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
何亚非
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 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 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缘政治中 “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宗教发展现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 容。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开展宗教 公共外交还需要注意宗教的正反两面性、扩张性、虚实兼顾性 以及“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
2014年底，我访问台湾时去高雄看望星云大师，谈到宗教和人生。星 云大师特别提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性，认为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 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而宗教因其信众多，教义覆盖面广，可 以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资源。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突出， 是社会思潮中十分活跃的文化力量，成为各国“软实力”博弈和文化相互渗 透的重要平台。
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
近几十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趁势而上，迅 速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发展自己，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奇迹。中国国家利益向全球延伸，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全球目光聚焦中 国，包括宗教在内的公共外交作用随之凸显。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 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 强大的文化纽带。但现实看，宗教却依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认知薄弱、 信任程度低、分歧严重的领域。
过去中国外交谈起宗教和人权往往“谈虎色变”，是中国与西方在外 交和意识形态上斗争特别尖锐的领域。地处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 改为人权理事会）曾目睹中国与西方国家每年就涉华人权提案激烈较量，而 宗教自由问题正是美西方用来攻击中国的主要武器。这些场面现已成记忆， 但在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中，宗教问题依然突出。
如何卸除这种外交“负资产”包袱？如何利用中华文化包括中国宗教 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正能量？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无 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深入分析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当前各种宗 教互动态势，增强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和设置相关议题的能力，以引导国际舆 论，塑造中国宗教良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虽已囊括宗教因素，但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消除负面 影响，运用宗教资源开展正面的公共外交尚欠缺。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宗 教领域的博弈和浸润无处不在，宗教所特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已经 突破国界。不少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其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可在短时间内迅 速将信息传遍各国信众。如总部在台湾的佛教组织慈济基金会，分会遍及五 大洲，自1991年援助孟加拉水灾以来，已经援助了70余个国家。慈济不仅提 供援助，还利用自己的电视台、出版物和网站广作宣传，其公共外交能力值 得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应包括宗教自信，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 一部分。信仰、宗教和文化都是影响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渠道。中国公共外交 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 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要重视宗教地缘政治作用
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 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进入21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 克战争，并试图以西方民主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它忽视了伊斯兰教对中 东和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伊斯兰内部派别的世代纷争，结果损失惨重。 现在，中东许多国家社会结构撕裂，国家治理能力丧失殆尽，极端宗教势 力日益坐大。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严峻，而地缘宗教环境则相对温和：东 亚地区日、韩受汉传佛教影响；东南亚国家以南传佛教为主要信仰；蒙古受 藏传佛教影响；印度以印度教为主导，南亚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中亚、西 亚、俄罗斯和中东欧主要是东正教。目前，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最 广。基督教在西方占主流，并在拉美和黑非洲全面扩张，呈南北发展态势。 伊斯兰教从西亚北非向东延伸至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形成东西方向“弧形 圈”。这种“南北与东西”的描述形象道出了当前全球地缘宗教环境概貌。 中国与广大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总体置身国际宗教冲突之外， 不是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的主要目标。中国安全威胁部分来自宗教极端主 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但中国周边地区并非其核 心区域。而且，中国经略周边初见成效，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通过跨国合作以 应对区域极端势力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也 有从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层面实现与邻国在宗教上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的深 刻含义。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要兼顾周边国家 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连接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 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
相对有利的地缘宗教环境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2009年，中国成为中 东最大商品出口国和沙特石油最大买家。中东每年来中国义乌的人就逾20 万。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在中东大规模售股，卡塔尔、科威特等国主权 基金趋之若鹜。中国市场成为伊斯兰金融投资优先选择。“丝绸之路经济 带”将来不仅有四通八达的石油管道和基础设施，还有涓涓流水的宗教往 来。相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定会拉紧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传统 友好纽带，为公共外交开辟新资源。“新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韩、日 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因汉传佛教形成的文化纽带，如在公共外交中善加利用， 可对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防止冲突起到“托底”作用。汉传佛教公元4世 纪后期传到朝鲜、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中日民间交流最早始于佛教界。冷 战期间，中日宗教“血缘”关系为化解两国对抗发挥了作用。佛教交流有可 能成为中韩日民间公共外交新的平台。
