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公共外交研究和评估机制研究（1945—2015）

研究和评估机制是美国公共外交长效发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战后其研究和评估机制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根据《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案》成立的四个咨询委员会，第二条是美国公共外交从业单位的研究评估功能，第三条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战后公共外交战略中的研究评估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对提升我国公共外交实效的启示。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公共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和评估工作，几乎每一次重大战略或政策确立前，美国相关机构都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状况、目标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目标国国内情况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在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之上制定重大战略，然后确定某些优先计划和特定项目，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政策也不相同。美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和评估机构，形成了一种固定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和对外传播战略不断调整和完善。二战后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制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根据《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案》成立的四个咨询委员会，第二条是美国新闻署本身开发的调查评估功能，第三条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本文对三条路径的 发展演变及其职能划分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探讨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借鉴意义。

第一条路径：四个咨询委员会的发展演变及其功能

根据《1948年美国信息和教育交流法案》，美国信息咨询委员会和美国教育交流咨询委员会成立。根据该法案的完善法案《1961年教育与文化平等交流法案》，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成立，代替了教育交流咨询委员会。1980年10月，根据96—60号公法，卡特政府将信息咨询委员会和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合并，组建成一个新的机构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一直延续至今。前后相继的这四个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保持一致，负责对美国实施的信息和交流项目的调查、评估和监督。具体来说，向总统、国务卿和美国新闻署署长提供实现新闻署功能的规划和建议，评估美国新闻署的政策和项目的有效性，向总统、国会、国务卿和美国新闻署提交关于美国新闻署项目和活动及其有效性的年度报告。

这些委员会对公共外交的调查和评估非常全面，兼顾了整体性、广泛性和针对性。委员会的建议可分为三方面：整体建议、传播策略、具体项目和其他。

整体建议方面。第一，给信息项目以及后来的公共外交定位，从整体上强调其重要性，并提出加强其地位的建议。第二，建议增加预算。为了推动对外传播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委员会呼吁国会对美国新闻署的工作要支持和理解，并指出他们的财政需求是现实的。第三，始终强调国际传播机构应更多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第四，重视人力资源机制的建设。委员会一直努力提高负责公共外交的海外工作人员的地位。美国新闻署并入国务院之后，公共外交的人才机制建设也是其关注点之一。

传播策略方面。咨询委员会除了在整体上提出其建议外，也提出了很多具体传播策略。比如美国信息咨询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精准行动（Pin Pointing Operations）相关建议。这些建议在后来的项目和活动中明显体现出来。此外，委员会一直强调非政府力量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因此建议美国新闻署加强与私人组织合作。

具体项目和其他方面。关于具体项目的调查和评估也是咨询委员会一项很重要的职能。大部分的评估报告多少会涉及具体项目的评估，有的是根据地区分类，有的是根据传播媒介分类，有的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

第二条路径：美国公共外交从业单位的研究和评估功能

美国公共外交从业单位非常重视研究和评估功能，其中以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广播理事会为主。前者是冷战期间美国负责对外宣传的核心机构，后者冷战后成立，负责管辖美国国际传播五大实体，包括美国之音、马蒂电台、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中东广播网络。

美国新闻署的研究和评估功能

1953年美国新闻署成立，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宣传的核心机构。为了进行有效的调查和评估，在新闻署成立之初，美国决策层明确要求情报机构应该向美国新闻署提供其所需要的情报信息。然而，因为保密或是协调不及时等原因，新闻署从其他情报部门获得的信息有限，这限制了其研究和评估功能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新闻署决定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于1954 年春正式向中央情报局提出构建其独立情报体系的请求，并得到积极回应， 1954年底美国新闻署研究和情报办公室成立。

研究和情报办公室下设四个分支部门：宣传情报处（ Propaganda Intelligence Division）、调查研究处（Survey Research Division）、图书室（Library Division）和信息征集处（Collection Division）。当时美国新闻署在79个国家设有210个分支机构，在本土和海外有几千名雇员，如此庞大的网络为其搜集信息和情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和情报办公室承担三项重要使命：第一，从各个层面研究共产党的宣传；第二，分析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国公共舆论；第三，评估美国新闻处行动的效果和影响。这成为美国新闻署研究部门制定研究报告的指导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研究和情报办公室制定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报告供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决策层参考使用。这些研 究报告所讨论的问题重点围绕美国外交政策、媒介使用以及项目评估展开。

