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翟 崑
冷战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成功地从“威胁者” 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益鲜明突出，但也 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威胁者”的可 能。在国际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实力迅速 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外交方略，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成熟 的战略伙伴”形象建设。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 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 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 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的崛起，各种制衡 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 甚至“威胁者”的可能。今后五年，中国应制定针对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 战略，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 伙伴”形象。
中国作为“合作者”形象的确立
冷战期间，总体而言，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有时是朋友， 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有时又是对手。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划线，中国是 印支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东盟等亲美国家的对手，与美国在该地区 的形象恰好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之前的朋友成为 了对手，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成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日本 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
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均积极发展，中国 作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东南亚总体上接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期间 发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国1991年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复 交，并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开启了中国崭新的形象塑造进程；二是中国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的无私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国 家对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的认同；三是中国与东盟基于在“10+1”和 “10+3”框架中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合作，如中国第一个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 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于2003年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与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国际社会甚 至一度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经超过美日。从新中国 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战结束至今20年的长跨度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取 得了长足进展，这一范例也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南亚对中国大国形象的五点“感同身受”
一是对中国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感同身受”。双方都经历了 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致力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设。区别只在于，双方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难度、规模和成就。
二是对中国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战略取向的“感同身受”。新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 异”方针；第二代领导人与东南亚国家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双方关系的历史 问题，并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与东 盟共同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进程；现任领导人更致 力于与东盟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对中国发挥特殊地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的“感同身受”。一些东 南亚国家曾感受过古代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发挥的主导性地区作用，也曾一 度感受过冷战期间中国在本地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区角 色，在冷战结束后则日益感受到中国奉行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地区主 义，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的负责任与建设性 的地区作用。
四是对中国真诚支持东盟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的“感同身受”。可以 说，没有中国的虚怀若谷与鼎力支持，东盟几乎不太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 后创建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并让“东盟方式”成为地区合作的价值和制 度规范。
五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惊叹但不能认 同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则较为钦佩和 羡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感受在东盟国家的精 英阶层（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作者”形象的内核是“共赢”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 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 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 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 “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 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和平发展”“和谐世 界”。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 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
