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公共外交的兴起与发展
周 伟
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这为海南公共外交 的兴起提供了机遇。此后，借助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和品牌 优势，海南大力开展富有成效与特色的公共外交实践活动， 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大局的同时，助推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
2001年2月，在亚洲和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时刻，博鳌亚洲论坛 应运而生，它在为亚洲和中国讨论地区公共事务提供新平台的同时，也为海 南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新机遇。此后，海南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下， 充分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和品牌优势，不断因应中国公共外交事业整体 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面向周边国家和亚太地区的公共外交活动。经过十余 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富有成效与特色的公共外交实践，向世人展示了 海南在公共外交领域勇于探索的历程和成就。
博鳌亚洲论坛与海南公共外交的兴起
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 BFA）自成立至今，历经15 年的发展，成功举办了14届年会，不仅建立起跨越政、商、学、媒各界 的联系机制，更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就地区与全球事务进行对话交流 的高层次平台。由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定址在海南，因此每年年会的召 开以及相关活动的举行，使海南日益成为世界媒体和各国民众关注的焦 点。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博鳌亚洲论的不断成长，为海南开展各种经贸 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通过开展系列化、特色化 的公共外交活动，海南在扩大开放和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就此意义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既是海南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起点， 同时又进一步激发了海南公共外交的逐渐生成。借助博鳌亚洲论坛的平 台和品牌效应，海南还相继举办了海南岛欢乐节、世界小姐总决赛、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一系列大型国际活动和体育赛事，极大地提 升了海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2008年开始，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 开的机会，中央又相继把一些重大国事活动放在海南举行，或者选择在 海南举办重要的外交会晤与会谈活动，如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从而 使海南成为除北京之外承担国家级外事活动最多的省份之一，海南的国 际影响力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博鳌亚洲论坛的习得和催化效应，使得海 南对外交往活动中的“公共外交含量”不断提升。具体而言，表现在对外 交往活动中公共外交意识不断凸显，能够巧妙灵活地专门设计一些公共外 交项目，或者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有意识地嵌入一些富有公共外交色彩的 活动，体现了行为主体践行公共外交理念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例如，海南 充分利用自身的环境与资源优势，多次接待遭受心理创伤的国外青少年前 来进行心理康复疗养，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疗伤外交”。既增进了各国青 少年之间的交流，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国民感情，同时也向全世界释放了一 个强烈的信号：海南不仅是一个风景优美、欣欣向荣的国际滨海旅游度假 胜地，也是一个写满人间大爱的梦幻岛屿，通过接受各国孩子进行康复疗 伤，也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展现了一个充满人性化关怀和爱心 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南公共外交的发展
2010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9〕44号），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根据《若干意见》的要求，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国 际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即发挥海南对外开放排头兵的作用， 依托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优势，全方位开展区域性、国际性经贸文化交流 活动以及高层次的外交外事活动，使海南成为我国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重 要国际交往平台。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开展公共外交就成为了极其必要的选 择，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所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离不开公 共外交。”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除了不断提升自身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以 外，也离不开良好社会形象的打造，正所谓“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而公 共外交作为打造地方良好形象的天然抓手，自然应该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重要内容。就此意义而言，在全面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背景下，海南 开展公共外交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急迫的。
