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公共外交
郑启荣
随着国际舞台上国家作为唯一行为体局面的被打破，作 为国际关系独立行为体的主要国际组织，在其发挥作用的过 程中也越来越重视以“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各国非政府的 团体及民众的交流，增进相互信任与理解，争取各方的支持 和帮助。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联合国特性：公共外交行为体与平台
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凯歌声中的联合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代 表性最强、规模最大、活动内容最广、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联合国作为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虽然不是“世界政府”，只是其成 员国政府及其代表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成员国政府 起了主导作用，联合国工作离开了成员国的支持就无法开展。但是，由于国 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联合国的许多工作因成员国间的分歧与矛盾而难以推 进，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许多具有国际性乃至全球性的新问题开 始凸显，单纯依赖国家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已无法满足需要，联合国的 工作在继续争取成员国支持的同时，必须寻求全球各阶层民众及团体的支持 与帮助。因此，联合国高度重视与民间社会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各种形 式的公共外交。
不仅如此，联合国也是成员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国际组 织的存在使得世界各国有了举行会晤、进行交流、表明立场、提出问题、 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增进了解的畅通渠道。在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中，成 员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阐述自己的看法，为国际社 会在全球性问题和一些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奠定舆论基础。联合国在这方面 发挥了极为突出的作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是其成员国 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成员国都积极利用联合国这一世界大舞台， 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广交朋友，使世界更好地了解各自政府和人民的主 张，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同时，各成员国还借助联合国讲坛，倾听来自世 界各国，包括各国人民的呼声，开展各层面的交流，这样做有利于本国在纷 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给自己及所应采取的外交政策做出正确的定位，并发挥 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特别对于小国来讲更是如此，联合国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每年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给成员国提供了平等讨论国际问题 的机会。各国代表均可利用这一平台表达自身关心和关切的问题，阐明立场 和观点，发出呼吁和倡议。一般性辩论也是各国坦率沟通、汇聚共识的重要 场所，从而达到促进各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共同应对困难和挑战，共建美 好未来的目的。
机构设置使公共外交组织化
为了加深公众对联合国的了解，提升相互信任与尊重，促进各界对联 合国的支持，联合国在其机构设置及功能中做了专门的安排。
第一，日益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因其具有的广泛代表性，以及与民间社 会的紧密联系，一直是联合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联合国高度重视国 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双方的合作关系已机制化。联合国宪章第71条规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办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于本理 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这项规定为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供了法 律依据。1968年和1996年，联合国分别通过1296号决议和1996/31号决议， 进一步完善了与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关系的规定。根据规 定，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申请取得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 商地位，获得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或可指派列席经社理事会会议的代表, 在会上陈述意见,对会议的议程提出建议；或可派代表列席有关会议,提交书 面发言；也可提供实用性咨询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设立了与非政府组织联 络处向广大参与者提供战略信息、分析和支持，使用其独有的召集及组织能 力，加强多方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和联盟建设。对话和联盟建设的议题包 括文化和教育、人权、和平与安全、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健康、人口 等，均是与各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问题。
随着合作范围的逐步扩大，享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呈 逐年上升趋势，2007年共有3052个非政府组织享有咨商地位。到2013年，享 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已有3900个。在规范化机制的保障下，国际非政府 组织与联合国的合作日益活跃，遍及各个领域，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从 环境保护到人权保护，从难民救助到人道主义救援，甚至一直为安理会独掌 的安全领域也都有着非政府组织的介入。这种合作进一步增进了联合国与普 通民众的联系，既让各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联合国，也使他们有机会参与联 合国活动，支持联合国。
第二，联合国设有专门的新闻部，致力于通过与不同层次的听众互动 与合作，向全世界传播联合国的理想和工作，支持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 新闻部内设的新闻和媒体司为联合国的优先事项和活动制作并发布新闻和信 息，它与媒体机构和其他特定观众的建立伙伴关系。它帮助和支持记者及新 闻机构报道联合国的工作。新闻部还设有外联司，通过组织以联合国重要事 务为主题的特殊活动及展览、为发展中国家记者提供年度培训项目，以及与 公有、私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广联合国的目标，鼓励和引导公众 支持联合国的宗旨和活动。联合国学术影响是联合国新闻部外联司开展的一 个项目。联合国学术影响的会员资格向所有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同等 机构，以及致力于研究的机构开放。学术影响促成高等教育机构和联合国的 合作，在共享的学术界社会责任文化中，通过活动和研究，进一步实现联合 国的目标和使命。
联合国还设立了电台和电视频道为媒体组织和个人提供联合国新闻和 专题报道，根据联合国议程上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和专题推出相关电视节目和 视频报道及语音广播服务，对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工作进行报道。
第三，联合国积极争取青年的理解。青年是世界的未来，是让世界的 今天和明天都更加美好的生力军，因此联合国努力帮助学生了解联合国的工 作，并为此提供各种资源。联合国专门设立了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联合国 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的工作受《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指导。该纲领主要涵盖 四个首要工作领域：参与、倡导、合作与和谐。青年特使提倡解决青年人的 发展需求和权利问题，让他们更多参与联合国的工作，以及更进一步了解联 合国为他们所做的工作。
联合国还在世界范围大力推广模拟联合国活动，开设模拟联合国讲习 班，旨在帮助学生和模联指导教师基本了解联合国大会的议事规则等，让公 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了解真实的联合国谈判进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设了青年之声网络平台，青年人在此可以更多地 了解影响他们生活的议题，并和全世界上千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意见。青 少年还可以讨论如教育、环境或者暴力冲突等社会问题，获取更多有关艾滋 病、健康或人权的信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论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1999年成立以来，该论坛就为青年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持久机会， 可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对话，决定和指导组织的工作方法，向会员国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关切，培养了学生们对联合国的兴趣。
此外，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如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在推动世界各国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同时，也成为各成员国进行各领域全球治理与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联合国官员广泛开展公共外交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首长。在世界各国面前，联合国秘书长 往往被看作联合国的象征。秘书长十分重视与各国民众的对话交流，以增 进各国民众对联合国及其本人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仅以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 为例。自2007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他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身体力 行，做了大量工作。2011年10月26日，潘基文在于纽约总部举行的非政府组 织会议上表示，他担任秘书长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合作伙伴关 系的力量。各国政府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应对多重挑战，社会运行的新模式是 联盟与合作伙伴关系，各国政府同非政府组织、商业界、慈善团体、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机构一道努力，将能够实现人类共同目标的每一个方面。2012年 7月17日，潘基文抵达北京，开始其第二个任期内的首次访华并出席19日至 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当晚7点半，潘基文就 做客新浪微访谈，与中国网民互动交流，创下了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领导人 的访华“第一例”。潘基文称，社交媒体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联合国。此外， 潘基文还通过微博这一平台来宣示他的政策和观点。2013年6月14日，潘基 文宣布联合国官方微信号正式启动，他希望“联合国微信号能让很多中国人 了解到联合国的新闻和最新动态，理解联合国为什么至关重要”。潘基文通 过微博与网友交流，是一种公共外交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联合国 秘书长的外交形式。
联合国各级官员也都十分重视开展“公共外交”。2014年3月6日，联 大主席阿什在“女性、青年和公民社会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贡献”问题高 级别活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要想确保2015年后发展议程获得国际社会的普 遍共识，我们必须欢迎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贡献，在平等、包容和广泛参与的 基础上听取全球各地民众的呼声，以公开、透明、合作及负责的方式确保实 现“我们共同期望的未来”，而女性、青年和公民社会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 用。阿什同时表示，如果没有各个界别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各国政 府也难以兑现实现“更平等和可持续明天”的承诺，因为它们在制订发展议 程、确立优先事项、监督落实情况和确保透明问责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而且是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预防暴力和性别不平等、提供发展援 助等关键行动的得力助手。
联合国：全球公共外交的大平台
