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进入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机，朝鲜主动出击，通过和中韩美三国的首脑会谈，再次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提供了动力。在新一轮谈判过程中，解决朝核问题，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依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议题。然而，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厘清朝核问题产生的根源，还要选择适当的会谈形式，采取灵活的策略推动半岛无核化。
1993年朝核问题的出现，给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增加了诸多变数。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后，在中国主导下，从2003年开始，各方以六方会谈的形式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对话。这一努力持续到2009年，朝方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谈，并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半岛无核化进程由此中断至今。
2016年9月，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以后，国际对朝制裁的大棒开始发挥真正的作用，同时，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让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变得暗淡。自从2018年4月文金会和6月份的特金会以后，关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再次引起关注。
朝核让半岛安全局势变得复杂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根据停战协定第4条第60行规定，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停战协定生效的3个月内举行政治会谈，协商解决外国军队的撤出等诸多问题。但是，在板门店进行的准备会谈陷入失败。1954年初，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共识，决定同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政治会谈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在会上，韩朝双方围绕和平统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会谈无果而终。
由于韩朝安全竞争和统一竞争，朝鲜半岛局势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之中。在1969年尼克松政府发表关岛宣言以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出现调整。1970年8月15日，韩国朴正熙政府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提出和朝鲜进行善意的体制竞争。1972年7月，双方通过秘密谈判就实现统一达成三项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朝方也开始寻求和美国的直接对话，要求进行双边和平谈判。
从1973年到1993年的20年期间，以韩朝关系发展为基础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和统一局势逐渐明朗化。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韩朝双方均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政策，1991年9月，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1992年， 双方通过总理会谈就改善韩朝关系和实现半岛和平达成两个协议，即《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基本协议》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
就在朝鲜半岛局势出现重大转折之际，1993年3月，朝方突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下，韩朝双方决定1994年7月举行首脑会谈，朝美双方1994年10月在日内瓦达成美朝核框架协议。虽然朝鲜半岛局势得到一定的缓和，但是，1953年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而，在2002年的第二次核危机发生后，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复杂了。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障碍
朝鲜为什么要拥核？普遍认为，朝鲜进行核试验与核武装主要是出于维护体制生存，也就是冷战结束后，朝鲜面临的韩美同盟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体现为军事安全威胁，一方面体现为韩国的统一攻势。在冷战期间，朝鲜当局一度渴望按照“越南模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但冷战结束后，朝鲜当局却更加担心韩国按照“德国模式”对朝实施吸收统一。
韩朝之间的安保统一竞争是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根本动力。对朝鲜来说，要想获得统一问题的主导权，就必须解除驻韩美军的威胁。从1953年到1973年的20年期间，朝鲜对韩国拥有绝对的经济和军事优势。1973年以来， 驻韩美军撤出再次成为韩朝双方和美朝双方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韩方以南北签署和平协定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安全困境，而朝方则回避和韩方进行安全磋商。
最终，韩朝双方的重大分歧在于如何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在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的过程中，朝鲜的和平清单包括：驻韩美军撤离、废除韩美同盟条约、韩朝裁军、朝美签署和平条约、美朝关系正常化和解除对朝制裁等。从朝鲜的这些要求事项来看，朝鲜当局试图通过双边谈判得到美国的政治承认，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一举扭转韩朝安保统一竞争中的劣势。
不过，即便是朝方完全弃核，韩美也不可能做出这些让步。从美方立场看，美朝之间无法排除韩国进行和平谈判工作，更无法把停战体制转换为和平体制。从韩方看，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关键是韩朝双方达成一个和平协定，驻韩美军不是讨论的议题，韩美双方也只是就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的回收进行了磋商，更不可能深入到撤军和废约这些引起韩国政治冲突和社会分裂的重大议题。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内在局限
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发展变化中，韩朝关系是根本，朝美关系是关键。由此，韩美朝三方成为朝鲜半岛安全博弈的核心当事方。正如上面所阐明的，朝鲜无法通过和韩国的直接谈判获得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韩国的安全保障受制于韩美同盟体制，韩国在安全议题上无法自主；另一方面， 通过和美国的直接谈判，朝鲜想获得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
在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问题上，由于问题层次不同，构建和平机制的方式也不同。由于韩朝存在尖锐的安全竞争和统一竞争，自始至终，朝鲜把美国作为和平谈判的关键方。美国主张韩国也是朝鲜战争的当事方，没有理由排斥韩国而和朝鲜进行双边和平谈判。为了顺利推动朝美会谈，朝鲜80年代也曾经接受三方会谈提议，但是，朝鲜凭借自身的实力无法贯彻驻韩美军撤离这一主张。
