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微博的传播表征及效果分析
赵鸿燕 汪 锴
作为即时性、交互性的动态信息平台，微博日益受到各 国外交机构的重视，微博外交不仅包含以机构形式出现的官 方微博，也包含以个人形式出现的外交官微博。外交官微博 主要呈现出信息的人性化与人情味、多话题互动性和高度选 择性。进一步地，通过外交官微博传播动机和实际效果的对 比，思考的未来发展图景。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共外交形式不断更新，主要表现为媒介 形式的不断更新。微博外交是当今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指的是基于“推特” 等微博平台的外交活动或行为。作为即时性、交互性的动态信息平台，微 博日益受到各国外交机构的重视。在微博外交实践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各 国外交机构越来越多地运用微博平台发布外交信息、引发公众关注、收集公 众信息并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美国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格 拉斯曼就提出，基于社交网络技术的“公共外交2.0”是新媒介语境下美国 公共外交应对挑战的最佳方法。比如说，自约翰·克里担任美国国务卿起， “推特”平台上美国国务院及所属机构的官方账号就有200多个，并以11种 语言出现在不同国家。同时，约150余名政府雇员和900名海外专家在共同维 持着美国官方微博的运营，并有相关智库、学者、研究人员对其运营情况进 行分析、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新的方案或建设性的建议。随着“公共外交 2.0”升温以及外交官职业化、精英化趋势的发展，微博外交的内涵更为丰 富，不仅包含以机构形式出现的官方微博，同时以个人形式出现的外交官微 博日益凸显，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作为新媒体公共外交的组成 部分，目前中国外交官微博的开设情况不甚理想，其效果及影响力更是有待 观察。因此，对外交官微博的研究特别是其传播表征与效果的研究对于中国 公共外交的未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官微博的信息表征
对于外交而言，外交官发布微博本身虽然具有新意，但真正重要的是 微博的内容，即微博传递的信息，正是这些流动的海量信息在不断建构着特 定意图的意义。考察国内外几个主流的微博平台（主要是推特、新浪微博， 以及具有部分微博功能的脸谱），外交官微博的信息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以下 三类：第一类是外交官派驻国的信息，包括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介绍，如该国的政治选举、该国新出台的医疗制度等； 第二类是外交官派驻国与驻在国之间的外交信息，包括两国间外交新闻、重 大事件以及使领馆签证制度、使领馆工作人员招募等使领馆信息、使馆活动 等；第三类则是外交官的个人信息，包括外交官的个人生活见闻、工作经历 和心理感受等。外交官微博的信息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是外交官微博信息的人性化与人情味。外交机构的官方微博大多 侧重第一类、第二类信息发布，而外交官微博则偏重第三类信息。如美国 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助理发言人2013年6月3日的一条微博：“这是我妈妈 和我。我们在我妈妈的艺术工作室。”外交官和普通人一样，愿意将自己的 生活见闻、工作经历、内心感受等信息发布在微博上。个性化信息增加驻在 国公众对外交官个人及国家的关注和了解，通过增加亲和力达到公共外交目 的。这些个性化、人性化信息有时并不具备明确的指向性。正如“推特”上 有超过38000名粉丝的美国驻泰国使节克里斯蒂•肯尼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她 所有的微博都是“跟着感觉走”。有美国学者分析，依托外交官发布即时性 的个性化信息，时时刻刻向受众传播外交官的日常行为已经成为大部分美国 使馆进行微博外交的一种策略手段。
其二是外交官微博信息的多话题互动性。微博字数通常被限制在140字 以内，由于受篇幅限制，外交官微博无法实现与外交官博客一样的深度信息 输出效果。但微博以转发、评论等互动功能见长，使外交官微博比之外交官 博客能更好地实现互动。外交官微博虽不像外交官博客能在一个话题上深入 展开，却也能涵盖多个互动性话题以吸引受众关注。如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 秘书陶思义2013年6月3日发布的一条微博：“回国探亲。昨天跟朋友们一起 吃野餐。伦敦的春天真漂亮！宝宝很喜欢在树荫里睡觉。”这条微博虽然字 数很少，但涵盖了“探亲”、“野餐”、“伦敦”、“外交官的宝宝”等多 个话题，评论数和转发数相对较高。
其三是外交官微博信息的高度选择性。外交官会尽量选择发布有关个 人的信息而避免发布非个人信息，从信源上避免发布错误信息以致影响外交 关系。并且，发布涉及政治、外交信息等非个人信息时，外交官微博中的宣 传性信息较多，而观点性、评论性的信息较少，为的是再次避免可能持错误 观点而造成不利的外交后果。外交官往往谨慎发布政治、外交信息的微博， 或直接转发高信度的微博，或仅将客观性事实作为发布内容。例如，美国波 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发生并导致一名中国留学生死亡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 馆外交官罗杰在个人微博中转发了美联社悼念中国留学生的消息，既通过微 博表达哀悼，又避免对事件作过多评论。
外交官微博的语用表征
发布个人信息的时候，外交官注重表现微博平台的语用特征：外交官 微博语言往往篇幅短小，句子的相对简短并以单句居多，又常常使用易于 表达、容易理解的语言；外交官将微博平台上构建意义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 手中，尤其注重主动吸纳、贴近所驻国的语言文化特质，频繁使用所驻国的 网络词汇，以及本土化的符号语言、图标语言等，从而拉近与该国公众的距 离；外交官微博语言还具有多元辅助的特征，不仅运用纯文字语言，还会插 入图片、音乐、视频、链接、问卷等，从而扩充微博的信息量，并降低跨文 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传播政治、外交信息时，基于外交官特定的职业身份与公共外交目 标，外交官微博注重呈现温和性的语言特征，避免损害与所驻国的外交关 系。因为微博平台开放、匿名，普通用户的微博语言在表达上相对自由，往 往出现较多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观点句甚至进攻性语言。而外交官微博的语 言更为温和中立，即使微博中不得不包含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其语言表述 也会与派驻国政府保持一致。2013年2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柯英 豪在微博中转发并评论了某位中国学者的微博，反对微博中将中文“宣传 部”译作“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Affairs”（公共事务部门），理由是“公 共事务工作人员并没有审查、删除权”。这条微博虽显示出美国政府的一贯 立场，但并未凸显强烈的进攻性。在用词上，此条微博中并没出现“反对” 二字，而是使用“无法苟同”的表述，一方面表示了自己的反对立场，另一 方面又使语言显得谨慎而不失尊重。在句式上，微博中用陈述句介绍自己的 观点，没有附加任何的语气词，显得客观真实而不偏激。有些外交官微博的 自我介绍中还会明确标示所写微博仅代表外交官个人看法。