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推动藏传佛教有效促进中蒙关系，并利用南传佛教 在东南亚有广泛信仰基础，更好服务于中国东南亚战略，加强区域一体化建 设，筑牢周边战略依托。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边境线长4060多公里，与缅 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东南亚傣族、泰族群体历史上都是从中国云南、 广西迁移到东南亚半岛，与中国境内傣族有天然族缘和宗教缘。
中国目前进行资源合作的区域，无论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还是 索马里，往往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大，其共性是国家治理能力弱， 宗教势力强。中国外交既要重视与其政府打交道，还要研究其社会、文化结 构，特别是宗教的作用，通过宗教资源开展公共外交，为拓展双边关系创造 条件。“官办民办”相辅相成，经济与宗教同步推进。
侨务公共外交要充分运用宗教资源
一个国家地理版图会发生变化，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渊源难以 完全分割。
中国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与华侨华人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侨务工作运用宗 教资源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宗教优势，是重要课题。侨务公共外交可利用 中国丰富的宗教资源，针对海外侨胞宗教信仰各异、信众颇多的侨情，开展 与信仰有关的工作。侨务公共外交需要进入宗教场所，与信众接触。如华人 庙宇，除了祭祀功能，通常是文化教育、中药医疗、调解纠纷、信息交流场 所。我去年访问南美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地从事华文教育的是佛教组织， 华文学校设在宗教场所旁，由佛教组织资助。我去看望了主持兼校长和学校 教师，对他们给予热情鼓励，收效良好。
在东南亚庙宇往往是华人社区重要活动中心，“神缘”与“亲缘”紧 密结合。当然要处理好中华传统宗教与侨胞所在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共生 和谐。我曾在京接待来自印尼的穆斯林社团联合会代表团，介绍中国侨务 和宗教政策，鼓励他们与在印尼华裔社团和睦相处，减少了他们从宗教出 发对印尼华人的疑虑。据当地华人反映，这样的交流对于他们融入当地社 会颇有助益。
中国是传统意义宗教大国，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海外侨 胞宗教信徒不计其数。中国又有“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与“和风西送”的 对外宗教交流。发挥宗教的“亲缘”作用，展现中国儿女丰富多彩的精神世 界，增强祖（籍）国的文化吸引力和精神号召力，是中国营造“政治上更有 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周边 环境的重要推力。
开展宗教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是宗教正反两面性。2011年以来中东出现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随 后中东社会支离破碎、“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势力蔓延，说明外部势力干 预是重要原因，但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动乱的内因之一。 同时，宗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扶贫济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用宗 教弥合分歧，其贡献不容小觑，成功案例也不少。
二是宗教扩张性。宗教本质上有传教诉求和扩张性。无论是早年欧洲 人口对外大迁移，还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反向大迁移，世界 移民历史与宗教扩张和传教有密切联系。由人口迁移造成信仰版图变化，引 发地区冲突，与宗教冲突也有关系。中东问题久拖不决，这是原因之一。
三是宗教虚实兼顾性。宗教信仰对信众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而且宗 教严密组织性具有较强动员能力。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网络遍布全球，在环 保、发展、救援等领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 四是宗教“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宗教在各类冲突中既作为 “放大器”推波助澜，也时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如伊斯兰“弧形 带”、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都是地缘政治、宗教盘根错节的地区，这 样的事例俯拾皆是。
何亚非：本刊编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宗教界人士谈中国宗教“走出去”
程洪猛 王德硕
2014年9月26日至27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与上 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在复旦大 学共同举办了首届“中国宗教走出去战略高层论坛”。中国 宗教走出去在这里是指中国宗教走出国门，加强与国际宗教 界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交流与互动，扩大中国宗教及其文 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实践活动的总称。来自各大宗教的宗 教领袖、著名专家学者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相关人员40余人参 会。本文节选了部分参会宗教界人士发言的主要观点。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州光孝寺方丈明生法师，回顾和介绍了中国 佛教对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并对佛教进一步走出去提出了展望和思路。他 指出，中国佛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引进来”，唐代以后，“走出去”成为 民间交流发展的主流。近代以来，太虚法师倡议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组织， 继承了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的法脉。近年来，中国佛教界向外拓展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一是建寺安僧，传承法脉；二是开展法务法会，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三是提出“黄金纽带”，加深中日韩友谊；四是举办世界佛教论坛， 展示大国风范；五是加强港澳台联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明生法师认为， 为了中国佛教界进一步走出去，需要在如下几方面有所准备：首先佛教界要 志存高远、自觉担当，研究佛教与公共外交相关课题，弘扬传统文化为己 任；二是要制定明确目标，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建设；三是建议宗教政 策要跟进，拓宽宗教工作思路；四是要联动丝绸之路，创新交流平台；最后 一点就是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培养高级对外交流人才。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认为，近年来， 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开创者、践行者和受益者，在走出去战略中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找准切入点。少林寺以“少林功夫”为载体，很容易超越价值观和意识 形态的壁垒，被各国人民接受。二是要努力走进主流社会。三是少林文化凭 借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的运作方式，努力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建立大批海 外文化中心。永信法师认为，中国宗教走出去，一是要将其纳入国家文化走 出去战略中统一考量；二是要建立中国宗教走出去的机制；三是要重视利用 和建立海外文化中心。