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别人替你“讲故事”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刚刚过去40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多数人只知道蔚为大观的建筑群和震动全球的GDP增长，并不知晓其中艰苦的思考和卓绝的奋斗。以浦东新区开发建设为代表的许多中国故事都有待进一步传播。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别人替我们讲故事的过程可能就会出现偏差。由于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们没有及时传递的“真故事”可能就难以战胜“假故事”。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故事不止属于中国，它会给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

《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是谢国平继《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后又一部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著作。该书展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建立到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刚刚过去40年，国内外多数人只知道蔚为大观的建筑群和震动全球的GDP增长，并不知晓其中艰苦的思考和卓绝的奋斗。我和许多浦东的“新开发”者交流，发现四五十岁的人也有点儿“不识庐山真面目，‘纵然’身在此山中”的味道。

40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仅以浦东新区为例，未开发开放的浦东几百年没有变化，记录她的面貌几乎用一张照片就足矣；而今天浦东日新月异的巨变要用一个大数据库来记载。如何从庞大的数据库中提炼出简明的话语，沿着特区—新区—自贸区的轨迹提炼出改革开放的艰辛和果实，是要点真实功底的。

2017年，马云在美国底特律演讲，一开头他提醒美国听众，要重新认识中国。他说，认识今天的中国仅仅说自行车、太极拳、长城和大熊猫是不行了，接着播放了描述浦东陆家嘴雨后春笋般“成长”的不到一分钟的动画视频。我在给非洲和中东国家官员讲“浦东开发”时，常常借用马云的这段演讲视频当作“序言”。

2003年，我与基辛格博士和摩根大通集团总裁哈里森先生，就中国和亚洲的话题做了长时间的广泛交流。其间，他们竟刨根问底起一个小问题来： 北京街头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怎么忽然不见了，老百姓哪来这么多钱买了车？ 购车信贷规则是怎样的？……他们从汽车着眼，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人民富裕了。我深感，这些巨变以及形成这些巨变的深层原因，非常有必要说给国内外读者听。上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采访，写出了《西行漫记》，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预告了中国的未来。今天，中国巨变，一天一个样，我们不仅要讲中国的“老故事”“老国学”，更要讲好今日中国的“新故事”“新国学”，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国人对自己、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有准确的认识。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好故事，却没讲好，没讲充分，没讲明白。

再以浦东为例，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当时国际舆论多持怀疑态度，说“这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实际行动”。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上海后说，浦东开发可能是要造一个“波将金村”。弗里德曼是世界一流的货币学家，他懂经济，懂货币，但不懂中国的改革开放。若干年后，弗里德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先生说：“如果弗里德曼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1996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访问我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写道：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负责人坐在旧式的沙发上，操作着新式多媒体， 向我们讲述了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到那时，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是经济大国了。”作者预言“这一切预兆着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他的长篇文章以《我们该怕中国吗？》为题，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双硕大的筷子夹着几面美国星条旗当下酒菜。

这篇文章是我早期看到的“中国威胁论”，我给波士顿环球报总编写了信，我说：“中国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当菜吃的历史，恰恰相反，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确实曾经被世界上的一些列强当作一道菜瓜分过。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结果，报纸发表了我的信，标题是“中国不赞成弱肉强食”。我给总编讲的故事得到了回应。

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看到报纸后，给我来信说：“看到了您给编辑部的信，真是感到很解气。这样的文章真是太少了。希望国内有更多人像您一样站出来，说说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 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发展的怀疑、惊讶，乃至焦虑不安，成了遏制中国政策的舆论基础。有感染力的“新故事”是解疑释惑的良方。

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及时。我们不把中国故事讲好，别人就会替你讲故事；等别人讲了“假故事”你再去讲“真故事”，有时候胜不了“假故事”，因为先入为主。

现在，有人会质疑中国如此尽力提供资金、提供经验去推动“一带一路”，到底想获得什么好处。中国经济特区、新区、自贸区的成长就可以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需的外部环境。道理显而易见，推动“一带一路”就是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结果大家得益，绝非中国独占。谢国平的这本书就是用朴素的故事向人们解释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道理。

2019年5月，世界银行（后文称“世行”）发布一份报告，将上海“浦东经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向南亚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中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作重点推荐。这份名为《迈向大达卡》的报告中，注明有我和浦东“老开发”邵煜栋合写的《浦东奇迹》英文版以及我应邀为“达卡崛起：迈向2035年中的达卡发展方案国际研讨会”而做的主题演讲“浦东案例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录像。我们为世行提供的浦东故事得到了世行的肯定。