2005年4月23日、24日，联合国大会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与公民社 会的对话会议，成员国代表听取了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对9月份召开的世 界峰会要决定的议题的意见。来自公民社会的大约12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其中200人发言，就峰会要讨论的发展、安全、人权和联合国改革这四大主 题发表了看法。联大主席让·平说，这次对话对峰会的成果非常重要，他强 调，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真正的伙伴， 他们与政府的工作互补，他们参与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期待着公民社会就 应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出他们的建议。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弗雷谢特和非政府组织会议主席布洛姆都表示， 这次对话是联合国与公民社会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安南秘书长根据一个名人 小组的报告还建议，联大每年开会前都与公民社会展开对话。
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于2010年11月18日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加 强联合国与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宣传和推广源自《联合 国宪章》的十项原则，范围涉及人权、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和解决争端等领 域。潘基文秘书长在活动发起仪式上指出，自联合国创立以来，学术界就一 直在积极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工作，通过加入“学术影响力”全球倡议，学术 界能够将这种合作关系进一步正式化，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目前全球已有 来自90多个国家50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加入该项目倡议。
近年来，随着作为社交网站重要渠道微博的普及，它也正在成为一些 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联合国于2010年3月在新浪 开通了官方微博，至2015年10月，已有740多万粉丝，发布微博42000多条。 微博既宣传了联合国，让民众了解联合国的工作情况，又拉近了民众与联合 国的距离，起到了很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当前，全球治理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问题更 加凸显，全球治理更加迫切，而相应的治理机制却面临严重的失调，作为全 球最主要的国际治理机制，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当今 世界上应对全球问题所需多边合作的最现实和最合法的组织，世界比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联合国。从全球性问题覆盖的空间来看，联合国是最适合讨论这 些问题的场所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合作机制。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与国 家及非国家行为体都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联合国组织依据宪章，承担了非常 广泛的重要使命，在协调国际社会众多成员的行动，这种独特的角色能够起 到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联合国应利用自己这一独特的身 份，加强公共外交，增加各国民众对自己的了解，凝聚各方面力量，推动国 际合作，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真正发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郑启荣：外交学院教授。
联合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大舞台
贾烈英
联合国是最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 要平台。从公共外交的定义入手，重新梳理公共外交的主 体，可以把国际组织界定为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之一，并以 联合国为案例，从工具、平台和主体三个角度分析联合国的 公共外交的作用。放眼权利政治时代的来临，全球治理和公 共外交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一说到公共外交，人们总容易联想到这是政府行为，是一国政府为了 自己的国家利益，针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所采取的公关行为。但随着公共外交 的全球化和社会化，随着公关外交范围的扩大和内涵的多样化，人们越来越 质疑公共外交是政府的专利。本文拟以联合国为例，探究公共外交的应有之 义以及国际组织在未来的公共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
公共外交的主体及其转型
关于公共外交的主体是谁，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我国公共 外交领域的专家韩方明的定义是，一个国家为了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 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 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共、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 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领域另一位领军人物赵启正对公共外交 的定义更是家喻户晓。他认为，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形式的， 面对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的，意在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形象的认知度的 国际交流活动。外国公众对本国的友好态度会改善外国政府对本国的外交政 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 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这两 个定义的共同之处是都认可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内本位。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国际体系和外交形式都处于深刻的转 型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日益多样化，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日趋活 跃，李华在《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研究》一书探讨了国际组织在公共外交中的 作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国际组织角度研究公共外交的成果。荷兰学者梅 利森在《新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概念，其 中包括三个因素。首先，公共外交不仅限于国家，其他的行为体，如国际组 织、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进行公共外交，外交不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层次模 型，而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操作的；其次，虽然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国外的民 众，但却不能完全与国内的民众分开，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是有紧密联系 的；再次，公共外交是条双向路，国家政府需要同国外民众对话。
结合以上专家的不同观点，我认为公共外交的定义应拓展如下：公共 外交是指除传统的A政府—B政府交往以外的所有的以他国民众为对象的跨 越国境的相互交往，而不论这个主体是谁，这种交往既包括发生在物理空 间，也包括在虚拟空间的互动，而且是双向的。
全球对话网络
国际组织是一类非国家行为体，当今它与全球公民的互动密不可分， 尤其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家族，既是当今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体现，也是 国际制度的平台和国际规范的承载者，研究它对公共外交的影响意义深远。 联合国没有属于自己的人口军队和领土，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外交机 构，经过它的日趋复杂的活动，已经编织成一个全球对话网络。谈到国际组 织，人们一般从工具、平台和行为体三个角度进行研究，联合国也不例外。 首先，联合国是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利用的工具。国家用它，各种国 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用它，公司、学者和普通个人也用它。
其次，联合国是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的平台和网络，通过联合 国，国际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相捆绑，与国际社会同呼吸共命运。联合国 是最大的多边外交的舞台，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三大办事 处。笔者在1999年，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分子，也曾在联合国总部考察，倾 听了联大一般性辩论，拜会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秦 华孙、公使崔天凯、驻美大使李肇星，还有在联合国专门机构工作的孙建 胜、王一功等中国籍技术官员，深切体会到这一舞台的重要。因为有这个平 台，冲突得以化解，合作终于实现，国际政治民主化得以推广和深化。 再次，联合国不仅是对话的网络，还是对话者，这一条对了解联合 国的公共外交功能至关重要。联合国代表了现在国际组织85%的比重。其 开展的活动形式总结如下：第一，联合国的决议、声明、斡旋、谴责、维 和、仲裁等都是与国际社会、与联合国人民的互动方式。联合国有193个 成员国，64个观察员，17个专门机构，7万多雇员，10万多维和人员，有 电视、电台、网站、新闻中心、大学，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展开活动，传 播信息，关注着全球公民的生存、安危、饥饿与尊严，推动着人权的实 现。联合国每年的行政开支为50多亿美元，维和经费90多亿美元，巨大的 资金流也意味着联合国使命的繁重。联合国因其出色的表现七度获得诺贝 尔和平奖。2014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和萨蒂亚尔希致力于儿童权利的保 护，被潘基文亲切的称为联合国的女儿，二人取得的杰出成就和联合国系 统的支持引导是分不开的。第二，联合国是全球伦理价值和法理主义理念 的供给者，是信息的集散地，它教会了其他行为体如何界定和捍卫自己的 利益，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这种功能更加强大。第三，联合国和各种非政 府组织也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非政府组织通过咨商建议游说等方 式，在国际会议的准备阶段和会议当中能对各国民众、政府、政府间国际 组织施加影响，从而使自己的理念和要求反映在官方决策和法律文件中。 刘贞晔在《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一书中，有两个关于非 政府组织的案例是新公共外交的生动体现。一是在裁军和反核运动中，由 科学家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帕格沃什运动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他们通过体制 内接触和影响决策，塑造政府决策的军控思维，促进对话与缓和矛盾，推 动了国际军控公约的形成，比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关于限制反 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二是大赦国际和全球禁止酷刑运动显示了全球公民 社会在设计人权议题和推动新的人权规范形成所具有的实质性影响。第 四，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公务员是推动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他们秉承联合 国宪章精神，忠于联合国的职守，在秘书长的领导下，专诚为国际社会服 务，超然独立，不听命于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亦不受其干涉，律己从 公，唯联合国利益为重。各国驻联合国使团也利用联合国这个多边外交平 台，积极地开展公共外交，影响舆论，影响民众。第五，联合国也非常重 视对各国国际人才的培养，形式多样，有联合国青年大会、区域性的学者 论坛、模拟联合国、人权知识培训、国际公务员培训、军事观察员培训、 联合国实习方案、联合国译训班、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举办的活动等。 甚至对于来联合国总部参观的游客，也有导游陪同，详尽介绍联合国及其 活动，近距离感受联合国的魅力。例如由隶属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友善 大使基金会发起的联合国青年大会，由联合国新闻署和友善大使基金会联 合主办的，得到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友好理事会等机构大力支持的世界性 青年大会，大会每年8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吸引全世界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青年（16—26岁）参加。大会通过参观联合国总部、 参加志愿者工作和参与模拟联合国会议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和鼓励青年培 养世界公民意识，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建立“立足本国，关怀世界”的国 际观，传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向，甄选全球青年领袖，并奖励各国在 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组织和个人。第六，联 合国大力推动文化交流，推动文明与宗教对话，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致 力于人类权利政治的实现，具体形式有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画展、音乐 会、礼品展、饮食节、语言日等。例如服务于世界范围内的跨国企业公 司、团体和其他组织间的国际性友好交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国际友 好交流协会，其会员来自于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的企业家，知名品牌公司， 著名经济学者，文化传播使者，知名艺术家以及各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 全球治理与公共外交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任何一个国家都无 力解决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未消除，贫困等全球性问 题仍未解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 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有很长路要走。在此背景下，国际社 会对联合国的期待上升，联合国肩负的责任也更加艰巨，联合国的作用只能 加强而不能削弱。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出席联大一 般性辩论时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了对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 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人、才、物的支撑，更有理念上的 认同。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 二十七次集体学习，联想到十八大报告中两次提及全球治理，可见中央对全 球治理的重视。