最后，他认为，少林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背后站着伟 大的中国，只有国家强大，包括佛教在内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繁荣。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法师提出了南海佛教和南 海战略的概念。以海南和深圳为中心，建立南海佛学院，对东南亚国家开 展佛教文化交流、传播和公共外交。主要介绍了弘法寺与泰国的友好往来， 以及在尼泊尔建立中华寺并在当地开展各种宗教、慈善活动的情况。事实表 明，利用佛教资源开展公共外交，对于加深中国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友谊， 有效遏制藏独势力在相关国家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主任普正法师认为，从思想和发展过程来看，佛 教具有走出去的传统和理念。近年来，中国佛教协会以国际佛教组织和世界 宗教会议为平台，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展示形象，发挥作用；主办了“中 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世界佛教论坛”，承办了第27届世佛联大 会，为外塑形象、内强素质、锻炼和培养人才提供了平台；中国佛教已经为 进一步走出去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国佛教在世界上的地位独特，供奉的佛陀 舍利影响深远，祖庭作用不可替代，国际性寺院已经形成规模。因此，中国 佛教走出去，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道教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王哲一，重点阐述了中国道教走出去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他指出，道教是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组织化的道教有1800 多年历史，但是道学文化的历史却有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道教具有深厚的 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中国道教里面蕴含着丰富和深刻的价值理念和人文智 慧，丝毫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并且在养生、生态、 环保等领域还有独特的建树和价值，对于当今世界十分必要。中国道教走出 去近年来取得重要成果，在《道德经》和道藏的传播、道教界人士与海外机 构互访交流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为世人熟知。不过，中国道教全面走出去 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和困难，需要政府和学术界大力支持，需要向兄弟宗教多 多汲取经验。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孟至岭，是出席本次论坛唯一的一位道长。他 从三个层面谈了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一是宗教的缘起和基本作用，认 为宗教可以制约人类的欲望，导人向善，宗教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二是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是敬天敬神祭 祖先，宗教信仰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从现实政策层 面认为，执政者和民众应该客观认识宗教。最后，他总结道，宗教能否起到 积极作用，取决于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取决于宗教是否正确地对待自 己，按照宗教自身规律运行。
中国道教协会国际部主任尹志华主要就推动道教文化走向世界发表了 几点看法。一是要借助《道德经》的影响，把《道德经》的影响转化成道教 的影响，可在国内办国际道教论坛，在国外办国际《道德经》论坛和老子学 院。二是要以术弘道，充分利用太极拳、道医等道教资源。三是要组织翻译 道教经典，特别是科仪仪式经典，建立翻译机构。四是要与国外道教团体合 作建设弘道中心，逐步突破华人圈子。五是要吸引外国信徒来中国学道，在 签证和住宿管理方面给予方便。此外还可派道长外出讲学、发挥道教凝聚海 外华人的精神纽带作用，并积极参加国际宗教会议等。
中国伊斯兰教的国际交流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成真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 视野下的中国伊斯兰教走出去战略：中国伊斯兰教走出去的成功实践和理论 思考”的发言。他指出中国伊斯兰教秉承《古兰经》的教导，结合自身特点 努力探索走出去的思路、方法，其中有许多成功实践。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利用朝觐机会组团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叙 利亚等一批国家，为我国外交在当时特殊国际背景下打开局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中国伊协副会长达浦生作为周总理的宗教顾问参加了万隆会议，增进了 国际伊斯兰社会对新中国及中国穆斯林的了解，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朝觐工作对中国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尝试“以我为主，走出去办活动”的新路子，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人才和资金的缺乏等因素，中 国伊斯兰教进一步走出去面临着挑战。最后他希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由国 家宗教事务局牵头，邀请外交部、中联部、对外友协、外经贸系统的政府机 构在战略计划和应对、外事人才培养、政府资金支持、外事项目策划、外事 政策保障方面给予全面的认真的研究，提出方案、组织实施，更好地推进中 国宗教走出去的战略。
中国基督教的对外交往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阚保平牧师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对外 交往。他指出，基督教的海外交往是民间外交的组成部分，国家实力是中国 基督教走出去的重要基础。他讲述了中国基督教走出去的实践，比如中国基 督教在中国香港、美国、德国的圣经事工展、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两岸基 督教论坛、中国基督教会与印度教会的交往等。阚牧师指出中国基督教对外 交往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教会的观念需要转变，许多人还有弱国心 态；中国基督教缺乏懂外语、懂外交的人才；中国基督教缺乏与中国国情和 中国文化深度适应的神学思想基础导致在对外交往中缺乏自信等等。
北京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海淀教堂的吴伟庆牧师指出，中 国教会要有道路自信、神学自信和组织管理自信，积极地走出去，走出国 门、走向世界，以实际情况证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吴牧 师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中国教会可以派出差会到欧美等其他国家，二是有 条件的教堂可以开展英文礼拜，吸引在华的外国人，三是充分利用国内外新 闻媒体来宣传自己，四是成立海外宣讲团。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上海市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吴建荣先生在会上 作了题为“开拓创新，主动担当：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走出去、请进来’战 略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的发言。他介绍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国际交流中 的实践，并分析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他认为改革开放初 期，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担当了对外窗口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上海基督教青 年会用自身的服务和形象重塑，发挥了展示中国人权和民主发展的平台功能， 让海外的友人看到了平常百姓的社区生活，亲历了中国社区自治建设实践，看 到了一个真实发展的上海和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公共 外交越来越呈现出非官方交流平台功能，促进了各国国民之间的真情传递和有 效互动，弥补国家间互动的不足。最后，他指出宗教及其相关的团体通过广泛 的民间交流渠道，以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来建立广泛的国际沟通网络，这 对营造更好的国家发展的民间环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程洪猛：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王德硕：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世佛联传播中国心声
