个同时具有内外两套功能的组织框架。
（1）依托联合国人居署，充分发挥城市日中心作为联合国人居署开展此项活动的秘书处作用。
城市日中心实际上承担了“世界城市日”秘书处的工作。鉴于人居署在中国尚无办事处，建议推动城市日中心成为联合国人居署二级机构，将城市日中心升级为“中国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城市日”秘书处和“中国上海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兼顾国际代表性和本土主导性的平衡和统一。
（2）为了更好地借助“世界城市日”项目推动上海对外开放，上海应当有一个市级层面的“世界城市日”活动协调机构。建议把“世界城市日” 纳入上海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计划，城市日中心是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下的专司世界城市日活动的项目协调小组。全市外事、外宣、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工作等部门，根据世界城市日的上海规划，把相关活动纳入各自年度工作计划，从预算、活动安排等各方面加以调整和配合，既可以丰富“世界城市日”活动内涵，提升层次和影响，也避免重复工作和资源浪费。
以上的双重性质组织框架，可以分三步走。一是在上海市层面上，由市住建委、市外办共同指导城市日中心的日常工作，提升这个项目的国际交流水平；二是在市级层面形成协调机制，逐步成为全市城市公共外交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三是通过国家住建部与联合国人居署沟通，争取人居署在上海设立世界城市日秘书处。
三、深化研究，确立世界城市日的“魂”
努力使世界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成为全世界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智库之一、城市问题的重要国际论坛之一、城市管理者的培训基地之一。
（1）延请国内外著名城市问题学者，搭建上海开展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平台。
（2）重点办好每年的“世界城市日论坛”。这个论坛要和人居署主办的另外两个重要论坛——“世界城市论坛”和“全球人居环境论坛”有所区别，要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上占领城市问题研究国际制高点。
（3）充分借助世博会和《上海手册》的资源，建立权威性的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案例资料库。
四、积极策划和组织持续性的具体活动，扩大影响
（1）定期做好《上海手册》的修编工作。根据城市发展理论，确定《上海手册》的基本框架，在一个修订期内保持不变，同时跟踪全球城市发展热点问题，每年编辑出版单行本。
（2）结合《上海手册》的编写，依托上海的友好城市和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参展城市，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最佳案例遴选，精心设计评奖。
（3）分层次规划设计世界城市日论坛。一是国际层面，每年和人居署合办世界城市日主场论坛，使之成为联合国品牌会议；二是国家层面，组织开展国内主场城市论坛；三是各省市层面的活动。
五、重视传播，提高社会知晓度，扩大社会参与面
在提高社会知晓度方面，一是和上海外宣结合起来，讲好中国城市的故事；二是重视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三是办好“世界城市日”网站，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活动宣传；四是重视非正式传播渠道在普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的作用；五是扩大“世界城市日”LOGO的使用范围，设计标志性、全球性、象征性的活动等手段。
在扩大社会参与面方面。一是选择合适的话题，把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美好联系起来；二是善于把主流活动与市民文体活动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市民的参与积极性；三是规范、处理好民间活动与整体活动的关系，对自发的社会活动进行长效管理，注意防范外交、商业方面的风险：四是着眼长远，适时建立国际城市联盟组织，与上海现已参加的城市多边组织形成良性互动。
六、资源保障
（1）办公场所
城市日中心的办公场所应该选择有世博传承和渊源的地方，比较适合的是入驻世博园区。从长远来看，城市日中心进驻城市最佳实践区，也有利于吸引联合国人居署二级机构入驻。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城市最佳实践区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备，可以发展成为集中吸引国际组织机构入驻的园区。
（2）资金保障
逐步淡化政府角色，凸显社会力量，建立阶段性、多元动态的筹资体系。现阶段仍需要财政支持，中长期可依靠社会筹资的公募基金会形式运作。建立公私伙伴机制（PPP），筛选优秀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孙小双：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秘书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
在后冷战时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功能和规模持续扩展，为中国提高参与深度和广度提供了难得机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也考验着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然后就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如何进一步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提出了笔者的若干思考。
在软实力因素日益显现的当代，“国家形象”本身已成为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伴随中国迅速崛起的步伐，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引人瞩目。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平台之一。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致力于多边安全的联合国安全机制得到强化，国际维和行动的任务不断深化拓展。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互动日趋频繁，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提升。据统计，从1990年4月到2017年7月，中国累计派出军事人员3.5万余人次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全球维和贡献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被国际社会视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截止2016年6月，中国约有2800名军人在联合国9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包括步兵、工兵、警卫、运输和医疗等多支维和分队以及近百名参谋军官和军事观察员。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金支持也不断加强，从2000年的0.999％上升到2011～2012年的3.939%，十年翻了两番。根据联合国2015年底通过的2016～2018年联合国会费与维和摊款计划，中国在此三年中将承担10.2%的维和摊款，跃居全球第二位。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对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提出支持联合国改进和加强维和行动的六项措施，包括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派遣更多人员参与维和、为各国培训维和人员、开展扫雷援助项目、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向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部署直升机分队、加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资金支持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作出持续而显著的贡献。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