在此背景下，借助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东风以及提供的新契机，海南公 共外交事业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自2011年起，为配合中非合作论坛 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非合作圆桌会议”连续多年在海南成功举办，并将永 久会址落户在海南省万宁市。自2013年起，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期间， 相继增加了公共外交分论坛和南海议题分论坛等。此外，海南还相继举办了 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三亚国际数学论坛、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万宁国际 冲浪赛、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等国际性论坛和体育赛事活动，并继续举办了 海南岛欢乐节、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世界小姐总决赛、最美国事活 动等大型活动，使得海南在公共外交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2013 年9月察哈尔学会发布的《地方公共外交工作分析评估报告》，在对全国47 个省市（31个省市自治区和16个地方城市）的公共外交工作进行的总体评估 中，按照意识与目标、资源与能力、活动与项目等指标要素，依次将评估结 果分为领先者（4个省市）、中坚者（14个省市）、学习者（23个省市）、 启动者（6个省市）四个类型，而海南作为欠发达省份整体表现突出，位列 排名较靠前的中坚者行列。
2013年11月和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分别在北京召开了“周边外交工 作座谈会”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会议上都发表了 重要讲话，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再次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有鉴于此，海 南在全面总结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实践的基础上，经过 充分的酝酿、讨论和筹划，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战略构 想，即大力整合对内对外两种资源，积极构建和培育以博鳌、万宁、三亚、 海口为支点，以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最美国事活动、侨务资 源优势等为依托，以省市合力共建为机制，以高层次外交外事侨务活动、实 体项目和城市软环境建设为支撑，精心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博鳌公共外交基 地、万宁中非合作交流促进基地、三亚首脑外交和休闲外交基地以及海口国 家侨务交流示范区等。
2014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期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海南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和琼海市政府共同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意向书，宣布联合 共建博鳌公共外交基地。作为中国首个公共外交基地，它将借助博鳌亚洲论 坛这一重要平台，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的实践开辟试验田，为亚洲各国官、 学、产、媒搭建对话交流和释疑增信的平台。2013年11月，随着以中非合 作圆桌会议为依托的中非合作交流模式在万宁逐渐成型，海南省外事侨务办 公室与万宁市政府签定合作框架协议书，决定共建中非合作交流促进基地。 2014年11月，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五次大会在海南万宁成功举办，标志着 中非合作交流促进基地正逐渐成为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2014年1 月，鉴于系列最美国事活动和重要外事活动的成功举办，在外交部有关负责 人的见证下，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与三亚市政府正式签定协议书，决定共 建首脑外交和休闲外交基地。2014年4月，为了充分发挥丰富的侨务资源， 海南省政府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与海口市政府等也签订了相关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共建海口国家 级侨务交流示范区，该示范区建成后将成为我国重要的侨务公共外交平台。 伴随着“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建设的稳步推进，必将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增添新动力和新亮点。 “一带一路”建设与海南公共外交的深化 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希望在亚欧 大陆经济整合不断加强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亚欧非各国联系交往更加紧 密，互利合作达到新的高度。在当前形势下，海南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洋 省份，授权管辖着约200万平方公里南海海域，理应成为我国海洋强国建 设的战略支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纽带。另一方面，海南又 位于南海之中，身处南海维权斗争和东盟交往的最前沿，面临的任务和局 面也日趋艰巨复杂。有鉴于此，海南应根据国家的战略定位和现实需要， 充分发挥好自身的区位、资源和平台优势，全力做好新时期的公共外交工 作，通过打造出一张张具有国际魅力的公共外交名片，不仅可以进一步助 推国际旅游岛建设，促进本地发展“提质增效”，还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 的“一带一路”倡议，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化解分歧，赢得周边与沿线 国家的认同、支持和参与。