宗 明
佛教在对外交流交往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佛教可以 发挥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作用。2014年10月16 日至18日,由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下称世佛联）主办，中国佛 教协会、陕西省组委会和宝鸡市组委会共同承办的第27届世 佛联大会在陕西宝鸡成功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佛 教代表、高僧大德、宗门领袖以及中外嘉宾4000多人云集供 奉佛指舍利的佛门圣地法门寺，围绕“佛教与公益慈善”主 题，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共同欢庆这一“佛教 联合国”盛会，并祈愿世界和平。整届大会内容丰富，亮点 纷呈，成果卓著，获得了与会代表及各界人士的高度肯定和 广泛好评。
交流互鉴 以心印心
佛教诞生于印度，弘传于中国。2014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以及在韩国、斯里兰卡、印度访问期间，都提到了 佛教文化以及佛教中国化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的影响，高度评价了佛教交流 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中国佛教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在 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亦得到显著提高。各国佛教界越来越重视与中国佛 教界发展友好关系，对中国佛教界在国际佛教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给予了 厚望。
一是民间外交话初心。世佛联与中国佛教界有着深厚的因缘。在世佛 联64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作为会员创始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近 代高僧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理念，启发了斯里兰卡著名学者马克拉 塞拉拉博士创立世佛联的伟大构想。太虚大师高足法舫法师代表中国佛教界 曾参与了世佛联的创建工作，出席了首届世佛联成立大会，并当选世佛联执 委。法舫法师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向世界各国介绍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和现 状，特别是向大会介绍了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宗教信仰政策。法舫法师积极 参与世佛联的工作，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斯里兰卡、泰国等佛教国家建立民间 外交关系，做了许多的铺垫工作。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初，喜饶嘉措大师、 赵朴初居士等中国佛教协会领导曾数次率团出席世佛联大会，彼此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基础。
二是公共外交谱诚心。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世佛联副主席传印长老表 示，回顾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风雨一甲子的交往历程，尽管遭遇挫折,但 彼此尊重、友好交流、相互支持、合作共事，一直是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 的主流声音。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与世 佛联关系陷入停顿，1984年重返世佛联。1986年,应尼泊尔政府邀请,原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率团参加世佛联第15届大会，受到了与会代表的 热烈欢迎。此届大会使国际佛教界对中国藏传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 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策立场有了更深的认识。
2010年,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参加 世佛联第25届大会暨世佛联成立60 周年庆典活动。代表团顾问、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开幕式上指出，中国 国家宗教局支持中国佛教界参与世佛联工作。以世佛联成立60周年为新的契 机，以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本届大会为新的开端，中国佛教界将在世佛联的 平台上，加强同各国佛教界的交流交往，精诚团结、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 人类和平、世界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王作安致辞赢得与会各国代表一致好 评，十几个国家代表纷纷前来祝贺，世佛联及斯里兰卡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王作安的讲话让他们看到世佛联未来的希望。此届大会为中国佛教界在世佛 联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互融互通增信心。随着中外佛教友好交流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大 陆举办一届世佛联大会，日益成为世佛联总部和各地区中心的共同愿望。世 佛联副主席真月法师表示，中国是东亚佛教源泉，相信中国佛教将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引领着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尼泊尔佛教协会主席马南德拉表示， 中国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土壤，本届大会有效传递了佛教的核心宗 旨，并为各国佛教间的交流和学习提供了良好平台。泰国僧王秘书阿宁曼• 他曼沙吉尤说，中国作为老大哥承办此次会议，中国的积极参与有利于世界 佛教与世佛联的发展。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说，通过 举办这次国际性的佛教会议，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
佛门盛事 成果斐然
大会在中国大陆成功举办，成为中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交往史上的 “历史性时刻”，亦被各国代表赞誉为“世界佛教界的一次因缘大聚会”。 与会代表在致辞和发言中，纷纷回顾历史，肯定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在世佛 联成立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中国佛教界今后在世佛联和国际佛教界中 发挥更大作用充满期待。
一是展示中国政府亲和力。第27届世佛联大会为推动世界佛教界的交 流合作，宣传和展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和平稳定局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尼泊尔联邦民 主共和国总统拉姆•亚达夫等国家首脑和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等国际组织为世 佛联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发来贺信贺电。世佛联主席潘·瓦密提指出， 中国对众多国际佛教会议的支持，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佛教协会是全世界佛教 徒的友好伙伴，也显示了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一直受到保护。与会代表纷纷 盛赞大会的成功，感谢中国政府对大会的关心与重视，表示这不仅体现了中 国政府推动佛教的传承与发展，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气象和胸襟。 大会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践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倡导宗教和谐理念的诚意和努力。