二是共赢的战略。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和东盟的共同选 择，中国越来越愿意并主动参与由东盟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 20世纪90年代本地区迅速发展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中负责任的表现，均为双方合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做了预备。随着中国于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 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确立中国—东盟战 略伙伴关系，奠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中国—东 盟关系由此进入了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三是共赢的手段。从心态上看，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国家一律平 等”的原则，在经济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则，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 制”的原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谦和大国”风度，为共赢打下基础。从方 式上看，双方主要通过扩大共同利益（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搁置 冲突利益（南海问题）的方式，由易到难地走向“共赢”。从层次上看，既 重双边、又重多边，“10+1”、“10+3”等成为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主要平 台。对此，美国国会研究局《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报告认为，“北京 比华盛顿更全面地”介入地区组织，赢得了东盟国家的肯定与好感。从措施 上看，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定期多边会晤、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援助、教 育与文化交流，全面接触推进共赢。
“合作者”形象是机遇与挑战的对立统一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在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中，对华合作虽是主 流，但也包含着制衡、竞争、防范、斗争等因素。
一是政治上应加强制衡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需要中国支持其主导地 区合作，又要拉美、日、印度制衡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也就不难 理解东盟某些领导人近年来发出的“美国制衡中国论”，也即是说，美国 “重返”东南亚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结果。
二是经济上应加强竞争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认识到自身发展越来越 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却又担忧无法与中国 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依附中国，希望通过自身一体化并扩大与其他大国的 经济合作极力避免“依附于中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批评中国 的“双赢”缺乏实质内容，担心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后对印尼等国造 成冲击，在东亚地区合作上通过“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国的 深层心理。
三是安全上应加强防范的合作者。这主要体现在南海争端等战略和传 统安全问题上。东盟赞赏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也基本认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东盟部分成员国却又担心中国军力迅 速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将来会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 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部分国家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美 国化”，乃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于2011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 上高调宣称南海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
四是非传统安全上应更负责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积极 地承担全球和地区责任，却又认为中国是本地区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麻 烦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一再抱怨中国在东南亚大搞 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包括2011年以来湄公河沿岸国家将干旱问题归咎 于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
五是文化上应更加谦和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大小国一 律平等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方针，但又担忧其与中国在实 力、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是否伤及其 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在实际作为中并 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认为中国在态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 在菲律宾沦为人质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国虽然占理，但菲有些媒体却评论称 “中国过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礼”。
中国在东南亚的主流形象仍是“合作者”