具体来说，海南应从以下方面同时着手和发力。 首先，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博鳌亚洲论坛的公共外交平台功能，全方位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当前，中央已明确将博鳌亚洲论坛定位 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我 国最主要的主场外交之一，这既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机遇，也是海南公共 外交的发展机遇。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前期重点，就是推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而海南恰好 位于其中的核心区域，同时博鳌亚洲论坛的大部分成员也来自这一区域。因 此，海南作为永久主办地，应充分发挥博鳌亚洲论坛的品牌效应，着力打造 面向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精品平台，吸引多方力量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共 商、共建、共享之中。与此同时，海南还应继续深入开发和利用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机制，助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外交工作。例如，在2015年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期间，海南积极配合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组织策划了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启动仪式”“中 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南海：双轨思路与合作共赢”等３场分论坛，在搭 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平台方面取得很好的效果，未来还应在此基础上继 续加以拓展和开发。
其次，不断推动和深化“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建设，服务于国家的 总体外交布局和对外战略需要。我国的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与多边外交的 特色正逐渐凸显，除了“一带一路”倡议外、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全面推进，这些都为 “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海南应该继续 立足于自身的优势，通过加强统筹策划，进一步发挥好“三个基地一个示范 区”的引领作用。要深入挖掘项目所在城市的潜力，将基地建设与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整体规划有机结合，同时积极协同中央有关部委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部署；要建立相关的合作机制与研究机构，开展系列化的主题研讨活动，支 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大学等进行联合研 究，并成立或组建相关的研究机构，充分发挥智库的功能与效用；要依托侨 务大省的优势，以侨为桥，大力弘扬丝路文化，推动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人文 交流。此外，还要在不断加强现有公共外交平台建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 的公共外交平台与品牌的建设任务，努力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与布局做出新 成绩和新贡献。
最后，大力开展面向环南海国家的公共外交，精心打造“环南海公共 外交前沿阵地”。在新的高度和起点上，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以及不断增 强自身的软实力，必须大力开展面向周边国家及其民众的公共外交，通过各 种有效方式化解它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具体到海南而言，由于身处南海之 中，南海形势的发展变化将直接影响到海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海南要 充分依托自身的区位和平台优势，大力开展面向环南海国家的公共外交，通 过加强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组织举办环南海区域合作论坛，筹划 构建环南海区域合作机制等，积极打造“环南海公共外交前沿阵地”，真正 实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共同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整体公共外交事业的开展以及国家形象的 正面传播。
周 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 授，海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始末
陈 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10月10日公布了南京大屠杀 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面对外界的好奇，南京大 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第一个提议者讲述了 是什么触发了申报的念头，在长达八年的申报过程中面对重 重阻挠是如何坚持下来并取得梦想的果实。
2015年10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入选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下简称《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 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作为第一个提议 者，我心情激动而昂扬。从2008年开始，经历了将近八年的努力，这个梦想 终于实现了。
申报的缘起