该报告提出，孟加拉国第一大城市达卡的城市建设，尤其是东达卡的城市规划，可以学习和借鉴浦东的发展经验。世行认为，浦东当年距市中心的距离，和东西达卡的发展趋势非常相像。虽然当前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但是未来的潜力巨大，浦东的成功就是例证。世行还认为，浦东的成功从另外一个角度，得益于一系列的土地开发开放政策的推进，如允许外资的进入、允许私企的引入等，这一经验也可以为达卡等在内的一些城市借鉴。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1991年，时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从河内经北京去阿拉木图参加会议，半夜到上海加油，我去虹桥机场接待他。当时上海大雾，飞机不能起飞。我陪他聊天直到天亮雾散飞机起飞。他说：“我们非常羡慕浦东开发，我们巴勒斯坦国成立后，我们请你去，我们也搞开发。”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安定的区域环境，没有统一的坚强领导， 开发的愿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1991年正是浦东开发的第二年，那时浦东开发的故事还很少，如今， 我们不仅有了许多的浦东故事，更有全国特区、新区和自贸区的许许多多故事。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讲述这些故事。这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路径，读者可以沿着特区—新区—自贸试验区一路读下来，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又因为作者是资深媒体人出身，他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着眼点，即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去观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然后用鲜活的语言记录成书。《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一书正在出英文版，这本书也应该出外文版，那样才能走得远、传得开。借用海外一家周刊中的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

本文来源于《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谢国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赵启正：本刊总编辑，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名誉主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美人文交流仍然不可或缺

在新一轮世界百年大变局之际，中国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优质发展和迅速成长的问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形势下， 如何在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做好人文交流这篇大文章。

战略博弈是长期前景

中美关系前景不容乐观，双方战略博弈将是长期、复杂而激烈的。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充满差异和矛盾，遍布对立与冲突的统一体。大国关系作为影响国际事务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的阴晴冷暖和世界格局的变革方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敏感的双边关系，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作用。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事关中美双方的发展利益、安全利益和国际处境，同时也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两国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已蔓延到政治、金融、科技、人文、安全等诸多领域， 影响到非常广泛的地区性与全球性问题。

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全面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不愿看到的重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远超美欧日发达国家总和，全面增强并迅猛释放的科技潜力和创新能力，对人类进步发展事业的引领作用超乎寻常，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而推进新型全球治理方面的动员力和协调力迅速提升。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已锐不可挡。世界权力中心向东方转移的历史大势已不可遏止。

相形之下，作为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国，建国之初形成的体制和机制，已明显落后于时代，两党恶斗常态化，政治和法律问题堆积如山，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积重难返。美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包括同它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组织体系以及传统盟国的关系，矛盾重重，冲突不断，致使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今不如昔，整个美国社会因此陷入战略惶恐与焦虑状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思维于一身的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的旗帜入主白宫。两年多来，特朗普政府全面调整美国对外关系，向现存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发起粗暴冲击。

中国因历史传承、文化底蕴、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发展道路、国际战略取向不同于美国，不可避免地被极为保守和偏激的特朗普政府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视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新一轮战略进攻的主要攻击对象。2019年4月，特朗普与前总统卡特通电话，直言不讳地表示，他非常担心中国会领先于美国。显然，无论中方释放多少善意，做出多少努力，中美关系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难有大的转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估计和准备。

中美脱钩论应运而生

中美脱钩论应运而生，其实质是要将中国隔绝于世界进步发展的统一进程之外。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随后运用非经济手段， 重创中国中兴公司，而后又重拳出击，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华为公司下了黑手，不遗余力地构建封杀华为的技术联盟。面对美方的“新冷战”行为，中方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十分娴熟的外交技巧。一方面，中方因势利导，积极应对美方挑战， 努力争取以谈判方式解决经贸纠纷；另一方面，中方谋势而动，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全面提高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的质量和水平。但美国对中方要价畸高，将两国经贸纷争扩展到政治、科技、金融和人文领域，甚至在台湾、南海等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目前又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指手划脚。对华霸凌主义发展到穷凶极恶、令人发指的地步。