二是扩大中国佛教影响力。世佛联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成功举办，在 宗教交流方面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为世界佛教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中国佛教协会首次承办国际宗教组织会议的积极努力，体现了中国佛教 界与世界佛教界同愿同行的担当与自信，彰显了中国佛教界重视老朋友、广 交新朋友的开放友好形象，对于进一步密切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 友好关系、增进中国佛教徒与世界各国佛教徒的友谊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先后用藏汉两种语言 致辞，展示了其作为藏传佛教领袖的杰出风采。韩中佛教文化友好交流协会 会长林影潭法师表示，中国佛教是佛教世界化值得信赖的先锋，本届大会在 中国召开对佛教世界化有积极贡献。可以说，世佛联大会进一步助推中国佛 教走向世界，大大提升了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徒心目中的影响，对进一步提 升中国佛教界在世界佛教界和国际佛教组织中的感召力和话语权都具有深远 影响。
三是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陕西曾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是中 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中六宗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古代佛教向东南亚乃至世界 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起点。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作为承办方之一的陕西宝鸡 组委会为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嘉宾精心设计和安排了瞻拜佛指舍利祈祷世 界和平法会、斋僧法会、传灯法会，以及举办佛教主题晚会、播放中国佛教 宣传片、参访关中佛教名胜等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让海外代表领略了中国 佛教文化的厚重与多彩，亲身体验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向世界展示了 中华大地所积累的丰富佛教文化资源以及当代中国佛教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下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与活力。首次来到亚洲的德国佛教联合会主席古纳先 生表示，“在法门寺博物馆，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佛教文化遗产之博大精 妙，激发了我在这次大会后参访中国佛教圣地的浓厚兴趣”。许多代表激动 地表示，这次大会不是简单地发发言、听听会，而是一次令人回味无穷的文 化盛会、一次品味中华文化的盛宴。
法筵圆满 启示深远
自古以来，佛教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是连接不同国家 和地区人民心灵的纽带。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的成功举办，尤其是第27届世佛 联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世界了解中国佛教、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创造了良好机 遇。
一是应进一步有效发挥国际组织平台作用。世佛联是当前世界上成员 分布最广、代表性最强的国际佛教组织，旨在团结世界佛教徒、维护佛教徒 的合法权益、促进世界和平与众生幸福。应继续秉承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 的传统，继续通过世佛联这一国际交流平台，促进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 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继续鼓励中国佛教界发挥优势，珍惜已经建立起 来的组织平台，更多地参与到世佛联等国际佛教组织及世界弘法利生事业中 去。继续发挥中国佛教协会在世佛联等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完善中 国佛教协会与世佛联交流合作的工作机制，使之成为中国佛教有效开展公共 外交、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的新常态。
二是应进一步主动提升中国佛教交流层次。十一世班禅大师在大会开 幕式上呼吁“我们各国的佛教徒，要以慈悲为怀、利他为愿，共同促进跨 国界、跨语系佛教间更深入地交流与合作”。当前，倡导中国佛教界朝着文 化型、伦理型、慈善型、国际交流型的方向迈进，培养爱国爱教、具有国际 视野、良好语言沟通能力、深厚宗教学识造诣的佛教专门人才是有效提升中 国佛教公共外交水平的基础和关键。中国佛教界亟需加大国际弘法人才、国 际交流人才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拓宽交流渠道、创新交流方式，不断增强佛 教交流国际影响力。应继续做好对外佛教交流工作，生动介绍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各国人民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一步认识中 国、认识中国佛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氛围。
三是应进一步积极打造中华传统文化品牌。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 固有文化的改造、吸纳和融合，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华传统文化因对佛教的兼容并蓄而更显深沉厚重、多元丰富。为此，一方面 应充分发挥佛教的文化纽带作用，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佛教界精心打造佛教 文化品牌，进一步深化和挖掘文化内涵，推动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 换、创新性发展，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致力于推动 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交流；另一方面应继续鼓励和支持 中国佛教界以及其他宗教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发挥独特作用，积极推动有条 件的佛教名山和寺庙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增强佛教文化的辐射力与 感召力，提升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造福各国人民、滋润人类文 明、培育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宗 明：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
冷战时期的美苏宗教外交
贾付强
在冷战时期，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 府都打出“宗教牌”，积极利用各种宗教组织开展对外宗教 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在指导思想上都将宗教视为 一种外交工具，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而开展 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美苏宗教外交的经验表明：宗 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利用宗教来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 十分重要，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 手段。
虽然自埃蒙德·古里恩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学界对何为公共外 交未有统一的认知，但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 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 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一 些国家的政府常授权、委托或默认国内各种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 众开展针对另一国内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的交流活动。这种在 宗教领域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称之为宗教外交。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的 活动自古有之，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积极利用本国的 宗教资源来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
冷战时期美苏的宗教外交