2008年5月，文化部前任外联局局长李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南京 看看云锦，当时云锦正在申遗，需要一些技术咨询。应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 王宝林的邀请，我带着几位国际专家前往南京。我们在云锦研究所做了两天 的考察和现场指导工作，之后在王所长的安排下，到对门的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全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第一次近距 离看到战争与死难者的尸骨。那种震撼与惊讶，一生难忘。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一个设计精美，建筑一流的纪念馆，也是我见到 最好的纪念馆之一，完全由我们中国自己的设计师设计。然而它承载的却是 无数的罪恶和伤痛。从万人坑到各种图片幸存实物，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尤 其是最后的一面水滴墙，每隔12秒，一颗水滴滴下来，同时推出一张死难者 的相片，象征着一个生命的消失。这样的设计，令我敬佩。
整个参观时间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恰好当时刚刚经历了汶川大 地震，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气氛之中。我的心情可以用悲愤交加来形 容。我的美国同事，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法律委员会主席的乔治·弗兰 德森先生在整个参观时间里一言不发。一出纪念馆，他就激动而愤慨地对我 说：我最憎恨说谎的人，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面对事实为什么还要撒谎？他 们怎么可以不承认历史？乔治是个国际法律师，他平时说话很谨慎，但那天他 却很气愤，然后他开始给他的美国朋友们发短信写邮件叙述此事。
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说不出来。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为了南 京，为了历史，为了我的心，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事。当天晚上，时任南京市 委书记朱善璐宴请我们一行人，时任市委宣传部叶浩部长也在其中，我们坐 的很近，我告诉叶部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必须申遗，而且要尽快申遗。由于 当时我正在接触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记忆名录》委员会的一些项目，所以， 对此比较熟悉，而且根据我的经验，纪念馆馆藏丰富，史料详实，已经具备 了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条件。而且一旦申报成功，日本侵华史实就成了 世界的记忆，这个意义极其重大，比起很多非遗项目而言，可以说要更有价 值和不同凡响的国际意义和政治意义。因此，我给叶浩部长详细介绍了在当 时并没有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的《世界记忆名录》。在当时来看，这个项目的 影响力远远不如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样吸引各国。《世界记忆 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的另一个遗产保护工程，主要收编的是符合世界意义 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这份名录由秘书处保管，通过联机方式在因特网上公 布。除《世界记忆名录》以外，世界记忆工程还鼓励建立地区和国家名录。 这两个名录主要收集具有地区和国家意义的文献遗产。地区和国家名录并非 在重要性上次于《世界记忆名录》，而是保护地区和国家文献遗产的手段， 因为并不是所有文献遗产都具有世界意义。
听了我的介绍，叶部长马上打电话把朱成山馆长叫了过来。见到朱馆 长，我再次跟他谈了我的想法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记忆名录》的情况，同时 表示我愿意为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朱馆长非常高兴。我们大有相见恨晚 的感觉。当下达成协议，开始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筹备运作。 艰难的过程
我们有条不紊同时又紧张地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做各种准备工作。
首先，我与当时的《世界记忆名录》亚太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IOV的全球主席卡门女士做了深度沟通，她讲到当年菲律宾也曾经遭 到过日本军队的血腥屠杀，我问她如果菲律宾与中国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 录》，难度是不是相对会小一些。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长调项目，就是由 内蒙古和外蒙联合申报的。她提议双方先从一些小的项目开始做起。经过大量 的书信往来，电话沟通，菲律宾的图片展览终于得到了菲律宾退伍军人老兵银 行的赞助，菲律宾的同行们如期抵达。因为资料不够齐全，在短短的时间内， 朱成山馆长亲自带领员工连夜整理资料和图片，设计制作展板，四天之内完成 了被命名为《父辈的战争》的展览。当时，我们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精 神高度集中，大家都知道，我们肩负了一个重托或者说是使命，一切才刚刚开 始。2009年4月17日，展览成功开展，为我们下一步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同时双方决定9月份再到马尼拉去，举行《一个城市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展 览》。在此期间，我以最快的速度邀请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的所有信息咨询官、 来自俄罗斯的外交官塔缇亚娜女士，请她带着详细的申报表格再赴南京。
此外，由于很多资料分别放在不同的资料馆里，所以我们还邀请了南 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马振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馆 长邹爱莲等国内外专家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召开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申报世 界记忆遗产论证会》。我们一边在纪念馆内取证，实地考察研究申报材料和 内容，一边研究申报策略与途径。邹爱莲馆长激动地说：看到你们的精神我 很感动，我愿意为你们做好所有的服务工作。