2010年以来，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大国形象受到 冲击,而东盟有关国家在中国的形象也严重滑坡。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增 长并未直接导致软实力的同步增强，中国前些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的“负责 任大国形象”遭遇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再次证明 “和平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是经过考验的大国，而中国无论 从大国责任还是大国能力上，都未完全通过“考试”。而针对双方在各自心 目中都暂时出现的负面形象，国外舆论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国内一些 舆论也认为形势严峻，甚至主张放弃与东盟合作的悲观和极端论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崛起时业已塑造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 策是被东盟国家所接受的；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伴随 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曾出现各种“中国威胁论”，不同时期表现方式不 同，如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 “中国军事威胁论”，世纪交替时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普遍认为， “中国威胁论”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这从未 在根本上制约双方关系的发展。
首先，“中国威胁论”只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种论调，不可能 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主流良性关系的发展；其次，鉴于每次“中国威胁论” 出现之后，都会实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进展，所以不妨把不断升级换代的 “中国威胁论”视为一种改善与推进双边关系的预警信号；最后，其亦是促 使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的动力之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生的 疑惧，经常对中国政策缺乏了解，尤其是当前还很不适应中国的加速崛起， 致使“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成为“合作者形象”的一体两面，而 扩大“中国机遇论”、压缩“中国威胁论”，也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睦邻政 策的一贯使命。因此，在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 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相互适应，推进塑造“成熟的战略伙 伴”的国家形象。
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国形象
在国际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实力速增的新形势下， 中国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或者是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形 象，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该方略绝非权宜之 计，而是须始终遵循的哲学理念与政治韬略。当年面对苏东剧变、内忧外患 的危局，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 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应急性，但他 也反复强调“永远不当头”是根本国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略与 “避免枪打出头鸟”，“永不称霸”的思想一脉相承，均要求中国外交量力 而行，理性应对，避免蛮干树敌，确保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也不能屈服于外 部压力，并争取在东南亚有所作为。
创造性地坚持该方略，须针对新形势，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等方面 加大反思、调整与创新的力度，更坚定地增强战略自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 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宜创造性地在东南亚坚持该方略。首 先，谋划国家对外总体战略时须高度重视区位布局，积极主动推进周边稳定 与发展，尤其应将东南亚作为周边的重要地区。其次，把该方略纳入和平发 展与和谐世界的思想体系之中，更加坚定有效地以“理性现实主义”维护拓 展国家利益，但也须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和解妥协，防止墨守成规与急于求 成两种极端倾向，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对东盟一些中小国家， 宜更多展现大国风范，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再次，推进国际政治理论创新， 强化涉及东南亚的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充分 的智力支撑。最后，在具体行动上，力争对外行动与话语体系相辅相成、传 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相得益彰、日常性塑造与超常规塑造交相辉映。
翟 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对东南亚的佛教交流
黄云静
佛教不仅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思想资源，而 且可为公共外交提供平台和通道。佛教国际交流活动本身也 可以体现国家形象。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佛教交流已经取得 一些成效和经验，但仍有待深化和加强。
佛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虽然源自印度，但两千年来已经在中国深深扎根并且已经中国 化。每当提起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儒释道”。佛教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公共外交中具有独特的 地位和作用。
首先，佛教可以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佛教认 为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由此引出众生平等的观 点。佛教同时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皆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一切有情（众生） 和无情（大自然）都是相互依存、同体共生、不可分割的整体，破坏大自然 的人最终会受到大自然的制裁。佛教的这些观点和理论为和谐世界所倡导的 国际社会应该以和为贵、平等合作、合作共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来源。
其次，佛教可以为公共外交提供很好的平台和通道。佛教高僧大德比 起其他领域的名人更有感召力和说服力，对广大信众具有不可思量的影响 力。另外，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往往比较容易沟通，各国佛教团体的往来交 流可以增进各国信众的联系、理解和友谊。而一些佛教团体从事跨国慈善救 援活动，则对受援国民众直接产生良性效应。
最后，佛教组织和个人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可以间接体现中国的国家 形象。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经常遭遇各 种偏见、误解和敌意，其中一个普遍的误解和偏见就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国共 产党政府打压宗教信仰自由。而中国佛教组织和个人的国际交流活动本身就 可以体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国家形象，这比任何语言文字的宣传说 教更有说服力。
中国的佛教交流：东南亚国家的案例
中国的佛教交流以佛牙舍利三次巡礼缅甸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最为 典型，影响最大。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是佛教圣物，世界上仅存两颗佛牙舍 利，一颗被保存在中国（北京灵光寺），另一颗在斯里兰卡；而佛指舍利仅 存一节，现在被保存于中国（陕西法门寺）。
