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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促进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互信

“一带一路”是我国重大倡议。东南亚是推进建设“一带一路”的关键区域。大量中资企业大力向东南亚拓展市场，面临文化与法律差异的困扰，受制于当地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频受政府领导人更迭的困扰，在“一带一路”投资与市场拓展过程中遇到许多难题，进一步彰显文化互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大力实施，许多企业走出去后取得了亮丽成绩，但是一些企业面临一系列风险，甚至遭受严重损失。笔者在东南亚调研时发现，一些当地民众并没有感受中企为他们带来显在、直接的利益，反而对中企在当地的投资产生抵制心理，出现许多非议甚至是负面评论。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研判，并制定科学的应对策略，促进中企与当地民众的沟通，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对当地政治、文化与法律认识不足

中资企业大量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市场。有些企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有些企业特别是基建项目却不如人意。例如印尼高铁经历了重重困难，迄今高铁建设用地仍然没有全部交付，无法开展全面建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尼法律规定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在选票效应下，政府不敢动用暴力去征地，启动法律程序修改或制定国家征收私人土地的法律，又受到许多国会议员的强烈抵制，高铁建设因此耗时费力。自2015 年10月中企与印度尼西亚四家国有企业签署建设协议后，即使印尼总统佐科亲自莅临动工现场剪彩，高调宣示高铁对印尼的重要性，但三年过去，高铁建设仍然面临土地征收的问题。

中国高铁走出去遭受另一个挫折是泰国高铁。我国与泰国就高铁建设的计划已经签定了相关协议，但是泰国只拿出一小段路线让中国企业建设，目前仅是开了工，但是建设过程也面临印度尼西亚同样的土地征收问题，建设工期也会比较长。中企帮助老挝建设高铁，但是老挝人口只有600多万，经济相对落后，如果没有把东南亚的高铁都串联起来，就无法发挥老挝高铁的作用，中企很难收回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对于这些经济、文化与法律等因素造成的建设延缓问题，从今天中企所面临的困难来看，它们显然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致在投资过程中遇到许多棘手问题，业务进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使合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对中企和中国形象造成伤害。

收购或入股当地企业受制于当地政策

一些中资企业采取与当地企业联营，入股当地企业，甚至全资收购的方式实现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然而，由于法律的限制，中资企业发现即使签了协议，也无法在当地开展业务。一些企业者被合作方蒙骗，资金被对方占用，甚至窃取，但却投诉无门。中企由于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或者受限于当地法律，经常蒙受巨额亏损，此类事件屡有发生。

2015年1月，马来西亚“一个大马发展公司”以约23亿美元把旗下电力公司EDRA的全部股权脱售予中国广核集团，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进行重组，并将大马城60%股权脱手予由马国柔佛州政府所拥有的依海控股（IWH）和中铁分别出资60%及40%组成的ICSB财团后，引起在野党对纳吉布首相受中国“金援”的质疑。在一连串的质疑声中，2017年5月马来西亚财政部属下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私人有限公司（TRX City）以合作方未完成付款为由，宣布“依海控股（马）”及中国中铁集团组成的联营体（ICSB）对“大马城” 项目注资60%股份的协议失效，尽管ICSB声明已完成付款，但马国政府仍然拒绝ICSB的要求。中国中铁多年在马来西亚的努力由此付诸东流。

令中企形象受到损害的是，中资企业与上任政府签定的合约，均被马来西亚民众视为上任政府的支持者。上任政府中饱私囊，掏空国家财政的行为，在马来西亚社会当中产生强烈的反对声音。据笔者于2017年4月在马来西亚面向华人的调查时发现，几乎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都显示，接近70%的华人都表示把票投给在野党，预示执政的国阵联盟面临华人选票严重流失的问题，反映华人对国阵联盟的信任度极低，果然2018年5月的选举结果验证了这一结果。选举结果使国阵不得不让出权力，面临胜选的在野党的贪污指控与调查，中企形象也因此受到极大的伤害。

政府领导人更迭增加投资风险

东南亚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政府领导人竞选换届的现象。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因为政绩不佳而竞选失败，原先与中国政府签定的协议，以及对中企提供的优惠政策也会因为新的政府领导人上台而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2016年11月1日，在两国总理的见证下，中国交建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在北京签署了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745亿元人民币。根据双边协议，中国通过马来西亚进出口银行，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提供550亿林吉特（约合890亿人民币）的低息贷款。然而，对于这条有利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该国经济发展的高铁却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抨击。2018年4月，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反对党针对国阵吸引中国投资，并为中资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政府典当马来西亚国家利益，透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前景，强烈反对中企建设高铁计划，表示一旦赢得大选，就会搁置、延缓甚至取消原先与中国政府、企业签定的合约。果然，2018年5 月马来西亚在野党联盟—希盟上台之后，接连推迟或取消这些项目，给中企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一国领导人更替是政治选举的正常现象，然而，中企在向外投资时，把希望系于当地政府甚至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这种投资理念存在巨大误区。例如柬埔寨洪森首相对华甚为友好，但是反对党不容忽视，在中低人群中支持率非常高，在2017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良好成绩。虽然反对党在现时期无法把洪森拉下马，但是谁能保证洪森及其所在的人民党永远都会执政，也不可能保证洪森之后的领导人也会亲中，一旦柬埔寨政局发生变迭，那么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就会面临巨大风险，甚至遭受排挤。笔者于2017年3月在柬埔寨调研时发现，中资企业在金边、西哈努克港的投资多为房地产、港口、发电厂、道路等基础设施。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首都金边环境最好的钻石岛，一平方米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300 美元（2017年）的柬埔寨人来说，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可想而知，无法承受高昂房价的柬埔寨人如果起来反对洪森，造成政局动荡，那么这些房地产由谁来接盘，中资企业如何收回投资成本，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

忽视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

“一带一路”国家国情各不相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中企把国内的做法搬到当地，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屡屡发生，造成极大的损失。老挝中华总商会执行会长姚宾于2017年4月12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一带一路”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发展资金，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偏差。