鉴于信奉无神论的冷战对手苏联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在东正教世界的影 响力来实现苏联外交目标的行为，杜鲁门政府决定把上帝打造成为反对苏 联的“第一道防线”，联合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力量，建立一条国际反共 “宗教阵线”。杜鲁门曾向其妻子贝斯·杜鲁门透露：美国正在与坎特伯雷 大主教、路德宗主教、希腊东正教会牧首以及罗马教皇谈论建立国际反共 “宗教阵线”事宜，他还准备派其助手迈伦·泰勒去拜访最有名望的佛教人 士以及西藏的大喇嘛。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 份名为“美国信息交流项目中的道德和宗教因素”的报告，要求美国在优先 联合“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 佛教、印度教、孔教和神道教“求同存异”，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此， 美国利用国内外宗教组织为铁幕背后的教会提供包括《圣经》在内的非政治 性宗教文献，鼓励西方牧师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代表到铁幕之后与东 正教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创办教会无线电广播节目以把东正教会的服务和音 乐传递给铁幕背后的东正教徒，利用美国之音重点攻击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敌 视以及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东欧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宣扬宗教自 由的价值。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针对缅甸、泰国、老挝等小乘佛教国家制定 了“宗教行动计划纲要”，利用宗教组织、宗教领袖、普通信徒对之开展宗 教交流活动，此后又将“计划纲要”扩展至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印度 教国家。在开展宗教交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常利用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 会、犹太教教会、穆斯林团体等来实施。
鉴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斯大林决定改变 之前的宗教迫害政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并积极利用宗教服务于苏联的 内政外交。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后加强了与“敌对” 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教会的交流，试图削减西方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苏 联的敌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 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增强苏联在当地的合法性；在 中东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访问了中东地区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以外的几 大东正教牧首区，目的是提升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时期， 虽然赫鲁晓夫发动了反宗教运动，但其仍未遗忘利用基督教和平会议、穆 斯林团体等开展保卫世界和平、裁军、对外解释苏联宗教现状的活动。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除了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世界教会联合会为 平台对西方国家民众开展反对美国的斗争外，还利用国内穆斯林团体开展 对穆斯林国家、利用国内佛教徒开展对亚洲佛教国家的出访、朝圣等交流 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在“新思维”的指导下，也积极利用 国内宗教组织开展与罗马天主教会、国外宗教组织领导人、宗教团体等的 “请进来 走出去”活动。
宗教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主要用于宣传领域
美苏两国虽社会制度迥异，但在冷战时期都不约而“同”地拾起了宗 教这种“遗失的治国术”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其呈现以 下特点。
两国在指导思想上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美国虽然常强调政教分 离，并指责苏联把俄罗斯东正教会变成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但美国政 府自身也常将与政治相“分离”的宗教纳入到美国的外交体系中，将其作为 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来对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封密级备忘录就指出， “宗教作为一种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的潜力是极其惊人的。我们寻求利用 宗教作为一种冷战武器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世界宗教兴旺，因为共产主义在一 个宗教兴盛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杜鲁门政府在实施遏制战略时也借助 宗教来确定遏制的范围——即哪些国家将参与遏制（相信上帝与道德准则的 国家），哪些国家将被遏制（不信仰上帝的国家）。
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扩张的一种工具一直是俄国对外政策 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实施了“政教分离”政策，但在 占领波罗的海、割占东波兰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苏联政府重拾 “宗教武器”，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同化”并统一上述地区的东正教会， 以为苏联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源泉。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派遣俄 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频繁出访中东欧、中东与英法美, 将不少脱离莫斯科 牧首区的东正教区重新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范围之内。赫鲁晓夫 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工 具性”色彩。针对苏联的宗教政策，安娜·迪金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 宗教政策的实质：“在苏联的领导层眼中，莫斯科牧首区主要被视为一种 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在当代国际 关系中，合法性不但是一国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还是各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最为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宗教来增强自身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 际行为体的惯用策略。美国学者乔纳森·福克斯直接指出了宗教的巨大外交 功能，即宗教“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在利用宗教增添自身政策的合法性 方面，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深谙此道。例如，美国常把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 政策描绘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在利用宗教增加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苏联政府也知“耻”而后 勇。二战后苏联政府开始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欧洲、北美以及中 东地区的东正教会，召开东正教会国际宗教会议，用飞机运送穆斯林神职人 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待访问苏联的教会领导人等，甚至提出要“与罗马教廷 建立公开的外交关系。”苏联宗教政策发生变化的目的是希望“俄罗斯东正 教会及其他教会的领袖在国内事务上支持苏联政府，并通过反对西方大国的 政策和热情地支持苏联的和平运动为苏联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 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曾表示，同苏联的斗争“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 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斗争。”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府都打 出“宗教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领导人在冷战伊始就宣传，“苏联共 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宗教冲突……一场争夺现代人灵魂的斗 争”，认为“在宣传保卫西方文明与基督教，反对无神论的苏俄方面，宗教 是一种关键的宣传工具。”美国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称：“世界已经 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其宣称反对上帝、反 对圣经、反对所有宗教！”杜鲁门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的 “真理运动”时，宗教一直是其利用的宣传工具之一。