然后，由于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连市级的名录都不是，所以朱馆长 开始一路写报告，一级级审批申报，很快突破了市级，省级，最后顺利进入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为了申报顺利，我们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吸收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会员单位。尽管纪念馆跟民间艺术不是那么有直接的关 联，但是为了国际运作，我们还是做了这样的安排。这期间，我跟朱馆长多 次会面，商谈此事。后来据说他还接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威胁电话，甚至 还有人给他寄子弹。而我也被电话恐吓，有一次一个陌生电话对我说：一个 女人不好好地过日子，瞎折腾什么？有个叫张纯如的女人写了南京的书，后 来自杀了，你不会也想自杀吧？当下我有点担心，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镇定自 如，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不想惊天动地，我做的只是听从我的心的召唤，只 是有一种使命感，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2009年1月，朱成山与九位南京市人大代表，在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 会上提出申遗议案，被列入当年南京市人大十大重点提案。同年4月，《南京 大屠杀档案（五组）》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三馆名义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2010年2月，南京大屠杀档案 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一直不停地与一些委员们邮件和电 话联系，征询他们的意见，也与朱馆长保持着联系。来自香港等地的亚洲一 些专家对我们的支持度很大，我们始终保持随时冲刺的状态。到了2012年， 我们已经与名录靠得很近了，但由于一些原因，最后还是很遗憾地失之交 臂。直到2012年7月，南京市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下拨了专门经费，南京大 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正式浮出水面。期间，我跟文化部中国艺术 研究院的王海霞教授几次前往中国档案局继续咨询，同时也积极跟李明华局 长建立联系，继续跟进此事。由于工作关系，2013年下半年，我没有再继续 参与后期的申遗工作，但始终远远地关注着南京纪念馆的动向与结果。
成功申报，告慰死难同胞
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牵头，除上述三馆外，又增加了中央档案 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申报档案由5组增加到 11组，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 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共分三部分，分别包括1937年至1938年，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期间大肆杀戮中国军民和平民的档案；1945年至1947 年，对日本战犯调查和审判的档案；以及1952年至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法机构提供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 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 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 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 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美国人贝德士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证词等（本段摘自人民网）。
2015年10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入选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下简称《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单。在总共 47个入选项目中，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榜上有名。
我们应该感谢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记忆名录》委员会的勇敢与公正。 这个结果，是对历史的一个尊重，是和平的胜利，也是对南京三十万亡灵 的告慰。我没有朱馆长的新电话号码，但是我很想告诉他，感谢他和大家的 坚持与不懈的努力，感谢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们。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 《世界记忆名录》的第一个提议者与参与者，我的心灵终于得到了一丝告 慰。现在我终于可以跟那些受尽冤屈的死难同胞们说一声：历史终于还了一 个真实的面目，你们可以安息了。
陈 平：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全球副主席、中国区主席。
民间组织的创新：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
吕晓莉 梁 晓
在传统的G2G（政府对政府）模式基础上加入P2P（民间 对民间）的新型对外援助模式，是新时期中国践行“负责任 大国”外交战略的客观需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苏丹的阿布 欧舍友谊医院项目是其国际扶贫援助的典型项目，也是中国 民间组织公共外交的创新案例。
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中国扶贫公益领域最大的NGO 之一，在国内扶贫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获得广泛赞誉，并在12个国家和地 区实施了紧急救援、能力建设、小学生营养餐和母婴医院项目，积累了丰富 的国际扶贫援助经验。基金会自2005年援助印尼海啸灾区开始探索国际化道 路，2009年基金会将苏丹作为援助的起点，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是其 国际扶贫援助的典型项目。
