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互信与人文外交

刘卿 等

2012年8月，察哈尔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张家口共同举办了“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张家口2012”。期间，举办了“中美战略互信与人文外交”专题论坛，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的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对话。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经各位发言人审阅。

中美互信：有还是无？

刘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的互信问题，最能够表达当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是有互信的，但中美互信也存在问题。中美的战略互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对战略互信的理解不一样。

首先是中美战略需求，决定着中美互信。双方互有所求越小，战略互信必要性也就越低。其次是战略空间问题，战略空间排他性越小，战略互信则越强。我们看地面战略空间、经济战略空间、太空战略空间、网络战略空间，由于都具有私密性和排他性。中美在四大领域里面，地缘战略空间、网络战略空间、太空战略空间排他性是比较强的，而在经济战略空间里面，排他性比较小。因此，在经济领域，中美互信就比较强。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中美战略关系进入不确定时期，这个阶段矛盾增加了。中美互信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引起各方极大的关心。这说明中美互信确实是很大的问题，而且不是新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存在。中美关系有四大结构性矛盾，第一就是战略互信问题，第二是经贸问题，第三是人权问题，第四是台湾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其中，中美战略互信是两个领导权的问题，一个领导权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另一个领导权，是我们中国担心美国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权。

邢苏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部副主任）：
整个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理论角度似乎可以说，中美之间迎来了所谓的“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就是每个个体都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所谓理性选择。大家并不想双输，但整体结果是大家都输了。出现“囚徒困境”，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双方没有信任，互信缺失。当然现实世界中不应只有线性思维。在分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形成囚徒困境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巨大的利益联系。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当前中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已难分彼此、高度互赖。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虽然相互间经济竞争也在不断加大，但从根本上中美都从各自的成功中获益。从中方角度看，我们诚心诚意追求互利共赢，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根植于各自的根本利益，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最大特点可能将是和平竞争、困难共处，用相对消极的话说是“斗而不破”，相对积极一点，则可称为“和而不同”。

新形势下，要推进中美战略互信，首先需要中美双方都要自信，如果对自己都不自信的话，要建立相互间的战略互信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加强多渠道的交流，这个是最基本的。人和人没有交流谈不上互信，要有各种具体的措施。三是在政治上，我觉得中美之间要建立一个框架，要在承认分歧的同时超越分歧。要加强公共外交，挖掘中美价值观共通的地方。这需要双方都具开放包容的精神。如果双方达成共识，有大家都认同的原则和承认的普世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双方现实利益上的矛盾就更容易得到有效掌控。中美战略互信需要持续累积，并通过正向反馈不断得到提升。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一个程度概念。强调程度概念，就是中美互信，基本上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高和低的问题。在中美之间，不可能没有互信，只是互信程度不高，或者有多高的问题。如果没有互信，国家之间就产生不了合作，而中美之间是有大量的合作。我们只能说，中美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够高，我们的合作水平不够，我们不能说中美之间没有信任。完全没有信任的国家很少，即使在敌国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信任，但是很低。就是两国交战，我相信他不会使用原子弹攻击，这个也是信任。

熊讳（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传统的战略互信，表现在政治家和职业外交官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欧洲国家之间，不管是国家利益分歧多么大，人的尊重是能够做到的。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交媒体的发展，整个传统小圈子的互相信任已经不存在了。中美两国高层，互相对话是给媒体、网络、各式各样的人来听的，这个就很麻烦了。

从外交层面理解中美战略互信问题。首先从历史经验的维度来看，大国间的战略互信应该有什么样的基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应该建立在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上，即称之为外交上的共同文化。一是大家对于国际体系的规则如何运转，以及国际法最基本的规范要有一定的共识，二是在行为规范上，大家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包括从外交上。一个国家的外交部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对方能够接收到，认为你这个是善意的，或认为是不舒服的。这个是传统的战略互信，必须要有的基础。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如果依靠传统方式，很难达成我们所描述的80年代，或者以前想象当中的战略互信。那种日子已经不存在了。

人文外交：中美建立互信的途径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文外交，我认为是一种精英外交，可能是最能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或者国家精神。人文外交的概念，一定要搞清楚。这是战略思想高地的问题。

人文外交在现阶段的意义，尤其是在战略互信层面上，就是要心理上套牢，就是要让美国理解中国依然在转型，依然在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中国正在转变，例如公民社会、权力制衡、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文外交，如果不能暂时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失败。因为只有在这个层次上，进行人文外交才不至于夸大彼此分歧。

波兰的领导人曾经提出这么一句话，鱼缸里的鱼和鱼汤里的鱼有什么区别，就是鱼缸里的鱼可以转变为鱼汤里的鱼，但是鱼汤里的鱼没有办法转变为鱼缸里的鱼。这个就好像中国和美国，中国是一个缸，我们就是里面的鱼。只有他们都是鱼，我们才能互相欣赏。所以说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一定要考虑最尖锐的问题，要在交流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而不是掩盖问题。

