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为何对中国“新外交风格”感到极不适应
长期以来，欧美主流舆论对中国存在一些偏见与误解，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侵略全球，一些欧美国家将矛头直指中国，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的信任。本文将对欧美国家对中国消极态度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阐述，并通过强调中国态度与中国立场，为中国与欧美国家间增信释疑化解分歧、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助力。
美欧舆论对华偏见和仇视态度由来已久
2020年以来，美欧主流舆论先是对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抱以轻蔑态度，肆意攻击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府，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甚至认为中国极有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发表文章，利用疫情对中国政府恶意攻击抹黑。甚至瑞典和丹麦这样的“中立”国家，在媒体发表中将中国国旗的五星改为新冠病毒的漫画，当中国使馆进行交涉时，该国政府则以“新闻自由”为名拒绝干预，甚至倒打一耙。
美国口头上说要对中国提供援助，虽有些动作，但总体上却“口惠而实不至”，实则乐见“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遭到削弱。当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并迅速有序地复工复产之后，美欧才意识到幸灾乐祸的心理使自己白白丧失了一个多月宝贵的“机会之窗”。美国成为灾情“震中”后一直高居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国家之冠。特朗普政府为掩盖抗疫无能和转嫁责任，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并恶意中伤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和所谓帮助中国瞒报疫情，先是以不再交付会费相威胁，后又以“为中国说话”甚至“被中国收买”的莫须有借口退出世卫组织。
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战略报告把中俄列为首要战略威胁，并把对外主要目标定为应对“大国竞争”之后，美欧舆论对华负面报道和攻击也随之升级。数十年来，美欧舆论始终围绕“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进行炒作。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表现尤具代表性。当武汉封城、全民抗疫时， “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当中国以举国之力控制疫情发展和迅速取得重大胜利，立即向世界各国提供抗疫物资和派出专家与医疗队帮助抗疫时，“中国通过口罩外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向外输出发展模式企图控制世界”等议论铺天盖地而来。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美欧舆论对华“傲慢与偏见”的惯常做法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对西方舆论总体上的负面对华态度持宽容立场，除了在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基本利益受到损害时作出必要反应外，基本上都是在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希望通过增信释疑化解分歧，更希望通过以“外国人听得进和听得懂”的方式讲解“中国故事”，推动“民心相通”，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新冠疫情发生后， 中国更是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导舆论和指引对外援助，希望人类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前同舟共济、共度时艰。但美欧舆论秉持其一贯立场，始终通过有色眼镜和否定态度报道中国。据笔者亲身观察和感受，西方反华浪潮往往源于西方驻华记者的报道。
正如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治势力都乐见中国的发展壮大一样，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极大偏见的美欧媒体对中国的敌意，并未因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而削减，并未因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超过30%而进行客观报道，反而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而更加敌视中国。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美欧视之为对中国施压的极佳机会，先是利用西藏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反华浪潮，继而在奥运火炬所经过的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组织超大规模的反华抗议活动，媒体起到了极坏作用。中国人民希望通过举办一届极具特色的奥运会迎接四方宾朋，未曾料到西方却反其道而行之，妄图通过奥运会达到政治目的。笔者当时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在通报北京奥运准备工作的记者招待会上，《费加罗报》记者却提问：“若法国领导人会见达赖，中国将作出何种反应？”大使再次简要阐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和达赖分裂祖国的本来面目，指出中方反对任何国家领导人以任何理由会见达赖的立场。次日，《费加罗报》在头版以大幅标题刊登“中国向法国发号施令”文章，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时任法国外长贝尔纳•库什内因此召见中国驻法大使，见面后谈道其碍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有所表示，对外则说向中方做出了交涉。库什内以“捍卫人权”起家，在科索沃战争中发明“人道主义干预”，为北约军事入侵南斯拉夫制造根据，萨科齐总统为扩大执政基础而延揽入阁。库什内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若还要把人权当事业，那就当不成部长了”，退出政府后重操“人权”旧业，与媒体关系颇深。
西方媒体往往能够起到挟裹政府的作用。再以法国为例，在利比亚问题上如此，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如此。法国军事干预利比亚比美国还积极，在干预叙利亚问题上汲取利比亚教训没有大规模卷入，但在媒体强烈追问下， 时任法国总统的奥朗德表示，“法国虽不会派大量军人入叙，但叙‘自由政权’一旦建立将会率先承认。”法国是第一个承认叙非法政府的西方国家。
中方理直气壮地反驳仇华言论使西方很不适应
美欧自认为高人一等，既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对待别人，更习惯于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强加于人，既习惯于把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 更习惯于把自身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诿过于人。
新冠疫情发生后，西方舆论的表现属于意料中事。但在大是大非面前， 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面前，中国必须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必要的反应。先是美欧舆论对中国抗疫冷眼旁观和冷嘲热讽，接着是以特朗普为首的西方政客和媒体提出所谓的向中国“追责”，更有美国在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还有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诬陷和迫害。每隔一段时间，美欧舆论都要大肆炒作中国向西方派遣间谍盗取科技情报的虚假消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作出必要的澄清和反驳，以正视听。
针对驻在国的反华舆论和破坏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歪曲报道和恶毒评论，中国驻美欧各国使馆先后作出了反应和批驳，捍卫中国正当利益，并做出严正交涉。
中国驻法国使馆在网站文章中指出，在中国人民戮力同心争取抗疫斗争最终胜利的关键时刻，法国媒体质疑中国“想当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本想要征服世界”，今天却遭遇“大倒退”；“沦落到像发展中国家一样向国际求援”，同时“阻挠外国政府撤离其在武汉侨民”；“采取专制措施，以防疫为由把1.5亿公民软禁在家”；“不能出门，只能由居委会为他们购买食品”；中国采取对等措施中止《华尔街日报》3名驻京记者签证是“打民族主义牌”；“中国梦折翼了”；“中国的政治清算将在疫情之后开始”。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懈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呈现积极向好态势之时，又妄称“只要中国政府能保证人民幸福和安全，中国人民就能容忍其专制统治”，断言中国向世界各国提供卫生设备，会使“外国政府和企业反思过度依赖中国的后果”。中国使馆对法国媒体的无端污蔑和恶意攻击作出澄清和批驳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压力下约见中国驻法大使，与库什内当年的做法如出一辙，是要给舆论一个交代。
笔者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任职期间，与法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女学者瓦莱丽•尼盖有所接触，她研究中国问题，并曾应邀出席使馆有关活动。其因自身成果有限而被研究所辞退后，遂以个人名义发表言论，“另辟蹊径”而成为极端反华分子，新冠疫情中借攻击中国进行“口罩外交”谋取地缘政治优势而出名，影响极坏。美欧研究界这种以“中国问题专家”面目出现的投机分子不少，极能蛊惑人心。
2020年5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提问：“中美双方的‘口水战’愈演愈烈，所谓‘战狼外交’会是中国外交的未来吗？”王国委兼外长回答：“我尊重你提问题的权利，但你提问题的角度值得商榷。凡事都应有一个是非判断，人无是非，难以立信；国无是非，难以立世。”“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这段话被美欧媒体广泛引用。
有关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实施强势外交即“战狼外交”引起麻烦之说， 法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认为邓小平制定的中国传统外交是在不显露实力的前提下争取成功（韬光养晦），而长了牙齿的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富有进攻性，认为中国展示力量以恢复国际舞台地位的时机业已到来，因而放弃了邓的思想。西方把中国青年一代外交官用攻击性手法传递外交信息称为“战狼外交”，“战狼大使”像狙击手一样自我设定目标，虽然只是中国外交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但说明中国的外交风格已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在以国际强国的身份行事，在国际舞台上的野心因新冠疫情而加速， 行动范围更加宽广、更加个性化。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是渐进式的，进攻性主要表现为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即精准打击既定目标以儆效尤，但总体上还是传统性的。疫情使中国加紧进行危机公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从未有过的反华立场，香港危机爆发后，美欧舆论铺天盖地地批评中国，中国除了应战，别无他法。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外部形势下，中国“战狼外交”通过明确指定外部敌人来聚合民心，巩固政权和实现伟大梦想，但四处点火的结果使不少国家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交涉。中国的激进外交步伐太快、走得太远，应该执行更加平和的传统外交政策，以免把大家惹恼了。
这篇文章出自研究中国的学者之手，虚虚实实。基本意思是不论西方对中国无端攻击也好，肆意污蔑也好，欲加之罪也好，中国都不应该作出反应，所谓中国实施强势外交引来麻烦之说即由此而来。美国政府就公开要求中方不要对美方的挑衅如关闭驻休斯顿总领馆作出“过激反应”，“否则将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
中国拥有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和力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欧的焦虑感和紧迫感急遽上升，特朗普宣布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最大战略目标。中美陷入“新冷战”的前景不能排除。虽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拼凑“反华联盟”不如预期，但美欧舆论的反华大合唱已展开。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隆重上演，重点渲染中国盗窃西方技术，通过以5G为代表的新技术控制西方。
法国《世界报》认为，疫情使中国处于空前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 美国已毫不在乎自己的国际形象，印度正在经历惊人的民族主义自我封闭， 欧洲在自顾不暇之中苦苦挣扎，俄罗斯已无力实现自己的野心。俄媒体文章认为，失去独霸世界能力的美国、支离破碎的欧洲、实力增强的中国和在“大三角”中站稳脚跟的俄罗斯，构成新冠疫情后世界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