联合国维和行动之所以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密切相关，既源于国际维和行动本身的发展演变，也源于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展，主要大国对维和行动的关注也明显提升。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顺应国际维和行动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宣扬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极佳平台
2015年9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此后， 中国领导人及相关部门在多个场合、从多个层面对该理念进行阐释；该理念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引起较大反响。当然，鉴于当今国际社会充满矛盾和利益纷争的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易事，如果仅限于对外部世界的宣传，可能效果有效，甚至引起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的曲解和抨击。如能借助国际机制在实际行动中展现中方的诚意和努力，则有望产生增信释疑和“润物无声”之效。在这方面，联合国作为全球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其中，“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作用尤其明显，它“给冲突地区带去信心，让当地民众看到希望”，直接体现了人类命运相互依存的特点，也非常符合中国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
履行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承诺的重要载体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政府逐步明确了做国际“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参与国际多边机制方面逐渐体现出来，不仅有国际货币组织等多边经济机制和G20等多边政治机制，还有联合国维和行动这种多边安全机制。李克强总理在出席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中国希望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向国际社会继续发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安全的信号，并且和各国一起携手努力，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承诺的重要载体和生动体现。联合国维和机制因中国的加入和支持更显权威性， 因中国的合作和贡献而增添新动力。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支持多项安理会维和决议、派出高素质维和人员以及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和服务支援，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回避国际安全责任的偏见和误解。此外，中国在国际维和事务中进一步增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这在中国周边和非洲一些维和任务区表现尤为明显。
展现中国军队“和平、文明、威武之师”形象的良好窗口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军队曾给外部世界留下了比较神秘和不开放的印象。一些敌对势力屡屡丑化、抹黑我军形象，肆意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以至于一些友好国家和人士也会产生误解。在谣言和敌意丛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军的了解、树立我军的良好形象是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窗口，已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以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维和军人展现优良作风和过硬素质，赢得了联合国机构、驻在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好评。联合国秘书长、维和事务主管、相关特派团民事和军事领导等都曾对中国的维和行动表现予以高度评价；中国维和部队在刚果（金）、马里、南苏丹、利比里亚、黎巴嫩等任务区树立了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爱民助民的良好形象，受到相关国家首脑的肯定和民众的称赞，被誉为“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使者”、“可爱的东方朋友”。中国维和部队创造的“中国标准”、“中国速度”、“中国质量”和“中国技术”在一些维和任务区得到提倡和推广。中国维和军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不辱使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的强大不是潜在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实力量。
有助于培养国内民众的战略自信，增进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之情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屈辱外交史，中国部分民众对外部世界产生比较复杂的心态。新中国成立让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扬眉吐气，但由于冷战格局和“革命外交”等因素，中国部分民众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自卑或自负的心态一定程度存在。当然，伴随中国的国力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我国民众的心态已经日趋平和与自信，但是民族复兴伟业对国内民众的认识和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对民族复兴和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心。培养国内民众的战略自信是中国国家形象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此而言，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强化他们对于“中国梦、强军梦”的现实感知，从而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更坚实的群众基础。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贡献巨大，是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重要助力。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从整体上提升了华侨华人对祖国强大力量与和平意愿的认识，不仅增进了他们的爱国之情，也鼓励了他们在海外坚持创业和投资的信心，这在非洲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关于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