比如说，中国对老挝的援助，只顾掏钱而忽视对援助效果的评估，结果帮助老挝政府建设了许多建筑，但这些建筑却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当地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中国援助对他们的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反观日本对老挝的援助，其在实施援助项目之前，对该项目进行深入评估，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监测，项目完成后还会对项目的效果进行评估。日本在建设过程中，倾听公众的反馈意见，加强与他们的文化互动，及时调整援助的方式，以求取得实效。而我国对老挝的援助，只做一锤子买卖，实施之前缺乏深入研究，实施过程缺乏监测和指导，实施结束之后缺乏效果评估，结果花了许多钱，但是却得不到良好效果，当地公众反而觉得中国在掠夺他们的资源。这说明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缺乏对当地国情的研究，忽视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互动，更欠缺制定长期、持久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计划。在文化互动无法得有效开展，民心相通无法取得实效的情况下，中企又没有制定具有高度针对性、科学性的政策，常使项目无法得到有效开展，或者开展实施建设后无法取得正面的效果，有时还面临民众示威游行的尴尬局面。

亟待增强应对舆情的意识与反应能力

中企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负面的事情不断被放大和广泛传播，而企业也缺乏应有的监测，并及时进行澄清。比如中国企业在老挝北部建设了许多香蕉园，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每年向中国出口超过4000万美元的香蕉，农民也通过种植香蕉改善了生活，但是当地媒体和西方媒体却抓住香蕉园施用化肥对环境产生影响的负面效应，对中国援建的香蕉园大肆攻击，无视中企为帮助当地农民改善生活的努力。媒体的负面报道冲击了中企形象，迫使政府停止中企的农业建设项目。对于这些负面报道，中企却未能及时反应，并通过多个渠道向政府反映真实的情况，主动联系和接受媒体的采访，进行澄清与反击，扭转舆论的不利地位。

中企帮助印尼建设高铁，但是许多当地民众认为中企聘用了大量中国劳工，据此质疑中国工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甚至把“一带一路”建设视为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侵略。一些印尼社交网站上流传的“中国工人大量涌入印尼，抢走印尼人的饭碗”等谣言反映了这种隐藏在民众深处的“反华情绪”。一些伊斯兰宗教领袖为此发表言论，表示要阻止中国工人进入印尼、甚至要把中国投资者赶出印尼。例如，2017年5月14日，印尼激进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巴彻蒂尔纳夕尔（Bachtiar Nasir）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发表反华言论，声称：“国家应确保没把印尼卖给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他说，在印尼的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帮助到一般印尼人。在印度尼西亚，类似纳夕尔操弄宗教，敌视华人与中国在印尼投资的言论有很大的市场。对于这些极端言论，鲜少有中企的反驳声音，自然使民众进一步加深了中企在印度尼西亚投资意图的疑虑。

总结

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许多当地民众从“一带一路”得到许多商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全方位走出去并关系到中国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大计，要制定长期性的、战略性的文化互信战略，经济建设要惠及当地民众。

面对中企在海外投资所面临到各种风险，一方面需要中企加强遵守法律的意识，增强风险预判能力，做好各种风险预防措施，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互信，要为当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真正惠及当地收入较低的人群，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获得更多当地民众的支持，以减少“一带一路”的建设阻力，改善不利舆情环境，减少当地民众因为不了解“一带一路”的主旨而对中国投资产生疑虑，促成民众理解，政府支持的良好投资与商业环境，形成民众欢迎中国投资的氛围，这样“一带一路”建设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海外华文传媒促进“一带一路”信息互联互通的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AXW007）成果之一。

彭伟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用民间交流促进世界和善

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历史赋予我们光荣的使命，中国梦的实现要从各自的岗位上体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具有国际性、广泛性和独特性三大特点。应聚焦民间外交，向外拓展取得更大的成效，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不论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同各国的人文交流与广泛合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实践，都昭示着中国的公共外交进入新阶段。

公共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民间外交是指一国公众对他国公众的国际交往活动，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前也被称为“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形式多样，包括了友好城市的交流、文化团体的互访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民间外交有配合官方外交目标或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主体是非官方性的团体和个人。近年来，有学者把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区分开来，认为“民间外交”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但基于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在内容与目标上有众多的重叠之处，笔者更倾向于保守的观点，即认为公共外交内涵更为丰富，包括了民间外交在内，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个方面。我国的民间外交在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外交的使者，历史赋予我们光荣的使命，中国梦的实现要从我们的岗位上体现。尤其是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简称南京“抗馆”）反映了中苏美等国航空英雄共同携手抵抗日本侵略主义者的英勇历史，承载中苏美等国人民之间永恒不忘的友谊，近年来不断得到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国航空人士的关注，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具有国际性、广泛性和独特性的优势和特点。应加强对外交往交流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民间外交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发挥自身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通过国际性特点促进相互了解

1937年，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因力量悬殊，中国空军在对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在艰苦的岁月中，苏联航空志愿队（1937—1941）和美国志愿航空队（1941—1945）先后来华作战，增强了中国抗日的空中力量，扭转了局势，直到胜利。虽然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公开支持中国抗战，但苏联航空志愿队自始至终是秘密来华，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起初也是以非官方的身份前来中国。韩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被日本吞并，因此有部分为复国流亡的热血青年在中国加入空军部队，在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做出了贡献。更有部分南洋等地区的海外华侨见到祖国有难，义无反顾回国参战，虽然他们及其后人的国籍可能已经改变，但不变的是一颗赤诚炙热的炎黄子孙之心，回国参战是他们的个人行为。