为了确保国际传播项目和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美国新闻署在开展任何一个行动之前，都要对此进行研究和评估，美国新闻署的研究和情报办公室承担这一任务。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美国新闻署并不只是一个宣传机构，它也是一个研究机构。

美国广播理事会的研究和评估功能

国际广播局下属的研究部门包括战略和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数字和设计创新办公室（the Office Digital & Design Innovation）、绩效评估办公室（the Office Performance Review）、研究和评估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Assessment）和市场推广和节目落地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rketing and Program Placement）。根据形势的发展，这些办公室成立于不同的时间，他们都具有研究和评估的功能，但是侧重点不同，职能相互配合。此外，广播理事会还经常与盖洛普公司合作对某些重点地区进行重要国家分国别进行研究。美国理事会相关部门非常重视研究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纳实施其建议。

美国广播理事会非常重视运用调查数据来提升已有成果，从2002财年开始，该理事会通过签订合约的形式推动受众研究和市场研究。除了研究当前节目的有效性，广播理事会的研究工作还非常关注对象国整体的媒体市场。他们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兴起，市场研究有利于广播理事会为了履行其使命进行前瞻性思考和战略定位。在媒体融合时代，随着受众碎片化时代的到来，美国广播理事会认为评估方式也应该随之变化。比如，为了向有关部门提供及时的数据，研究和评估办公室在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上大量投资。

第三条路径：临时机构

第一和第二条路径是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政府换届或是国内外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美国还成立了一些临时的委员会加强对公共外交的调查和研究，以便提出更加全面的建议并进行调整。这些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在美国的对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简单介绍三个比较重要的临时委员会。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成立总统国际信息行动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其目的是为美国政府下一步心理活动提供建议和指导。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威廉•杰克逊担任国际信息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这个委员会又被称为杰克逊委员会（Jackson Committee）。经过数月调查研究，1953年6月30日，该委员会形成125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外宣传与心理战的指导性文件，并直接促成了美国新闻署的成立和协调委员会的建立。

1960年11月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立刻安排有关人员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重新进行调查研究，弗里—戴维森特别调查委员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提交了研究报告。肯尼迪上任后在对外宣传上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受到这些报告的影响，他对国际传播的管理机构并没有进行实质性调整，但是他十分重视新闻署在对外事务中发挥作用，并主张新闻署参与对外决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通讯技术的发展， 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和个人呼吁成立较高级别的委员会对美国国际传播活动进行调查研究。1973年，国会成立了“政府对外政策组织实施委员会”，罗伯特•墨菲任主席，因此也被称为墨菲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研究，对外传播是其中一部分。1974年3月，美国信息咨询委员会与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协商，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对外宣传教育文化委员会”。其成员由以上两委员会的全部成员以及十几名民间机构的著名人士组成，主席为信息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斯坦顿，因此也 被称为斯坦顿委员会，所需要费用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供。

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制的特征

战后至今，美国公共外交取得显著成果，其研究和评估机构功不可没。经过7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构逐渐机制化，并形成了其现状特征。

三条路径功能各具特色、相互配合。三大机构的功能有重合，但是其侧重点不一样，而且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咨询委员会既关注公共外交的整体定位和发展，也关注具体传播策略和项目，但是其角色定位以关注整体为主， 更多从大局出发向总统、国会、国务卿、新闻署长提供建议和指导。美国新闻署的研究和评估机构立足于新闻署的具体项目，但是不局限于具体项目， 同时利用其在海外雇员众多的优势研究国外舆情、共产党国家的传播策略等。此外，三种机构之间除了定位和功能相互配合之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机构级别高、人员专业、相关部门配合。咨询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具有业界、学界或者相关政界的背景，并向总统和国会负责。相关部门大力配合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比如，国务院相关官员、美国广播理事会相关领导帮助委员会收集战略文件、预算数据和项目详情。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和政策、规划和资源办公室官员帮助委员会获得重要信息。参众两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业人员给与咨询委员会相关业务指导。从事公共外交的海外工作人员向咨询委员会提供各种帮助，特别是帮助他们理解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如何在海外落地。