在苏联政府方面，其主要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进行宣传。在二战后出 访法国时，为使东正教区都回归母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尼古拉对教区 居民发表了多次演讲，描绘了苏联境内各宗教的蓬勃发展景象，其意在于劝 说教区居民不要相信苏联存在宗教迫坏的“谣言”，同意接受莫斯科牧首区 对法国境内东正教区的宗教管辖。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会自治500周年庆典 时，莫斯科牧首区特意渲染了东正教会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同时批判新教 和罗马天主教会对战争与剥削的偏好。
宗教外交的启示
宗教作为一种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于一身的武器，常成为各 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竞相争夺的资源。在冷战时期，信仰有神论的美国与信 仰无神论的苏联都积极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来开展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 的对外交流活动，这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观念体系，其 既能成为一国外交政策的“路线图”，亦能为一国外交政策提供一种“黏 合剂”。首先，宗教在为领导人提供一套理解与认识世界的系统化、理论化 信仰体系的同时，其关于“善恶”“正邪”“是非”等的规范性信念更是直 接影响领导人的具体政策制定。冷战后西方国家屡次进行的所谓的“人道主 义干预”正是在基督教“正义战争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其次，宗教是一种 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标识。在国际关系中，宗教一直是划分“敌 我”，建构“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冷战期间，美国 政府就常把美苏之间的冷战描述为有神论者（自我）和无神论者（他者）之 间的“宗教冲突”。再次，当一国政教关系“和谐”时，宗教有助于在国内 促进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极大地增强该国的凝聚力；在国 外，能促进“同根同源”的宗教徒对本国政府认同的同时，亦能促进宗教 “同质”国家之间的同盟。杰克·斯奈德就指出，在判断同盟和敌人时，传 统的权力计算和宗教意图可能同时起作用。
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十分重要。宗教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非领地 性的文化单位，但其却拥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难以企及的巨大“版图”。某 一国家内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或大于一国的疆域，或与 一国的疆域相重叠，或与一国的疆域犬牙交错。例如，世界三大宗教各自所 拥有的信仰版图很显然比世界任何以其为主导宗教的国家的疆域都要辽阔； 神道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与以神道教为主导宗教的日本的疆域也比较吻合； 而在乌克兰，其东部地区信奉东正教，西部地区则信仰天主教。宗教的信仰 版图与一国疆域的这种复杂关联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 苏联在冷战时期就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把其他国家境内的教区纳入莫斯科牧 首区的“宗教管辖”之下，利用穆斯林团体开展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交流， 这为苏联建立了一片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徐以骅教授在《信仰中国》一文中 指出，拥有丰富宗教资源的国家应借助宗教建立自己的“信仰版图”，以为 本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一道隐性的战略缓冲地带，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片广 阔的“地缘经济”区域，为本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宗教形象提供支撑力量。
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手段。约瑟夫·奈指 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具 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 是“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来源。因此，常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利用宗教来开展 对外交流活动，来增强本国的“软实力”。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开展的一系 列宗教外交活动对提升苏联的“软实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俄罗 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对英国国教会的回访促使其改变了支持卡尔洛维茨东正教 教派的态度，转而支持莫斯科牧首区的教会。一些原本脱离莫斯科牧首区宗 教管辖的东正教会又重回其怀抱，而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的巨大“软实力” 直接成为苏联“软实力”的来源。作为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 美国政府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虽然有促进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 目的，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式民主才是其真正的用意，而《国际宗教自 由法》则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制高点，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 来源之一。
贾付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传播
李明岩
汉传佛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自佛教传入中华以来，佛 教慈善便以其无私的济世思想，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法苑珠林》云：“菩萨兴行救济为先，诸佛出世 大悲为本。”大乘佛教以慈悲济世，救度一切众生苦难为修 行的愿望，海内外佛教团体以此为修行资粮，开展一系列的 社会活动。汉传佛教正逐渐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为西方文化 所吸纳。
以非政府组织方式进行佛教文化传播
加拿大的汉传佛教组织是以志愿参加为原则，成立非盈利性的非政府 组织。自1968年汉传佛教首次传入加拿大以来，在加国东西海岸先后成立的 佛教非盈利性社团有上百个。相对规模较大的有在加拿大东部省份成立的湛 山精舍、正觉寺、佛光山、文殊讲堂、净化莲舍、莲航寺、安省法相学会、 般若讲堂、净土讲堂、无量光净宗学会、普陀寺、佛圣堂、慈济基金会、佛 学明月居士林等等；在加拿大中部草原省份成立的华心寺、华光佛堂、妙 觉寺、观音寺、普陀寺、净宗学会、爱民顿佛光山、莲因精舍、华严圣寺、 卡加利慈济基金会、卡城明月居士林等等；在加拿大西部省份成立的灵岩山 寺、国际佛教观音寺、国际佛光会、法鼓山温哥华分会、东方佛教文物中 心、菩提法门协会、圆融禅寺、正德佛堂、金佛寺、华光功德会、护国观音 寺、福慧寺、东莲觉苑、宏光佛堂等等。
这些佛教社团本着“众生如是，甚为可悯。作此思惟，即应勇猛立大 誓愿，愿令我心离分别故，遍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 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的理念，始终以和平方式进 行佛教文化传播，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 的样板。无论这些僧侣来自内地、香港、台湾还是东南亚国家，在他们身上 表现出的那种热爱中华文化，为了信仰和事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韧精 神，这始终是推动汉传佛教海外传播的不竭精神动力，值得赞美和弘扬。
