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积极响应，参与建设合作的热情持续高涨，合作项目陆续展开，合作进展令人鼓舞；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遭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挫折。为了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企业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内涵、意义的认识，紧紧抓住机遇、努力规避风险，切实践行“合作共赢”理念。
进一步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和意义的认识
“一带一路”是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谋求与沿途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大战略倡议；同时也是新时期我国践行“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构建“周边紧密朋友圈”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引领新时代的全球治理、营造新型国际关系的宏大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五通”“三共”。“合作共赢”体现着我国所倡导的新型发展观、新型合作观，是实现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根本保证。“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共”（共商、共建、共享），是引领新时期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集中表达。这些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有望成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更好体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权益的新型国际秩序的基石，并且为我国加速崛起提供强大推动力。
“一带一路”建设可为我国东西部平衡发展提供外部依托。东西部发 展不平衡，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险。“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有望推动沿海与西部两大经济增长引擎的共同成长，对冲过于依赖“沿海开放”带来的战略风险。通过“向西开放”、推动西部发展，既可发掘西部的巨大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极，又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一带一路”建设利于我国与地区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有着巨大互补优势。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有利于实现我国资源进口的多元化、合作对象国资源出口多元化，既为我国富裕资金、富裕产能找到用武之地，保证我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型升级，又为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形成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有望促进地区国家的社会稳定。就业不足、民生困难，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问题多发的土壤。协助地区国家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抵御新干涉主义和“颜色革命”具有现实意义。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反过来又可为“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的推进，为打造周边“睦邻友好带、安全稳定带、经济合作带”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推动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通过建设6大经济走廊，打造东联太平洋、西出大西洋、南下印度洋的“现代丝绸之路”，可为地处内陆的欧亚中部地区国家开辟出海通道，为我国规避海上运输风险打通自我国西部直通海湾和非洲的陆上运输通道。
“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欧经济合作带”、重构世界经济版图，为应对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引领新型全球化、再全球化， 进而营造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提供重要支撑。
从更深层次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有利于促进新兴国家大联合。西部大周边地区国家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并且集中有多个新兴国家。以上合组织为基础打造新兴国家集合体和新兴大国战略协作平台，对于破解美国战略围堵、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众多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众多，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应当紧紧抓住。
机遇之一，中国快速崛起、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我国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不仅是13亿人口的大市场，而且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120多个国家的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的富裕资金和富裕产能、相对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实力雄厚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国国际战略运筹能力以及提供资金技术和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大幅增强。
机遇之二，“一带一路”新型合作理念成为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不论是“合作共赢”，还是“五通”“三共”，均与以强凌弱、损人利己的霸权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正义性和感召力，而且顺应时代的潮流， 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机遇之三，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发展要素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沿线国家大多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就业严重不足、年轻劳动力大量过剩，需要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符合双方的迫切需求。
机遇之四，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更多地发挥大国引领作用。西方大国“逆全球化”抬头，我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国际社会迫切期望中国在推动“新型全球化”中发挥引领作用。
高度重视、努力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
在看到机遇众多的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各种风险的存在。
其一，“一带一路”建设大国博弈在所难免。美国不会放弃对华遏制战略，日本不会改变处处与中国对着干的卑劣做法，印度也很难改变其阴暗心理。各种不友好势力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带一路”散布怀疑、抹黑歪曲， 例如攻击中国倾销伪劣产品、转移过剩产能，在搞“新殖民主义”“重商主义”，等等。特朗普政府意图激活希拉里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美日与印度酝酿共同打造“印太经济增长走廊”，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一带一路”的。
其二，“一带一路”途经地区安全环境非常复杂。“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多发，安全挑战严峻。新干涉主义、阿拉伯之春、西方文明优越论， 把中东地区搞得动荡不已、民不聊生。一些国家出现政治权力真空，伊斯兰世界陷入集体焦虑，为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大面积泛起提供了条件。“一带一路”建设合作面临的暴恐活动风险不容低估。
