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时期的印度数字外交

现今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塑造身份和增强外交政策利益，试图影响他人的观念，并创造一种环境，使其作为一个行为者的目标和功效被视为合法。而在大众传播技术和新媒体时代，用于传播这些叙述的公共外交举措也已经变得数字化。本文研究印度如何利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进行数字外交，并认为数字外交在印度已经是正在实施的实践行动，是构成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的软实力，但是也仍存在着挑战。

过去十多年来，外交事务中数字技术的使用日益普及，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领域。美国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数字外交团队，瑞典也在2007年启动了虚拟大使馆。截至2018年，世界各国外交机构内几乎都设立了类似的部门。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门与工作人员也纷纷在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上建立工作账号。印度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通常被称为“数字外交”。根据Twiplomacy网站，2019年全球有228个外交部和外交部长在Twitter上活跃，此外还有大约400名国家元首和200多个联合国机构代表团拥有Twitter账号。

莫迪执政之后，印度在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也着力甚多。2010年以来，印度政府就开始创建新机构、使用新出现的数字社交媒体平台，来影响国内外公众，建构印度的新形象，在提升印度软实力的外交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效果。2011年，在利比亚内战期间，印度外交部利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而顺利将18,000多名印度侨民成功撤离就是典型例子。鉴于数字技术在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莫迪执政之后，他要求印度外交人员“摆脱旧观念”并“保持数字外交领先的优势”。因此尝试进一步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直播视频平台和快速响应的社交媒体来实现与本地和海外受众的接触与互动，或者说数字外交已经成为印度外交部门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利用数字外交建构新形象，提升印度的软实力

十多年来印度在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上进行了三方面的调整，以寻求在数字背景下提升印度的软实力。首先，从对象上，积极寻找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受众。其次，从工具上，积极寻求数字平台作为外交新手段。这表明印度开始在传统的公共外交之外，利用数字技术来建构新形象，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另外，从措施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印度努力与海外印度侨民建立紧密的互动联系；二是尝试与外国商业组织建立联系；三是及时更新对外援助内容和发展计划；四是利用重大活动展示印度和“民族品牌”的印度；五是利用新的社交媒体接触年轻的、精通技术的对象。所有这些措施都致力于最大化地利用数字技术来实现印度的外交战略目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新的数字外交机构，推进各部门的外交数字化。2004年印度新成立了独立的海外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该部门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为了服务海外印度人的利益，更是为了向海外侨民和外国民众展示印度“充满活力，年轻和互动”以及“现代、精益和高效”的新形象。为进一步实现该目标，印度又于2006年成立了公共外交部门，并在2009年苏瑞（Navdeep Suri）上任后大力实施数字外交。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先后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Blogspot上开设了数字印度外交（@IndianDiplomacy）账号，成为印度第一个使用Web2.0工具的政府网站。这些措施对印度启动“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海外印度人“追根溯源”服务、“知道印度”计划等的顺利实施，为建构“印度是海外印度人可以依靠的国家温暖港湾”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以数字技术充实传统外交政策的实施。近年来，加强数字技术在印度对外援助中的作用明显增强。自独立以来，印度主要针对周边国家， 例如不丹、尼泊尔和缅甸，进行了有限的传统援助。然而，自2000年以来， 印度通过技术和经济合作计划（ITEC）的对外援助迅速扩大，其援助对象和主要领域都经过优先选择，并在援助手段上呈现出“柔性”特征，大力提升了印度新兴捐助者的国家形象。在非洲，“泛非数字网络计划”构成了非洲国家之间、非盟内部以及非洲和印度之间基于互联网合作的基础；在阿富汗，通过数字网络在内的援助，印度成为最主要的援助受益者；在西方国家，商业和社会精英成为印度塑造国家形象公关的新对象；在各国建立类似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USINPAC）机构，并使其成为促进印度在国外形象建构和游说外国政治人物的重要平台和工具。因此，无论是追求伊朗的资源利益、阿富汗的战略利益，还是在非洲扩大影响力，印度援助政策都可以被视为其强大的雄心壮志的代表，不仅能促进印度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还能增强印度软实力。

第三，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进一步促进了印度外交的数字化。在进行“品牌国家”推广以更精准地塑造西方公众舆论的过程中，数字外交在这一印度的战略形象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者说，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扩散，导致了印度外交的数字化。这一过程影响着印度的外交机构、外交实践者和外交对象，也意味着外交机构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与国内受众一起吸引海外受众，以便在外交过程中使海外受众成为印度的利益相关者。

印度数字外交的进展

印度外交部门认为，数字空间是与印度境内外年轻受众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网络空间与国内外受众互动的状况，可以视为代表了一个Web2.0的“新印度”现实。这种数字化的互动环境，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迅捷传播印度是一个“充满美好的国家”的形象，提升印度的软实力。

数字外交是印度努力提升软实力的关键节点。正如苏瑞指出的那样， 印度外交部网站（indiandiplomacy.in）充当了一个资料空间，“提供了印度软实力范围”。目前，数字外交已经渗透到印度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驻外使馆以及几乎所有外交专业人员都有Facebook、Twitter账号；外交部是印度第一个为智能手机用户开发移动应用程序的政府部门；印度外交部门在Youtube上传了大量纪录片以展示印度的文化和历史魅力，同时也突出显示与阿富汗、缅甸等建立伙伴关系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印度的软实力潜力和发展伙伴关系作为主题，与非洲、东南亚等国创建了一个“富有成效、不同于传统的、转向战略沟通”的战略叙述。例如，在印度海军高帆训练舰（INS Sudarshini）访问东南亚的过程中，其通过活跃的在线博客平台向全球受众传达印度“东向”政策的相关信息。