欧洲的19个国家、21个智库成立的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TNC)，发表疫情对中欧关系影响的特别报告，由各国智库自行提供文章，虽各有侧重，但总体格调是并不乐见中国发展壮大，认为疫情首次使中国在欧洲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在各国政府及欧盟对外决策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欧盟内部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分歧增加甚至出现裂痕，但危机也促使欧盟加强对华合作。报告认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少而出售多，中国通过“抗疫外交”扩大影响，中国外交进攻性更强了，这促使欧盟更加坚定地实现战略自主，减少对华依赖。欧盟内部关于欧洲建设的争论也躲不开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中美竞争将是构成危机后世界结构性因素和各国政策取向讨论的重要方面。不排除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会成为等待已久的“欧洲地缘政治勃兴”的催化剂。欧盟新近已就应对中国投资、5G技术、工业政策等方面发起共同政策倡议，一些欧盟国家也在进行战略思考。
中国对待贸易战的态度极为明确，“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立场非常明确，“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回答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无端攻击，“美方虽然整天把人权挂在嘴边，但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新冷战”演讲，中国不得不作出回应，“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改变不了中国。我们愿与美方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不会接受任何霸凌和不公。”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与法国外长通话时阐明对美关系立场，“面对横冲直撞、蛮横无理的美国，中国将作出坚定而又理性的回应。”
从万里长征到十四年抗战，从三大战役到新中国成立，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独立自强的脚步从未停歇。当今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捍卫世界和平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美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政策举措，使全球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同时，国际关系和战略态势格局进入持续动荡时期，使美国国际声誉大损，也把美国带入经济与社会双重灾难。中国的抗疫成果和为世界抗疫斗争所做的帮助与贡献有目共睹，特朗普政府抗疫无能却百般逃避和转嫁责任的恶劣作风引起全球公愤。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庄严承诺，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全力，但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更不会让中国人民数十年的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中国既拥有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能力。
孙海潮：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前驻中非大使。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国热点外交的新发展探析
近10年以来，中国热点外交在具体实践和理念建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既是受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推动，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应着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探索与建设，进一步完善热点外交机制，提升对国际热点问题的运筹能力，增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以更好地开展热点外交工作。
中国热点外交呈现新的特点
2010年以来，中国的热点外交取得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发展。中国主动寻求解决各个国际热点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参与调解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增加、类型多样。根据2018年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MERCIS）的统计，2010 年至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数量呈整体上升趋势。2010年， 中国参与朝鲜半岛核危机、巴以问题、南北苏丹问题3个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2018年，中国参与解决的国际热点问题增加到9个，分别是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南苏丹问题、缅甸北部问题与罗兴亚人难民问题、巴以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冲突、也门危机。目前，中国的热点外交涉及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热点问题，囊括了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大部分类型。
常设专门特使机制建设日趋完善。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这是中国首个就周边以外地区的重大热点问题设立特使工作机制。5年后，中国于2007年设立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2010年以来，中国设立特使的频率明显加快，基本上间隔至少1年、至多3年便设立一个常设专门特使，相继设立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中国外交部阿富汗问题特使、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等4 个与国际热点问题相关的特使或特别代表。这些特使通过在热点问题当事方之间斡旋、走访地区国家、协调世界大国的立场、参与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建立的相关多边机制等方式，在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多样灵活。一是国家领导人、外长和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努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提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成为中方推动巴以和谈的重大举措。2013年伊朗核问题日内瓦第三轮谈判期间，王毅外长与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外长广泛接触，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多边机制。中国积极参与旨在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维也纳、日内瓦国际会议，参加旨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原子能框架和六国机制等。三是主动创设多边机制。如中国为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而发起的“六方会谈” 机制。四是主办一点五轨和二轨主场活动，为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支持。中国分别于2006年、2013年、2017年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讨论巴以问题形势，寻求解决方案。中国开展热点外交的方式和手段高低搭配、官民配合、相互补充，显示出多样、灵活的特点。
提出综合、全面的政策主张。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际热点问题提出全面、完整、综合的政策主张。2012年，中国提出了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后，根据形势发展于2017年再次提出解决巴以问题的新的四点主张；2017年，中国提出了三阶段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设想等等。综合来看，中国的政策主张涉及停火止暴、政治解决、人道救援、国际社会支持、经济民生等方面，既聚焦热点问题发展又关注问题发生根源，既主张以当事各方为主寻求解决方案又强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既关注政治层面的协商谈判又关注普通平民的人道状况，有利于全面、长远地解决所针对的国际热点问题。
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基本原则臻于完善。一是坚持对话和协商，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危机，反对任何军事和暴力手段。中国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主张中，第二点即主张推进政治和解。二是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中国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张指出要坚持“阿人治阿”。三是坚持多边主义，尊重联合国的作用并发挥地区组织的独特作用。例如，在解决南苏丹冲突过程中，中国支持非洲“政府间发展组织”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并为其提供协助。四是重视与大国、地区国家的沟通协调，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中国注意与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协调沟通、凝聚共识，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五是人道援助与经济发展并举。中国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中平民的遭遇，主动提供人道援助，减轻普通民众的苦难。同时，中国关注问题发生的经济、民生根源，考虑危机的长远解决。
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动因
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思路由总体超脱、有所作为逐步向主动参与、积极有为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推动。国家实力的快速增强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型成为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根本推动。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中国主动对自身外交战略的审视与调整，开始思考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什么、贡献怎样的方案、做出怎样的努力。中国外交逐渐实现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的战略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此后，这一外交思路进一步转变为对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探索与追求。2013年，王毅外长撰文表示，“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并明确指出“中国将更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处理，为维护世界稳定与安宁承担应尽的责任”。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表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积极开展热点外交是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维护自身现实利益的客观需要。一是经济利益。中国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当事国及所在地区有着投资、能源、贸易等方面的巨大现实利益。2013年以来，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一系列全球和地区发展倡议。中国需要加强热点外交，为这些发展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二是政治利益。许多国际热点问题的当事国及所在地区对中国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阿富汗、缅甸、朝鲜作为中国邻国， 在中国外交“四个布局”中意义重大。中东是国际政治中重要的地缘板块， 是牵制西方霸权的重要战略屏障。非洲与中国传统友好，始终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信赖的伙伴。这些地区形势的变化牵动着中国的政治和地缘战略利益，使得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热点外交。三是安全利益。朝鲜半岛核问题走向直接关系着中国的战略安全；阿富汗局势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反恐形势；中东的“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出现与中国新疆等地的恐怖组织呼应、合流的苗头；缅甸北部的冲突已经数次波及到中国南部边境地区。这促使中国必须加强热点外交，尽可能化解国门周边的风险。
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独特作用的期待。一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抱有更多期待。二是中国的热点外交在价值标准和政策举措上独具优势。西方国家鼓吹的民主、人权理念标准和制裁、军事干预等政策手段已经越发显示出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无助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趋复杂。中国开展热点外交时，在价值标准上不会以人道、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在政策举措上，中国不会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和干预，更不会公然要求推翻别国的合法政权。这些因素使得中国被地区国家视为公正的调解者而更受欢迎。三是中国没有历史包袱。一些国际热点问题是西方国家殖民历史留下的各种矛盾延续至今的产物。直至今日，西方大国仍然是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引发者或助推手。西方国家进行斡旋调解，很可能遭遇当事方的不信任和抵触。中国则没有这方面的历史包袱，开展热点外交时更容易赢得当事方的信任。
