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
前不久，笔者参加外交部亚洲司组织的东盟东增区（菲律宾南部、文莱、东马北部、印尼北部经济增长区）考察宣讲团，任团长赴马尼拉、文莱、沙巴、吉隆坡、雅加达访问，与东南亚政界、学界、企业界和媒体交流“一带一路” 如何对接东增区，深感“一带一路”的中国两难。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一带一路”实践中常见的悖论
“一带一路”阐释和实践中，常常遇到各种悖论，体现了中国的两难。
第一，时间与空间的悖论。“一带一路”与古丝路的关系要拿捏好， 说没有关系，人家怎么支持？说有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一带一路”“源于古丝路又超越古丝路”，不是复兴古丝绸之路，因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是文化、贸易交流之路，“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激活丝路记忆和丝路精神，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空间上，《愿景与行动》将“一带一路”定位为“区域性合作架构”，后来中国提出“基于欧亚大陆不局限于欧亚大陆”，“经营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中国过度扩张”的声音或指责中国不透明， 但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则含混不清。
第二，内涵与外延的悖论。中国强调“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理念， 谁都有份儿，许多老外就问：这不就成为全球代名词，没有意义了吗？中国为投资、贸易统计方便，用了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说法，报道中常出现沿线国家、参与国家、相关国家概念，这种区分也是不得已，一些国家怕被分为三六九等。“一带一路”的“五通”，不同东南亚国家理解各有侧重，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提出“build build build infrastructure”（大建特建计划），倾向于把“一带一路”就理解为基建；文莱则把它看作助力本国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希望。
第三，名与实的悖论。“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就不搞“五通”吗？沿线国家与参与国家如何区分？我们修的路算不算“一带一路”？一些国家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就讹上了中国投资、承包项目，漫天要价。我们必须明白，自觉建设“一带一路”和盲目推进五通，是有本质区别的。“一带一路”是织网、布局、造势，既是国家大战略，又是国际大倡议。
第四，新与旧的悖论。希腊东南部的比雷艾夫斯港在“一带一路”提出前就有，怎么成了带路项目？东南亚国家也有类似疑问。“一带一路”尽管是新生儿，但只是倡议，激活已有、未来的合作项目，实现互联互通而已。
第五，破和立的悖论。在国际体系里，中国角色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人民币国际化对冲美元霸权风险，但国际化本身受制于美元霸权。“一带一路”是因为原有体系不合理，但改革有风险。
第六，“中国硬件，西方软件”的悖论。“带路”国家经济基础几乎都是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建筑往往是发达国家那套。“一带一路”要克服“中国硬件，西方软件”悖论，须共建博物馆，一起修史谱教材，正本清源。
第七，双边与多边的悖论。建设“一带一路”三大原则共商共建共享， 中文朗朗上口，义正辞严，然而翻译成外文就成为空洞的宣示。有人质疑多边还是双边？笔者用“build of all, build by all, build for all”来表达，效果很好。于是，又有人质疑互利双赢（Win-win），说中国赢两次（China win twice），一国一策会不会导致歧视性安排？笔者回应，双赢是为了共赢，先双边再多边，因为多边形总是从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开始的。这是科学常识，且说服最有效率。
第八，权与利的悖论。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座谈时建议， “一带一路”不能只关注当权者（power-holder），应关注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但与反对派接触，民粹当头，会被利用且效率低下，不确定性太大。
第九，透明度悖论。不少国家抱怨“一带一路”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还有讥讽中国国内都不透明，还主张国际透明。“一带一路”到底包括哪些国家？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国一策会造成不透明的假象。这里有文化差异，正如中国大厅里都有屏风，含蓄而谦逊，不像西方文化那么张扬。
第十，标准悖论。按照国际标准做，“带路国家”达不到；不按照这个做，有些国家担心中国中心。顺便说一下，中国口头禅“欢迎加入‘一带一路’”，也给人印象“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的，应改为“欢迎共建‘一带一路’”。
第十一，政府与市场的悖论。“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原则、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但实践起来要实事求是，要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国企—私企协调发展，不同项目、不同地区不能一刀切，这就回应了国内外对国有企业比重过高，PPP模式轮不到私企的抱怨。
第十二，“规则导向全球化”与“发展导向全球化”的悖论。本质上是世俗文明与宗教文明的分歧，换言之，是实事求是与自以为是的差异。
第十三，效率与公平的悖论。要效率还是就业？雇佣中国工人效率高， 24小时三班倒；不雇佣当地工人又导致抢饭碗说。关键在于培训，让当地工人尽快熟悉业务，实现当地化。
第十四，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悖论。笔者在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介绍“一带一路”时，用了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的例子，马来西亚学者反感地说：“我们是亚洲四小虎，不是非洲！”可是当讨论马哈蒂尔新政府叫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时，他们又要非洲那样的优惠条件。
第十五，内与外的悖论。国内要赚钱，国外担心中国占便宜。所到之处，老外总是问：“一带一路”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人说如何为“一带一路”做贡献的。而中国人担心“一带一路”学雷锋，投资打水漂，被人讹上。
第十六， 光养晦与过度扩张的悖论。特朗普打压中国，新韬光养晦论抬头，责怪“一带一路”招惹美国打压，担心中国过度扩张。“一带一路”是织网、做局、造势，下一盘大棋，而棋子尚未落满，当然会产生此类担心。
第十七，中国模式悖论。中国特色还是普世价值？中国文化是取经文化，我们不输入也不输出发展模式，但是如果中国模式只在中国土壤上起作用，如何让其他国家跟着中国一起搞“一带一路”？我们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十八，中国角色悖论。近年流行对华政策关键词“reciprocity”（对等），要中国承担发达国家义务，又不给中国发达国家权利（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典型例子）。老外抱怨：中国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还搞“一带一路”？中国角色太多不行，太少了也不行。插五星红旗，中国特色标语在非洲没有问题，但在东南亚就会唤醒半个世纪前输出革命的记忆。
第十九，华人华侨悖论。华人华侨是“一带一路”的联系桥梁纽带，但太积极了会引发干涉内政的担忧，助长中国渗透论。且华人华侨拿中国提升在本国地位，容易引发所在国反感、攻击。马来西亚大选时舆论就攻击马华公会悬挂习近平主席相片一事。
第二十，知行合一的悖论。“原则好，行为跟不上”，这是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的抱怨。中国人说看大局，长远，老外很难理解“辩证看，统筹办”的中国精髓。
以上悖论折射出西方话语霸权语境下的中国悖论：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同时揭示出“带路国家”的二元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仍然西化。
西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因为“带路国家”精英多受西式教育，对“一带一路”的不少关切与西方类似：包括地缘政治尤其是中美地缘冲突、环境与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社会责任、腐败、债务、透明度，等等，即对中国意图的质疑。一方面，部分国外政界与学界将“一带一路”简单当作中国国内政策的延续，即为解决国内问题而配套的外交战略，如转移过剩产能，倾销国内商品等；另一方面，也将其看作中国试图改变现有地区和国际秩序、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即中国试图改写国际规则，核心问题是规则导向还是发展导向？
“一带一路”强调“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服务、国际标准”，为什么西方人感觉是中国的政府工程呢？这是由“一带一路”初期阶段的沿线国家国情及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一带一路”之六大经济走廊沿线65国家中，有8个最不发达国家，16个非WTO成员国，24个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实行欧洲倡导的高标准市场原则？那就如同让小孩与运动健将一同赛跑，脱离实际。因此要实事求是，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有机结合。中国主张，发展是解决所有难题的总钥匙；规则当然重要，但要不断成熟、循序渐进。中国改革探索出的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短板，带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一桶金，通过养鸡生蛋而非杀鸡取卵，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培育新的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工业走廊、经济走廊、经济发展带模式，先在沿海地区试点，继而在内陆港口城市和内陆地区试点推广，形成经济增长极、城市群，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一带一路”要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片，从基础设施（港区铁路贸五位一体）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内生式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脱贫致富。如果完全依赖市场，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通过建开发区，先让孩子在游泳池里学会游泳，再畅游大海。这就是“一带一路”的做法。
西方人担心“一带一路”重复他们过去所做的——殖民地。这种心理干扰着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与西医难认同中医一样，“一带一路”的中西（由于二元性，也就是中外）之争乃科学与艺术之争。针对西方世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可以回复如下。
第一，先验论与实践论。秉持先验论的西方人，尤其德国人，很难认同中国的实践理性：以点带线，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合作的大格局。第二，线性论与辩证论。先摸着石头过河，到一定阶段才能顶层设计。第三， 统一论与阶段论。有些人拿中国国内问题质疑“一带一路”能否开放包容， 忽视了发展阶段差异：带路国家比中国发展阶段低，中国当然可以讲开放包容。第四，时机论与天命论。中国人笃信天命，不存在等什么都准备好了才干。第五，硬实力论与软实力论。软实力也是干出来的。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一带一路”既面临着难得的国际机遇，也面临着众多国际挑战，总体上归结为“一带一路”悖论；“一带一路”悖论也是中国悖论和带路国家二元悖论的折射。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搞西方那套，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能否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结合自身国情，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生根？中国没有军事联盟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能否给“一带一路”提供安全、金融公共产品？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金融体系任重道远，目前强调的先试点、再推广原则，“一国一策”做法，是否导致歧视性安排，如何统筹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中西误解之源。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只面临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而且面临西化世界的挑战。不同于美国崛起建立在欧洲肩膀上，中国崛起面临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体系挑战，这在“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话语权悖论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一，名与实悖论。国内称战略，国际称倡议，“一带一路”如何实现内外统筹？第二，特色与普适悖论。中国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也强调不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中国模式所吸引，如何既能借鉴又保持自己？第三，破与立的悖论。中国发展模式强调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利用国际市场又创造和培育国内市场，为世界提供全新选择，严重冲击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挑战其国际体系主导权。西方国家出现抵制中国模式的合流，造成规则导向全球化与发展导向全球化的中西对抗，而“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国际融资又需要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如何把握破和立的关系？第四，中国与世界的悖论。“一带一路”建设既弥补市场原则不足又强调市场原则，既强调标准走出去又强调遵循国际标准，如何平衡？第五，二元悖论。“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搞西方那套，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存在典型的二元结构， 能否借鉴中国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实现“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生根？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最终有赖于建设“一带一路”话语体系，超越种种悖论，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也是伟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只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先导，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个进程，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 达到“三声”境界：润物细无声，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国际涉华舆情对华“政治认同”的态度特征
