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共处到合作共赢——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历史性选择

于洪君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 边倒的外交战略，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1954年，中 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中 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整个亚洲和 全世界。21世纪初，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新理念，将成 为新环境下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今的中国已经成 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全面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 作为独具特色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 的中心。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并且仍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新 形势下，中国坚持并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中国人也 在认真研究和思考。

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意识形态 因素和全球战略考虑，实行对华孤立和封锁政策。中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 展，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地区极少数国家和欧洲几个国家 外，世界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不到10个。国际社会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认可度极低，使我们这个当时拥有约5亿人口的国家很难在地区和国际 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严重制约着新中国的成长与壮大。

新中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当时是 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大力支持下， 新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作为一个新国际法主体，稳稳地屹立在世界的东 方，不仅打赢了美国强加于新中国头上的朝鲜战争，而且很快完成了恢复国 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初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1954年中国出席 日内瓦会议并推动会议取得部分成果，表明中国已开始以新兴大国的姿态参 与国际事务。

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新中国获得了 不可估量的战略“红利”，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 大国主义的强大压力。1953年斯大林逝世，使新中国获得了调整并最终放弃 一边倒战略外交的历史机遇。为了打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摆脱 新中国在国际上常常孤立无援的囧境，真正实现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站 立起来”，新中国在外交战略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努力，其中一项突出成 就，就是1954年与印度、缅甸两个重要邻国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中方1953年12月31日最先提 出来的。当时印度政府代表团来华商讨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 题，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客人时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 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 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针对中印关系，周恩来表示：“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 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 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访问了印度。他在向印度人民发表的演说中表示：“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和平事业上的密切合作 和经常接触，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就能够使两国间的获得不 断的加强的发展。”两国总理在会谈后发展的联合声明中，不仅重申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并且还进一步表示，“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 应该适用这些原则。”

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周恩来又访问了缅甸。针对缅方当时对中国的 某些疑虑，周恩来建议双方建立互信，消除误会。他重申了中印两国总理在 联合声明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议中缅两国也发表一个类似文件， 得到缅方赞同。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 中国与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同时表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遵守， 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障。当年11月，缅甸总理访华， 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 方针，同时表示希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各国广泛采用。

为了文字表述得更加准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修订为“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 项原则是由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并由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推向整个亚洲和 全世界的。1955年，新中国克服重重阻力，成功地参加了在印尼召开的万隆 会议，推动会议取得成功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形成了万隆会议十 原则。在这次没有苏联人参加的会议上，周恩来与亚非地区许多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一些与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的领导人。亚非国家 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不少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其后与中国建立了 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处境开始明显改善。

此后，新中国外交战略转换进一步加速。1956年，周恩来访问了埃及 和一批非洲国家，打开了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和交往的序幕。当年10月，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中国明确建议苏联，应把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指导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苏联当时接受了中方 建议，发表政府声明作了相应表态。1960年，古巴革命成功，新中国与古巴 建交，中国在遥远的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邦交国。1964年，西方大国法国与 新中国建交。这段时间，中国全力践行和平共处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在朝 鲜战争后国际大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的情况下，积极营造 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一方面继续发展同朝鲜和越南的传统友谊，通过民间 外交拉近与日本的距离，稳定东北亚和东南亚局势，另一方面以相互尊重、 互谅互让为基础，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蒙古、朝鲜等国解 决了边界问题。虽然出于多种考虑，中国1957年仍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 为首的旧提法，中印关系也因边界纠纷和其他因素而日趋紧张，后来导致边 界战争，但新中国向苏联方面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已为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的新战略所取代，这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也 逐渐坚实起来。

“和平共处”原则的拓展与深化

60年代中后期，受国内逐渐形成的极左思潮影响，特别是文革初期支 左反修、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等激进思想干扰下，新中国经过多方面 努力而赢得的凯歌行进的外交势头，因和平共处战略被漠视和扭曲而受到严 重破坏。中国在世界上的建交国几乎没有增量，总数屈指可数。周边地区许 多邻国不愿与中国建交。原本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也相继出现问题。拉 丁美洲30多国家中的唯一建交国古巴，与中国的关系一度跌入冰点。在南太 平洋地区，中国连一个建交国都没有。

6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外交出现的巨 大偏差，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了极左势力的干扰破坏，严厉惩办了对新中国外 交构成重大威胁的害群之马。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出面处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 严重破坏中外关系的恶性事件，对严重受损的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做出修复和 补偿。奉召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岗位。 中国外交工作重新回到和平共处的战略轨道，国家形象得到了明显改善。

进入1970年后，随着加拿大率先与中国建交，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开启对话与交往之门，西方世界出现了“雪崩式” 的与中国建交的热潮。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 与中国建交。英、荷两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到1979年，与 中国建交的西欧国家已有14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72年即与中国建立了 外交关系。