其三，“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对象国存在宏观环境风险。政治环境方面，一些国家存在政局动荡、政党轮替、政治转向，以及利益集团纷争、腐败盛行、办事效率低下等风险。经济环境方面，一些国家存在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环保政策不利且多变的风险。法律环境方面，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海关法、税法、劳动移民法、环境保护法，存在不利于合作的规定，且执法能力低下、执法随意、潜规则盛行。社会环境方面，一些国家社会形态与我差异较大，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社会舆论、民意氛围、部族关系不利于企业合作。人文环境方面，一些国家的宗教信仰、民族特性、文化心理、行为习惯可能给“一带一路”合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困难。安全环境方面，一些国家暴恐袭击、黑社会活动、有组织犯罪风险突出，甚至存在发生动乱战乱危险。
其四，我企业自身行为不当也可能带来风险。例如，一哄而上、盲目跟进；调研不深入，对对方国情社情了解不充分，情况把握不准确；风险防范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力，防范能力欠缺；假冒伪劣、抓一把就走，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人的形象，引发当地社会不满；“中国式关系学”，靠拉关系获取项目，贿赂官员、助长腐败，导致不 利舆论氛围、引起法律纠纷；缺少“本地化”思维、公益意识，不注意造福当地；劳资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群体闹事、罢工破坏。
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风险管控问题。要从宏观环境，从具体国别、具体项目上，深入论证各种可能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途径。要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组织安保力量。要与对象国、合作企业就应对措施达成共识、联手行动。
要坚决避免一哄而上可能带来的风险。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容易看重“政治正确”而牺牲经济可行性。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确保“政治账”与“经济账”的高度统一，避免因对经济可行性论证不足而导致经济风险。
项目规划要力求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必须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项目规划与当地发展水平的适应性。有必要汲取我国企业对非洲某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于超前、造成巨大亏损的教训，避免项目建成后利用效率过低（有路无车、有港无船）而引发各种问题。
项目管理机制要与经营环境相适应。不能把国内企业与项目的管理机制照搬到国外。必须学习国际惯例，研究当地法律法规，借鉴跨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管理的经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与安全风险相适应的管理机制。特别要加强风险研判、建立预警机制。
发挥企业在海外安保中的主体作用。要加大风险防范的财力、人力、装备投入，建立针对性风险防范机制，组建训练有素、设备先进、近似于“准军事力量”的安保力量。安保公司要尊重对象国法律，争取对象国政府、军队、警方、国安系统的支持，力避违规操作、单打独斗。
规避当地工会、社团、教会活动带来的风险。中外工会管理体制不同， 当地工会可能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福利要求，处理不好可能引起怠工、罢工。而且，“一带一路”是“民心相通”工程，企业必须履行好社会义务、促进国家间的友好。鉴此，必须处理好与当地工会的关系。
真诚地践行“合作共赢”理念
“合作共赢”是我国开放战略的核心理念，更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只有真心实意地践行“互利共赢”理念，才能赢得信誉、赢得伙伴、赢得利益，“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才能取得积极进展，“走出去”企业才能落地生根。
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要同合作伙伴展开坦诚对话，着眼于发挥互补优势慎选合作项目，找准双方合作的对接点。实力有限的地方企业，可多搞一些小而精、见效快的工程，可争取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入驻双方共建的“工业园区”。
必须践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型义利观。要“重义轻利、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急对象国所急、想对象国所想，争取与合作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让合作对象看到、得到实际利益。
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不顾及当地生态环境安全。不能扰民施工，引起民怨。这是一条红线。
必须树立“文明诚信”的企业形象。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诚信为本”的理念。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利益通吃”，不能“抓一把就走”。
必须在“本地化”上多做努力。要在促进对象国现代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率提高等方面多下工夫，使对方切实感受到项目投资带来的好处，发自内心支持项目运作。要尽量多吸收当地人参加工作，为此要搞好培训。要与当地政府与社会组织、部族长老建立广泛联系，密切联系当地草根阶层。要千方百计促使当地政府、当地百姓把合作企业视为自己的企业，把企业利益视为自身利益。
必须加大公益事业投入。要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以赢得当地政府与民众的支持与保护。那种认为只要“摆平”与当地政府和权贵阶层的关系， 投资风险就可以一扫而光的说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必须践行市场经济原则。“走出去”不是“送出去”，更不是“赔进去”。“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不是政治工程、援助工程，更不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必须确保双方都能够赢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意义重大。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主体，所有有责任感、有实力的企业均应以积极姿态投身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为中华崛起贡献力量。
王海运：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中国驻俄罗斯前陆海空武官，少将军衔。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化的新引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是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新探索，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正能量。“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以来的成效有目共睹，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回应。全球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当代表象，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了问题，它需要一个新的动力去支撑，以推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发展为全人类带来共同富裕与美好未来，“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新引擎。
全球化始于欧美国家引导的现代化