信息爆炸的新媒体环境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及其公共外交战略，对各国如何利用数字外交来传达他们的决策和目标提出了挑战。例如，美国国务院的“21世纪国策”倡议旨在通过创新和适应的治国工具来补充“传统外交政策工具”，是“充分利用我们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崛起的非国家行为者的重要性，已经将外交从一种“秘密俱乐部”模式转变为与同龄人和政府官员接触的“网络模式”。因此，若要应对社交媒体的崛起所带来的数据过剩、声音多元化以及信息与受众直达性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叙述至关重要，“推特外交”就是一个明显例子。豪尔赫海涅（Heine）和约瑟夫·科特柯（Turcotte）讨论了Twitter适用于外交政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大多数外交部门首选的基本阶段是大使馆推送官员信息和演讲内容、新闻稿等；第二个阶段是更加个性化的阶段，外交官通过发送他们感兴趣的新闻文章作为“媒体指南”；第三个阶段是外交官参与辩论的高级阶段，外交官不回避在敏感问题上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印度外交官主要在基本阶段和第二阶段通过Twitter与观众进行交流和互动。互联网已被印度外交部门作为最重要的媒体平台，在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的同时， 也为印度利益辩护。同时，印度外交部门在数字平台上的互动联机交流也已经成为外交官与观众进行互动的最优选择。

此外，反对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叙事也是数字外交的重要功能。互联网为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同情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在互联网上创造反叙事已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处理恐怖组织和同情者“战略性虚假信息”的传播上。2011年联合国在利雅得举办关于“利用互联网打击极端主义暴力的呼吁”的会议，该会议密切关注在网上传播有效反对极端主义叙事的反叙述问题，强调揭露恐怖主义非法性的重要性。印度在网上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做法是利用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媒体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合作来进行宣传，并力求只要在Facebook、Youtube或类似网站上出现极端主义信息，就在第一时间内、在统一的媒体平台空间内进行反宣传。

简而言之，印度的数字外交战略重点是将信息数字化，通过社交媒体实现外交服务与受众之间的更多互动，并为外交活动和演习创建在线平台。印度通过这些在线平台进行沟通，绝大多数是为了展现印度的软实力，即依靠其丰富的文明历史和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历史”文化作为影响受众的关键主题。

印度数字外交面临的挑战

尽管印度的数字外交看上去发展如火如荼，但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印度利用数字外交提升软实力的这一策略能否在长期产生积极效果，还有待观察。众所周知，软实力很难转化为明确的外交优势，因为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形象，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西蒙·安霍尔特的国家品牌指数试图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进行量化，并了解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及其软实力。调查表明， 宝莱坞、瑜伽、班加罗尔对海外印度人和外国人的吸引力，以及印度政府对外的重要承诺，对于改变国外公众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印象几乎没有作用。而关于“印度是否已成为全球主要角色”，外国民众的观点在近几年来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06年芝加哥世界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发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美国接受调查的受访者对“印度的崛起是否是世界上受欢迎的发展”存在分歧。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澳大利亚，大多数人（64％）才表示可以信赖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美国人和韩国人对“军事上更强大的印度是否会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表示严重质疑，甚至有69％的美国人和71％的韩国人不同意这一主张。

这种对印度的矛盾心理在连续的民意调查中得到了证实。2006年，BBC首次调查33个国家及近40,000人对印度的看法。其中22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对印度的积极看法，6个国家的民众表示对印度的消极看法。但只有阿富汗（59％）和伊朗（71％）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表达了对印度的积极看法。而在中国和美国，意见分歧更加均衡，正面反应率超过负面印象的数值不到10％（中国为39％至32％，美国为39％至33％）。在2010年针对同样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在28个国家采用较少样本的29,000人进行了调查，印度的形象基本没有变化。其中，虽然36％的受访者表达了对印度的积极看法，但30％仍然是消极的。相比之下，40％的人表达了对中国、53％的人表达了对日本和46％的人表达了对美国的积极看法。2017年BBC进行的相类似调查中，关于印度的印象与十年前相比，变化仍旧不明显。在18个国家中，只有英国（56%）、印尼（50%）2个国家对印度的影响力持正面看法，其它国家对印度持负面看法均高于正面看法，其中美国（37%）、法国（53%）、德国（33%）等国家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仍旧较高。

换句话说，印度利用数字外交大力推广“民族品牌”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证据表明，印度在全球精英中，特别是在西方，比在一般人群中更受重视。例如，印度在“获奖文化遗产”和“历史方面的旅游目的地”得分很高。但是，西方精英中对印度的积极情感是否外溢仍然不确定，西方精英对印度的看法也是毁誉参半。例如，印度持续在透明国际发布的衡量商界人士对各国声誉看法的“腐败感知指数”中排名不佳。2010年，印度在178个国家中排名第78位，落后中国5个百分点，与阿尔巴尼亚和利比里亚相当； 2017年，印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81位，低于中国4位。

显然，仅靠数字外交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印度的不良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外交一文不值。有一些证据表明，印度试图影响的是特定群体的观点，而不是努力改变整个公众舆论，印度成功说服美国立法者支持2005年有争议的美印核协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印度的数字外交， 加上其相当精心设计的发展援助，也对阿富汗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论