1932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北麓修建了“航空烈士公墓”，最初埋葬的仅是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后来，全面抗战爆发，陆续接收了“南京空战”“上海空战”“杭州空战”中牺牲的烈士遗骸。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举行了第一次公祭，1946年至1948年，陆续将全国各地在抗战中牺牲的空军烈士灵柩迁葬于此，并为下落不明的烈士设置衣冠冢。安葬于此的不只有中国籍空军烈士，还有美国教练、苏联航空志愿队大队长及几位飞行员等。可谓是一座国际性的公墓。上世纪90年代，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简称“抗碑”）建成时，有英烈碑30块，上刻中国空军英烈800多名，美国2000多名，前苏联200多名，韩国2名。2017年又补刻中国及美国烈士900多名。至2009年9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建成并免费开放，抗日航空烈士纪念园已建成“墓”“碑”“馆”三位一体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墓区有苏联烈士衣冠冢，英烈碑上亦有200余位苏联烈士姓名，这些烈士出生于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区，因此，为国与国之间邦交，也为纪念先烈，在每年5月9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驻沪领事都会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园进行拜谒。2018年三国领事来时，正值“抗馆”《前苏联二战期间卫国战争宣传画专题展》（即《1941年—1945年的战争宣传画》）展出期间，该展首次引进于俄罗斯中央军事博物馆，展出了26幅精美的宣传画和24件实物藏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事表示，他们国家也有类似纪念二战的场馆，他们愿意为两国馆与馆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办展牵线搭桥，让更多的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有机会了解那段历史，了解彼此。

增进“抗馆”与世界上二战纪念场馆的交流，推动中、俄、白俄、乌克兰等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往来，正契合了习主席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旨与期望，也是促进中、美、俄、韩等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一项重要举措。

依托广泛性特点增进友谊

公共外交面向社会各个阶层，范围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多边对话交流，涵盖经济、教育、人文、传媒、科技、体育、军事等多个领域。在政府的组织推进下，媒体、民间组织、智库、学术机构、知名人士及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方式。“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80多年前，心怀大爱、心系民族的中华好儿郎投身空军抗战，“精忠报国、舍生忘死”，他们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形象和榜样。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历经磨难而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不论在什么危急时刻，都能够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敢于用“我们的血肉，去拼掉敌人头”。这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神圣信念。他们弘扬了我们的传统民族精神。抗日航空烈士的后代们，深受烈士们英勇事迹的警示，许多人都立志在有生之年，为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为振兴中华而竭尽自己所能。

从1993年5月至2008年的15年间，新加坡的方守义先生（原义信集团董事局主席）到南京19次之多，参加“抗碑”奠基典礼，考察“抗碑”建设及南京航联会和南京“两航”起义人员的重要活动。方先生逝世后，义信集团公司领导继承方先生的遗志，信守方先生生前有关承诺，一如既往地关心“抗馆”的建设和南京航联会的工作。

印度尼西亚的林文镜先生（企业家，印尼林氏集团总裁）曾为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捐款人民币50万元，还曾于2001年9月应南京航联会的邀请来宁参加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并拜谒中山陵。他说，华商到祖国投资，就他本人和大多数华商来说，绝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使更多的同胞富裕起来。这种拳拳之心不仅推动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往来，互惠共利。

在“抗馆”之前，“抗碑”也是一座具有国际影响的纪念建筑物，马来西亚拿督麦汉锦博士也曾为“抗碑”的建成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参加过“抗碑”设计方案评审，视察过“抗碑”工地，还亲自为抗碑题过词。

1993年至2008年，美国驻华使领馆官员曾先后6次来宁参加凭吊先烈和“抗碑”“抗馆”的奠基活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副武官何乐文中校曾向1932 年2月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肖特烈士墓敬献花束。

以飞虎队将军陈纳德之妻、美籍华裔陈香梅女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和知名人士，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十分关心南京“抗碑”“抗馆”等的建设。陈香梅女士曾多次专程莅宁，多方鼓励、支持“抗碑”“抗馆”的建设工作，参加“抗碑”“抗馆”的奠基、落成典礼，并多次提供有关抗战的资料、遗物，丰富“抗馆”的展览内容。后成为“抗馆”的名誉馆长。她于2018年3月底逝世，但是“抗馆”与美国友人、媒体和美籍华裔人士的好友往来没有中断。除烈属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外籍社会团体、友人或留学生慕名而来，凭吊烈士。

美籍华人陈灿培先生多次向“抗馆”捐赠二战时期飞虎队的文物资料。2017年9月，还陪同美国飞虎队研究院代表一行来到“抗馆”，捐赠与飞虎战机同类型飞机的降落和起飞仪、温度仪、汽油表，以及作战地图、南京大屠杀记录影像等。2018年，又有意向向“抗馆”捐赠一批文献资料和实物。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数十年后必然会在这些文物上得以传承、体现。

重视特殊性特点凝聚力量

“抗馆”用“奋勇抗战”“国际援华”“壮志凌云”“缅怀先烈”四个陈列展厅展示了中苏美韩等国飞行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反映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展示了“墓”“碑”“馆”的历史沿革和各界人士对抗日航空英烈的纪念，通过对他们的追思，反映后人对和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珍惜。

目前，“抗馆”是国内首座、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纪念抗日航空英烈的场馆，在开展纪念馆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既有独特性，又有专业性。该展览向外展示的史实，既有进行红色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又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和风貌。

抗战时期，中国青年之所以能够抛弃小家，顾全大家，是因为他们有民族情怀在，是因为民族的存亡是他们唯一关心的重要事情。所以有“奋翼凌云霄，杀尽倭寇方解恨！依闾纵失望，有儿忠烈最光荣！”“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等铿锵有力的誓言。中国的空中战场，国际人士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他们同样心怀天下，抱有崇高的正义感，具有反法西斯的精神和崇尚世界和平的精神。帮助中国抵御日本侵略是伟大的决策，具有大视野、大格局。人类的历史也因此改变。

“抗馆”建成以来，2010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一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的陪同下莅临参观；6月美国前临时参议长、原飞虎队队员特德•史蒂文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美议会（参议院）会议机制中方主席盛华仁的陪同下莅临参观。后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联邦级国立机构中央军事博物馆与“抗馆”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定期开展人员往来、文博展览交换、信息传递交流等多项合作，为加深中俄友谊做出贡献。2010年、2015年“抗馆”两次获得了俄方赠与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和“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已成为向海内外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公共外交不是单向灌输，而是注重通过双向交流，达成理解和共识。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决定了公共外交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细水长流。民间的交往更是如此。加强对外联系，以实际行动缅怀先烈，用纪念馆自己的力量，重点关注民间团体、人士；同时拓展与世界上同类型纪念场馆的友好往来，为国家的整体外交尽一份薄力，应是纪念馆今后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方向。