冷战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跨越国界、超越国 别对整个人类形成威胁。联合国尽管历史上屡被诟病，但其合法性无可替 代，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和联合国一道，共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大 计。由于现在国际体系本质上仍处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民族国家不会很 快消亡，人们的认同分散给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 识没有形成，所以公共外交任重而道远。如何把地球村公民的意识唤醒， 形成地球兴亡、人人有责的观念，是联合国的重要使命。这方面以国际组 织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和以世界公民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就像一枚硬币的两 面，同等重要。
贾烈英：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与东盟的公共外交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谷名飞
欧盟和东盟作为两个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受政治文化、 成员构成和机构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在公共外交的策略和实 践上都存在一些差异。随着数字化外交和网络外交的兴起， 以及一些新议题的出现，每个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都必须做 出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这些经验将对中国公共外交 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传统的公共外交领域越来越受 到一些新兴议题如经济危机、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的影响。特 别是随着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开始意识 到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来获取更高公众认可度的重要性。因此，越来越多国际 组织开始利用新平台、新技术推动新形式的公共外交（即所谓的“数字化外 交”或“网络外交”）。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简称EU）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 ASEAN）为例，它们分别代表主要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 组织，分析它们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异同，以展现不同的区域环境、政治目 标、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对国际组织在公共外交实践上的影响，以对中国公 共外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用的建议。
欧盟与东盟的公共外交
相比于其他国际组织，欧盟和东盟的公共外交策略具有一个很明显的 共性，就是它们两个都没有使用“公共外交”这个名词，也不存在一个从事 “公共外交”的专门机构（比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有一个“公共外交委 员会”），但它们的公共外交策略和实践又各具特点。
由东盟宪章所确立的“同一愿景，同一认同，同一群体”（One Vision, One Identity, One Community）是东盟公共外交的核心概念，并以 此为基础，强调东盟发展的目标是呈现给地区和全球“一个面向世界、爱 好和平、稳定繁荣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关怀的 东南亚国家联盟。
在组织机构上，1989年成立的东盟信息部长会议（The conference of ASEAN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简称AMRI）在东盟公共外交 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主要负责将与东盟有关的信息传达给各成员国及全世界 其他地区。另外，东盟的门户网站（www.asean.org），东盟的文化和咨询 网站（www.aseancultureandinformation.org），以及各成员国的信息交流计 划也都对推动东盟公共外交起到重要作用。
在发展上，2007年东盟通过的东盟宪章（ASEAN Charter）在东盟公共 外交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正式确立了东盟的公共外交机制。根据 东盟宪章，东盟成立了东盟基金会，一个专门负责东盟公共外交的机构， 用于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促进东盟的身份认同，加强东盟国家人民之间的 互动以及推动区域内不同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另外，根据2007年第十二届 东盟首脑会议的决议，2015年将建成东盟共同体，它标志着东盟公共外交 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 三部分组成，其中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目的就是“提供公众意识、增 强公众认识和提高公众参与度”，它将是东盟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时间以来欧盟并未明确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与公共外交有 关的内容被分散到信息、通讯、教育、文化等不同的计划中。直到欧盟驻美 国代表处专门负责新闻和信息的机构成立，欧盟才开始使用“公共外交”这 一词，并明确表示该机构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深化和影响美国对欧盟政策 的看法和理解”。
在组织机构上，欧盟的公共外交是在一个分散的，由多层级、多部门 共同决策和执行的组织框架内实现的。其中，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公共外交 的实施中扮演关键性作用，通过欧盟委员会下设的不同总司（Directorate- General）及其负责人总司长（Director General）来掌管欧盟公共外交策略的 制定和执行。比如，欧盟的对外交流司在欧盟的的公共外交中主要负责“对 大众传达和交流有关欧盟的政策”。而文化和教育司则负责发展对外的文化 和教育交流活动，这是欧盟公共外交的支柱之一。另外，欧盟对外行动服务 （EU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简称EEAS）也是欧盟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 它在欧盟的对外关系上扮演外交部的角色，通过它设在各国的办事处，实现 欧盟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和交流。
在发展上，在欧盟的公共外交机构是随着整个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发展 起来的。欧盟的公共外交活动直接服务于欧盟委员会所确立的外交与安全政 策。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沟通、交流、介绍和推广等手段以维护和促进 欧盟国家在全球的利益。
欧盟与东盟公共外交的差异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东盟的发展史上，一直以欧盟作为发展目标，因此两个机构在公共 外交领域存在一定的共性。但是，由于双方在政治文化、成员组成以及机构 目标方面的差异，导致双方的公共外交策略也存在许多的不同之处，主要有 以下几点。
一是目标的差异性。一般而言，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的目标是确保成 员国的国内民众对该国际组织持积极看法，支持该国继续参与该组织的相关 活动。因此，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的目的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内部目标和外 部目标，也就是该机构公共外交活动针对的对象是内部的民众还是外部的民 众。以此为标准，我们认为欧盟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在于对外，特别是在意 美国对欧盟的态度。而东盟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在于对内，目的在于争取更 多东盟国家民众对东盟计划的支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我国的公共外交策略应该内部和外部目 标兼顾，并以外部目标为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它的主要目的在 于更好地融入国家环境，而不是挑战现有秩序，同时实现自身发展。因此， 它必须通过公共外交全面客观地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的情况，解释我国在不 同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表达我国与他国和谐共处，追求世界和平、稳定与 繁荣的良好愿望，才能够有效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心和忧虑。同时，中 国又是一个国内情况复杂、人口众多、文化多样的国家。如何让本国民众更 好地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的目标、方式和效应，也应 该是我国公共外交活动必须承担的任务之一。
二是方式的差异性。从政治文化上来说，欧盟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 官僚体系，它的成员众多，涉及的领域广泛，使它总体上很难有一个集中、 协调、统一的公共外交的结构。而东盟是作为一个受亚洲文化影响的地区性 组织，成员数量有限，成立时间不长，同时组织形式松散，目前还没有一个 专门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但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此，如果将国际组织公 共外交的方式分为两种：集中式和分散式，那么我们认为东盟公共外交的方 式偏向集中式，而欧盟公共外交的方式偏向分散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最适合我国的公共外交的方式还是以 集中制为主，以分散式为辅的方式，这也是由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所决 定。目前，我国公共外交还缺乏统领和协调，中央各个机关，如全国政 协、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对外友协、文化部、中联部、教育部等各自 为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最终应该形成以外交 部、宣传部和文化部为首，其他部委以及各省市和地区相关部门为辅的体 系。在实践中，还应该把各种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甚至包括海 外华人华侨纳进来。
三是原则的差异性。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策略本质上是由它 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公共外交策略与外交方针的一致 性上。欧盟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组织，超国家主义和国家主义之 间一直不断发生斗争，而欧盟的公共外交策略必须反应和维护所有成员国的 利益，作为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机构，欧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公 共外交战略，这也是为什么欧盟不愿使用“公共外交”这个词语的原因。而 东盟成立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因此“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成为了东盟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东盟也没 有要成为超国家机构的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组织也没有使用“公共外 交”这一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在中央的领导下，完全有能力发展出一个统一、协调和有效的公共 外交策略。在短期内，我国公共外交的目标还是要以增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 认识，改变对中国的不利舆论环境为主。在中期内，主要是要让其他国家民 众理解中国的政治意图、动向和话语，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从长期 来说，最终是要实现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和谐相处，互利共赢，“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局面。
结 论