全球化出现依靠的现代化社会具有的强大推动力，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文明的一种转换，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现代化的大门最早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打开的，由此形成了所谓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等现代化不同路径。西欧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为全世界树立了样板，现代化的效应现象由此全球出现。首先被牵动的是欧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感到了先行国家的压力，被迫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1848年革命，德国统一，意大利统一，波兰独立斗争，俄国革命等，这些都是追赶现代化的表现，为经济发展创造合适的条件。接着就是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进行社会整合，因此经历了许多社会动荡，诸如工人运动，民众造反，种族冲突，利益集团的冲突等等。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冲出西欧北美的地理范围，开启了全球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具有扩张性，因为现代化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它使旧的文明无可招架，迫使它发生文明的转换。现代化的扩张最初在具有异质文明的俄国与东欧推进，并且在黑非洲、南北美洲、澳洲等非常落后的地区进行征服。早期殖民扩张为西欧集聚了资本，使其后来发展更为迅速。工业化启动后，西欧的力量变强大了，最终形成绝对优势，其殖民扩张逐渐向世界具有自身文明体系的核心区推进，西亚北非、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相继落入它的控制。二战以后，现代化席卷全世界，所有角落都被卷入其中。二战后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化”，现代化是它真实的内容。
由此可见，全球化是由欧美国家引导现代化发生的，这是客观历史事实。但是，这个由西方国家引领的现代化，是为他们自身的全球性利益甚至霸权服务的。当然，现代化不是一个可以垄断的过程，随着现代社会在西方走向成熟，现代化浪潮波及全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纷纷走向现代化道路。由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新组织、新机制的形成，大变革才可能扩散为全球性的大趋势，这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与内在合理性。19世纪，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核心地区”，它们向外输出工业品、技术和资金；亚非拉组成的“边缘地区”，它们输出农产品和原料，接受“核心地区”的掠夺，当今世界这种“核心”和“边缘”依然存 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依然有明显的分野，但“西方”发达和 “非西方”不发达的态势已被彻底打破。今天的世界，西方的“核心”地位已受到冲击，“非西方”正在迎头赶上，这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然而这却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指明方向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重要内容，全球化也首先表现在经济层面，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自1945年以来，经济一体化趋势逐年增长，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国际贸易、资本、劳力、劳工、技术等市场把全球经济联成一体。这种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跨国化”：跨国商务，劳动力国际间分工，生产向第三世界转移，国际间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高速增长，跨国的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相互作用等。
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大概念。那些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产生着影响。而且，全球化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贫富分化加剧、民族分裂、宗教冲突，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犯罪、国际游资投机、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越出了民族国家疆域的范围，单靠民族国家本身和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已无法解决。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重点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直接与人相关的新主题——人类安全。
近代社会的转型要从民族国家的形成开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有形载体。在全球化社会，民族国家由于遭到超过自身能力的外界的束缚，因而不能仅仅依靠自身解决全球问题。西欧人企图建立超国家机构，解决它们在现代化几百年中所积留的问题，这是西欧国家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新情况。随着英国的脱欧，欧盟前景如何现在很难下结论。而且，由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西欧在这一点上出现的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区也能出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是广泛而严峻的，现代化并不是理想的天国。但“现代化”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了，全球化的历史已无法逆转， 试图否定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思潮并不足取，更不能以全球化社会的某些问题阻挡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都试图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进行某种超越，目标就是保证其原有引领优势的继续存在。然而，面对世界近年来的变化和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开始出现逆全球化方向而动的事例，即不愿为全球社会的难题付出自己的应尽之责，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则是它们引领现代化的负面结果。而且，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为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打造全球化新引擎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或东亚古典文明的源头，至18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建设卓有成就，形成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古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发展领先地位众所公认，“盛唐”的辉煌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 一页。但明中叶以后世界的格局变化了，中国却进入明清“锁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和紧跟潮流的机会。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大举进犯中国，在一百多年中，中国国势衰微，几乎落入亡国之灾。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一再摸索救国救亡的道路，而现代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启动。辛亥革命表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终于在形成之中，而只有在国家完全巩固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其光辉成就让整个世界震惊。如今，中国是欧美国家之外，在现代化方面表现最出色、也是成就最突出的国家之一。而且，资本主义现代化暴露出许多问题，社会主义建构出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其目标是避免资本主义的失误，在落后国家快速推行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促使了中国自信力的提高，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摸索各自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呈现出来的，它是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发展思路的国际升级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况以及世界情势，以中华文明特有的情怀与智慧，向全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习近平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指出，丝绸之路的精神核心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和平”是首位核心词，这是“一带一路”本质特征和根本诉求。