由于无法通过谈判贯彻其主张，朝鲜另辟蹊径抗衡韩美同盟，1993年先是宣布退出NPT，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停战机制安排。1996年，美韩提议举行四方会谈，通过让中方的加入来弥补过去三方会谈的缺陷。不过，朝鲜认为美国的政策是阴谋。朝核导弹危机迫使美国重新评估对朝政策，克林顿政府最终决定，如果朝鲜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准备对朝提供外交和经济利益。
2001年上台的小布什重新检讨克林顿的对朝接触政策，美国小布什政府的高压政策刺激朝鲜加快核开发，朝核成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构建的焦点。尽管各方通过多轮六方会谈达成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这两个重要协议，但是，半岛无核化进程却迟迟没有进展。根本原因在于朝鲜弃核无法得到核心当事方美韩的政策让步。六方会谈实质上依然是朝韩美三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三点策略
从2009年5月第二次核试验，到2017年9月第六次核试验，朝鲜逐步转向核武装，被国际社会视为有核国家。早在2012年4月，朝鲜宣布本国是拥核国家，并于次年宣布实行核武建设和经济建设并进路线，由此确立了两手抓和两手硬的战略方针。2016年5月，朝鲜劳动党七大全面阐述本国核政策， 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履行不扩散义务，为世界无核化而努力。
尽管朝鲜宣称是拥核国家，但是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其核地位。从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始，美国的目标就是要求朝鲜实现CVID弃核，再讨论 其安全保障。2006年10月以来，针对朝鲜核计划，安理会相继通过了10个对朝制裁决议，朝鲜面临空前的国际压力。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朝鲜经济和安全危机更加突出。朝鲜是否决心弃核依然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关键。
在国际社会压力下，朝鲜需要调整战略方向。2018年3月，在中朝首脑会谈中，朝方再次提出落实领袖遗训实现半岛无核化。同年4月，在劳动党七届四次会议上，朝鲜当局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同年4月27日， 韩朝首脑会谈举行，同年6月12日，朝美首脑会谈举行。这两个重要的会谈都透露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决心。问题是，策略上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第一，安全保障是朝鲜弃核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朝鲜要求和美方签署双边和平条约，以及驻韩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如果美国拒绝以条约形式给予朝鲜安全保障，就需要国际社会对此给予承诺。一个办法是由安理会通过决议对此进行确认。另一个办法是中俄美欧四方共同对朝鲜提供一定条件的安全保障。同样，朝鲜也要意识到，拥核同样不会获得绝对安全，接受一种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来确保国家利益。
第二，以实现无核化为前提，美方不妨先和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推动朝鲜弃核进程。同时，为了推动无核化进程，美日韩和中俄等国家可以重启对朝人道主义援助，帮助朝鲜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作为回报， 朝鲜当局必须全面申报核计划，包括核弹头数量、核设施现状，核材料等事项。各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具体时间节点进行严格确认，而且确保政策得到延续。
第三，在完成申报后，优先解除国际对朝制裁措施，在规定期限内（制裁解除后半年为宜），朝方需要在国际监督下履行弃核义务。在此期间，各方就朝鲜经济开发规划进行协调。对朝经济合作可以分为是政府项目和民间自主项目，从事矿产资源的开发，农林渔业的国际开发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的规划等。一旦朝鲜完成弃核，国际社会立即实施《对朝经济开发N年计划》。
本文是201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F2018D17）的研究成果。
梁立昌：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外交新思维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第三方市场合作创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持续深入，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地缘政治风险、东道国政治变数、恐怖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因素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带来诸多挑战。本文在分析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外投资与合作相关制度设计，以及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实践的基础上，为中国借鉴其公共外交思维，通过公共外交的途径推 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实现海外利益保护提供新思路。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五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发挥在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建设的优势，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联互通建设。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铁路项目加速推进，共同建设的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港口，原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跨境电缆等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建成投入使用。目前，以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程为依托，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也在新时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中国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2015年6月，中国政府同法国政府正式发表《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第三方市场合作”概念。目前，我国与法国、韩国、德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十多个发达国家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共识，聚焦基础设施、能源、环保、金融等优势互补领域。