欧盟和东盟很早就认识到通过公共外交手段与公众展开互动和沟通的 重要性，并且开始建立相关机制。作为区域性组织，欧盟和东盟的公共外交 策略存在很多的共性，比如，欧盟和东盟都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外交”这一 词语。欧盟和东盟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都是比较分散、多层级的，不存在一 个集中管理的机制。但是，由于双方在政治文化、成员结构以及机构目标方 面的不同，双方的公共外交策略也存在很多差异。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所有的 国际机构都意识到要在成员国民众面前树立正面形象，赢得民意支持的重要 性。尤其是如何加强与年轻一代的沟通，变得比以前更为关键。为了适应这 一形势变化，各国际组织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和人员，包括领导开始利用新 技术手段推动公共外交。比如，东盟秘书处利用脸书和推特发布与东盟有关 的消息，欧盟领导人开通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与民众进行直接交流，都是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并且取得良好效果。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公共外交发展也必须做到“适应形势” 和“发挥优势”。所谓的“适应形势”是指无论在公共外交的手段上（网 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等）还是内容上（新兴议题如气候变化、流行疾病、 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等）都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满足民众的需要。所谓 “发挥优势”是指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发挥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优 势，采取中央集中领导，其他机构参与辅助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和有延 续性地执行我国的公共外交策略，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另外，中国也必 须发挥自身文化影响力的优势，让中国的文化、思想和认识真正深入人心， 做到“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这才是其他国际组织公共 外交经验给中国的最大启示。
谷名飞：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国巴黎第五大学（Paris Descartes University）国际经济法博士。
从APEC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功能
张丽君
随着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知名度的上升，吸 引了大量国际公众的关注，其公共外交功能受到诸多国家的 重视，已被各国政府广泛用来提升本国在国际社会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认同度。其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 较为典型的个案。作为知名的跨区域政府间国际组织，APEC 能够聚集强大的国际传播资源，助力成员国塑造国家形象和 传播传统文化。
APEC的知名度和国际传播资源
APEC的前身是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当时只是一个松散的 国际经济论坛，每年举行一次部长会议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只有东盟六个国 家，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韩国12个成员国。1993 年，首届亚太经合经济领袖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宣布组织的目的是为亚 太人民谋取稳定、安全、繁荣，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从部长级会议升格到经济 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与国领导人进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并正式改名为 APEC，APEC由论坛走向机制化，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国际社会日益知 名。此后，APEC吸引了区域内众多拥有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规 模、宗教文化、民族构成、地理特征的国家，目前成员国中包括3个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9个二十国集团成员国，7个东盟成员国，共19个正式成员国 和3个观察员，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涵盖国家最多、级别最高的合作机 制，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 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三种代表性模式，成为国际公众心目中最有影响 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一。
APEC的知名度使它具有突出的吸引国际精英公众的能力。公共外交的基 本任务是影响国际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培养国际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但在现 实生活中，公众多种多样，不同的公众对于公共外交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 般而言，精英公众在公共外交中能够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们通常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国际化意识较强，在文化知识界、媒体、经济社会领域中 占据重要位置，对外交政策更为关注，对本国政策也更具影响力。APEC设有 各种级别的会议，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工商领 导人会议、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妇女领导人会议，各类会议的参加者不但有 各国外交部长、外贸部长或经济部长、商业部长，还有亚太地区工商界精英 人士、中小企业领导人、亚太地区经济体中商业、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 会等方面的妇女领导人，他们的态度和倾向往往会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对普通 公众产生影响，以APEC为平台影响这些人的观念会使公共外交更有效。
APEC的知名度也使其具有强大的聚集国际传播资源的能力。公共外 交的主要内容是资讯传播，即通过向国际公众提供反映本国价值体系和内 政外交的各种资讯对国际公众的态度和情感产生影响。而APEC各种级别 的会议常常会吸引各国知名媒体会蜂拥而来进行高频率的追踪报道。以 2014年北京会议为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吸引了 406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注册报道，会议期间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APEC会议议题、领导人活动、工 商界论坛等的报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播网络，成员国在APEC会议期间 进行公共外交，不但比媒体广告的成本低，而且比政府主导的单向政治传 播效果好。为此，APEC已成为成员国政府，特别是主办国家塑造国家形 象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APEC与成员国国家形象塑造
通过APEC形成正面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已成为成员国的普遍愿望和行动。 首先，对于成员国而言，拥有APEC的身份本身就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国际 形象。因为APEC倡导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 在原则和行动上都保持了一致，在做出协调决定时，遵循透明度、非歧视和 国民待遇的原则，并提出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结果不仅适用于APEC 成员国之间，也适用于APEC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而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 区、关税同盟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机制来实现自由化目标不同，APEC在运作过 程中采取“协调的单边主义”与“集体指导原则下的单边行动”相结合的机 制落实行动，即以成员国自主自愿采取的行动为主，以APEC采取集体主动措 施进行协商为辅，对成员的行动进行定期评审。拥有APEC成员国身份，就意 味着对APEC这些规则和观念的遵守和认同，这使成员国不但可以从经济互利 中获益，而且可以将国家形象与开放、渐进、自愿、协商、发展、互利与共 同利益等APEC议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其次，构建贸易新规则，推动区域和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发展是APEC的 主要任务，成员国常常通过在某个城市主办会议，积极推动议题形成宣言 和议程，使其成为某个宣言或议程的代名词。以印尼和日本为例，1994年 APEC第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确立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 标，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2020年达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后来国际社会将其称为“茂物目标”；1995年第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日本大阪举行，会议发表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将实现 茂物目标的具体原则和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 化，第二部分为经济技术合作，后来国际社会将其称为《大阪行动议程》。 目前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已经成为APEC活动的三块基石，印尼 茂物和日本大阪也成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观念的象征。
此外，成员国还常常以APEC为平台塑造自己负责任国家的形象。近年 来，随着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加剧，金融安全、卫生安全、防灾救 灾、反恐、反腐败、知识产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森林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管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也成为APEC日益关注的新议题。这些议题的提 出，不仅是希望成员国家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和防护能力，而且也要求成员 国加强国际合作，承担国际责任。而成员国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自己的期 待，选择主动地设置相关议题，表明自己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和态度，显示 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和能力。如在2001年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 设置了反恐议题，不但对“9.11”事件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 论，而且表明了自己愿意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创造安全稳定和平的地区 经济发展环境做出贡献的态度；2005年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设 置了有关防治禽流感及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2007年、 2008年，澳大利亚和秘鲁都设置和讨论了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议题。2004 年、2009年、2012年、2014年，作为主办国智利、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都设 置了反腐败议题，倡议建立客观透明的反腐败标准，推进在引渡、相互间法 律协助、贪腐款项追讨等方面的地区合作，表明自己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
APEC与成员国传统文化传播
以APEC为平台展示本国传统文化也是成员国，特别是会议东道国通行的 一种做法。在成员国看来，在APEC会议期间展示传统文化至少有两种功效， 一是可以引起国际公众对于本国的喜爱，从而对于本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积极认 知，所以各国在领导人的服装设计、接待安排、晚会设计等方面无不嵌入多姿 多彩的文化元素；二是可以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支持和推动本国文化产业 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魅 力，而经济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以魅力提升实力无疑会更加有效。 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最突出的展示传统文化的活动是服装秀。每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会在不同国家举行，1994年印尼总统苏 哈托为每位领导人量身定做了一件叫做“巴迪”的蜡染衬衣，此后作为一项 惯例，每一届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全部议程结束后，经济 体的领导人都会穿上东道主的传统民族服饰合影留念。例如上海会议上富有 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韵味的唐装成为领导人们的服装；洛斯卡沃斯会议上领 袖人们的服装是墨西哥东南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爱穿的白衬衫“瓜亚贝拉”； 釜山会议上韩国为领导人们精心挑选的是韩式大褂“图鲁马吉”；河内会议 上越南选择传统长衫“奥黛”向世界推介越南形象；悉尼会议上领导人们穿 的衣服采用了传统颜色棕色，配以蓝、黄、绿等不同颜色的领子，分别代表 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太阳与沙漠、草木；利马会议上领导人们穿的是秘 鲁安第斯山区印地安人的传统民族服装彭丘。东道国们大打民族特色牌，通 过服装秀向国际公众讲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地理特色、传统 工艺，使国际公众对自己的国家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服装秀，各种传统文化产品和活动也会被安排登场，让国际公众 充分领略和感受本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宣传和推广本国文化的同时，为 本国传统文化产品争取国际市场。如釜山会议期间，韩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茶道、韩纸、漆器、天然染色等传统工艺受到重点 推荐。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在国家会议中心会场安排了风筝、空竹、剪纸、皮 影、彩塑兔儿爷、木板水印画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活动，还在餐台上摆放 了中国特色食雕，由糖雕、果蔬雕、面塑制成，有兵马俑、奔马、孔雀等造 型。这些物质性文化在突出中华文明丰富、多样、博大的同时，也意在吸引 国际公众到中国旅游，推动中国旅游业发展。