政府重视其建议并及时反馈。通过梳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笔者发现很多报告包含了上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及相关部门的实施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被政府采纳，可见美国政府十分看重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评估机构与政府相关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者认真对待前者提出的建议并及时反馈，如此一来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建议才能落到实处，其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重视自身研究评估机制的建设。在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下，一系列与研究评估相关的机构成立，这使得与美国公共外交相关的研究和评估机制越来越健全。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咨询委员会多次主张协作研究。此外，委员会还非常注重对本身的地位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对中国公共外交战略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在对外传播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是研究和评估机制相对滞后，尤其是传播效果评估机制建设起步较晚，研究评估的功能亟待加强。国家层面比较重要的咨询组织有公共外交协会和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前者是由中国公共外交领域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相关机构和企业等自愿参加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后者是外交部为适应外交工作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工作而设立的新机制。委员会由19位政策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大使、资深外交官及专家学者组成，主要职能是为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开展公共外交提供咨询建议等。目前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机构比较庞杂，可以简单分为官方机构、新闻媒体单位以及半官方民间机构三大类。这些单位大都设有相关的研究机构，但是研究对象基本局限于本单位所从事的具体项目，视野相对狭隘，各单位的研究机构之间联系不够密切。

研究评估机制是美国公共外交长效发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共外交要做好，行动之前要做好调查研究，行动之后要进行效果评估，这种研究和评估包括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公共外交的使命和职责进行定位、对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包括决策机构、协调机构、执行机构、财政支持、评估机构、人力资源等）进行研究，同时也涵盖了对具体项目的分析和调查。这对我国公共外交战略的构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从地位上提高对研究和评估机制的重视。既要加强全国层面研究和评估机制的建设，从全局的角度为中国的公共外交把脉，又要加强各个从业单位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建设。既要提高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地位，又要加强这些单位的人员建设，使其机构更加健全，人员配备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

其次，加强研究和评估机构与公共外交相关党政部门（如中联部、外交部、文化部、商务部等）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与决策机构和与执行机构两条路径。与决策机构方面，要建立专门的负责机制，国家层面专门的研究和评估机构应该对党和国家最高的决策部门负责，定期向其提交评估报告。与执行机构方面，公共外交涉及到众多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和半官方、民间团体，研究和评估机构在进行工作时需要相关机构的大力配合才能获得相关数据，这样提出的建议才会更加科学有效。无论是决策部门还是具体的执行机构都应该重视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建议，从而形成调查、建议和反馈的良好运行机制。

再次，大力开发公共外交从业单位的研究和评估功能。上文已经提到， 这些单位大都具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但是其研究能力亟待开发。在本单位内，不断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地位，加强他们的人员配备，积极引导他们不仅研究本单位所从事的具体项目，也要在立足于本单位的活动和项目的基础之上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此外这些从业单位有很多人员驻外，直接经营和管理着海外的活动和项目，充分发挥这些驻外人员的优势，积极调动他们的研究热情，并给与相关指导。驻外人员应该定期以及在任期结束之后向该单位的研究机构提交述职报告和研究报告，研究机构对这些材料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从而充实研究数据库的一手材料。与此同时，研究机构要加强与驻外人员的互动与联系。

最后，各研究和评估机构之间需要加强联系，并重视自身机制的建设。国家层面和从业单位的研究和评估机构的关注点不一样，看问题的视角不一样，所占有数据也不一样，因此为了做好相关研究，各个机构需要加强互动与资源共享。另外，评估部门本身也应非常重视对自身有效性的评估。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一带一路” 和美国“重返亚太”视域下我国对东盟传播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2017M610106）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G20峰会国家对外传播理念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ZDA216）的成果。

陈静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人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美国公共外交的教学与实践：以美国南加州大学为例

本文系统介绍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公共外交的教学与实践，旨在为我国高校公共外交课程体系建设和 人才培养以及实现21世纪公共外交使命提供借鉴和参考。