外交官微博的传播效果
根据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在社交媒介上的活跃度、微博粉丝数、微 博被转发数三项指标，2012年，法国新闻机构AFP发布了“数字化外交效率 评级”，对各国新媒体外交的影响力进行排名。前十名依次是美国、土耳 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英国、哥伦比亚和日 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外交官微博效果改进的迫切性。
外交官微博的传播效果主要受到外交官传播动机的影响，涵盖了外交 官作为个体人的内生动机与其基于职业而产生的外生动机两个方面。作为个 体人，外交官发布微博的内生动机包括记录生活、表达意见、抒发情感、获 得关注等；作为职业人，外交官发布微博的外生动机包括公共外交职能与目 标、驻在国的社交网络环境、驻在国的受众反馈等。由于外交官微博特定的 传播企图，外交官有超越个人传播的公共外交任务，以及外交官特殊身份所 赋予的现实影响力及受众期许，相较之下，外生动机对于外交官微博的影响 力的意义更大。
外交官发布微博主要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以微博平台宣传本国信息 履行公共外交职能；外交官发布微博很大程度上受到所驻国的社交网络环境 影响，网络言论环境越开放、微博平台运作越成熟，外交官发布微博的动机 就越明显；驻在国公众对外交官微博的参与能力及积极性决定其反馈程度， 间接影响了外交官微博的发布动机。从目前的实践看，各国外交官微博较少 具备一个明确的定位，内生动机往往超过外生动机而被置于优先地位，造成 外交官微博达不到预期的公共外交效果。其原因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外交官微博与受众的有效互动不足。国外微博平台上，许多外交 官与受众的互动严重不足，一些外交官甚至关闭了评论功能。国内新浪平 台上的驻华外交官微博大多开放了评论功能，但一般也不会轻易与粉丝互 动。比如说，有些驻华外交官在微博上询问粉丝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这类 微博确实有互动性并能吸引一些粉丝进行回复，但外交官并没有以回复评论 的方式继续参与互动。而在所有外交官微博中，外交官仅对个别吸引人的评 论（如极具幽默性的评论）、需要进行勘误辟谣的评论、特殊身份人的评论 （如外交官同事的评论、影视明星的评论）进行回复。微博作为信息交流平 台的设计初衷是服务于双向的信息传播，外交官微博本应是一国外交官与所 驻国公众互动的平台。然而，出于对传播风险的规避，以及外交信息本身的 高度敏感性，大多数外交官会尽量减少与所驻国公众的互动。这与微博的互 动功能相违背，不利于所设定的公共外交目标达成。即使有互动，多数情况 下的微博互动在外交目标的实现上不仅无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例如，2013 年4月3日，美国驻埃及大使馆短暂关闭其微博官方账号，原因是埃及政府指 责大使馆不当分享一段美国节目主持人嘲讽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视 频；而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在微博中的不当言论甚至使他被驱 逐出境。这些失当的微博外交行为不仅不利于公共外交目标的实现，还将增 加后期公共外交的阻力。
二是外交官微博对受众影响力的缺失。除了与外交官个人信息相关的 微博外，基于公共外交目标的微博大多不是由外交官原创，而是通过转发方 式进行发布。转发微博的信息源对于粉丝而言又比较易于获得，常见的信息 源主要来自外交机构的官方微博等。因此，外交官原创微博的缺失或由于信 息的重复获得会在很大程度造成受众丧失关注兴趣。外交官微博的数量整体 偏少也导致了其影响力的削弱。多数外交官微博的更新频率通常是一周或一 周以上，而且，除了遇到国际大事、外交官派驻国与驻在国之间的大事外， 外交官微博很少主动发布外交消息。此外，外交官微博的粉丝数量直接决定 了外交官微博的传播效度，从而决定了外交官微博的影响力。与影视明星、 文化名人等公众人物不同，外交官被公众熟知的程度较低，因而外交官微博 本身较难进入公众视野。外交官微博的推广也并不完全为各国外交机构所重 视。仅有少数国家如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主页上有该使馆外交官微博 的专门链接。
在微博平台出现之前，外交官建立或保持与驻在国公众联系主要通过 传统媒体如报纸或电视的采访、会见驻在国政府官员代表等一些非常规性的 传播情境；而在微博平台日益成熟的今天，外交官获得了更多机会去接触并 影响驻在国公众。尽管大多数外交官都期望运用微博传播符合公共外交目标 的信息，但迄今外交官微博并未对公共外交产生实质上的深刻影响。究其原 因，主要是因为微博传播渠道的公共领域属性与外交官传播实践的特定政治 意图不匹配所致。在以微博等新媒介为代表的传播中，受众的草根化、需求 多样化与外交官的精英化、传播政治化之间存在明显距离。一方面，外交官 微博的信息传播实时、分享、公开，面向驻在国公众；另一方面，外交官作 为实现派驻国国家外交目标及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是微博信息的直接责任 人，所承载的任务使其很难充分满足受众期许并与之真正互动。外交官在发 布微博前较难迅速评估到所有的传播后果，而外交官又往往会为规避风险而 选择降低公共外交的实现程度。目前，各国外交官微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 述问题，但总体上看，只要精选开设的外交官博主并为之打造团队、提升其 微博平台的运营能力，这些问题都将会是可察、可控的。
微博是一种新媒介形式，而这一媒介并不天然为公共外交所创设。因 此，在现阶段，各国外交官特别是中国外交官对微博的工具运用仍处于探 索、调适的试运营阶段，有些外交官甚至关闭了评论功能，微博所具备的交 流功能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并没能被充分激活与广泛实施。作为新的国际传播 工具，微博正是因其独特的传播属性而进入各国公共外交的视野。外交官作 为微博外交的传播主体之一，较之外交机构的官方微博更具人性化魅力，更 应根据职业素养与外交目标努力适应微博的传播规律，精心设计微博传播内 容并进行有效及时的内容管理，使之既使驻在国公众喜于接受的传播形式， 又能够影响到驻在国精英的观点与行为，从而使外交官微博成为公共外交中 的常规性精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传播视域下中西微博运用对 策》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号：12CXW005。）
赵鸿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汪 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非洲的中国人应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秘小胜