总之，随着APEC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成员国以APEC为平 台形成良好的经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传播本国传播文化，以魅力提升实 力，同时收获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已成为成员国的普遍愿望和行动。
张丽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从APEC看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公共外交功能
张丽君
随着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知名度的上升，吸 引了大量国际公众的关注，其公共外交功能受到诸多国家的 重视，已被各国政府广泛用来提升本国在国际社会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认同度。其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 较为典型的个案。作为知名的跨区域政府间国际组织，APEC 能够聚集强大的国际传播资源，助力成员国塑造国家形象和 传播传统文化。
APEC的知名度和国际传播资源
APEC的前身是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当时只是一个松散的 国际经济论坛，每年举行一次部长会议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只有东盟六个国 家，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韩国12个成员国。1993 年，首届亚太经合经济领袖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宣布组织的目的是为亚 太人民谋取稳定、安全、繁荣，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从部长级会议升格到经济 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参与国领导人进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并正式改名为 APEC，APEC由论坛走向机制化，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在国际社会日益知 名。此后，APEC吸引了区域内众多拥有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规 模、宗教文化、民族构成、地理特征的国家，目前成员国中包括3个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9个二十国集团成员国，7个东盟成员国，共19个正式成员国 和3个观察员，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涵盖国家最多、级别最高的合作机 制，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政策交流的重要平台，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 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三种代表性模式，成为国际公众心目中最有影响 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一。
APEC的知名度使它具有突出的吸引国际精英公众的能力。公共外交的基 本任务是影响国际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培养国际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但在现 实生活中，公众多种多样，不同的公众对于公共外交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 般而言，精英公众在公共外交中能够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们通常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国际化意识较强，在文化知识界、媒体、经济社会领域中 占据重要位置，对外交政策更为关注，对本国政策也更具影响力。APEC设有 各种级别的会议，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工商领 导人会议、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妇女领导人会议，各类会议的参加者不但有 各国外交部长、外贸部长或经济部长、商业部长，还有亚太地区工商界精英 人士、中小企业领导人、亚太地区经济体中商业、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 会等方面的妇女领导人，他们的态度和倾向往往会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对普通 公众产生影响，以APEC为平台影响这些人的观念会使公共外交更有效。 APEC的知名度也使其具有强大的聚集国际传播资源的能力。公共外 交的主要内容是资讯传播，即通过向国际公众提供反映本国价值体系和内 政外交的各种资讯对国际公众的态度和情感产生影响。而APEC各种级别 的会议常常会吸引各国知名媒体会蜂拥而来进行高频率的追踪报道。以 2014年北京会议为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吸引了 406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注册报道，会议期间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网络等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APEC会议议题、领导人活动、工 商界论坛等的报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播网络，成员国在APEC会议期间 进行公共外交，不但比媒体广告的成本低，而且比政府主导的单向政治传 播效果好。为此，APEC已成为成员国政府，特别是主办国家塑造国家形 象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APEC与成员国国家形象塑造
通过APEC形成正面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已成为成员国的普遍愿望和行动。 首先，对于成员国而言，拥有APEC的身份本身就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国际 形象。因为APEC倡导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 在原则和行动上都保持了一致，在做出协调决定时，遵循透明度、非歧视和 国民待遇的原则，并提出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结果不仅适用于APEC 成员国之间，也适用于APEC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而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 区、关税同盟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机制来实现自由化目标不同，APEC在运作过 程中采取“协调的单边主义”与“集体指导原则下的单边行动”相结合的机 制落实行动，即以成员国自主自愿采取的行动为主，以APEC采取集体主动措 施进行协商为辅，对成员的行动进行定期评审。拥有APEC成员国身份，就意 味着对APEC这些规则和观念的遵守和认同，这使成员国不但可以从经济互利 中获益，而且可以将国家形象与开放、渐进、自愿、协商、发展、互利与共 同利益等APEC议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其次，构建贸易新规则，推动区域和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发展是APEC的 主要任务，成员国常常通过在某个城市主办会议，积极推动议题形成宣言 和议程，使其成为某个宣言或议程的代名词。以印尼和日本为例，1994年 APEC第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确立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 标，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2020年达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 利化，后来国际社会将其称为“茂物目标”；1995年第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日本大阪举行，会议发表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将实现 茂物目标的具体原则和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 化，第二部分为经济技术合作，后来国际社会将其称为《大阪行动议程》。 目前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已经成为APEC活动的三块基石，印尼 茂物和日本大阪也成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观念的象征。
此外，成员国还常常以APEC为平台塑造自己负责任国家的形象。近年 来，随着亚太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加剧，金融安全、卫生安全、防灾救 灾、反恐、反腐败、知识产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森林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管理、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也成为APEC日益关注的新议题。这些议题的提 出，不仅是希望成员国家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和防护能力，而且也要求成员 国加强国际合作，承担国际责任。而成员国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对自己的期 待，选择主动地设置相关议题，表明自己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和态度，显示 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和能力。如在2001年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 设置了反恐议题，不但对“9.11”事件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讨 论，而且表明了自己愿意为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创造安全稳定和平的地区 经济发展环境做出贡献的态度；2005年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设 置了有关防治禽流感及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2007年、 2008年，澳大利亚和秘鲁都设置和讨论了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议题。2004 年、2009年、2012年、2014年，作为主办国智利、新加坡、俄罗斯、中国都设 置了反腐败议题，倡议建立客观透明的反腐败标准，推进在引渡、相互间法 律协助、贪腐款项追讨等方面的地区合作，表明自己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
APEC与成员国传统文化传播
以APEC为平台展示本国传统文化也是成员国，特别是会议东道国通行的 一种做法。在成员国看来，在APEC会议期间展示传统文化至少有两种功效， 一是可以引起国际公众对于本国的喜爱，从而对于本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积极认 知，所以各国在领导人的服装设计、接待安排、晚会设计等方面无不嵌入多姿 多彩的文化元素；二是可以弘扬本国的文化传统，支持和推动本国文化产业 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魅 力，而经济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以魅力提升实力无疑会更加有效。 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最突出的展示传统文化的活动是服装秀。每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都会在不同国家举行，1994年印尼总统苏 哈托为每位领导人量身定做了一件叫做“巴迪”的蜡染衬衣，此后作为一项 惯例，每一届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全部议程结束后，经济 体的领导人都会穿上东道主的传统民族服饰合影留念。例如上海会议上富有 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韵味的唐装成为领导人们的服装；洛斯卡沃斯会议上领 袖人们的服装是墨西哥东南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爱穿的白衬衫“瓜亚贝拉”； 釜山会议上韩国为领导人们精心挑选的是韩式大褂“图鲁马吉”；河内会议 上越南选择传统长衫“奥黛”向世界推介越南形象；悉尼会议上领导人们穿 的衣服采用了传统颜色棕色，配以蓝、黄、绿等不同颜色的领子，分别代表 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太阳与沙漠、草木；利马会议上领导人们穿的是秘 鲁安第斯山区印地安人的传统民族服装彭丘。东道国们大打民族特色牌，通 过服装秀向国际公众讲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地理特色、传统 工艺，使国际公众对自己的国家留下深刻印象。