总的来说，印度外交政策制定精英对数字外交的信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尽管有数据表明外国公众对印度的看法变化不明显，但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外交活动，即有适当的构想并得到有效的实施，可能确实会产生一些正面效果。因此，处理“虚拟世界”不再是外交的可选或额外任务，而应积极成为战略制定的核心部分。数字外交不应仅限于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还应包括内部项目，以通过外交服务中的数字平台协调更好地分享知识和信息。

印度的数字外交，实际上是围绕印度身份对软实力的偏向性强调，叙述了一个具有广泛文化力量的印度，其伟大的文明历史使得“共享历史”成为与主要国家保持关系的基础。数字外交似乎只是传播这种反复出现的主题的替代媒体，而不是传达印度作为崛起大国的“新”愿景。

正如奈所指出的那样，除非各国政策能言行相符，自我批评，并释放其公民社会的全部才能，否则软实力会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寻求影响的方式。因此，即便莫迪上台之后大力推进数字外交，但进展有限，在印度仍旧很少有人集中精力利用其受欢迎程度来促进印度的商业和投资机会，更不用说有效地传达政策决定和目标。针对此问题，印度国内有学者提出，投射“可信” 而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印度”可能是一种传达印度叙述的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在此状态下，利用数字外交积极地、快捷地传达外交政策，传播外交人员工作的更多信息，将有可能增强印度的软实力。也就是说，要将数字外交作为发挥“智能力量”的众多工具之一，而不是作为外交的内容，否则将会本末倒置。

龚伟：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博士候选人。

赵春珍：浙江财经大学讲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央企海外社交网络传播与海外形象塑造

本文以某建筑央企在Facebook上开展的海外网络传播工作为例，总结归纳了基建类央企海外网络传播的效果和经验教训，同时也指出了央企海外网络传播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并提出建议。

基建类央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海外网络传播工作过程中是国民经济“走向国际”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公共外交走出去的载体（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2018）。充分利用国际网络资源，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央企正面形象和口碑，强化国际受众对中国国家和央企企业形象的文化心理认知与认同，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基建类央企来说，进行海外网络传播意义重大，无论是央企自身经营的角度，抑或其身为国民经济重要角色的责任角度，企业海外宣传工作都势在必行。

海外社交网络传播是央企突破海外形象建设困境的一个有力抓手

近年来，伴随央企海外经营活动的活跃，面向海外公众的企业形象建设迫在眉睫。但囿于海外话语交流的桎梏，很多央企成了经营实践的“巨人”，海外传播的“矮子”。据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开展的相关研究发现，央企海外形象建设与海外传播往往面临着海外传播内容与海外受众需求错位、海外传播媒体资源匮乏、海外传播策略生硬等诸多问题与挑战。而海外社交网络传播由于其自主性、贴近性、互动性、精准性等可以较好解决央企海外形象建设与海外传播的上述难题。

其一，海外社交网络传播可以更高效集中、黏着受众，有助于形成央企在海外市场的忠诚用户与粉丝人群，为企业的形象建设培养二次传播甚至多次传播的关键转化人群。与传统一对多且单向传播的电视、报刊等媒体不同，海外社交网络平台依靠内容黏着用户，其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受众聚集、吸引到其平台上，使企业可以更高效地与公众开展企业形象、品牌推广等信息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基建类央企，其大多是B2B的运营模式，日常的公关宣传多聚焦在项目建设、运营等内容。但海外网络社交传播等媒体属性倒逼企业必须生产真正受众感兴趣的内容，注重吸引用户进行二次转发，甚至形成部分粉丝人群为企业进行主动的形象宣传。其二，实现精准用户画像，让央企海外话语交流融通中外具有了大数据的支持和指引。海外社交网络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可将个人信息标签化，据此分析出受众所在地域、性别、生活习惯、行为轨迹，构建精准的受众人群画像，将信息推送给精准定位的潜在受众人群。央企可以利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的相关服务，更加精准地认知受众特征、分析受众需求，从而提升传播效果。其三，参与性、互动性的沟通交流方式有助于消解央企较为强势的负面刻板印象，形成平易近人、关切当地受众福祉的亲民形象。经由海外网络平台，受众可以自由参与到信息传播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也有助于央企了解舆情动向，适时调整传播策略，树立具有良好公共关系基础的卓越企业形象。

Facebook主页传播主力央企海外传播

Facebook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将Facebook作为企业海外传播的第一落脚点有利于企业把握海外网络传播的特点、规律以及网民对于行业信息的偏好。在社交媒体上积累运营经验之后，企业可考虑多媒体渠道布局网络传播工作。如在Facebook上建立企业主页，并以自身“公共主页”为依托，发布视频、图片、文字形式的信息。Facebook助力企业海外传播的主要方式有如下几点。

第一，通过一对一的帖文发布进行信息精准传递。企业通过在自身的Facebook主页上发布帖文，向网民展示企业的产品、品牌、企业文化等信息。主页具有开放性,任何人均可搜索、阅读、评论、转发，除管理人员外, 其他人不能在“公共主页”上发布消息。Facebook上还提供发布广告的功能，企业可设置需要推广的受众的性别、年龄和地区以及行为偏好，将帖文精准投放给符合这些条件的受众。

第二，一对多的主页、小组互动助力央企把握舆论倾向。企业主页有两个与受众互动的渠道，一个是在帖文下面评论，另一个则是网民直接给主页留言。企业可以通过收集评论、留言，总结网民关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以及掌握阶段性的主页传播内容带来的舆论倾向，进而针对性地改善传播工作。

