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如何增强公共外交的正能量
公为明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中国梦”形象、具体，更富感召力，可以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为中国改革发展和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对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向前发展的意义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国家富强是公共外交的支撑和目标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最重要的梦想。从根本上来说，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和维护一国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本质体现。国家富强也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国家能为公共外交的实施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和各种支持。
打铁还需自身硬，弱国是无外交可言的。国家的富强程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形象。旧中国积贫积弱，没有哪个列强把中国放在眼里，纵有像顾维钧这样的杰出外交官也是无济于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拥有核技术和在朝鲜战场的顽强作战，中国形象得到改善。公共外交针对的是一国的政策和形象，没有国力作支撑的公共外交，也注定不会有太多人
关注和理睬。只有国家富强，外交才有底气，国人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才会有自信和尊严，国家硬实力的支持会使公共外交更加游刃有余。举例来说，美国于1953年设立美国新闻署，将公共外交上升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近年来，法国用于公共外交上的投入已经达到每年13.5亿欧元的规模。早在1990年6月，日本政府就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会议”，目的是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的以公共外交为重要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一直以来，政府一直在公共外交的幕后，是公共外交的可靠后盾。公共外交虽然不同于传统外交，没有正面的政治力量的直接参与，但是政治力量对办好公共外交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美国的公共关系协会和国会中各种外交委员会都得到了政府和国会的资金和各种资源支持。原先在政府和国会任职的高官在卸任后有许多在从事公共外交工作。911事件之后，美国为公共外交大幅增加了财政拨款，美国与所谓“邪恶国家”的接触也多采用公共外交形式。相比之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国互联网白皮书等，为促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资料和数据支持。孔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新闻媒体的国际交流和文化艺术演出都与政府的力量密不可分。索马里护航和利比亚撤侨事件等更体现了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强大力量。在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应着力构建各种政治力量鼎力支持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因此，政府的“搭台唱戏”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人民幸福是公共外交的动力和源泉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梦”的实现中，人人都享有出彩的机会，这是“中国梦”一个突出的亮点。维护国家利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都离不开个人的参与，个人是公共外交的细胞。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既需要公共外交行动，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以国民本身的幸福生活作为基础。公共外交的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
刘宏
华侨及一部分海外华人可以在以下三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在国内实践和在国外介绍中国道路，可以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发展来弘扬中国精神，可以共同推动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统一，以强化中国力量。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
2012年11月29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理念和目标。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觉得，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华侨华人自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和实践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
首先，从可能性和必要性来看，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国梦”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国梦”的产生和演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产物。实现“中国梦”已经并将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百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为了寻找中国的复兴之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中国梦”的第二个百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力求在新中国建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上看，近代华侨史同晚清至1949年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下南洋还是远赴美国、澳洲淘金，都是由于移民在祖籍地无法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海外华侨也因而深知，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以及故乡的亲人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支持抗战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说的“华侨为革命之母”和毛泽东对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赞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就是对华侨在“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直接肯定。
从1949年至今的60多年间，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体现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资的引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通过海归创业、高端人才的引进、科技创新等）以及与全球化的接轨。因此，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认为，华侨华人对“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努力推动华侨华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具体的作用，通过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各种方式，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的讲话用了“三个必须”来指明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对此我非常赞同。笔者在今年年初前出版的《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提出，要真正了解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特征和意义，我们必须充分把握华侨华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如何转化为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否则无法了解中国道路的外延、内涵、挑战和前景。
“中国梦”对中国外交的新要求