（执笔人：高萍萍）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马来西亚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及时调研大马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回应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本文搜集整理了马来西亚销售量最大的报章《星洲日报》2017年间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的报导，建立了相关数据库，并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此实证揭示出大马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回应的内容、所持的态度及其所思所虑，以及对海内外各界的启示。

研究缘起与背景

自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本文简称倡议）以来，至2017年为止，马来西亚各界都给予了许多呼应，作为华社“三大支柱”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本文简称华团）数年来更是积极响应和支持，为促进马中友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

然而，自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针对马来西亚各华团对倡议所关注的内容及相关的建议，学术界并没有进行整理和分析，以至华团的有关意见容易淹没在大量的信息海洋之中，而被人忽视。

为了检视马来西亚华团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立场和疑问，本文以马来西亚最大的报章《星洲日报》为研究对象，将该报2017年所有关于华团对倡议的回应信息加以整理，就其回应的内容、态度和质疑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发掘“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在马来西亚所可能面对的状况，并检视马来西亚华团在落实该倡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以“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马中关系”为关键词，查找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所有相关的新闻报导，并将报导中每个不同的文字讯息作为一个案纳入数据库，再对这些华团的有关回应（包括集体回应与个人回应）进行统计分析，以从中了解以下的问题：

马来西亚华团最关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哪些内容？马国华团所关切的事项，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金融流通、民心相通）有何关联？马国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好程度有多高？马国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哪些质疑？

照此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考察共整理出671则新闻回应个案。

调查结果

回应的内容情况

本研究依照个案回应的内容，将其分为如下五类，即：政治、经贸、文化、学术和其他。

2017年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内容中，最多是涉及经贸的内容，有425条个案，占全部个案的63.3%；其次是涉及文化内容的有209条个案，占全部个案的31.1%；涉及政治的有22条个案，占全部个案的3.3%；涉及学术方面内容的只有2条个案，占全部个案的0.3%；另外，涉及其他方面内容的有13条个案，占全部个案的1.9%。

从统计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华团关注较多的是经贸内容和文化内容，可见华团本身比较关注经济利益方面的内容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事情。当然，“一带一路”本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倡议，所以大家都比较重视经贸方面的内容，而文化传播决定了民心相同这个基础大事，故也备受关注。

和五通项目有关的回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通”以实现互联互通，本文即从“五通”各方面来考察有关的回应。

2017年大马华团共有671条响应意见，其中涉及贸易畅通的个案最多，有380条，占全部的56.6%；其次是涉及民心相通的个案，有251条，占全部的37.4%；涉及政策沟通的个案，有19条，占全部的2.8%；涉及设施联通的个案，有15条，占全部的2.2%；涉及金融流通的个案，只有5条，占全部的0.7%；分不清属于哪个“五通”方面的有1条，占0.1%。在2017年这些回应中，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内容就占了94.0%。这个情况说明了华团在最关注贸易畅通的同时，也较关注民心相通内容。

华团所持的态度

本文根据个案内容中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及其文字表述来判定回应者其所持的态度。我们把各种态度归纳为积极支持、支持、支持但有疑虑、观望这四类。

从2017年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中，我们看到积极支持的回应个案最多，有321条，占总数的47.8%；其次是表示支持的有289条，占总数的43.1%；再次是支持但有疑问的，有55条，占总数的8.2%；表示观望的仅有 6条，占总数的0.9%。由此看来大马华团总体上是积极支持“一带一路”的。

华团对马国方面的质疑

认真分析《星洲日报》报道的华团存在的疑虑，把握其中的主要问题，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对合作双方增进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经过分析和整理，2017年华团提出的疑虑共有55条，本文将所有质疑问题归纳为有关中国和马国这两大类。关系到中国方面的，包括涉及“一带一路”原则问题和民心相通方面的事情、政策沟通和贸易畅通的问题；关系到马国方面的，包括社会层面问题、企业及项目问题、政府管理问题，以及一些涉及华团的问题、硬件支持问题和软件支持问题。下面我们分门别类，按每类问题的个案多少，排列出问题及其案例。本部分列举华团对马国方面的质疑。

社会层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例如马来西亚批发商总会会长林成国提出大马很多人还在观望着“一带一路”，不知如何抓住这个商机；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长莫泽林提出一些民间组织对中资的基建计划感到优虑，需要人传递友好信息来消除他们的疑虑。二是担心影响马国本地市场。例如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公会会长江华强提出有人担心中资来马，可能会抢了本地市场；巴生福建会馆会长郑今智提出大家不应心存悲观心态，认为中国人是来抢本地人的饭碗。三是反映社会舆论的干扰问题。例如马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锦胜提出大马社会上有出现一些针对“一带一路” 边缘荒野化的论述；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永久名誉会长钟廷森提出中国企业较大规模到大马投资发展，却引来各种怪论。四是指出中方来马方投资被政治化。例如马来西亚宗乡青联合总会总会长林振辉提出有居心不良者试图将中国来马投资的做法政治化与阴谋化。

企业及项目问题。一是马国企业需要学习和提高。例如雪兰莪州沙白县的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柏铨提出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家仍不太了解“一带一路” 概念，希望可以借助论坛，让本地中小型企业做好准备；马国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林福山提出大马巫裔及印裔仍对‘一带一路’未能深入了解，马国企业需采取开放的态度迎向中国投资者，多开展各种经贸活动来带动我国的经济成长。二是对实现共建共享有顾虑。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提出在引进中资的同时，也要让本地中小型企业受惠；马来西亚建筑商公会主席符绩理提出有些商家有担忧，希望中国商家在大马投资时，可以把一些工程分给本地人。三是担心对大马企业的冲击问题。例如雪兰莪滨海中华总商会总会长林宽城提出本地中小型企业担心中国企业会对自己带来巨大冲击；马来西亚面包、饼干、糖果、面条和棵条厂商会会长黄福宁提出中国崛起并提倡一带一路的经济策略和思维，大马许多企业已感受到这股全球化经济的压力。