近十几年，中非关系迅猛发展。随着双方经贸的稳步推 进，将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求职、创业。如果中国人不 主动融入非洲，中非民间关系就难以健康发展，中非关系全 面发展也就难以推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在非中国人与中 国企业需要从以下四点做好功课：把自身的发展同非洲发展 联系起来，多雇佣非洲员工；采取开放的态度，多接触非洲 人；在前往非洲以前，应当对当地的法律、政策、文化以及政 治（战争）风险进行研究评估；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非洲成为其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之一。这无疑 体现了中国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是值得双方庆贺的事情。但随后发生的 加纳军警逮捕和袭击中国淘金客事件，却让国人大为震惊。实际上，近几年 在中非官方关系越来越热络的同时，在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纳 米比亚、赤道几内亚等多个非洲国家，都发生过中国商人同当地员工、商户 或居民发生冲突的事情。中国商户被逮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值得中方警惕 的是，尽管中国商户被逮捕的事情在俄罗斯和欧盟国家都有发生，但他们同 当地居民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件却相对较少。而在非洲，因为劳资纠纷、商业 竞争引发的“民间”冲突却明显多于欧洲。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据估计已经 超过100万，而且在中非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还会有更多的中国
人前往非洲求职、创业。中国人如何融入非洲、如何同当地人和睦相处，是 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旅居非洲的中国人的特点
因为文化差异，中国人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但如果愿意学习并尊 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并不是难事。同在欧美的中国 人相比，生活在非洲的国人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是企业人员和商户多。 在非洲的中国人，除去少数外交人员和二代移民外，绝大多数都是企业的派 驻人员、个体商户和农户。为了留学或追求生活品质前往非洲的中国人凤毛 麟角。第二是在非洲的中国人，除一小部分是高收入的管理层以外，有大量 的建筑工人、小商贩和小农户。甚至有中国家庭在非洲农村养鸡，然后在集 市上零售。这同非洲经济不发达、资源丰富和就业门槛不高有很大关系。第 三个特点是，如果说旅居欧美的中国人是想融入当地社会而难得其门而入的 话，那么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人则是压根儿就不想融入。很多中国人骨子里看 不起黑人，这里面既有肤色原因，也有经济和文化原因。这三个特点带来的 结果就是，在非洲的中国人同当地居民的生计经常有直接关联，不是给对方 提供就业，就是同对方竞争。特别是非洲失业问题非常严重，而受中国人冲 击的又往往是人数多、收入低的体力劳动者。再加上中国人不愿意同当地人 交往，个别人甚至抱着救世主和“发笔财就走”的心态来非洲。这些人如何 能同当地人搞好关系？
非洲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性
以上是旅居非洲的中国人的特点。非洲自身又有哪些国人不知道或不 适应的特点呢？第一，发展水平低但速度快，潜力巨大。非洲近十几年来保 持了3%—5%的经济增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大陆之一。2011年加纳就以13% 的增长率成为当年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南非、加蓬、塞舌尔、战前的 利比亚等国，人均GDP也高于中国同期。部分国人对非洲的印象停留在战 争、贫穷和疾病上，实在是片面至极。第二，劳动法健全，工会势力强大。 很多非洲国家的劳动法源自西方，健全甚至僵硬。为了涨工资，工会常组织 罢工；而企业解雇工人却困难不少。第三，人力资源稀缺、成本高，中非双 方文化差异大。非洲的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都很缺乏，而受劳动法的影响， 工人薪水并非想象的那么低。相同岗位，非洲员工甚至可能比中国国内员工 薪水还要高。同时非洲人又讲究生活品质，喜欢度假。一些中国企业主曾抱 怨，有的工人拿到工资就消失，钱花光以后才回来；“让他们加班，给钱也 不干”。还有的中国企业按周发工资，以防止员工薪水不到月底就告罄。综 合非洲员工同中国员工在组织能力、责任心、熟练程度、产出比等方面的差 异，非洲员工的成本往往比中国员工还高。第四，由于被殖民、被压迫的历 史，非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强且比较强。如果你说法国人懒散，他可能会笑着 回答这是追求生活质量。但你要这么说非洲人，他很可能就会想到种族歧 视。中方管理层吃饭的时候“四菜一汤”，非洲工人没有，也会不平衡，觉 得被剥削。此外，一些中国人不愿意和非洲人同桌吃饭，不敢和他们握手， 也让他们觉得受歧视。
中国人如何融入非洲
这些在非洲的中国人的特点、非洲发展现状和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人 进入、融入非洲一定会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中 国人如何才能融入非洲呢？
首先，要把自身的发展同非洲发展联系起来，多雇佣非洲员工。摩洛 哥驻华大使贾法尔·阿尔热·哈基姆曾对笔者说，“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应该 加强自身在当地的公民性（citizenship），同非洲一起成长。如果能做到这 一点，中国企业就会被视为当地的一分子，而不是来挣钱的外人”。摩洛哥 大使的这番话值得我们细细体味。人们常说当下的中国人仇富心理很严重。 但中国人却不仇视在华的外企或外国人。何也？因为外企不但把先进的技术 和产品带到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企业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员工。大部分外企 产品实现了国产化，在中国采购原料、在中国生产。外企赚得盆满钵满，中 国人自己也受益颇多，所以中国人欢迎而非仇视他们。如果在非洲的中国 人，能让当地人分享到自己的发展收益，使自己成为当地发展的积极、不可 或缺的因素，非洲人也会拥抱我们。