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的意义
中国加强热点外交，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有利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国家软实力。中国开展热点外交、主动设置议程并提供解决方案，可引导热点问题的发展方向，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切实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与大国、地区国家保持沟通、协调，参与相关多边机制，避免成为“局外人”。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承担了广泛的国际义务，为地区与全球安全作出贡献，有利于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国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有利于弘扬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转型。中国的热点外交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发挥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平衡国际上的霸凌主义、单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权威。中国的热点外交理念和实践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提倡的新安全观、正确义利观、综合治理理念、以和为贵等理念和主张，蕴含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典智慧，体现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外交政策原则，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热点外交所坚持的民主、人权、人道等价值标准和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的政策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安全治理理念、规范和实践，有助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朝着更多元、有效、务实的方向转型。
第三，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热点外交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理念、原则、政策主张和实践，体现出中国外交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重要窗口和机会。同时，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积极开展热点外交，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合作，体现出浓厚的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意识和担当，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挑战与建议
可以预见，将来中国的热点外交会继续发力。但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热点问题的长期介入相比，中国开展热点外交时间短，在多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努力。
一是加强中国特色热点外交理论的研究。热点外交涉及预防外交、危机和冲突管理等领域，背后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开展较早，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并将其价值理念付诸到外交实践中，时常占据话语权高地。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外交理念，加强热点外交理论研究，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热点外交理论，加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热点外交实践。
二是加强运用国际热点问题调动和运筹大国关系的能力。国际热点问题受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大，世界大国、地区国家不同程度地涉及其中。中国应该加强研究，根据不同国际热点问题的不同特点，以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参与为抓手，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主动引导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影响相关地区国家，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
三是继续完善热点外交机制。中国热点外交总体机制框架基本成型，但内部各机制间的相互协调可以继续探索优化，例如官方的一轨机制与研究机构、高校、媒体等二轨机制之间的配合等。在特使的职能范围、运作方式、配套班子等方面，或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并考虑我国外交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是加强国际话语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热点外交存在不少不实指责， 例如指责中国的做法背弃了西方的人权、民主理念，声称中国热点外交是为了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等。针对这些抹黑言论，中国需要调动媒体和研究机构，阐释中国热点外交的原则和立场，扩大与国外政府、学术机构、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加强针对国际社会的媒体宣传和舆论引导，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
崔小涛：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
本文把跨国公司面向东道国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采取的沟通、交流、交往、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行为统称为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简称为公司外交。本文主要讨论公司外交的要素构成和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途径。
公司外交的六要素
目标：权益保护、形象提升、积极和平
首先，企业权益保护或风险规避是企业公共外交的根本目标。权益保护与风险规避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权益保护必须要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可实现权益保护。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风险有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两大类。市场风险通过市场、经营、法律等方式来规避，非市场风险是来自非市场利益相关者的风险，需要通过企业与其之间的交流、沟通、对话、谈判等方式来规避，这就是企业公共外交行为。
其次，赵启正在《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一书中指出，提升国家形象是企业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这里的“国家”不仅是指企业创办和注册所在地的母国，而且应该包括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通常为两个或以上国家）。人们通常所讲的企业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母国国家形象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通过产品的“原产地”效应发挥作用。与其不同的是，提升东道国的国家形象需要企业的主动作为方可实现。
最后，积极和平是指消除或转化相关冲突，实现结构和平和文化和平。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其公共外交的目标还可以具体化为“民心相通”。可以认为，“民心相通”是积极和平的组成内容。“民心相通”目标的实现是以风险规避和形象提升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企业尤其要重视提升东道国形象的公共外交，并针对民心相通中的具体问题创新公共外交的方式。
主体：跨国公司及其部门
在某个特定的跨国公司中，公司外交的行动者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高领导人。与政府外交一样，企业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的公共外交活动， 其效果是最大的，尤其是拥有“明星”效应的企业最高领导人。二是外事、公共关系、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职能部门。企业外事部门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就是公共外交，北京大学袁明教授认为“公共外交在中国可以理解为‘大外事’”，企业及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等机构中的外事工作就是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关系中面向外国的部分即国际公共关系是企业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外国政府和媒体为交往对象。企业国际社会责任中的以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为交往对象的部分也是企业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必然涉及到母国的国家民族文化，海外企业文化必然涉及到东道国文化和母国文化，因此，企业文化也与公共外交高度相关。三是从事国际商业经营活动的分公司、子公司、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这类机构在市场环境中与市场利益相关者交往，由于市场利益相关者中的某部分在某时段会成为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些机构也是公共外交的行动者。它们主要通过商业经营活动间接地发挥公共外交功能。
对象：非市场利益相关者
作为公司外交对象的非市场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国际组织、东道国组织和第三国组织三大类型。国际组织包括与企业相关的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其中，经济类政府国际组织，以及以环境保护、人权、劳工保护为活动领域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是重要交往对象。东道国组织包括政治组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政府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和社区组织等，不同东道国的不同组织的重要性亦有不同。第三国组织主要包括在东道国有较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这类组织主要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
内容：企业、母国和东道国
公司外交的内容是指企业向对象传递的信息、感受和体验。它取决于公司外交的特定目标和对象群体，并以某种方式传递给对象，进而在对象群体中产生某种效果。
一般而言，这些内容主要有三种来源或载体：一是来源于企业自身，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员工及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和核心人物）的言行、对外传播的信息，以及媒体等机构对企业的报道和评价，企业为专项公共外交活动定制的内容等。二是来源于母国的国情及投资环境、对外战略与政策、文化及价值观等。三是来源于东道国的国情及投资环境、文化及价值观、对外战略与政策等。
方式：三类（13种）
陈炜博士把中国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的活动模式（笔者认为，用“方式” 一词更合适）归纳为三大类型：一是面向国际的公共外交，主要方式包括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资助国际组织、加入全球行业协会、借力国际媒体。二是面向东道国的公共外交，主要方式包括实现本土化经营、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对东道国的援助、组织文化交流、当地媒体发声、展开政府公关。三是在国内开展的公共外交，主要方式包括邀访中国公司、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开展“请进来”培训。
在实践中，具体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司外交的特定目标、对象群体的特性、内容的特点等。经验表明，目标、对象、内容和方式之间相互匹配的程度越高，公司外交的效果就越好。
效果：多维视角评估
公共外交的效果是指公共外交活动在对象群体中产生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与行为者预期目标的差距。对公司外交的效果，中国跨国公司应及时地采取多种维度的评估。主要评估维度包括：正面—负面，当对象群体产生了行为者预期的反应时，公共外交的效果就是正面的；反之，就是负面的。局部—整体，针对某项公共外交活动，其效果一般是局部的；行为者在某个时期内开展多个主题或连续多年开展同一主题的公共外交活动时，其效果就有整体性。直接—间接，有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是直接的，也有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是间接的。短期—长期，有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只是短期的， 也有的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会是长期的。