“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促进世界和平的行动纲领，是中国为世界和平贡献智慧的重要平台。以此对照，随着现代化在欧美各国发展，大国争霸行为愈演愈烈，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太平。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国际性战争一再把欧洲最后把全世界都席卷在内。国际性战争随着西方国家主导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升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现代化的一大抱憾。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与消除南北差异之路。四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已超过500亿美元。未来三年内，中国将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将向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 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以此对照，现代化在西欧开始酝酿的时候，世界四大文明圈的经济状况相似，基督教文明特别是西欧基督教文明甚至还要落后一些，欧美国家引领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南北经济差距非常明显，这完全违背了西方国家标榜的“平等”。
“一带一路”是不同文明的交融之路。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人类的文明因其多样而璀璨，一支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是“一带一路”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基础，是共生互利的发展，奉行的不是历史上现代化过程中的零和游戏规则，更不是对其他文明的征服。
刘成：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南京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负责人、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化的“民生转向”
全球化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发展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并推动沿线各国重视民生建设，同时为加强各国治理水平和发展能力提供契机。中国倡导并实践新型“义利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推动全球化的民生转向。
全球化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民生发展政策
按照国际关系演进逻辑，全球化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其中的殖民战争、争霸战争、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各国突破地理限制形成全球交融，但这一过程一直伴随着武力强权所带来的不平等，暴力与和平混杂其中。无论是“中心-边缘”模式，“霸权稳定论”，还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提出都证明现有的全球化及其实践在质上表现出明显的国际贫富与权势分层和递进式剥削，在量上难以持续，无法实现人类所追求的发展均衡和普惠。
“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全球化的新常态和制度话语权已非处于发达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发生了缓慢量变并推动质变。“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新思维、新方案顺应了新时期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并基于共享包容发展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实践。
全球化是一个不断酝酿和塑造自身对立面的发展矛盾体。如今，日益扩大的国内贫富差距和对于全球化前景的消极期许使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对既有模式和道路进行反思或再设计，而蔓延全球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却反映了一种逆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的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发展政策再设计。
“一带一路”服务中国民生事业发展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外交根本上服务于内政服务于国家利益。在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下，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发展模式由粗放型转向效率型、科技型、集约型；产业结构由低端产业链向高端产业链汇聚等为特征的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关注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流通结构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型发展。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投资关联到就业，涉及到社会的稳定，是民生事业的根本，要保证国内产业工人的就业，就要放眼世界，发挥中国在产能、质量、管理和资金上的比较优势利用好对外投资，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融入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是规模庞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组 合，同时激发国内各省市开启各项投资建设。中国有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平衡发展，实现城乡平衡助力经济转型的考虑。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民生福祉。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也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在统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政府高效调配资源，经济外交愈发活跃，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在中央统一规划下，各省发挥比较优势纷纷出台对接战略，2014年10月，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专门的投融资机构，丝路基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投等对接融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同走出国门大规模地参与国际投资贸易。形式上，公私企业合作的“PPP”模式，为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创造机遇。在理论上，中国所提供的服务贸易、商品贸易、加工贸易、金融信贷、劳务输出、技术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等将为我国带来丰厚的投资利益，尽管这种回报周期较为漫长并且存在一定风险挑战，但是中国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投资的溢出效应会生成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为相应的国家利益实现创造机遇。“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国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伟大实践。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的民生改善和国家发展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重视民生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基建长期赤字其资金投入普遍低于世界标准，基建是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生成的基础。美国学者James Bond认为基建反映了一国GDP水平，和贫穷、发展有着紧密关联，一国电信基建，能源基建，交通基建发达的地方其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明显更低。