目前，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建设中国国家形象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当然，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国家形象建设方面，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和制约因素，有待进一步破解。如何实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良性互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恪守维和基本原则，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哈马舍尔德原则
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实践，必须要坚持基本原则， 在联合国宪章和哈马舍尔德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就有可能沦为对当事国主权和内政的强制性外部干预，反而会加剧所在地区的动荡不安和损坏维和行动的正义形象。追溯历史，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刚果维和行动之所以最终失败，美国过度干预刚果内政并引发美苏尖锐矛盾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柬埔寨、利比里亚等比较成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则体现出对当事国国家主权的尊重，也赢得了当事国冲突各方和民众的肯定。哈马舍尔德的维和三原则（当事国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就其核心精神而言， 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和避免干涉内政。一直以来，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中恪守维和基本原则，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哈马舍尔德三原则，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真正和平维护者的良好形象。在今后的维和实践中， 中国应继续坚持本国的正确主张，在参与实践中引导和塑造未来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适当抵制某些西方国家在维和实践中无视当事国主权或干预当事国内政的倾向，避免由于超越授权、立场扭曲或滥用武力而陷入困难境地。
进一步加强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的能力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军队要想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展现自身良好形象，就要加强维和能力建设。首先要强化我军参与国际维和的战略筹划能力。自1990年首次派员参与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迄今，我军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已经历了27年的光辉历程。由于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需求以及新时期中国外交方针，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将是我军的一项长期任务，需要高屋建瓴地全面筹划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的总体战略，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利益和对外交往的需要。其次要努力加强中国维和任务部队的核心能力建设。国际维和行动多数是实战或准实战条件下的军事行动，要在任务区有出色表现， 平时练好内功、强化核心能力建设是关键。面对更趋急难险重的未来维和任务，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维和部队的核心能力建设，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锻炼部队，提升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其三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维和人员的业务和拓展培训。中国维和官兵身处我军对外“窗口”的前沿，是维和任务区的中国“代表队”。参与国际维和的我军官兵是从全军精心选拔，总体作风优良，素质过硬。虽然少数人员外语水平和外交素养相对薄弱，不过该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关领导机关的重视。近年来正通过规范化、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不断提升我军维和人员的外语应用技能和对外交往能力。
努力争取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足够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冷战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这种话语权主要体现在决策规划、政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影响等方面。虽然美欧等西方国家派遣的维和人员数量不多，但它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比较牢固地控制着话语权。这些西方大国不仅试图从幕后掌控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方针，还不断发展创新“人道主义干预”和“强制和平”等维和理论，引导维和行动向有利西方霸权把持的方向发展。联合国总部及各特派团的一些维和事务关键岗位也由西方国家把持。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一直掌握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导致中国在处理维和相关事务时受其制约。譬如，2008年前后国际舆论对中国处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扭曲报道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无独有偶，2016年10月，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布报告诬称中国维和部队在7月南苏丹冲突事件中“弃营逃跑”，遭到中方的严词驳斥。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目前中国在多个国际多边经济、政治与安全体制中的话语权均有显著提升。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较短，在该领域的话语权虽然也在不断提升，但仍相对有限，与中国的维和贡献尚未完全匹配。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反对维和行动中的大国主导，只有努力争取维和领域更多的话语权（譬如加强构建宣扬中国的维和理论、政策和主张、在联合国总部和任务区争取更多的维和关键岗位等），才能更有效地反击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提高宣传本领，增进国内外对中国维和贡献的了解