效果评估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也是目前中国公共外交的薄弱环节。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效果评估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在企业经营中存在多种多样的评估方法。企业可借用这些方法来进行公共外交效果的评估。除自身评估外，企业还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其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
公司外交能力及其提升
公司外交能力是跨国公司开展公司外交活动的能力，应是中国跨国公司软实力中的核心能力，但实际上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短板”。中国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主要有以下途径和方式。
学习与实践
学习包括理论学习和案例借鉴。为提升公司外交能力，中国企业应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学作为继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之后的第三波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尤其是外交学，是中国跨国公司提升公司外交能力的主要知识基础。外交学虽然以政府外交为重点，但其中包含的一般外交理论和方法，有些内容可直接用于公司外交事务中，大部分内部需要转化到公司情境中。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的主要作用不同，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外部风险（尤其是非市场风险）和提升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大陆与印度跨国公司的兴起属于第三波。第一波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第二波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与台湾的跨国公司。这些先行者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更是中国大陆跨国公司的重要学习内容。
实践是中国跨国公司自身的行动、对行动的总结和在公司内部的传播。中国跨国公司虽然历史不长，但也拥有不少公司外交的实践，例如公共事务与公共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国际化等。这些具体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败，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编制出实务性的守则和手册，并在公司内部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进行传播和转化，使公司外交事务的后来管理者不再“重复交学费”，更加有效地处理非市场问题，以及与各类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聘请与合作
聘请外部专家和专业机构帮助企业处理非市场问题是能力获取的一种市场交易方式。与企业聘请律师、审计师、投资银行等一样，企业通过与非市场问题专家或专业机构（例如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公司、安保咨询与服务公司等）签订服务协议，支付货币购买专业服务，不仅可解决特定的非市场问题，而且还可帮助企业提升公司外交能力。
例如，三一重工集团曾聘请十多位中国退休外交官为顾问（对外称“副总经理”），由其为三一重工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帮助。由于这些外交官曾在三一重工选定的目标市场国家常驻多年，他们拥有的东道国的知识和政府人脉资源，可为企业开拓业务提供帮助。
中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遇到的许多新问题，例如可能导致企业财产和人员生命损失的安全问题、当地非政府组织提出的环境保护和劳工保护等非市场问题，都可以采取聘请专业机构的方式来解决。当企业意识到可使用这种方式后，选择哪家专业机构来提供服务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决策。一般来说， 首先，企业面临的问题与专业机构在这类问题处理上的经验和业绩必须匹配，即专业机构来做专业的事情。例如环保问题需要聘请环保专业机构，安保问题需要聘请安保专业机构等。第二，企业从具有专业资质和经历的机构中进行选择，这与选择其它类服务供应商的程序和方法大致相同。
合作是指企业与非市场相关利益者或国际组织共同投入资源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行为。与聘请有所不同，一方面，聘请是市场交易方式，合作不是交易，而是共同完成任务；另一方面，聘请方式主要解决可能给企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非市场问题，合作方式主要是以提升企业声誉和话语权为目标的。
如何与（国际的、东道国的、中国的）NGO合作，是中国跨国公司构建全球商业共同体中的新课题。首先，这类合作是必要的，NGO的参与使原来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双方谈判变为跨国公司、东道国与NGO 之间的三方谈判。其次，中国跨国公司普遍缺乏这类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最后，这类合作将使中国跨国公司受益。
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共建的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是中国企业与NGO合作的成功案例。其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企业、NGO多方合作的模式；项目定位准确，并将中国NGO的成熟品牌引入非洲；借力使力，充分体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整合资源的能力；不仅注重项目的硬件设施建设，更重视项目的软件建设。
改革与创新
首先，可从企业外事部门的职责改革开始，把传统的企业外事工作转变为现代的公司外交工作，并把相关的公共事务或公共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等部门整合起来。
其次，把这些部门工作人员培训成为“公司外交官”，要求有全球视野和公共外交意识和能力，依靠企业资源和能力，或聘请专业机构，或与专业机构合作，有效处理各类非市场问题，并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在与非市场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组织的交往方式方面寻找创新。其中，借鉴先行者跨国公司的经验是这类创新的第一步。这个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大连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中日关系发展阶段性变化特征分析
中日两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邦交正常化，至今走过了47个年头。期间，两国关系很不稳定，时好时坏，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堪称蜜月期，主要标志为日本通过ODA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及海洋科技合作黑潮联合调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堪称交恶期，主要体现在2010年发生的“9•7”渔船事件以及2012年发生的购岛国有化闹剧；2014年至今两国关系转圜期，从对立到对话、从竞争到协作、从围堵到合作，形势总体向好发展。
2019年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日本开启令和新时代。6月下旬，在日本大阪召开G20峰会期间，中日两国首脑举行会谈，安倍首相代表日本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原则接受邀请。中日首脑先后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新时期，总体向好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将近50年间，中日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度过蜜月期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至9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度过了蜜月期，友好交流交往、相互帮助以及双边合作达到战后最佳状态。其主要表现如下。
日本通过ODA援助形式支持中国经济发展
所谓对华ODA援助，即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这种援助，是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符合经合组织（OECD）援助标准的政府援助资金，以低息、长期偿还的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
一是对华日元贷款。日本对华ODA援助始于1979年，也包括对华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个部分。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79至1984 年，贷款协议金额3309亿日元，共计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84 至1989年，贷款协议金额5400亿日元，共计17个项目。第三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90至1995年，共计52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8100亿日元。第四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96至2000年。其中，1996至1998年间，共计援助了51个项目， 贷款协议金额为5800亿日元；1999至2000年间，共计援助了42个项目，贷款金额3898.34亿日元。
二是无偿援助。日本对华无偿援助始于1981年，迄今已遍及所有省份。主要集中在医疗、环保、农业、水利、饮用水、教育等领域。比如，1989年日本启动的“草根无偿资金合作”（中国称为“利民工程无偿援助”），自1990至2004年，总共进行了699项、约51亿日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受益者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占项目总数的42.4%）、医疗保健（32%） 和民生环境（19.4%）部门，三者合计约占援助项目总数的94%。其他的受益部门还有农林水产（2%）和通讯运输（2%）等。就项目受惠对象的行政级别 而言，44.7%为乡镇一级，34.8%为县一级，两者合计约占80%。其他代表性项 目，还包括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
三是技术合作。这种援助包括日方接受中方进修人员、向中国派遣专家、向中国提供器材等多种方式。援助领域包括医疗、饮用水、计算机技术乃至于法律制度。1993年11月10日媒体称，日本政府及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为帮助中国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活动，赠送了价值2.77亿日元的脊髓灰质炎疫苗。1998年12月24日媒体称，自1990年起，日本通过技术合作形式，建立了中国控制脊髓灰质炎对策合作项目。1993至1997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800多万美元的脊灰疫苗1.4亿多万人份。自1990至1999年，日本派来长期专家40多人次、短期专家100余人次，同时， 通过技术与无偿资金援助形式共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脊灰疫苗、冷链、流行病学监测和实验室设备，其中脊灰疫苗达1.8亿多人份。
为期六年的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
1986至1992年，在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日本科学技术厅的推动下，中国与日本开展了黑潮联合调查研究。推动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东海和日本以南海域的黑潮进行系统调查，和对黑潮水文学与动力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认识黑潮运动机制的变异及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为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基础资料与科学依据。该合作调查研究涉及物理海洋、海洋气象、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等众多学科，是我国与外国政府在海洋领域合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合作项目。中国与日本之所以决定开展黑潮调查合作，一是因为中日两国深受黑潮影响，对研究黑潮都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尤其是日本，陆地面积狭窄，其本土的气候和渔场形成都与黑潮有着密切关系。二是因为早在1920年，日本就启动了对黑潮的系统研究，积累的资料和获得的研究成果较多，而我国此前关于黑潮的系统调查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对日方来说，影响本国的黑潮来源于我国东海，因而有必要通过与中方合作加强对黑潮的研究。对我国而言，可以通过共同开展调查、共享研究资料，借鉴国外经验更好地促使我国对黑潮深入研究。中日黑潮联合调查研究为双方所需、互利共赢。为期六年的中日黑潮联合调查在对黑潮的认识和研究上取得了众多突破，改变了关于黑潮研究成果的传统看法，揭示了黑潮多核结构、发现了东海黑潮逆流、系统查清了东海黑潮流量季节与年际变化及其机理，以及东海黑潮热通量季节变化及物质通量变化等，在海洋气象、化学和生物等学科中都有许多新发现。这次联合调查是对黑潮运动机理研究的一次飞跃，使我们对黑潮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甚至有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日关系发展第一阶段持续20年左右，双边关系恢复到了战后最好状态，堪称蜜月期。通过双方努力结束了战争状态，而且加强了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紧密合作。其主要原因是两国领导人的魄力和智慧，诸多民间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以及在冷战环境下中日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反对霸权主义。
第二阶段：经历交恶期