政治认同是一国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衡量一国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一个标准。在对华“政治认同”的问题上，美国媒体主要持否定态度，用其狭隘并带有偏见的政治认同来凝视中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枉顾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这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话语霸权的现实。中国需积极应对，努力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并逐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序竞争的国际话语体系。
回顾2018年第二季度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国际舆情环境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持续性特征，特别是2018年4、5月间相继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韩朝关系、美朝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此外，西方媒体就中国政府要求美国航空和美联航等航空公司改变网站与宣传材料中对台湾、香港以及澳门地区的标示引起的“奥威尔式废话”和“中国政府赠送德国•特里尔马克思雕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追踪报道。不论“奥威尔式废话”所明示的“政治正确”，还是“马克思雕像”所暗喻的“政治主义”，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认同”。尽管两者的主要观点和评论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但表象的争议和喧嚣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长期秉持的国家政治理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实践的高度认同。然而，这种高度认同却充满了对中国国家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的普遍敌视和狭隘偏见。根据对2018年5月以来境外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主要内容和现实寓意的分析研究，国际涉华舆情对华“政治认同”的态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中国国家记忆是对中国政治认同的根本诠释
中国试图通过强调领土主权和民族历史情感增强政治认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月7日在报道中称，中国一直认为西方长期欺凌和迫害中国，中国人对西方的侮辱和领土完整问题极其敏感，这种意识在中国很普遍，是社会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共同经历的基础情感，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对其与世界关系自信的转折点。英国《每日电讯报》5月5日指出， 美国谴责中国“奥威尔式废话”反映了中国对国家主权问题的敏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愈加底气十足。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精髓。美国大西洋传媒5月4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利用马克思的生日来重振他的国家的共产主义传统。习近平在4月23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高级官员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并将该党视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继承人，这也是中国人民富起来之后对失去灵魂生活的修复。
北京孤立台湾友邦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大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长期策略。美国福克斯新闻5月7日表示，中国“奥威尔式废话”是中国大陆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外国公司屈服其政治意愿，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国法律的合法合理要求，同时也是中国以外交方式孤立台湾，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长期努力。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5日认为，除航空公司外，中国“奥威尔式废话”也对连锁万豪酒店强调了政治正确，并竭力在全球舞台上强调自己的政治正确。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5月6日表示，北京似乎正在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敲打国际公司坚持其敏感问题的立场。这既是中国的长期行动，也是近期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台湾断交转向北京的结果的体现。
中国国家意志形态与公民治理需要转型。英国《金融时报》5月9日指出，4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私营企业利益的多样化和公民思想意识的多元化，贫富差距的鸿沟和不同阶层的需求使得中国必须在21世纪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治理中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和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议程和思想控制的主要方式。英国广播公司BBC 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5日称，中国政府赠与的马克思铜像为中德友谊与合作架起了新桥梁，但对于中国举行的高调政治活动，国际社会还是保持了谨慎态度，甚至受到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府加强政治思想控制的工具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批判者所采取的手段。
中美经贸问题走向政治化
中美贸易谈判的巨大分歧加剧了中美政治问题的复杂化。英国《卫报》5月5日表示，北京试图改变美国航空公司对争议地区的称呼是中共日益强化其对美国公民和私人公司政治观点控制的表现，也是美国贸易代表团就中美贸易谈判发表严厉声明的政治映射。美国VOX新闻网5月7日指出，在中美贸易高级别会谈未达成协议的第二天，白宫指责“奥威尔式废话”的“政治正确”其实是对中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惯常思维表达。
中美贸易和朝核问题是联动一体的。今日美国5月5日指出，由于美国和中国正在就贸易和朝鲜核计划进行微妙的谈判，所以如何处理有关航空公司标示地理参考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与特朗普政府迫使中国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降低市场准入标准，并就美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的贸易战密切相关。
中国向世界出口审查制度以强化其政治观点。美国检察官网5月6日表示，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归因于突然打击航空公司，但潜在动机似乎是中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加大审查力度，通过在网站上强化政治观点，进一步争夺主权的领土上的统治地位。
中国企图利用社会信用评分制度对美国进行政治强迫。《华盛顿邮报》5月5日指出，美国将“抵制”中国使用社会信用评分体系来惩罚美国航空公司。在中美长期的战略竞争中，中国共产党强迫美国公民或者公司按照中国的要求规范行为，实施“社会信用评分制度”，以达到北京默认的政治正确，否则会采取严厉惩罚。但同时，这又会导致美国公司成本的提高，也会使中国面临社会失控。
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已扩散至中美政府和民间。英国国际广播电台BBC5 月7日表示，中美政治正确口水战双方强硬措辞的背后是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价值观分歧加剧，特别对中国来说，国家身份的认同已经从香港基本法的“一国两制”延伸至新香港公民的个人身份认同，甚至国家的统一大业。
马克思主义对21世纪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
马克思像幽灵一般使德国人思想分裂。《洛杉矶时报》5月3日表示，来自中国政府的礼物——马克思雕像困扰着德国，加剧了德国人民对马克思的争议。冷战后统一的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强国是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对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解药，特别是2007年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使得西方国家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周期性和根本性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却迅速崛起。
马克思的乌托邦之梦是暴君之路。《今日美国》5月5日表示，马克思从未期望他的学说给千万受害者造成永久恐怖，而且他认为任何赋予统治者无限权力的制度都不会带来快乐的结果。在马克思200年诞辰这一天，请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以理想化政府开始的哲学，最终会通过理想化征服来结束。
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当代世界资本市场相互影响。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月5日指出，马克思诞生200年了，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相关。因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决定性的， 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这一事件促使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公民质疑他们的经济体系基础。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不仅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是致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美国《华盛顿时报》5月3日指出， 北京正在建立一个连乔治•奥威尔都无法想象的数字监视网，在西藏和新疆开展彻底的文化灭绝种族运动，通过十几亿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排名来实施“社会信用体系”，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其他共产主义政权被丢进历史垃圾堆后，中国共产党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来维持统治。
资本全球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调控。意大利L’Espresso周刊5月3日报道，在过去的200年里，马克思不少思想和理论都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很多理论仍适用于当今社会，例如关于资本集中的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不少大型企业，如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这些企业彻底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它们拥有巨大且不可控制的能力。与此同时， 政府能力被削弱了，企业间破坏性的竞争使得任何严肃的条例（例如关于环境变化或税收的条例）变得难以实现，等等。为此，有必要重振工人阶级组织，让它们团结起来，克服工人阶级的不安全感，打消当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分歧，实现马克思对人们的另一个告诫：“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
对国际涉华舆情对华“政治认同”态度的思考
鉴而言之，国际涉华舆情对华“政治认同”的态度大多持否定甚至歪曲的态度，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不是动辄指责中国，就是妖魔化中国。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与转型，世界面对着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中国也面对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两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但在这一由美国开启并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际话语权从来都是掌控在西方大国的手里，在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时，美国媒体的态度或者偏好都反映着甚或代表着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和裁判权。
然而，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行世界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趋扩大，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其合理要求，这不但符合众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界定，也符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一负责任大国的期待。可是，作为传统东亚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国家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并没有获得西方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接受，反而遭遇普遍敌视和狭隘偏见，尤为体现在以美国媒体为风向标的国际涉华舆情中。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存在于时间中，多于存在于空间中；存在于直接的国内经历中，多于存在于潜在的国际经历中。国内的政治认同不同于国际的政治认同，在国内被定义为政治正确的标准必然异于在国际上政治正确的标准。政治认同作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本质上就是一国的国家共同历史意识的身份认同，也是一国的唯一国家经验， 更是一国的历史记忆。基于政治认同之上的国家政策是否正确或者真实，往往取决于一国的历史记忆，这种经历越是基本和初级，其影响就越是深远。这也说明了政治认同具有两层维度，或者说是，双重标准。从国内层面来讲，政治认同就是一个国家国内经验的政策制定和政策贯彻。从国际层面来讲，政治认同却是一个国家国内经验的向外延伸和表达，即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这种政治认同常常反映在一国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其采用的工具就是通过媒体传播的国际舆情。