推进过程
苏丹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 弱，工业落后，对自然环境及外援依赖性强。中苏两国历来友好，中国自 1971年开始向苏丹派遣医疗队，迄今已派出31批。中苏两国官方的友好关系 为基金会在苏丹开展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基金会通过实地调研发 现，苏丹孕产妇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四个国家之一，是中国的近25倍。苏 丹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由于基金会在国 内实施母婴平安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改善当地孕产妇高死亡率的状 况，所以以此为切入点，开始推进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
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捐赠60万美元，中国扶贫基金会、苏丹合作 伙伴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和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共同捐赠50万美元，总捐赠110 万美元的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于2011年7月竣工，10月正式启用。基金会介 入了从选址、项目设计、采购、组装组建、海运清关到竣工的整个过程。医院 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是一家以妇幼保健为主，兼顾内 科、外科、儿科、牙科、眼科，耳鼻喉科，并配备剖宫产房、分娩室、门诊手 术室、X光射线室、B超室、化验室、麻醉室、血库等科室的综合性医院。 自医院正式启用以来，运转良好。截至2013年年底，累积受益190978 人次。医院每年的就诊人数持续稳定增长。（详细情况见表1—表3） 深入的前期调研准备工作
确定援建医院前，基金会完成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派代表团访问 苏丹，完成项目建议书，对苏丹当地组织的培训等，详细的推进步骤见表5。 关注项目的可持续性
中国G2G模式下的成套项目建设，常被称为“交钥匙工程”，即专注于 项目的建设过程，对项目的后续运营状况缺乏关注。与之相对比，NGO主 导下的项目，由于关注点明确，自身专业性突出，所以更注重项目本身的有 效性和持续性。
2011年7月，基金会与BTO和杰吉拉州卫生厅签订三方协议，成立多方 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对医院的后期运营进行联合管理。董事会的职责包括听 取并通过医院上一年度运行和财务报告、决策医院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和财务 预算、决策医院重大事项等。同时，邀请项目捐赠单位中国石油尼罗河公司 和合作伙伴BTO组成评估小组对医院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实地评估，并每月对 医院进行实地检测，解决相关问题。
另外，在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良好运营的情况下，中国扶贫基金会 结合母婴平安项目在中国国内实施项目10余年积累下来的经验，以苏中阿布 欧舍友谊医院为依托，在苏丹建立妇幼保健网络示范区，为苏丹扩大医疗服 务范围，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降低苏丹的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提 供可借鉴经验。在阿布欧舍地区后续开展了母婴保健网络项目，引进基金会 母婴项目的管理流程和经验，项目活动包括派遣医疗志愿者、建立孕产妇档 案、建立高危孕妇信息分析和干预机制、收集母婴信息进行动态管理，捐赠 助产士包和助产士培训，组织孕产妇学校等。2012年12月，项目执行完成。 在纳入项目管理的250名孕妇全部安全分娩，孕产妇死亡率为零；对孕妇信 息的管理和更新工作是孕期跟踪卓有成效；中国志愿者医生的培训课程提高 了当地助产士的医疗技术和知识水平。（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苏中 阿布欧舍友谊医院运营报告》2013） 开创多方合作的国际援助模式
作为中国第一家进入苏丹的NGO，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苏中阿布欧舍 友谊医院项目开创了援建项目的新模式，即改变G2G的单项援助模式，加强 与本国政府、企业的合作，以及与援助国政府和NGO的合作，对援建项目 进行后续监管。
从国内方面来说，基金会整合了政府、企业和NGO三方力量。在医院 建设的前后，基金会得到了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的全力支持，选择阿布欧舍医 院作为援建医院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阿布欧舍医院是中国援苏医疗队的医疗 点，援建医院有效改善了中国援苏医疗队的工作环境；援苏医疗队的进入也 有效缓解了当地专业医护力量的不足，中国医生的医术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 任，就诊人数不断增加。同时，基金会援建资金主要来自中石油集团公司， 中资海外企业委托海外公益项目实现了企业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从国际方面来说，基金会改变了官方G2G的单轨援助模式，建立了“民 间对民间”“民间对政府”的双轨模式。在医院援助过程中和医院后续管理 中，基金会一直与苏丹当地民间组织BTO合作；而阿布欧舍医院属于公立医 院，一直在苏丹卫生体系内运行，基金会通过与苏丹杰吉拉州卫生厅签订协 议，进行合作，对医院的后续运营进行了有效监管。
P2P外援模式的优势分析
事实上，国际援助绝非简单地给钱，国际援助通过第三方——NGO去 援助远比政府和企业直接去做可能会有着独特的效果。多元化的援助主体 中，NGO是重要力量，积极发挥NGO在对外援助中的力量，推动新的援助 形式的创新，是未来中国对外援助发展重要途径。相较于政府的直接援助， P2P援助模式有着独特的优势。