小组是另一种一对多的交流模式，类似国内的QQ群，将具有相同兴趣、爱好或职业、行业的网民组建在一起。小组内成员均可发布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也可以发起投票、发起活动。小组内发布的信息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非小组成员无法看到组内发布的信息（翁辰，2018年）。通过深入目标小组，企业可适时了解自己的受众群体的最新动向，以把握舆论倾向。

第三，社交媒体大数据聚焦，助力央企了解其海外运营情况。近年来， 各国政府、企业、机构都十分重视对Facebook平台的社交用户大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实际上，聚焦、透视Facebook平台大数据，掌握、运用其传播规律，有利于企业掌握国际网络舆论话语权，对其传播效果进行评估。

对此，Facebook提供了一个后台统计工具，能够对企业Facebook主页运营数据进行自动统计与多指标呈现。统计指标包括粉丝增长趋势、粉丝性别和地域分布、帖子覆盖人数和互动次数、广告推广效果等。统计数据精细到某条帖文或某类（视频、图片、链接）帖文的上述指标数据，较为直观，经由人工分析可了解企业海外网络传播运营效果，为下阶段的工作提供参考。

海外网络传播的效果与经验教训

某基建央企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运用自身Facebook主页开展网络传播工作数月，取得了一定成绩。在粉丝规模、增长速度以及点赞、分享、评论等互动指标上成绩较优，其Facebook主页后台数据统计显示，其粉丝人数在一个月内实现了220%的增长，且贴文互动次数也获得了高达320%的增长。（参见图1、图2）

在海外社交媒体Facebook主页运营中，该基建央企在塑造企业品牌、项目正面口碑，以及提升品牌知名度、认可度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体会到了海外媒体传播与国内传播工作之间存在的差异、面临的挑战以及经验和教训。

传播思路应以海外网民兴趣点、阅读习惯为导向

传播过程中，央企固有的、传统的央企宣讲传播思路与海外网民兴趣点背道而驰。该基建央企在传播工作前期仍然采取国内网络传播、一对多的固有先传思路，长篇大论地展开企业品牌、项目、员工文化等信息传播。但随后几周的效果监测工作发现，主页粉丝数呈现个位增长，点赞、分享、评论持续较低。对此，该企业通过对比和分析较为活跃、粉丝数量较高的国内对标企业——Facebook主页运营情况，发现了运营较好的企业存在共性，即在发布信息形式、篇幅上均较为灵活，且内容优质、符合社交媒体特点。因此，该企业决定迅速转变原有的内宣思维定式，转变宣传指导策略，调整宣传思路以契合海外网民兴趣点和阅读习惯。

现阶段，该企业宣传思路转向受众导向，根据受众的兴趣点、地域、性别、年龄等特点规划帖文的内容及发布形式。传播思路的调整很快带来了大于100%的粉丝数量周增长速度。

传播题材应尽量接地气，结合传统文化及情感

该基建央企在传播工作中，发现基建类企业自身可传播的题材有限，且形式较呆板、不易变通。其主要传播题材往往是项目、技术、企业、员工文化等信息，此类题材较少且单一，难以作为长期、持续传播工作的素材库。面对这一问题，该企业开展了针对其他央企主页传播效果、话题形式、文案风格等的大数据研究和分析，发现诸如中国南方航空、柏克德等运营优秀的国内外对标企业的主页内容均具有文风较为诙谐、形式较为灵活、题材接地气的特点。于是该企业果断转换信息呈现形式，采用国外网民喜闻乐见的图文并茂手段，将诙谐、优美的文字与富有美感、感情真挚的配图相结合， 并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内涵、人物情感要素，此举有效地提升了帖文的互动情况，该企业的工作项目和企业文化得到了目标受众的广泛认可。

传播话题“当地化”有利于激发海外网民互动

提升受众与主页互动的各项指标数据，做活企业主页是社交媒体传播工作的一大难题。包括点赞、转发、评论在内的互动指标数据，是做活主页的重要体现，也是海外媒体传播工作得以长期、有效开展的基础保障。发布本地化信息，呈现当地员工工作、生活等真实情景，并融入当地文化，可有效引发区域网民共鸣、激发当地网民的互动行为，进而拉升粉丝数量、激活粉丝互动行为，并促进企业与当地网民构建和谐关系。另外，充分利用区域网络上的信息资源、热点事件，结合企业宣传题材发布灵活、接地气的帖文有更大几率能获得当地网民的认可。

展开行业横向联动、合作

企业可充分利用不同企业、组织，包括同行业在当地较具影响力的企业或组织的公共主页、小组、好友，持续展开横向联动和合作。通过互动性的公关传播活动，能够提升互粉获取率、提升互动指标、增长自身粉丝数量，也可持续提升话语权的公信力。除此之外，企业更应加强对目标地区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的评估，加强与NGO当地社区工会等利益相关组织的识别与沟通，这将有助于把握网络传播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海投资风险。

综上所述，基建类央企可将社交媒体作为海外媒体传播工作的踏板，在掌握海外媒体环境、舆论环境之后，根据自身企业发展战略、形象定位，有针对性地扩大海外传播工作渠道和宣传范围，树立基建类央企的国际基建行业品牌形象，提升其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

杨惠：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主任记者。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成因与困境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对朝政策调整使朝核问题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对朝采取“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并首次与朝鲜开展首脑会晤等。但美朝在朝核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系列矛盾以及困境，如对朝鲜核武器的安全意义理解有着严重分歧、双方长期信任基础缺乏以及美国维持其东北亚同盟体系的需要等。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两国内部的利益考虑、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与第三方国家的利益博弈等。因此美国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朝鲜弃核的原则性要求将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同时双方通过一系列相互交往以构建信任基础、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积极互动也将促进朝核问题的缓和。