政府管理问题。一是政府需保护本地企业及利益。例如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会会长陈保成呼吁政府需确保这些基建工程与计划都能让国内商家参与；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提出有关当局须严格把关，让本地供应商在各项承包或合作交易中，利益得到保障。二是政策与制度存在问题。例如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提出大部分人不支持新的旅游税，认为旅游税对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

华团方面的问题。指出华团自身管理存在问题。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认为华团母会不需要另外再成立商会；马来西亚林氏总商会执行顾问林顺平提出很多人担心太多乡团和华团组织商会会瓜分经济蛋糕。

硬件支援体系的问题。希望解决设施的配套。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提出大马在电子商务方面需要加强改善。

软件支援体系的问题。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克服人才缺失。例如马华青年团技职教育局主任刘振国提出大马缺少技职教育机制来培训技术性人才。

华团对中国方面的呼声

宣传倡议原则，实现双方共赢的问题。一是要全方位加强“一带一路”原则的宣传。例如大马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林福山提出“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华裔华侨，还需推广到其他国家的族群里，以此消除他们的疑虑；二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例如马来西亚潮州工商总会总会长吴源盛提出“一带一路”应以双赢为目标，要避免出现经济垄断的情况。

做好民心相通，打好合作根基的问题。要把握社情民意，确保长期合作。例如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提出在他国投资的时候，需以重新学习的态度与当地国情及文化磨合，才能确保长期合作；大马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林福山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倡是一项很好的政策，但必须顾及大马人民的就业机会，要让华裔做好两国沟通的桥梁。

处理各种问题，保障贸易畅通。一是要注意资源分享。例如中资企业需注意把技术转移给本地人，才能让中资更受大马人欢迎；二是要提高中企运营能力：例如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务顾问陈志成提出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会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中企需要提高自身运营能力；三是需解决穆斯林市场的认证。例如东盟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促进会会长吴国强提出中国缺乏清真认证，难以开拓穆斯林的市场。

注意政策沟通，确保合作顺畅。一是希望克服体制影响，坚持诚信守则。例如大马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林福山提出中国政府在政改的同时必须讲诚信，这样才能增强海外华裔投资的信心；二是要完善管理机制，确保项目持续。例如林福山提出有出现一些因为领导升调而停滞不前的合约和投资项目，希望中国中央政府能设立相关机制来解决问题；三是提出降低签证费用，方便文化交流：例如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会长莫泽林提出近几年中国签证频频调涨，希望当局能作出调整。

结论与启示

“一带一路”是与时俱进、人心所向的倡议。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华团普遍认可“一带一路”是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途径，通过“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不仅能够实现两国共同繁荣，而且可以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双方的和平友谊。因此，华团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中，团结政府和各个族群民众，进一步起到马中桥梁的作用，同时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进一步维护好自身的安全与正当利益，更好地融入大马主流社会。

华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回应证明，大马华团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无疑是当今新时代下的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看到“一带一路”已经开始在加强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且“一带一路”建设正发掘着马来西亚潜在的发展机遇，加大了本区域的投资势头。为了知行合一、可持续发展，大马华团在支持“一带一路”的同时，也及时地提出了不少质疑问题，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还存在华团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

首先，必须坚守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不少回应提示，现今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特别在“一带一路”策略指引下，较大规模来马投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要注意投资国的当地政策与风土人情，并以重新学习的态度与当地国情及文化磨合，站在本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注意调整中国国内的“一条龙服务”之类的操作模式，避免在大马造成经济垄断的印象或过多地抢了本地饭碗，只有保证本地人的一定利益，才能确保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长期合作目标。

其次，深入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回应调查还得知，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工作。只有“民心相通”，中国才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将区域经贸关系提升至更高层次。另外，回应的情况也反映出华团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时，越来越重视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所以“一带一路”的合作，不能只是停留在商业贸易上，要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让更多的人感受得到“一带一路”将会带来的切实的利益，才能让人们更积极地参与其中。

第三，提高两国管理能力，全面促进政策沟通。随着“一带一路”工作的铺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因此华团的回应也提示必须增强政府、企业的管理能力，特别要注意项目政策的制定和沟通。比如回应担心中国方面因为领导升调派而使得合作项目停滞不前，因此需要中国政府设立管理机制，来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这和中国企业担心合作国家的政局更迭会影响项目的持续一样。

第四，要完善基础设施。华团回应中对于大马在硬实力支持体系方面不足也给予了提示，希望马来西亚增强这方面的支持。凭借中国建设的经验，比如“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已经与沿线各国有诸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项目，但这些国家仍旧有非常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这对于马中双方来说，都是重大机遇，又是严峻挑战。

第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不少回应提示，实施“一带一路”要关注大马本地的利益，在就业岗位、技术转移等等方面要关注大马利益。典型的担忧案例就是担心中国所谓的高效“一条龙”管理模式，会排斥马方的参与机会，影响马方的利益受益。而对此，中方可能基于急于项目进展和马方人力和技术素质不足，更乐于从中国带进全套的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共商，要求中方尽可能使用大马的人力物力，同时和马方共同培养当地技术人才，解决本国人力资源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发现目前华团最关注什么。由于“一带一路”本身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倡议，所以华团的各组织都比较重视经贸方面的内容，并且也较为看重民心相通的事宜。总的来说，大马华团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是给与正面肯定和极大支持的，一些华团领袖更是十分积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骆立：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陈中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城市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公共外交取得快速发展，城市国际化水平得到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得到改善。近年来，城市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成立，城市共公共外交的相关研讨会相继举办，中国学者对城市公共外交倾注了较大精力，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对此进行梳理，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城市外交发展进入新阶段。2013年10 月，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指出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强调“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2014 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城市外交”一词，指出“要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则针对性指出要“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以上内容为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城市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将城市外交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近年来，以城市作为外交活动行为体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物数量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研讨活动的举行推动中国城市外交研究蓬勃发展。