首先，可以规避政府单一渠道援助的风险。作为新兴的援助国，受援 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外项目的成功率期待很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没有 回旋余地。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受援国政府，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腐败 盛行、政局动荡，单一的政府对政府援助模式存在较高的风险。另外，政府 有很多不便做或做不好的事情，可以让NGO参与。P2P模式更容易与受援国 当地NGO建立广泛的联系，并通过当地NGO与不同政治派别、广大老百姓 建立更为广泛的、深入联系，提高援助项目的成功率。在苏中阿布欧舍友谊 医院项目执行中，阿布欧舍默罕默德院长表示，“良好的运营提高了医院收 入， 我们将增加的收入投入到医院的装修，使得这所自 1929年来从未翻修 过的老医院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勃勃生气！”阿布欧舍财务主任萨蒂格曾 经这样表示：“中国医生非常敬业，和我们苏丹工作人员合作非常良好，我 们早都是老朋友了，我们早就成了一个不分彼此的共同体了。”
其次，可以弥补单一政府援助渠道的不足。政府援助的优势往往在于 硬件设施，但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NGO的特长在于深入社区，赢得人 心。医院、学校等硬件建设固然重要，然而，由于软件、管理跟不上，往往 会导致硬件建设的低效与浪费。在中国的对外援建项目中，有时甚至出现中 国援建的医院被发达国家NGO派人使用，开展项目，出现发达国家花小钱得 大益，中国花大钱得小益的现象。由NGO实施的援外项目可以直达社区、直 达百姓，通过面对面的社会服务，建立友谊，可以“花小钱办大事”。杰济 拉州卫生厅官员就对阿布欧舍医院有着如下的评价：“阿布欧舍医院不是苏 丹条件最好的医院，但是影响力在苏丹却是数一数二的，甚至有外国病人慕 名前来医院就诊，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这种与众不同的效果。”
第三，可以扩大援助的效果。NGO扎根受援国开展工作，一方面可 以与国际和本土NGO合作，与受援国政府部门、工商界、智库、媒体、 NGO、基层社区建立平等、互动和双赢的关系，进一步了解受援国的实际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援助工作；另一方面，也相比政府能直接深入社区， 在具体的项目运营中将价值观传输给受援国的社会大众和精英，与受援国媒 体合作，开展援外项目在东道国的宣传工作，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以苏 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为例，医院建成运行后，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引起了 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2011年中国外交部将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评为 “2011年公共外交典范工程”。美国卡特中心获知基金会成功援建阿布欧舍 医院后，正式向基金会提交了在苏丹合作开展医疗卫生项目的建议书。
在中国走向世界性大国，对各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进程中，遵循“弘义融 利”原则的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性的调试，其 中，中国NGO的独特力量不容忽视，西方的成熟管理经验值得借鉴。我们相 信，有着多元化行为体的参与,多种援助方式并举的中国对外援助，会成为 新时期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新名片与新力量。
吕晓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梁 晓：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留学生国际交流调查
杨奕捷 徐 莹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 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交流与公共外交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本文以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组成的实证研究为主， 旨在研究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国际交流的现有方式、作用 及不足。
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间选择出国留学人 员的数量在逐年递增。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45.9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36.48万人，2014年度与2013年度的统计数 据相比较，出国留学人数增长了11.09%；留学回国人数增长了3.20%。截至 2014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70.88万人，其中108.89万 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这些出国留学人员对于我国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其在 国外时举止行为代表中国国家形象，通过直接与留学国民众交流，传播中国 文化价值。 二是留学回国人员成为我国国家建设的珍贵人才和骨干，对留 学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较深刻认识，有跨文化交流的经验优势，回国 后可以成为我国外交的中坚力量。
笔者之一有幸于2014年9月到2015年1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 行了一学期的交换，这期间以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全方位地参与观察了留 学生国际交流。同时，为了全面、多样地进行研究，我们针对2009年到2014 年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留学的各种层次各种类别的出国留学人员 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09份。另外，我们还对在外留学期间认 识的外国民众及目前仍在国外留学的人员进行了访谈。这些研究结果使本文 有如下的初步结论。
中国留学生国际交流的形式
由于成本问题、缺乏引导和意识，目前中国留学生对外交流传播的主 要渠道是人际接触，利用媒体等工具间接传播较少。而在这些现有形式中主 要分为统一组织领导的外交和留学生自发的交流。 有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