小结
在对华“政治认同”的问题上，美国媒体主要持否定态度，用其狭隘并带有偏见的政治认同来凝视中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枉顾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这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话语霸权的现实。正因为如此，在当下的国际涉华舆情环境中，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必要代表众多发展中国家积极有为，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并逐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序竞争的国际话语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明确话语定位，努力塑造中国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分别从历史文化、国情特色、外交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四个角度提出要注重塑造中国的四种“大国形象”，即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提升话语质量，切实扩大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表达。虽然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且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体系中，必须有礼有节有为地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充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合理的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和诉求。
奉行国际法治，树立良好国际法捍卫者风范。当代国际话语体系虽然有诸多缺陷，且依旧操纵于西方大国手里，但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话语规范表达的通用准则和共同语言，而且也是最低成本、最具道义基础、最富有话语影响力的国际价值共识，用国际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故事不仅有助于维护国际法权威，也有助于中国成长为具有国际感召力的领袖型大国。
加强公共外交，推动民间组织友好交往。在公共外交领域，除了国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友好交往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也是国家交往的根本所在，并且是西方国家政治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才能推动各国之间、各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加直接、形象地了解中国的政策、国情、民生，向世界传递和平友善的中国思想。
陈雅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现代传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云新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后WTO时代的中非双边经贸合作
2018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对中国、欧盟、日本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的举动不仅让整个世界都处在了关税壁垒和贸易战的阴影下，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猜疑和隔离也使得多边贸易体系备受质疑，在后WTO时代下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也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与非洲之间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同时中国与非洲经贸之间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在后WTO时代的今天，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对于中非双方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1年12月11日，经过15年艰苦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尽管世人对于当时加入世贸组织众说纷纭，但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在世贸组织大家庭中迅速发展，从2001年在全球经济占比仅有4%迅速攀升到如今的15%。中国经济快速的崛起在让国人自豪的同时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自美国对中国、欧盟、日本大面积加征关税以来， 全球的贸易形势更加不容乐观。世界贸易组织初衷在于让世界各国之间经贸更加开放、多边贸易体系更加繁荣，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美国无差别设立关税壁垒使得世贸组织成员之间不信任感增强，世贸组织地位也显得越来越尴尬，后WTO时代下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后WTO时代的贸易走向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成立。相较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其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中没有涉及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内容，贸易自由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 拥有164个成员国，成员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6月28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根本宗旨在于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等措施，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活力的、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以开放、平等、互惠的原则，逐步调降各会员国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并消除各会员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歧视待遇。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的贡献者，中国早在2010年便将整体关税率从2001年的15.3%降到了9.8%，降幅高达36%（《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6月28日）。由此可见中国是世贸组织规则的坚定履行者。中国经济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腾飞，加入世贸组织17年来，中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几乎是排名第三的日本的三倍。尽管美国是世贸组织的创始国之一，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与世贸组织的宗旨相背而行。美国对于多边贸易系的怀疑和无差别对多种进口商品征收巨额关税， 使得各国之间贸易壁垒加深，贸易战已经全方位展开。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第23个年头，世界整体进入了后WTO时代。
后WTO时代最醒目的一个特征就是贸易走向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坚觉地维护世贸体制下的规则，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视全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对于多边贸易满怀信心，美国却对此心存疑虑；中国试图进一步降低关税，美国却在不断建立越来越高的关税壁垒；中国更加开放，美国却越来越封闭。美国可以和中国以双边的形式签订2500亿美元的大单，但却无法容忍中国在世贸体制下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的转变让无论欧盟、日本还是中国都被迫在后WTO时代作出新的贸易选择。
中非合作论坛背景下中非经贸关系展望
中非合作论坛迄今为止已经成立18年。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非之间交往的平台，也是促使非洲发展的巨大动力。2000年，非洲还被欧洲描述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大陆，也正是在这一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开始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22倍，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3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60 倍（《杨洁篪国务委员接受南非独立传媒专访》，外交部网站，2015-10-20）。中非合作论坛推动了中非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合作典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李安山：《论中非合作论坛的起源——兼谈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思考》，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15 页）。
中非之间经贸总量的迅速增长在于中非之间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非洲能够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多层次多品种的丰富的原材料，中国生产出来的商品，非洲市场又能够予以部分消化。同时，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既有利于非洲经济发展，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国内钢铁水泥产业过剩的局面。非洲经济不断发展，非洲市场不断扩大——中非之间贸易总量才能不断攀升。正是基于中非之间这种经济互补性，未来可以预见的是中非关系会更加紧密、经贸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
在中非之间经贸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同样存在着不小的挑战。一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双方经贸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强国不再忽视非洲，同时一些新兴国家诸如印度、巴西同样把非洲作为商业拓展和地位提升的重要市场，于中国而言，国际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部分企业在非洲无视环境问题开采资源也与环保意识日渐增强的非洲当局相背而行。2013年8月13日，乍得政府便撤销了中国石油公司在乍得的石油开采权（《乍得暂停中石油开采活动 称其违反环境法规》， 新华网，2013-08-15）。尽管中石油高层随后否认在乍得违规开采，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和非洲当局之间环保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差异和冲突。在环保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出台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中非经贸关系发展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只有正视这些挑战，才能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深远影响
在后WTO时代，双边贸易更加值得关注。中非双方都肩负着国家发展、改善民生的使命。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正处于工业化兴起的阶段，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技术、人才、装备、资金的优势，在美国执意修筑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的情况下，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必然会在全球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
有利于优化双方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
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不仅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而且有利于加强中非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贸易，提高经济效益，加速中非双方经济发展，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产品国际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大有裨益。
有利于中国树立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后WTO时代，美国对于全球化贸易的抵触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兴起，使得美国开始对中国、欧盟、日本大面积征收关税，高额的关税壁垒和无差别的贸易战使得美国更加保守和封闭。中非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不仅可以互利共赢，也使得中国更加开放和自信；同时中非双边经贸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为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加强与非洲的双边经贸合作，可以树立起中国开放自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种大国形象与当今筑壁自封的美国截然不同，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中美双方的差异，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有利于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