1955年佛牙舍利第一次巡礼缅甸，揭开了新中国“佛牙外交”的序 幕。佛牙舍利巡礼缅甸持续8个月，巡礼期间有上百万虔诚的缅甸佛教徒瞻 仰朝拜了佛牙。1994年，佛牙舍利第二次巡礼缅甸，共持续45天，除了在仰 光和平塔大圣窟供奉，还在缅甸全国巡礼，每天24小时接受信徒朝拜。据不 完全统计，仅仰光和曼德勒两地的朝拜总人数就达300多万人。1996年，在 缅甸政府请求下，佛牙舍利第三次巡礼缅甸。
三次佛牙巡礼缅甸大大增进了中国和缅甸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所说，中缅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 同饮一江水，共念一本经，佛牙舍利三次赴缅甸巡礼供奉对加深两国人民和 两国佛教徒的友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第二、三次中国佛牙舍利巡 礼缅甸时，正值缅甸军政府受到国际制裁，处境十分困难，中国佛牙舍利巡 礼缅甸，缅甸佛教信众得以朝拜心中的圣物，对军政府认同度大大提高。为 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对中国政府充满感激，认为中国政府把佛牙舍利送到 缅甸巡礼，说明了中国政府对缅甸政府的信任与支特，也说明中、缅两国是 真诚的兄弟。
而佛指舍利赴泰国供奉是中国政府佛教交流的另一典范。陕西法门寺 的佛指舍利一直深藏于法门寺内，1994年赴泰国供奉为其首次出国。佛指 舍利在泰国供奉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众前往顶礼膜拜。泰国的媒 体也做了大量报道，在泰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任中国驻泰国大使 的金桂华先生说，中国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充分展现了佛教与外交 的因缘。
中国僧众在东南亚国家弘法、留学、修行，与当地民众交往密切，成 为当地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1996年，应缅甸政府邀请，新 中国建国以来首批赴缅甸留学的中国僧人来到首都仰光国立佛教大学学习。 他们学成归来后从三方面总结留学的收获：一是提高了外语能力，二是加深 了对南传佛教的了解，三是与缅甸的僧人、佛教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佛教徒到缅甸和泰国修禅学佛，推动了汉传佛 教与南传佛教的交流；还有一些法师到东南亚国家弘法。2009年3月10日，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凭借其在弘法方面的贡献，被缅甸国家和平与发 展委员会授予“弘法功勋奖”。
思考与建议
从已有的佛教交流和民间交流活动看，佛教在增进东南亚国家民众对 中国的了解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其他公共外交手段难以替代的。因此， 有必要加强这一外交平台和通道的建设。
应该加深对佛教交流的认识、加强佛教交流工作 任何工作都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充分认识到佛教交流的独 特地位和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努力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佛教交流才能 够真正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外交充分展现 了佛教交流独特的魅力。但是除了一些供奉舍利的佛事活动外，中国的佛教 交流其实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一是可以在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的基础上，争取承办国际性佛教活 动。由中国佛教界发起的、于2006年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中国佛教史 上第一次国际性佛教大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宗教大会。其宗旨 是为世界佛教徒搭建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的平 台，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世界佛教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第三届 将在2012年举行。两届世界佛教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佛教界、学术界、 企业界、文艺界和政界代表参会，其中第二届论坛更是吸引了来自世界五大 洲47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代表和2万多名佛教徒参加，堪称世界佛教交 流的空前盛会。论坛在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展示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国 家形象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会各国代表普遍认为，世界佛教论坛让他 们了解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他们也看到了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 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即将举办，政府应该继续加大 对论坛的支持力度和宣传工作，在国内外媒体上广泛宣传，尤其要做好海外 宣传工作，让更多的外国民众了解世界佛教论坛，并通过论坛了解中国。 除了继续办好世界佛教论坛外，中国政府还可以考虑争取承办类似 “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这样的国际性佛教活动。卫塞节(VESAK DAY)是纪念佛陀出生、成道觉悟、涅槃的节日，于1999年被联合国定为国 际节日（United Nations Day of Vesak）。从2004年起，“联合国卫塞节国际 佛教大会”每年定期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国佛教组织代表、佛教徒、专家学 者和政要参与，迄今已经举行了八次，其中有七次是由泰国主办。越南于 2008年争取到主办第五届“联合国卫塞节国际佛教大会”的机会，对宣传越 南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提升越南的国家形象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卫塞节虽然被 认为是南传佛教传统的节日，但是真正的佛教徒都认为天下佛教是一家，所 谓的宗派不过是通往解脱的不同法门、不同道路而已。既然越南作为汉传佛 教国家可以承办联合国卫塞节活动，中国当然也可以承办。如果中国能够承 办这一重要的大会，其正面影响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
二是大力推动中外佛教团体和信众的对话交流活动。佛教徒除了居家 礼佛、诵经持咒外，大都有参访道场和善知识、交流佛法的愿望和要求，中 国政府可以鼓励并资助中国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开展对话交流活动，比如说 可以举办“中国—东南亚佛教论坛”或“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对话”之类的 活动，促进不同佛教教派之间的交流。另外，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南传佛 教国家每年都会举办许多盛大的佛教节日活动，中国政府可以邀请外国佛教 团体前来参与有关佛教活动，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与对方的佛教活动，以 推动中外佛教徒的了解和友谊。现有的这类交流往往规模较小，甚至只有 双方的僧众上层往来。中国应该考虑把交流的规模扩大，推动民间佛教交 流的开展。