以多元化视角传播汉传佛教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之间差别大于共性，不同点多于相同 点。佛教自从印度产生、传入中国乃至走向世界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始终 显示出其宽容性、普适性和跨民族性的强势文化特征。
以慈济基金会为例：1992年9月慈济加拿大分会在温哥华市正式登记成 立。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爱明顿、卡尔加利、渥太华、蒙特利尔、维 多利亚、温尼伯等地，集合了近3万名会员、400位荣誉董事，并陆续成立了 65个志工站，透过志工群融入当地的社会服务，展开了济贫教富的工作。 其最大特点就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落实体悟“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人 文情怀，超越种族、国家、语言、肤色及宗教信仰的界限，以出世的精神从 事入世的志业。近年来，加拿大志工群志在各地小区深耕，广设志工站并和 本地救世军、ESS组织合作；融入主流社会，获得地方政府和主要阶层的肯 定，如颁发“慈济和谐日”、“慈济日”等等；慈济同时也受到中国侨界、 华人社团、公益团体、媒体的认同与支持。医疗慈善方面,加拿大各地慈济 慈善工作包括：访视组救助急难个案、长期关怀，为受灾受难者及一时困顿 者提供资助；精进组投入临终关怀、助念、告别式，让痛失亲人者处理后事 时，不致彷徨无助，以及定期探访老人院、协助救世军及食物银行的热食服 务、低收入户及街友的生活物资发放等。环境保护方面，多伦多慈济志工连 续10年在世界上最长的街道Yonge Street确认一段社区进行街道清洁，积极开 展社区植树活动，获得2010年北约克市政府“最佳志工团体”表彰。
值得思考的是，慈济秉承证严法师“修学佛法，不能离开菩萨道”的理 念，从慈善活动出发，逐步开展到医疗、教育、环保、骨髓捐助、小区志工、 国际赈灾、人文教育等领域，以多元化的视角，关注加拿大社会的发展，拉近 了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距离，加快了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 度看，汉传佛教传播在加拿大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光明前景。 把佛教与社会公益事业有机结合
东晋道安禅师云：“不依国主，佛事难立”。同样，汉传佛教在加拿 大的发展与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支持是不可分开的。加拿大国民年人均慈善捐 款高达1800加元（约合11000元人民币）。加拿大民间慈善人士表示，加拿 大人的一生中，没有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慈善活动者恐怕如凤毛麟角。 随着加拿大移民政策的逐步开放，华人移民加拿大者日益增多。佛教 团体亦日趋参加到加国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当中。加拿大联邦法律规定， 在民间成立注册慈善组织，是能享受政府在税务等方面诸多优惠的，但这一 切的前提，是“账目公开”和“非盈利经营”。民间慈善组织的各种活动并 不强求一定免费，有时甚至会收取远比同类非慈善活动更高的费用，如慈善 演出、慈善晚宴的门票，其价格往往比普通商演、寻常商业晚宴的门票贵出 50%甚至更多，但所有收入除抵扣场地、材料、人员和各项杂费等成本外， 其余都需转入慈善用途，不能挪作他用。每当重大天灾人祸发生时，不论官 办或民间慈善机构，都会开设专门账户募集，所有捐款人都会收到红十字会 开具的专用收据，这些慈善捐款可以最多抵扣75%的所得税。
由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加拿大汉传佛教社团逐步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 的认可和肯定。特别2008年6月5日，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在 渥太华特别接见慈济基金会加拿大分会志工时，嘉许了慈济加拿大分会的义 行。当时，慈济加拿大分会在四川地震灾害后立即动员募款，在5500位志工 协助下，不到四周即募得450万加元。
佛教提倡服务大众，济助苦难，单纯的寺院讲经说法已无法满足现代 高速发展的社会需求，走出寺院传播佛法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思路。对汉传 佛教弘法模式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或许可为佛教同社会公益事业的有机结合 提供有益参考。
通过佛教教育构建社会和谐
古人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佛教慈悲理念的传播并不是靠简 单的讲经说法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逐步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熟与发展。 在加拿大汉传佛教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是十分关 键的。
2001年6月，由多伦多正觉寺开山宗长悟德老法师、净化莲社体修法师 和吴淑瑜女士共同倡议成立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的目的是为 弘扬佛教，以期令佛陀的教法在这西方国家得以广泛宣扬；普及大众，净化 人心；改善社会风气，因此积极致力于佛教教育，培养思想健全、行为良好 的年轻一代。
该基金会通过筹集和积累基金，资助加拿大大学的佛学和相关课程， 佛教研究、教授，以及佛教研究中心。其宗旨在于致力弘扬佛陀教法，培育 佛化知识青年，使他们在佛教教义熏陶下建立良好的品德，正确的人生观， 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为处事待人的指标，建立祥和及安定 的社会，以“自利利他”的精神对国家及人类做出贡献，并期望筹款150万 至300万加币，作为永久聘请一位访问教授或者高知名度的教授席位基金。 该基金会成立之初，聘请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为名誉会长， 加拿大国会参议员利德蕙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余兆光教授、香港大学李 焯芬教授、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信广来教授、香港顺昌 有限公司杨国佳先生为名誉顾问。2007年底，香港筹款委员会成立，成员包 括：李卓麟先生任主席，何泺生教授任副主席，谢慧淦女士，黄敏浩教授。 加拿大佛教教育基金会的成立，创新了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人才的培 养，融入了加拿大社会教育体系，形成了新的佛教文化模式。对此加拿大汉 传佛教团体可以在积极探索实践模式和身份认同模式的同时，在构建加拿大 社会文化模式和教育体系中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从而达到在加拿大社会中 普及中华佛教慈悲济世的和谐理念。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慈名爱念众生，当求安稳乐事以饶益 之。悲名愍念众生受五道中种种身苦、心苦。”《俱舍论》卷二十九说：“无 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 南本《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二说：“善男 子，大慈大悲名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随菩萨如影随形，一切众生必当 得大慈大悲，是故说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由此可见，佛教提倡的慈悲的根 本就是拔苦和与乐。而众生痛苦和快乐的根源在于内心的建设不完善。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 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通过对加拿大汉传佛教模式和特点的略述，我们可 以看出西方国家各阶层民众对汉传佛教的需要程度。汉传佛教从多方面适应 了西方社会，这有利于解决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有利于充实和补充西方人 士在信仰追求、精神寄托、知识探索等方面的一些不足和欠缺，汉传佛教逐 渐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为西方文化所吸纳。
当今世界，继承发扬汉传佛教的优良传统，深入挖掘传统佛教思想中 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充分发挥汉传佛教事业的独 特优势和积极作用，对利益众生、服务社会、净化人心、推动宗教外交战略 发展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李明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李明岩 汉传佛教在加拿大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