除了服装秀，各种传统文化产品和活动也会被安排登场，让国际公众 充分领略和感受本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宣传和推广本国文化的同时，为 本国传统文化产品争取国际市场。如釜山会议期间，韩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 “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茶道、韩纸、漆器、天然染色等传统工艺受到重点 推荐。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在国家会议中心会场安排了风筝、空竹、剪纸、皮 影、彩塑兔儿爷、木板水印画等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活动，还在餐台上摆放 了中国特色食雕，由糖雕、果蔬雕、面塑制成，有兵马俑、奔马、孔雀等造 型。这些物质性文化在突出中华文明丰富、多样、博大的同时，也意在吸引 国际公众到中国旅游，推动中国旅游业发展。
总之，随着APEC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成员国以APEC为平 台形成良好的经济形象和道义形象，并传播本国传播文化，以魅力提升实 力，同时收获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已成为成员国的普遍愿望和行动。
张丽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广西借助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公共外交的做法和启示
潘 强
作为与东盟毗邻的广西，在利用国际组织开展公共外交 中形成的“广西模式”是一种创新，值得思考。边疆省区利 用国际组织从事公共外交，要有“心”有“容”有“制”： 一是要树立公共外交意识，二是要挖掘自身资源，以国际组 织为“跳板”，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三是要建立统筹协调 机制。
世界体系的中心正逐步从欧洲、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中国的周 边外交也逐渐从“小周边”向“大周边”,从大陆向海洋过渡,中国边疆已经 形成了“大边疆”。中国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的陆上邻国14个, 有邻国接壤省份的共9个,同处一片海域的国家超过10个。若周边不稳,则全 局不保,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将受限,周边外交应是重中之重。而作为周边传统 外交的补充,公共外交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现状：积极参与、主动配合
作为周边外交桥头堡的边疆省区,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举足轻重,国际 组织作为边疆省份参与国际活动、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正日益受到中 国边疆省区的重视。从利用方式看,中国边疆省区通过国际组织参与公共外 交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这是边疆省份参与公共外交的主要手段之 一。从区域布局看,目前每一个边疆省份都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搭建了利用 国际组织参与公共外交的平台,并且都得到了有效利用。比如新疆有中国— 亚欧博览会,吉林有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黑龙江有加强与俄罗斯经贸融合的 “哈洽会”等等，这些博览会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领导人外交不 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相较于东部地区的边疆省区,西部边疆省区经济相对落后,而这些地区 是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重要拓展对象,NGO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当地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云南省,在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方面非常活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长期在云南边疆省区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200家, 主要集中在妇女问题、艾滋病治理、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等领域,这些NGO 组织虽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资金,也 给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提供了窗口和条件,对参与NGO项目的国际相关 人士起到了良好的增信释疑的作用。
此外,云南、广西还通过参与区域合作的形式,积极融入到由亚洲开发 银行倡议设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之中,与泰国、老挝、柬埔寨 等沿线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再比如,与东南亚毗邻的广西,积极利用中国— 东盟博览会这一经贸平台,主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建立良好的互 动关系,进而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 系,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外交,积极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打造。
另一方面,主动配合国家设立的国际组织。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 的国际组织由中国牵头,这些国际组织对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家 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比如成立于200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 定址的国际组织,永久落户在海南省,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国家的政 府、工商界、学术界就亚洲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磋商与对话的公共外交平 台,博鳌已经从一个小镇变成世界瞩目的名城,海南、广西、云南、黑龙江等 多个边疆省份主动配合国家设立相关议题,积极参与,拓展公共外交。再比 如,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是世界性政府间国 际组织,创始成员国达50多个,成员国中包括大部分中国周边国家,这些国家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持者,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毗邻 的新疆,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接壤的云南、广西,是中国走向南亚、 中亚、东南亚等地的重要窗口,这些边疆省份在利用AIIB方面有着独特的地 理、人文优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可以主动组织企业“走出去”,发挥企 业的力量,帮助周边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实现“共生共荣”,增强当 地百姓的“获得感”,提高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广西模式”初探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毗邻东南亚。过去十年,广西举全区之力,助力中 国—东盟合作,实现了地方发展战略与国家外交、经济战略的有效协同与融 合。在利用国际组织发展公共外交方面,广西敢为人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 是广西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国际平台,吸引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联合 国、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广泛参与,并主动设置议程,促进中国与国际 组织在经济发展、扶贫开发、文化贸易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国 与东盟之间的全方位合作,增进了世界尤其是东盟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了中国 在东盟的国际形象，形成了公共外交的“广西模式”。
所谓的公共外交“广西模式”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导下,以博览会为核心 平台,以东盟为主要合作对象,主动设置议程,以“10（东盟）+1”为基础,向 “10+3”“RCEP”以及“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延伸,以期达到增信释 疑、深度合作的公共外交目的,实现共同、协调发展。广西模式能获得成功, 关键是对中央政策的全方位理解与精准发力。“广西模式”可以概括为如下 四个方面。
一是国家战略地方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综合国力 的不断增强,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陆海统筹”上升为国家 战略。广西沿海沿江沿边,地处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点,是华 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中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西南中南地 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也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广西在开展 对东盟的公共外交方面潜力巨大。自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国 家将一系列开放合作的机制、平台放在广西,尤其是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 核心平台永久落户广西,对广西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广西正 式承担起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大平台、大通道、大桥梁的建设重任。10多年 来,广西依托国家战略,借助博览会促进公共外交“广西模式”形成。在“一 带一路”的背景下,广西仍将继续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促进博览会进一步 升级,加快公共外交建设步伐,助力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二是拓展路径东盟化。东盟是亚洲地区重要的国际组织,广西在利用东 盟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公共外交关系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自2004年中国— 东盟博览会举办伊始,广西牢牢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一重大机 遇，在经济合作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合作机制。比如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建 设,中越“两廊一圈”，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南 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中马“两国双园”建设等,不仅在经济上促进了中 国与东盟的广泛合作,更在公共外交上促进了双边的相互了解,也使公共外交 合作向纵深发展，助力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此外，在与东盟的民间交流方面，广西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比如 广西举办了9届中国—东盟汽车拉力赛，通过体育赛事，促进了中国与东盟 之间的体育爱好者的交流，建立了良好的赛事交流机制，在此基础上，广西 还举办了“世界体操锦标赛”，极大地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体育交流。此 外，广西还举办了中国—东盟民间高端对话会、中国—东盟市长论坛、中 国—东盟教育论坛、中国—东盟残疾人论坛等等，为留学生、民间组织交流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是公共产品多元化。中国—东盟博览会是集政治、外交、经贸合 作、人文交流于一体国际盛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间合作的重要平 台,以这一核心平台为出发点,广西积极提供多种公共产品,拓展公共外交。 以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仅论坛就超过20个,涵盖文化、外交、教 育、经贸等多个领域,各国企业报名申请展位总数5563个,其中,东盟10国和 区域外安排展位1296个,占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位数的38.1%。印尼、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6个东盟国家继续包馆。参展参会客商6.5万 人,采购商团组85家。而每年设置的“魅力之城”“主题国活动”为中国与 东盟之间的普通百姓深入了解对方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此外,国际组织参与 度也逐渐提高,比如成功邀请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参会，通过有关国际组 织发出中国声音,传递广西信号。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公共产品”堪称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的经典之作。