三是鼓励和支持高僧大德到海外弘法并考虑发展海外道场。南传佛教 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了汉传佛教，而台湾的汉传佛教在世界上的影响又超过 了大陆汉传佛教。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亦受教派特点的影响。南传佛教 以禅修观心为特色，对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苦苦挣扎、心灵备受困扰的 芸芸众生来说，犹如一贴清凉的灵丹妙药，在欧美各国拥有大批信众。南传 佛教的道场和禅修中心遍布欧美各国，这些道场和禅修中心有的是从南传佛 教国家留学归来的西方佛弟子创办的，有的则是南传佛教国家著名道场和 禅修中心的海外分支机构。比如泰国当代著名禅师阿姜查（Ajahn Chah）创 办的巴蓬寺（Wat Pah Pong），其分院遍布泰国和欧美各地，总数超过两百 座。缅甸当代著名的禅师马哈希（Mahasi Sayadaw）创办的马哈希禅修中心 在缅甸境内超过三百多处，其弟子也在世界各地设立许多教导马哈希方法的 禅修中心。台湾高僧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建 立了一百多座分院，拥有大批的信众。而大陆迄今只在尼泊尔和印度设有 两处道场。可见大陆佛教界在海外的弘法事业既落后于东南亚南传佛教国 家，亦落后于同为汉传佛教的台湾佛教界。大陆佛教界这方面的工作有待 加强。
要加强佛教英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东南亚国家较有影响的佛教道场和国际性的禅修中心均以英文和当地 语言以及巴利文作为沟通和修行的语言，因此，英语能力在佛教交流活动中 显得十分重要。而语言问题是中国僧众对外交流的主要障碍。笔者在泰国国 际丛林道场（Wat Pah Nanachat）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各国的佛 教徒，唯独不见中国人。据说该道场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比丘，懂中 文，中国佛教徒若有需要可以提前联系他当翻译。但一旦他闭关修行，道场 便找不到中文翻译，中国佛教徒就难以参与道场的活动。而缅甸的各大禅修 中心虽然大都聘请了懂中文的华人志愿者当翻译，但毕竟不如直接沟通来得 方便。笔者在缅甸班迪达禅修中心（Panditārāma Meditation Centre）遇到一 位来自中国的比丘尼，她在禅修中遇到问题，想向禅师请教，请求笔者为她 当翻译。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佛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加强 对僧众的英语培训工作。事实上，中国佛教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08年 11月3日，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开班典礼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这个 班是在中国国家宗教局、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下，由中华宗教 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主办，上海佛教协会、玉佛寺和上海外国语大 学具体承办的。8个月后，22名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寺院的年轻法师圆满完成 英语培训，获得了结业证书。这种形式的培训班在中国佛教界尚属首次，因 此被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总监净因法师认为 首届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中国佛教走向国际的重要起步，是中国佛教的黄埔 军校。”而在2010年，广东的六祖寺亦与暨南大学和尼泊尔佛教大学联合开 设了为期半年的佛教英语高级研修班，共招收30名学生，开设了梵文、佛学 原理、世界著名思想家生平及思想、心经英语详讲、禅宗要义、南亚历史文 化等课程，由来自国内和美国及尼泊尔的资深佛学专家和高僧大德任教。 这些佛学英语培训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规模小（一般只有二三十 人），收效不明显（时间短，多为几个月）。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 力度，多管齐下提高中国僧众的英语水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在 现有的佛学院加强英语的教学工作；二是与高校联合办学；三是直接派僧人 出国留学。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太虚法师首倡“人间佛教”的理念， 而星云法师则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推动“人间佛教”的实践。“人间佛教”强 调佛法的世俗性，要求佛弟子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为众生服务；而《心地 观经》还教导佛弟子要感念和报答四种恩德：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和三 宝恩（三宝即佛、法、僧）。因此，真正的佛弟子必然是爱国者，都会愿意 服务众生、为国家效劳。我们可以期待，当有关部门给予佛教交流以足够的 重视，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众掌握了英语交流技能，他们将能够在国际交流 活动中更加自信、更加自如地扮演友好使者的角色，为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 解、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云静：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黄云静 中国对东南亚的佛教交流
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
程瑞声
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重视公共外交。在驻在国政府和人 民存在尖锐矛盾时应重视公共外交，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 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 又要谨慎。
中泰“乒乓外交”打开中泰关系的大门 和中美“乒乓外交”一样，中泰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也打开了中 泰友好往来的大门。
我幸运地担任了1973年到泰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 为庄则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访问泰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在泰国引起了极 大的轰动。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访泰是在泰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1972年8 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邀请赛之后，是中方为进一步打开中泰关系采取 的重大步聚。
我们代表团于1973年6月17日抵达曼谷。从代表团抵达泰国开始，中泰 “乒乓外交”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虽然我是以友协理事的名义参加代表 团，但无巧不成书，泰方事先就知道我是中国外交部官员（亚洲司东南亚处 处长）。其实，那年4月，我曾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亚 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前身）。在会场外，我同泰 国代表团成员、泰国外交部政治司东亚处处长德·汶纳等进行过友好的交 谈。这样，东京的“走廊外交”就成了曼谷“乒乓外交”的前奏。
泰国外交部得知我参加代表团访泰的消息后，在同我接触方面表现得 十分积极主动。德·汶纳特地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我同他相见甚欢。当天泰 国乒总主席在饭店举行晚宴，德·汶纳和泰国外长秘书阿沙·沙拉信和政治 司副司长素提·巴讪威尼猜也来出席。这显然是泰方的友好表示。就在这次 宴会上，为代表团访泰担任中间人的泰国乒总财务叶祥龙向我提出，泰国 副外长差猜（原译“差提猜”，后曾任外长、总理）想见我，不知我是否 同意。我表示，我此行主要是协助代表团工作，愿意同差猜副外长进行非 正式接触，但我前往泰国外交部有所不便，希望能在泰国外交部以外的地 点会见。