通过与发达国家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把中国的优质产能和优势装备， 与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和先进装备相结合，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需求对接起来，推动全球产业链高中低端有机融合，凝聚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实现各方互利共赢的创新之举。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有助于在双边和多边机制层面突破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结构性瓶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能。
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化合作仍为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国际合作创新模式的关键基础和重点领域，“一带一路”建设在投资合作、重大项目、境外合作 区建设、自贸区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推进和拓展始终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创新合作模式落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持续深入，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资金来源与使用方式、项目管理与项目投资的风险管控以及与所在国、合作方等合作对象的利益分配等问题都将成为制约项目建设与运营的现实因素，甚至对“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造成负面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东道国政治变数、恐怖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因素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给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带来诸多挑战。
应对系统性风险和重点领域具体问题的挑战，中国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规划和设计。而从公共外交理念融入主体机制建设方面而言，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及其所形成的体系化制度值得中国决策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参与主体学习和借鉴。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的公共外交角色分析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是1971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设立的企业化运营的政府机构，旨在帮助美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该公司虽为政府机构，但遵循市场化运作原则，其资助所用项目资金很大部分是从其保险业务的收入中支出。2018年美国将进一步整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政府机构，扩大美国对全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
该公司的组织结构清晰，专业领域和职能化区分度强，主要由保险部、金融部、财经部、政策部组成，其中最核心的部门为保险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向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这项业务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政治动乱险，二是财产没收险，三是外汇无法兑换险。第二部门是金融部，主要经营中、长期无风险贷款业务，向希望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提供的贷款，但其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完全一样。第三部门是财经部，负责保险费、索赔等事务。第四是政策部，其主要通过开展担保、融资等基础业务进行基于投资市场的商业分析，对政府形成有效的政策反馈。
美国政府通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项目投资形式，“进入，了解，熟悉，影响”东道国相关项目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参与政策制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打造从“民心相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的有效闭环。而作为美国企业海外行为的幕后金主，在承担资金支持和政治担保作用的同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海外利益为导向，筛选服务或合作 对象，推动建立拓展对外投资与合作、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公共外交平台。
首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海外投资方面体现深刻的公共外交内涵和理念。在促进和保护涉及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投资的同时，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融入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东道国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具体涉及环境发展、食品安全、妇女和少数族裔权益保障、投资环境改善等领域。推动合作企业在当地政府决策中发挥重要角色作用，在东道国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通过研讨会和推介会的形式，有效开展政治传播，创新国际表达，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制度标准通过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到日常商业行为中。
其次，在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及国际金融合作中，美国部分企业尤其是非传统型中小企业担心政治因素包括国家间关系波动、东道国内部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引发的相关政策变动，为其海外投资及项目管理、维护造成不可预估的风险。而此类情况也往往无法得到国内商业性质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和担保，极易造成企业融资、项目运转出现危机。因而诸多美国私人企业只能寻求具有政府性质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来提供融资或融资担保。
而作为有明确政治目标与社会接触诉求的政府机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从国家战略、价值观念及相关部门的政策取向出发，结合政治关系、商业合作、社会发展等多方面评估数据，分析海外基础实施建设以及相关合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以此为依据有选择性地进入重点地区和重要产业， 有选择性地鼓励和保护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或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经济利益诉求与担保、融资需求是建立在美国政府的战略预估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在保障企业基于商业目的而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使部分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服从或服务于美国的海外政策和价值理念，同时，参与海外建设合作的企业还会因此产生向母国政府寻求保护既得利益的政策需求。因而美国企业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分享国家战略的政治、经济红利，其中包括国家间关系基础、经济贸易合作网络以及微观层面的海外发展政策为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便利。与此同时，企业成为美国政府价值观念的传播者、公共外交政策的实施者，使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既保护美国企业海外经济利益的持续获得，也促进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和海外利益的保护。