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词最早由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教授在1965年提出，指一国通过主动与对象国的受众积极交流和互动，进而影响该国的公众舆论和态度，最终影响该国决策，是“为一国在国外创设良好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 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工具”（唐小松 2004：60），许多国家都把公共外交作为提升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我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进而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赵启正 2011），然而目前我国对全球及各个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公共外交能力却严重不足（魏礼群 2018）。加强公共外交，大学应有所担当（苏长和 2011），但国内高校公共外交课程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相对滞后。本文的两位作者于201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派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访学，通过旁听相关课程、参加研讨会、文献研读、访谈、调查等形式系统了解了该校的公共外交教学和实践，下面将从其历史背景与发展、“做中学”的课程设置与公共外交实践活动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希望对我国高校的公共外交教学有所启示。

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教学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美国的重新关注。时任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Geoffrey Cowan（任职时间为1996 年至2007年）在出任院长之前，Cowan由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命，担任美国之音的总监，为美国新闻署的国际广播出谋划策。2003年，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合作建立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简称CPD）。该中心是一个集研究、分析和专业教育于一身的组织，致力于提升全球公众的参与度。截止目前，CPD的主任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Joshua Fouts（2003年至2007年）、Geoffrey Wiseman（2007 年至2009年）、Philip Seib（2009年至2013年）、Jay Wang（2013年至今）。Joshua Fouts在担任主任之前，也曾在美国之音供职。1995年，他负责将美国之音的音频、视频和互联网信息首次同播到中国和伊朗，他还在巴西和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从事新闻工作。Geoffrey Wiseman是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曾在斯德哥尔摩、河内和布鲁塞尔任职，并担任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的私人秘书。Philip Seib撰写了多部公共外交书籍，诸如《标题外交：新闻报道是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Headline Diplomacy：How News Coverage Affects Foreign Policy）《新公共外交：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Toward a New Public Diplomacy：Redirecting U.S. Foreign Policy）《实时外交：社会媒体时代的政治与权力》（Real-Time Diplomacy: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Social Media Era）《外交的未来》（The Future of Diplomacy）。Jay Wang 撰写和合著了与中国软实力相关的书籍，如《塑造中国的全球想象力：世博会的软实力和国家品牌》（Shaping China’s Global Imagination: Soft Power and Nation Branding at the World Expo）《中国的软实力：基于传播的公共外交》（Soft Power in China: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Communication）。2008年，CPD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共外交奖”，以表彰南加州大学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教学、培训和研究成果。CPD科研活动的合作伙伴来自全球各地，十分多元，既有政府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包括非洲联盟、英国广播公司、英国文化协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荷兰国际关系学院、欧盟驻美国代表团、德国之声、日本基金会、北约、皮尤研究中心、卡塔尔媒体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基金会、美国外交中心、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等。

CPD为南加大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外交研究者提供的科研机会与资助包括研究论文津贴、访问学者、博士论文资助和科研实习。2009年8月，中心启动了研究论文奖学金计划，旨在支持和宣传公共外交学者和从业者的工作。每年从国际申请人中选出3位研究员，每人在完成两个与CPD公共外交出版物和博客文章相关的研究成果之后，可获得2000美元的津贴。CPD为美国公共外交官和加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提供常设的交流机会。从2014年起，它每年对公共外交领域具有发展前景的博士研究生予以2500美元资助，旨在表彰和支持来自世界各地从事公共外交前沿研究的青年学者。这些博士论文主题涉及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多元行为者，如“转型中的公共外交：俄罗斯身份与软实力的协商”“为印度尼西亚制定有效的美国公共外交战略：对理论家和从业者的分析”“中美在非洲舞台上的地位竞争”“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非国家公共行为者的公共外交”“美国大学走出去的兴起”“作为多元行为者交流过程的公共外交：韩国海外志愿者计划的文化方法研究”“文化代码：互联网治理的国家认同与公共外交”“从国家建设到国家品牌：20世纪墨西哥文学与公共外交”“中国在南亚的软实力目标： 尼泊尔学生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中介公共外交与国际法：国家主导的说服性广播研究的法律框架”。CPD科研实习计划为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生，特别是公共外交硕士生，提供直接接触公共外交学术和实践的机会， 协助CPD工作人员和研究员进行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项目。