在非洲的中国人尤其要牢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现在确 有数量难以统计的中国农民，举家在非洲种粮、种菜、养鸡。当地人抱怨 说中国人养的鸡个头大、生长周期短，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相对于大中 规模的中资企业，小规模的个体农场既无法给当地提供就业，还直接与当地 人形成了利益争夺（对于某些非洲小养殖户来说，卖几只鸡的钱很可能是其 当月收入的几分之一）。在非洲从事小农生产的中国人正逐年增长，原因就 是中国人均可耕地太少、而非洲耕地资源丰富、谋生容易。在中国人看来， “我不偷不抢，起早贪黑地努力工作，有什么错？”但站在对方角度看， “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来了，我们没饭吃。难道该我们走？”人在他乡身 是客。中国人要想同当地人和睦相处，必须牢记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原 则；向当地人传授农业技术，尽可能的雇佣当地人，帮助他们摆脱贫穷。
其次，中国人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多接触非洲人。中国人的小圈子 心态很严重。几乎各省都有自己的同乡会。到了外国，很多人也喜欢在中 国人圈内做生意，不愿同当地人打交道。这种情况在非洲尤其严重。或许是 文化、经济优越性和安全因素的综合考量，相当多的中国人对非洲人避之唯 恐不及。喀麦隆商人阿登姆告诉我，他在喀麦隆曾用汉语向一个中国人打招 呼，但对方却假装听不懂走开了。2011年，我在赞比亚采访某中资企业。在 中方员工宿舍区，我们发现这个面积巨大的小区内餐饮和健身条件都很好， 绿树成荫，还有几条大狗看家护院。这些狗见了我们这些陌生人不叫，见了 非洲人却要吼。中国工人空闲时间基本都待在这个封闭式小区里，和当地人 接触很少，当地人也不能进入这个小区。这类封闭小区在非洲的中资企业里 非常普遍。一方面，他们觉得这样更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工人更多是思念 祖国的家人，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没有和当地人沟通的欲望。可是换个角 度，如果在华的外国人，都不学中文，都住在封闭的高档小区，出入外国人 专享的高档场所。中国人还会欢迎他们吗？
再次，在前往非洲以前，中国人应当对当地的法律、政策、文化以及政 治（战争）风险进行研究评估，做好功课。到了非洲以后，中国人应该尊重 当地法律，入乡随俗，重视跨文化管理。很多非洲国家的法律都源自欧美， 严谨、繁复，非专业人士无法发现其中的不利因素。而当地工会和NGO的 权力和影响力也远超中国企业的想象。此外，一些非洲国家在招商引资的时 候承诺很好，但当厂房和设备都备齐后，那些名为检查，实为索贿的官员就 “常来坐坐”。因为前期投入巨大，想撤资已不可能，只能花钱消灾。为了 避免日后的纠纷，中资企业进入非洲前，必须要通过多个渠道了解当地的投 资环境。除亲自考察外，也要多拜会当地的华商和使馆、商会等组织。
部分中国企业对当地和文化、风俗不太熟悉，忽视跨文化管理，满足 于照搬国内的经验。如果说中国企业登陆欧美以后还有些许跨文化管理意识 的话，不少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往往带有一种对非洲黑人的经济、文化、甚 至种族优越感，不屑于研究对方的文化和心理，而是强势地要求对方服从自 己的管理方式。而非洲人向往生活品质，不愿加班的文化也和中国的企业文 化显得格格不入。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对非洲员工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的现 象。一些人认为非洲人纯朴、善良、没有心眼儿，“虽然他们不够勤劳，但 打交道比较简单”。另一种观点认为，“对黑人必须要凶，他们怕你才会好 好工作。黑人不感恩，对他们好也没用。”无论对非洲人是否有好感，在非 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为黑人责任心不强，缺乏上进心，工作时有中国领班和 没有领班在场时表现不一样。中国人希望根据工作量付酬，而黑人则坚持按 时间付工资，而且特别会利用劳动法来向资方施压。中国老板还不能轻易解 雇他们，非常头疼。所以中国老板为了利润最大化，往往倾向于更多雇佣中
国工人，而不是培训当地人。但这也成为中国企业经常被指责的毛病之一。 非洲人为什么不崇尚艰苦奋斗？原因很多。非洲国家普遍物产丰富， 人们无需辛勤劳作就能得到食物。而西方人在此经营几百年，他们享受生 活、定期休假，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地居民。非洲人的平均寿命不高，也 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故而不大接受拼命工作、先 苦后甜的文化。一些中国人也承认，非洲人工作热情低，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动力。他们认为自己即使像中国人一样工作，也无法改变 命运；当老板做出具体的奖励承诺以后，非洲人工作热情会有明显上升。谈 到非洲人是否感恩的问题，某中资矿业公司负责人曾对我说，“对黑人好没 用，他们不知道感恩。”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该公司曾数次发生黑人罢工 要求涨薪事件。而事实上，采取策略性罢工（甚至是在企业已经按照合同和 法律办事的条件下罢工），借以向工厂施压，要求涨工资，在欧洲也是常有 之事，并非非洲独有。虽然令人无奈又气愤，但却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必 经之难。相对于该矿业公司，赞比亚的中国商人刘秀义在遇到的由文化差异 导致的问题要少得多。刘秀义20世纪90年代来到赞比亚，她目前共有两个餐 厅、一个旅馆和一个木材加工厂。旺季的时候，加上临时工，要雇佣几十个 当地员工。刘秀义只有中学学历，在她嘴里，开水是“open water”，开车 是“open car”。但即便如此，她也不觉得文化障碍有大家想象地那么大。 在她看来，与人交往就是将心比心，能做到这点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员工在我这里，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拿工资。然后我提供工作餐，他们还 能吃到肉。你只要对他们好，他们都知道。我有时脾气急，但我骂他们，他 们也不走。”对于自己员工偶尔的小偷小摸和责任心不强等问题，刘秀义也 表示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生活困难，小偷小摸，只要不过分我一般都不追 究。他们责任心不强多少是因为看不到希望。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勤劳致富， 他们也会更努力。”
可见，这些基于文化不同或利益不同所导致的观念差异，普遍存在于 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中。其中有纯粹的文化问题，也有沟通不充分的问题； 既有发展阶段不一致，也有立场不同，如劳资矛盾这种与生俱来的问题。但 如果肯在跨文化管理上下工夫，以上问题纵使不能全部解决，也可以得到改 善。中国人既然决定去非洲投资，就要接受一些现实中的不如意，毕竟不是 对方强迫我们去投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黑人如何如何”这种带有种族 主义倾向的视角是非常危险的。他不但无助于原有问题的解决，还会催生出 新矛盾。中国人必须放弃这种观念。