从广阔的人类发展态势和社会进步的视野来看，在当今南北差距持续扩大、恐怖主义威胁阴霾不散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繁荣以及深度参与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对于推动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非洲有53个国家、9亿人口，中国有14亿人口，两者相加共拥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非合作和共同发展不仅可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为大多数穷人实现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作出贡献，为塑造一个更合理、更公正，能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在发展中受益的新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结论
2018年7月6日，中国正式宣布对来自美国340亿美金的进口货物征加25% 的关税，以应对之前美国当局执意设立的关税壁垒。并同时规定无论今后美国对多少金额的中国商品征加关税，中国也必然实行同等金额的回应。美国设立的关税壁垒不仅仅针对中国，其盟友欧盟与日本也未能幸免。在同等境遇下，中国试图与欧盟就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达成一致，但未能成行。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欧盟之间文化认同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欧盟对中国在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的态度感到不满。中国与欧盟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使得中国希望与欧盟在贸易领域中对美采取一致的反制措施难以实现。
后WTO时代下，关税壁垒和贸易战不可避免，这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多边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中美之间贸易战已经打响、中欧之间分歧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推动新的双边经贸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非洲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市场，拥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为世界所瞩目。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立18年，不断完善的机制和谋求共同发展为中非双方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非双方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不仅仅是大时代背景的需要，更是双方务实精神的体现、互利共赢的基础。
孙晓光：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崔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拓展空间
从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的民意调查来看，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情况仍不容乐观。本文分别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建设路径分析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情况，提出在民间层面发挥个人对个人传播的优势能够补充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空间提供助力。
在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软实力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实现，也可以消解中国国家实力迅速提升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为创造中国在东南亚更好的国际区域发展环境和保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长远利益的现实角度出发，现阶段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拓展空间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视角探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现状
经贸关系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最大亮点。2010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覆盖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并且贸易额仅次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2016年，中国—东盟全年贸易额达到4522亿美元。目前，中国仍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东盟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相互依赖，为发展稳定互利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强劲的经济发展需求仍然是驱动双边关系的主要发动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扩大已成无法忽视的事实。
一个国家民众对于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民意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调查了主要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在东亚各国或整个区域内的影响力的持积极态度的比率，本文对比了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的调查时间间隔大概为4年，具体年份在2010—2015年），发现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民众对于中国影响力在缅甸和所在地区持积极态度的比率最低，分别为31%和28%；菲律宾民众的这一比率从82%和73%（第三波）下降到63%和44%（第四波）；新加坡民众的这一比率则从81%（第三波）下降到76%（第四波）。可见，在大概四年的时间间隔中，尽管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但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认可度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民众中， 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因素多样且复杂。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除马来西亚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三个东南亚国家大部分的民众认为所在国家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更重要。其中，菲律宾73%的民众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而认为与中国经济关系更重要的只有7%。越南民众中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比率为69%，而选择中国的比率为18%。针对中美两个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调查报告指出：菲律宾和越南有71%比率的民众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有助于地区和平。对于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 74%的越南民众，41%的菲律宾民众和38%的印尼民众认为与中国在领土争端上保持强硬姿态比与中国保持更强劲的经贸关系更重要。东南亚各国综合民意对中国态度持积极态度的比率：印尼为18%，马来西亚为23%，菲律宾为14%，越南为4%。
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民意调查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升温并不一定带来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软实力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一定提升了在东南亚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经济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作为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第二， 中国必须要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仍占据东南亚国家的主流传播空间的客观现实。第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还是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和在东南亚区域内扮演的角色和行为有一定的疑虑和不理解。
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本文中的官方层面特指在国家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中国软实力建设行为， 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是官方层面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逐步意识到建设软实力对于营造和平、良好的国际外交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因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而变得盛气凌人，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始终绕不过的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希望中国以和平、平等、互利的姿态与所有南海领土争端各方进行积极的磋商，中国也以积极的外交策略回应这种“要求”来消除东盟国家的疑虑。
20世纪80年代，为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展现出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合作的姿态。2002年11月4日， 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宣言》的推进和落实，2017年8月6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从《宣言》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的通过，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给东南亚国家展现软实力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强化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的积极实践。中国软实力建设在官方外交政策层面深入拓展且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突破成果。
除了外交政策展现外交智慧，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还主要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等消除东南亚各国的“不安全感”，正面宣传和平崛起的中国。一系列由官方主导的人文交流活动如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海洋合作年、教育交流年、旅游年接连举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新机制建立，给已有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注入更多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与东南亚国家在媒体文化合作交流上有许多尝试。比如中国的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等文化产品开始进入东南亚国家，部分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在东南亚引起了较大反响，对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官方近年来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人文交流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正有意识地拓展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空间的更多可能性。同时，当前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活动基本上由中国官方层面的单方面展示为主，这样的模式往往能够获得官方较大的资金和渠道上的支持，但由于是单向展示而不是双向互动交流，其效果一直无法深入民间层面（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 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第71页）。
国家对外宣传的内涵包括几个特征：单向性、选择性、影响性和目的性。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的对外宣传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中被认为是国家机器对政权和人民的控制手段（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空间也因此在东南亚国家受到挤压，甚至被解读为中国要挑战现有的东南亚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的表现。同时，东南亚各国在经历国家政治权力民主化和分散化过程。东南亚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原来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的政府权力逐步向人民分散转移（曹云华：《论当前东南亚局势》，载《东南亚研究》，2017第2期，第12-13页）。市民社会因此在东南亚各国得到了较大发展。现代化民主进程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权更迭频繁，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逐渐减弱，甚至与政府对立。这些因素都使得东南亚国家民众意识上对于官方层面（政府）的不信任和相对独立性增强。然而，国家的公共外交行为往往是通过官方与官方的对接合作完成，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与对立导致中国公共外交行为的效果很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国内的社会与政治大环境使得许多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只能停留在官方与官方层面，无法进一步传播影响到民间层面。