南加州大学的公共外交硕士项目（Master of Public Diplomacy，简称MPD）为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与文理学院的国际关系学院2005年合建， 结合了两个学院的师资资源。两年制的公共外交硕士专业为具有社会科学背景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如电影和媒体研究、新闻、政治学、公共关系和国际关系）而设计。一年制的中级专业学位专为已具有至少五年公共外交工作经验的学生（参与国际宣传、公共关系、国际广播、文化和交流工作）而设计。通过总结近几年（2014年至2017年）入学的公共外交硕士学生年龄、种族、工作经验和本科所学专业情况，我们发现近年录取人数少，且有走低的趋势，分别为18、19、9、12人。学生平均年龄约为25岁，其中最大57岁、最小20岁，具有一定的年龄差距。美国本土学生占比约为70%，超过一半的学生为白种人，其它族裔的学生人数少。剩余约30%的是国际学生，包括来自加拿大、阿根廷、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南非、黎巴嫩等国的国际学生。

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硕士课程强调非国家行为者、全球舆论、国际新闻和国际交流在公共外交过程中的作用。学习目标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从倾听开始，了解和部署一系列工具，通过吸引外国公众来推进外交政策目标； 第二，通过包括传播和国际关系在内的多个学科来处理涉及各种时空维度的外国公众参与的问题，以推进专业实践；第三，在外国公众参与的领域既能团队合作又能独立研究；第四，在专业的公共外交实践中能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进行有说服力且简洁明了的交流。这些公共外交课程包括“公共外交的历史和比较方法”“全球问题和公共外交”“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公共外交评估”“公共外交研究实习”等。

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做中学”的教学法

2016年，MPD学生团队在南加州大学首届全球案例挑战赛中获得一等奖。挑战赛要求学生就欧盟的难民危机为美国政府提出两项政策建议。该团队的学生全部来自中国，一位队员认为MPD课程学习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这是一项公共政策挑战赛，但我们把在公共外交课程中学到的知识，特别是将在‘公共外交中的全球问题（PUBD 504）’这门课程学到的知识纳入了我们的提案设计”。笔者在南加州大学访学期间，旁听了PUBD 504（课程名称为“公共外交中的全球问题”），体会了其中“做中学”的教学方法。下面结合MPD主任Nicholas Cull教授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对这门课程予以介绍。

PUBD 504的教学设计灵感源于2005年夏季Cull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Monroe Price的邀请下，在牛津大学暑期学校教授的几门国际广播课程。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自2006年开始提供的公共外交暑期培训项目也借鉴了这一经验。公共外交暑期培训为期两周，为公共外交实践者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技能和分析能力训练，对有效的公共外交实践至关重要。

PUBD 504课程由3位教授或外交官共同授课指导。在课程的前几周，教授们开设一些关于公共外交技巧的讲座，比如演讲和宣传的概念、规划公共外交的方法、如何处理新闻发布会等。在接下来的几周，学生被分成4个小组，其中3组分别做展示，另1组给他们提出批评性的问题，揭示项目的缺点，该小组被称为“项目谋杀委员会（Murder Board）”。每周，各个小组轮流担任“项目谋杀委员会”，当所有小组都做过这项任务之后，所有的小组成员被重新分配，通过小组成员的轮换，使学生有机会彼此合作。学生的部分成绩由他们作为团队成员获得的分数组成，为了鼓励学生参与，每位学生为小组内的其他组员打分，表现出众的组员会得到加分。课程时长为三小时，分为三部分，一是课堂的热身活动，即对上一周发生的公共外交事件进行讨论（30分钟）。二是每个小组就前一周分配的问题进行报告（共3组， 每组10分钟），对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每个小组展示结束后，“项目谋杀委员会”会逐一与他们开展问答环节（共3组，每组5分钟），总共60分钟。然后教授们集体讨论并为每个小组打分（15分钟），给学生反馈和评论（15分钟）。学生的小组展示根据五个标准进行评估。风格——展示应清晰简洁；内容——应呈现复杂的材料，不拘于细节；战略方针——应选择最佳的公共外交方法以提出设计的论点；互动——不仅对展示中的表现进行评估，问答环节的表现也纳入评分范畴；研究——展示应附有参考书目，列出使用的文献来源，如果参考文献少于一页，或许说明学生尚未做好足够的研究。三是教授对学生下一周将要研讨的全球问题进行简要介绍（1小时）。这些全球性问题包括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军备控制、环境、移民、健康、人权和民主。