最后，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重 视程度还存在很大差异。除了中石油以外，绝大多数在非洲的中资企业都 没有发表过企业社会报告，也没有仿效西方企业，成立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部门。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为当地修学校，建医 院。而在当今时代，如果企业建水电站时导致当地被拆迁居民得不到政府的 妥善安置、或者为自己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雇佣了童工并导致其死亡，涉事 企业都会被指责。中资公司在非洲有大量的工程项目，涉及广泛的民生领 域，尤其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近十几年，中非贸易迅猛发展。从2000年的106亿到2008年的1068亿美 元，中非双方用了仅8年时间就把双边贸易额从百亿提升到千亿美元规模。 随着双方经贸的稳步发展，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求职、创业。如果中 国人不主动融入非洲的话，中非民间关系能否健康发展，并推动中非关系全 面发展，实在不容乐观。
秘小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副译审。
温州民众的公共外交实践
张小燕
温州民众自发探索了官民平等交友，城际文明交往，国 际商贸交流和异质文化交融等多种公共外交途径，表现了温 州公共外交地域上非局限的广泛性，主体上非官方的民间 性，意识上非自觉的自发性，行动上非系统的分散性，当下 的温州公共外交处于自为到自觉，分散到有序，单一向多元 的转轨之中。
温州公共外交的天然优势
温州对外交往有地理条件和历史传承。温州滨江临海，地理位置开阔 开放，海外联络便捷，海外联系密切，温州人行走天下，遍及世界。古有 宋代周佇商行高丽（朝鲜），得穆宗、显宗赏识，受王朝重用，官至礼部尚 书。元代周达观出使真腊（柬埔寨），所著《真腊风土记》是关于吴哥遗址 最早、最全、最细的记录，是一部关于吴哥王朝历史和柬埔寨古代史研究的 重要文献，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曾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 本。神秘的吴哥王朝有了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才有了生动而丰富的历 史细节。近有二战期间，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组部代理副部长张淮南在斯大 林和蒋介石“两巨头”之间穿针引线，并力促国共合作的形成。现如今有60 多万温州人旅居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温籍侨团260多个，海外投资 促进联络处60多个，归侨侨眷43万人生活在温州，他们中间有非盟主席、联 大59届主席让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林建海，前美国商务部长助理黄 建南等亦官亦民的重量级公共外交人物。
温州公共外交还有地域文化优势。公共外交的哲学是“和合”。温州 本土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文化，永嘉学派具有明朗的和合精 神。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提出天人之合、道器之合、义利之合、君民 之合、万物之合等五合思想。在叶适看来，只有遵循“交错纷纭”的多样性 和多元性冲突融合，人文精神才会获得呈现和发扬，温州永嘉学派的“和 合”哲学渗透着久远的古典外交观。
当今中国思想界，中国人民大学温籍教授张立文创立了当代“和合” 学。以化解人类共同面对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为目标，张立文提出人与自然 要和生、人与社会要和处、人与人要和立、人的心灵要和达、不同文明要和 爱。温州人的哲学从古典到现代，一直契合公共外交的“和合”思维，热 衷抱团，喜欢合作，乐于交往，善于交往的个性成为温州人公共外交的天 然禀赋。
温州公共外交的自发探索
官民间的平等交友
小到一般平民大到国家元首都纷纷闯入温州民间“外交家”的合作视 野。美国里根、克林顿两位总统珍藏温籍画家陈雪薇的作品，日本首相福 田康夫接见第六届“中日韩儿童童话交流”的温州实验小学师生，英国女王 接受温州“旗袍玉”应凤玉的华美旗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获赠温州大学发 绣肖像，奥地利总统菲舍尔两次参加温籍周小英的维也纳中文学校校庆，美 食家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走进马德里温州老板吴镇忠的新雅饭店，丹麦 亨利克亲王专程绕道温州看望异国好友戴任胜，温籍商人周建煜成为佛得角 总统皮雷斯的座上宾，欧盟主席巴罗佐是葡萄牙新亚饭店温州老板林棣华的 至交。最富传奇性的官民之交则是温州法派董事长彭星和美国总统克林顿、 老布什，德国总理施罗德的亲密交往。彭星在一次赴欧考察中偶然获知克林 顿卸任后可能从影的信息，萌生请他做企业形象代言的想法，试探性给白宫 发去邀请克林顿出任法派形象大使的电子邮件。2003年11月11日，彭星受邀 到钓鱼台国宾馆和克林顿实现了历史性握手，他将法派经典的深蓝竖纹西服 以及衬衫、领带、皮鞋全套赠送克林顿总统。之前的2004年4月，在博鏊亚 洲论坛上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欣然接受彭星专程赠送的法派西服。彭星不满足 法派与两位美国总统的结缘，2007年法派十周年庆典，邀请德国前总理施罗 德到温州参加法派国际工业园开园大典剪彩，施罗德在“法派十年梦想中 国”CCTV大型公益演唱会上作“关注世界，关爱生命”的主题演讲。一个 普通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异想天开，向大国首脑抛出橄榄枝，让两任美国总统 穿上法派服饰，让德国前总理莅临企业十周年大庆，堪称温州乃至中国公共 外交史上的成功范例。
城际间的文明交往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对内改革，创立“温州模式”，对 外开放，广结友好“市缘”。温州最早结缘的友好城市是1984年10月签约的 日本石卷市，温州大学、温州第二实验中学、温州瓦市小学分别和石卷专修 大学、石卷万石浦中学、石卷开北小学结为友好学校，开展大、中、小多层 教育文化交流。两市体育界密切合作，联手组队参加北京中日乒乓球友谊赛 和西湖马拉松竞赛，温州连续多年向石卷派遣水产加工技术研修生。总之， 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温石两市长达30年的城际交往，包括了经贸、艺 术、教育、体育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城际公共 外交局面。如果和石卷结好更多是官方行为，而温州和意大利普拉托省结为 友好城市则是民间人士公共外交的运作成果。当年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副 会长张力引荐普拉托省官员到温州考察，促成温州和普拉托友好牵手。普拉 托的纺织业与温州的服装业资源整合，以工业区的模式互相扶持，形成一种 全新的跨国商业形态。旅居普拉托的3万温州人成为当地的移民主体，“温 州话”堂而皇之成了当地华人社会的“普通话”。伴随“魅力温州——温州 城市形象国际推广工程”在北京的正式启动，2013年年初，国际台正式确定 新增“温州话”为第61种对外国际传播语种，除“魅力温州”将在全球更多 地区落地外，国际台还将增加一档新闻专题栏目《温州人走天下》，通过广 阔的传播平台，向全世界传播温州形象。“温州人”最和善的人格魅力让最 难懂的“温州话”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无疑是温州公共外交的成功杰作。