四是沟通渠道南宁化。南宁地处华南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东南亚 经济圈的交汇中心,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也是中国对东盟开放 的最前沿。近年来,南宁抓住与东盟合作的重要机遇,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的 全方位合作,充分发挥“南宁渠道”的作用,提升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功能,使 其成为东盟客商投资中国的热点城市。通过博览会达成“南宁共识”“南宁 宣言”“南宁倡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围绕文化、城 市、妇女、海关、质检、金融、环保、矿业等达成的“南宁共识”“南宁宣 言”“南宁倡议”已经超过30个,“南宁渠道”的作用日趋凸显。此外,南宁 也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城市外交。比如, 南宁加快了国际友好城市的建设步伐,目前南宁与泰国孔敬市、柬埔寨西哈 努克省、菲律宾达沃市等20个国际城市建立了姐妹城市关系,深化了合作与 发展。同时,南宁还加入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CLG）,加强了 同城市间国际组织的双边和多边联系。
边疆省区公共外交的未来
边疆省区开展和参与公共外交有着广阔的舞台,可以大有作为。 一是要有“心”,树立公共外交意识。就9个边疆省区而言,当前开展和 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仍然相当薄弱,边疆省区仍然将政府间的外交作为主要 内容,而较少关注与国外民众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但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已经 超越了传统范畴并向“大外交”转变,边疆省区应积极树立公共外交意识,主 动设置议程,吸引国际组织的参与,通过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地传达边疆声音, 对周边国家用心做事,坦诚相待,增强感召力,才能赢得民心。
二是有“容”乃大,充分挖掘地区资源,塑造国际形象。国家形象是由 每个省份的国际形象总体构成,纵观中国每一个边疆省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的民族文化与中亚、南亚等地相似相近,但因 为地域、制度、文化的差异,双方又在饮食习俗、发展路径等方面有所差异, 因此,边疆省区在开展公共外交过程中应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允许多元文化 共同发展。同时,要挖掘自身资源,打造自身品牌,并借助自身与周边国家的 媒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进行积极有效地宣传,增强与周 边国家民众的互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形象。
三是有“制”,建立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机制,与周边国家一道培育国 际组织。从国际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中有着天然的优势,政 府出资,民间组织出力,共同推进公共外交向前发展。比如建立中国—东盟市 长促进协会,中国—南亚留学生促进交流会等。 总之,边疆省区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积极利用好国际组织, 发展边疆经济,传达边疆声音,才能促进公共外交水平的提升,才能助力中国 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潘 强：新华社广西分社记者。
南非国际组织公共外交
欧 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非逐步抛弃种族隔离制 度、开启民主化进程，历经二十余载，从被国际社会千夫所 指的“被放逐者”转型为积极承担国际道义责任、参与全球 治理的区域性领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南非善用国际组织 平台提升南非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为南非及整个 非洲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历史背景与现实动因
历史上，南非曾对国际组织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因此获得了国 际声誉。
一战后，南非联邦政治领袖史末资针对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 的第十四点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协议，发表了《国际联盟：一个可行性建 议》的小册子，对筹建国联提出了21条建议，并于后来参加了国际联盟委员 会,负责起草国际联盟盟约。在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史末资又参与了联合国的 筹建工作,并参加起草了联合国宪章序言。在史末资的倡导下，联合国成员国 决心“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 念”的条款被写入宪章序言。史末资本人也被推选为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委员 会主席。1945年前后，南非在英联邦国家和国际联盟中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将世界人权纳入国际法范 畴；然而同一年，南非右翼政党国民党上台，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 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外交孤立。南非被剥 夺在联合国的权益，只保留席位，在国际奥委会等许多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国 资格也被中止，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1989年德克勒克总统上台后，南 非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因为逐渐放弃种族主义政策，南非开始重新获得国际 组织的接纳。从体育外交入手，南非积极恢复与拓展同国际组织的关系。 1991年肯尼亚首先表示愿意邀请南非参加体育活动；同年国际奥委会承认 “南非临时全国奥委会”，南非得以于次年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1993 年10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解除对南非在贸易、投资、金 融、旅行和交通运输方面的禁止和限制。世界粮农组织、不结盟运动等国际 组织也相继恢复或授予南非成员国资格。
1994年，南非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正式终结了 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强权统治。同年6月，南非恢复了联合国成员资格，标志 着南非正式回归国际社会。背负着历史遗产的新南非，开始进行国家形象的 重塑与转型。
新南非：理念与实践
1994年以来，新南非政府提出了连续又有变化的外交战略和政策目 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从曼德拉政府提出的以“人权、民主、 正义”为核心的南非外交政策六原则，到姆贝基总统“非洲复兴思想”思 想下指导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再到祖玛政府强调的 “保持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南非力图在外交政策中凸显“非洲议 程”，通过同新兴国家集团协调立场、共同合作，实现非洲复兴，构建以多 边协商的办法处理世界事务的新秩序。
首先，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和治理机制，新南非为非洲大陆及国际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树立了南非作为非洲大陆领导者、冲突的 协调者及国际社会“模范公民”的形象。
不同于非洲绝大部分国家更倾向于参与同发展和人权相关的国际组织， 南非广泛参加了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非盟等等具有不同职能、分属不同 层级的各类国际组织。在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中，南非是G20中唯一的 非洲代表，加入世贸组织的仅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是金砖集团中的 唯一非洲成员。南非还是非洲发展银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大股东，非洲 发展基金的唯一出资方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最大的出资国。
南非高度重视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参与度，支持南非籍或其他非 洲国家官员担任国际组织的关键职位。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非盟等重要的国际或区域性国际组织中，来自南非的官员担当了重 要职务。南非追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还曾寻求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在G20的执行董事席位。对非洲区域性国际组织，南非在组织战略规划 和机制建设方面发挥着实质影响。非盟成立即是南非出于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凸显“非洲日程”的考虑而积极促成的结果；非盟的“非洲互查机制” （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nism, APRM）、和平与安全委员会、非洲常备 军（African Standby Froce, ASF）都是在南非推动下建立的。由南非发起的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也于2010年2月纳入非盟的组织机构和运行体系， 成为非盟技术性机构的一部分。
在国际组织平台上，南非寻求既有制度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推动非洲 大陆的民主、和平与发展。南非与SADC成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方案 和基金建立了有力的区域伙伴关系和区域方案。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包括旨 在清除地区毒品和犯罪的SADC-UNODC区域方案，实现南部非洲粮食安全 的SADC-UNFAO方案，制定统一标准处理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问题的 SADC-UNHCR方案。特别是在人权事务方面，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 由南非德班主办的第三届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上所说，南非人民已 使南非从种族主义的代号转变为开悟和希望的灯塔。大会颁布的德班宣言和 行动纲领被国际社会视为既包含措施又包含补救办法的唯一的指示性文件， 以有效缓解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祸害的各种表现。南非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密切合作，为SADC国家举办人权讲习班，反 思关于有效履行人权义务的各种区域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南非具备领导非洲大陆的实力也实际上在很多领 域发挥着领导作用，但在非洲大陆内部，南非更愿意以非洲其他国家的“伙 伴”身份出现。南非虽然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同非洲其他国家经济 互动性不强，对其他非洲国家长期拥有贸易顺差。南非官员意识到南非的经 济实力反而可能会令邻国给南非行为打上“傲慢”的标签，所以注意避免由 南非主导下的敏感情况发生。南非的一个策略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公信力， 经常邀请驻南非的联合国机构作为会议召集人，或者协助南非发起相关倡 议，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公平参与的平台。
第二，南非通过国际组织平台以及担当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介国家 （Broker State），构建特定议题驱动（Issue-driven）的外交政策网络， 提升南非在特定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个体实力，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在国 际社会行为体构成的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国家作为网络节点调动、整合 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能力越强，就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南非同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令南非在某些特定议题上可以通过对正式 或非正式国际组织成员的动员，成为在这一特定议题上建立连接点最多的国 家节点之一，增强南非对通常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 以气候外交为例。非洲的气候变化对非洲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气 候变暖造成的饮用水缺乏和饥荒直接威胁非洲的发展和粮食安全。在环境议 题上提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更有吸引力的合作理念和解决方案既是南非作 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利基”外交策略，也为南非塑造国家形象的提供了机 会。南非将非洲国家、77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基础四国 （BASIC）视为在气候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关键同盟，动员相关国家协调立 场，在环境问题上发出同一个声音。南非通过IBSA这一专注南南合作的非正式 国际组织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同其他两国进行了多次合作。2009年哥本哈根气 候会议中，所有非洲国家都在非洲联盟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统一发声，而南非 参与的基础四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联合发表了碳减排提议。2011年11月28 日至12月9日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 议上，绿色气候基金是核心议题之一。南非作为会议东道主和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在缔约国之间进行斡旋，推动绿色气候基金的成立和资金筹集方案。 第三，南非通过同国际组织的双向互动，在促进南非以及非洲文明复 兴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南非在国际组织中倡导文化多样性理念，呼吁对非洲文化的保护和复 兴。南非举办了相关的国际会议，推动并签署了一系列促进非洲及第三世界 国家艺术文化发展的国际公约。南非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 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也是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捐资国，并强调 该基金应该促进文化和制度方面的能力建设，加强弱势文化的表现并支持各 种教育和研究计划以及语言多样性；2005年南非德班召开第29届世界遗产大 会，通过了非洲自然和文化遗产十年行动计划《非洲立场文件》，会议还同 意建立非洲世界遗产基金，以解决非洲国家面临的遗产保护资金匮乏问题； 200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非盟首脑会议将教育和文化作为优 先议题，通过了《非洲文化复兴宪章》，强调非盟共有的文化价值，鼓励会 员国共同促进文化政策的整合，推动非洲大陆国家的一体化，以改善提升非 洲大陆的国际地位。借助于《公约》，南非还主张非洲人与非洲海外人散居 群族之间加强文化联系，呼吁非洲领导人把海外群体视为非洲大陆的第六个 地区，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非盟合作举办非洲和海外知识分子会议。