PUBD 504课程在与学生的磨合中不断改进，这些改进包括在布置任务时添加固定预算金额或时间节点，提醒学生以某种方法来评估他们方案开展的进 度和效果。在此，我们以“全球化”议题为例，介绍该课程如何给学生（学生被分为黄队、蓝队、黑队和白队）布置课下讨论的问题，该议题如下所述。

据皮尤全球调查显示，中国、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等国家某年度对外国公司的喜好度急剧下降。为了展现对当地民众的关注，在上述国家开展业务的三家公司决定实施一系列展示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这些公司分别为瑞典设在中国的H&M公司、瑞士设在印度尼西亚的雀巢公司、英国设在乌干达的森宝利超市。黄队代表H&M公司，蓝队代表雀巢公司、黑队代表森宝利超市。每个小组各自设计一个活动，以证明他们的公司关心东道国的公民。该活动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以便在东道国引起共鸣，并培养民众对公司乃至原产国的积极态度。这些活动将提交给当地的焦点小组，由焦点小组审查内容并提供建议。白队将扮演焦点小组，在三个提案中选择最好的一个。

从上述的课程活动我们可以看出，PUBD 504课程以学生为中心，将课堂交给学生，通过展示、互评与反思，使学生从实践中学习。该课程很好地展现了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硕士项目“做中学”的教学方法。除了课堂上的“做中学”之外，还有走出课堂的“做中学”。Robert Banks教授的“公共外交评估（PUBD 526）”课程带领学生前往洛杉矶的公共外交实践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例如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公室、洛杉矶日本基金会和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过实地交流讨论，让学生切身体验公共外交的实践。

公共外交硕士生的课外实践活动

《公共外交杂志》（Public Diplomacy Magazine）是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学者协会主编的刊物，为公共外交硕士生提供学术写作方面的实践。2009年至今，该杂志的主题紧跟学术前沿，探索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如“中层力量：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新总统，新公共外交？”“通过公共外交追求人权”“文化外交”“国际广播”“企业外交”“公共外交的创新”“公民外交”“体育外交”“太平洋时代”“美食外交”“非国家行为者的力量”“锐实力？”“在历史浪潮的正确立场：公共外交与LGBT权益”“危机外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城市外交”“敌对国家”“边境外交”。

实地调查和调研也是公共外交硕士生的实践活动之一。在印度、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华盛顿等国家和地区，他们与当地工作人员交流公共外交的实践经验。2013年1月，9名公共外交硕士生（包括中美两国学生）前往中国北京参加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之旅。他们实地考察了北京几所大学和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研究公共外交的创新领域，包括电影外交、企业外交、媒体和互联网。在他们返回洛杉矶后，《公共外交杂志》对他们的调查进行了访谈。南加州大学有很多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这让学生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知识，但他们很少跟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家交流。公共外交的首要要素是倾听（listening），需要了解中国人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看法。之前的华盛顿实地调研让学生了解了美国的公共外交政策，此次的北京之旅可以让中美两国的学生一起解决问题，学会倾听与连接（bridging）。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公共外交策略值得学习，他们积极回复网友的各种问 题，即使是消极的问题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他们在与公众接触，建立连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而是扩展人们的思想。中国外交部对到访的公共外交学生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将会议的一 半时间用于询问这些学生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看法，交流哪些举措可行，哪些举措行不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外交部理解他们需要扩大公共外交的范围和战略。

21世纪公共外交的使命应该是什么？2015年，尼古拉斯•卡尔教授接受The Place Brand Observer采访时指出，公共外交始于倾听，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公共外交就是关系，但旧的宣传方式仍然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对“获胜”过度追求。因此，关键不在于通过公共外交推动某个国家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种对互联世界中相互依存的认识，并为共同利益而努力。

本文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和“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资助。感谢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新闻传播学院Nicholas Cull教授提供的指导和PUBD 504课程资料。

唐青叶：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全球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史晓云：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客观认识美国东亚外交中的中国因素

自2016年末，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喧嚣不断。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的背后，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对华战略正出现重大转向，中美关系似朝着令人不安的方向演进。认识美国的对东亚外交，及其背后的中国因素需要实事求是。