在周边地区和亚非拉其他地区，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孟 加拉国、马尔代夫等邻国和近邻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中国与朝鲜、缅甸等 国一度失常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印之间1976年恢复互派大使，中国 与印尼后来也恢复交往。南太平洋上的斐济、西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陆续与中国建交。整个70年代，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多达25个。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取得巨大成功，大大地 坚定了中国政府实行和平共处外交战略的意愿和决心。1975年1月，周恩来 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宣布：“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 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当时中苏关系较为紧张，中国强烈反对苏联的 霸权主义。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表示：中苏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应妨碍两国的 正常关系。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战略，不仅完全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外交孤 立和封锁，同时也给中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譬如，新 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但中日贸易额1969年时只有5.8亿 美元。中日建交后，双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1979年时达67亿美元。联邦德 国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贸易额1972年为2.72亿美元，1972 年建交后，每年增长30%以上，到1979年时达21.98亿美元。中国同西欧其他 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和科技合作都有 较大增长。

1979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的新概念，领导中国外交进入开拓进取的历史新时期。面对这些实际情况， 邓小平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引导中国大踏步地走向外部 世界，建设性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同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 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战略更加自觉、主动、积极和全面。摒弃意识形态因素 干扰，超越社会制度差异，一切为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逐渐 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主基调。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中国实 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战略既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 挑战。一方面，剧变后的原苏联和东欧地区一时出现反共狂潮，对华不友 好的势力在一些国家兴风作浪；另一方面，西方某些势力认为资本主义已 不战而胜，世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与和平演变的压 力骤然增大。

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结盟、不干涉原苏联和 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同一切国家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国仍一如既往，继续高举和平、发展与 合作的旗帜，尽最大努力争取并维护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 境。结果，中国不但与剧变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普遍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 系，而且与许多国家开始了较高水平的务实合作，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尽管不无波折 和危机，但总体上保持着持续向前的发展态势。

合作共赢：中国外交新理念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以东升西降为主要标志的重大变 化。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呈不可阻遏之势，地区和国际形势复杂多 变的特点更加突出。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 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不动摇。和平共处的外交战略依然是中国外交的主 旋律。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宣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为实现中国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任务 和和平崛起的伟大目标，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外交领域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 重大举措。

第一，尽最大努力继续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进一步营造长期稳 定、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中国本着相互尊重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在既考虑 历史因素又照顾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边 界问题，使这一长达7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从此成为和平与合作的边界。中 国同时还成功地解决了与老挝的边界问题，解决了与越南的陆上边界和北部 湾划界问题。中印之间1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与不丹的领土争议 虽然还没有解决，但边境局势基本可控。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意进一 步增强。

第二，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建立涵盖所有建交国 的伙伴关系网，推进各领域的互利合作。譬如，中俄两国1994年建立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后又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中美两国1997、2006、2011年先后宣布共建面向21世纪的建 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 系，2013年双方又共同确认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 型大国关系。中国同欧盟201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升格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第三，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多边外交，与联合国及所属机构开展全 面合作。在APEC、G20、世界核峰会、欧亚首脑会议、金砖国家元首会晤 等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全球性问题、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加 强全球治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帮助冲突地区实现 战后重建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第四，主动营造周边环境，精心打造双边多边相结合的周边外交新平 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为缓和边界地区局势而形成的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后来吸收乌兹别 克斯坦参加，转变为中国发起、总部设在中国、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上海合 作组织。由于中国大力推动，上合组织目前已成长为内部机制健全、由6个 成员国、2个候补成员国、一批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国共同组成的地区合作平 台。此外，中国大大加强了与东盟的合作，通过东盟10+1、东盟10+3、东亚 峰会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机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其 他各种框架、各种形式下的多边经济合作。

第五，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动员和推动亚欧大陆数十个国家参与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实现这一前无古人 的伟大合作构想，中国建立了丝绸之路基金，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其目的是要通过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带动 地区和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最终形成 区域性的及至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进一步 密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的同时，持续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能力和现 代化建设的水平。

第六，全面推进公共外交，不断强化对外传播。广泛宣传中国党和政 府追求的和平和谐和睦的内外政策，全力打造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华 民族开明开放、包容合作的良好形象，通过扩大人文交往、请进去走出来， 举办或承办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学术科研活动、商贸洽谈活动、文博 体育活动等等，增进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同时也增进外部世界对中 国社会的认知，最终促进民心相通，并以民心相通促进国家间的政策沟通， 进而实现各国间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或资金融通，在更高水平 和更大范围内实现我国与相关国家、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合作共赢。 从50年代倡导和平共处，到如今倡导合作共赢，中国外交战略从理论 到实践始终与时俱进，始终追随世界潮流并紧扣时代脉搏。无论是2013年召 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还是2014年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中国政府 向全世界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 坚持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密不可分的，就是和平共 处与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 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人民的唯一选择。如同和平共处适用于所有国家一 样，合作共赢适用于一切领域，而不单单是指经贸关系。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各国发表的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 政策的演说和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华民族在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实行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战略的重要性和必然性。2014年，他在纪念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提出6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15年，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 念活动，以及他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等等，都使全世界对中国 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中国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的道路可能坎坷不平，但坚守和平共处、合 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将始终不变。换言之，唯有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才是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无论中国与美国共建新型大国 关系，还是同俄罗斯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或是同欧盟、东盟和其他各国 开展务实合作，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即使在涉及 自身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也会把维护自身安全、实现自身利益同维 护地区稳定、争取共同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符 合世界潮流和时代诉求，也适合中国的战略需要和长远利益。

于洪君：本刊编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 军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