国际间的商贸交流
温州是个商城，温州民间外交家们以“集体随访式”和“个体旅居 式”演绎了一幕幕“商务外交”。从2003年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等5位温 州民营企业家首度随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到2013年温州桥头钮扣城 董事长徐建清随同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十年以来温州企业家频频跟随国 家领导人出访，成为“商务外交”的重要途径之一，民营企业家俨然成了民 间“外交家”，冠盛集团董事长周家儒随胡锦涛主席出访加、美，在餐桌上 结交了贸易伙伴，收购了兰卡莱鲁那州的一家美国工厂，把“温州制造”的 触角伸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旅居美国的叶康松是温州第一个辞官下海的国家 干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远赴美国创办康龙公司，敲开了美国市场的大门， 成为新中国在美国开办的第一家民营公司。1995年4月2日，世界上第一家美 国西洋参专卖店在温州市区开业，温州市副市长、威州副州长等出面剪彩， 没有任何官职的叶康松让中美两地父母官因西洋参走在一齐，演绎了一场来 自大洋彼岸的“西洋参外交”。2001年下半年叶康松的康麦斯总部成立，以 美国康龙集团名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康麦斯新闻发布会，普通的民间商 务活动做到共和国最隆重的公共礼堂。叶康松被评为加州百名杰出华人，当 选温州旅美同乡会首任会长，受邀参加了克林顿的总统早餐会。他还力邀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赴美演出，中美文化交流大获成功，收到克林顿总统办公 室、戈尔副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祝贺。时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大使称赞 叶康松：“为弘扬中国文化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官方做不到的事你做到 了，不愧是民间大使！”
东西间的文化交融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文化的交往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主要有以下 几种形式。
一是“报刊外交”。意大利的《欧华时报》成为华侨瞭望祖国的窗 口，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乡党报的“伴娘”。1997年初廖宗林筹资80万元 人民币，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创办了今天《欧华联合时报》的前身《欧华时 报》。《欧华时报》被国内多家媒体选择为文化输出的合作伙伴。先是成为 欧洲地区第一家与新华社开展专版合作的华文媒体，后又与家乡党报《温州 日报》报业集团的数字报在欧洲实行了捆绑销售，使得遍布全球数十万的温 州人以最便捷的方式和本地市民同步阅读温州四大报纸，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由此荣获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称号，成为全国地市级唯一获此 殊荣的新闻单位，被新闻出版总署等国家四部委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 业”，被誉为海外华文媒体与侨乡主流媒体合作的范本。《欧华时报》和 《温州日报》境外、境内两张“温”姓报纸，合作双赢，名利双收，成为地 方党报从内容到资本“走出去”的公共外交尝试，也是我国报刊文化输出的 有益探索。
二是“发绣外交”。温州发绣先后伴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苏 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荷兰女王贝娅•克里格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尼 泊尔国王和王后的肖像作品，走进白金汉宫、荷兰王宫、克林姆林宫和马来 西亚首相官邸。2008年5月马克思诞辰190周年之际，温州发绣马克思肖像， 由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馆赠予德国特利尔市马克思故居博物馆，成为温 州发绣作品被世界级博物馆珍藏的第一件作品。在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民间 力量的斡旋下，2000年10月温州发绣展览办到联合国总部。邓小平、江泽 民、克林顿、邱吉尔、戴高乐、叶利钦等18幅世界伟人发绣作品纷纷亮相， 现场绣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肖像。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金永健、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联合国公使王同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邱绍芳等参加了开 幕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英凡称赞：“你们绣得很好， 为祖国争了光。”
三是“书画外交”。旅美温籍画家陈雪薇古稀之年参加美国总统里根 的就职典礼传为一段中美外交佳话。缘由是里根夫妇偶然在华盛顿华人教会 看到陈雪薇画作，爱不释手。后经朋友联络陈雪薇选送3幅作品寄给里根祝 贺他总统连任。1985年元月，陈雪薇作为总统亲自邀请的中国民间客人赴华 盛顿参加了里根的就职庆典。陈雪薇80岁生日之际，又收到克林顿总统夫妇 贺信，陈雪薇以作品《松鹰图》回赠并贺克林顿50岁生日，受邀参加了总统 生日音乐会。两位美国总统对陈雪薇作品欣赏有加，旅美华裔画家享受如此 礼遇并不多见。艺术家的外交笔墨跨越了国界，将温州的“书画外交”做到 美国白宫。身为纽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委的陈雪薇，还斡旋原国民党高 级将领、战后中国香港受降官潘华国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香港特区筹 委会副主任鲁平实现了历史性会见。
四是“办学外交”。与温州华侨中学、瓯北中学，永嘉县瓯北第七小 学结为友好学校的奥地利维也纳中文学校是旅奥侨胞吕小英创办。维也纳 中文学校是第一所拥有“孔子课堂”称号的中文学校，被国务院侨办和中国 海外交流协会授予“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称号。10周年校庆时，奥地利总统 菲舍尔邀请师生代表做客总统府，而在15周年校庆时，菲舍尔则亲临学校祝 贺。出席庆祝活动的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史明德在致辞中表示，在奥地利作为 总统访问海外中文学校还是第一次，维也纳中文学校搭建了良好的公共外交 平台。温州肯恩大学则是教育外交的大学模式。美国尤宁郡是温州第三座国 际友好城市，两地结好15周年之际，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筹建的温州肯恩 大学，成为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城市友好合作的新平台。教育为媒，使五百 年和五千年的中西文化实现亲密对接。