近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对于中国维和贡献的了解正在不断增加。关于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报道经常出现在国内各类媒体上，中国维和人员的英雄事迹也得到了大力宣传。譬如，2015年11月，中国国防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5周年图片展”，取得很好收效； 2016年我国驻马里和南苏丹维和部队先后遭遇袭击并出现人员伤亡后，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烈士申亮亮、杨树朋、李磊的英雄事迹进行了广泛报道，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较大反响。应该说，关于中国维和贡献的宣传总体卓有成效，不过仍可进一步强化，尤其是对外宣传。学者李安山指出，对国家形象的宣传不能局限于中国政府，“从策略上看，由政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力量（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间）组织宣传，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外部客观评价“最具效果”，“学者意见远比政府宣传有效”。此外，宣传方式也可不断创新，有时通过影视作品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可能会收效更好。譬如，维和题材的韩剧《太阳的后裔》在播出后迅速风靡全球，屡创收视纪录，不仅商业收益良好，也是对韩国军人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成功宣传。目前，我国参与国际维和事务主要由军队和公安的相关职能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关于维和的宣传主要通过官方途径，主要受众在国内。一方面，相关职能机构可在现有成绩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自身外宣（或曰战略传播）能力建设。另一方面，为优化配置资源，可以将对中国维和贡献的宣传更好地融入中国外宣乃至公共外交的整体工程，寻求更多的渠道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维和的了解。可以想见，中国的维和贡献一定会为中国的外宣工程和国家形象建设增色不少。
小结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有选择地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既体现国际道义担当又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举措。其中，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宣扬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极佳平台，又是履行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承诺的重要载体，不仅是展现中国军队“和平、文明、威武之师”形象的良好窗口， 也有助于培养国内民众的战略自信，增进海外华侨华人的爱国之情。
当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尽管为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提供重要平台、载体、窗口和助力，却也考验着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能力。客观言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因素，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在联合国维和领域也存在一些阻碍和制约因素。为破解这种种阻碍和制约因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强化中国国家形象建设，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努力：其一，恪守维和基本准则，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哈马舍尔德原则；其二，进一步加强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的能力建设；其三，努力争取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足够的话语权；其四，提高宣传本领，增进国内外对中国维和贡献的了解。
胡二杰：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曾任联合国马里维和特派团参谋军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 发展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通过有效克服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隔阂、国界线的政治分割和纸质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时空瓶颈，空前地增大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国内组织、网民等在环境领域的互动能力与互动频次，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放大敏感环境议题，从而对一国、多国乃至全球环境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应当顺势而为，将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作为维护自身利益、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内涵与功能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是传统环境公共外交活动从线下场域向线上平台扩张和演进的结果，是国际环境问题激化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耦合的产物。从实践来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主要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扶持的学术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智库、企业、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等多种行为体，按照本国政府的战略意志或既定目标，利用虚拟空间的信息流动、媒体传播、社会交互、数据共享、文化项目、思想渗透等手段，在他国影响生态环境领域的公众舆论、培植友好势力、催生政策压力，并进而对他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决策和国内相关公共政策产生特定影响的战略性干预活动，或对世界范围内、区域范围内的国际环境政策和公共舆论进行引导、塑造与管理的柔性战略管控活动。在一些国家，在线环境公共外交还具有对内沟通职能，即向本国公众传播、解读本国政府的环境政策、立场与行动内涵，从而为政府的对内、对外环境活动寻求广泛的国内支持。