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国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发展动力的机遇，解决国家发展瓶颈，建设好基础设施是各国发展面临的共同任务，这同西方援助那种“战略考量，培养利用”的现实主义逻辑不同，中国是国家发展成功的典范，中国累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商业链条辐射能力强，商业模式复制能力成熟，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巨量的国内储蓄量使得中国有能力提供区域公共物品。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一国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基础建设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量大风险高但是其衍生性能够持续地为一国带来税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相当程度上是一国或地方的“民生工 程”、“脱贫工程”，“标杆工程，”承载着一国复兴和发展的梦想，关系到当地民众的民生福祉。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将推动各国政府注重本国的发展基础，夯实民生基础。中国政府倡导企业家树立新型“义利观”， 在可能的范围内更多的承担企业责任，开展公司外交和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带来各国在教育、卫生、通讯、旅游、医疗、金融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在教育领域，2015年中国发起组建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在人才交流，提升各国智力竞争力上开启新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项目覆盖全面，提升东道国就业，劳动者素质，整体工资水平并实质性地推动一国的民生事业发展。
“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加强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建设提供契机
国际问题学者Ash Amin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还关系到社区福祉、民众团结以及认同，是一国弱势群体要求和城市居民同权的推动性力量以及政治媒介。“一带一路”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地缘， 为了保障安全以及避免政治风险，中国在投资中越发注重自身资产与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安全性并在国内形成投资安全优先的共识。营造对华有利的投资环境业已成为中国和东道国谈判的主要内容。东道国需要配合加强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建设，加强对电力等基础部门投入，改革投资政策、财政政策， 发挥地区潜能，提高公共服务，保护贫弱群体，打击腐败等。
作为“一带一路”成果橱窗的巴基斯坦，为保障中国工程和建设者的安全，为此调整国家安保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反恐，打击犯罪，改革税收和金融体制，调整政府行政职能等，这在客观上为国家治理和发展建设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是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带一路”冲击了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东道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为各国重新调适政策与市场边界，进行社会改革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创造了大量劳工蓝领阶层的需求方市场，这将有力重塑蓝领劳工的地位，提高一国就业率。“一带一路”在社会价值上致力于消除贫困缩 小贫富差距，开发民生基础设施帮扶最弱势群体，为东道国的持久发展筑造经济基础，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建立高质量和复原能力强的基础设施， 建设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开展能源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实践中越发以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为导向，注重东道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注重和东道国一道预防风险，关注民生，防止项目本身引起或者加剧东道国的不稳定。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这是对旨在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为核心价值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该计划在2015年阶段性终结）的延续。仅2016年，中国对参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45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 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在建或者已经完工的工程比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卡洛特水电站”，“中亚天然气管线项目”，“印尼雅万高铁”，建设德黑兰至马什哈德高铁，老挝铁路全线开工，孟加拉国“希拉甘杰电站二期项目”等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在实质上为发展中国家民生基础的夯实做出卓越的贡献，一系列的项目服务民生，聚焦民生，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地。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现有的全球化理论滞后实践中缺乏共识，未能反映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调整与变革未能体现新兴国家比如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全球竞争格局的新变化。新型全球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力的竞争，更是概念的创新能力乃至人心认同的竞争。“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经验走向全球，并适应了弱全球化的新周期，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红利的再分配，也是中国经济外交、公共外交走出去，提升制度话语权，补充国际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塑造黏性实力，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外交，推动全球合作的新实践。
以民为本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的核心。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构建全球治理的新常态，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所带来的纽带作用，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了新机遇从全球投资的荒漠转变为投资“绿地”，使全球化回归到权力政治长期所忽略民生福利领域。“一带一路”的民生指向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轨框架，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关注人，发展人， 造福人，这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的体现。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东亚地区中角色的塑造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东亚地区是中国必然要着力经略的核心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对塑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角色有着关键性影响。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理念引导、推进经济合作、发展安全合作、提供制度建构和培育并深化地区认同五个方面，可为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贡献丰富的引导力；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一些制约与挑战，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东亚地区是中国必然要着力经略的核心地区。一方面，从权力结构、经济合作和制度认同三方面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贡献丰富的引导力，对塑造东亚的地缘安全环境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也面临着一些制约与挑战。
“一带一路”的塑造作用
理念引导