温州公共外交的转型发展
温州公共外交探索过程显示和温州经济相似的发展轨迹，实践先行， 理论滞后；发展在前，规范在后；民间快捷，政府跟进。温州以往的公共外 交表现了地域上非局限的广泛性，主体上非官方的民间性，意识上非自觉的 自发性，行动上非系统的分散性。当下的温州公共外交处于自为到自觉，分 散到有序，单一向多元的转型之中。
温州积极谋求公共外交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注重理论上的科学 性，行为上的规范性，发展上的持续性。
首先是建立组织，整合资源。温州市政协牵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市 级公共外交协会，为温州公共外交事业搭建了有序的活动平台。
其次是梳理案例，回顾反思。汇集温州公共外交实例，编辑《温州人 走出去中的公共外交智慧》，对自发的民间外交活动进行回顾与反思。 再次是官商合作，外交巨制。组织官民合作的公共外交活动，使温州 进入公共外交快车道。2012年8月，温州公共外交协同北京温州商会承办首 届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致辞，论坛发表了《北 京宣言》，产生较大国际影响。
最后是理论学习，提升修养。温州恶补公共外交理论的缺失和空白， 走出去，与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合作，举办全国首个公共外交理论高级研修 班，邀请李肇星、赵启正等外交大家、学者莅临温州讲学。
张小燕：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的经验与借鉴
张 鹏
大型博物馆作为一类公共文化交流平台，使公共外交主 体和客体之间能够进行直接接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日本 展厅通过长期积累和公关策划，形成了其传统与现代交融、 注重在实物展览的同时与公众互动的风格，在展室布置上也 有可资借鉴之处。这些细微和具体的公共文化外交工作能够 使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对于中国在海外大型博物馆的布展工 作也有借鉴意义。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是西方世界最为 知名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大都会博物馆位于 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西南方向，主建筑物面积约有8万平方米，展出面积共 计20多万平方米；2013年度参观人数超过620万人，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和巴黎卢浮宫；在19个永久收藏品馆部中，博物馆藏有超过 20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在室内设计方面，各馆部根据展品模仿不 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的风格，从公元前的古埃及、古罗马延续一直至现代美 国。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Asian Art）共计安排了54个展厅，其中有10个日 本展厅，编号为223—232。与其他如中、印、韩等亚洲国家的展厅不同，日 本展厅在布局上完全独立于其他亚洲展厅，这在客观上使得日本展厅在相应 的公共关系策划和公共关系实施上获得了较大空间与主动权，与其他亚洲国 家的布展相比获得了先天优势。从公共外交以及国际公共关系研究的角度来 看，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对中国进行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有以下三个方 面的启发。
公共文化外交中的博物馆平台
从博物馆学的角度而言，博物馆是“科学研究及文化教育机构，也是 物质和精神文化遗存以及自然标本的主要储藏室。”其主要任务是“搜集、 保存各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和文献资料”（引注部分参见傅正伦：《博物 馆学概论》）。从这些定义和表述来看，博物馆的功能更主要的是其内部建 设、科研、保管和陈列。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博物馆功能的归纳，主流观点 是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方面说。总而言之，从专业的博物馆学角度来 看，博物馆面向公众的部分或对外的部分并不排在首要位置，甚或不是博物 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博物馆是天然的公共关系场合，特别是大型综 合性博物馆和历史、文化、艺术类专业博物馆，更是开展公共文化外交和国 际公共关系活动的平台。
英国《艺术报》（The Art Newspaper）曾于2012年4月发布“2011年全 球博物馆参观人数”报告，报告显示，该年度全世界范围内年参观人数达 100万以上的博物馆有52家。而且，这些博物馆所在的城市与这些城市的国 际化程度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如伦敦、巴黎和纽约分别有7家、5家和3家博 物馆上榜。对于国际旅行而言，参观著名博物馆几乎是必然的选项，这一点 可以从各种旅行类图书中得到印证。
大型博物馆还是经常性举办较大规模公共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之一。 在实际操作中，博物馆经常为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类特展、年展和 双年展的落地提供场所；西方国家有“博物馆之夜”的传统，即每年选定部 分周末或其他时间，通过通宵开馆和免收或折扣门票的方式，用节日的方式 开展博物馆与公众的互动；目前还可以找到不少名人签售、灯光展、时装发 布会、电子音乐节在博物馆举办的例子，说明博物馆的运作也可以和部分商 业活动联系起来。
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的固定展览和特藏部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和 相对稳定的，可以进行深度公共关系策划的环节。特别是在海外大型博物馆 中，以文明体划分的展品和展室构成博物馆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落地” 型的长期运作，完全有可能实现公共文化外交的目标，以及实现塑造民族国 家良好形象的国际公共关系目的。大都会博物馆的日本展厅，不仅从展厅位 置、市内设计和布展等方面，以及在展室“软环境”的策划上，与其他亚洲 文明体的展厅相比，都体现出开展公共文化外交和进行国际公共关系工作方 面的用心，相对有效地运用了公共文化外交中的博物馆平台。
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的特征