从本质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在相当程度上是科学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在虚拟空间的有机融合。它以环境科学作为跨国、跨区网际互动和心理渗透的重要基础，相关科技研究成果或结论是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活动及其产品获得合法性、话语权和说服力的根本来源，更是其制造相关国际舆论、影响全球环境政策走向的核心依据与动力源泉，科学证据的缺失或错漏将可能直接导致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体系遭受重创。同时，它以培养和处理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关系为落脚点，基于相应的科学证据和事实，通过传播特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位阶理论，对国家的阶段性发展利益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干预和管控，动员公众力量以多种形式影响和塑造特定的国家环境政策。
从整体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具有三大功能：一是获取国际支持。通过以柔性方式向国外目标受众推介和阐释本国的环境政策主张，引导他国的国内舆论、培植当地友好势力，从而改善国家形象，降低国际互动难度和谈判压力，实现从民间到官方的互谅互让，为本国的环境行动减少和消除障碍。二是促进国际合作。通过网络平台传播特定的知识、理念、信息和支持相应的利益追求、制度设计，可以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跨国民意基础，构建国际环境关系中的认知共同体，进一步提高世界公众的环境意识，从而推动相关国家在重大环境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寻求合作共赢之道。三是进行国际较量。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已成为一国重要的环境利益博弈工具。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既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也针对制度设计领域的具体环境利益分配方案，开展了一轮又一轮在线舆论斗争，并采用了道义化的信息战、心理战手段，使得“碳正义”与“碳霸权”等环境理论与规则在实务中的公共外交价值不断放大。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演进与趋势
历史地看，环境公共外交经历了从自发“触网”到自觉“上网”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进入民用化、商用化阶段之后，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具有环保传统或最先启动信息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环保职能部门、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开始自然而然地借助低成本的国际互联网， 传播其基于本国政府环境政策立场的环保理念，向国际社会发布相关环境数据和信息，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知识界、实务界逐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终端设备的逐步普及，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基础。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引发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使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公众获得了通过网络大规模介入环境议题的持续动力。进入21世纪，各国政府开始进一步认识到虚拟空间在环境议题上的战略价值，并逐渐有目的地将网络外交工具运用于环境公共外交领域。
在Web 2.0风潮之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得到了“巴厘岛路线图”会议（2007年）、波兹南会议（2008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2009 年）、坎昆气候大会（2010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等一系列事关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快速推动。在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争夺话语权和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既需得到外国政府的认可，也需赢得外国公众的支持。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被动接受他方信息、承受舆论攻击，转向了积极运用信息工具进行话语争夺、利益博弈。金砖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由此，一个全球性、多维度、多层次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体系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和运行。
近年来，在全球信息流动不断实现即时化、移动载体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极大影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传统互联网平台向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跃迁。各类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主体纷纷采取了主动融入移动互动场域的传播战略，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交互需求和增强信息渗透能力。可以看到，当前各类主流社交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主阵地，而基于手机智能终端的社交与媒体APP平台正在快速超越传统的网站平台，成为覆盖各国公众的高使用频次信息传播载体。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引领世界环境议题、向各国社会“垂直投放”政策信息、发起全球性或国别性政策倡议的重要工具。一些相对超脱于国家和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更是积极投身在线环保领域，创造出了相应的新公共外交形态。而谷歌翻译、人工智能识别等网络工具的发展使得信息的翻译与传播更加迅速，极大地提高了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效率，令社交网络乃至整个虚拟世界如虎添翼。