在2018年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明确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目标——要在年内将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构建永久巩固的和平机制，积极推动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等。尽管经历了“取消风波”， 美朝在和平解决问题的强劲动力下仍然在6月12日按原计划开展了美朝首脑会晤，美国承诺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朝鲜承诺“完全无核化”。在2019年2月举行的河内峰会上，美朝没有达成人们所期待的实质性协议，甚至双方在很短的会谈之后便在没有签署任何共同宣言的情况下结束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朝鲜在没有实现美国去核要求的情况下，要求美国进行全面解除制裁，而朝鲜方面表示美国的去核要求超出了朝鲜的可接受范围。但特朗普总统同时表示该会晤“成果丰富”，并多次强调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良好的个人关系，并罕见地单方面取消了美国财政部制定的对朝新一轮制裁措施，这为美朝进一步的谈判留下了基础。

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成因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对朝政策调整使朝核问题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对朝采取“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并首次与朝鲜开展首脑会晤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导致特朗普将解决朝核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以及实行其“极限施压与接触”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朝核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之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战略的长期目标就是防止出现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对手，以避免其挑战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性作用。朝核问题的重点在于阻止朝鲜发展出打击范围包括美国大陆的核武器，但是美国却并非全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而是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像以色列、巴基斯坦等美国的战略伙伴实际上的拥核状态美国采取了默许态度，因为美国认为这些国家的核武器是可控的。而对伊朗、朝鲜、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家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手段。以朝鲜为例，美国认为一旦朝鲜拥有有效的打击范围覆盖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能力后， 因朝鲜政体的特殊性，美国对其不仅难以有效施加影响，而且无法进行有效预判。这在美国看来将是其防核扩散体系的重大失败，因为美国认为朝鲜将很可能不把核武器仅作为一个威慑工具，而是使用核武器进行半岛统一或打击美国。因此美国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反对朝鲜获得核打击能力。

第二，因为直接武力干预的成本过大，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几乎穷尽了除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各种政策手段。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历届政府对朝鲜都采取了既对话又有限打压的政策，但是彼此的双边政治互动并未消除朝鲜获取核武器的政治决心。2017年3月16日，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在访日的讲话中表示美国过去20多年促使朝鲜无核化的政策全面失败了。美国对朝政策长期徘徊于制裁与接触之间，几乎用尽了除直接军事干涉之外的所有非暴力手段，但都没有明显成效。从军事手段来看，尽管特朗普对朝鲜划“红线”，但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且“红线”本身的划定在美国仍存在很大争议。此外，美国对朝鲜动武成本过高，美国也难以承受。经过多年发展和部署朝鲜目前已经具备每小时向首尔发射50万火炮的能力，从而轻而易举将首尔市民变为其人质。大多数专家估计朝鲜军队因其特殊的意识形态会比伊拉克军队更具战斗力，美国国防部也估计一旦美朝战争爆发，美军的伤亡数量将以万计，再加上还有30万美国侨民生活在韩国，所以对朝直接动武的代价太大。

第三，多次协议的破裂严重恶化了美国与朝鲜的互信。1994年的《美朝框架协议》、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12年的《闰日协议》的相继破裂严重破坏了美朝之间的互信。从历次无核化的成功经验来看，美国同新兴有核国家达成去核协议的关键在于当事国与美国在互信的基础上达成安全协议，获得可信的安全保障也是朝鲜长期以来的诉求。但朝鲜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并没有终止核武器的研发和导弹试射，最终造成协议破裂。为此，美国将朝核问题的责任全部推给朝鲜，固化了外界对朝鲜的身份定位， 以至于美国战略界对朝鲜充满“敌意”。当然美国也有在谈判达成一定成果后，单方面改变条件，强硬要求朝鲜迅速弃核的历史。两者共同存在的出尔反尔违背协议的现象，严重破坏了双边与多边的战略互信基础。

第四，朝核问题是美国加强同韩日等东亚盟国关系并保留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理由的重要“纽带”。朝鲜半岛局势的“适度”紧张可以为美国加大对日韩同盟的军事投入，并且扩大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提供借口。美韩在冷战结束初期，存在韩国争取扩大“战时指挥权”的斗争。随着朝核问题的恶化以及美朝多个无核化协议的失败，韩国为了维持美国的“核保护伞”，已经多次推迟扩大“自主性”的诉求。日本也是如此，朝核问题同样加强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因为朝鲜一旦获得有效核打击能力，韩日美将很可能是其首要打击目标。因此，只要存在朝核这个美日韩共同的核心安全利益，美国就能维持并扩大其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介入。同时，如果美国无法有效遏制朝鲜核武器的开发或削弱其对日韩的核保护承诺，日韩两国将很可能开展自身核武器的研发，这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五，美国国内政治和特朗普的性格特征使朝核问题更加复杂化。不论是从国内政治还是外交领域来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并没有太多可圈可点的重大政治成果，反而因为各种“出格”的言论和政策主张导致其民意支持率长期较低。为了2020年大选，特朗普需要获得一项重大的政治成果，来提升其在国内的支持率，因此外交领域成为其有效的选择。特朗普的商业强人性格特征，使其更加注重通过双边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和商业技巧来获得更好的协议，以至于促使其打破了美国历任总统不同朝鲜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惯例”。特朗普的性格促使其既要在现实利益又要在道德因素上战胜对方，如果朝核问题在美朝双边谈判的状态下无法打破长期以来的困境，一旦特朗普在与朝鲜的谈判进程中认定朝鲜为无法谈判的“邪恶轴心”，将很难保证特朗普不会对朝鲜动武。