6月18日上午，德·汶纳到饭店来找我，表示泰国外交部有关官员愿同 我谈谈。我表示可以非正式接触。德·汶纳随即约阿沙·沙拉信和素提来饭 店，在泰方预订好的一间房间内共进午餐。这是一次友好的“工作午餐”， 也是中泰两国外交部官员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6月19日上午，泰国副总 理、泰国奥委会主席巴博·乍鲁沙天在他的官邸会见了代表团。泰国外交部 官员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6月21日晚，差猜副外长在他的私邸宴请了 我，泰方阿沙、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气氛友好。在同差猜除就中泰关 系交换意见时，我表示，欢迎他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宴会快结束时，外面 已有记者等候。差猜提出泰方将发表一篇短消息，我表示没有意见。6月22 日，泰国报纸刊载了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就差猜同我会见发布的新闻公报。
访问期间，泰方还给代表团出了一道难题，希望我们在离开泰国前举 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同团领导其他同志研究，拒绝会见记者对中国的形象 不利，但会见记者又会遇到中泰双方存在分歧的泰共、印支战争等问题，搞 不好会影响中泰友好气氛。终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同意举行记者招待会， 但由于我们是体育代表团，只解答体育方面的问题，并要求预先把问题交 来。我们当即将我们的意见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请示国内，获得了批准。我们 据此答复了泰方。
6月24日，在即将离开泰国的当天上午，我们在饭店楼下举行了记者招 待会。泰方除登上将外，泰国外交部的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会上由一 位女记者宣读提出的问题，均属于体育方面，团长庄则栋解答。记者招待会 进行得很顺利，约一小时结束。可以说，这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泰打开了 中泰关系的大门。同年12月，差猜副外长率领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其后， 中泰两国代表团互访频繁，并于1975年7月建交。 在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存在尖锐矛盾时重视公共外交
1988年8月在我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缅甸发生广大群众反对政府的 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涉缅甸内政，对 缅甸动乱始终采取不干预、不介入、保持超脱的方针。1988年9月18日， 缅甸军队总参谋长苏貌上将接管了政权，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 会，逐步控制了局势。在缅甸军政府控制局势后，中国同缅甸逐步恢复友 好接触和往来。
鉴于缅甸广大群众对军政府存在强烈的不满，我们也需要在公共外交 方面做些工作。在缅甸军政府成立后，已实行多党制，党派林立。我们同缅 甸各党派都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当时最大的反对党是全国民主联盟，由昂山 素季担任总书记。1988年10月6日，我到昂山素季家中拜会了她，就缅甸形 势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她的丈夫麦克艾利斯也在家，谈到昂山素季整天忙于 革命，他则无所事事，希望我能向他提供一些藏语(他会藏语)书籍，供他研 修使用。根据我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很快寄来几十本藏语书籍，由我馆赠送 给麦克。麦克给我复信表示感谢。1988年12月27日杜庆芝（缅甸国父昂山将 军遗孀，昂山素季的母亲）病逝后，邓颖超给其儿子昂山乌和昂山素季发 了唁电。我也去昂山素季家中吊唁，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葬礼。由于1989 年7月20日起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此后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机会。1990年 5月，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压倒优势胜利，在485个议席中获396个席 位，我曾前往该党总部祝贺。由于缅甸军政府主张先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 的宪法，大选后没有实现政府更迭。
记得缅甸军政府执政后有一次我回国休假时，驻缅甸使馆报告称，缅 甸全国民主联盟已向缅甸军政府建议，由中国驻缅大使和日本驻缅大使担任 该党和缅甸军政府之间的调解人。正当国内准备研究这一问题时，驻缅甸使 馆又报告称，缅甸军政府已拒绝了全国民主联盟的建议。我们对此事就不再 处理了。在中国领导人会见缅甸领导人时也多次就缅甸国内问题友好地提出 一些建议，希望缅甸实现民族和解。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建议和我们同缅甸各 党派的接触对于我们向缅甸人民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批驳西方 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是十分有利的。
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使整个国际社会受到极大的震 动。中国在一开始表态十分谨慎，仅表示“关切”。但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 谴责，印度以“中国威胁”作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 反应也迅速升级，对印度进行了强烈谴责。中印关系受到了新的重大挫折。 实际上，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其核试验辩护是印度外交上的一次失误，并 不能自圆其说。印度十分清楚，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核威 胁，并非针对印度。其后不久，印方有意转弯子，中方则期待印方能公开表 明中印互不构成威胁。1999年1月，我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顾问率 领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中印学者对话。期间，出现了一次难 得的机遇。1月26日下午，我到总统府花园出席我的老朋友纳拉亚南总统的 盛大国庆招待会。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奋力向前，终于同纳拉亚南夫妇握了 手。我对此已深感满足。不料当晚，纳拉亚南总统办公室就给我驻印度使馆 打电话，表示纳拉亚南希望在次日傍晚会见我。
1月27日傍晚，我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的陪同下再次前往总统府会客 大厅，纳拉亚南和夫人乌莎出来接待，气氛十分亲切。纳拉亚南在谈话中表 示，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印度一向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对 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极大的支持，对世界和平也是十分重要的；中 国对印度没有威胁，印度对中国也没有威胁。他表示，希望印中两国能共同 隆重庆祝印中建交50周年。纳拉亚南的谈话诚挚友好，富有感情。回到使馆 后，我和周刚大使一起立即做出了一项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决定，召集我国 驻印度的各新闻机构记者，向他们吹了风。他们连夜将稿件报回国内，国内 各新闻机构做了显著报道。纳拉亚南这次谈话对推动中印关系走出低谷、重 新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后，中印两国的友好来往得到了恢复。 2000年5月，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可以说是他亲自参与培 植的中印友谊之树的果实。