20世纪90年初开始至21世纪前10年的大约20年间，中日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交恶时期，主要表现在2010年9 月发生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9•7”渔船碰撞事件以及2012年9月野田政府上演的购岛国有化闹剧。
中日渔船碰撞事件
2010年9月7日上午，一艘载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渔5179” 号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被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视船“与那国”号在黄尾屿西北12公里处发现，遂日船对“闽晋渔5179”号进行追赶和拦截，10时15分许“与那国”号巡视船尾与“闽晋渔5179”号船头发生碰撞事故。随后，海上保安厅另两艘巡视船“水城”号和“波照间”号前来增援，对中国渔船进行围追堵截。10时55分左右，在距黄尾屿15公里处，“闽晋渔5179”号再次与阻止其前行的“水城”号巡视船右舷发生碰撞。两次碰撞没有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和燃料泄漏，但“与那国”号巡视船甲板上的两根支柱断裂，“水城”号巡视船体被割破，另有五六根扶手被碰断。下午13时许，日方6名巡视船上保安官强行登上中国的渔船，控制了“闽晋渔5179” 号。其后，海上保安厅又派出22名海上保安官登上中国渔船，并以涉嫌违反《渔业法》为由对“闽晋渔5179”号进行了搜查并予以扣押。8日凌晨1时左右，日方下达逮捕令，并连人带船拖带至石垣港，7时25分抵港。10日那霸地方检察厅石垣支部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申请拘留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石垣市简易法院当天批准检方拘留詹其雄10至19日。石垣海上保安部认为，中国渔船在日本领海内进行了非法作业，有违反《外国人渔业管制法》的嫌疑，以此向渔船上的14名中国船员进行调查询问。经过中方强烈抗议以及反复多次与日方交涉，9月13日日方先释放了被非法抓扣的14名中国船员及其渔船，9月24日日本冲绳县那霸地方检察厅又宣布放还被非法抓扣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
上演购岛国有化闹剧
201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唱了一出双簧，上演了购买钓鱼岛并国有化的闹剧。引起中方举国上下无比愤怒并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中日因岛屿争端两国关系跌到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事后查明，购买钓鱼岛国有化论调是日本右翼势力最先抛出的， 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作为关键人物在此闹剧中充当了关键角色。无独有偶，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石原慎太郎不谋而合，公开表示支持并付诸实施。2012年9月9日，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交谈。胡锦涛郑重指出，“近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但是，野田佳彦首相完全无视胡锦涛主席的警示性劝告，对于胡锦涛推心置腹的交谈当做耳旁风。9月10日上午，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从2012年度预算的预备经费中拨出2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亿元）， 从所谓土地所有权者手中购买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三个岛屿，并将其国有化。9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与所谓的钓鱼岛“地权者”签订了“买卖合约”。野田政府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包括全世界华人华侨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无比愤恨，并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反制。中国外交部对日表示强烈抗议的同时，例举了诸多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和法律依据。9月1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时谈到钓鱼岛问题，他指出，日方应该悬崖勒马，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希望美方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谨言慎行，不要介入钓鱼岛主权争议，不要做任何可能激化矛盾和令局势更加复杂的事情。针对日方购岛国有化闹剧，中方采取公务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执法措施。从2012年9月14日开始的中国公务船常态化巡航一直坚持至今。
中日关系发展第二阶段的20年间中日关系跌宕起伏，进入21世纪中日海上争端明显增加，从原来的划界争议、岛屿争端上升到了资源争夺以及军事争斗。尤其是发生了“9•7”渔船事件和购岛国有化两次海洋权益争斗，将两国关系推到了战后最低谷。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海洋权益意识提高和能力增强，维护海洋权益付诸实施，对此日本很不适应，且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鄙视中国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没有根本转变，两者发生“化学”反应。二是由于日本民主党执政“缺乏”经验，误判形势故意制造海上摩擦。三是由于20世纪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冷战结束后失去支撑中日密切关系的共同目标。
第三阶段：两国关系转圜
2014年11月北京召开APEC会议前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从两国高官会谈达成四点共识之后，中日两国关系开始明显转变，一是双方一致同意管控分歧，对钓鱼岛争端进行危机管控。二是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海洋领域合作已经启动。三是中日之间已经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沟通机制。中日关系转圜的主要标志如下。
一是两国首脑接触会谈频繁，话题多、笑容多、次数多。从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开始，中日首脑每年至少正式会谈一次，2017年和2018年每年2至3次，至今共计9次。会谈内容涉及非常广泛，包括历史问题、交流合作问题等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尤其是2019年6月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期间，两国首脑举行会谈达成十点意见，成为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
二是两国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恢复，沟通渠道畅通。2012年9月野田政府上演购岛国有化之后，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中断。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恢复，至2019年共举行11轮。此举，为两国签订海空联络机制以及海上搜救合作协议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为解决两国海洋事务矛盾和纠纷创造良好条件，避免了过去发生的电梯外交、走廊外交、厕所外交以及邂逅外交等尴尬局面。
三是中日两国东海海上合作启动，成效显著。2018年1月6日，伊朗油船“桑吉”轮在长江口以东160海里的东海与香港货船“长峰水晶”轮发生碰撞事故引发火灾，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巡视船和消防船协助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实施海上搜救警戒以及对事故船灭火。2016年8月11日清晨5时许， 在钓鱼岛西北约65公里处的公海上，一艘希腊籍大型货船“ANANGEL COURAGE”（排水量106727吨）与中国渔船“闽晋渔05891”号相撞，渔船很快沉没。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救起6名船员，并对失踪的8人进行搜救。外务省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通报了上述救助消息，中方表示感谢。
2016年9月14日至15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第五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作为磋商成果之一的第六项，双方同意尽早建立中日海洋垃圾合作专家对话平台，并于2017年实施中日海洋垃圾联合调查。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至今7年之久，前期与后期对华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2018年10月访华期间，安倍明确表示中日关系从竞争转为协调， 2019年在国会上也表示要将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总体上中日关系正在大幅度改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日从对立到对话、从竞争到合作、从C型包围到O型拥抱，呈现180度大转弯。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后开始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协助美国对华实施C型包围，这种外交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式，中日两国转身投入第三方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已经有52个合作项目（金额达186亿美元）；原本日本企图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中国排挤在亚太贸易圈外，现在中日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原先日本针对中国提出的由外务省主导的印太战略，现在改为以经济产业省主导的印太构想，并希望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无缝对接。
从2014年开始的中日关系发展第三阶段，中日双边关系开始转圜，从对立到对话、从竞争到协调、从包围到拥抱，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渐拓展和深化。究其原因，一是双方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求生存谋发展，合作是唯一的出路。二是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和平发展势不可挡，与其排挤中国让日本一花独放不如合作共赢。三是搁置争议、危机管控、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新阶段中日密切关系的支撑点。
郁志荣：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浙江海洋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浅析英国脱欧后的外交走向
长期以来，英国是大国，但具有次大国特征，脱欧后英国会进一步次大国化。脱欧后，英国外交会继续保持务实主义、地缘均势、大西洋主义传统，具有历史延续性，并在欧—美—英三角关系（首要）、新兴经济体（重点）、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内（全面）三个层面进行调整，仍把与美、欧的关系放在首位。中国应积极把握中英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利用好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促进双方从以金融为重点的经贸关系向全方位发展，并警惕其“捧杀”策略。同时，对英国短期内万一全面倒向美国做好应对。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这一英国和欧洲史上重大事件落下了帷幕，为英国半个多世纪的“入欧—脱欧纠结”画上了句号。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英国外交何去何从始终为人们所关注，这要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传统说起。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国际地位：次大国化
长期以来，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法的有核国家、美国的“头号伙伴”、北约的二号强国、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金融大国、军事大国、英联邦枢纽，拥有英语、国际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独特软实力，以及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BBC等具有良好品牌效应的公共外交渠道，长期享有大国地位。其影响力远超韩国、伊朗等中等强国，也在日本、印度、巴西之上，但比中、美、俄等略逊一筹，与处在同一量级的德、法都是“具有次大国特征的大国”。脱欧前，英国依托欧盟，是美、欧、中、俄“准四极”格局中欧盟这一极的领导力量（冯存万，2018），产生超出了自身实力的大国影响力，并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大国潜力，承担着全球性大国的角色。
脱欧后，英国通过纵横捭阖成为一极的余地并不大。选择了脱欧，英国将加速次大国化。具体而言，英国虽然和德、法一样都难以和中、美、俄并驾齐驱，但德、法通过“德国—法国的欧盟”发挥了欧盟作为一极的影响力，超出了德、法本身；而英国就不再有这种优势，有较大可能和日本一样，处于具有较强实力但难以成为一极的地位，逐渐沦为“具有大国特征的次大国”。英国虽然在脱欧公投后推出了“全球英国”理念，意在强化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射力量，把英国由欧盟大国打造成全球性大国。但“全球英国”力图扮演的角色与全球性大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与“世界霸主”相差甚远。