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困境

美国与朝鲜的相互政策处于一种“施压→谈判→达成协议→协议破裂” 的反复恶性循环之中，这种互动的恶性循环严重不利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相互政策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以及持续性扩展将朝核问题推进了难解的困境。

第一，美国和朝鲜对朝鲜核武器的安全意义理解存在严重分歧。美国认为朝核问题是其防核扩散体系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地区核扩散的问题。朝鲜则将核武器视作其政权生死存亡的保证，并且将发展核武器写进宪法， 这种对朝核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差异会使两国共识的达成存在重大障碍。美国一直要求朝鲜走“完全、不可逆、可核查（CVID）”的去核路径，尽快开展并实现无核化进程。但在朝鲜看来，核武器是唯一能确保其政权存续的保障，尤其受到利比亚模式的刺激，更强化了朝鲜对核武器的依赖。朝鲜希望在逐步的弃核进程中能够获得美国安全承诺的具体行动比如从韩国撤军以及经济援助等，通过渐进的模式来实现弃核。但这却被美国视作典型的“核讹诈”，美国认为这种不可核查的弃核进程并不是真正的弃核，因为朝鲜完全可以秘密继续进行核武器发展，对美国而言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政策。这是美朝当前弃核谈判遇到的核心障碍。

特朗普虽然冒着可能被外界视为美国已承认“朝鲜拥核”的印象，而成为首个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在任美国总统，但其“极限施压”政策在本质上依然是奥巴马“战略忍耐”政策的延续。而事实上“战略忍耐”政策的核心假定存在问题，即美国认为朝鲜政权会在国际制裁强化下被逐步削弱并最终崩溃，所以也就没有谈判的必要，但朝鲜已经成功地在国际制裁的状态下生存了这么久并成功建立了对外依赖程度低的生存基础。尽管美国不再要求朝鲜先行弃核才能开展谈判，为美朝谈判的开展做出了一定让步，但在谈判进程中，若美国依然固守其原则性要求，则仍然会陷入过去的困境。

第二，美国与朝鲜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信任基础。两国长期以来的谈判与协议破裂已经严重削弱了双方的信任基础。如今即使美国对朝鲜做出安全承诺，朝鲜对其信任基础也非常薄弱。因此不可能单纯以美国看不见摸不着的承诺为代价来换取朝鲜“完全、不可逆、可核查”的无核化进程。双方相互缺乏信任基础的现状会进一步加大在谈判过程中的障碍并使两国在不停的挫折与反复中进一步恶化双方的信任状态，甚至可能会使谈判难以为继，并再次陷入美朝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朝美互信关系恶化到领导人会晤之前甚至更糟，将会加大东北亚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因此在美朝谈判中美国能否放弃其长期以来的僵化、原则性的弃核要求而采取更加渐进式的路径，逐步在双方良好的互动过程中建立互信基础，将是朝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关键。

第三，美国的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的维持与东北亚安全共同体建构的矛盾。朝核问题涉及美国的东北亚同盟体系的存续问题，如果朝核问题被成功解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将会失去一个存在的基础，很可能将让步于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届时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就失去了理由， 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也可能受到削弱。因此，朝核问题的背后存在着地区安全利益与美国的地区同盟体系利益之间的冲突，美国对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利益的重视也在阻碍着美朝有效协议的达成，对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的维持与强化的诉求很可能是美国对朝鲜采取僵化、原则性战略的根本原因。

战后日韩经济地位的上升促使美国产生了很强的对政治地位的诉求，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共同“假想敌”的丧失使美国急需营造一个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同盟体系的基石。而尽管美国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但因中国与日韩密切的经贸关系以及中韩关系在因“萨德问题”恶化之前的密切关系， 可能使美国意识到单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并不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维持军事同盟的“压舱石”。中日韩三边关系如果在没有朝核问题的影响以及美国的干预下，很可能随着经贸关系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走向区域一体化。这种东北亚的区域一体化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朝核问题恰恰能有效地成为美日韩在东北亚的共同安全利益关切，可以为美日韩提供一个共同的“威胁”。

第四，美国对朝采取制裁政策手段的现实困境。美国对朝战略的基础长期以来是通过联合国际社会对朝采取经济封锁来恶化朝鲜政权的稳定性，并逐步实现朝鲜政权崩溃。制裁手段与针对南非和伊朗的大不相同，这既是因为朝鲜政权本身的独特性也是因为朝鲜问题关涉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制裁施加方想要成功实现制裁目的，需要施加方能够对被施加方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这种经济损失要能转化为政治压力，并且存在双方可以接受的谈判空间。联合国一系列的多边制裁决定大大缩减朝鲜原油的进口和矿石、纺织物的出口，要求相关国家开除朝鲜的海外劳工，甚至被禁止在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国际银行系统中进行交易。尽管朝鲜受到了一系列严厉的国际制裁，但朝鲜对制裁的承受能力要强于伊朗。对朝鲜政权即将崩溃的预设制造了一种朝鲜政权非常脆弱的形象，因此在美国战略界长期存在的、通过对朝鲜施加制裁就能促使其政权发生更迭的政策环境下，其难以形成一个对朝和平政策的共识。