传统东亚地区秩序的终结

1784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后不久，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便抵达了中国广州黄浦港，但15个月的航行时间还是使急于寻求经济独立的美国政府望而却步。直至1860年，航运技术的大幅改善，美国奔赴太平洋对岸的船只才开始逐渐增多。不过总体来说，19世纪的美国专注于，发展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经济体；领土拓展，顺利跻身两洋国家行列；确立“门罗主义”，将维护西半球秩序视为美国的“道德责任”等三件大事，对于太平洋另一端的事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其中既有地理阻隔、交通成本巨大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亚洲地区经漫长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依托宗藩关系、朝贡贸易，并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对外来势力表现出天然的排斥。

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世界历史呈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东亚地区秩序内存在明显的错误认知与制度缺陷集中暴露，并导致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屈辱世纪”的开始，使得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难以维系，中国在该地区的全面退出，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 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东亚事务的时机与可能。

美国东亚外交的最初尝试主要基于两大基本利益诉求——获取商业利益与推广价值理念。在获取商业利益方面，1788年9月，英美《巴黎和约》正式签署，北美英属殖民地终于摆脱英国的桎梏，正式独立。刚刚赢得独立的美国在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战争破坏，国库空虚，这一时期美国的内外债总和近9000万美元，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旧欧洲”国家不同程度的封锁与打压。急于寻求经济独立、开辟新的贸易途径的美国将目光投向了朝贡秩序解体、西方列强群雄竞逐的东亚，而这也正应了美国国内“我们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其他人大胆寻求贸易的发展”的声音。在共和国独立的最初岁月里，贸易常常用来弥补美国和东亚之间令人生畏的地理和文化距离。东亚也逐渐成为美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地区，通过贸易手段所赢得的资金被迅速投入国内的农、工等生产事业当中。

在推广价值理念方面，受“例外论”与“使命论”等古老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坚信，美国受上帝之托向世界承担着一种责任，应领导世界向往美国模式，将“美国理想”融入国家的外交政策，运用美国的价值观念思考国际与地区问题。而在此时的东亚，中国不再有能力维护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文化也不被尊为规范现实的唯一法则；朝贡国之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相处之道也早已被打破，东亚地区秩序礼崩乐坏，使美国有机会进行让“世界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尝试。毫无疑问，美国并非无私地向东亚推广自由、民主理念，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中攫取了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控制权，在承认的基础上意图共享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政治、经济特权。稍显不同的是，美国对帝国主义外交并非全然接受，而是试图在部分修正的过程中向世界传递美国的国际秩序主张。例如，美国相继提出以“门户开放”取代势力范围争夺，以“金元外 交”形成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谋求更加稳定的政治关系等政策构想。

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美国综合国力的巅峰之势，“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有雄心、最大规模的国际机制建设，战后反映美国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确立。具体到东亚地区，与19世纪末，美国仅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初登东亚舞台不同，二战结束初期，任何对东亚局势的评估，都必须首先强调美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军事与经济存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虽然在美国“遏制主义”之父乔治•凯南看来，德日作为东西方强大工业体系的中心，是遏制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关键基石，但冷战格局确立后，美苏在东亚地区最初的博弈却是围绕中国问题展开，美国战后东亚政策取向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最终确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巩固新生政权、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的考虑，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尘埃已然落定，美国政府也告别了先前在东亚问题上短暂的观望与等待，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地区扩张迅速成为美国东亚外交的核心目标。

美国“遏制型”东亚外交主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展开。首先，积极介入具有军事战略价值的地区热点问题。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出任战后驻日占领军司令时曾指出，“朝鲜是通往大陆的桥梁，美国通过朝鲜就可以控制海参崴和新加坡之间的整个地区”。地缘战略价值如此重要的朝鲜，在二战结束后便被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期间半岛社会局势动荡、暗潮汹涌。杜鲁门总统曾指出，“如果听凭南朝鲜沦丧，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可以说， 美国无论是在战后初期积极援助南朝鲜，还是朝鲜内战爆发后决定以武力手段进行干涉，都是基于朝鲜的军事战略价值，力图阻止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扩张。由于战后美国两任总统都在朝鲜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使得战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在这期间美国不断加大对战争对手中国的遏制力度与强度，加紧构筑针对东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弧形防线”。