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之间原本在人文领域就有多种交流渠道，包括文化、教育、体育等各个方面的。2009年，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时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将这么分散的渠道整合成一个统一性的交流机制，于是就有了中美人文交流高级磋商机制的产生。2010、2011、2012年，该机制已经举办了三届。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么一个高级别的人文交流机制呢？从大的背景来说，跟文化因素本身日益增强的重要性有关。冷战后文化因素不断凸显，这不是一句空话。但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内容丰富而庞杂，要进行人文交流或文化外交，必须对文化加以分类，如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文化等类别，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到底哪些文化交流活动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比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交流中，文化价值观才是核心要素，对于文化影响力的发挥起着最为主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中包含许多相互抵触、相互对立却又共生着的文化价值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去跟人家做交流呢？这就涉及到文化价值观取舍的标准问题。

文化价值观取舍的标准怎么确立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古代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与西方文化、美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存在根本性差异，语境不同，文化不对称，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标准衡量，如何做出取舍，都可能遇到西方海洋文明的断章取义。在中美人文交流中，这一点特别要注意。其次，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闭关主义都不可取，我们在中美人文交流或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的人文交流过程中，要保持改革开放后我们文化价值革新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中国文化在保持自身中国特色的同时，要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

中美人文交流形式丰富多样，表面上似乎很少涉及文化价值观，但实际上真正能促使中美人文交流深化的，以及能为中国赢得文化软实力的，还在于文化价值观。

范勇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副研究员）：
中美文化层面的了解，必须要做，重点要放在思想层面上。我的基本观点是思想意识形态斗争，最根本的是对时代面临根本性问题的有效性的回应。任何一个重要人物和学派，都是回答世界上的这个基础问题。黑格尔、马克思当时争论的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个是当时18世纪欧洲的根本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出马克思、卢森堡，可以说这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

思想的传播和竞争，导致话语权利，这个是国际关系，也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我们中国不一定非得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面对世界，真实地展现自己。经过有效的宣传，再加上国际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我们就能够产生一定的话语实力。

潜旭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间的交往加深，移民活动空前活跃，交往广度超前。不同民族有冲突、有融合，由冲突到融合是人类发展的规律。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渊源流长、本质祥和，是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中国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中华文明具有深厚根基。

美国文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世界之中昂然挺立。美国人民重视国家利益，倡导民主自由，注重实效，赋予创新传统，当然也有对外扩张、个人主义的弊端。中华文明和美国文明都是多种文明不断的融合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文化，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种族，都在美国融合。

在现有条件下，维持持久的共赢关系，应该要加强中美在社会领域的交流，增进教育领域相互交流，为增进青年一代相互了解，通过电影、音乐、舞蹈等丰富多彩艺术形式，推进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加强媒体交流，搭建信息共享和相互尊重的平台。通过政府、学术界的平台，增进互相了解。

马加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其实有时候承认人家强，这也是一种自信。看到别人弱，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我超过你，或者将来超过你。

公共外交、人文外交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要以文化融通为结合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西方文化也博大精深，它也有很多可取的地方。美国文化精神可以归结为两点：进取和创新。在我们跟西方，或者美国交往的过程当中，要看到我们的优势，也要看到人家的优势，这个也是一种自信。美国有先进的东西，还有先进文化。文化的东西沟通起来就更方便，而且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这种沟通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我们不能改变作为国家行为体双方的战略意义，公共外交解决不了，人文外交也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互信为突破口，建立双方的文化交流关系。

黄亚中（外交部高级外交官创新实践委员会综合组组长、参赞）：
除了经济、政治、军事外，其他都可以放到人文中。从阳春白雪到哲学思想，从下里巴人到民俗时尚，都是人文的一部分。

在以主权国家进行利益分割为主线的国际关系当中，中美人文交流，这种貌似非功利性的交往属于边缘化地位，好像只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民族国家行为最深层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一个国家的利益，如果想象成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是生存问题，中间的是发展问题，最高层的是追求和推广自己价值观、制订游戏规则。

不同的生存环境会造成不同国家的行为方式的差异性。西方人讲利益，中国人重感情。西方人讲规则，中国人讲动机。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讲孔融让梨，但是西方人不理解。一个人不可能分得公平，实现优化配置、共同利益最大化。但是中国人讲，梨是分对了，感情却分没了。

西方人将中国文化作为猎奇来看，并不是代表真正接受了。只有在根本价值观上认同你的前提下，才可能认同相互的差异，所以我们要保证求同存异的平衡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西方媒体黑中国的时候，就算不说难听的话，他只要突出你差异性，把你描写成一个另类就够了，就足以引起人们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