在此情形下，世界岛（欧亚大陆）及整个世界将形成一个比较对称的结构。在世界岛东西两侧的外海，有日本和英国两个岛国，它们将具有类似的国际地位，即具有大国特征的次大国。不排除二者“重温1902年旧情”的可能，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有所行动。在世界岛的东西两岸，大陆上的两个巨大实体（中国和欧盟）是“准四极”格局中的两个（准）极。世界岛的中间偏北位置，地跨欧亚的俄罗斯是“准四极”格局中的另一准极。在英国大西洋对岸和日本太平洋对岸，两者共同的老大哥美国则是“准四极”格局中位于新大陆的一极。而美国本土隔着加拿大处于世界岛在北冰洋对岸的位置（阿拉斯加州则直接位于北冰洋沿岸），这样，以美—北极—俄为对称轴，全球格局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比较对称的结构。
后脱欧时代英国外交的历史延续性：三大传统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几个世纪纵横捭阖中形成的务实主义、地缘均势和大西洋主义等外交传统会继续发挥作用，从而使脱欧后的英国外交在脱欧前后保持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英国外交“总是本能地选择现实主义”，其具代表性特征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塑造了英国理性、务实、灵活的形象。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而正是由于务实主义，脱欧后，英国外交会继续注重经贸关系，与经合组织等发达国家群体和新兴大国保持密切的金融、经贸关系。其中，英国与美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经贸关系无疑会加强，并尽可能留在欧洲共同市场，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经贸利益。如果英欧贸易谈判未达到预期结果，英国也需要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多元化程度，以应对“脱欧”的冲击（Swati Dhingra，2019）。英国实施“全球英国”理念，积极支持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全球多边事务，拥抱全球化，固然是为了克服脱欧后一时孤独的困局，但更是为了通过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维护英国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避免英国经济因脱欧而下滑，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新的贸易伙伴，以提振本国经济。最近，英国不顾美国制裁的威胁，依然与德国、法国等欧洲9国一起推出了“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结算系统，显然是为了维护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金融可谓是英国的核心利益。
英国作为孤悬欧陆之外的岛国，历史上通过“光荣孤立”形成并延续了地缘均势思维。作为侧翼大国，英国善于运用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 超脱于欧洲，以实现全球利益。对此，俾斯麦曾尖锐地指出：“英国的政策从来就在于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利益的傻瓜。”出于均势思维，英国通常对战败国保持某种仁慈和慷慨，以防止战胜国成为霸主。正是由于地缘均势，脱欧后，从长远来看，为了避免欧陆变成压制自己的强权， 英国会支持美国或亲自出面在离间欧、俄方面加大力度。因此，远交近攻、亲俄疏欧的可能性加大。如今，面临正在走向战略自主、防务自主且外交独立性越来越明显的欧盟，有地缘均势传统和奉行务实主义的英国，长期内有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达成某种战略默契的需求，并影响美国的对欧、俄政策（张健，2019）。从近期来看，按照英国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习惯，英国亲美制欧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英国具有浓厚的大西洋情结，从《大西洋宪章》开始，大西洋主义集中表现为英美特殊关系。英国正式脱欧后，美国因素的分量无疑会在短时间内加重，影响更大，两国关系会进一步提升。对英美关系而言，脱欧后一时孤独的英国，会更加依赖长期以来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从而继续发挥超出自身实力的影响力。英国亟需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为此，在对外关系方面对美国亦步亦趋，比如英国追随美国在南海问题、香港国安法等问题上批评中国，对华为5G合作态度大反转等，明确显示了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外交的影响。
后脱欧时代英国外交的新动向：三个层面
后脱欧时代，在英国面临“次大国化”的背景下，“全球英国”理念将有所侧重（美国、欧盟、印太、英联邦），英国需要处理好与三类群体的关系。
第一层是英国与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他们与英国享有共同价值观，是政治与安全同盟，是经贸占比高的西方阵营盟友，是英国长期倚重的交往对象，属于需要紧急调整且重要的关系，尤其是英欧关系要避免无贸易协议脱欧导致英欧贸易关系“硬着陆”。无论英国脱欧后英、美与欧盟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三者始终是价值观同盟、经济同盟、政治与安全同盟。英国始终是西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一员，因此，英国与美、欧的关系理所当然位于首位，大西洋两岸英—美—欧三角关系是英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第二层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在国际社会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势头，各国都把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放在了重要地位。而随着英国正式脱欧，英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注重经贸利益。脱欧后，对拥有深厚务实主义传统、支持全球化的英国而言，加强与印太国家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联系的重要性会上升。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旺盛，在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但英国之前与这些国家交往不够，缺乏稳定成熟的机制。英国需要重点关注并与他们逐步加强往来，属于日益重要但不紧急的关系，英国可以通过长期经营在其中找到新的经贸和战略伙伴，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从而满足英国的战略需求。
第三层是以英联邦成员国为代表全球范围内。英联邦是英国联系前殖民地、全面施展“全球英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如今，脱欧后的英国为打造“全球英国”、发挥全球影响力，会重新激活英联邦的某些功能，加强经贸和文化联系，并强化政治、军事合作。脱欧后，遍布五大洲的英联邦成员国，无疑为英国施展全球影响力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抓手，但英国国力有限，要把有限的国力投入到以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则需要长期积累、精准发力。因此，英国可通过英联邦发挥局部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英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组建的“五眼联盟”以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国防务安排协定》等就是英国进退自如的机制，其中，南非等国是重点。
后脱欧时代中英关系展望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西方的整体性变弱，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差异将越来越重要，这有利于缓和东西方关系。在此背景下，中英关系充满“两面性”。比如，2019年欧盟政策报告将中国同时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三重身份，英国也持有类似的矛盾心态。但“五眼联盟”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对此应区别对待。
后脱欧时代，中英两国战略协调将进一步提升。中英双方正处于致力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在英国最具优势的“核心利益”金融领域，中英两国将进一步加强战略互动，且英国注意借助中国的经济强劲发展势头，积极开展对华经贸关系。英国积极加入亚投行、把伦敦打造成香港之外的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巩固了英国的金融地位；中国推出一系列深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的举措，为英国金融机构在华发展提供了便利。双方较强的经贸互补性给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了空间。约翰逊内阁大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开支，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双方的经贸合作会越来越宽广。但中英合作仍主要限定在经贸领域，且中英关系受制于英美关系。事实上，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将中国快速崛起视为削弱英国全球影响力的一大潜在因素，且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短期内会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等，比如英国在南海宣示航海自由、支持美国反复强调的基于规则而非实力的亚太秩序，既不过分刺激中国，又在印太显示自身的存在，以延缓自身地位的下降。对此中国要做好以下两手准备。
一方面，就积极面而言，要善于把握英国外交务实主义特点，抓住其脱欧后地位略显下降和一时孤独的心理，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谈判，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巩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关系（张飚，2018）。从战略上布局，以经济促进政治，在稳步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和政治对话，提升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利用好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向全方位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迈进。同时，要警惕英国“捧杀”，不要重蹈美国在其“循循善诱”下过度膨胀的覆辙。
另一方面，就消极面而言，要积极应对其亲美传统，对其短期内向美国“一边倒”做好积极应对。英国近期高调批评香港国安法并宣布给持英国海外护照香港人开放移民权，在2020年底禁用华为，给中英关系蒙上了阴影。
为了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英国会维持对华关系，扩大金融合作、扩大贸易往来，因为这符合英国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近期，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不会完全放弃我国的对华接触政策”，这表明，英国政府不会不顾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完全追随美国，而会务实地推进中英关系。但究其本质而言，中英关系在双方的对外关系中都居于次要地位，脱欧后的英国为了快速赢得美国的信任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时会配合美国做出不利于中英关系却留有余地的短视之举，但中英关系经济互补性强、战略互相借重的基本面会继续保持，应促进中英关系整体向纵深发展。
总体而言，英国脱欧后基本上丧失了成为一极的可能，从而加速了次大国化。脱欧对英国外交的影响一时较大，但不能过分高估，其影响整体上可控，英国外交也将会稳中有变。
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
徐红霞：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仲裁员。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相知者，不以万里为远
从1960年新中国同古巴建交起，中国与拉丁美洲已有60年友好互通的外交史，尽管如此，中拉之间的相互了解还不够深入，尤其是除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之外的普通民众对于拉美国家知之甚少。《感受拉丁美洲》（江时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一书，以通俗易懂的笔法，通过100篇小文章，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和历史等领域介绍拉丁美洲，对于加深中拉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几个世纪前中拉贸易使者开辟联通东西两个半球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推进,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迅猛发展。中国与拉美（本文所指的“拉美”包括加勒比地区）分属地球两端，却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从政治、贸易、文化到旅行、追星、美食等不同层面紧紧相依。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发表《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特别声明》，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延伸至拉美，中拉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新的历史突破，拉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拉双方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更加频繁的交流，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拉美间公共外交提出了新的问题。