2011年，南非作为非洲集团协调员，代表非洲集团现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提交了题为“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知识产权与发展问 题南南合作的项目”的项目提案，建议在WIPO秘书处任命一名南南合作联 络员，通过年度会议和地区间会议、南南培训与能力建设活动、交互式网络 门户/虚拟网络等具体工作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分享其在知识 产权与发展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的能力，更好地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的国内创造，促进创新。
南非作为发展中国家，用于文化与艺术交流的资金并不充分，南非通 过同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的合作，来推动南非 的文化传播。南非艺术和文化部同歌德学院、标准银行基金、南非文化多样 性联盟、艺术动脉（Artirial Network）等组织一起，支持南非及非洲的艺术 家参加如约翰内斯堡艺术节、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FESPACO）、泛非音 乐节（FESPAM）、非洲表演艺术市场（MASA）等国际活动。
其中，南非同欧盟的文化交流具有代表性。南非是2013年欧盟文化领 域的重点资助对象，欧盟委员资助了约160万欧元支持南非同欧洲国家的8个 文化交流项目，如下表所示。
南非还重视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同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南非文化产业的发 展，为对外文化交流夯实基础。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非洲国家与福特基金 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成立了非洲文化政策观察委员会（The Observatory of Cultural Policies in Africa, OCPA）。这个非政府机构由非洲大陆各个地区的 文化政策高级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文化政策的方向、批准预算、监督文化项 目的执行。2012年，南非、欧盟国家文化组织联盟（EUNIC），英国文化协 会, 视觉艺术网络（VANSA）、艺术动脉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对南非同欧 盟及其他国家创意和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贸易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以进一步 提升南非向欧盟以及世界出口创意和文化产品的能力。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具变革性的力量，新兴国家一方面通过对国际组织 的参与开展共外交，作为树立国家形象和发挥影响力的基本途径；另一方 面，国际体系的既定秩序和规则却不能保证所有国家从中获益，新兴国家通 过国际组织平台进行理念倡导、议程设置和影响规则来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 理的国际秩序。南非的实践已经证明，新兴国家通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可以 获得高于其硬实力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也促进国际组织向更为开放、公正、 国际互助的方向发展。
欧 亚：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系副教授。
法语国家组织的对外交往
卢 暄
法语国家组织包括了全球80个成员国或成员政府，成立之 初其关注范围侧重于法语语言及文化推广，发展至今它已经成 为了目光扩展到政治、经济、外交各领域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 国际组织。它以“法语外交”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 行议题设置，消弭组织成员内部分歧，以组织整体形象在国际 舞台一致对外，力求提高组织及各成员国国际话语权，在目前 的对外交往中提升了组织地位并取得了相当成果。
法语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简称 OIF）亦被称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法语圈国家组织、法语世界组织或国 际法语组织。法语作为世界上使用较多的语言之一，法语在二战后其地位 与影响力明显下滑，以法国为首的众法语国家急欲提振其国际地位。1970 年，具里程碑意义的文化技术合作局宪章由21个法语国家在尼日尔签署， 法语国家组织正式成立。组织内部设有法语国家政府首脑峰会、法语国家 部长级会议、常任理事会、法语国家政府间委员会、法语国家大学委员 会、法语国家市长联合会等办事机构与会议，法语国家组织的众多职能与 使命即由这些机构完成。
时至今日，组织成员国不但包括遍布全球约2.74亿讲法语的居民，还 包括数十个加入了法语国家组织的逾6亿非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是一覆 盖国家数量与居民人口数量都举足轻重的拥有众多重要成员国及政府的国际 组织（某些成员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地方政府身份单独加入，如加拿大魁北克 省、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联邦等）。法语国家组织以组织整体进行对外交 往、积极进行议题设置、参与国际事务管理，试在国际舞台发挥更为突出的 作用，谋求整个法语国家群体以及各成员利益的维护与增进，以“集体共进 退”来达成传统一国外交难以达成的效果。法语国家组织积极预防与调解内 部冲突，促进各个国家的法治进步与民主人权，共同倡导文化多样性与文化 例外原则，为法语国家青年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青年学生提供教育培训、法语 语言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为各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今天 它已从一个松散的文化及语言组织发展成一个功能全面、涵盖广泛、关注多 元的国际组织。
“法语外交”与传播
法国国家组织的对外交往体现了“文化外交”的特点，它主要以法语 作为联络感情的基石，具体运作中还体现了注重传媒推广与组织覆盖面广泛 等若干特点。
法语是法语国家组织主要成员国家和地区的唯一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 之一，是联合国、欧盟、非盟和国际奥委会及其他众多国际组织机构的官 方语言之一，在互联网时代，法语与英语和德语一道为互联网络三大使用语 言。法国一直致力于这一重要语言在全球的推广。早在1883年，法国就建立 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意在通过构建一个遍布全球的庞大法语 教学网络，以语言交往来争取海外民众好感，引起他们对法国语言与文化的 兴趣。法语国家组织也遵循这一思路，各成员即是以法语这一共同语言为交 往基础，将语言与文化作为加深成员关系的载体，并在对外交往中将法语作 为组织成员国的统一标识，发挥了传统外交不具备的功能。
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法语国家组织下设的TV5 Monde（原名 TV5）运作活跃，对于全球受众了解法语、法语文化及法语国家组织发挥 了积极作用。TV5 Monde是与CNN、MTV及BBC齐名的受众遍布全球的 国际性法语电视网，于1984年1月创立，法国的France 2、France 3、比利 时的RTBF，瑞士的TSR（Télévision Suisse Romande），加拿大广播公司 （Société Radio-Canada, SRC）等法语国家媒体向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节目 素材。TV5 Monde提供国际新闻、影音娱乐等多方面内容，其网站也向全 球网民提供完善的法语教学在线课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TV5 Monde的节目 特别注重地域特点，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推出的节目侧重点各异，内容精彩 纷呈，广受目标受众好评，对于法语国家文化在全球的传播推广功不可没。
国际议题多元化
发展至今，法语国家组织已经覆盖了全世界五大洲80个国家或政府， 包括54名正式成员，23名观察员，3名联系成员，这其中既有加拿大、比利 时等传统法语文化圈国家，众多的非洲原法国殖民地国家，以及亚洲的越 南、老挝等受到法国文化影响的国家，还包括了墨西哥、乌克兰、泰国、卡 塔尔等一般认为与法国文化联系不深的国家，覆盖面可谓非常之广。
因应愈加庞大的组织规模，法语国家组织下设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 （Sommet de la Francophonie）近年来引起了世人更多的关注。首届峰会于 1986年召开，意在提升法语的国家地位，同时联合所有法语国家，扩大各自 的政治、文化、经济影响力，稳固国际地位，提高话语权。一般每两年一次 的会议均为各国首脑或政府高层出席。
今天的法语国家组织首脑峰会议题极为广泛，显示了法语国家组织关 注点扩容，注意力多元的特点。近年来，该组织积极介入国际事务，马达加 斯加、突尼斯等国大选时曾发挥了监督作用，并在若干世界热点问题中扮演 着危机“解决者”或“仲裁者”的角色，法语国家组织在此起到了单独一国 依靠传统外交无法起到的作用。20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12届法语国
卢 暄 法语国家组织的对外交往
家组织首脑峰会上，加拿大和法国曾主张要对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人权状况 进行监察，显示出组织对成员国内政的一定介入。2010年的峰会则强调法语 国家应巩固自身国际地位，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为法语国家作为 一个整体在全球政治与外交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与目标。2014年，在塞内加 尔召开的第15届首脑峰会不但讨论了包括埃博拉疫情、布基纳法索危机、反 恐等多项议题，会议还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亚，提及了与中国有关的东海 问题，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甚至谈及 了东海航行航空自由与安全。
法语国家组织首脑峰会已不再把法语国家、地区之间加强语言、文 化、科技的交流和合作，作为当今的唯一重点议题，法语国家内部乃至世界 其他任何国家的经济、政治、民主、人权、地区安全等领域都被其列为关注 对象，其多元性已在国际社会充分展现。
法国的角色
法国殖民帝国在二战后的分崩离析使法国心有不甘，企图重建殖民统 治，故于1946年成立了由法国本土和海外省、海外领地等传统势力范围组成 的法兰西联邦。但随着殖民地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1958年制订的法兰西 第五共和国宪法又以“法兰西共同体”替代了“法兰西联邦”。除了外交国 防交由法国负责，各国在内政、经济方面具有自主权。共同体于1959年正式 成立，但共同体参议院很快在1961年即宣布解体，此后法国就与这些有着法 语背景的共同体成员国以条约或贸易协定等方式保持着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 的双边关系。法语国家组织正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
法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文化外交”，奥朗德上台后还专门任命了外交 部内负责法语事务的副部长。法国希望法语国家组织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 更大的作用，能够在国际社会中给予法国更多助力，法方的相关国际外交政 策冀望借助法语国家组织来予以顺利实现。法国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如非洲 国家马里北部地区被伊斯兰极端势力等武装力量控制日久，为了解决这一危 机，“法语国家组织”在2012年的刚果（金）金沙萨峰会上明确表态支持由 国际社会对马里进行军事干预，与此同时法国则紧锣密鼓开始军事与外交准 备，而安理会也顺利通过法国提出的草案，双方的国际配合颇为顺利。当 前，法语国家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法国也会不断 依靠其来扩展自身国际影响力。在法国的积极推动下，法语国家组织正在经 历从定位于“全球法语捍卫者”的纯语言文化组织到在政治、经济、文化、 外交等多领域均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的转型扩容，这一改变既符合法国的利 益，也符合法语国家组织及其内部各成员的利益。 与华关系
今天的法语国家组织不仅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法语，还积极倡导 文化多样性，极力消除威胁多元文化的因素。这种尊重民族多样性、倡导多 极化社会的主张与中国的一贯立场不谋而合。法语国家组织与包括中国在内 的众多国家进行的交流合作已经渐次展开。如2014年，南京青奥组委会就与 法语国家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保证青奥会赛事前后积极使用和推广法语，中 方的积极做法受到了法语国家组织充分肯定与认可。今后，中国与法语国家 组织的合作与交流还可以向更深层次展开，中方可通过这一庞大的国际性平 台推动文化交往，促进多边合作，加强与法语国家组织及其各成员国的有效 合作，在国际社会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卢 暄：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海南 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