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四个问题

赵可金 李立言 于运全 周丽娟 鲁世巍 范勇鹏 熊 炜

2012年3月29日，察哈尔学会与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 外交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文外交的视角”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文化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 的年轻官员和专家，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 院、中央戏曲学院的青年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经各位发言人审阅。

目标还是手段？

赵可金：陈毅部长有句话：“我们中国的外交是文化走在前面，后面 跟着贸易，再后面才是外交官。”所以，对外文化交流实际上这是我们中国 外交的一个优势。在新时期，随着中国外交格局的拓展，文化交流和外交交 往交织在一起，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文化交流是目标还是手段？在具 体操作层面，就是究竟以文化部为主还是以外交部为主？以文化部为主，那 可能就是目标，文化要“走出去”；以外交部为主，就是手段，要服务于外 交需要。在我看来，两个方面可能都有，但从国家发展的全局来看，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恐怕更重要，也就是文化走出去本身 可能就是目的，外交在某种程度要积极支持和配合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 交流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支柱。

李立言：文化部外联局传播处肩负着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职责，我们 的任务就是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再有就是以文化为形式或载体，通 过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来对外说明中国。以文化这种形式或内容开展对外宣 传，是国际通行的一种“软性”的手段，这和我们目前推动的公共外交的方 向是一致的。

就外联局而言，对外文化工作要坚持几个基本原则，对外，一是要服 务于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也就是外交大局，另一个是要服务于提高中国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对内，一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有就是服务于国家的和 平统一大业。因为我们讲对外文化，这个“外”是指海外，还包括港澳台地 区，也就是内地与港澳地区，以及大陆与台湾不断深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两岸四地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政府对外文化工作继续坚持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并重。事实证 明，通过文化贸易的形式或渠道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 法，那些自愿花钱看演出，自愿掏钱购买文化产品的，才会真正使人对你的 文化感兴趣，从而打动人心。所以从中央领导到文化部都非常重视，正在搭 建更多的平台、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来鼓励和扶持社会各界通过文化贸易来 开展对外文化工作。

于运全：这些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很大，一些大的动作如在 美国时代广场买广告屏，做国家形象广告，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产生了震 撼性的效果，引发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现在需要再强调的是，“走出去” 是一个工作概念，是一种形象的提法，在对外表述和学术讨论时，合适的包 装很重要，这个词最好能变通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 的讲话，在提出“公共外交”的同时也提出 “人文交流”的问题，，这两 项工作其实是并重的。从文化的角度用“人文交流”更为贴切。当然从学 术研究的角度，用“人文外交”，“文化外交”，或者是 “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交流”都可以。

鲁世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比文化“走出去”感觉要好一些。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个概念可能更大。刚才讲到文化交流是目标还是手 段？我觉得文化交流不存在我们两个部门的差别，它是整个国家层面的， 目标是为了中外的友好，是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同时也是增加 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方式。中国通过文化途径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实际上 都是为国家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文化交流是手段，服务于国家关系 的发展。

于运全：从传播的角度看，传播的主要受众要有一个精准的定位。从中 国整体的对外传播工作来说，长期一直瞄准的是中产阶级、知识界等社会精 英群体，这个也应是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一个重点人群。目前要让国外所 有民众都了解接受中国文化很不现实。就拿美国文化的对华传播来说，要让 中国的农民都看好莱坞大片、喜欢美国文化，也是不太现实的。他主要针对 的还是中国的知识群体，比如高校学生、知识精英等。这个思路值得借鉴。 说到手段和方法。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是，文化“走出去”要强调商品 化和产业化的理念，着力打造文化精品，要精心塑造一些文化品牌，这个方 面，西方国家像好莱坞的很多很多理念、手段、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当前， 文化传播还必需与新媒体、新技术相结合，这个问题大家都已认识到，在新 媒体时代，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异军突起的今天，更需要用一些新的手段去展 示和营销文化产品。

如何评估文化交流的效果？

周丽娟：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要从有利于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 力，诠释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理念，建立和维护国家形象等多方面考虑选择 剧目，创新传播方式，选择的剧目要体现和平、和谐、社会责任、天下大同 的理念，着力化解中国威胁论。传播方式要讲究戏曲的现场效果优势，与 现代传播媒介结合，如采用3D电影的方式提高剧场的效果，扩大受众面。 具有众多的戏剧种类和数量难以统计的剧目浸润着中国传统的艺术，是我 们今天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宝贵资源。

赵可金：周老师更多的是艺术的评价。就像我们前面讨论公共外交一 样，公共外交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个恐怕不是外交部能决定的。戏剧怎 样效果更好？唱戏的知道，管唱戏的不知道。所以微观的视角我觉得是非 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外交在最困难的时候，艺术还是能够“走出 去”，这个艺术的力量是你想封锁也封锁不了的。

清华讲究变量分析，还是要突出核心变量。究竟什么决定着文化交流 的效果？比如是艺术的标准，还是政治的标准？必须明确。我听了周老师 的讲解，我觉得依据艺术的标准，可能是商业的路线效果更好，而政治的 标准或者是官方的路线，可能要差一些，决定文化交流效果的最根本因素 还是艺术标准，但如何把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