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对拉美国家存在一些误解，其原因如张森根教授所介绍，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我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往往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如今看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了解是推动双边关系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为了推进中拉关系发展，解除误会、使公众接触更多有关拉美的知识至关重要。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正确传递本国形象、讲好本国故事是摆在所有公共外交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感受拉丁美洲》一书主要从“破除误解”和“科普知识”两个方面介绍拉美，以让普通读者了解拉美为主要出发点。
拉丁美洲的曲解与理性思考
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地区，也是一个容易被曲解的地区。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政府官员和媒体无意或有意贬低拉美，给拉美形象传播带来了困扰，也影响着其他国家民众对拉美的评价。空间上的跨洋隔海与历史上的疏于往来，使中国与拉美之间相知甚少，因此破除民众对于拉美的曲解和误会至关重要。正如拉丁美洲的谚语所言，“说好的不要锦上添花,说坏的不要节外生枝。”《感受拉丁美洲》一书不偏不倚地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方面解释人们对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的误解， 如《不要贬低拉美》《不宜使用“拉美病”的提法》《莫名其妙的“1000美元门槛”》等文章为读者客观认识和评价拉美提供了“真相”。
拉丁美洲历史上存在的曲解
深入了解、排除误会是解决两地间交往与相知程度不对称的有效路径，本书从解构视角出发对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的误解进行了阐明。正如江时学教授所指出的，学术界当下应该关注拉美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拉美的社会问题。“拉美的社会问题根深蒂固,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认真研究拉美社会问题的根源，既能把握拉美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能使我们在应对社会问题时汲取一些经验教训。”解除误解是走进拉美社会的第一步。
在政治发展方面，“民众主义”被指为阻碍拉美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上“民众主义”也具有积极意义。本书指出，“民众主义” 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精英政治和寡头政治的势力范围，有利于强化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二是有利于减少社会中的不公正。应当肯定“民众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不能将政策偏差片面地归咎于此。拉美发展中的的问题长期以来却被冠以“拉美化”“拉美病”等破坏民众情谊的污名，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书对有偏差的论点皆进行了实证性辨析。
在经济建设方面，拉美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100美元门槛”以及拉美进口替代战略的得失之辩等易引起误解的惯用说法。以“依附论”为例，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不平等的交换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罪，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如要取得发展、不受或少受发达国家的剥削，就应该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钩”。本书指出“依附论” 观点与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大相径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互联互通、合作共进是必然选择，“依附论”在拉美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将走向瓦解。
在民族人文方面，存在对拉美的偏见和模式化的看法。本书介绍美国学者芭芭拉•克鲁兹曾对美国7至12年级的教科书进行分析和总结，这些教科书对拉美人的特点描写基本上是懒惰、消极、不负责任、自相矛盾、贪婪、兽性十足和狂暴，据此可以看到拉美民族形象被扭曲化的事实。拉美文化也常被一些学者贬义化评述，他们认为拉美文化“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以及反劳动”，是造成拉美无法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本书《不要贬低拉美》一文描写了拉美民族和文化的闪光点，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作品有着不可否认的艺术造诣，拉美的足球文化值得借鉴与学习，且拉美人民社会公德水平不似谣传中那样低劣。本书还从拉美地区文化差异、文学艺术等方面，以现实经历为依据，揭开蒙在拉美民众身上的纱幔。
存在曲解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外因分析，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不排除存在一些势力恶意曲解、抹黑拉美形象的情况。《感受拉丁美洲》一书兼而有之地对待“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或“现代化理论”，不先入为主将某种国际上的固有观点当做评述拉美的依据，而是从历史现实出发进行叙述与评论。同时兼顾文化和其他非政治经济因素，引导读者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与世界的空间中观察拉美。
其次从内因分析，拉美国家发展中遗留着诸多复杂且顽固的问题，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其在形象构建中的负面因素。其中影响比较恶劣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权威的缺失，政党政治欠完善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少数国家难以保持政局稳定，更有一些拉美国家总统于民众示威中下台。二是“腐败”的标签，根据2018年至2019年期间“美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 来自20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约3.1万人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政客和政府机构变得比原来更加腐败。三是民主化进程缓慢，拉美存在着选举舞弊、暴力斗争等问题，且民主很难落实到贫困地区。四是社会治安恶化，暴力犯罪率不断增加。拉丁美洲在发展中没能及时解决问题，终将成为形象构建的阻力，并影响他国民众对其的好感度。
再者，文化差异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为拉美形象的传递增加了难度。比如本书中关于“民粹主义”和“民众主义”的论述指出，在汉语中这两者的含义不同，学者们偏向“民粹主义”适用于欧洲政治,“民众主义”适用于拉美。但在外语中,这两个术语是同一个单词，这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显然会引起歧义，并在媒体传播中放大误会。跨文化交流要注意文化差异，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信仰等习惯，尽量做到入乡随俗。拉美的历史教训也为中国讲好本国故事、传递好本国声音提供了经验。
本书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指出拉美地区部分国家正面形象缺失的现状，一方面是引导读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曲解中的拉丁美洲，既不能模式化，也不能直接撕掉标签而不去探索深层逻辑；另一方面是为继续研究拉美地区未来改革发展、形象构建等领域提供了可追踪的研究方向。
认识拉丁美洲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时曾表示“相知者， 不以万里为远”。在当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下，有效传播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双边或多边关系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拉丁美洲产生兴趣，如此便需要一些可供了解拉美常识的基础读本。《感受拉丁美洲》一书主要面向中国普通受众，为了引起读者对拉丁美洲的兴趣、使读者能够较全面了解拉丁美洲，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和研究，运用大量的案例，以通俗易懂的笔触、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客观公正的视角，描绘出一个既古老又年轻、既稳定又动荡、既丰饶又贫困、既独立又依赖的拉丁美洲， 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走进拉丁美洲，推动两地间的人文交流。
从政治层面而言，拉美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有特点，哥斯达黎加积极发展多边外交关系为中美洲地区和谐稳定做出贡献；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家女总统的出现突破了拉美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使妇女形象从学者和媒体建构中解放出来，证实着拉美民主社会的不断进步；哥伦比亚长期蒙受内政之苦，秘鲁社会性质变革之路的蜿蜒曲折等，显示出拉美整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特点。
从经济发展层面，拉美的改革最早于1973年从智利开始，其他拉美国家相继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本书的《把信封贴在邮票上》《拉美大陆上的“经济政变”》《海地为什么如此贫穷》等文章介绍了拉丁美洲与其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拉丁美洲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对外来资本具有依赖性，如阿根廷与YPF石油天然气公司就“国有化”问题争执不休， 政府将能源短缺指向YPF公司，YPF公司则认为是政府一系列经济决策的失误。拉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进口替代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矛盾、对外国资本过度依赖、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定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严重、自然资源优势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从文化层面，拉丁美洲有33个国家，分布在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四个地区，受历史因素、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形成丰富的文化，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形成了韵味独特的风土人情。拉丁美洲是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的发源地，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欧洲文化和黑人文化进入拉美，与拉美原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拉美文化，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在拉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拉美文化具备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文化因素视角分析拉美的发展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与拉丁美洲长足发展需要双方进一步地深入了解与交流、交融。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概念时，激起广泛共鸣。多年来从愿景到行动、从蓝图到现实，中拉关系已实现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和彼此内部各项政策的调整及变化，为新时期中拉关系构建提出了新要求，除了官方外交政治、经济贸易方面的交往，中拉普通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和态度也在向善向好变化。
政治经济合作共赢。本书的《中国不吹牛》《与“中国龙”跳探戈舞》《中国是拉美经济的“天使”》等文章阐述了中拉在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在政治上，中国与拉美国家的高层往来开始增多，深化了双方的政治互信，政党外交全面展开为双方关系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在经济上，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经贸与投资合作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在开发拉美市场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规避其政策多变、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社会问题严重以及自然灾害多发等“国家风险”。
社会发展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后，为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创造了机会。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线路、阿根廷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重建项目、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项目等“一带一路”成果给当地百姓带来好处的同时，也把中国和拉美两块富饶的土地更加紧密地联通起来。2020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政党政要第一时间向中国人民致以深切慰问。随后新冠疫情在拉美地区呈加速蔓延态势，中国积极协助拉美国家采购防疫物资，并举行医疗专家交流会，就“抗疫”的阶段性成果为拉美地区提供中国经验。