当前，各国通过虚拟空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博弈、介入重大海洋环境问题，已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重要战略行动方向，凸显了网络在敏感环境问题上的舆论战和信息战价值。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全球互联网上生成和传播特定环境信息，选择性地传播科学理念和政治价值，设置在线环境议程，从而争夺话语权。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后，相关主体通过网络社区、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APP等强力推送北极冰架融化、小岛国家生存危机等敏感信息，进行国际舆论动员。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 网络上风云雷动，全球网民口诛笔伐，媒体、官员和公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在线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主动通过推特（twitter）账号为其环境决策辩护、试图引导舆论。实际上，在线平台成为了各国试图干预美国新时期环境政策的重要渠道，虽然其对特朗普政府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但依旧在美国社会内部引发了持续的舆论涟漪，这势必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具体行动构成牵制。另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线曝光、披露敏感和虚假的环境信息，对特定目标进行舆论攻击，力图破坏其国家形象和降低其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近年来西方国家刻意利用自身的网络和文化优势，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公共外交压力。在南海仲裁案中， 国外智库、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频繁公布南海岛礁建设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信息，通过夸张解读与恶意炒作，煽动国际舆论，对负责该案的国际仲裁庭施加持续影响，并通过微信、新浪微博等平台将信息输入国内，试图误导中国网民、制造社会舆论分裂。这类进攻性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行动，在环境领域和政治领域、法律领域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积极应对。
中国的战略选择
首先，应当组织制定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国家战略。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热点议题，并在公共外交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话语权竞争。从形成机制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是世界各国和公众以“互联网+”推进现代环境保护、开展环境博弈的必然选择，对国际环境合作演进和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道德标准演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持久性影响，其本质是多层次的国际环境利益相关方在虚拟空间里开展的正向或负向的生态环境对话与利益分配谈判互动，动态地、连续地反映了全球环境挑战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PM2.5事件”等表明，环境公共外交在虚拟空间里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理念、国家安全乃至国家主权正在产生日益巨大的冲击。当前，中国应当基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与经济利益、深度参与国际环境权力竞争的总体战略目标，结合全球气候谈判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网络外交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干预与动员作用。通过建设和抢占虚拟阵地，主动利用网络空间影响国际认知和舆论生成，有效争夺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对全球性、区域性、国别性环境事务采取有差异的、有针对性的在线公共外交策略，为国家环境行动发挥有效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其次，加快建设在线海洋公共外交队伍和相关能力。一是基于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问题科研机构、智库、高校、媒体等行为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搭建环境行动协同网络和环境公共外交项目实施平台，激发社会力量和热心公民通过虚拟空间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共议题、维护国家利益的巨大活力，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公共外交主体介入国际环境公共事务、推动国际环境交流的整体能力。其中，应特别注重加大学术话语权的塑造力度，围绕我国生态环境权益维护和拓展需求，发展和传播新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色彩的全球环境治理新理论，引领国际环境法制的发展、促进国际环境义务的履行，为探寻国际环境合作新途径、国际环境冲突管控新渠道，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坐标系和价值规范体系。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法制、环境决策、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透明度和综合化传播水平。应紧跟技术发展步伐，有机结合国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三大规律，不断运用国内外新兴的信息工具创造有效的环境公共外交形态。对涉及中国利益的相关国际环境问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基础数据准备，通过合理运用大数据手段，掌握全球和各地区环境舆情与政府决策发展态势，分地区、分类别进行推演，在此基础上收集、生产、分发、推送题材新颖、具有公信力的相关信息，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短片、电影、动漫、在线电台与音频、纪录片、电视剧、视频直播等载体，以柔性的方式、多方位的角度乃至娱乐化的策略，向国外目标受众推介和阐释本国的环境政策主张，寻求广泛的跨国民意基础，为我国环境政策持续性地获取国际上的政治合法性，有效支撑国家间环境外交谈判。
再次，站在人类道义高度，推动建立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当前，美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重大问题上已摆出脱离多边主义的姿态，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所导致的“战略减负”外交政策，凸显了“国家利益优先”狭隘战略思路下的经济利己主义和环境孤立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和道德义务的威胁。面对这一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活动，正在对以美国“特朗普环境学”为代表的极端环境政治哲学理念发起持续的道义性攻势，并尝试针对美国“退约”引发的生态与政治风险，推进气候治理领域的预警性合作。中国可以借助这一趋势，积极利用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与线下环境公共外交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以道义的力量引领全球环境发展。特别是可以依托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扩散机制，联合其他国家在虚拟世界里开展环境公共外交，在目标国家内部推动地方政府和公众的绿色行动，突出强调全球面临的结构性环境风险。最终，通过以非正式方式在目标国家的社会舆论领域引导设置环境治理议程，有效狙击相关发达国家“随心所欲”的“碳霸权”，为全面构建“共同但有区别” 的国际环境责任体系、满足新兴大国的发展需求提供重要依托，不断增强中国在环境经济等方面的柔性领导力和影响力，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战略框架下的顺利实施。
白续辉：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