文化、物质力量的发展，都需要理念的先行。今天的中国成长于一个和平繁荣的东亚，“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必须要能够引导东亚朝着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方向前进，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从理念上而言，“一带一路”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理念提供了新的生命力，有助于更好地贯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在宏观的战略层面上坚持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同其他东亚国家一道始终秉承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另一方面，在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落实的过程中，要在具体的中微观层面上持续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沟通对话，更多地倾听它们的呼声，关注它们的诉求，在具体的议题合作过程中提出有东亚特色的地区合作发展理念，引导东亚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建设朝着真正有利于全体成员的方向发展。
推进经济合作
中国是当前东亚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经济体。未来，“一带一路” 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使中国能继续扮演地区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中国在东亚经济的核心地位将愈发突出，有利于中国以此塑造更成熟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
众所周知，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因此，我们应着重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谈判，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尤其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需要继续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进一步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开各层次、各领域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合作，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经济措施，打造周边外交新局面。此外，随着合作的深入，中国还必须同东亚邻国推进共同参与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加强与近邻的双多边合作，促使形成稳定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有学者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有必要同时采取安抚与进取相间的组合政策，一方面在经济上帮扶、带动周边经济繁荣，另一方面继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自身在冲突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发展安全合作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展地区安全合作，涉及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构建，须从以下三个层面上认真对待。
一、总体思想上，首先，要改变我们看待东亚各种安全问题的路径，改变我们对东亚各国的力量划分标准，将与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攸关的周边国家和重点地区安全问题上升到外交战略的核心利益层次。其次，把握世界和东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提出我们关于东亚的地区秩序观，以及中国在东亚具体明确的利益定位和责任定位。
二、战略思想上，首先应确立中国战略的亚洲（东亚）中心路径，在处理周边安全问题时要从大局出发，考虑其对地区秩序构建的影响；其次，深化“中国理念”在外交战略上的坚持，强化同地区各国战略互信的构筑，在理念和思想上持续倡导“亚洲精神”“和谐亚洲”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再次，将“共同但有区别”的理念上升到外交战略层面，强调对不同地区安全问题和国家的具体对待，并回归到宏观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角度；最后，强调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安全机制并不意味着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和谐没有冲突的，冲突虽存在，但各行为体同意以合作方式处理冲突。
三、政策思想上，坚持在解决安全问题上的连贯性与适应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各个层面的政策之间的贯通性和综合平衡。东亚许多安全问题的结构性特点使得我们要在政策层面上坚持以维护地区和国家间关系稳定、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努力促进周边安全外交目标从“求稳”到“共赢”的转变。
提供制度建构
制度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区域合作，使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地区合作进程中，中国的“制度型”引导力日益成熟。未来中国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强调“自主性，合作性，多元性，开放 性，平等性，机制性”的集合。在崛起过程中，大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在于如何以负面作用较小的方式扩展自身的权力，以免造成自我包围。“一带一路”对未来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的有利塑造之一，应集中于培养他国的领导能力和参与能力，即在发挥中国引导力的同时，更多关切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引导和培养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共同发挥相应的领导能 力，实现地区合作的新型跨越。
培育和深化地区认同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重点之一是强调以地区性多边合作为基础，多边合作则以相互间的认同为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为强化东亚各国的“集体认同观”发挥自己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应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 化和历史上东亚地区的文化共识（如儒家文明、佛教文化等）对整合地区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有助于形成东亚认同的道德感召力。另一方面，中国应推动新时期东亚认同的扩展深化，包括在不断深化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相互依赖时，进一步强调、宣示和加强东亚认同的意识；以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东亚认同；鼓励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在强调爱国主义的同时进行地区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不以绝对化的简单思维看待差异，而是通过沟通与对话克服差异性造成的负面作用，增加其正面作用。
中国所面临的制约与挑战
可以想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会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多方面制约与挑战。
周边国家的信任赤字
经济上，中国同地区内其他国家经贸联系的急速增长使得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加深，导致了它们对中国的担忧：一方面，它们担心对中国经济依赖度过高会损害自身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的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发展减速会损害到自身经济利益。
安全上，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的误判，导致了信任赤字的产生。