与中国国内的大型博物馆相比，海外同类博物馆，特别是西方国家博 物馆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常规展品来源几乎不受地缘限制。例如大都会博 物馆的19个馆部中，有16个馆部就是直接用展品来源地划分的。卢浮宫、大 英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等博物馆机构的馆部设置，基本上也是按照地缘划 分。这当然与这些国家的殖民史有关，长期殖民海外，使得它们的博物馆有 机会汇集世界各地的展品，久而久之，西方的博物馆就形成了宽泛的收藏习 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西方大型博物馆，确实堪称世界级的博物馆。反 观不少中国国内的大型博物馆，其藏品来源相对要单一许多。在展品权属问 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海外大型博物馆的这一特点，客观上使得在海外大型 博物馆中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可能。大都会博物馆日本展厅与其他亚洲文明体 展厅相比，形成了几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首先，展品安排上的传统与现代交融。日本展厅充分运用了相对独立 和集中的10个展室给予的空间，在布展安排上，体现日本传统文化的展品 （如和服、绘画及书法等）全部设置在依附墙体的橱窗内；现代展品（如现 代雕塑、铁艺等）则全部安排在不设置橱窗、不依附墙体的展室结合部等 处。在传统文化展品的介绍上，突出其历史感，在现代展品方面则刻意显示 出创作者的年轻，在日本展厅的展品中，最早的展品可以溯及两千年前，最 新的展品则是一位生于1980年的艺术家创作的工艺品。这个特点也与整个大 都会博物馆的风格相吻合，众所周知，美国的建国历史较短，在文化领域， 美国的优势也较多地体现在现代艺术方面，因此大都会博物馆有很大比例的 现代艺术成分。
其他亚洲展厅的展品则完全没有这样的安排。例如中国展厅，最晚期 的展品是晚清的鼻烟壶；在“中国庭院”的展示部分，也没有现代作品，而 且中国展厅和“中国庭院”也未能融为一体，很难使公众通过大都会博物馆 对中华文明的传统、延续和发展形成完整的认知。
其次，展室设计上的亲和力与动静结合。步入日本展厅，会明显发现 其灯光、地毯和建材搭配都经过精心设计。展室色调和地毯设计，使公众很 容易就能进入安静观展的状态。10个展室的整体分布呈长方形，没有采用略 显呆板的一一对称结构，而是设计出一定的错落感。在231展室（最大的展 室之一），设计者专门安排了一个精简版的“日本庭院”，通过一方黑石， 辅之以流水，营造出一种日本庭院的意境。仅仅是一笔勾描，就将滑石的灵 动、清澈的溪流和湍湍水声结合在一起，驻足者多矣。
从公众的角度而言，这样的“日本庭院”，是否和日本展厅之外的 “中国庭院”存在某种竞争关系，这样的想象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相对于 日本展厅，被捆绑在一起的中国展厅和韩国展厅就显得在亲和度上不够突 出，一方面，呈走廊式的中国展厅很难吸引参观者的驻足，另一方面，韩国 展厅很难摆脱附属于中国展厅的感觉。印度展厅则被安排在一个位置不佳以 及场地显得更为局促的角落。这样一来，其他亚洲文明展厅很难形成精巧的 展室设计，和日本展厅形成竞争较为困难。
最后，注重展厅软环境与公众交流。这主要体现在参观者与展厅管理 人员的互动方面。通过观察，博物馆为日本展厅安排有两到三个固定的工 作人员，印度展厅则只有一个巡视性质的工作人员。日本展厅的最后一个展 室即232室，被完全设计成了一个参观者休息室，配备有日式古典家具、介 绍日本艺术的书籍、画册和宣传片。该展室专门配备一位工作人员负责管理 和接待。在笔者参访博物馆期间，恰好有美国日本艺术协会（Japa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的组团参观活动，各种肤色的日本艺术爱好者和艺术家 能够聚集在一起，232室就是参观的起点。
这些通过博物馆进行的公共文化外交和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具有长期性 和稳定性，谁是这些工作的推手？大都会博物馆将捐赠名单铭刻在参观者出 口处，其中能够看到不少日本企业和个人的名字，也许这就是答案。
中国开展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交往发展与进步的特点是融入了不少新的思 路，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公共文化外交作为公共外交和国际公共关系的一 部分，随着孔子学院布点、中外文化交流年、中国文学艺术作品外译等等活 动，已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海外博物馆也可以 成为公共文化外交的优良载体。不仅仅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日本展厅，韩国在 欧洲大型博物馆（例如三星赞助卢浮宫的讲解器系统）的经营等例子，也可 以支撑这一判断。
然而，从笔者目前访问过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和大 都会博物馆的体会来看，中国元素在海外博物馆的布局和拓展仍有空间。 在中国情境下，大范围开展海外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还有一些有待解决的 问题。
第一，海外博物馆中国展品的权属问题。海外博物馆中国展品回归问 题，长期影响着中国国内舆论。在国内舆论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面 向海外博物馆的公共关系投资，具有较大风险。
第二，开展海外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问题。从日韩等国的 经验来看，进行海外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施动方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基 金会和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虑及涉外问题，中国的公共文化外交 中，政府主导、归口管理的做法还比较明显。
第三，海外中华文化团体对接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有相当多的华 人社群，存在不少中华文化团体，如何对接这些团体的力量，在海外博物馆 中开展公共文化外交等国际公共关系活动，也因为海外华人团体的分化，具 有操作上的困难。
在中国开展海外博物馆公共文化外交的前景方面，本文认为，虽然有 前述困难，但不能因此轻易放弃在海外大型博物馆开展公共文化外交的机会 和阵地。公共文化外交需要精心的国际公共关系策划。这里仍以大都会博物 馆为例，其中国展品中，有一个橱窗专门展示了“唐代来华人俑”，中国历 代先民通过各种方式刻画出的鲜活外国人形象，就是一个很好的特展主题。 由外事部门进行指导，通过公共关系公司的运作，联合对自身国际形象塑造 感兴趣的国内企业，通过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展厅进行特展的方式，助推其 打入西方市场，未必不可。
张 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上海交 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国际关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