城市公共外交的研究

民营经济故事的公共外交维度

新时代要从政治性、文化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维度与路径，做好主题公共外交。中国经济故事是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形象诠释。在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加强议题设置，创新叙事范式，讲好中国民营经济故事，积极阐释中国经济故事的新时代意蕴，是经济主题公共外交的重要命题。

对外主题宣传出版是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方向。新时代条件下，经济主题公共外交需要从政治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上加强建构，不断提升舆论引导力和传播力。最近以来，党中央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部署，不仅意味着占据我国企业数量90%以上的民营经济将迎来更大发展的空间和机会，也意味着新时代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激发，推动中国经济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在讲好中国故事语境下，加强议题设置，讲好中国民营经济故事，是新时代公共外交应有之意。

经济主题故事的公共外交价值

公共外交理论上，约瑟夫•奈的传统定义几乎耳熟能详。从传播层面，公共外交就是借助于各种专门的信息媒介向目标对象国家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持续的报道和说服行为，也称为国际新闻报道或者国际传播活动，其目标对象为外国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公共外交中，反映中国全面发展的经济主题传播地位举足轻重。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扩大，经济主题公共外交的份额更为加重。

经过多年的努力，经济主题公共外交工作取得了许多扎实的成果，但真实的中国与外国人的“意念中国”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以往经济主题公共外交工作惯性中的问题有一定关系。

一是程式政治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主题公共外交中一些简单化的操作，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传播实践中较多局限于宏观概括，习惯套用中文四六句对仗句式，再加上生硬翻译，不仅无法贴近受众生活，反而云山雾罩，让人不明就里。二是手段数字化。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指标和数字机械使用。一些读者可能关心统计和数字，但缺乏社会背景和现实生活细节的数字罗列，可能仅仅引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三是视角偏差化。表现为传播表达中偏爱、依赖“成型”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成就”，多就事论事，而对这些“产品”和成就得以“生产”的“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重视观照不够。

经济主题公共外交关键是结合经济主题介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经济）大环境”，更多时候是取决于中国怎么去讲自己的故事。对此，必须从战略高度予以重视。这是因为以下几点。

其一，媒介生态变革推动了传统传播方式的转型。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与新媒介的发展，传播逐渐从传统的新闻报道转向公共外交转型，公共外交也日益从新闻发布、报道，向讲述故事倾斜。经济故事展示历史社会文化背景过程，需要实现“见人、见事、见社会，见物、见技、见情感”，实现时代人物与家国现场的无缝对接。

其二，传播手段故事化是对外主题宣传的有效途径。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经济主题公共外交中，那种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之著主要面对海外专业人士。而通俗易懂的经济事件和经济人物故事，则有广阔的受众群体。如果说前者有助于增强理论说服力，后者显然则在受众普及面上更为见长。

其三，经济故事相较政治和意识形态内容更易沟通。用最舒服、最习惯、最贴近的讲故事方式，结合日常生活变化，寻找“不寻常”，有利于消除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当世界意识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经济的相似之处超过不同之处时，那些基于认识偏差机械理解贸易顺差、逆差，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其他一些误解和怀疑，“就会被对中国的尊重和敬佩所取代”。

公共外交中民营经济故事的“范式”

话语创新、话语范式转换是国家话语和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要向世界讲述什么样的发展故事？通过什么样的叙事范式，才能被世界听得懂？在此宏观背景下，民营经济的故事在公共外交中可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些是经济主题公共外交的重要价值诉求和目标指向，也是公共外交在经济主题层面需要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民营经济故事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中国经济破浪前行。无数企业家的创业故事，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风云激荡的历程。经济主题公共外交必须重视讲好中国民营经济故事。

讲好故事，首先要解决讲述何人何事的问题。笔者曾经参与策划编辑过一套《追梦中国：企业精英》（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Leaders of Business Community in China）系列丛书（英文版）。其中，《与世界对话：俞敏洪的“蜗牛”人生》（Life of a Snail：Yu Minhong’s Dialogue with the World）讲述俞敏洪逆境奋力，艰难前行，终成“新东方”事业。《李书福的偏执智慧》（Persistent Effort of Li Shufu）描写李书福小微创业起家，敢想敢做，吉利集团跨国收购沃尔沃，书写草根创业的精彩神话。《王传福的创新智慧》（The Creative Wisdom of Wang Chuanfu）以创新为切入点，描写王传福带领比亚迪集团驰骋电池和汽车两大行业，成为中国首屈一指民营高端制造型企业。《马化腾的腾讯帝国》（The Tencent Empire）通过对腾讯发展历史的全面梳理，刻画了马化腾及其团队“其人其事”。《任正非的竞争智慧》（Ren Zhengfei：Lessons from Battle）主要以讲述任正非的打拼经历，展现了华为成长史，对华为企业文化作出独到解读。

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正是中国精神的最外在表现。中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显著进步，是中国梦、中国精神的一种具象存在。民营企业家们的故事展示了一种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史” 正面陈列，而且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普通人的生活，朴实、平民化，使“个人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体现了新历史方位上的价值内涵。

民营经济故事的叙事范式

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受众对于外来的信息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所选择和侧重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认知心理、好奇心理、从众心理、表现心理、移情心理、攻击心理，海外受众在对中国经济信息方面又有着共同的接受倾向，有着共同的关心点：中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正在做什么，怎么做？还要做什么，能不能做得好？所有这些对世界，乃至对其本人所处的环境有何影响，等等。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破解受众对中国经济“雾里看花”的难题，需要我们在范式方面多下功夫。

首先，要把握故事内容的全面性。宣传民营经济，讲中国经济故事，既需要展示民营经济如何成长壮大的历程，也要反映民营企业创业过程中在营商环境方面曾经历过的曲折。既不失时机彰显国家经济建设的硬成就，更要展示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优化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软成就，使受众真切感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整体印象。