陈惠珍：中山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以国际汉语教育促民心相通
在新时代，国际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民心相通桥梁的角色。基于对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的实地调查，对孔子学院推进汉语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何以促进民心相通、在此背景下取得了哪些成绩和面临什么瓶颈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从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努力创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汉语国际化教育路径和模式提出了建议。
角色：作为民心相通桥梁的国际汉语教育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也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关键。近年来，我国大力加强了孔子学院的建设，孔院不仅在世界各地推进汉语教育国际化，而且以国际汉语教育为桥梁和纽带，开展了大量文化展览和演出活动，深入当地、直通民众，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或缺的实践主体，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文支撑，由民心相通带动“五通”，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柬埔寨地处东盟地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柬已建立起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柬埔寨“四角战略”也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通契合。柬埔寨发展委员会（CDC）发布的《2017年柬埔寨投资报告》显示，中国连续六年成为柬最大外资来源国。两国共建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海上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标志性项目，被誉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频繁、深入的经贸交往和政治互动，尤其需要孔子学院提供语言服务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促进民心相通，2009年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应运而生。这所中国在柬开设的唯一孔院，被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院”，具有典型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角色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国际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的开展颇有成效，但孔子学院作为服务国家发展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代表性的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为例，以2017年9月赴柬实地调研所获信息为基础，结合对孔院院长的访谈，探讨孔子学院发展的现状，分析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路径和模式，以期为“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孔子学院的发展提供借鉴。
现状：作为实地调查对象的柬埔寨孔院
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由柬埔寨王家学院和九江学院共同开办。在办学硬件方面，柬埔寨孔院在全球开设的孔子学院中名列前茅，拥有一栋独立的专用教学楼，内部设立了以柬埔寨洪森总理及夫人命名的第一家柬埔寨电子图书馆，并连通了中方承办院校九江学院的电子图书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办学规模方面，柬埔寨孔院现有60名志愿者教师、20名公派教师、1名本土教师、5名后勤服务人员，“一带一路”提出以来，随着赴柬投资的中国企业大量增加，当地学习汉语人数也随之呈上升趋势。国际汉语教学面临巨大机遇，为我国以孔子学院载体实现民心相通提供了条件。
广泛的汉教：有效路径
“一带一路”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及“民心相通”等目标与孔子学院的宗旨和愿景一脉相承，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也为孔子学院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在汉语教育国际化方面，柬埔寨孔院在本部主要开展汉语教学短期培训，在金边、暹粒、西哈努克等5个省、市设有汉语教学点，汉语中心深入柬埔寨社会各层面，涵盖本部教育、高中教育（孔子课堂）、官员培训、企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学历教育各层次，目前开设有参议院汉语中心、金边警备旅汉语中心等八个汉语中心。据现任中方院长夏修龙介绍，孔院每年还选拔学生参加“汉语桥”比赛，2017年竞争十分激烈，派出的选手最佳成绩是亚洲七强。这种汉语教育和文化传播方式比一般的媒体宣传和政府宣传更有效，能让民众通过汉语学习和文化交流更直观、深入地了解中国各个方面，有利于实现温和而持久的民心相通。
文化的交流：深入传导
与举世闻名的歌德学院、法语联盟、但丁学院等机构一样，汉语教育国际化不是孔子学院的最终目的，而是过程。柬埔寨孔院也在促进中柬文化交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书籍翻译和学术研讨会是一项招牌成果。2017年4 月，由孔院组织翻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文版首发式在柬埔寨总理府和平大厦隆重举行，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建国、柬埔寨王家研究院院长及孔院教师都出席了首发式。洪森首相表示，没有孔子学院的付出就没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文版的顺利出版，肯定了孔院为中柬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这些努力不仅停留于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层面，甚至对政治、外交等也产生了积极传导效应。
活动的开展：双向互动
在活动开展方面，笔者开展实地调查期间恰逢孔子诞辰2568周年纪念，与师生一同参加了“祭孔”仪式。夏修龙院长在活动中说道：“在柬埔寨工作的汉语教师，是中柬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使者，民心相通坚定的践行者， 应该把中华文化与柬埔寨人民分享，同时也学习柬埔寨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为两国世代友好做贡献”；柬埔寨学生也表达了对孔子的崇敬之情，希望学好汉语，到中国留学，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据介绍，柬埔寨孔院坚持举办不同层次和规模的各类文化活动，还开展了组织校长来华考察、设立孔院奖学金、开展汉语考试等工作并取得进展。频繁而长期的双向交流和往来促进了民心相通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孔院通民心：任重道远