赵可金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外交全局的核心。“中国梦”为中国外交设定了基本轨道和前进方向，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共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梦”为中国外交设定了目标使命和工作任务，要努力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为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梦”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所针对的是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疑虑情绪。从外交领域来看，“中国梦”设定了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大致轨道和前进方向，已经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外交全局的核心，为中国外交设定了目标使命和工作任务。与其他一切具体目标相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根本使命。在此种战略坐标系中，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何种变化，中国外交目标的核心是明确的稳定的，那就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在实践中，中国外交要努力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为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度生活在屈辱感之中。“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新生共和国政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加入了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成为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并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经过新中国诞生后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就是中国外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必须紧紧围绕的中心和大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它为新时期的外交设定了明确的任务。
“中国梦”要求中国外交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
“中国梦”的第一要义是“国家梦”，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和300
“中国梦”传播中的人文关怀
赵新利
“中国梦”提出后受到各方关注，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的重中之重。“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前程和幸福息息相关，其传播就必须从“人”的角度做文章，注重传播的人文关怀。中国政治传播的人文关怀可以从理性化传播、人性化传播、趣味化传播等方面加以改进。而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中国梦”的故事化传播策略。
政治传播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语境发生持续变化。人们还清晰地记得，1984年天安门国庆阅兵式中，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时，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打出“胡哥加油”的标语。2009年2月，温家宝在访问欧洲期间，欢迎温家宝的中国留学生赫然高举“我爱宝宝”的字幅。近来，备受关注的“学习粉丝团”微博亲切地喊出“习大大”。而在此之前的“习大大”“胡哥”和“宝宝”等称谓显得随意、自然、不拘一格，正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性格的体现，也折射出中国政治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
但是，中国的政治传播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高大全”的宣传思维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传播领域。“雷人抗日剧”中将敌人过度“矮小化”、将英雄过度“高大化”的雷人情节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人物的报道同样存在“高大全”现象，树立的新英雄形象都是在生活、工作、道德等所有方面尽善尽美。这种思维不仅在政治传播领域存在，在当前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普遍存在。在涉及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传播活动中，“高大全”式的手法更为突出。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时在早稻田大学与日本球员福原爱和中国乒坛一姐王楠对打，日本乒乓球协会副会长木村兴治评价说，“胡锦涛主席打得非常积极，属于攻击型打法。”中国媒体普遍报道胡锦涛“球技精湛”，“一人力战两大名将”，并以“5:3赢得胜利”。领导人很擅长某种体育活动，是政治传播的宝贵资源。但上述这种报道无疑太过追求“高大全”，缺乏平民视角和人性化。
在道德训导和稳定社会方面，“催泪宣传”往往效果显著。如“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自2002年举办以来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历程，是改良了的“催泪宣传”，起到了很好的道德训导效果。它淡化了过去“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主人公多为公众视野中的小人物，注重从平凡人、平凡事中挖掘感人要素，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平静的感动，给社会和人心带来正能量。但是，“感动中国”固然非常感人，有的例子却让人觉得这种感动是痛彻心扉的，甚至太过残酷。例如，2013“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事迹中，10位年度人物里有9位的事迹与死亡、残疾、病痛有关，其中守礁军人李文波“新婚5天后回到南沙，20多年来，与妻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年”，母亲病危时却奉命返回南沙，次日母亲病逝。这个事迹彰显了克己奉公的精神，却在亲情、爱情、尊重生命等方面给人留下遗憾。这种“催泪宣传”虽然“感人”，甚至“感天动地”，却未免有些“缺乏人性”。
上述的“高大全”和“催泪宣传”，也是政治传播人性化缺失的具体表现，“催泪宣传”中也存在“高大全”的宣传思维。可见，“高大全”宣
从对非外交看“中国梦”的对外传播
贺文萍
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如何与非洲人民实现减贫和发展的“非洲梦”相互对接、共同发展和实现梦想，其实就是要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以及发展后的中国如何能够帮助相对滞后的非洲也实现其渴望脱贫和发展的“非洲梦”。一个是中国自身的如何发展，一个是中国如何帮助非洲发展，这看似简单的两个“发展”命题，却蕴含着广博和深厚的内涵，在对外传播时需要借助政府、企业以及NGO等不同行为主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沟通和宣介。
政府：传播用语需用“真、诚、实”代替“虚、泛、空”
长期以来，政府作为对外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主体，在外交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航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的政府外交由于受一些固有惯性思维以及传统话语体系的限制，在宣介中国对外政策时所使用的传播用语也常常是一些千篇一律、比较固化的套话，甚至表现出内容虚幻、措词空泛、针对对象笼统等特征。不少外国学界和媒体在解读中国的外交表述时，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试图在字里行间的某些细微不同处来“挖掘”出我们政策的“新意”，而这自然容易导致媒体解读中的偏差以及与我们政策初衷的不符甚至相悖。
在对非外交中，我常常听到非洲各界的朋友们说，中国的对非政策听起来都很好，比如“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赢发展”以及“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但这些表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双边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而不是要帮助非洲实现的发展目标。另外，这些原则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中国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和任何国家，对非洲国家的特定针对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害怕和担忧中国强盛会危及其霸权和世界主导地位截然不同的是，非洲国家希望中国强大，但担忧的是强大后的中国是否会重蹈西方国家对非洲过去所做过的事情。非洲渴望摆脱落后与贫困、实现自立和发展。因此，减贫与发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共享全球化成果、推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等具体的政策目标表述应该更贴近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当下关切。
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对接的日益频密与多元，中国政府在政策传播用语方面已经在进行调适。中国领导人还把自身独特的领导魅力和极具亲和力的语言表述方式揉和融入到相对具有惯性和刚性的政策原则陈述之中，起到了很好的外交效果。如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非时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时，不仅开篇用斯瓦西里语问候大家，而且在演讲中特意提及被翻译成斯瓦西里语、在坦桑尼亚热播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以及一对对中国青年人通过到坦桑尼亚度蜜月旅行而由此爱上非洲的故事。这些紧贴地气、通俗易懂和平易近人的语言一下就拉近了领导人与人民的距离，无怪乎习主席短短30分钟的演讲就收获了30次的掌声。