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又要谨慎
1991年9月，我到新德里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同年12月11日至16日， 李鹏总理对印度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印后，时隔 31年中国总理再次访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了对印度新闻界做些工 作，我于12月7日在大使官邸举行记者吹风会，介绍了李鹏总理访印的有关 情况，然后解答了记者的问题。有记者问，西藏问题是否是中印关系中的严 重问题。我表示，这是重要问题。他接着问，中国对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 场是否满意。我表示，我们赞赏已故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印方在联 合新闻公报中所做的保证，即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 活动，问题是要将这一保证付诸实施。记者问有无未实施的例子。我指出， 不久前中国四川省歌舞团在新德里的演出曾遭藏独分子登台破坏，就是我亲 身经历的例子。我当时认为，我的解答还是掌握分寸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次日印度多家报纸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我关于 西藏问题的谈话，说我对印度政府进行了“指责”。在印度人民院，印度反 对党领导人瓦杰帕伊在发言中表示，在中国总理访问前夕，中国大使发表 其观点是“不妥当”的，应避免提出有争议的问题。但印度官方在这一问 题上态度谨慎，只在8日下午由印度外交部东亚司主管中国事务的联合秘 书拉奥琦（后曾任驻华大使）给我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我做了解释。此 事就此结束。
在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前夕，印度报纸和议会又就中国驻 印大使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边界东段争 议地区）拥有主权的谈话，大闹了一番。根据我自己和这位大使两人的经 历，我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管同志打电话建议，今后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印 度前，中国驻印大使以不见印度记者为宜。在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 前，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也婉拒了中国记者采访她的建议。
以上是我自己在公共外交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我感到，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公共外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大量正面的，也有某些反 面的，对目前的外交工作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
程瑞声：中国前驻缅甸大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外交”：1955—1965年
刘 宏
1955年至1965年期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好关 系构建可说是中国在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的成功事例， 它推动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同中国的密切 关系。这段历史带给我们以下重要启示：只有通过“信息和 观点的流通”，通过政府、精英和普通民众三个层面——既 作为行为主体、也作为受众客体——的共同努力，一国的文 化、价值观和软实力才能真正获得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 也逐渐关注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下属的“巧实力委员会”于2009年发表了一份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 及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分为十一章，其中有关中国在东南亚软实 力的章节最为详尽。该报告认为，东南亚是中国在全球推行软实力最成功的 地区（特别是在越南、泰国、老挝这样的东南亚陆地国家中）。同年，英 国诺丁汉大学的王正绪博士在国内发表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民众心目中 的形象》的学术论文，该文根据对一项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分析，认为东南 亚的陆地国家如越南和泰国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比海洋国家如新加坡、马 来西亚、印尼的民众更为正面。虽然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总体而言好于美 国，但不及日本。他还指出，接受英文教育的人群以及穆斯林民众对中国 的印象相对较差。
虽然公共外交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从建国伊始， 中国政府就在该地区展开了积极的“公共外交”努力开展“公共外交”，并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55年至1965年期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好关系 可说是中国在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的成功事例，它推动了这个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同中国的密切关系。回顾这段已被遗忘的历史，有助 于我们了解当今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事业。
“公共外交”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埃德蒙德·古利恩认为，“公共外交 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对公共外交 的特征做了精辟的概括：“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 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它和 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 情，说明国家的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了解对方的有关观 点。”中国在印尼推动公共外交的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注重“信息和观点的流 通”以及从行为主体和受众客体的两个不同角度，在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 民众三个不同层面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