其次，要体现故事元素的多样性。要有人物，有背景，展现人物一波三折的创业故事。要有细节，通过矛盾冲突展开叙事，达到有声有色，生动鲜活，实现与受众的零距离贴近。通过民营企业家创业故事，绘制民营经济成长“工笔画”，使受众感受和认识中国普通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巨大进步。

第三，要展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通过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映衬中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来龙去脉，观照中国市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现实，擦亮中国民营经济品牌，展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传达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底气，从一个侧面帮助受众树立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大国担当实力的信心。

前述“丛书”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策划组织的。由于在内容主题和讲故事方式结合方面做出的努力，使得该套丛书版权输出获得了较好表现。

公共外交中民营经济故事的“要旨”

在解决经济主题公共外交“方法论”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其“价值观”问题。通过这种“核心理念”的传播，以亲和、真实体现故事里的“是”，让中国的经验按照自身历史逻辑展开。为此，阐明以下几组关系当为要旨。

民营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在经济主题公共外交中，需要通过民营经济人物的创业故事去体现改革开放的中国逻辑。

强化市场导向，中国一直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涵养全社会尊敬并激励企业家的文化氛围。前述丛书各作品主人公的故事几乎都有对他们创业先遇到政策障碍，后来随着这些障碍逐渐调整和化解，助推他们的业绩跃升过程的描写。这就很好反映了政党制度差异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对于市场作用的认识逐渐深入以及关键时刻适时调整的正面制度效应。

营商环境优化，带来中国市场经济的“磁效应”。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过去40年，民营企业不断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国际权威数据为此做了有力注脚。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10月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从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一次性提升32位，首次进入世界前50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同期发布的报告，2018年上半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骤降41%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实现逆势增长6%，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

民营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行稳致远。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改革开放破除了思想禁锢，打开了创业空间，为企业家施展抱负提供了巨大舞台。中央明确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系列政策举措，为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随着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日益完善，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赢得更加光明的未来。

民营经济与“品牌中国”

立足打造具有时代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民营企业产品品牌和民营企业人物层面，塑造“品牌中国”和“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质造”形象，是经济主题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精心打造民营企业新时代品牌亮色。民营企业品牌是国家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品牌产品在走出国门的同时，也将其承载的中国色彩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带给世界。“华为”等品牌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与近年来我国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密不可分，而且互为因果。要通过经济主题公共外交，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活动构建合理的全球身份象征。

积极传递民营企业的创新主体形象。创新是经济发展最核心、最关键的动力。宣传民营经济人物和故事，就是要说明新时代“创新中国”将有更多“创新者”脱颖而出。在这样的语境下，华为等品牌名称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通讯智能产品本身，他们的故事展示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也告诫某些带有色眼镜、怀唯我独尊心态者，不要一看到中国的技术进步就跳脚，也就是对那些认为中国只有用“偷”或其他非正当方式才能实现高新技术突破的荒谬论调的有力驳斥。

积极引导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信心。中国制造已经从点开始，逐渐形成了产业链生态。以制造业增加值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经济主题公共外交要积极传达，民营企业是制造业的重要方面军，是中国制造的信心的重要源泉。在顺应市场变化，逐渐发展壮大过程中，民营企业提升了自身的经营能力、市场营销能力、技术开发能力、人力资本能力等。中国制造产业链生态逐渐形成和完善，并向高、精、尖的“中国智造”迈进。

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和中国道路

合理的制度才能形成相应的制度自信，而合理的制度不是基于价值的设定，而是基于制度与发展长期互动中实现内在协调与统一。不同视角的国际社会利益群体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接受范围和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但国际社会打量中国的目光背后，其实是在寻找机遇和信心。《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显示，海外受访者最期待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仅对中国有深远意义，更有着“世界价值”，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特定层面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民营经济故事观照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年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民营经济成长的中国方案，也将为世界所知所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制造”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诸多实惠，“中国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中国资本”为诸多国家增添了发展活力。中国以“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 贡献世界，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品德给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首届进博会开幕致辞中“三座重要的桥梁”的概括，表达了对中国坚持进一步开放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所孕育新机会助推世界经济发展的期待。

结语

面向未来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展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和手段。当前，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国际经济舆论的角逐在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等全方位展开。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强议题设置和话语体系建设，广泛开展经济主题公共外交，通过更多有情节、有情感、有温度、有思想的中国故事，做好对中国道路、中国逻辑、中国精神的解读，是积极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要义。

张美景：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编审。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萨摩亚首所孔子学院的实践

2018年9月10日，萨摩亚国立大学（NUS）举行孔子学院揭牌仪式，宣布萨摩亚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成立。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由聊城大学与萨摩亚国立大学合作共建。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聊城大学和萨摩亚国立大学的共同领导下，萨摩亚孔院致力于促进萨摩亚的汉语教学，增进萨摩亚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打造中萨教育文化交流的平台，搭建中萨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桥梁，服务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萨摩亚首所孔子学院的成立

2018年9月10日，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孔子学院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落地生根。出席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的有中国驻萨摩亚大使王雪峰，萨摩亚公共事业部部长珀赛尔，司法与法庭管理部部长埃努乌，工程、交通与基础设施部部长李航，萨摩亚国立大学校长、孔子学院理事会主席索欧教授，萨摩亚国会议员代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驻萨摩亚外交使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太平洋国家办事处代表，萨摩亚社会各界代表，中国援萨志愿者代表，聊城大学代表团等。

珀赛尔部长代表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作主题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象征着中萨关系坚强深厚，鼓励萨摩亚年轻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相信孔子学院将增进中萨文化理解，加强两国外交关系，促进两国贸易和商业往来。

王雪峰大使在致辞中说，孔子学院对于沟通不同语言和文明、增进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发挥着桥梁的作用。2013年以来，孔子学院总部就开始向萨摩亚学校派出汉语教师，已有数千名萨摩亚学生受益于汉语教学。他认为，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成立是中萨友好关系的最佳例证。