新时期朝核问题的未来走向

总体来看，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存在三个关键因素：美国需要放弃其长期以来的原则性要求，以更加重视朝鲜的安全诉求，通过渐进的方式开展朝鲜弃核进程；在美朝去核谈判与合作的进程中双方需要恪守承诺不再重复过去政策反复的老路以深化双边互信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促进美朝无核化谈判。

美国能否放弃其对朝鲜在弃核进程上的原则性诉求将是美朝核谈判能否走向下一阶段的关键，如果美国继续坚持要求朝鲜要首先在最快的速度内开展“全面、不可逆、可核查”的去核化路径而不同步为朝鲜的安全作出明确可见的安全行为的话，美朝谈判将会回到过去的困境。信任的基础是可预测，这需要双方长期的交往来达成默契。因此，在渐进的去核化进程相互合作与交往中，逐步建立美朝的相互信任基础，将为美国最终对朝鲜做出能得到朝鲜信任的安全承诺奠定基础。这需要双方在去核化进程中信守承诺，不再做出违背条约的出格行为，充分尊重对方。由于现在的已有的共有知识十分不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因此新的共有知识的建构需要双方领导人真正有魄力地做出让步并贯彻承诺，从相互敌对、欺骗的互动行为导致的敌对型认知，改变为相互协调、信任的友善型认知是美朝关系结构根本转变的核心。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美国以及东北亚各国等利益悠关方可以在IAEA框架下联合组成国际监督委员会，作为国际监督力量参与朝鲜无核化进程的核查工作。在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继续推动“双暂停”与“双轨制”对于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积极选择，在推动半岛无核化的前提下确保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对美国而言，降低其在与东北亚双边同盟关系中为核心支柱的军事控制，而转型为安全底线性的保障，以扩大经济合作为重心可以成为东北亚地区国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当然，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当前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执政思维下，这种外交思维转变很困难，但东北亚的安全与发展的前景需要构建一个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才能长期得以维系，单边主义的思维以及传统冷战安全意识只能恶化地区局势。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新加坡族群多层治理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6YJCGJW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9年度自立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周边与国际环境研究》（项目编号：ICSZLKT2019003）的阶段性成果。

杨晓青：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讲师，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哲浩：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研究员。

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中日韩自贸区发展战略与法律保障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全球化背景下法国文化外交的“守”与“攻”

二战后，面对“硬实力”领域的竞争劣势，法国大力推行“文化外交”，试图凭借自己的“文化软实力”重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法国一方面借助“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抵制美国文化产品的强势冲击，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另一方面以文化传播与合作为轴心构建庞大的对外文化传播网络，建立法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纽带。法国文化外交的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法国国内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地帮助法国重塑国家形象。作为文化底蕴同样丰厚的中国，面对文化全球化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应借鉴法国文化外交的精华，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进步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时空界限，拉近了各国人民的距离，各国之间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全球化进程愈发加快。在此背景下，除了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领域的竞争，各国更着眼于强化自身在语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软实力”，以此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文化外交”应运而生。这是一种有别于以传统“硬实力”为依托的新式外交思路，引起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

文化外交与全球化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指的是英国议会鼓励海外英语教学的做法。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文化外交”一般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李智，2005）。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外交领域一样，是一国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着重突出政府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上，法国是较早有意识借助文化交流方式传播本国文化的国家之一。早在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er）就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苏莱曼大帝（Suleymanthe Magnificent）签订条约，保护法国在该地区的基督教徒，允许其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17世纪，红衣主教黎世留（Richelieu）及其继任者马扎然（Mazarin）向国外派遣法国文化传播使节。18世纪，欧洲各国宫廷纷纷设立“文化顾问”一职，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卢梭（Rousseau）等法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都曾担任此职务，向所在国家的君主和民众传播法国思想和文化艺术。19世纪上半叶，法国在欧洲的影响范围扩大到了地中海沿岸。20世纪初，伴随着法国政治上的政教分离，政府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以更加直接的姿态介入文化领域，一大批对外文化传播机构相继问世：艺术去中心化局（Service de décentralisation artistique）、对外文化关系总司（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et des œuvres françaises）、法国艺术行为联盟（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法国思想传播联盟（Association pour la diffusion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等。

由此可见，法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外交传统，政府坚持以文化交流合作为轴心，以海外法语教学为主要手段，对外推广法国语言与文化，促进本国文化的繁荣，增强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文化外交对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随着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规模也日益扩大，逐渐扩展至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催生了文化全球化。自诞生起， 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就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一方面，它增强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化产品的国际流通，活跃了国际文化市场，使消费者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以市场为导向，往往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其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具有压倒性优势，其好莱坞出产的影视作品如洪水般涌向世界各地，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首屈一指。

面对文化全球化，法语的国际影响力下降。两次世界大战后，英语逐渐取代法语的“国际普通话”的地位，成为国际主流语言。各大国际组织都将英语作为其官方和日常工作语言。以1970—2010年欧盟机构常用文件起草语言为例，用法语编撰的文件比例从1970年的60%下降至2010年的7%，而用英语撰写的文件数量以151%的年增长率增长，从1989年仅占欧盟机构文件总量的30%上升至2010年的77%（李清清，2014）。另外，文化全球化对法国的文化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法国一向贯彻“以精英受众为主，兼顾一般受众，以影响当下或未来的决策者和话语权掌有人为重点”（彭姝祎，2009）的文化发展模式，使得法国文化产品在民众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而以休闲性和娱乐性为特点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受到法国消费者的青睐。