国家富强是公共外交的支撑和目标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中国梦”形象、具体、亲切感召力，可以更好地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为中国改革发展和全面进步指明了方向，对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向前发展的意义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最重要的梦想。从根本上来说，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增进和维护一国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实现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本质体现。国家富强也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国家能为公共外交的实施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和各种支持。
打铁还需自身硬，弱国是无外交可言的。国家的富强程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形象。旧中国积贫积弱，没有哪个列强把中国放在眼里，纵有像顾维钧这样的杰出外交官也是无济于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拥有核技术和在朝鲜战场的顽强作战，中国形象得到改善。公共外交针对的是一国的政策和形象，没有国力作支撑的公共外交，也注定不会有太多人关注和理睬。只有国家富强，外交才有底气，国人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才会有自信和尊严，国家硬实力的支持会使公共外交更加游刃有余。
举例来说，美国于1953年设立美国新闻署，将公共外交上升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近年来，法国用于公共外交上的投入已经达到每年13.5亿欧元的规模。早在1990年6月，日本政府就设立了“国际文化交流推进会议”，目的是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开展的以公共外交为重要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一直以来，政府一直在公共外交的幕后，是公共外交的可靠后盾。公共外交虽然不同于传统外交，没有正面的政治力量的直接参与，但是政治力量对办好公共外交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美国的公共关系协会和国会中各种外交委员会都得到了政府和国会的资金和各种资源支持。原先在政府和国会任职的高官在卸任后有许多在从事公共外交工作。911事件之后，美国为公共外交大幅增加了财政拨款，美国与所谓“邪恶国家”的接触也多采用公共外交形式。相比之下，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国互联网白皮书等，为促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资料和数据支持。孔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新闻媒体的国际交流和文化艺术演出都与政府的力量密不可分。索马里护航和利比亚撤侨事件等更体现了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强大力量。在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应着力构建各种政治力量鼎力支持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可操作的制度保障。因此，政府的“搭台唱戏”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人民幸福是公共外交的动力和源泉
刘宏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
贡献，为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从历史上看，近代华侨史同晚清至1949年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下南洋还是远赴美国、澳洲淘金，都是由于移民在祖籍地无法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海外华侨也因而深知，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以及故乡的亲人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支持抗战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说的“华侨为革命之母”和毛泽东对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赞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就是对华侨在“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直接肯定。
从1949年至今的60多年间，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体现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资的引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通过海归创业、高端人才的引进、科技创新等）以及与全球化的接轨。因此，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所以，我们认为，华侨华人对“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其次，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努力推动华侨华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具体的作用，通过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各种方式，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的讲话用了“三个必须”来指明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对此我非常赞同。笔者在今年年初前出版的《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提出，要真正了解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特征和意义，我们必须充分把握华侨华人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如何转化为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否则无法了解中国道路的外延、内涵、挑战和前景。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
2012年11月29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理念和目标。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从可能性和必要性来看，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国梦”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我们知道，“中国梦”的产生和演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产物。实现“中国梦”已经并将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百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毛泽东，为了寻找中国的复兴之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中国梦”的第二个百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力求在新中国建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
20世纪第一个百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力求在新中国建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上看，近代华侨史同晚清至1949年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无论是下南洋还是远赴美国、澳洲淘金，都是由于移民在祖籍地无法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海外华侨也因而深知，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够让他们以及故乡的亲人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支持抗战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说的“华侨为革命之母”和毛泽东对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赞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就是对华侨在“中国梦”的第一个百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直接肯定。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的关系
从1949年至今的60多年间，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体现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外资的引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通过海归创业、高端人才的引进、科技创新等）以及与全球化的接轨。因此，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所以，我们认为，华侨华人对“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中国梦”对中国外交的新要求