民间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造成中国在东南亚所表现出的软实力建设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除了来自于自身和东南亚国家社会环境的局限，还与民间层面软实力建设没有很好地对官方层面进行补充有关。民间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特指非官方主导下进行的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行为促进国家整体软实力提升。
顾国平认为：“官方软实力外交最终需要落实对他国民众的影响才能成功，而充分发展民间往来和交流正是对他国民众产生直接影响的最有效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覆盖政府外交所不能触及的领域，而且还能通过直接的接触增强东南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好感。”（顾国平：《“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以东南亚为例》，载《东南亚研究》，2013第4期，第38-39 页）从直接影响东南亚民众民意的角度思考，民间（层面）交流的形式特别是个人与个人交流将是拓展软实力建设空间的突破口。信息的跨文化传播面对的是信息的接收者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等与信息来源不同而对信息的解读不同（孙春英：《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一些东南亚国家媒体和政治精英则把这一类信息解读为中国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企图控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避免这类对中国相关信息的“误读”，正是寻求中国软实力建设拓展空间的关键。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元素加入跨文化传播发展，“自媒体”相关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使得跨文化传播有了“个人化” 转向：个人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收者，而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从制造者到接收者的单向传播。个人与个人（people to people）的传播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它能在信息传递过程中降低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给信息的接收者以直观、公正的个人感受，人与人直接的交流在情感与语境的层面上更易被理解与认同。因此个人化的传播能够弥补以官方媒体为主要的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所造成的传播面不广、传播效率不高和传播手段处于弱势等问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在没有官方主导的情况下自发地利用传播工具， 如互联网、社交网站、社交软件等在虚拟空间中快速传播信息，接收信息的个人可以自发地将接收信息进行再次传播。原有的信息在被多次传播的同时，可能会经过传播者的“再加工”：来自于一种文化的信息在跨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信息可能会在被加工后获得更有利于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传播的特质，比如将信息从信息制造者使用的语言翻译成接收者所使用的语言，以便于信息接收者更准确方便地接收信息所传达的内容。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媒体的时代，传播行为的个人化转向提升了传播的影响力（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5页）。通过数字虚拟空间传播的信息还因为信息接收者有不接收信息的权利，减少了信息接收者对于信息本身的排斥，使得信息传播效率大大增加。
庄礼伟认为这种类型的民间层面互动（主要由信息而获得的感知），能够经由全球化信息媒介将国人的日常精神风貌、国家日常的社会风貌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形成民间互动。由此，他认为所谓“民间外交”是一种偏向于个人层面的场景：在国内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如不懈推动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化、美好化)。这样的交往互动根植于民间层面，也因此能够更深入地在广泛的民间层面产生影响力。从这一场景出发，中国的普通民众通过自发地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流沟通的方式将中国当下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和美好向国际社会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应该避免带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信息， 做到不夸大中国的实力和贬低其他国家，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民众间的隔阂，以平等的姿态最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中国个人和社会文明、美好的形象。
结语
本文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视角探讨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情况。尽管中国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从东南亚国家的民意调查来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民间层面仍然对中国影响力的不理解、不确定和偏见，影响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软实力建设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从实践经验来看，中国软实力建设在官方层面遇到的瓶颈和限制应从民间层面寻求补充。在继续发挥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的作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通过个人化的传播途径将中国个人和社会的文明、美好场景展现给其他国家的民众，个人对个人的虚拟空间信息传播应成为中国在民间层面软实力建设的可拓展空间。
本文系广西民族大学2018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编号：2018MDSKQN05）的阶段性成果。
黄宏：广西民族大学教师，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化政治学硕士。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上合组织司法协作的新亮点
国家之间信任是正常交往的前提，维系和巩固信任是形成互利共赢国家关系的基础，而信任的维系和巩固则有赖于国家间达成共同契约（如国际合约、国际协议），这些契约的达成则必须依靠司法的充分协商与合作。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作为司法协商的具体体现，其为各国充分协商、凝聚共识提供了舞台。2018年中国举办的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亮点多多，与会各国既充分享受了现代科技为司法带来的便利，又着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贡献司法助力，此外中国法院自己的一些独创经验亦为会议平添不少亮点。
2001年由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性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经过17年的发展已成为处理区域国家间尤其是相邻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典范，它提倡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型邻国关已为世界国际交往提供了范例。2018年中国作为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召开了系列峰会，其中5月25日在司法领域召开的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无疑是上合组织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国家间的交往需以相互信任为前提，而维系信任的纽带则是共同签署的法律文件（如国际条约、国际协议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正如习近平主席贺信中指出的：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作为上合组织重要的司法合作机制，为加强成员国法治建设理念和制度交流、深化各领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徒法无以自省，仅签署法律协议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信任还须以双方对协议的严格履行为保障。而这些维系国家间关系法律文件的履行则有赖于各国司法领域的密切协作。
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006年由中国提议发起设立，作为发起国， 中国分别于2006年在上海、2012年在北京举办过两届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018年是中国第三次举办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首次邀请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最高法院院长或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司法合作”为主题，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专题探讨，加深了彼此了解，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议一致通过《第十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联合声明》。作为承办国——中国在本次会议中除了继续跨境犯罪、国际暴恐犯罪等传统议题外，还紧密结合国际司法发展新趋势和中国国情新特点提出了一些耐人回味的新亮点。
首先，本次会议是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积极加入（印度除外）并谋求互利共赢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
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其重要理念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上合组织成员国亦是“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截至2017年底，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蒙古，对话伙伴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斯里兰卡均已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中的诸多理念都与上合组织成员间多年交往的成功经验不谋而合（如“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倡议，和上合组织提倡的谋求联合发展的思路都致力于提倡各国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多赢理念；又如“一带一路”倡导的文化包容的理念和上合组织尊重多样文明的精神都细致全面地给出了各国面临纠纷时的考量因素）。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一带一路”致力于寻求人类共同富裕的美好目标，它的实现不仅需要蓝图，更需要不断实践。而实践当然会遇到困难和冲突，妥善并有效地克服困难，解决冲突自然少不了司法的助力和保障，上合组织有效运行多年的司法经验必然为有着相通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支撑，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司法领域最高级别会议，承办方的中国最高法院架起“平等协商、司法合作为‘一带一路’提供司法保障”的大旗，欢迎各国借鉴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纠纷的司法互助和协作水平。正如习近平主席给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与会各方在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司法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犯罪，化解纠纷，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本组织地区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其次，司法大数据、智慧法院成为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
21世纪是科技的时代，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忠实捍卫者——法院，其面对的案件纷繁复杂，随着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寻求去法院解决纠纷），加之立案登记制（只要形式符合立案条件法院都给立案）、员额制改革（真正审理案件的法官比之前少）的推进，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广均超出了以往。压力之下的法院如抱残守缺则不仅无法应付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而且低下的司法效率也会影响诉讼的公正，明智之选唯有拥抱科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司法大数据，提升对案件的反应和处置能力。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会议中提出“智慧法院”的概念，其向与会各国分享了中国法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司法大数据的成就（如运用信息化手段全面实现司法公开，为执行工作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依托海量审判资源提供司法大数据服务，强化审判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以及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智慧法院的具体措施）。
各国最高法院院长赞赏中国智慧法院的成就，并且都谈到科技对审判工作的重要作用，如印度最高法院大法官阿达什•库马尔•戈埃尔提到，“信息技术对于提高司法效率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米安•萨其布•尼萨尔提到，“信息建设不仅是为了信息化，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获得信息、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感，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
法学家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数据是经验的源泉，科技是便捷的手段，司法领域要想适应科技时代的海量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分析数据。人脑的存量和记忆是有限的，但智慧却是无限的，依靠科技运用海量的司法大数据来辅助裁判、便捷办案不正是智慧法院（人的智慧）的独到之处吗？科技使生活便捷，拥抱科技才能拥抱未来，智慧法院是法院应对未来的必然选择。