人文交流持续友好互通的关键。2012年“美洲晴雨表”民意测验数据显示，拉美地区民众对于中国国家影响的评分只有66分，其中正面评价只占到63%，反映出当时相当一部分的拉美民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模糊、生疏甚至存在误解，同样，中国对拉美的认知也有问题。近年来，随着中拉人文交流日益加深，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成功举办，让中华文明与拉美文明交相辉映。中拉人文交流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中拉民众间的交往日渐热络，中拉双方相互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善。2019年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讨会，中拉人文交流取得了新进展。在应对中拉双方政商关系与彼此间认知度不对称的问题，毫无疑问，人文交流是中拉命运共同体之船的助推器。
王蕾：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
从新加坡历史看国家认同构建
《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李志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从新加坡内部，上至政府和社会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双向视角，向读者描摹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之路，这条道路既有与其它国家的相同之处，也有极为鲜明的新加坡特色。本书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和问题意识，又站在历史主义立场纵向回顾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变迁，归纳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还着重考察了经济起飞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化，以及为了解决“现代化综合症”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而从国家认同角度所做的积极努力，使读者能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
诚如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identity 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并直陈“在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事实上，“identity”背后所反映的本质就是由所谓“国族认同”或“身份意识”而引发的“我们到底是谁”的终极问询，这一疑问在那些族群多元化社会中更为显著，新加坡即是其中的典例。李志东先生所著的《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以下简称《研究》）将新加坡从立国至新世纪开端之年如何构建国家认同作为专题研讨对象，突破已有研究中以华侨华人和国际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叙述模式，实为别具一格、打开新局之作。
其一，《研究》一书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史梳理和突出的问题意识。
在评判任何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成功的诸多标准中，作者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既有学术史的梳理是其中重要一项。在此方面，作者在《研究》开篇首章依次详述“国家认同”专有概念——“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并愿意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一种意愿和决心”、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中的两大理论流派（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观点。理论阐述外，作者还利用考察访问之机实地前往新加坡进行专题调研，为本书写作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并与新加坡当地学者、居委会、华人会馆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入交流，增强切身体认，强化“同情之了解”。
以此为基础，《研究》一方面针对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做了恰当评述，另一方面则主要侧重西方学者和新加坡本地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克拉默（John Clammer）、崔贵强和宋明顺等一线学人。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将目光聚焦于洪镰德、李威宜这两位台湾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全方位观照视角也为认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构建提供了更多参照系。在作者看来，上述这些学者的研究虽然对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有所提及，但不足之处在于迄今仍未有专题著述，多为宽泛性介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道路及其特征，以及新加坡国家认同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研究。”即便是西方学者和新加坡学者也存有若干不足，前者由于受到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论”和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常遭至他们的大加挞伐，而本地学者则由于某些问题事涉敏感而不愿或不能对其进行详细解释，颇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憾！从上述分析可见，作者在写作本书之前即已对新加坡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现状有着全面掌握和清晰认识，做好了充分准备。
其二，《研究》一书站在历史主义立场纵向回顾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确立和变迁，归纳发展阶段及其特征，使读者能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清晰可见。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认为，“新加坡是个小岛， 是属于马来西亚，印尼是荷属东印度，都不是国家，很多民族都在美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政府之下，是多元民族的社会，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独立的国家，至少新加坡是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的。”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不同， 新加坡与美国、澳大利亚同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来源本就多元纷杂，人们头脑中最初并不存在国家概念，而是对自己来自哪里的直观描述，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新加坡国家认同，这一“侨居”心态在二战之前的英属殖民地时期一直占居主导。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来到新加坡的时间有早有晚， 人数规模和习俗文化也不尽相同，各自群体内部也有着明显的阶层分化，但这些都并未妨碍他们在20世纪中叶之前将他们的原住国作为唯一的国家认同，多有“客居”而非“长住”之意。“华侨”这一称谓背后隐含着老一代华侨们“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情感，对故国依然有着深深眷恋的质朴心态。《研究》以华人为例，列数19世纪末之前以业缘、地缘、宗亲为纽带而兴建的各类侨团（社）和1905年至1940年期间华侨数量的增长来说明此时在当地华人中占据主导的认同对象仍然是中国。
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者重返马来半岛，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家认同也逐渐“在地化”，即由原先的母国转向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在经历了1945年至1965年“指向马来西亚国家认同”的失败后，以李光耀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致力于构建新加坡“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它的认同基础来自于“宪政制度、程序规则、基本人权保障以及公平正义原则”，“它是以制度认同为主，结合文化认同等其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作者认为新加坡的这种“制度认同型”国家认同完全抛弃了以历史文化和族群血缘为认同而形成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在基于新加坡高度多元且并无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国情前提下所做的合宜选择，它大致历经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危机生存”时期的国家认同构建。建国之初，由于人少地狭， 资源贫乏以及受到东西方冷战影响，在强邻环伺中能够生存下来显然是新加坡第一要务。国家认同在这一时期不免带有很强的政治实用主义和西化生存原则——政治上倾向西方国家，推行精英治国，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强调执政党建设；经济上则大力推行外贸导向型出口战略，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新加坡打造为东南亚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港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
第二，“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发展阶段。“国家中心主义”是指新加坡各色人等和团体按照一定的方式结成社会组织，并以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合作体制。简言之，个人和各利益群体都必须围绕国家来运转，人民行动党政府则是这套体制的中心，它也不鼓励通过国家合作体制之外的途径来表达诉求。进而言之，“国家中心主义”超越民族、种族和阶级观念，把“国家”这一原本抽象的政治存在“实体化”，将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树为最高原则和一切行为指针。很明显，在“国家中心主义”之下，国家力量异常强大，社会和个人极易湮没不闻，从而形成“强国家、弱社会”式威权政体。
第三，国家认同创新与调整阶段。跨入1980年代以后，制度型国家认同和实用主义局限日显，或者说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已到必须从文化层面和价值伦理角度提升至制度型国家认同厚度的历史转折点。新加坡的做法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其它东方价值观而建立其实现文化认同的混合价值观，具体表述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其三，《研究》也着重考察了经济起飞后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变化，以及为了解决“现代化综合症”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问题而从国家认同角度所做的积极努力。
一般认为，现代化泛指“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对一个社会的冲击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物质丰盈，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对前现代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强劲冲击。现代化所意味的社会转型不单单是经济体制，它是一整体转轨过程，内中势必有先有后，而位于人们意识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往往转身较慢。一旦未能做好配套则势必影响社会和谐，它所带来的震荡也同样会波及新加坡国家认同。
现代化的成功对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一代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效忠于新加坡，老一代人身上存留的身份危机和认同分裂已经走入历史，面向新加坡的单一国家认同成为社会主流，年轻世代尤为如此。另一方面，就现代化对传统社会和既有主流国家认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新加坡意欲以新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儒家文化教育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来达到文化再生，重新寻找国家文化之根。作者明确指出：“这种文化再生运动是‘强国家’指令下的产物，而不是社会自我运动的结果，其发展处处受到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路线的影响，这种先天的不足决定了文化复兴具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现新加坡“国家中心主义”国家认同本身内部所存在的必然冲突，一旦现代化优势相对于其它新兴国家日渐丧失，赖以凝聚人心的国家光辉形象也较之以往显得黯淡，这一切都将会导致民众心中国家认同的困惑和模糊。
综上所述，本书向读者描摹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之路，这条道路既有与其它国家的相同之处，也有极为鲜明的新加坡特色。本书能够从新加坡内部，上至政府和社会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双向视角来全程回顾应是本书最大亮点。当然，学无止境，一本专著不可能涵括所有问题。《研究》一书侧重于新加坡国家认同形成、变迁、适应和调整的历史过程，但较少说明社会结构变化与市民阶层成熟对政治转型和制度创新的吁求，而新加坡周边国家国力的变化和地缘政治格局（如中国崛起和印度实力抬升）演变对新加坡内部国家认同板块的撼动也甚少提及。
吴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于《公共外交季刊》