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外交新思维
政治影响力传播、经济利益维护与拓展、文化价值观共享，是中国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可能达到的目标。中国前期项目建设和推进往往以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为先导，其它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而纯行政化或“外民内官”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很难有效参与到项目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当中，在东道国民心支持方面也很难获得正面反馈。纯民间性质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往往缺乏政策、资金、人才及公共外交能力要素的支撑，其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能力、社会接触能力受到制约。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参与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角色功能的发挥及预期目标的实现造成影响。
中国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应结合本国国内企业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活动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制度设计中的可取之处， 借鉴其公共外交思维，最终目标仍然是通过公共外交途径有效实现海外利益保护，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机制创新，发挥“共同参与、有效合作”基础上的政治传播效果
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参与主体融入利益诉求元素和投融资创新要素。公共外交实质上是政府对本国外交政策的跨界管理，以获得外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公共外交也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国家公关”活动如果一旦由官方主导甚至垄断，主体单一且缺乏受众意识，缺乏微观基础和互动空间，进而缺乏足够的可行性、公信力和说服力，其政治传播效果远没有政府与社会、企业协作的“立体传播主体”和“系统推广”的整合营销效果强大而深远。而在参与主体机制创新，促进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和有效合作方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现实借鉴。该机构作为企业与政府的桥梁，把美国国家战略与美国企业获取海外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的诉求相融合，形成利益互动和诉求反馈，促进海外发展政策创新和及时完善，从而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效果，最终确保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海外利益维护。
“软”力量贯穿“硬”合作，改善国际表达，创新政治传播的形式与内容。在“一带一路”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应当重视“软”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功能作用，逐步重视“一带一路”倡议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等软性力量建设。首先是建立在受众精准传播基础上的反映合作方或对象国发展需求的理念或政策传播，展现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及合作发展经验的普世价值，揭示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次应着眼于打通由国内社会治理经验到全球治理、共同发展理念的有效沟通和传播渠道，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实现共同发展的理念、经验与能力，逐步引起其他国家政府、企业、民众以及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从而综合体现贯穿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始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协调各方在东道国挖掘公共产品， 承担社会责任，树立大国形象
中国在海外基础设施建设要想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从公共产品中挖掘各方合作的议题，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于微观层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树立大国形象。而这一创新机制在政府与大型国企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上也应借鉴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成功经验，在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中，注重人才培养、技术输出、人文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从东道国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协助东道国解决制约发展的核心问题，赢得不同政治团体的信任与支持。
建立与政治担保、信息咨询相关的政策保障体系，使企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塑造企业公共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新角色。
首先是在保险制度上，降低企业海外投资、参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其次，创新资金支持机制，在金融政策上为企业投融资服务。一方面， 为进一步落实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另一方面，致力于与其他国家签订本币互换协议，降低企业成本，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再者，在信息披露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市场信息整合制度。借鉴美国的做法，充分利用中国使领馆的政策优势，借助相关涉外社会组织的公共外交经验和社会接触能力，发挥高校智库的语言和区域国别研究特长，进行海外市场合作的需求信息搜集工作，建立设施互联互通需求数据库，并与相关企业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动与政策反馈，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欧阳骞：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与巴新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