海外留学生的统一组织一般为驻外使馆管理下的当地学联、校友会 等。如全法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纽约学联、渥太华的清华大学校友会等。 这些组织常年举办各类活动，丰富留学生生活的同时也邀请外国民众参与， 有组织地传播中国文化。
调查问卷中，88.99%的留学生表示所在地留学生组织统一开展过传播 中国文化的活动，其中69.07%的学生参与过这些活动。问卷对不同类型活动 举办频率也进行了调查，具体结果如下。 无特定组织的自发式交流
除了统一组织，问卷中80.73%的学生表示曾自发和外国友人交流过中 国文化、国情和国策。这些交流形式以面对面交流为主，通过上课、社团活 动、派对、打工等日常生活的方式，留学生得以与当地或来自世界其他地区 的民众进行交流。
除此之外，留学生还自发组织举办各类有关中国的国际交流活动。以 我们亲身经历为例，我们在布鲁塞尔期间，数次举办“火锅之夜”，召集了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青年人，以中国为主题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讲解国 内政治政策。
在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中发现，这种多元形式的交流参与人数最 多，频率最高，受众最广，有效性最强。
调查问卷对交流中涉及中国国家形象的话题进行了统计，具体数据如 下。结果表明外国民众对于中国文化民俗、国情民生、经济政治的关注度是 最高的。中国五千年的厚重文明和崛起的大国形象注定在以后会为中国带来 更多的国际关注。我们同时对评价内容的正负进行了调查，正面评价大概占 69%，这表明目前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评价仍是毁誉参半，我们急切需要通过 国际交流等形式提高我国国际形象和评价，提高国际认同度和美誉度。 留学生国际交流的作用
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
留学生国际交流的第一大作用即消弭误解和偏见，传播中国知识文 化，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在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中发现，澄清信息存在很大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如问及一位英国友人关于钓鱼岛问题看法时，他说：我们只知道 SENKAKU这个名字，连它的中文名字都不知道。日本在这边宣传的更广， 于是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个岛屿是属于日本的。留学生在日常交流中恰好可 以纠正这些错误，做好最基础的一环。
在传播知识方面，中国留学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传播有关中国的正面 的积极的知识和文化。关于中国政治政策、国情民生、汉语、文化民俗的正 确知识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塑造价值方面，我们用对外国民众的访谈来衡量其有效性。我们问了 三个问题：你在和中国留学生接触后是否觉得和中国更加接近了呢？对于中 国的印象是否有所改变？未来10年有来中国旅游、学习或者工作的打算吗？ 80%的受访者都认为通过与留学生的接触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感觉更加 接近，中国的形象也有所提升，有来中国旅游的打算。
中国国家形象的名片，中国青年的代言人
中国留学生在外留学期间是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符号，也是中国国内 青年的代言人。在我们的访谈中，大多数外国民众都提到了“友好”“刻 苦”“善良”等对于中国留学生形象的正面看法。中国留学生以其优良的 教育背景和素质代表着中国民众和中国青年。随着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 多，分布地区的扩散，中国新一代青年的国际形象正通过这一特殊群体建 立起来。
中国留学生国际交流的不足跨文化交流障碍，文化休克现象
普遍认为，跨文化交流存在语言能力、法律规范、风俗习惯、价值取 向、思维方式不同带来的沟通障碍，中国留学生与外国民众交流普遍存在这 些障碍。然而不同于一般跨文化交流的是，留学生身处特殊的时期和地理位 置，存在一个适应新环境的困难时期，这就导致“文化休克”现象的产生。 我们访谈时有中国学生表示，西方生活方式不同，一开始由于还未融 入集体会感到心理上的烦躁和孤独感，这种消极的心理失落和失衡会造成交 流的障碍。
中国学生易“抱团”，与外国民众形成隔阂 在我们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中发现，中国留学生在外留学期间很容易 形成“小团体”，交际圈局限在中国学生中，除了上课等必须义务，很少与 外国民众交流。
我们对于外国民众的访谈中一个问题是：用三个词形容你认识的中国 学生。得到的答案有“害羞”“刻苦”“友善”“不善于交际”“有他们自 己的交际圈”。可以说，这种中国学生自己的交际圈对克服乡愁、帮助融入 新环境是有很大帮助，但也必须看到，这种全中式的交际圈为中国留学生营 造了一个“唐人街”，阻碍了他们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与外国民众顺利的 交流。
国际交流知识和责任意识不足
调查问卷中关于是否了解“ 熊猫外交” “ 公众外交” “ 文化外 交”“软实力”“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等词汇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仍 然有12.84%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这些词汇，非常了解的只有15.6%的学生，说 明很大一部分学生对于国际交流一知半解，不利于其有效地展开外交。 问卷还对留学生的责任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非常同意自己代表 中国国家形象，肩负使命的人数几乎不到40%，而不同意者大概占了5%。对 于自身责任意识的匮乏使得国际交流主动性不强，影响力不足。
政府引导力度有待提升
目前中国留学生国际交流政府引导力度不足，留学生外交未写进议 程，未形成系统化。学联组织的外交活动也存在资金不足、针对性不强等多 种问题。中国驻外使馆目前只管理登记公派出国学生，对自费学生管理力度 不够，且对留学生国际交流重视程度不够。
中国目前统一管理的部门主要为国家留学基金委，负责公派出国项 目，然而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3 万人，单位公派1.55万人，自费留学有42.30万人。中国留学生国际交流最 多的自费留学人员却缺乏统一的管理。
杨奕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学生。 徐 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