再次，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障成为本次会议的新亮点。
人权保障作为衡量一国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人权最易受到侵犯的领域——刑事司法领域中对被追诉人（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点议题。
实践表明，冤错案件的发生绝大多数在于非法取证（如以刑讯逼供取得的被追诉人有罪供述），而非法的取证方式不仅无法保障案件质量，更是导致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等严重侵犯被追诉人人权的直接动因。本次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着重讨论了针对刑事司法领域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前院长杨万明在分议题会议中介绍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部委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不仅细化了诸如暴力行为取证、变相肉刑取证、威胁欺骗方法取证、限制人身自由取证在内的具体非法取证行为，而且还通过明确不同诉讼阶段（侦查、起诉、审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来遏制非法取证行为，此外还赋予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诸如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权、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取证权以及排非程序先审权等在内的防范被追诉人被非法取证的救济性权利。靠程序保人权，严格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和适用，不仅体现了中国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决心。
最后，司法案例合作机制成为指导各国解决跨国（境）贸易争端的新举措。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各国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贸易纠纷随之而来，如何在上合精神框架内妥善解决贸易争端是与会各国关注的核心议题。
中国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提出了用“司法案例合作机制”来解决跨国（境）贸易争端的方案，他提出：通过建立司法案例合作机制，加强各国对跨境贸易纠纷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可以增强区域合作， 推动跨境货物贸易纠纷相关的商事法律协调，从而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公正高效便利的跨境贸易纠纷解决体系。
司法案例是一种将各国在之前处理类似跨（国）境纠纷时已经形成的司法案例作为处理新发生的类似贸易争端的重要参照和依据。建立司法案例合作机制一方面可以保障争端各国对贸易纠纷处理的预期（知悉结果后可以提前协商解决，避免诉诸法律）；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司法成本，提高争端解决效率（通过之前的合作案例对类似案例快速作出相应处理）；此外，还可防止因各国贸易摩擦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
总之，合则生，抗则损，协商才能发展，对抗则会两败俱伤，“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亦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各国共生发展的出路只有合作，而合作中的冲突则有赖于智慧性地处理纠纷， 这其中司法领域的有效协作便是智慧之选。
连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中国行为法学会司法行为研究会理事。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抗战时期中国期刊对日舆论战的展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学界、新闻界自觉通过舆论宣传积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借助期刊这一重要舆论阵地，许多学者就军部这一日本侵华战争核心决策主体展开深入研究，揭示日本军部的封建性、侵略性及其必然自取灭亡的宿命。这些见解为中国政府及国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预判战争前景提供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讯息，为中国的对日舆论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及民众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掀起了救亡图存的全民族抗战高潮。学界、新闻界自觉把通过舆论宣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视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对日宣传方针。其中在期刊方面，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就达30余种。《日本研究》《日本评论》《战时日本》等期刊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为全民族抗战服务作为办刊方向和宗旨， 刊发了大量全面深入介绍和研究日本的文章。许多学者就军部这一日本侵华战争核心决策主体展开深入研究，借助期刊这一重要舆论阵地揭示日本军部的封建性、侵略性及其必然自取灭亡的宿命。这些见解为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及国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预判战争前景提供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讯息，为中国的对日舆论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中选取部分代表性优秀成果，介绍民国学者们的真知灼见。相信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解读日本军部及其战争责任，深刻认识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对日舆论战背景下日本研究热潮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宣传，中国政府亦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日舆论战。国民政府成立了不少对敌工作的机关或部门，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残暴行径，预判其必然灭亡的前景，以此激发国民的抗战热情和决心，诱导日军和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瓦解敌军，为抗日战争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通过舆论宣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也就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学界和新闻界的一个重要使命。当时学界的日本研究非常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日本研究队伍，对日本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当时上海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南京的日本研究会等专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就聚集了一批日本研究者和留日回国学人，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著作和杂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研究会曾将机关刊物《日本》月刊更名为《日本评论三日刊》，后又更名为《日本评论》。该研究会在其办刊宗旨中就提到： “本会同仁曾就学彼邦，鬼魅伎俩，洞若观火，决计就其所知贡献国人，剖析敌情以为作战之准备。且以鼓舞士气，团结精神，以与倭人决一死战，去此东亚之蟊贼，谋被压迫民族之解放。”日本研究会和这份刊物可以说是民国期间关于日本研究的最具学术性和影响力的机构与刊物之一。
仅在杂志方面，抗战时期中国杂志发展迎来一个高潮期，当时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杂志约有300种。许多杂志自觉将办刊方向和宗旨确立为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为全民族抗战服务。“当时一些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杂志， 如《生活》《读者生活》《世界知识》《青年月刊》等都出版过‘抗日特刊’‘抗日增刊’等。”这时期杂志发展的热潮也极大地带动了日本研究杂志的发展，一批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优秀专业杂志问世。据统计，在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就达30种左右，其中代表性的有《日本研究》《日本评论》《战时日本》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敌情研究》和八路军政治部敌工部的《敌国汇报》等。从刊发的论文来看，这些日本研究杂志不仅关注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而且更加关注国际环境与中日关系的变动，注重全面深入地介绍和研究日本。例如，1938年8月创刊于武汉的抗战时期中国研究日本的代表性期刊之一《战时日本》，就在其“渝版发刊词”中明确写道：“（1）深刻而真确地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2）从日本本身有系统地研究日本各方面的问题；（3）从中日战争去真切把握泥足日本的危机；（4）从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去观察孤立的日本；（5）拟议各方对敌工作的方案及实施办法。”而从发行状况来看，这些日本研究杂志面向广大民众，价格便宜，普及性强，影响力大，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
民国期刊中对日本军部的认知
在抗战时期的日本研究热潮中，一些学者认识到军部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核心决策主体。为此，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日本军部进行了探讨并且发表了许多优秀成果。其中仅在期刊上刊登出来的就有《日本军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胡铸坊，《日本评论》第九卷第五期）、《日本军部的本质》（高璘度，《时事类编特刊》第一期）《日本军部与日本法西斯运动》（彭迪先，《新新新闻每旬增刊》第一卷第一、二期）《日本军部》（卢冠群，《苦斗》第二卷第四期）《剖析台上之日本军部》（鲁安，《东方杂志》第三十六卷第九号），等等。这些学者大都曾经留学日本，比较了解日本的情况。如彭迪先于1926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抗战。他们的文章分析了日本军部的概念、特权地位等问题，并且预判军部的失败前景，成为国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的重要文献。
第一，对日本军部的概念界定。为了让国民正确认识日本军部，学者们根据自身理解对其作了概念界定。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军部是日军全部军事机关的统称。不过，彭迪先在《日本军部与日本法西斯运动》（上）一文中也提到，一般说到日本军部，通常是指日本陆军，因为当时日本陆军势力正盛，积极参与国政。另有学者从军政关系的视角去界定军部。例如，胡铸坊在《日本军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一文中提出：“广义的日本军部就是指日本军人与政治相接触的一团而言。”概言之，民国学者们对日本军部的概念界定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把握住了要害，既理清了日本军部的组织结构，又借此指出了当时日本的军政关系特征：以陆军为代表的日本军部积极参与国政，并攫取了国策支配权。学者们给出的日本军部的概念，凸显出他们对于当时日本政局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便于国民理解和接受。
第二，阐释日本军部的特权地位。民国学者们对军部的特权地位及其势力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胡铸坊在《日本军部在法制上之特殊地位》一文中指出：“军部在法制上有特殊的地位，申言之，一是军部在宪法上的特殊地位，一是军部在官制上的特殊地位。”即，明治宪法中的军令权独立和官制上的军部大臣武官制，造就了军部的特殊地位。田庐在《日本军部在政治上之史的根基》一文认为，军部的特殊政治地位源于其经济、政治、历史和宪法根基：其一，军部的前身武士阶级指导了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攫取政权后变成“专制独裁政治的实施者”；其二，军部通过对外侵略“大大培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其权力必然“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膨胀起来”；第三，日本帝国宪法的重要特征，即军队统帅权的独立性，“使军部在政治上获得特殊的地位”。卢冠群在《日本军部》一文中认为，军部能够握有日本政治支配权，缘于其三个背景：一是历史背景，近代日本“靠着打胜仗建国”，军人说话有力；二是政治背景，军部在宪法上享有特权地位，即“统帅权的独立”；三是时代背景，“日本资本主义之没落与国际危机之迫近”，促使军部背负“挽救日本资本主义的未亡”的任务，并借机支配日本政治。可见，学者们不仅充分认识到军部的特权地位，而且还从历史因素、时代背景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军部势力的根源，很好地回答了日本军部为何能掌控日本国政，不断发动侵华战争这一重要问题。
第三，预判日本军部的前景。学者们通过认真分析，认为军部的前景必然是失败的，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军部法西斯。高璘度在《日本军部的本质》一文中强调，“军部并不是具有不死身的‘妖精’，它的盛衰消长是和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有密切关联的”，军部与日本资本主义“一旦利益的条件相反，二者之间即刻要发生对立抗争”，“其已经发动的战争，也要遭到很大的影响”。“它的势力是建筑在沙上的，终有一天被维护和平的巨大力量粉碎！”卢冠群在《日本军部》一文中深入剖析了日本军部的脆弱性及其前途。他指出，日本军部在国内“已经显示出许多的弱点和矛盾”：一是“没有群众基础”，“失去广大民众的拥护与同情的军部，自然极难完全达到它的目的。”“这是日本军部最弱的一点，亦就是它终必失败的地方。” 二是军部“在上层又与政党财阀间存在着难以缓和的矛盾”，力量的脆弱可想而之。三是“军部本身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在军部以外又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可以作为军部政治活动的根据”，其影响不能深入到民间。正因如此，军部企图“以对外的手段去克服其国内的困难”，不顾一切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是在侵华战争过程中，军部必然“遭遇到完全出乎它意外的中国的坚强的抵抗”，“它同样遭遇到日本国内一般人民普遍的反战”。卢冠群最后得出结论，“这次的战争，是加速它走上灭亡的道路，自己掘自己的坟墓”，“只需我们有必死的决心，我们便能够把他们一个个地赶进坟墓里去！”可见，学者们并未被日本军部貌似强大的外表所迷惑，而是通过冷静观察与深刻分析明确指出了日本军部存在的致命弱点，只要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到底，日本军部最终必然会走向灭亡。这种基于科学分析而作的军部前景预判，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定抗战的信心。