乒乓外交在我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的外交活动过程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乒乓外交在此次外交活动与双边关系中的作用、成功经验和重要战略意义。此次与巴新的乒乓外交活动，是主体身份多元、内容多元的公共外交活动，既是体育外交，也带有教育外交色彩，有效助力了“一带一路”在巴新的进程和两国全方位务实合作的展开，也将“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更好更快地扩展到大洋洲、太平洋岛国地区，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为我国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以下简称“巴新”）是大洋洲第二大国，位于太平洋岛国地区。2018年6月21日，巴新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国家。2018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巴新。在我国与巴新各项外交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乒乓外交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积累了成功经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与巴新乒乓外交历程
乒乓外交在两国外交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各项具体活动推进速度快，并富有成效，有效践行了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6月21日会见巴新总理奥尼尔时强调的积极拓展务实合作、坚持深化人民友谊；乒乓外交通过民间体育领域务实合作与交往，为中巴新人民带来了较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中巴新乒乓外交的历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环节。
达成合作共识
巴新目前缺乏乒乓球高水平运动人才，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该项目上的成绩有待提升，具有较强的寻求我国支持的愿望，需要乒乓设施、器材等， 也更盼望得到我国乒乓球专业教练的指导。2018年5月，上海体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崟率团访问巴新，商谈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援助事宜，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希望通过合作，支持巴新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的培养，也助力乒乓球运动的国际推广。
第一阶段：来华训练
2018年6月，巴新男子乒乓球队派出四位运动员在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以下简称“中乒院”）参加包括体能和技战术在内、为期两个多月的专业训练。中乒院提供了高水平的训练指导和生活保障。四位运动员Gasika、Geoffrey、David、Albert（三位高中生、一位大学生）和中乒院男队员一道，上午8:30—11:30和下午2:30—5:30，每天进行六小时高强度训练。他们与男队全体42人，以打比赛的方式，依照能力高低排序共划分为四个小组。其中Gasika、Geoffrey、David在三组分列第5、8、10位；Albert为四组第1位。四位运动员在巴新时，只有周末训练，基本只会简单对打；在中乒院，他们接触到多样化训练，训练强度增加了几倍，系统地训练了对攻对拉、发球抢攻、相持中主动变线、反手半台对抗攻防转换练习、推侧卧。他们经历了起初的不适应，并在教练的指导下，逐步适应了训练内容和教学模式。Geoffrey表示他在这里学到了“喂多球、轻弹短球、推挡、上旋”等新技能，还“结识新的朋友，了解新的文化”。曹梓威教练评价巴新运动员时说：“击球的稳定性以及衔接球的速度都有提高，他们一直在进步。”期间，6月22日,巴新总理奥尼尔和夫人到访参观中乒院，慰问四位运动员。2018年8月23日，四位运动员结束训练，返回巴新。
第二阶段：赴巴新指导训练
2018年11月11日至17日，中乒院巴新训练中心第一期训练营第二阶段的训练在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举办，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中乒院院长施之皓与中乒院院长助理、奥运冠军张怡宁赴莫尔兹比港指导巴新国家队（男队、女队）训练。期间，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上海体育学院、中乒院和巴新体育部、巴新奥委会、巴新乒乓球协会六方共建的巴新训练中心于11月15日正式成立，共建签约仪式在莫尔兹比港的巴新总理助理部举行。巴新总理助理部部长威廉•桑博、巴新奥委会主席约翰•达瓦尼丘拉、巴新奥委会副秘书长安德鲁•兰帕尼、巴新乒乓球协会主席邵余平、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乒羽中心主任雷军、外联司副司长魏代顺、上海体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崟、副院长施之皓出席签约仪式。中乒院巴新训练中心位于我国援建的布图卡学园中，是继中乒院欧洲分院之后中乒院成立的第二家海外分院。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莫尔兹比港和巴新总理奥尼尔共同出席布图卡学园启用仪式，并前往学园多功能厅的中乒院巴新训练中心观看教练员施之皓、张怡宁指导巴新运动员训练。习近平主席鼓励巴新运动员们争创佳绩，做两国人民友好使者。
成功经验分析
两个阶段的训练指导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训练的第一阶段，巴新运动员训练效果较好，在技战术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与中乒院运动员建立了友谊，而且学习到中国文化。四位运动员成为中巴新友谊的桥梁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结束第一阶段训练回国后，也逐步将在中国所学所获教给其他运动员。他们回国后，取得较好的比赛成绩，包揽了2018年巴新国家比赛单打前四名中的三位。在训练的第二阶段，六方共建的中乒院巴新训练中心，集高水平运动员训练、乒乓运动群众普及、乒乓文化海外推广功能于一身，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巴新多领域往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感情。张怡宁在采访中提到，巴新运动员朴实热情，想要提升乒乓技能、取得好成绩的愿望特别强烈，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他们提升技战术，在奥运会等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巴新运动员、教练员、乒协主席在采访中都高度评价中国教练。巴新男队和女队运动员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在中方教练的指导下，提升了乒乓水平，也学到很多中国文化。
中巴新乒乓外交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分析。一方面，中巴新乒乓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务实合作，可以有效为巴新培养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提供公益惠民服务、帮助提升其体育实力。另一方面，中巴新乒乓外交活动，既是体育外交，也带有教育外交色彩，是内容和形式都更为多元且效果较为突出的公共外交活动，拓展了中巴新两国民间交往和地方合作。具体分析其成功经验如下。
首先，在巴新的乒乓外交活动，是主体身份多元的公共外交活动。活动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上海体育学院、中乒院等我国的主要参与主体，属于体育领域的行业协会和教育领域的科研高校等民间力量，基本没有政府官方身份，可以充分发挥体育外交、教育外交、民间主体公共外交的优越性，可以有益补充、配合、协助其它政治经济活动，援建合作项目在巴新的推进， 可以为我国和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有助于两国之间外交和经贸关系的展开，可以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发挥促进双方互信、民心相通的功能。