中国在印尼推动“公共外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层面是在政府。除 了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之外，中国政府非常注重与印尼领导人之间的信 息和观点的交流（包括非正式交流），并通过这些交流有效地介绍和传播了 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外交立场。在1950年初，外交部在发给中国驻东南亚使馆 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是当地使节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印尼的首任总统（1945-1967），苏加诺在1959年之前仅拥有象征 性权力，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黄镇将军在1954年出 任印尼大使之前已决定把外交重心放在苏加诺身上，周恩来总理更明确指示 黄镇与苏加诺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对苏加诺的浓厚兴趣不仅表现在政策和正 式层面，而且反映在个人关系和非正式层面。例如黄镇大使的厨师定期为苏 加诺送上他最爱吃的中国点心，大使馆也经常为他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和政 治发展的最新出版物。对绘画的共同爱好也有助于发展苏加诺和黄镇（上 海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之间的个人关系。1956年夏天，中国替苏加诺在北 京出版了一套他个人藏画册（六册）。而这套书从未用其他语言（包括印 尼语）出版过。苏加诺对此深感兴奋，他说：“这些书让全世界人民了解 了印尼艺术。”
中国政府领导人更为重视观点的交流和沟通。1956年9月，苏加诺首次 访华，受到了毛主席亲自率领的、从机场到市中心公路两旁30多万国人的夹 道欢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促使他尝试了解 其原因所在。访华期间，他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发展的问题。 他最关注民主、独裁、政治稳定和执政领导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对苏加诺 表示，民主是必要的但也要统一，以“避免混乱”。副总理陈毅元帅在1955 年万隆会议期间曾与苏加诺会面，并在其访华期间全程陪同。苏加诺请陈毅 详细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陈毅向苏加诺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基础 以及它与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差别。苏加诺还向陈毅询问新中国的治国之 道。陈毅答道：“毛主席已经制订出最好的治国之道，他过去常说最重要 的是鼓舞人心以及充分发挥干部的作用。”在回国途中，苏加诺告诉印尼 记者：“在中国，我看到了有领导民主的实践，只有这种民主才能带领人 民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真正公正、繁荣的新世界。”正是这种理念推动 了苏加诺在1959年建立总统制内阁，并在此后的六年间与中国保持十分密 切的关系。
中国在印尼推动“公共外交”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精英层面。中国领 导人清楚地意识到，由于中、印尼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相似的 （半）殖民化经历，他们有可能排除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成为国际舞台上 的朋友。因此，中国政府明确阐释了不干涉印尼内政的方针，并采取了以公 共外交为基础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加深同印尼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关系。 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两种模式展开的：请进来与走出去。中国邀请了众多的印 尼知识分子访问中国；他们在回国后写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因而成为 传播中国文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对印尼人而言，也可信）的渠道。中国驻 印尼使领馆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政治理念的重要机构。1955年，大使馆在印 尼10个不同的地区先后97次播放了3部有关新中国的记录影片，观众达79000 人。驻棉兰领事馆也先后20次播放了7部中国电影，吸引了5401名观众。 在访华归来后，这些社会和文化精英在建构中国的积极而正面的形象 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普瑞炯诺教授（曾任内阁教育部长）认同中国的 “艺术是为社会进步而服务”的理念。艺术家瓦汉纳认为，由于中国艺术来 自真实的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它“既充满活力，又是现实主义的”。印尼最 著名的作家普拉穆迪亚在访华期间与周扬、茅盾、杨朔、刘白羽、刘之侠、 郭小川等人有广泛的接触，并通过他们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 学原理及其应用，这对他的思想转型起了很关键的推动作用。
中国在印尼推动“公共外交”的第三个层面是普通民众和中下层政府 官员的层面。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派出了不少文化和宗教代表团 访问印尼，介绍并宣传传统文化（如京剧）以及当代中国文化。这些活动通 常得到印尼民众的欢迎。周而复在《东南亚散记》中记载了他和文化部副部 长郑振铎1955年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访印尼的盛况。在雅加达独立广场公演 时，“晚上八点开演，下午三点钟就开始有人在广场等候了。快到六点的时 候，整个广场被五六万人站满了。许多人租了板凳来看，一张可以站四个人 的板凳的租金从20盾逐渐涨到100盾的高价。”
在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印尼文书籍数量仅次于 英文，并在印尼社会中广为流传。《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的印尼文版在 当地也有广泛影响。例如，中国驻棉兰领事馆在1955年就分发了包括《中国 建设》《人民文学》在内的各种书刊达6426份之多，其读者遍及政府部门、 学校和私营机构。在印尼当地和中国本身，也有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 出版，如鲁迅的小说，周敬之的《白毛女》。杨沫的《青春之歌》更成为印 尼文坛的畅销书；据此改编的电影也得到印尼青年（尤其是左翼青年）的广 泛欢迎。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在1956年的东南亚之行后写的一份内部报告称： “该地区充斥着红色中国的出版物和消费品。”
总之，通过上述三个层面的“公共外交”工作，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 中国在印尼社会上享有良好的形象，大部分社会和文化精英对中国政治、社 会和文化的发展模式不仅认可，而且还尝试模仿。例如，1959年苏加诺被问 及印尼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否模仿他国时，他回答说：“是同中国有几分相 似。那里有被称作国会的人民代表机构，而且那里发生着一些事情，一场鼓 舞人心、充满活力的运动。那里存在一种结合，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工农 兵的结合。”在教育领域，印尼引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相结合的路 线，鼓励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像中国学生那样每年至少有两个月在农村与 农民一起工作和生活，从而缩小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距，促 进国家团结。印尼的国家通讯社还广泛地采用新华社的有关国际和印尼国 内问题报道的观点和立场。
从本文所举的事例来看，中国在印尼的“公共外交”可说是软实力建 构的成功先例。虽然我们今天已很难复制一些具体的方法，但这段历史给我 们带来重要启示。这就是，只有通过“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只有通过政 府、精英和普通民众三个层面——既作为行为主体、也作为受众客体——的 共同努力，一国的文化、价值观才能真正获得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刘 宏：本刊学术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 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