对社会舆论及民众意识的影响
“在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期刊往往成为舆论的先导，成为引导、鼓舞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鼓手与号角，进而成为摧毁旧世界， 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重要的舆论工具。”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让学界、新闻界更加自觉地利用期刊、图书等舆论工具来介绍、分析日本，向民众展示研究成果、鼓舞抗战士气。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针对性强，价格便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普及性，使得日本研究“从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变成为大家写大家看”，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例如，上文提到的《日本评论三日刊》于1932年改名为《日本评论》月刊后，坚持“明了敌情，鼓励抗战”的办刊方向，虽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因战事波及一度停刊，但仍于1940年2月在重庆复刊，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到1945年元月为止，几经波折， 一共出版18卷115期。由于撰稿人大部分是留日学生，所以《日本评论》能够及时、准确地报道日本国内的信息。这种同步性对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及时准确地了解日本，对抗战形势做出正确分析与判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民国期刊中对日本军部的认知，是中国对日舆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期刊为重要舆论阵地的学者们掀起的日本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以军部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多角度分析和对其侵略本性的深刻揭露，代表着抵抗日本侵略、救亡图存的舆论正义，有力地促进了坚决抗战到底的主流舆论的形成。这种抗日主流舆论也成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监督力量，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学者们的日本研究热潮所引导的抗日主流舆论的形成，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国民的情绪和思想意识。学者们借助图书、报刊等舆论工具揭露日本军部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国耻国难，激发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爱国情怀，并通过振奋民族精神的宣传，让民众真正认识到只有奋起反抗侵略，才能争得生存，拯救国难，维护国家独立。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众意识的真正觉醒。
结语
在全民族抗战大潮中，学界、新闻界自觉通过期刊等舆论阵地积极宣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中国学界的日本研究热潮，尤其是学者们对日本军部的深刻认知、基于科学分析的军部必自取灭亡的前景预判，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为中国的对日舆论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及民众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众意识的真正觉醒。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侵华战争决策机制与过程研究” （18BSS034）的中期成果之一。
刘树良：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师艳荣：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文化外交与中国形象的故事化传播
通过开展文化外交，加强跨文化沟通，讲好中国故事，向国际社会有效传播中国形象，是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跨文化沟通：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徐波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一书聚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文化外交案例，探讨了跨文化沟通的种类、方法和策略，以宽广的国际视野结合具体的现实语境，探索了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理念和实践创新，对于增进跨文化理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公共外交也走进了新时代。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世界，中国形象对外传播面临着许多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互动，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跨文化沟通：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以下简称《跨文化沟通》）一书将实践经验与理论思考紧密结合，从作者多年从事文化外交的独特经历出发，探索了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形象故事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借助重大国际活动平台提升中国形象
《跨文化沟通》强调做好重大国际交流活动的后续工作，延续其跨文化对话平台作用。充分利用重大国际活动平台的影响力，传承发扬其“精神遗产”，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是有效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2010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跨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已成为“中国和平形象的一张名片”。世博会将世界带到了中国，让国际社会近距离地了解了真实的当代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巨大变化。上海世博会结束以后，通过打造一系列后续项目，传承和发扬世博会的“精神遗产”，对于后世博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意义。《跨文化沟通》的作者徐波用将近十年的时间参与上海世博会申办、筹备、运营阶段的国际沟通工作，具有深深的世博情怀。他设想，在世博会结束以后成立一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基金会，每年举办世界城市问题论坛，通过类似项目把世博会的跨文化对话平台作用延续下去。
2014年举行的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另一个重大国际交流平台，共有来自201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余名青年运动员参加，为来自不同文明的世界青年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作者指出，南京青奥会结束以后，必须深度挖掘青奥会有关青年、体育、文化与和平的素材，打造南京青奥会精神遗产。例如，2014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体育、文化与和平论坛” 就是这种精神遗产的重要成果之一，有助于通过世界青年的跨文化交流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改变中国“缺席的被讨论者”的角色
《跨文化沟通》主张中国应当主动走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努力构建和传播正面的中国形象。基于在法国的亲身体会，作者指出，在法国社会，中国成了一个“缺席的被讨论者”。虽然中国问题在法国受到各界关注，但中国的人与事更多地是由所谓的“中国通”们在进行讨论和解读，却鲜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和“身影”。随着世博会效应的消退，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由赞誉转为批评，越来越倾向于报道中国的环境污染、农村贫困、官员腐败等负面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中国“缺席的被讨论者”的角色，全面考虑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塑造与传播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上树立良好形象，我们必须与国际社会主动进行对接，努力开展跨文化沟通与有效传播。2006年至2016年是中国和平崛起最迅速的十年，但中国的海外形象却并未得到西方民意的普遍认可。中国不能继续充当一个“缺席的被讨论者”，任凭外国媒体单方面演绎中国。作者提出，要改变中国“缺席的被讨论者”的角色，一是需要更多的中国公民更主动地参与同世界各国公众的沟通与对话；二是在方法上重新审视那种由国家主导或借助国有传媒工具的对外传播方式；三是重视从内容上讲好中国崛起的故事， 也就是通过跨文化沟通的方法，与世界人民开展心与心的对话。
中国的海外形象需要重视价值理念的故事化传播，讲好打动人心的中国故事。我们要改变在GDP惯性下看世界及与世界沟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如许纪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能只给世界带来金钱和商品，而是要带来一种新的文明理念，带来有关人类未来价值取向、道德伦理的启示或变化。作者援引吴建民大使的话说，中国人一定要与国际社会“合群”，而不能被看作这个世界的“另类”。《跨文化沟通》指出，“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应该是“一种value-based（建立在价值观上的）国家正能量形象，是中国梦的故事中让世界为之动容的那种心灵深处的东西，一种中国与世界共享的文明价值，而非是一种虚幻的政治口号，铺天盖地似的广告宣传”。我们需要通过跨文化对话让世界懂得，尽管存在各种文化差异，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及幸福观是与世界其他民族相通的，完全可以做到和而不同，相互理解。
以项目化方式促进“民心相通”
《跨文化沟通》倡导通过多种多样的人文交流项目使中国的友好形象深入人心。在2017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民心相通” 四个字引起了广泛关注。作者提出，加强“一带一路”成员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成为与经济合作同等重要的共识，要想真正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 我们要以项目化而非口号与概念化的方式来真正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和平崛起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上，而非情感上的话，这样的崛起就会让世界无所适从。如果说经济合作是“硬项目”的话，民心相通的“软项目”同样重要。例如，中国对非援助从投资基础设施升级到面对面人文交流的2.0版，有效拉近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
《跨文化沟通》具体描述了教科文组织打造的多种多样的“民心相通” 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两周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办了“一带一路文化互动地图”高级别专家会议；教科文组织与2014年南京青奥会组委会联合打造了“南京青年文化体育和平节”；教科文组织与南京大学联合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了以“儒家思想与全球化世界中的新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巴黎尼山论坛。作者认为，如果能够下大力气打造一系列诸如此类的“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项目，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形象将会出现新的甚至是质的飞跃。
国家形象有效传播的策略建议
《跨文化沟通》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该书以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呈现了丰富的真实案例，语言生动，别开生面，叙事“接地气”，可读性很强。同时，该书并非仅仅停留在案例层面，而是结合一个个跨文化沟通的真实故事进行了理性思考，围绕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这一目标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思路。该书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形象国际传播的策略建议。
第一，塑造好“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建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加拿大青年慈善家柯伯格对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要想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和平崛起理念，中国需要重视其海外形象的设计、塑造和有效传播问题。目前，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还是以政府主导、政府落实为主，由社会参与和推动的国家形象传播还比较少。由于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中国故事的叙述过于官方化，不够“接地气”，打动人心的效果不够理想。叙述方式方面有时也存在生硬翻译、简单复制的问题。作者提出，要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需要改变完全依靠公共资源的做法，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充分利用市场化PPP运作，以期实现跨行业的社会大合作甚至跨国大合作。
第二，走好中国形象传播的“最后一公里”。参与中国形象传播的社会各部门要抛弃那种口号式、概念化的国际沟通方式，牢牢把握项目化运作这一方向，切实解决国家形象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明确项目定位、目标和实施的时间节点及手段，使跨文化交流项目真正实现“落地”，走好不同文化对接的“最后一公里”。作者提到的景德镇陶瓷工艺大师赴非参加中非陶瓷艺术交流活动，实现中非陶瓷文化的对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有益尝试。凤凰卫视与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出多种项目助力中国公益思想“走出去”。整合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打造跨部门、跨行业的全社会参与型的国际公益活动，这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无疑大有裨益。