其次，充分发挥了体育本身和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优越性。体育主要依靠非语言符号进行人际传播（交流沟通），具有共通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体育价值观，不存在本地化标准差异的问题。因而，体育领域的合作， 可以更好地跨越国家间差异，可以更快更好地达成共识、加深互信。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的优点和我国在该项目的实力优势，也使乒乓外交发挥出较大作用。具体来看，乒乓球运动项目作为竞技体育不是近距离的力量对抗， 更多是依靠技战术的配合与细节的把握来赢得胜利，这也是项目本身的魅力之一，使其适合外交活动。我国在乒乓球项目上实力雄厚，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教练员、运动员、后勤保障团队，可以为巴新提供有效的专业指导。而在经验方面，历史上，我国开展过乒乓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近年来，中乒院在卢森堡开设分院，具有完善有力的管理和保障机制，积累了海外分院队员培养的宝贵经验，还可以依托上海体育学院、国家体育总局等机构。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怡宁的个人能力与身份气质，高度契合了此次乒乓外交活动对教练员的要求。张怡宁拥有闪耀的冠军光环，是实现世界乒坛“大满贯”的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共取得19项世界冠军，其中包括4 枚奥运金牌。除了冠军光环，张怡宁还拥有研究生学历和海外访学经历，是中乒院国际交流部高级教练，同时具备较高的乒乓理论和实践造诣，可以熟练运用英语指导训练，并具有非常正面积极的个人形象和沉稳内敛的精神气质，个人能力、素质、形象均较好。在巴新国内，尤其是乒乓球运动员中， 是偶像式人物，具有较高知名度、影响力和感召力。例如，巴新运动员评价张怡宁时说“She is amazing”；得知她的到来，纷纷购买乒乓球拍找她签名。但张怡宁已经退役，并非我国现役运动员，目前身份为教练、教师，属于民间力量、学术力量。因此可以说，张怡宁的过往辉煌成就、个人能力素质、目前社会身份，高度契合了此次乒乓外交活动对教练员的要求，从个人的角度很好地展现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张怡宁也正是我国乒乓球项目众多优秀人才的典型代表。
第三，培养青年体育人才，具有教育外交色彩。中乒院隶属上海体育学院，属于科研机构、学术组织；前来指导的教练的现任身份也是高校教师。此次乒乓外交活动，在巴新开设中乒院第二所分院、派出高水平教练、提供所需设施器材，不仅是体育外交，也带有教育外交色彩，能够有效为巴新培养乒乓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和体育人才，使巴新在世界体育舞台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且，此次活动具有较强针对性，契合了巴新人民爱好运动的传统（主要是橄榄球等），同时有效结合对方需要，补充增强了巴新的弱项，能够帮助其提升在乒乓项目上的水平， 是在进行有针对性的“授之以渔”。同时，青年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且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此次体育教育活动，机构和教练的非政府官方身份， 可以有效消除可能存在的疑虑，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之间培养巴新青年对于中国的友好感情和积极正确的认识评价。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与巴新青年建立的良好关系，也为两国友谊薪火相传、为未来合作和外交关系的展开，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可谓赢得了未来。
重要战略意义
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外开放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原则。此次乒乓外交，是“走出去”的重要成就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向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国地区延伸、主体身份与内容均更为多元的公共外交活动， 是全面有效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举措之一。其重要战略意义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彰显我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为世界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的诚意与决心。我国发挥在乒乓球项目上的优势，帮助巴新培养乒乓项目的体育人才，有助于提升巴新的体育实力和综合国力，其影响力还将辐射大洋洲、太平洋岛国地区其它国家乒乓球事业的发展，为世界乒乓球事业培养人才、做出贡献，有助于推动世界乒乓球事业的进步。所培养的体育人才还可以带动其它行业的人才发展，实现全方位多领域的人才效应和发展振兴，具有长远意义。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未来两国合作的执行者、促进者，培养青年为两国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我国在乒乓项目的国际合作、贡献，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大国胸怀和自信心。
其次，为我国树立了良好国家形象，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者、践行者。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希望分享自身发展机遇以惠及世界的重要战略。但国际舆论中存在一些错误揣测，干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此次活动本身的非政治性、非功利性，以及各活动主体中机构的非政府性、教练个人的非官方身份，都可以有效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使国际社会和各国认识到我国的诚意、格局与贡献，增进巴新和世界对我国的了解和信任，在国际社会为我国和“一带一路”倡议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更好地为我国树立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更好地与各国协调合作结伴“众行远”。
此外，乒乓外交活动还不只具有对外传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作为国球的乒乓球运动，在我国人民心中地位重要，被寄托了在其他运动项目上所没有的特殊感情和情怀。开展乒乓外交，在我国国内、人民心中也是一场盛事，可以更加激发和增强人民的自豪感、爱国心、民族情、凝聚力。
翟旭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外交实践中的形象博弈