赵可金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外交全局的核心。“中国梦”为中国外交设定了基本轨道和前进方向，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共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梦”为中国外交设定了目标使命和工作任务，要努力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为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梦”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所针对的是国际国内舆论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疑虑情绪。从外交领域来看，“中国梦”设定了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大致轨道和前进方向，已经成为新时期统率中国外交全局的核心，为中国外交设定了目标使命和工作任务。与其他一切具体目标相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根本使命。在此种战略坐标系中，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何种变化，中国外交目标的核心是明确的稳定的，那就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牢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在实践中，中国外交要努力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为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中国梦”要求中国外交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
“中国梦”的第一要义是“国家梦”，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和300万平方公里海洋疆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必须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
为此民族振兴创造条件，为人民幸福开辟新路，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作为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度生活在屈辱感之中。“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新生共和国政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加入了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成为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并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经过新中国诞生后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就是中国外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必须紧紧围绕的中心和大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它为新时期的外交设定了明确的任务。
“中国梦”要求中国外交为国家富强保驾护航
“中国梦”的第一要义是“国家梦”，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域和300万平方公里海洋疆域。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必须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
“中国梦”传播中的人文关怀
赵新利
“中国梦”提出后受到各方关注，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的重中之重。“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前程和幸福息息相关，其传播就必须从“人”的角度做文章，注重传播的人文关怀。中国政治传播的人文关怀可以从理性化传播、人性化传播、趣味化传播等方面加以改进。而实现这三个方面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中国梦”的故事化传播策略。
政治传播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传播语境发生持续变化。人们还清晰地记得，1984年天安门国庆阅兵式中，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2008年4月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时，法国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打出“胡哥加油”的标语。2009年2月，温家宝在访问欧洲期间，欢迎温家宝的中国留学生赫然高举“我爱宝宝”的字幅。近来，备受关注的“学习粉丝团”微博亲切地喊出“习大大”。而在此之前的“习大大”“胡哥”和“宝宝”等称谓显得随意、自然、不拘一格，正是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性格的体现，也折射出中国政治传播语境的深刻变化。
但是，中国的政治传播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高大全”的宣传思维依然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传播领域。“雷人抗日剧”中将敌人过度“矮小化”、将英雄过度“高大化”的雷人情节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人物的报道同样存在“高大全”现象，树立的新英雄形象都是在生活、工作、道德等所有方面尽善尽美。这种思维不仅在政治传播领域存在，在当前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普遍存在。在涉及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传播活动中，“高大全”式的手法更为突出。
在道德训导和稳定社会方面，“催泪宣传”往往效果显著。如“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自2002年举办以来已经走过十余年的历程，是改良了的“催泪宣传”，起到了很好的道德训导效果。它淡化了过去“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主人公多为公众视野中的小人物，注重从平凡人、平凡事中挖掘感人要素，用平静的语气叙述平静的感动，给社会和人心带来正能量。但是，“感动中国”固然非常感人，有的例子却让人觉得这种感动是痛彻心扉的，甚至太过残酷。例如，2013“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事迹中，10位年度人物里有9位的事迹与死亡、残疾、病痛有关，其中守礁军人李文波“新婚5天后回到南沙，20多年来，与妻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年”，母亲病危时却奉命返回南沙，次日母亲病逝。这个事迹彰显了克己奉公的精神，却在亲情、爱情、尊重生命等方面给人留下遗憾。这种“催泪宣传”虽然“感人”，甚至“感天动地”，却未免有些“缺乏人性”。
上述的“高大全”和“催泪宣传”，也是政治传播人性化缺失的具体表现，“催泪宣传”中也存在“高大全”的宣传思维。可见，“高大全”宣传思维仍然是中国政治传播领域的一块顽疾。
从对非外交看“中国梦”的对外传播
贺文萍
政府：传播用语需用“真、诚、实”代替“虚、泛、空”
长期以来，政府作为对外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主体，在外交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航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的政府外交由于受一些固有惯性思维以及传统话语体系的限制，在宣介中国对外政策时所使用的传播用语也常常是一些千篇一律、比较固化的套话，甚至表现出内容虚幻、措词空泛、针对对象笼统等特征。
在对非外交中，我常常听到非洲各界的朋友们说，中国的对非政策听起来都很好，比如“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赢发展”以及“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但这些表述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双边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和方式，而不是要帮助非洲实现的发展目标。另外，这些原则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中国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和任何国家，对非洲国家的特定针对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
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对接的日益频密与多元，中国政府在政策传播用语方面已经在进行调适。中国领导人还把自身独特的领导魅力和极具亲和力的语言表述方式揉和融入到相对具有惯性和刚性的政策原则陈述之中，起到了很好的外交效果。如习近平主席今年3月访非时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时，不仅开篇用斯瓦西里语问候大家，而且在演讲中特意提及被翻译成斯瓦西里语、在坦桑尼亚热播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以及一对青年人通过到坦桑尼亚度蜜月旅行而由此爱上非洲的故事。这些紧贴地气、通俗易懂和平易近人的语言一下就拉近了领导人与人民的距离，无怪乎习主席短短30分钟的演讲就收获了30次的掌声。
企业：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传播先进企业文化理念
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多元化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主体，其在非洲的投资和项目建设已成为中国对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更加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如修建学校、医院、道路，资助当地教育和医疗，帮助解决当地就业等。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远比空洞的口号更有说服力。
华侨华人与“中国梦” — 刘宏
华侨华人是中国梦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华侨华人对“中国梦”的实现，既是必要也是可能的。
从1949年至今天，海外华侨华人已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邓小平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
华侨华人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作用：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