其次，以美日同盟为起点构筑“对苏遏制、对华包围”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东亚地区明显感觉到社会主义扩张的现实威胁。于是，以对日政策转向、同日本签订双边安全条约为起点，在1950年至1953年期间，美国相继与日本、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共同防御条约或军事援助协定。美国据此不断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条约国已成功被美国纳入遏制战略的轨道，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军事联盟体系已基本建立。随着美国在东亚军事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的不断强化，美国开始倾向将一切地区安全事务与遏制共产主义相挂钩。例如，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美国逐渐改变了先前的“不插手”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西方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可能会对“自由世界”造成连锁反应，此后美国开始逐渐介入印支事务，并最终深陷越南战争。

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外交

在越南战争逐步升级和日益“美国化”的背景下，美国内政外交深陷危机，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着力在外交领域，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新构想，被世人统称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而尼克松主义主要围绕“东亚的地位问题”展开。正当美国思考、推动其全球战略、地区政策进行调整之际，东亚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加剧，苏联在加强对盟国的控制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中苏两国矛盾分歧逐渐增多，直至交恶，并在1969年珍宝岛出现兵戎相见的危机时刻。而中苏关系的恶化，正好给寻求同共产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尽可能减轻防务压力的尼克松政府以打开对华关系的时间窗口。

尼克松就任总统两星期后，就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中国问题的相关报告；一年后，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恢复，期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对中国进行访问。终于经过一系列沟通协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计划终于成行，在其访问期间，中美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长达20多年的中美敌视对抗关系终于解冻。1978年，刚走出浩劫不久的中国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基于这种变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中，中国已不再是“十亿人手持原子弹”的危险国家，而开始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在东亚地区可以信赖的伙伴，美国“复合型”的东亚外交也得以确立，且作为基本的战略框架被其后的历届美国政府所沿用。

首先，“安全+经济”，美国东亚地区政策的双轨。二战结束以来，受制于美苏冷战格局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呈现两极对峙的基本特征。这使得美国的东亚外交长期以建立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主导地区安全事务为主要诉求，对东亚经济发展、经济区域合作关注较少。但其实在东亚经济领域，伴随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7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跃进、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瞩目，东亚已成为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演讲中“日益高涨的太平洋潮水”。反观美国，“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到70年代初戛然而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时期”，这也是为什么里根总统在冷战尚未结束、美苏在东亚地区围绕包括海上战略通道等战略安全问题竞争仍旧激烈之时，一面提出重振美国国威，反思前两届政府的收缩政策，重新强化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另外一面又在经济领域酝酿“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构想，试图通过多边或双边的方式融入东亚经济，并防止该地区出现把美国排斥在外的经济组织。在美国的倡导下，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式起步，并迅速成为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地区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接触+遏制”，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手。在冷战的格局基本确立的大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在东西方激烈对峙的年代，美国官员与学者常常认定美中关系从属于美苏关系，习惯透过“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来看待、研究中国。中国对苏联“一边倒”，美国将中国视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采取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又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将中国当作与苏抗衡的战略力量。改革开放拉开现代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幕，依托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对华政策在美国整体东亚外交中地位不断上升。里根政府时期，中美“共同威胁”的双边战略驱动力尚存，美国依然一面强调“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一面不时利用台湾问题，挑动中美两国的敏感神经。鉴于中国的复杂形象，日益增强的安全、经济共同利益与无法消除的意识形态分歧共存，美国发现无法仅通过单向的政策处理对华关系。因此这一“接触+遏制” 的中美关系格局在冷战后得以延续，表现为在经济社会层面，中美间日益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给两国都带来日益壮大的关系；而在人权、政治制度、台湾问题等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攻击一刻也没有停止。

应该看到，从1784年美国商船驶入广州黄浦港至今，美国东亚外交已走过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一方面，虽然美国相较西方其他大国，对东亚给予了深刻且持久的关注，但其东亚政策制定最核心的考量还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也是常容易被忽视的是，美国东亚外交的重大方向性调整背后都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美国东亚外交的三次重大转向背后，浓缩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中国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时下，随着中美两国的关系定位由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在东亚，近年来中国实质性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消长与制度变化，而这才促使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整体上开始偏向消极，东亚外交现实主义色彩浓厚，需要我们从战略上加以应对。

丑则静：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