此外，从目前来看，比周边国家的“信任赤字”更危险的前景，可能是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一拥而上”，即将其国内任何一个发展项目都跟“一带一路”建设扯上关系，以此来向中国无限申请和索要贷款或政策优惠，以“一带一路”的名义同中国进行讨价还价，这未来对中国企业和工程“走出去”的承接、容纳和吸收能力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要根据沿线国家（尤其是东亚区域内的国家）的自然禀赋等因素，实行针对各国不同发展条件的政策，兼顾各国需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做好中国发展战略与各东亚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
域外国家的影响
东亚地区合作向来秉承开放包容的原则，开放性是东亚地区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同众多域外国家和地区一直保持紧密联系，但一些域外国家的消极因素也对东亚地区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美国无疑是最主要的域外影响来源，是对东亚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介入最深最全面的域外大国。今后一段时期内，以秉持贸易保护主义理念而闻名的特朗普政府必然会在贸易政策和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上对中国有所发难，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震荡，这会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及项目的调整，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贸易和投 资等方面会产生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东亚及更广阔意义上的亚欧合作在动力机制上的区域内生性，我们并不排斥同美国的交往与合作，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与其亚太政策调整之间的矛盾对“一带一路”建 设的效用而言可能弊大于利。
中国内部因素的制约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倡议 的落实和推进，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一带一路”建设并非简单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后者在历史上是有排他性，不想东欧国家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和促使了美苏冷战两极格局的形成，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必须要做得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但“马歇尔计划”的建设经验也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是因为它将外交、政治与经济三要素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既体现了战后初期美国大战略的意图，也适应了当时西欧国家的迫切需要，因此，“一带一路”虽然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中国版本，但的确应当学习后者把外交、政治和经济三要素融为一体的历史经验，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二、鉴于“一带一路”在中国外交新战略格局中有着特别突出的关键地位，我们必须强化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内的中央决策机构在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方面的核心作用，统一协调一切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不仅从战略理念上，而且从组织方式上上升到中国对外开放的顶层高度上来。针对中国国内可能的“无序竞争”， 应构建良性博弈机制，借助“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有必要尽早构建一个 中央—地方良性博弈机制，如可以确立这样的共识，即在“高级政治”（政治、安全）领域内，中央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在“低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双方形成协调和磋商的关系。
三、如何做好“一带一路”与东亚沿线国家自身的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如何在推进我国企业向外“走出去”的同时照顾东亚沿线国家的发展舒适度，如何提升中国同东亚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补能力、创新贸易和投资合作模式、减轻中国负担，从而提升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接受度和欢迎度以及该倡议本身的可持续性等，也是中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风险和挑战，为了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塑造中国未来在东亚的领导角色的积极作用，今后中国应抓住重点问题，解决核心关切，着力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好相应工作。
一是发挥我地缘经济优势，推进地区经济合作。我们要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地区内相关国家的发展和合作计划的对接，切实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下沉”到各种与各国的切身发展利益更攸关的次区域合作，如“湄公河—澜沧江”次区域合作、中蒙俄朝边境合作、中日韩合作等，让相关沿线国家在次区域这个层面上切实感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对自身发展的 有利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我们还可以仿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新开发出来的“金砖+”模式，倡导“一带一路+”新经济合作理念，即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规划、制度、国际组织等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下实现多层次、多结构、多渠道的有效合作，冲破地域限制和思维局限。
二是切实防范安全风险。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各种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方面，大国博弈、领土领海争端等都会给倡议的推进带来安全阴影，我们要同周边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努力将“一带一路”的“经济属性”与各种安全问题脱钩，避免其对地区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被各种出于自身地缘政治野心目的的安全问题所“绑架”；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我们应同该地区内的沿线各国强化地区安全治理机制构筑，推进风险共担和机遇共享，在“危机管理”机制外探索构建地区性“机遇管理”机制，通过提升功能性议题的治理水平，降低和防范相应的安全风险，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形成反应迅速、多方联动的安全风险应对机制。
三是加强同域外大国的沟通协调。我们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观来处理同域外大国的关系。在坚决抵御域外大国对我同东亚各国进行“一带一路”合作的无端指责、恶性竞争和安全挑衅的同时，也不能总揣着“阴谋论”的想法一味排斥和回绝域外大国参与合作的意向，应转变固有思路， 思考将其发展成能为东亚的“一带一路”合作贡献力量的行为体。一方面， 在对外宣传上要避免将“一带一路”经济合作话语“战略化”“政治化”和 “安全化”，以化解域外大国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同时要分配好与大国之间的利益，并以实际行动与相关大国分享信息、增信释疑；另一方面， 应以地缘经济合作思维来应对域外大国的地缘战略围堵计划，例如欢迎美日等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或与美日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太经济走廊”、新丝路计划、日本—湄公河伙伴关系计划、“季风计划”等项目的综合对接。
四是强化国内机制的统筹协调。一是要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部门主体责任，避免“政出多头”现象的发生，强调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二是赋予专门负责“一带一路”建设的部门、组织和机构以更大的权力来协调政策的推进；三是切实统筹“国家—社会”两大方面，更好地发挥非政府、非官方的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在诸如“一带一路”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刘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