面对以上困难和挑战，法国并没有放弃文化外交战略，依然将文化外交作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支撑。法国政府适时调整方针政策，采取攻守结合的方式，应对美国文化入侵，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扩大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法国文化外交的“守”与“攻”

“守”：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

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是指文化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调控。1993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指责法国在视听领域采取扶持措施是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与关贸总协定自由贸易的精神背道而驰，强烈要求将视听产业纳入自由贸易范畴。美国认为政府有权资助音乐、戏剧和舞蹈等艺术领域的发展，但是电影电视并不属于该范畴，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娱乐活动。但在法国看来，视听产品作为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传播载体，在本质上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并无二致，应该受到特殊对待。

文化例外的提出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国的视听产业，帮助其抵制以好莱坞影视产品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然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化交流愈发便捷与密切，文化例外越来越受到质疑，认为法国是借“文化例外”之名行“文化排斥”之实。因此，自1999年开始，国际上逐渐放弃文化例外的提法，采用“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这一新概念。200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次大会开幕式上，法国总统希拉克宣称“应对文化全球化，就是要提倡文化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建立在确信每个民族可以在世界上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个民族能够以自身的美丽和真理充实人类财富”（朱伟明，2007），正式表明法国倡导文化多样性的立场和决心。自此，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心也从“文化例外”转向“文化多样性”，从着眼自身文化利益的狭隘文化观转变为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参与和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发展。

然而，文化多样性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它虽然克服了文化例外的某些弊端并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但并不能完全取代文化例外。事实上，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如法国前文化部长凯瑟琳·特劳特曼（Catherine Trautmann）所言：“文化多样性并不能取代文化例外。这两个原则在法国文化政策中承担的作用是不同的，文化多样性是我们在文化谈判中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奉行文化例外原则在我看来是不容置喙的，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目标的手段。”（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1999）

“攻”：文化传播与合作

法国虽然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大国，但世界人民对法国文化的认知更多地停留在法国昔日的辉煌：启蒙思想时期法语的辉煌地位、新浪潮时期的法国电影、古典主义法国喜剧和浪漫主义法国文学等。面对对外文化宣传与国家文化发展的滞后性，除了继续弘扬法国传统文化，展现“现代法国”成为法国文化外交的重中之重。为此，法国政府主动出击，以文化传播与合作为核心，借助语言文化推广和文化产业“走出去”，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法国文化塑造新形象。

在对外文化传播与合作方面，法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对外文化传播网络， 由法语教学网络（法国文化中心、法语联盟）和对外视听网络（法国世界媒体集团、法国电视5台）构成，是对外传播法国语言文化和举办各类对外文化活动的主力机构。

法国文化中心（Institut français）创建于2010年7月27日，是一个由法国外交部和文化部共同监管的对外文化行动公共机构，主要负责促进国际艺术交流；分享法国的技术创新；传播法国电影和视听文化遗产；支持南方国家的文化发展；鼓励法语传播与学习；组织“文化季”“文化年”“文化节”，在法国或海外开展文化对话；提高创作者的国际流动性；协调和促进法国地方政府的海外文化行动；为法国文化传播网络的工作人员提供职业培训。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创建于1883年7月21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协会组织，致力于法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法语教学，使公众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法国以及其他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除了法国文化中心和法语联盟两大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法国还成立了世界媒体集团（France Médias Monde，FMM），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向全世界传播法国语言与文化。法国世界媒体集团聚集了法兰西24小时（France24）、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RFI）和蒙特卡洛中东台（Monte Carlo Doualiya，MCD）三家媒体，与法国电视5台（TV5 monde）一起向世界各地输送各类法语节目。

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另一主要举措是扶持国内文化产业“走出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扩大法国文化产品出口，尤其是图书和电影两个领域。

出版业是法国第一大文化产业，对外图书出版是法国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推广的优先途径。法国政府鼓励作家创作符合海外市场需求的图书、补贴图书出口公司、资助法国出版商参加大型国际书展、促进法语图书外译、资助海外法语书店购买和推广法语图书。此外，法国还是电影大国，政府通过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CNC）和电影联盟（UniFrance）两个机构实施相关扶持政策。前者成立于1946年，对电影的扶持主要有两大着力点：一是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为高质量法国电影的拍摄提供资金支持；二是设立“票房预付款（Avance sur recettes）”制度，为一些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拍摄提供资金支持。后者成立于1949年，设有专门资助影片发行商和制片人的影片输出资助金，用于支持法语影片出口国际市场，资助发行法国影片的国外发行商，举办电影节、电影展等与推广活动。

法国文化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化时代，同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也面临与法国类似的局面， 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文化产品占据中国文化市场的重要份额，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外来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对此，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更要主动出击，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姿态。

一方面，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全球化时代，法国高举“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两面旗帜，有效地保护了本国文化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为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坚决捍卫者。“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当下中国，保护民族文化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中国政府应致力于保护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把旅游作为促进民族文化保存和发展的首要之计；对外，加快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沿线国家文明的互通护鉴。

另一方面，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面对全球化造成的文化同质化和文化影响力衰弱，法国适时调整对外文化政策，完善对外文化传播网络，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对话，提高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直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交流方针，一方面完善国内文化立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吸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中国创作展出或交流合作；另一方面鼓励国内艺术家和文化企业走出国门，参加国际范围的文化交流活动，学习和借鉴他国有益的文化政策和举措。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国文化例外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7YJCGJW009）的阶段成果。

王吉英：中国海洋大学法语系讲师。

孙纯：中国海洋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