柬埔寨孔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战略对接的缺位。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语境下，汉语国际教育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构建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关于汉语和中华文化的知识共同体，甚至是情感共同体，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颇为遗憾的是，在汉语国际教育界一些人眼中，“汉语”几乎是 “普通话”的同义词，而“中华文化”也被默认为内部均质的知识系统。虽然柬埔寨孔院有一定的“服务于国家”意识，但发展规划和工作开展过程与“一带一路”的对接仍有差距，无论是在国家政策的软性宣传还是在中资企业的服务提供上，其对自身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特殊角色和地位认识还不够充分。在具体战术上，柬埔寨孔院也有不少提升空间。
其一，国际汉语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当代中国介绍的结合有所欠缺。在柬埔寨孔院学历教育教学点之一的亚欧大学，笔者旁听了《热情的邻居》一课的教授过程，孔院重点培养和关注的是当地学生能否用中文自如对话和认字读书、语音语调、意思理解等问题，但较少从课文主人公“王大爷”这位热情邻居的故事延伸，进一步给柬埔寨学生介绍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国邻里关系变迁等更深层次的内容。
其二，教材本土化和师资本土化困难重重。柬埔寨孔院使用的是汉办指定的统一教材，这无可厚非，但此教材的基础性和普适性可能给教学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柬埔寨孔院使用的教材不够重视柬埔寨官方语言高棉语的发音特点，不便于当地学生更好更快地接受汉语知识。实际上，汉语和高棉语里存在一些在语音结构、词汇意义上有着密切关系的词，而且高棉语经历了由简化脱落到音节合并再到连绵词形成的过程，汉语也有类似的演变规律，可惜这些都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来编写一套更适合柬埔寨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由于教材更新不够及时以及对当地民众偏好考虑不够充分等原因， 学生了解现代中国状况的渠道受到了限制，难以理解甚至误解部分教学内容，可能会对民心相通产生反效果。虽然柬埔寨孔院已经做出努力，比如创新性地制作简短的课件并利用课前几分钟向学生介绍现代中国等，但教材本土化在很长一段时间或都无法实现。师资本土化更是难上加难，据孔院老师介绍，柬埔寨本土汉语教师稀缺，存在未受过专业师范教育、考核机构少、年龄普遍偏大等问题，即便是孔院本部也只有一名本土教师；但教师本土化必然是重要发展方向，是确保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促进民心相通效果深刻而广泛的长久之计。
其三，反馈机制的缺失是以汉语教育国际化促民心相通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收集反馈、统计反馈、分析反馈，是孔子学院发挥作用的基石，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过程。柬埔寨孔院开展了很多活动，但影响力还是主要停留在华人圈内，甚至有些当地人会把孔子学院和宣传“孔教”等同起来，或误以为孔子学院就是教授过时且无聊的古文的机构；而这些信息，目前缺少一个固定、常规的机制进行收集和及时处理，孔院开展的活动就“事倍功半”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事倍功负”对“一带一路”和“五通”产生消极影响。
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与其他国家孔院虽有不同，但它是一面可以观照的镜子——总的来看，以国际汉语教育为桥梁，孔子学院承担起了沟通信息、交流文化的平台作用，为民心相通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潜力还有待挖掘，故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民心相通的路径和模式。
展望：作为“一带一路”实践主体的孔子学院
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共建共赢已经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识之时，孔子学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在顶层设计上，对接国家需要、促进民心相通、努力促成五通的使命，应贯穿孔子学院开展国际汉语教育全过程，这对打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汉语国际化教育机构具有高屋建瓴意义。在具体的层面，柬埔寨王家学院孔子学院的国际汉语教育经验和其面临的瓶颈，给我国公共外交带来许多启示。
一方面，孔子学院在国际上推广汉语教育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外方现有资源，打造高质量、得民心的文化活动，搭建各类宣传中国的平台。以柬埔寨为例，孔院正努力深入到各地区、各层次充分利用当地院校的教学声望、借助当地学校的场所和设备，定期举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并因地制宜地建立反馈机制。同时，孔院也应创造条件定期派出老师到电台讲课、宣传，消除当地民众对孔院原有的误解，逐步实现其对中国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从浅层了解到深度理解，对中国政策、中国方案、中国声音做出更为全面正确地解读。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应培养本土师资并因地制宜地编撰教材和工具书。实地调查显示，柬埔寨孔院目前略显短视和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于缺少本土老师，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孔子学院共同面临的困境。长远来看，我国应十分积极主动地加大国外汉语教师培训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当地的“中国通”。柬埔寨孔院也不妨总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柬文版翻译、编撰的经验，努力实现教材本土化的同时，进一步整合资源编纂中柬交际会话手册、中柬-柬中小词典等工具书。全球范围内的孔子学院也都可以做类似的努力，这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民众和中方人员互学语言的需求，突破课堂教学的时空局限，弥补当地汉语教学师资短缺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不应被视为单纯的语言教学机构，国际汉语教育是国家发展需求的一部分，是国家进一步向世界开放不可或缺的动力。“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和目标，其中“民心相通”被视为社会基础，而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正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五通指数相关性的研究表明，民心相通与政策沟通、贸易畅通等都有较为紧密的传导机制和相关关系，基于此，“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应充分利用优势促成这些“链条”落地，主动与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开展多层次的优势互补合作，深入当地促进民心相通，自觉承担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使命。
陈旖琦：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国家级创新课题组组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