由于特朗普身边集中了一批充满冷战思维的政客，他们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歪曲中美两国关系性质，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包括共和民主两大政党头目，商界学界精英和媒体大咖，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特朗普的思维导向，即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和挑战。这种杯弓蛇影式的“忧患”意识、令人啼笑皆非的“恐华”心态，成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思想基础，成了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的行为指南。一批极端恐华仇华的保守派人士，居然还堂而皇之地成立了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应对紧急威胁委员会。‍

近一段时间，美国开始收紧青年学生赴美留学进修、专家学者赴美学术访问和科研考察的签证。许多已经在美生活工作多年甚至已经入籍的华人专家学者，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监视、追查和迫害。旅美学者李晓江夫妇就是因为与暨南大学合作开展生命科学研究，被美方剥夺了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权利，同时被剥夺了在美国继续生活的资格，开启了恶化两国科研合作的危险先例。有迹象表明，中国学者赴美进行学术访问，今后将变得越来越难。双方的人文交流与科研合作，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破坏。此种事态的发生和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证实基辛格先生的不幸预言，即“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

中美关系呈现起伏多变状态，导致“中美脱钩论”应运而生。在美国， 所谓的“脱钩”，就是要中止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进而中止双方在金融、科技、人文、安全事务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险恶用意，是要全面孤立中国，阻止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将中国隔绝于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的历史大潮之外，彻底切断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与现代化发展即和平崛起进程。2019年8月底，特朗普推动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并且命令美国企业全部撤出中国。虽然他的命令未必能够执行，但特朗普政府将会在中美交往中设置更多新的障碍。

在我国，有些人出于对美国霸权的强烈义愤，或者出于对美国和平演变战略和颜色革命图谋的担心，也主张断绝或暂停与美国的联系，尤其是人文交流与合作。这种跟着美国思维走的意见和主张是不理智和不可行的，也是非常短视和有害的。其实质是重复当年苏联的平行市场、独立体系、对立阵营、全面抗衡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后果不难预测，危害可想而知。

扩大交流是战略需要

维持并扩大对美人文交流，是全面实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无需讳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相左产生的对立与冲突，是长期的和历史性的，是难以根本化解的。但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不懈地、甚至是积极主动地对美国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

之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在双方这场长期而曲折的历史性博弈中，美国将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在战略力量方面仍然拥有非常大的优势，更重要的还在于，美国同时还是超级经济大国、超级科技大国、超级教育大国和超级文化影响力大国，也是世界公认的超级人才大国和超级创新创业大国。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重视科技，重视教育，重视创新创业，重视人文交流合作，重视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善于掠取和利用其他国家的智力资源。换句话说，美国所积累的和正在创造的经济成就和科技成果，并不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私有财产，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集成。因此，在人文领域，美国许多地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未来也必须通过文明互鉴为自己开辟新的前进路径。

当然，必须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努力争取保持、扩大和尽可能深化与美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首先要符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推进的战略需要， 要服务于中国走向世界而世界也走向中国的双向互动，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倡导民心相通推进文明互鉴的理念与政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不断加大，我国对外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大，并且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重大事业，涉及文化、教育、科技、传媒、智库、环境、体育、卫生等诸多部门和领域。其中，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与治国理政经验传播，在全世界树立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开明开放的良好形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不敢面对美国，不会面对美国，或者不屑于面对美国的对外传播，注定是有严重偏误的，是有重大缺陷的。

此外，在当今世界科技竞争十分激烈、人才争夺异常普遍的在背景下， 坚持与美国开展人力资源合作与科研项目合作，特别是教育交流合作、科技项目合作，对我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长远考量出发，或是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出发，扩大并深化中美人文交流合作， 尤其是教育、科技、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都不能偏废，不能中止，不能弱化。美国既应该是我国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对象，也应该成为我们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教育合作、人才合作、创新创业合作的首要伙伴。我们不能因任务繁重失去信心，更不应因挑战日增而放弃努力。

广东省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对外交流与合作源远流长。中国人赴美留学，到美国打工创业，广东人历来就有先行先试的优良传统。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优秀文化理念和现代化管理经验，有很多是从广东登陆中国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东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包括扩大和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又积累许多新的经验。3000多万广东籍海外华人华侨，成为广东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的富贵资源。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正在扎扎实实在地向前推进。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制完成。广东省在推进和拓展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对美人文交流与合作方面，应当大有作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于洪君：本刊编委，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