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主要职能包括：（1）面向萨摩亚在校学生和社区居民，开展多种类、分层次的汉语教学项目；（2）开展形式多样的中国文化活动，面向萨摩亚人民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3）开展中萨教育交流项目，为萨摩亚学生提供赴中国留学、交流的机会；（4）开展HSK汉语水平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5）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培训本土汉语教师；（6）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和中萨学术交流活动；（7）提供中国教育、社会、文化、经济、旅游等信息咨询。

中国驻萨摩亚大使王雪峰在使馆国庆招待会讲话中专门指出：“9月10日，萨摩亚首所孔子学院在萨国立大学开办，为增进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自揭牌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活动，为孔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揭开了中萨教育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丰富汉语教学项目，服务萨摩亚学生和社区居民

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先后制定了NUS汉语教学项目、孔子学院“汉语角”项目、萨摩亚社区汉语教学项目、中国文化活动及研讨项目、孔子学院教学点建设项目、中国留学奖学金生汉语培训项目的工作方案，并陆续付诸实施。

目前，孔子学院在萨摩亚国立大学开设有《初级汉语》《中级汉语1》《中级汉语2》《中级汉语3》共四门大学生课程。孔子学院“汉语角”项目自9月29日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八期，孔院汉语教师为萨摩亚汉语学习者和中国语言文化爱好者提供免费教学指导，现场交流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帮助学员提高听、说、读、写各项等汉语技能，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孔子学院社区汉语教学项目将于2019年2月23日面向萨摩亚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企业员工等开始实施。此外，孔子学院中国文化系列活动、中国文化系列研讨、孔院教学点建设项目等各项工作也在有序开展和推进。

同时，孔子学院重视加强教学环境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孔院新建教室设有教师备课室、图书资料室、咖啡间、休息区等，配备了教学电脑、多媒体投影设备、移动教学白板、音响系统、新课桌椅、空调、沙发等各项设备用品。萨摩亚属于孔子学院总部认定的一类艰苦地区，物资条件落后，萨摩亚国立大学的绝大多数教室都没有多媒体和空调设备。揭牌以来，孔子学院大力推进教学环境建设，目前的教学设备条件已属全校领先。

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弘扬传播中国文化

揭牌以来，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中国特色文化活动，有效增进了萨摩亚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萨摩亚国立大学校领导、各学院院长、萨摩亚部分中小学校长及师生代表、萨摩亚国立大学师生代表和中国派驻萨摩亚教师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9月24日，孔子学院举行了庆祝2018年中秋节文化活动。活动中，孔院师生合唱了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孔院学生合唱了萨摩亚歌曲《月亮》等；孔院特邀表演小嘉宾乔一凡表演了独舞《俏花旦》，该舞蹈巧妙结合中国戏曲与现代舞蹈，惊艳全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中国教师朗诵了中秋主题诗歌，现场演示了中秋主题汉字书法，并展示了中国民族服饰挂图；萨摩亚学生踊跃参加了汉字认读比赛，现场气氛欢快活跃，答对者均获赠中国剪纸一张。接着，主持人柳锦向现场观众介绍了中国传统中秋美食月饼，并邀请观众品尝了自制月饼和小食品。最后，在“小小汉语角”环节，孔院师生用汉语交流了中秋文化。此次活动持续约2小时，共吸引了近百名观众，加深了萨摩亚学生对中国中秋文化的了解，提高了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9月28日，孔子学院举行了“孔子学院日”庆祝活动。萨摩亚国立大学校长索欧教授在致辞中说，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将为萨摩亚学生和社区居民带来巨大益处和更多机会。活动中，孔子学院的萨摩亚学生用动听的歌声共同演唱了汉语歌曲《茉莉花》。孔院汉语教师隋清娥教授朗诵了鲁迅经典小说片段，声情并茂，动人心弦。聊城大学援教队教师的女儿乔一凡表演了中国戏曲舞蹈，并用自制卡片生动形象地讲解展示了汉字“舞” 在历史上的字体演变，引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聊城大学援教队曲升教授展示了精彩的中国书法技艺，许多萨摩亚学生聚精会神地观察了整个书写过程，曲升教授向观众解释了其书法作品“宁静致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含义。萨摩亚学生毛露露表演了中国扇子舞《中国功夫》，优美娴熟地展示了中国武术，赢得了阵阵掌声。国家汉办公派汉语教师刘秀莲使用汉、英两种语言倾情朗诵了经典诗歌作品，表达了乐观向上、满怀希望的生活精神。在游戏环节，部分萨摩亚学生和嘉宾参加了乒乓球拍托球跑、筷子夹花生等小游戏，现场气氛欢快热烈。全体中国教师合唱了《同一首歌》，表达了对中萨友谊和美好未来的共同渴望。最后，孔院汉语教师柳锦在孔院新建教室展示了精彩的汉语教学体验课，教学方法灵活多样，现场互动效果显著。到场学生和嘉宾被深深吸引，对学习汉语表现出浓厚兴趣。

讲好孔院故事，树好孔院形象

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努力讲好孔院故事，树好孔院形象。

孔子学院正式成立近两个月以来，相继与国家汉办官网新闻中心、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萨摩亚观察家报》、《萨摩亚新闻连线报》、萨摩亚国立大学官方Facebook、“孔院长”微信公众号、“孔愿掌”抖音公号、《聊城晚报》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积极投稿发布图文和视频消息。孔子学院注册了“萨大孔院”微信公众号，不断推送孔子学院相关新闻和资讯，陆续推出萨大孔院“讲故事”系列文章十余篇，内容涵盖孔院汉语教学、萨摩亚文化体验、孔院教师生活点滴、孔院教师文学创作等，取得了良好反响，提升了孔院的中萨教育文化交流平台形象。

10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一带一路”专题纪录片《命运与共》摄制组来到孔子学院，拍摄了孔院的汉语教学片段、教师研讨活动和孔院学生的中国特色文化才艺展示，并于11月25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

近日，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对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表示肯定，对聊城大学全体在萨教师的“顾大局、识大体、讲奉献、吃苦耐劳和团队合作精神”给予表扬。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多模态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7YJC740047）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6CZWJ41）、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21051603）的阶段性成果。

梁国杰：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萨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