第三，学会借台唱戏，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要在世界上树立新的有感召力的国家形象，必须学会利用国际舞台，用国际表达方式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而非继续扮演“缺席的被讨论者”的尴尬角色。作者提到，林语堂以西方人的方式向西方人娓娓讲述中国的故事；程抱一用法语讲述中国的文学、美学和历史；谭盾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蔡国强的火药爆破艺术和大型装置艺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甚至追捧；普通中国青年果敢、柯文在法国巴黎借台唱戏，以不同的方式演绎中国梦和中国人的生活观、世界观。通过在国际舞台进行“文化对话”，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的存在，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
第四，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国际沟通团队。建立一支懂外语、懂中国、懂世界，并且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利益所在的国际沟通团队，是实现中国形象有效传播的有力保障。作为一个国际沟通者，要在国际社会和自己的祖国之间建立一座人与人、心与心沟通的桥梁，不仅需要对祖国的忠诚，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和熟悉，更需要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赢得各方朋友的充分信任，掌握丰富的跨文化沟通经验和技巧。
第五，在教科文组织平台上树立中国人文崛起的新形象。在现行国际体制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中国向世界阐述“和平崛起”理念、展示和平友好形象、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亲和力和感召力的重要平台。作者提出， 如何在教科文组织平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使教科文和平事业为中国公益“走出去”提供新的平台，如何在价值观念上参与、丰富和支持教科文组织的事业，如何通过跨越文明的对话向世界诠释中国和平崛起的哲学和文明基础，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多模态话语研究”（编号：17YJC740047）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6CZWJ41）、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 321051603）的阶段性成果。
梁国杰：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品牌如何全球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品牌全球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品牌建设，特别是品牌的全球化方面有许多地方需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冈崎茂生在其著作《中国品牌全球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 年6月出版））一书论述了日本等国家品牌全球化中的经验及教训，站在业界一线工作者的角度为中国品牌全球化出谋划策，对于中国目前的品牌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品牌全球化》内容概要
在中国企业和品牌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品牌全球化》一书的许多内容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品牌就谋求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服务于其自身的全球化战略，另一方面以“东芝事件”“松下橱窗事件”为代表， 日本品牌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精彩的跨国营销案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有着深远的文化交流，两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性，这对中国品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日本品牌在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有许多值得中国品牌借鉴之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孕育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日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全球竞争，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品牌便进入全球市场，发展成为全球品牌。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不断壮大自身实力，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不仅意味着外国品牌更便捷地参与中国的市场竞争，也客观上要求中国品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日本企业的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特征，中国品牌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品牌需要在借鉴日本品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需求制定全球化发展战略。
《中国品牌全球化》一书介绍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从各个维度解读品牌全球化之路上的经验和教训。全书从“品牌战略”“社交媒体时代的品牌构建”“全球化视角下的品牌构建”“跨文化交流”这几个方面分析不同主题和背景下的品牌全球化表现。同时，从“大企业”“小企业”的维度，以东芝、本田、联想等优秀的跨国企业和“美容师小铁”等小品牌的实际案例分析不同企业规模的品牌全球化构建问题。作者还从正负两面分析，客观剖析日本品牌全球化。
中国品牌全球化势在必行
首先，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对品牌全球化提出要求。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将中国品牌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品牌”一词出现10次之多。《纲要》指出：“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更加开放，这不仅有利于外国品牌更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对中国品牌“走出去”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与世界接轨，打造全球品牌，建设品牌大国，成为中国品牌今后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国品牌建设任务不可谓不艰巨，中国品牌“走出去”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其次，品牌发展的客观进程要求中国品牌积极推进全球化。品牌的全球化对企业来说有诸多裨益，建设一个全球化的品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树立形象，降低成本，并形成顾客忠诚度。同时，品牌的建设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一个国家而言，全球化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企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起家，以“中国制造”之名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品牌建设方面却捉襟见肘，难免被打上“低端”“不可信赖”的标签。同时，虽然以联想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整体上还不尽人意，品牌全球化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品牌全球化面临机遇
首先，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中国品牌所用。在此书中，冈崎总结了许多品牌建设中的工具，如对于B2B企业而言，注重品牌建设可以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加采购方的好感，提升B2B业务水平；日企凭借着高品质的服务在中国市场俘获了消费者的偏爱。对中国企业而言，注重服务的提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营销给中国品牌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社会责任营销也会极大助力品牌的建设，这也是中国品牌建设过程中值得学习的地方；同时，通过收购国外企业或是业务也能够快速打响知名度， 有益于全球化品牌建设，使企业向着全球化企业转型。冈崎在书中同样指出了一些品牌发展中的教训，如日本电器、护肤品企业不注重品牌建设，在国际竞争中相对于欧美和韩国企业处于不利位置；品牌发展过程中失去“初心”，丧失了自身的特色，沦为平庸的品牌；缺乏独立的品牌部门，使得企业品牌建设落后。中国品牌应该学习这些经验和教训，扬长避短，发挥后发优势。
其次，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为中国品牌国际化提供可能性。冈崎在书中提到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外品牌不光在技术、供应链、渠道等方面有着压倒性优势，也在营销传播方面领先中国品牌。但到了新媒体时代，中国和外国品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传统媒体的稀缺资源在新媒体时代不再具有垄断地位，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多为中国品牌提供更了多展示的平台。同时，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一些特性也为中国品牌造就发展的机会，例如宝洁旗下的Always开展以视频《像个女孩一样》的社交媒体营销，引发社会共鸣，成功推广了品牌的价值观，发布10天就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2000万的点击。中国品牌在同强势的国外品牌竞争时，善用新媒体实现弯道超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再次，小企业更适合打造自身品牌。小型企业或组织的品牌建设更加具有灵活性。当组织规模扩大，企业决策都要依赖董事会，这样一来企业的品牌形象会逐渐走向平庸。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长尾效应导致小企业可以在规模生产的大企业中生存下来，并形成自身独特的“主见”，这也成为品牌发展的火种。新媒体的出现将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原子式的个体重新部落化，作为信息平台，少数群体可以在其之上聚集，这就为小品牌打造了利基市场。在这些群体中，成员对某品牌的忠诚度更高，品牌也能保持自身的特色而不必迎合大众。
面向未来，积极推进品牌全球化
放眼全球，不应局限于本国市场。中日两国市场环境最大的不同在于规模，日本工业化之初就面临着国际竞争；但在中国，由于国内市场的庞大， 企业可以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选择开拓国际市场。这就造成了中国品牌的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品牌在发展初期避免了直接与国际品牌的竞争，降低了发展风险，但同时也造成一些中国品牌固守本国市场，全球化动力不足。冈崎阐述了一些中国互联网巨擘，在成长为全球前列的互联网企业之后依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全球化品牌。
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平衡品牌“基因”和本土化。对于全球企业来说， 品牌的本土化是必须面临的问题，本书探讨了本土化的重要性，这需要引起中国品牌引起重视。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丧失自身品牌的“基因”也是必须考虑的，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品牌的“基因”丧失会导致品牌面目全非。中国品牌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利用全球共同的元素，如爱、欢乐、家庭等将自身品牌的“基因”同当地文化符号链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注重品牌体验。冈崎在“品牌体验的主角：从富人到普通人”这一章节阐述了品牌应该向大众开放。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市场上竞争愈发激烈，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可以以体验为切入点。随着国内的消费升级，消费逐渐向高端和高性价比两个方面聚集，中国品牌在这样一种趋势下，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消费者体验显得更有必要，而且当进入更加完善的市场时，良好的体验是竞争所必须的。品牌体验也会反过来为品牌建设添砖加瓦，体验可以成为中国品牌全球化的重要武器。
小结
本书对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有的案例样本采取聊天式的小样本研究，在说服力上稍显不足；书中列举的一些案例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最新进展情况需要读者继续追踪。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位品牌专家多年经验的结晶，本书有着其独特的价值。
冈崎用生动的语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我们剖析了众多品牌发展中的状况，给与中国品牌的全球化许多启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面临着来自整个国家政策、经济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客观要求。国际上众多品牌尤其是日本品牌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以成为中国品牌学习的对象。不仅如此，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工业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为中国品牌提供了另辟蹊径追赶甚至超越的机会。在未来的品牌发展中， 中国品牌必须放弃固守国内市场的心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提升品牌的力量，打造全球品牌。同时注重跨文化传播中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的平衡，使得品牌能够更好地融入市场。还要更加注重品牌体验，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心。
正如冈崎书中提到的，中国人其实大都比较有主见，应该更多地通过商务、社交、会议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讨论与国际交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品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黄爽：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