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罗伯特•杰维斯将博士论文改写并于1970年出版后，其中译本《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终于在2017年面世。该书对国际关系中“发信号”与“搞欺骗”行为的关注尚未过时，甚至在强调国家话语的今日尤显重要。杰维斯对此类外交技巧的归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从对信号和标志的使用出发分析外交实践的策略和意义。根据该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具体案例，本文尝试对外交实践中的形象博弈及其价值实现予以阐释和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大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因其对威慑理论、系统理论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闻名于世，《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1976）和《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1997）两书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泰斗地位。此前的1970年，由其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以下简称《形象逻辑》）就已在美国出版，而该书的中译本直到2017年才面世。虽然从英文第一版到徐进博士译本已跨域了近半个世纪，但书中的内容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日仍不过时，甚至更富实用价值——国际格局告别了岌岌可危的冷战对峙，多边合作、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郁勃将话语竞争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国试图用灵活的外交技巧争取他国决策者和国际公众支持。建构国家认同的攻略不胜枚举，而本书则揭示了它们形象博弈的实质。
形象的博弈：信号与标志
中译本书名中的“信号与欺骗”，简明扼要地点破该书主旨，即作者研究的是行为体如何在国际关系中通过信号发送或欺骗达到目的。要读懂《形象逻辑》，首先必须知晓这三个关键概念：形象、信号和标志。
形象（ image， 秦亚青在《错误知觉》一书中将其译作“ 意象”） 是人们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一事物的整体印象，可以理解为我们对某物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区别于客观事实，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知觉（perception）。比如，美国拥有的军事力量是客观事实，而“头号军事强国”就是一种世界公认的美国形象。形象在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因为国家决策者的知觉与行动密不可分，而且，“通过改变一国心目中的他国形象，一个事件能改变一国政策的程度远大于事件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譬如，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失利，中国的形象由东方弱国转变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股顽强力量，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西方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并让他们更加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这无疑为中国在两极格局中营造了独特的发展环境。“一国的形象是决定该国能否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的重要因素。”这使得形象成为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权利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语境下，行为体纷纷向他者投射“预想的形象”（desired image，即国家所希冀的形象）来实现利益。其中，作者将形象投射的行为分为两类——信号（signals）和标志（indices）。
“信号”不仅是我们所熟识的物理学概念，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重点研究的范畴。《形象逻辑》吸收借鉴了加拿大学者欧文•戈尔曼的符号互动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等研究成果，与迈克尔•斯宾塞的市场信号理论存在相通之处。在杰维斯看来，信号是一种声明或行动，其含义“通过各行为体之间心照不宣的或明确的理解而建立起来”。例如，在人际交往中，某人吐露的字眼（如“天气真好”）是一种信号， 其内涵取决于共识性的语境（汉语）；在国际社会中，一国做出的声明（如朝鲜的放弃核试验宣言）就是一种信号，其含义缘于国际通行的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机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诸如领袖讲话、多边磋商以及跨国媒体等外交实践向他国决策者、国际公众发送信号，这种信号为建构“预想的形象”服务，往往是合作或敌对关系开启、升级的前奏。纵使有的信号态度诚恳，但也不排除空头支票的可能。
标志是指“携带某种内在证据的声明或行动，以表明所投射的形象是正确的”。它与信号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内在证据”，这种证据使国家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因此标志比信号更容易得到他者的信任，换言之，标志更可能被作为他国决策的考量因素、更有利于建构“预想的形象”。要想将信号上升为标志，就必须提高声明或行为的成本。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肯尼迪政府在发表了全球广播讲话后，实施海上封锁、宣布戒备状态并出动航母舰队， 在极短时间内向苏联塑造了极其强硬的美国形象。倘若肯尼迪的应对手段仅是缺乏威慑力的声明，而非高成本的军事部署行动，那么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杰维斯将外交实践中的标志抽象为七类：过于重要的行为（如两国全面战争）、未来行为的原因或相关性行为（如导致美国参战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样本（如某种武器系统的研发）、个性（如谈判官的紧张情绪）、国内事件（如政治体制变化）、作为 标志的声明（如间谍刺探来的情报）以及能力标志（如销毁核武器）等。
在围绕“预想的形象”展开的外交实践中，一国不仅要及时地释放信号、表明态度，更要在适当的时机树立标志、坚定立场，换言之便是“言行一致”。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然行动或猜忌误会引发失控局面的风险，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但不足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因此， 一些外交实践往往不以建构真实的国家形象作为目的，欺骗成为形象博弈中的惯用手段。
欺骗：建构形象的惯用手段
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言，先阅此书再读《错误知觉》，就能理解杰维斯撰写后者的初衷。《错误知觉》研究一国决策者如何解析外交信号和标志，所谓“预想的形象”就是决策者关于对方的一种知觉，当决策者的认知逻辑与对方的真实意思大相径庭时，错误知觉便产生了。决策者们都努力秉持审慎理性的态度以避免产生错误知觉，但如果信号和标志的发送国表达的意思是虚假的，那么通过回溯历史进行评判，“预想的形象”实际上是接收国被欺骗而产生的一种错误知觉。它与决策者的认知逻辑无关， 而取决于发送国控制信号和标志的技巧，这就涉及《形象逻辑》对欺骗的研究。
将谎言以信号的形式发出并不需要什么成本，若想让对方充分相信误导性信号，行为体撒谎的方式甚至可以无异于真实的表达。例如，2003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为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示装有白色粉末的试管，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然而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仍未有发现。美国的信号发送显著影响了国际舆论，但不足以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因为其可信度毕竟有限，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支撑其信号的标志。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在其自传《My Life，Our Times》中透露，英国之所以绕过安理会与美国合作攻打伊拉克，是因为被美国欺骗了（misled）。这种欺骗的实现，不仅得益于鲍威尔出示试管的举措，更缘于英国等国家对美国情报的信任。用布朗的话来说，英国情报机构告诉政府幕僚，美国人知道伊拉克化学武器的具体位置，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对美国所谓的证据深信不疑。在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情报机构严重依赖于分析性假设（即认为伊拉克有能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确凿的证据，使得美国有机会操纵标志——在联合国公开一些“证据”足以让英国情报机构的假设变为“现实”。普金眼中的“洗衣粉” 升级为“作为标志的声明”，而英国确信其成本，美国因此成功地建构了“预想的形象”。