于运全：当前的文化“走出去”，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评估。目 前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论述这个问题。通常说，现在国家整体的实力提升了， 但是文化建设没有跟上，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从文化领域的角度说 的较多的是，现在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其实 “大国”和“强国”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转换的逻辑关系也不清晰。从研 究的角度，我们需要以扎实的量化研究作为支撑，来说明有这几个指标就是 “文化大国”，达到那几个指标就说明你是一个“文化强国”。对于文化交 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同样需要科学的评估体系。当然这些指标和变量是 在大量的案例研究基础上逐步积累的。

鲁世巍：影响对外文化交流的因素很多，有艺术性的，还有商业性 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交流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全世界来讲，都有共 同性或者普遍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还是有差距的，文化本身脱离不 开政治。 国家行为还是民间行为？

李立言：要坚持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并行并举。现在光靠官方也不 行，因为政府毕竟人力、财力有限。第二，以政府或民间的形式开展对外文 化交流有各自的优势。在西方很多国家并没有文化部，比如美国就没有，政 府对外文化工作主要是制定文化政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促进政府间 的文化交流，给各种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提供政策支持和机制保障。而民间 是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方式更灵活、渠道更广泛、交流更深入，他们有更 大的内容自主性、更多的市场吸引力和更好的效果评估。政府要更多地发挥 政府的功能和作用。

于运全：正如大家刚才讨论的，无论多困难的时期，文化在中国外交 上、在国际社会树立形象上，它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国家对 于文化建设是十分重视的，从战略层面有很多规划，包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 决定，《“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等都可以说明。 其实文化“走出去” 也是一个国家战略。文化属于软实力的范畴，相对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领 域，战略运筹的空间比较大，从对外角度可做的事也最多。比照经济“走出 去”，虽然说我们经济实力很强，但真正把经济关系变成形象资源，变成软 实力，成功的例子不多。比较多的是各种并购失败，在舆论上被排挤指责， 甚至说你搞“重商主义”，靠国家经济实力去获取一些不正当利益。所以当 前文化“走出去”相对来说面临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

周丽娟：戏曲艺术在对外交流，在构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我主要从 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二是传播着中华民族的价 值理念；三是有助于促进和维护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传统文化对于构建中国 软实力的基础有重要意义，中国戏曲既有表层的审美，又蕴涵着深层次的价值 观。其表演有感性认识，进而引发人们的理性思考，符合人的认识规律。而其 愉悦性和现场表演的亲和力，也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印象深刻。同时也使得 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术被有组织、有计 划地送出国门，在构建和增强中国软实力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赵可金：文化交流是不是要有国家性？刚才运全讲，中国文化“走出 去”这个提法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工程来做，或者是我们一定要搞中国 文化，要把别人压下去，然后把我们提上来，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把建 设文化强国作为一个目标，这个国家性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因为在艺术问 题上，艺术家们往往都讲艺术无国界，我们反而把它作为一个工程，有的时 候是好事还是坏事？

李立言：对外文化工作既包括“走出去”，也包括“引进来”。六中 全会《决定》在阐述对外文化工作时包括两段内容：一是讲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包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 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以及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创新，不断增强中 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段强调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 化成果，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理念和成果。这就是说“引进来”这一块， 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以博大的胸怀、虚心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积极吸收 借鉴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既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在相互 交流互鉴中提升自身文化地位、更好地实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

于运全：无论是从战略定位还是策略上说，文化“走出去”的阶段性 和区域性重点也需要明确。地区上，要跟大的对外战略配套。从目前看，一 个是中华文化圈我们要继续辐射。这个主要是以周边国家和华人聚集多的地 方为主，因为这是跟他们的天然纽带，需要用文化去进一步巩固。第二个重 点是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短期内可以突破或者是有所作为的一个重点地 区。欧美这一块，虽然一直是正面战场或者是主要战场，很重要，不能丢。 但是长期的实践和结果表明，在目前这个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要面临一系列 政治的、文化的壁垒，短期要想见效或者是想有大的突破比较困难。 如何对待文化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赵可金：我们这个文化交流的目标，究竟是要汇入到世界文化的海洋还 是别的。其实这个也是学界现在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领导 人的思想决定了他在国家层面上开展文化交流的时候，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把文 化作为“外交的开路先锋”或者是“外交的先行官”这么一个定位，就是打开 外交局面的一个润滑剂。第二个阶段赋予文化交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强 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三个阶段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 升文化软实力。尽管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但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普世性 的维度，那就是寻求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