由此可知，从信号与标志的关系上看，欺骗是虚张声势与操纵标志的统一，作为建构形象的惯用手段，它符合“高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行为特征。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一国的决策者既要像狮子外饰仁慈，又要像狐狸那样兵不厌诈，这使得国际政治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史实。欺骗似乎已成为战术的代名词，军事家们习惯于通过建构虚假的形象达到出其不意或掣肘的效果。例如战国时期著名的“增兵减灶”，孙膑故意减少行军锅灶使庞涓确信对手羸弱得不堪一击，而庞涓急功近利最终自投罗网。在外交实践中，除了外交措辞以外，大到外交场合的选址和布置，小到外交官的仪表和精神状态，都可以用于欺骗。杰维斯因此在书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说好话是为了掩饰坏行动。搞真诚外交的可能性就和世上会出现‘干的水’或‘铁木头’一样”。倘若信号和标志都只用于建构真实的形象，那么国家间博弈中就不会有欺骗，冲突将不再以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式的形态出现，相对实力将是外交实践中唯一值得的考量因素，国际政治可能就只剩下硬碰硬的压制与服从。
话语技巧：模糊性、耦合与解耦
如果说贬义的“欺骗”一词难登外交理论的大雅之堂，那么话语技巧无疑为“外交是一门艺术”的最佳佐证。事实上，将虚假信号与虚假标志相统一的欺骗并不适宜在形象博弈中长期使用，否则国家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他国看来与其合作的风险是无限大的；而左右逢源的话语技巧则是外交实践中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有效策略。作者在《形象逻辑》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引入了模糊性、耦合与解耦等概念，试图解释国家如何在信号或标志中应用话语技巧以建构“预想的形象”。
当一国发送模糊的信号时，它的形象便令人捉摸不定，信号的进一步解释或践行有赖于对方的反应。例如，在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美国执意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会采取迅速有效的回应行动。”所谓的回应行动是模糊不清的，它建立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基础上，这种表述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俄方行动的上限和下限。“当行为体进行试探和提出倡议时，信号体系中的噪声和模糊性可以减少对行为体声誉的损害，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灵活性和保护”。可见，在杰维斯看来，赋予信号以模糊性是一种“维护颜面”的技巧，不仅发挥了信号的试探作用，也为发送国保留了回旋的余地。在外交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模糊性话语就是博大精深的外交语言，如“尊重”“富有建设性的”“持保留态度”和“严重关切”等若停留于字面意思则显得模棱两可，而在恰当的场合使用却具备特定的涵义。巧妙使用这些模糊性话语不但能保障外交活动平稳顺利地进行，更能对利益攸关方未来的举动起到警醒或者期待作用。
耦合和解耦是物理学概念，被杰维斯用于描述国家间的形象互动。简单地讲，耦合就是使对方明确其某一信号或标志的存在及含义；解耦是改变对方关于某个信号或标志的理解。譬如，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梅达德在回应土耳其外长的言论时表示：“我们警告土耳其领导人，如果他们在阿夫林区发起战斗行动，会被认为是土耳其军队发起的侵略行为。”梅达德的此番话语表明叙利亚政府已将土方关于与俄罗斯、伊朗协同行动的声明视作对自己的敌意信号，并为土方出了一道选择题：使叙利亚相信自己的判断而启动空防系统，或避免在阿夫林区发起战斗行动。这就是叙利亚使土耳其明确外长言论对己含义的耦合过程。再如，“三叉戟接点”（Trident Juncture）军事演习前，北约总部强调该演习并非具体针对俄罗斯发动打击这一预设情况，发言人宣称军演旨在演练共同防御某一假想敌，“不针对某一特定国家”。北约明知此次军演会引起俄罗斯的反感， 但仍希望俄方避免将其视为充满敌意的标志，否则会增加外部风险，这就是解耦的过程。但很明显，这种单边的解耦是不高明的，因为它并没有突出北约与俄罗斯间的共同利益，在俄方看来更像是一种无力的掩饰。
由此可知，耦合是一国将对他者的形象反馈给他者的过程，而解耦是一国修正他者对己既有形象的过程，两者本质上仍是以信号和标志为载体的形象互动。耦合和解耦在形象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局限于建构威慑状态或粉饰真实意图，更是促成合作、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有效策略。1970年1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宣布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这一微妙信号引起了中国决策者的注意。同年10月1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安排站在国家领袖毛泽东的身边。毋庸置疑，中国对美国信号的耦合非常巧妙，它向美国隐晦地反馈了如此形象——美国是中国可选的潜在合作伙伴。该耦合策略成功地推进了中美间一系列的非官方互动，包括家喻户晓的“乒乓外交”，为尼克松的“登月行动”埋下伏笔。再如，2018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朝结束后，朝鲜为了修正其在去核化进程中的示弱者形象，外务省发声：“这次朝美高级别会谈的举办，非但不会巩固朝美信任，反而可能使朝方已经坚定不移的去核化决心得到动摇。”同时，一改以往与美国针锋相对的话语——“朝美双边关系或出现逆风因素,但目前仍然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种先抑后扬的解耦在一定程度上为朝鲜当局争取了一些国际社会的同情。
结语
基于大量史料展开论证的《形象逻辑》，可谓国际政治、尤其是外交学的经典著作。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杰维斯把纷乱复杂的国际关系还原为国家间信号与标志的形象互动，揭露了外交实践的形象博弈实质，并为决策者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信息时代，一国要在适当的时机释放信号， 辅之以可信度较高的标志，同时灵活地使用模糊性话语、耦合和解耦策略，以建构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形象，提升话语的影响力，最终实现外交实践的目标。
杰维斯的研究在侧面上对决策者认知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决策者既要把握细微的信号和标志，又要避免被他者虚假的信号和标志欺骗，必须认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例如在“叙利亚化武迷云”中，美国等西方多国咬定叙利亚政府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出示所谓的视频证据；而伊朗媒体则报道称叙利亚政府军发现了“白头盔”组织用于伪造空袭和化武袭击视频的“影视基地”。这些虚实莫测的信号和标志使真相显得扑朔迷离。决策者对其中一种信号或标志的信任即是对他者话语的摒弃，直接决定对外政策走向的同时，也会影响本国未来的形象。如何在西方主导的话语秩序下处理好国际社会内极化的信号和标志，这是我们于外交实践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谈东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