于运全：前不久，北大的关世杰教授受文化部外联局委托开展了一项 关于中国文化的国际调查。在美国、德国、印度、俄罗斯4个国家的调查显 示，长城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和最受欢迎的符号；想学汉语的人是学过汉 语人的三倍；20%多的受访者一年吃过10次以上的中餐；成龙是最受喜欢的 中国名人；中国文化“有吸引力”是20多个形容中国文化词中出现频度最高 的。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中国文化对中国形象的贡献率与美国、俄罗斯等国 家相比，贡献率是最高的。而且在文化的横向竞争力比较中，中国文化在这 几个国家中也是第一。这也启示我们，文化有多样性、独特性，也有共通 性、普遍性，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要寻找共同价值。 鲁世巍：文化交流的国家性和文化交流的普世性，我觉得这两方面可 以结合起来。文化交流有国家因素的特性，同时也有世界共同的方面，具有 普世性。没有普世性，就很难交流了。

范勇鹏：文化的传播和认同需要一种“势能”。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如果比喻成两个水库的话，显然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水位高，中国文化 的水位低。如果两者连通，必然是水往低处流。如果想把低势能的水输入到 高处，就需要耗费电能或柴油，通过提灌设备灌过去。这是一种高成本的传 播。当前中国文化的水位在提高，但我们依然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好来坞电 影我们宁愿花钱去看，我们的文化却需要花大笔的钱才能推出去。这是一个 不对称的现象，但是也是几千年文明竞争中颠扑不破的残酷规律。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占据文化的高地？物质实力和制度优势当然都是基 本的，但是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战略的问题。我认为，一个文化要成为主流 文化、占据世界文化的制高点，要考虑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找到时代的 根本问题，并做出有效的回应。第二，建立与现有主流文化（也即霸权话 语）之间的有效关系。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是以欧美文化 和政治制度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文化仍然占据着当今世界的话语霸权。如果说 西方世界曾经成为世界中心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达，那么西方自 由民主文化霸权地位的建立，就基于其对19世纪以来世界面临的根本问题做 出的回应。19世纪到20世纪初，困扰欧洲的主要问题包括：原始资本主义肆 虐造成的社会矛盾、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政治认同危机和战争 危险、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民主对精英的挑战。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百多年的斗争就是这些问题的表象。到二战结 束时，西方已经比较成功地回应了时代的根本问题：用福利国家来约束资 本、缓和阶级矛盾，用代议制民主来消解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诉求，用战 争来消灭法西斯主义，用冷战来遏制共产主义。这些都成功地表现在西方 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形成了自由民主主义的黄金时期，在70年代后逐渐 演变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民主主义能否同样有效地回应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呢？我认为至 少它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只是其深层病根的表 征。这是文化竞争的关键时刻，只有能够找出时代根本问题并做出回应的文 化，才能成为下一轮的主流文化。20世纪60年代毛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新世 纪以来“中国模式”的流行都没有也不可能取代西方文化，因为它们很大程 度上只是基于西方人对异己文化的猎奇式归纳，都不是产生于对时代根本问 题的深入思考。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如能志存高远、冷静思考，提 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回应世界面临重大挑战的命题或理论，则有 望为中国文化的兴起奠定基石。一个文化如果成为主流，传播就不是问题。 第二个问题，与既有的主流文化建立何种关系？从历史上看，有两种方 案：第一种方式是取而代之。比如说近代的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传统 文化基本上全盘崩溃。第二种方式是吸纳融合之。这种方式可能更智慧、成本 更低。比如儒学，孔子把原来已经崩溃的社会秩序吸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里 面，通过董仲舒把它重新建构成一个世界的体系，成为两千年的主流文化。再 如罗马，有一句谚语叫“罗马人征服希腊，希腊文化征服罗马”。罗马人就很 聪明，他用那么短的时间建立霸权，掌握世界的主流话语权，不是靠的硬打硬 拼，而是直接把主流文化接收过来。这两种方式对我们都有启示意义。哪种方 式更可能、更有效、更有利于在保持中国文化特质的前提下提升中国文化的普 遍性？这是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者须臾不可不思考的大课题。

熊 炜：我今天给留学生上讨论课，是针对梅立森那篇文章，让他们 讨论和分析中国的公共外交，来谈一下他们的看法。我总结出来，有这几 点。第一，这种公共外交，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外交和文化外交的这种 交流，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这个双向的不是说我们一味地让别人接受一个什 么样的形象，其实还要注重倾听对方对我们的反馈。有一个双向的交流以 后，如果说我们要真的有战略的话，我们这个战略是要有不断修正的过程， 不能完全以我为主。第二，我觉得大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其实是有重合 的，到底是艺术性的还是国家性的问题呢？其实大家还是觉得，如果是要涉 及到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国际形象这种宣传的时候，那离国家的这种政策越 远越好。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我们不说文化竞争的时候，基本上走的是迂 回的战术，不能是硬碰硬的战略。

鲁世巍：文化本身和价值观、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免不了带有意识形态 的色彩，所以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西方是有警惕性的。同时，西方本 身对我们也有演变的企图，存在文化渗透、软性遏制的问题。总的说，文化 本身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赵可金：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 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李立言：文化部外联局对外文化传播处处长。 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丽娟：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鲁世巍：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办公室参赞。 范勇鹏：《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部主任、副研究员。 熊 炜：外交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外交学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 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